「華航白色恐怖，言論自由已死！」去年（2017）6月23日空服員職業工會等運輸業工會集結交通部前抗議過勞，事後參與行動的三名工會成員遭到華航祭出解雇和記大過等處分，勞動部裁決會認定華航此舉違反《工會法》，但華航仍執意懲處，對三名成員祭出「一大過兩小過」處分，今日（6/1）空服員工會至勞動部抗議華航藐視法律，更有空服員泣訴華航打壓異議行徑猶如「白色恐怖」。

去年6月23日空服員職業工會偕同台鐵產業工會等運輸業工會至交通部抗議「超時過勞」問題，事後參與該行動的空服員工會常務理事張書元、理事朱良駿、會員代表林馨怡竟遭華航秋後算帳，約談三名會員並做出會議記錄建議對三人祭出解雇、記大過處分，工會對勞動部裁決會提出不當勞動行為申請案，裁決會於同年10月判定華航違法，並開罰三萬，然而華航竟無視法律，堅持在12月對三名會員做出「一大過、兩小過」的處分。

工會於是再度對華航執意懲處林馨怡、朱良駿與張書元三人的行為提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今日下午勞動部裁決委員會召開最後一次裁決大會，預計兩周將作出裁定結果。空服員工會也在裁決庭召開前先行召開記者會，痛批華航即使被開罰，也不願撤回懲處，根本是藐視法律，公然打壓工人，箝制言論自由。

空服員工會常務理事張書元表示，這兩年華航的不當勞動行為成立的超過十件，但華航自恃財大氣粗，完全不怕政府重罰，對他們三人依然記下「一大過、兩小過」的懲處，他本人更因為配合工會爭取年終獎金，在網路發表相關文章，5月初再度遭公司記下「兩申誡」，之後隨時可能因考績不佳被解雇。張書元質疑，勞動部僅開罰三萬猶如「蚊子叮大象」，根本毫無作為，直呼「華航白色恐怖，言論自由已死！」

空服員工會理事林馨怡發言時更一度激動落淚，表示去年623的抗議，她只是對交通部底下的行業提出質疑，就被華航懲處，開裁決庭令她壓力非常大，甚至睡不著覺，害怕今天發言後，又會被公司追究懲處。林馨怡說，她生於戒嚴時代，長在解嚴時代，曾以為能享有民主自由，但公司卻監控他們的言論自由，對此感到很痛心，希望政府能保護他們這群說真話的工人。

工會秘書長鄭雅菱指出，華航空服員2016年罷工後，工會成員屢遭清算，例如原為空服員的潘家洛去年10月遭到公司調職為地勤，結果勞動部裁決會日前判決潘家洛需恢復原職，華航至今卻仍不願撤銷調職命令。她更提到，近來華航對工人打壓越來越嚴重，甚至深入到控管工會會員的非公開網路社團，要求會員刪除特定留言，不願刪除的工會幹部更遭到約談，質疑「我們真的生活在有言論自由的台灣嗎？」

開罰九牛一毛 工會要求政府管管華航

勞動部針對雇主不當勞動行為，可依《工會法》開罰三萬到十五萬，但鄭雅菱無奈表示，開罰緩不濟急，且金額很小，即使可以連續罰，連續罰的額度大概只到三十萬。

鄭雅菱表示，華航不滿意勞動部裁決，所以繼續提行政訴訟，勞動部也拿它沒辦法。她認為，交通部是華航最大股東，如果政府真的有心保障工會權益，理應介入要求華航撤銷懲戒。

勞動部勞動關係司裁決科科長章鴻年表示，針對林、朱、張遭懲處案，先前裁決會已經認定違法，但華航執意懲處三名工會會員，並向行政法院提訴訟告勞動部，但勞動部在法院判決出來前，都可以對華航連續開罰。章鴻年也說，潘家洛被調職降薪案，如果華航一直不讓他復職，「我們會一直罰，直到判決出爐」。

至於工會質疑三萬到十五萬元的罰款太低，制衡力道不足，章鴻年表示，立委和勞動部其實有研議過要不要修法，但目前不清楚修法進度。

桃園敬鵬工廠大火導致6名消防員和2名泰籍移工不幸身亡，更燒出消防制度、移工權益、環境知情權等問題。今日（6/3）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台灣移工聯盟、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等團體共同走上街頭遊行，從勞動部走到內政部，最後抵達行政院，呼籲行政部門不要再敷衍民團訴求，應盡快提出具體檢討和修法方向。

數百名外籍移工、消防員、勞團、環團成員今日下午集結在勞動部前，聯合舉辦「只求發展拚經濟，耗損環境賠人命」遊行，抗議敬鵬大火案過去一個月後，勞動部、內政部、環保署雖提出檢討對策，但對基層的訴求仍有許多不足和敷衍之處，因而共同舉辦遊行施壓，要求盡快改善。

台灣移工聯盟成員許惟棟表示，去年矽卡工廠大火燒死6名越南移工，今年敬鵬大火又燒死2名泰籍移工，都顯示出台灣資方為節省成本而將宿舍設於工廠廠區內，政府又未落實執法，而犧牲移工性命。他痛批，政府不斷說要拚經濟，卻犧牲人權、勞工、環境和移工性命，「我們不同意這種經濟發展！」

移工團體日前到勞動部抗議時，提出兩大訴求，要求「工廠和移工宿舍分離」，並將攸關移工安全的「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翻譯成各國移工的母語，對此勞動部回應會在6月初找經濟部和內政部討論「廠住分離」，並表示已著手翻譯計畫書，預計可在6月底前完成。

但許惟棟質疑，勞動部沒找移工團體開會討論「廠住分離」，但此事怎可沒有移工的聲音，強調應納入移工團體代表進行討論。他也表示，開放移工已二十多年，但《勞基法》等法令都沒有翻譯，移工宿舍檢查結果也未對外公布，呼籲勞動部不要敷衍，應把資訊和法規都翻譯公布在網路上。

在消防員權益方面，消防員權益促進會理事藍毓傑表示，敬鵬大火案後，內政部回應說會推動地方縣市聯合稽查工廠，但這種檢查治標不治本，只是增加消防員安檢的負擔而已；內政部也表示會修正《消防法》，明定管理權人提供搶救必要資訊及相關罰則，但藍毓傑質疑，目前尚沒看到修法草案和公聽會，或探詢基層意見，呼籲內政部拿出魄力，邀請消權會參與修法，建立殉職的調查機制，保障消防員生命安全。

此外，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地球公民基金會等環團也提出「社區知情權」、「環境知情權」的訴求，要求環保署化學局保障社區居民對附近工廠化學物質的知情權，避免特定工廠以「營業秘密」為藉口，拒絕公開有毒化學物質的資訊，危害社區居民。工傷協會則提出應按產業災害發生風險、企業存放毒化物及公共危險物品量對企業課徵「公安稅」，用於防災人力及措施用途。

各團體遊行至行政院後，在政院前焚燒寫有「大火檢討畫空殼」、「營業秘密害人命」、「南向政策賤移工」、「產職陪檢踢皮球」、「公安成本誰買單」等語的旗子，呼籲政府正視敬鵬大火燒出的問題，並一齊將空的轉蛋丟向政院，要求政府不要再說空話，趕快落實檢討政策。

馬杜羅於週日（5/20）再度勝選，連任委內瑞拉總統，本次選舉投票率為46%，馬杜羅獲得860萬票中的580萬票，最接近的挑戰者法爾康（Henri Falcón）則僅獲得180萬票。來自超過30個國家的150位國際選舉觀察員監視此次選舉過程，包括西班牙前總理薩巴德洛（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薩巴德洛表示：「我對於投票過程毫無疑慮。這是一套先進的自動化投票系統。」（南方電視台，2018/5/20）

另一位觀選員、前厄瓜多總統柯利亞（Rafael Correa）則在推特上宣布（2018/5/20）：「委內瑞拉選舉的發展毫無異狀。我觀察了四個投票所，公民不斷湧入，只需短暫的時間等候與投票。這是非常現代化的雙重控制系統。就我所看到的狀況來說，委內瑞拉選舉委員會是毫無瑕疵的組織。」

然而，西方媒體對於委內瑞拉選舉過程的看法截然不同，不約而同將此次選舉形容為嚴重缺陷、充其量僅是獨裁者主導的一場騙局。《紐約時報》（2018/5/20）將此選舉描述為：「評論家們指出這是一場嚴重舞弊、對他（馬杜羅）有利的比賽。」《赫芬頓郵報》（2018/5/21）則將此次選舉定調為：「一場被抨擊為鬧劇的投票，這個飽受危難之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的獨裁政權再次得到鞏固。」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2018/5/21）則表示：

「馬杜羅（譯按：這裏拼錯成「Nicholas Maduro」，多了一個h）輕鬆勝選連任，但他的主要競爭對手拒絕接受這個結果，並認為此次投票存在詐欺的情況。這也是美國與許多獨立觀選員的看法。」

撇除拼錯總統名字不論，這裡引述「獨立」觀選員的唯一來源，是總部位於華盛頓、由美國國務院資助的保守派團體自由之家，要說它是「獨立觀選員」頗有問題。

「在...之中」的委內瑞拉選舉

媒體對於委內瑞拉選舉的報導相似得驚人。事實上，絕大部分媒體的標題甚至使用相同的詞彙與構句，一方面宣稱馬杜羅是贏家，一方面透過好用的介系詞「在⋯⋯之下、在⋯⋯之中（amid）」，破壞整個選舉體系的合法性。

• 〈在對選舉強烈抗議之中，委內瑞拉的馬杜羅再度勝選〉（路透社，2018/5/18）
• 〈在普遍失望的情緒之中，馬杜羅贏得委內瑞拉大選〉（《紐約時報》，2018/5/20）
• 〈委內瑞拉大選：在投票舞弊的質疑聲中，馬杜羅勝選連任〉（英國廣播公司，2018/5/21）
• 〈在反對派杯葛之下，委內瑞拉的馬杜羅再度勝選〉（《華爾街日報》，2018/5/21）
• 〈在選舉異常的指控聲中，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再度勝選〉（《芝加哥論壇報》，2018/5/18）
• 〈委內瑞拉大選：馬杜羅在低投票率的情況中獲得連任——美國在「假選舉」後考慮進行石油制裁 〉（倫敦《獨立報》，2018/5/18）
• 〈在詐欺的指控聲中 委內瑞拉的馬杜羅贏得遭抵制之選舉〉（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2018/5/21）
• 〈委內瑞拉在反對派的抵制中進行選舉投票〉（半島電視台，2018/5/20）
• 〈低投票率，讓委內瑞拉延長投票所開放時間〉（《華盛頓郵報》，2018/5/20）
• 〈委內瑞拉社會黨領袖馬杜羅在選舉異常的指控聲中勝選〉（《赫芬頓郵報》，2018/5/21）

這些新聞文章都沒有提到柯利亞、薩巴德洛或任何其他官方觀選員的看法。並非他們的評論難以被找到。柯利亞在推特上有超過340萬名的追蹤者，在撰寫本文時（5/23），他的評論已經被轉發超過3,500次。相反地，上述報導不約而同地將委內瑞拉的選舉制度形容為一齣鬧劇，儘管歐洲議會（2005/12/15）稱其為「與最進步的國際做法一致」、歐盟（2006/12/4）認為（委內瑞拉的選舉）「有效率、安全、可供查核，且技術專家的能力與先進的技術水平一致」、美國前總統卡特（2012/9/21）則認為這是「世界上最棒的⋯⋯一套非常完美的投票系統」。

儘管反對派的杯葛讓投票結果變得可以預測，馬杜羅仍然獲得28%合格選民的支持。與歐巴馬（Barack Obama）2008年獲得的得票比例大致相同，更超過2012年歐巴馬競選連任時的得票比例，還有川普2016年的得票比例，雖説上述選戰競爭都相當激烈。路透社（2018/5/20）忽略這點，宣稱可憐的委內瑞拉人之所以投票給馬杜羅，是因為他們相信他們會「押對寶，中大獎」。

西方媒體不尋常的相似性與負面論調並不令人驚訝。正如我在《來自委內瑞拉的壞消息：二十年來的假新聞與不實報導》（Bad News From Venezuela: 20 Years of Fake News and Misreporting）一書詳述的那樣，（西方媒體）的外國報導篇幅大量被刪減，導致一小撮記者撰寫我們聽到的其他國家之新聞。媒體複製、貼上像是路透社與美國聯合通訊社等新聞組織的內容，而後者則又雇用許多便宜的當地記者。

在委內瑞拉，這些記者不是中立的行動者，而是出身極為偏頗的當地媒體，與反對派關係密切，導致西方媒體視自己為反對馬杜羅的意識形態前鋒、對政府的「反抗」。 西方媒體討伐馬杜羅之際，他們對發布假新聞或是蓄意生產誤導的內容毫不羞愧，例如聲名狼藉、各家媒體（時代雜誌，2015/2/5；美國有線新聞網，2015/2/6；新聞週刊，2015/2/5）爭先報導的故事「委內瑞拉的保險套要價755美元」。該故事杜撰者毫無悔意，還聲稱將繼續利用「迷人的伎倆」（sexy tricks）表達自己的觀點。

用來貶低委內瑞拉人民的典型伎倆就不那麼性感了。比如說彭博社（Blooberg）的羅薩蒂（Andrew Rosati，2018/5/21）宣稱，馬杜羅在「廣受詬病的選舉」中獲勝，「就必須獨自為國家的崩潰性經濟危機負責」。他一邊竊笑，一邊接著說道「美國與地區領導人」將就委內瑞拉舉行此次選舉，對『這個飽受危機苦惱的國家，其至關重要的石油產業，施以進一步的隔離與制裁。』顯然馬杜羅只能怪自己違背了華盛頓的意志吧！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即將停辦？今日（6/5）下午亞太校方舉辦「優退說明會」，召集全校教職員要求簽「自願離職意向書」，打算清空教職員生後停辦學校。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上午率先在立委蔡培慧、鍾佳濱的偕同下召開記者會，強調即使亞太要退場，也應採逐年停招，待既有的數百位學生都畢業才可停辦，呼籲教育部嚴格把關。

怡盛集團入主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後，開始大量停招科系、積欠教師薪資、逼迫學生轉學，意圖辦倒學校牟取退場後的鉅額校產。今年（2018）四月，亞太校長黃廷合和亞太董事長黃平璋無預警辭職，使校務全面癱瘓廢弛，五月起校方更聲稱「現金不足」再度積欠教師薪資，整個學校面臨停辦危機。

亞太教師湯仁忠表示，校方除了未發教師五月份薪水，今日下午亞太又要舉辦「優退說明會」，想把他們這些既有的教師資遣清空，造成同仁相當不安。

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批評，亞太再度積欠教師薪水，相當不負責任。根據亞太學院最新的財務報表，亞太還有11億元校產，他認為校方應在主管機關監管學校財務使用下，協調公股銀行以校產融資維持辦學，保護師生權益。

亞太教師黃惠芝指出，今年六月過後，亞太仍有三百多位學生，還需兩年時間才能全部畢業，學生先前已連署過半希望「原校畢業」，校內包括兒童與家庭學系、陶瓷創意設計系都是台灣少有的科系，轉到別的學校沒有類似課程，需要他們這些專業老師來教學，亞太卻想資遣他們這些教師，另找兼任教師代替。

立委蔡培慧強調，教育部不能再放任亞太董事會逼退師生、欠薪的行徑，應對亞太董事會施壓返還教師薪資，並派任公益董事進駐。

高教工會提出三點訴求：

1. 亞太要退場也要先逐年停招、待既有學生畢業才可停辦。
2. 亞太教職員應保留專業師資至學生畢業為止，不得僅以兼任教師充數。
3. 亞太學校現有校產應用以融資繼續辦學，不得以現金不足為由立即停辦。

鍾佳濱主張「專案處理」 引發工會質疑

不過，共同召開記者會的立委鍾佳濱指出，《私校法》限制校產不得作為日常營運資金使用，因此沒辦法動用學校的硬體資產來償還教師薪資，或作為師生的經常性收支經費，他認為應用專案方式，在《私校法》外尋求解套，保障學生和老師的權益。

鍾佳濱所謂的「專案處理」，指的是教育部用3,000萬設校基金來營運和清償，這筆錢一方面用來償還教師積欠薪資，一方面用來支付兼任教師鐘點費。他表示，高教工會雖主張讓專任教師繼續留在亞太任教，但3,000萬不足以支付專任教師支出，所以他主張九月開學後由兼任教師來教，並以設校基金支付兼任教師鐘點費，另外不足的錢再由教育部出。

但鍾的看法也遭到批評，高教工會辦公室主任陳書涵就質疑，亞太學生一學期繳五萬元學費，現在改請兼任教師來教學，形同侵害學生受教權；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也不同意鍾對於校產不得融資的看法，他認為校產需要經過教育部核准才能抵押，但法律並不會限制學校使用不動產融資，因此亞太不能以現金不足作為立即停辦的藉口。

高教工會強調，亞太今年必須繼續辦下去，讓專任教師教到所有學生畢業為止。

三一八運動後，在「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口號下，除了新興的小黨政治勢力冒出頭，最大的在野黨民進黨吸納了社會不滿的力量後，在地方與中央選舉取得了多數的席次，成功地推倒國民黨，全面執政。然而，台灣並沒有因此「變好」，相反地，民進黨在兩度修惡《勞基法》的過程中，毫無顧忌地暴露了其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本質。

總統蔡英文選前曾承諾落實週休二日，但2016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後，卻延續國民黨執政時的提議，附帶了「砍七天假」的條款作為縮短工時、推動「一例一休」的配套。2017年11月，行政院再度通過《勞基法》修正草案，內容包括休息日加班費改採核實計算、每月加班上限提高至54小時、輪班間隔縮短為8小時、鬆綁「7天應有1例假」規定等，號稱要修正「一例一休」的問題，實則進一步修惡《勞基法》，將勞工推向更加過勞的處境。2018年1月，民進黨不顧勞工的反對，強行在立法院三讀通過這套「過勞版」《勞基法》，並於3月1日正式上路。

為了反對民進黨政府修惡《勞基法》，2017年12月23日，全台工會曾號召萬人走上台北街頭遊行，並突襲佔領行政院前路口兩小時，在一波衝撞行政院的行動後，遊行指揮系統於晚間6點宣布當日抗爭行動結束。然而，部分工會和參與群眾不滿抗議就此結束，紛紛就地坐下持續佔領政院前路口。直到9點，警方準備驅離現場群眾，數百名群眾於是從忠孝西路口往台北車站前進，展開路線未知、隨機應變的「城市游擊」，在台北車站和西門町一帶的道路遊竄，沿途佔據車道與路口，造成交通大亂，最後一批群眾在凌晨時分被警方圍困於台北車站，並全數遭到清場。

一些社會學者與評論者，稱頌當晚城市游擊是新的運動形式，認為這代表了「公民自發、無政府的青年學生新興運動」取代了「工會、左翼的傳統組織動員」。但事實上，當天在現場的人都可輕易發現，自指揮系統宣布撤場、群眾持續佔領行政院前路口以來，就有非遊行指揮系統的工會青年幹部，帶領群眾坐下、呼口號，或展開短講、進行討論，隨後當群眾開始遊竄台北街頭時，這些工會青年也很大程度上引領著人流的路線。這都顯示當晚的「城市游擊」雖然並非傳統的組織動員模式，但工會組織仍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在當晚的游擊行動中，除了傳統的工會組織外，也有主張台獨的政黨和青年團體、反課綱運動的學生、大學學生會組織、新興的「過勞功德會」以及自發的散眾等參與，這些群眾或來自不同的政治勢力，或存在運動路線的歧異，也讓這次行動的性質顯得更為複雜，而難以用「青年運動」一筆概括。

《新國際》與《苦勞網》自2016年12月起，每個月針對當前台灣與國際社會面對的議題舉辦「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論壇」，希望在長期親美反共的台灣社會，帶來社會主義的思想視野。針對1223的城市游擊行動與論述，「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論壇」在2018年1月27日，借台北市客家文化會館舉辦了「從1223城市游擊看工會組織與青年運動」論壇，重新回顧這次抗爭的經驗並理解其性質。這也是此專題的緣起。

該論壇邀請了四位青年工運行動者、也是當日行動參與者蘇子軒、李容渝、楊子敬、謝毅弘，分享他們組織串連的歷程與當日的觀察，包括：如何解釋遊行後續佔領與當晚城市游擊的性質？在當天遊行、衝撞、佔領、游擊下，工會組織者與群眾形成什麼樣的關係？青年工會幹部與工會組織和尤其是青年參與者的關係又是什麼、如何串聯？當晚發生的城市游擊，和1223遊行前後出現的各種「文化干擾」行動是否有內在的關聯？這種游擊式的政治行動，能開啟什麼樣的想像空間，又存在什麼問題？他們的發言與後續的反思，構成了本專題內容的第一個部分。

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探索當前台灣工運的處境，以及工運和1223運動的關係。所以本專題也邀請了林柏儀、陳柏謙、徐文路等長期投入工會運動的組織者，就他們的觀察與經驗作為對照。林柏儀與陳柏謙說明了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在當日的行動位置、對於街頭游擊行動的觀察，以及思考工會組織如何能透過激進的抗爭邁向階級鬥爭。徐文路則提供了政治形式的初步觀察，並將問題拉到在當前處境下工運如何政治化的思考。論壇主持人張宗坤是《苦勞網》特約記者，也是青年工運的行動者，其文也回應了四位與談者的內容，並思考了工運與青年／學運在行動上的連結。這是本專題的第二個部分。

在《勞基法》修惡版上路後將近半年、左翼積極發起勞權公投反制、並組織政黨進行串連的今天，希望這次專題的內容，能對工運和青年學生未來該朝向什麼樣的運動路線，留下一些記錄與思考的方向。

（本專題文章將收錄於《人間思想》第18期，2018年12月出版。）

1223是個複雜的一天，有很多時刻並不是可預見、沙推妥適安排的社會運動抗議現場，即便參與其中也難客觀周全描述。以下從個人資訊，提供一些辨識的脈絡。

我以往主要參與的是反迫遷議題。加入「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1（後簡稱「青委會」）之後，因緣際會參與了兼任教師議題2，以及拒砍七天國定假的抗爭。七天假被砍了之後，與一起行動的夥伴們（泛指「青年拒砍七天假串聯」FB社團的人們），開會討論了「青年特休假、加班費勞動條件調查問卷」的設計、並規劃萬聖節遊行。我大約在這時候開始參與比較深，穩定出席青年串聯的會議。

在去年（2017）這波《勞基法》修惡的行動裡，我的團體參與籌備了「功德院貼紙」、元旦升旗典禮」等文化干擾行動，並舉辦各種講座、校內宣傳等。反《勞基法》修惡的諸多行動，除了傳統的抗議之外，也有許多人投入努力做議題宣傳跟轉譯，比如「過勞功德會」在行政院前的「過勞大悲功德大法會─集誦《勞基法》經」，「勞坂46」改歌詞與快閃歌舞，都是想用更多面向讓《勞基法》修惡問題能產生更大的觸媒壓力。而幾個月來許多行動的積累，包含12月4日突襲佔領青島東路口，後來都將目標指向12月23日「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的動員，希望可以透過當天的遊行給政府施壓。

從遊行到佔領

1223當天，「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在民進黨黨部前集結。前幾天，「世新學生勞動權益行動小組」3（後簡稱「勞權小組」）先在臉書開活動頁4，以及學校舉辦宣傳「繞境」，希望若有關注勞動議題、卻沒有歸屬團體的學生，可以跟我們一起走走。當天也直接有人跟我們會合，除了學生，還有社會人士。整群人竟然快10人左右。

「勞權小組」的隊伍，先到「過勞功德會」的香案，參與現場祝禱5，過勞先師吐了滿紙鮮血，發給眾人加持過的符。這些符，除了令人會心一笑外，更是過勞的擔憂，希望民眾將之帶回生活的各個角落，阻擋《勞基法》修惡。

「勞權小組」的隊伍聚在第一二大隊中間。民進黨部前狹長的道路，讓集結的隊伍被迫拉的非常長。等待出發的時間裡，看不清楚舞台，因此私下聊天居多6。許多夥伴（包含我）都有被知會，這場遊行其實有秘密行動，第二大隊走到中山忠孝路口時，就直接佔領路口。現場我們一方面確認身邊經驗較淺的朋友可以參與的強度，二方面自己內心稍稍緊繃，熟人之間互相叮嚀，等等務必聽指揮配合行動。

開始遊行後，整個隊伍的步伐十分緩慢。快到路口時，指揮車說著警察混入、截斷了隊伍、影響隊伍的前進，頻頻喊著要第一大隊停下。狀況開始變得有些混亂，我請勞權小組的夥伴顧一下跟著小組的人，便自己來到行政院前的路口。發現警察站著一排幾乎貼著中山北路的斑馬線，人們無法如預期的自然地走在路口裡，窄窄的貼著街角在右轉通過。我心裡想著必須幫運動，這個路口必須佔下來。

那是個充滿各種行動的混亂當下，事後拼湊夥伴當下各自在幹嘛，我奔跑喊著要第一大隊停下來，不要繼續往前走7。在第一大隊的人有的繞了回去到警察背後，有人正從第二大隊向前跟警察推擠、角力。其中一個夥伴提到，一切的發生，也包含警察誤判情勢，以為是後面的大隊要佔領，硬是用警力把二四大隊隔開。

由於中山忠孝路口很大，很多處都發生推擠衝突。佔領下來後，指揮車上的主持人解釋著關於修法和今天行動的種種。勞權小組看著忠孝西路右轉中山南路一個車道的人很少，特別聚集在此。雖然離指揮車遠，但作為全面佔領的工作，封住所有車道是重要的工作。

「佔領」聽起來很激烈，目的是佔住星期天的路口，試圖給政府施壓，然而實際上除了「坐著不要離開」之外，現場沒有其他工作8。或許因為無聊，現場群眾逐漸減少，要怎麼撐住場面、不要這麼乾，令人頗為焦慮9。看到「過勞功德會」的「勞坂46」被邀上台10，我連忙幫著打call帶氣氛。

由於現場氣氛還是有點悶，「過勞功德會」友人順口提了「烤肉」這「ㄎㄧㄤ點子」，在這種路口幹這種事應該很有趣。將點子帶回「青年串聯」，大家笑著說可以啊，指揮車也回覆要做OK。因此夥伴出發去附近買烤肉用品，我們也上指揮車宣傳「稍後歡迎就地烤肉」，既繼續佔領又有趣順便解決晚餐的行動。但是過沒多久，指揮車出聲要大家站起來。情勢氣氛瞬間變得緊張，看起來要集結衝行政院，我連忙叫買東西的人回來。當時大約是傍晚五、六點左右。

收場、衝突、再次佔領

衝這一波是什麼意思，大家心裡有底，恐怕是要收場了。但今天到底達成了什麼？花了那麼多力氣動員人到1223，卻感覺一整天下來社會壓力還沒有做足。更何況我們佔領後，總統跟行政院根本沒有好好回應的話，壓力到底要怎麼再往上增加？這也是個問題。

衝到什麼程度？什麼時間點撤？現場出現了這樣的歧見，這些歧見也不可能現場解決。一陣混亂的時候，我遇到過勞功德會的朋友，他們沮喪地跟我說，「今天這樣收很失望，但也只能這樣，等等要去吃東西。你別太失落，仗還沒結束，之後看還可以做什麼」。

「為什麼面對這個失落，只能等之後？而不能現在做什麼？」我腦袋充滿這樣的想法。

有點微妙的是，在這一波反《勞基法》修惡的行動中，「青年串聯」一直把自己當成輔助的角色，工運的節奏對我們才是主基調。我們並不是沒有想過撤或退，腦袋裡主要想的還是怎樣能夠幫助這個運動更多，不想讓國家機器就這樣簡單鬆口氣。

於是，我們與不甘願離開11、還留下佔領的眾人，突襲式的擋下了中山北路右轉忠孝西路的車道，此起彼落地喊著「反對《勞基法》修惡」。警察不斷想放車子右轉，想清空道路。當下還跟「青年串聯」的城鄉所友人確認，在人數有限的狀況下，評估交通流量，堵住哪個車道最能有效阻滯整個路口？友人說：「就是現在大家佔住的這個！」

喊著口號，唱著〈勞動者戰歌〉。看到「高教工會」柏儀12等人坐下來，讓我有點安定。其他工運的組織者現場也留下非常多，但似乎不打算主持。除了得趕回南部與帶工會成員回去的之外，眾多工運成員、工會秘書處都有人留下來，也包括許多是白天在指揮車上的，至少30人13。在指揮車喊了散場後，還選擇留下來，無論是出於道義；抑或現場無論如何發展，都與勞團脫不了關係，發生什麼事需要留下來善後；或者其實也想跟著等著之後再發生什麼事。沒有選擇切割甩袖走人，或許是互信的基礎吧。

然而，叫人留下來，可以做什麼？留下來的現場氣氛，已經跟白天不同。眾人因為對於《勞基法》修惡仍有許多怨念，還想要再用自己的行動多做些什麼，因此不願意走。但同時，由於剛剛與指揮車的衝突，群眾更不願意聽從某個大舞台的指揮，甚至對於「指揮」，是高度反感的。故這個集體要怎麼繼續？

幾個運動者試圖高聲與現場的人對話自主留下來的意義。沒多久「青年串聯」的夥伴變出麥克風，我拿起麥克風，順著現場的氣氛做了群眾自主短講的邀請。我說：「我們一整天一直聽指揮車說話，只有聽。你們一定有自己反對《勞基法》修惡的理由，一定有想要講的話，現在就來前面講！」。既然「留下來」是群眾自發的，那麼接下來如何行動，我們來一起決定、執行。第一步，就是大家上台來說說話。因此在主持短講時，我優先讓散眾、非工會組織來上台發言，說說自己從事什麼職業、為何反對《勞基法》修惡，以及對於今天行動的看法等。1415

在我主持短講的同時，青年串聯的其他夥伴們正開會決策下一步，撐著現場讓夥伴們能有時間做出決策。16

這個集結於中山北路右轉忠孝西路的車道的「再佔領」，要如何定性？如果要指稱晚上的情況是「散眾自主」時，不免令人困惑。因為佔領的現場，除了「青年串聯」的異議性社團、青年勞團外，還有眾多的運動前輩組織者、工運前輩與NGO成員，過勞功德會、1204的獨派社群等。「青年串聯」夥伴楊子敬的說法很精準：「部分學者所宣稱，工會散場後的集結是由游離的青年自主所產生，是與當下的情境相左的。任何一個行動的發生皆會有其相應的歷史與組織脈絡，在散場後的集結，很顯然的是以各個社團透過既有青年串連的聯繫以及現場組織間的人脈網絡，才有可能在當下即時的去對現狀做出回應並且建立合作的可能。也因此，基於青年團體間既有的合作關係，才使得在散場後，破碎的現場能在某種程度上再組織。」

游擊，停不下來的遊行（嗎？）

從晚上七點左右佔領車道、主持短講開始，我們與現場的人便一直注意著警察的動向。警察是否主動清場、強勢排除群眾，會高度決定我們接下來行動的方向。大約8點40分，警察開始列隊，似乎要準備動作。將麥克風交給能說剛剛青年串聯開會結果的夥伴，跟現場群眾傳達情勢，以及接下來可能可以怎麼做。

選項一：以目前的群眾人數和警力來評估，如果我們繼續留在這邊，警察可以輕易地包圍、清走我們。現場有一些人討論過，想要移動。歡迎大家一起移動。

選項二：當然，一路往前走也可能會跟警察發生比較大的衝突。所以也可以選擇留在現場圍一個圈，保留體力。留到下次修法的時候，一起繼續努力。

我們說明到一半時，後面群眾卻喊說警察開始動了！原先前面詢問的語氣，因為情勢的瞬間緊張，轉變成命令與懇求：「面對天橋的左側沒有警察，請大家趕快移動！」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大家在新聞上看到的那樣了。大約兩百名群眾在馬路上或走或奔跑。有些路段已經管制、淨空、擺滿拒馬。警察跟著，想要預測我們的動向，試圖在我們行經的前方列陣。我們曾在車陣間穿梭，更多時候我們會佔領行經的路口，在警察逐漸包圍，或駕駛們的不滿越升越高時，我們便再次動起來，繼續往前跑。整夜喊著口號，喊到燒聲、喘氣。

路線與經過大致是這樣的：

「沿著忠孝東路跑到台北車站前，遭遇警察包圍的壓力，人們選擇跑起來。左轉公園路，遇到眼前警察拉起路障，右轉襄陽路，沿著二二八公園左轉懷寧路右轉進入衡陽路。

到了重慶南衡陽路口，試圖重整腳步，想往左側前進總統府但每個路口都有拒馬，因此一路前往中華路。在衡陽中華路口佔領下兩面的斑馬線，行動的強度，與車輛的緊張關係居高不下，在衝突升高前選擇向前行。

前進後，隊伍一部分跑進西門徒步區，後因為後面的隊伍選擇前進成都路而撤出，保持不被切斷。隊伍右轉在寧波西街逆行，忠孝西路口時衝上忠孝橋，後回到橋口佔領一陣子，折返小巷17回到中華路直至中華衡陽路口。

在中華衡陽路口上，進行第一次投票。人們繼續往北走，路上聽到後方的救護車，人們自主地向兩側靠讓救護車通過。經過北門，穿越忠孝西路，在塔城市民路口進行第二次投票。沒往勞動部，市民大道上前進，直走一陣後經台北車站，進行第三次投票，沒往民進黨部，回到中山忠孝路口。

回到中山忠孝路口，警察已在列陣於下午路口斑馬線。這是第一次由於警察開始較積極的包圍，我們轉進一旁小巷子18前往台北車站19。停在台北火車站的東三門人行道上休息。沒過多久，一部分的夥伴搭上了捷運繼續今晚的行動，另一部分的夥伴則是被帶上警備車20，載往關渡、內湖、木柵、南港等處丟包。」

在這段兩三個小時的無盡奔跑中，當晚有兩隻麥克風。一隻北市醫師工會21的夥伴主動持續帶口號，維持士氣。我主要做的是，透過麥克風盡可能讓群眾清楚目前有哪些現場資訊、呼籲休息控制節奏，以及跟夥伴主持了三次投票。拿麥克風的人有辦法引導，但無法全權指揮。事後，有不少人覺得那晚既是遊行，又是佔領的變形。有的人回想起，覺得或許根本就是盲動。有沒有達成運動的目的跟效果？我並不確定。

決定路線的因素互相交織。那麼因素是什麼？在行動現場，我們有阻斷交通，達到「遊行」干擾用路人的目的。但我們成功癱瘓了交通嗎？或許說當晚警察的防備部署才是癱瘓的部分主因。而我們在每個路口只有停留10分鐘左右。沒有準備好要擋車、與用路人的衝突，撐不住用路人的壓力所以沒辦法長期佔領路口，說不上太大的影響。我們也沒想好和用路人的關係，因為沒有縝密的事先規畫，所以不確定要用什麼姿態，挑釁或抱歉。所以變成有些人在挑釁，有些人在抱歉。青年串聯的夥伴自發地在混亂的現場協調這些狀況。

而在路線去哪，除了從台北的用路經驗去思考哪個路口具有好的干擾效果、往哪裡去沒有人外，一路上許多運動的夥伴、前輩提供了資訊與建議，例如去哪裡有助於施壓、去哪有政治意義、哪裡有警察、哪條路已經被封等等。

現場對於路口的判斷也是瞬息萬變。現場有兩次「前往某處又撤回來」的情況。第一次是西門徒步區，原本我與有些人想說進商業區宣傳22，但怕人潮沖散，因此被後方夥伴大喊撤回。第二次是忠孝橋，原本想說佔了橋可以阻斷交通，但又有人提醒橋面很高，若是被封，不確定風險太高。重點是現場來不及討論，也來不及遊說。當某個人大喊「右轉！」或是「下橋！」，而附近有人跟著喊，有人跟著喊著的方向去，群眾的動力就被帶往那邊了。

警察一直在當晚是無法忽視的存在。返回西門町第二次時，即便想要從別條路往總統府，但運動前輩回報那裡已經完全圍住23。所以，為了繼續行進，隊伍一度在西門町一帶來來回回繞來繞去，最後選擇往北。到了市民大道，也面臨同樣的情況，即便投票考慮往勞動部，但投完後，前輩回報那裡已都是警察，自然只能繼續前進。

在市民大道做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投票時，我們提出去民進黨部，或是回中山忠孝路口兩個選項。現場應該有兩百人，投前者二十多人，投後者三十多人，其實票數很少。關於休息這個選項，在前兩次，沒有把休息的選項放進去，因為繼續走與繼續行動的氣氛還很滿，想離開的人自己就會走。然而到第三次，時間已晚，眾人疲態。在考慮收尾之際，現場有人提議休息，立馬就被身旁的人嗆聲說：「要走你不會自己走！」，意思是還要繼續。參與的人的行動慣習，也都共構了當晚行動的樣子。

代結語：我們到底在幹啥？

這個夜晚的行動之所以會長成如此，有幾個前提。首先，警察的因素，決定了當天晚上大部分游擊的發動與路徑。再者，如果1223不是大動員，如果不是一整天到解散前，感受到抗議的力道對於政府與社會的影響不足，不會有當天的這個狀態與動能。因此這場游擊無法複製，複製也沒有意義24。第三，這場行動公投盟25的拖麥與兩隻無線麥克風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我在這個晚上主持的姿態，從短講開始，是參考自「賤民解放區」。當下友人提醒說，這樣將決策權拋出去給全體群眾，是很「無政府式的」26。回應這個擔憂，我心中的判斷是：現場有許多不同路線團體，以及許多散眾，而「持續行動」是今晚大家合作的底線，也是大家共同構成的狀態。未來，同樣這群人不會有空間與覺得必要，去談起這樣的行動來自何種意識和行動目的。即便之後想要重新團結彼此，也不需要建立在此次的經驗上。因此行動是被限縮的。在已經限縮了的範圍內，就算決策的方法很鬆散、發散，應該也沒有關係。而這個理解也延續到開始走之後，我的行動模式。

在行進的現場，儘管當晚「青年串聯」的夥伴們，有組出一個類似決策討論的小圈圈，但這個小圈圈隨時都面臨挑戰，因為決策判斷任何事，仍舊是要經過現場的人，被無視也是可能的。行動當下，大家都可以喊聲要左轉、右轉或直走，更可以直接離開，可以說「用腳投票」。如果有任何團體或個人想法，也會上前到麥克風旁爭執，如同一開始短講前的呼籲。

然而，回頭看當晚的經過，許多時候「繼續行動」的整體樣貌，看似團結合作，但當下許多急迫而零碎的判斷，以及當晚集體的身體移動，會遮蓋模糊掉這集體之中對於「為什麼這樣行動」的意識分野。

要阻擋《勞基法》修惡，不甘心1223的集結在施壓不夠的情況下就解散，因而產生了延續佔領的行動，或稱「游擊」。這可能是共識。行動先行，身體衝出去時，當時腦中在想的基本目的會去達到。然而，行動持續的往下發生，還能賦予更多原本所處立場之目的跟行動意識嗎？抑或眾人能夠平安的離開就是萬幸的底線？前述的模糊在此。

此外，回到前述的「還能賦予更多原本所處立場之目的跟行動意識」。不是「我青年我進步」這種號稱「新」就可以成為空泛的代表，思想原則與行動是要被檢視的。這波青年串聯的行動，一直清楚地要直指小英青年牌的虛假。世代問題被我們視為假議題，提升我們的勞動意識，讓階級問題進入人們的視野才是重點。那麼就不是青年幫勞工，而是「我們現在就是勞工、未來的勞工」，要相信就是要去改變現況，更要想辦法參與工人團結而不是獨立自己幹。不可能迴避既有時空的累積；同時，反省自身任意盲動與消耗。但對於到底可以如何改變跟行動，是充滿不斷思辨與想努力的心情。這也展現在青年串聯在反砍七天假中許多較衝撞類型的行動，以及與過勞功德會27一同開展許多諷刺性挑釁的文化干擾行動。

若不論行動的路線，也不論形式，回到我自己，我和這波運動的關係是什麼？坦白說，我目前從事收大樓垃圾、逐字稿之類的打工。所以立法院通過《勞基法》修惡後，相較於工會的成員回到了每天面對的勞資鬥爭的日常場域，我的勞工身分，似乎沒有什麼可以努力操作的空間。對於下一步還可以是什麼，在修法過後，仍有焦慮感。

但我的夥伴提醒我，由於學生也是勞動者，關於「學生勞動者」的打工族跟兼任助理等議題，還有許多可以努力的空間。回到了世新勞權小組，如何讓自己與社團夥伴，對於勞動階級意識的思索與實踐，不只停留在《勞基法》修惡就止步不前，則是另一個挑戰，改變自身一直是最困難的。

怎麼面對同輩的人可以感受到勞動中的剝削，習慣於多元社運裡宣傳符碼的運動慣習，卻對於勞動中團結的可能性與階級意識，感到陌生與疏離？此外，在勞動議題裡，工人本來就要跨越位置，想辦法團結。《勞基法》如何落實，會如何再變化？以及勞工整體的處境如何與台灣社會的過去、現在、未來相關聯，比如說工會政治化，我們怎麼看？工會跟青年行動者的關係為何？青年是否在現實上或理想上要扮演先鋒黨的角色？這些問題都還有待我們去思索、實踐。

• 1.「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曾與多校勞權小組成員舉辦共三屆的「青年自覺營」，後來青年營部分成員組成了「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持續關注各類青年議題，舉凡學權、學費、學貸、居住、兼任助理、打工、基本工資、工時、休假，任何與青年相關的大小問題。
• 2.我於2016參加第二屆「高教工會青年自覺營」，加入營隊後續的「青年貧窮化小組」，關心青年、學生的居住處境，其中一項主張學生的居住需求是被升學所創造，這和學雜費一樣是必要支出，不該僅視為得個人承擔。容易跳坑的性格，除了一起打兼任教師議題，後來也參與了青委會一起做事。
• 3.這是我參與的異議性社團。最初是「高教工會」在世新大學的階級運動青年團體，後來自主運作為主。組織由多國學生組成，關注世新的各種學店作為，如漲學費、外籍生高額住宿費等。期許能拉回階級與經濟的基本範疇，建立學生之間的戰鬥性團結連帶。
• 4.我們在活動頁上出賣被推上浪頭的「新戰神」陳政亮做為活動形象號召。但也沒說錯，他本來就會走遊行。
• 5.我特別去市場買副肝做為供品，到現場祭拜（早在2016年10月拒砍七天假青年團體就扛過滿是鞭炮的「血汗之肝」與新鮮的肝，遊行到民進黨部過）。
• 6.聊天的內容也多還是相互了解，比如對《勞基法》的看法、身邊人的勞動處境、打工雇主違法的情況。同時，還帶著別人助印的「功德院」貼紙，努力地發出去給現場的人。前排工會大隊的大哥大姐們氣笑著要帶回工作的地方，貼廁所馬桶。我也換回了「SUPER過勞」、「錄音帶」等另幾種貼紙。
• 7.其中有一些各團體、各大隊之間溝通不良的狀況，情勢慌亂地當下，我也在行動中擅自做了判斷，以為佔領的工作就是現在要展開……
• 8.相較於有明確舞台節目或活動安排的社會運動集會。此次指揮車位於人群的中央，喇叭的指向性與音質，活動的氣氛有許多空拍、長的演說，讓人比在民進黨部前更令人分神。
• 9.聽說有不少原本走在第一大隊的散眾，因為搞不清楚為何遊行變成了佔領，憤而離去。另外，一些南部的工會晚上應該會搭車回去，因此人勢必會更少。
• 10.即便這是個比較有趣的橋段，但沒有舞台讓視線可以充分看見，即便演了兩個方向。事後問勞權小組的夥伴，他們說被人牆擋住，其實不知道遠方在幹嘛。
• 11.「不甘願離開」，在整個語境裡，國家機器不斷限制你的集會遊行，從場地、路權到警察干涉，只談維持社會的運作，要人們溫良恭儉讓的表達到訴求就好。一整天下來，議題的尖銳矛盾可以完全不處理不回應。就社會運動現場的技術策略，當然可以討論操作的妥適與否。但更重要是讓執政黨、讓國家機器清楚的知道，他做的決策是建立在怎樣人民的代價跟反彈上。至少對我而言，「不甘願」是出於此。
• 12.「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
• 13.由於自己沒那麼會認人，請青串夥伴憑記憶回想。當天晚上至少記得有看到下面這些團體的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桃園市產業總工會、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新海瓦斯企業工會、台灣電子電機產業工會、工人先鋒協會、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華航企業工會、北區捷運電聯車駕駛產業工會、團結工聯、全國金融工會聯合會、勞動人權協會、毛振飛、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宜蘭縣產業總工會、工殤協會.......。如果有漏掉，還請見諒。
• 14.當天晚上的參與者的發言，可以看「公民實況轉播組─2017-12-23 (行動)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的YOUTUBE。
• 15.有很多工會組織者來報名，我都跟他們歹勢的說，他們的發言順序會往後移，真的需要人發言撐場再找他們。
• 16.這其實是我少數幾次做大場的主持工作。當下果斷的分工，我主持就不參與決策，全然去相信青串的夥伴能集眾人做出當下腦力經驗做出的最好的判斷。而其他夥伴，也勢必是在信任「我繼續主持是hold住現場氣氛」之下。必須把懷疑跟不確定感放下。這是我們從未經歷過，也未曾料想到的。
• 17.右轉忠孝西路二段16巷，左轉洛陽街，右轉回到中華路。
• 18.中山北路一段8巷，該區被暱稱為小印尼。在了解移工議題時，我有不少在裏頭走晃的經驗。
• 19.隊伍往行政院走，那裏已經有好幾排警察在等我們。別無選擇地，只能在警察前面討論到底要怎麼繼續做。掙扎是否就地讓警察拖走。但有了行政院三二四、反核四被沖水的經驗，這個路口的身體記憶跟其他被排除的經驗不同，可能被打的經驗十分強烈。可能真的不想再被打了。因此當警察開始逐步包圍時，開始有一部份的人鑽進小巷子，也有過勞功德會的人跑出來說探過路了，不是死路，前面也沒有警察，可以走。越來越多人進去，為了不要被截斷，就叫大家往前走。落單的人，差不多開始在這個時候被警察壓制並帶走。
• 20.回到東三門的時候，時間來到23:00，即將快到捷運沒車的倒數。請大家在這裡先稍做休息，如果有人累的可以先離開，也可以清點有誰不見了可能被抓。我去上廁所，回來的時候一半的人已經衝進捷運，剩下的人被包圍。在上廁所前，北車裡面有警察，但氛圍是安全的，人可以安全走動的。我回到東三門時，警察正在把玻璃門拉上，群眾和警察再玻璃門邊推擠角力，警察把人們圍在玻璃門接著把人全部推到門外。警察圍著大家在玻璃門外。眾人質疑警方限制眾人人身自由的理由，為何不讓大夥離去，卻得不到任何理由的說明。爭執了一小時，仍未獲得任何回應。姓蔡的警官突然不知為何，從警察中衝進人群中，突然要把一個人帶走。我跟上去，想要干擾組織這個狀況，卡在中間，結果我就被拖進警察群中了。
• 21.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該團體參與了公佈民間版本的《勞基法修法 勞工健康風險評估報告》，列舉諸多國內外文獻指出即將通過的修法可能造成之過勞風險、工作事故危害。
• 22.西門徒步區的氣氛，與在馬路上相當不同，感覺兩旁的所有人全部都在看你。而這地方也的確充滿在工作的人與逛街的人。
• 23.拒馬圍城封路擴大的情況，反《勞基法》修惡這波，可以說這天最先開始的。
• 24.在楊子敬的〈1223《勞基法》遊行之反省與課題〉會在談多一點。
• 25.台灣公投護台灣聯盟促進會，簡稱公投盟。長期申請路權駐紮在立法院濟南路上。
• 26.我們不約而同地調度出了對野草莓運動模糊的印象，比如「昨天群眾所做的決策，今天的人被要求依循此決策行動」。即便我們都不曾參與過野草莓，但是或許因為常聽運動前輩告誡，對於這種決策方法的不信任，卻是共有的。
• 27.曾在過勞功德會成立之前我有去開一場會，當時大家發想針對《勞基法》可以幹什麼，現場的群眾來源很廣，有工運脈絡的、有一般人、也有一些藝術家，包括像功德院貼紙也是在那時候發想的。之後就拿回青年串聯做。

中華航空今年（2018）首度招募實習空服員，引發飛安與勞權爭議。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與華航企業工會等團體今天（6/8）上午赴行政院抗議，批評貿然讓缺乏經驗的實習空服員上機將影響飛安，並增加正職空服員勞動強度，甚至拉低薪資，要求行政院召開跨部會協調並邀請工會參與。

華航與四所大專院校合作，招募24名實習空服員，每月飛行60小時，每學期新台幣15萬元的獎學金，平均下來每月領2萬5千元。空服員職業工會秘書長鄭雅菱表示，華航3月曾將此案送審民航局被駁回，5月華航再度闖關，民航局至今還沒有通過，但華航卻已對外完成招募，鄭雅菱質疑「計畫還沒審過，就先招募，是不是代表民航局的審核只是配合華航的假動作？」

鄭雅菱表示，實習空服員計畫涉及三個部會，民航局管飛安，勞動部管勞動權益，教育部則要監督校方與學生權益，因此沒有任何單一部會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呼籲行政院針對此重大決策應召開跨部會討論。鄭雅菱同時強調，實習計畫可能衝擊正職空服員的勞動權益，工會是當事利益團體，至今卻沒有管道表達意見，也不清楚民航局的審查標準與進度，要求行政院應邀開放工會參與討論。

工會喊「加1補1」 增加員額帶實習生

鄭雅菱表示，貿然開放實習空服員制，除了可能的飛安問題外，實習空服員被要求每月在機上提供60小時勞務，相當於正職空服員的時數，但每月卻只能領到2萬5千元左右，只有正職的三分之一，此例一開，未來資方可能會透過大量招募實習空服員取代正職空服員來降低人事成本，同時壓低平均薪資。

空服員工會理事朱良駿表示，實習空服員缺乏完整訓練與經驗，不該讓他們獨自執行飛安與服務並承擔風險，因此不能取代正職空服員的員額；此外，朱良駿也強調，如果不增加既有員額，直接把實習空服員丟上飛機，會額外增加正職空服員的勞動強度，若碰到許多航線飛時很短，「正職可能根本沒空理實習的」，將影響實習教育效果，因此應該採取「加1補1」的方式，機上多增加一個正職員額，來帶領實習生觀摩學習。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陳柏謙指出，台灣青年的低薪，近年來重大轉捩點就是當年政府提出的22K大專新鮮人實習計畫，美其名降低失業率，卻錨定了年輕人起薪，企業紛紛仿效用22K低薪聘請大學畢業生。陳柏謙強調，華航採用實習空服員制，絕對會進一步壓低空服員甚至整體航空業的薪資標準，他以傳播產業從10年前開始引進實習記者為例，媒體經營者用1/3的薪資聘請便宜的實習記者或實習攝影記者，一方面是聘僱廉價勞工，二方面還藉此打壓正職勞工，「老闆讓你知道可以花更少的錢找人跟你做一樣的工作」，還要求正職勞工額外負擔工作帶實習生。

今日行政院由交通環境資源處參議汪志隆出面接受陳情，汪志隆表示，由於牽涉到跨部會問題，將要求勞動部、教育部、民航局進行跨部會討論，但未承諾會邀請工會參與，只表示會先研究工會提供的書面意見。

教育部自今年（2018）一月起緊鑼密鼓地籌劃「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對於存在已久的實習亂象，似乎打算以法律的高度予以一錘定音，給予實習生更多權益的保障。但我們必須指出，衡諸目前公佈的草案內容，實在難以解決學生校外實習已出現的諸多爭議，若貿然實行這套草案，企業假實習之名行剝削學生的惡行將更形猖獗，結果將是圖利不負責任的企業雇主而已！

在目前的實習法草案中，教育部試圖把在校外實習的在學學生透過是否「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區分為「一般型」與「工作型」，並將前者摒除於一切勞動法令保障之外。這類「分流」的立法設計其實是學生兼任助理的制度的翻版，但不論從兼任助理的分流制度運作現況、統計數據，或是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擊來看，都證實了「分流」是一種不當的制度規劃。

在日前發佈的「兼任助理保障處理原則」中，教育部認為可將兼任助理分類為「學習型」與「勞雇型」，勞雇型回歸僱傭關係與勞基法保障，學習型則全無此等勞動權益，與一般學生受同等的教育權益保障。但在身份認定上，教育部卻放任由學生、教師和學校恣意決定師生之間的契約身份，導致有不少學校發生「師徒制」（實為教學助理）、「論文學習」（實為研究助理）、「行政學習」（實為工讀生），甚至是要弱勢學生「做功德」才能拿助學金的荒謬情況。這種情況起因自法律制度的設計失當，才使得學生的權益受到侵害。

從教育部的統計數據來看，自104到105學年度間，學生兼任助理的總數雖然減少了4,103人，但其中學習型的人數卻成長3,746人，勞雇型反倒減少7,849人。也就是說，雖然兼任助理總數減少，但勞雇型助理減少的速度更快，學習型助理更被學校濫用，持續不當地擴張。

從上述證據來看，倘若教育部試圖對從屬性格與僱傭性質更加顯著的校外實習，作出類似校內兼任助理的分流設計，勢必將架空勞動法令；再者，學生兼任助理的雇主為受公法約束的大專校院，但實習生所服務的卻是私人企業，若貿然以教育法令架空勞動法令，將可能造成拉低大學畢業生起薪、減少正職員工人數等替代效果，實在不可不慎。

不過，我們確實認為，存在一種真正能夠讓學生學到技能、獲得職場經驗的「真實習」。這種真正的實習與工作之間的區別至少應有以下兩大要件：一、不為雇主提供勞務，二、不替代既有的僱傭勞工。

具體言之，企業應為實習生設計明確的學習規劃與課程，因此雇主有義務建設完善的企業內職業訓練制度，才能夠讓實習生學到企業運作與職業內容的相關知識；再者，實習生所從事的所有學習活動，只為獲得屬於自己的知識與技能而做，這種實習就是我們認為的「真實習」。只要實習生從事的活動能夠為雇主營利，同時產出的商品或服務能夠被雇主出賣而獲致利潤，這位實習生與兼職員工、工讀生或其他勞工就再無差別，其所提供的勞務、其所應獲得的勞動保障都應符合法律規範。

在目前的草案裡，我們不僅沒有看到約束不當實習擴張的基本原則，反而發現教育部對錯誤的分流制度的依賴。我們再次呼籲，若教育主管機關有意制定真正保障實習生權益的實習教育法，正確的立法起點應是「限縮假實習，保障真勞動」。貿然比照過去的分流設計，不但無法發揮職業教育與培育人才的美意，更可能「陷害真勞動」，使得包含實習生在內的全體勞工承受嚴重的損害！

最近有種感覺，現階段，自主工運不只應該把「政治化」提上議程，而且應該要有更多人投入選舉，台灣左翼才有可能在藍綠兩黨之外進行新的政治串連，乃至於政治集結。如此才有可能改革當前議會政治，它對基層工人的聲音早已麻木不仁。那個「政治集結」的想像，或許是某種類似過去「黨外運動」的東西，只是這一次，黨外不再是指國民黨之外，而該是指藍綠兩黨之外。

藍綠兩黨的共犯結構

過去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採取過一系列不利於勞工的政策。近一點的有22k、砍七天國定假日等等直接延長工時、降低薪水，犧牲勞方為資方減少人事成本的荒謬政策。在更遙遠的戒嚴時代，黨國威權則在各級生產事業扶植御用工會，不讓基層工人爭取權益；甚至在《工會法》中設置世界最難的罷工門檻，限縮勞工團體的爭議權與影響力。所有歷史的沉澱物形塑了今天台灣工人的職場環境，以及那些被勞工的噤聲與無力給慣壞了的雇主。

曾經我也期待黨外出身的民進黨執政以後能帶來改變，可是，新政府不只是延續國民黨砍七天國假、損勞方利資方的政策方向而已，當蝶戀花事件、國道翻車事件、全聯員工過勞死等不幸事故不斷發生，民進黨政府一如老國代，竟利用國會絕對多數的優勢強行修改《勞基法》，讓單月加班工時可以合法延長，讓雇主可以用更少的成本要求勞工密集上班。美其名曰彈性，實際增加過勞風險，這幾週，新聞上又出現過勞駕駛的司機車禍撞死警察的不幸事故。

更悲哀的是，民進黨在工會政策方面也緊跟著國民黨的腳步。華航罷工以後，民進黨立委多次放話修法進一步提高罷工門檻，讓合法罷工更難發生。而當華航的改革派工會幹部透過員工選票，一票一票取得企業工會的領導權，民進黨政府並沒有保障這個自主化以後的工會，相反，新政府所安排的管理者打壓工會更為強硬。華航幹部一個一個被記過、調職；發行工會刊物被提告加重毀謗；會員代表在工會的網路社團發表言論，竟遭公司送到評議會，準備懲處。這跟當年國民黨對工會的控制，根本目標一致，民進黨已站到當年黨外運動中自主工會的對立面。

在基層，我看到的是新政府拿著國民黨過去用來對付勞工的手段，繼續對付勞工。以黨外運動後繼者自居的民進黨，拿著國民黨製造的工具，違背了民主主義與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不管執政黨是藍是綠，同樣壓榨勞工，並且用強硬手段阻止工會自主化。兩黨共構出另一種無視基層聲音、漠視改革訴求的社會體系，過去是一黨專政的威權，現在是兩個政黨，看似可以選擇，卻用一樣的方法來對付勞工。

工運參選才能改革政治

台灣目前的政黨政治已容不下民間基層的聲音，在反對《勞基法》修惡運動的過程中，勞工立場的進步觀點，媒體再怎麼報，喊得再大聲，全是「錄音帶」，根本影響不了立法院的決策方向。而議會之外，在反修法運動的過程中，不論是自主工運的南北串連大遊行、工人代表的絕食抗爭、五一平台動員癱瘓忠孝東路、第四月台的臥軌行動、台北青年的城市夜行，抗爭強度這麼高，卻全不足以動搖國家的政策方向。當執政者決意制度性地提高對勞工的剝削，工運拿它沒辦法。

有些佛系運動者主張政黨政治與選舉活動是有錢人和財團的遊戲，工運該碰都不碰，只要透過街頭抗爭施加足夠的壓力，時候到了，自然影響政策的走向。這是錯誤的，因為來自街頭的影響有其極限。如果要靠純粹抗爭來擋下賴清德內閣的鐵腕修惡《勞基法》，如同去年11月工鬥有一篇文章指出，恐怕需要一次「全島總罷工」。這在當時當然不可能發生，然而，這不只代表自主工運的實力不夠，你也不可能每逢政策變動就總罷工一次。

因此，不管抗爭實力累積到何種程度，自主工運終究需要政治上的實質影響力，而取得這種影響力的第一步是選舉。如果沒有這份影響力，每當工運不足以發動足夠強度的抗爭，譬如全島總罷工，就只能任由當權者決定政策的走向，然後大家一起在街頭上擁抱痛哭哀嘆勞工自己不爭氣。而那決定了一般勞工勞動條件的《勞基法》、影響了勞工團體實質力量的《工會法》，全部任由藍綠兩黨刪來改去，拿去做他們的政治交換。

台灣的兩黨政治已經出現僵化、封閉的性質，且越來越嚴重地向財團傾斜，在排除基層勞工聲音的同時，將社會資源輸送給財團，而不是更有需要的弱勢者。當一黨獨大變成兩黨獨大，放眼中央與地方找不到完全獨立自主的政治力量，台灣只剩下大拜拜似的、形式上的民主，無助於反映基層的需要、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質。這種虛假的民主政治需要有人改革，而改革不可能來自國民兩黨或其隨附小黨，只能來自藍綠以外。

自主工運現在是要回頭期待國民黨，還是要繼續年年含淚投給民進黨，還是有人不顧成敗、跳進去投入政治改革？

兩黨之外的政治集結

用傳統左翼的語言來說，「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誰先誰後，不該是一組「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問題，而是辯證性的。現實地看，在今天如果沒有經濟鬥爭而只投入政治，便會陷入藍綠對立的框架，或者靠這黨，或者靠那黨，而當藍綠兩黨都要修惡《勞基法》，就只能「大悲無言」；如果單純地做經濟鬥爭而放棄了政治，每當重大政治議題來襲，或者遇到地方資源的分配問題，工運力量便會在藍綠勢力的拉扯之下分化。

在維持戰鬥工運路線的前提下，眼前的問題不是現階段該搞政治鬥爭或者經濟鬥爭，而是在兩者並行的同時，如何真正擴大自主工運的政治影響力？

回顧解嚴前黨外運動的歷史，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時代，一群被當時政治體制給排除的「黨外」聲音如何逐步取得政治影響力？那是有許多人在拒不加入既存國民黨的情況下前仆後繼地投入選舉，不計成敗，只為了讓大家知道台灣需要有不同的聲音進入政治領域。當年的黨外候選人多半標榜「無黨無派」，其目的為反映當時代議政治所無法容納的民間聲音。縱使沒有選上，也要立下標竿，讓大家知道參與政治不是不可能，而是一件可以做、可以嘗試的事情。

1973年「黨外四人聯合陣線」聯名參選市議員，全部落選，卻為後來民間力量的政治參與開闢了道路。而當各地參選的人越來越多，1977年便發生了黨外人士大串連的情勢，直接造成黨外勢力取得縣市長、省議員與台北市議員的多名席次，凝聚了主流政黨以外的政治力量。我要問的是，這種各方勢力在既存代議政治以外分別投入選舉，從而拋磚引玉，後續擴大串連，從而改變台灣代議政治體質的大戰略在今天是否仍有參考價值？

「民主要制衡，制衡靠黨外」是當年的口號，目標在於透過參選改革代議政治的體質。如果那段歷史是有參考價值的，現在2018年，自主工運應該盡可能多一些人在各地投入選舉，讓台灣各地懷抱改革理想的人看到站在勞工立場投入政治的可能性，才可以期待台灣左翼下一波在「黨外」的串連與集結。

1223遊行過後，有論者主張，當晚的街頭游擊是青年的自主集結，並以「青年登場，工會退位」總括之。然而事實誠然如此？本文將從1223遊行後的視角出發，談論為何游擊會發生，而以甚麼形式發生？進而從參與者的觀點，指出游擊當下及事後詮釋的問題，並回顧1223遊行中，工會與群眾及工會與學生團體間的關係，試圖描繪事後的自我反省與待省思之課題。

「五、六百名現場不願撤離的抗議者持續佔領。警方在九點驅離群眾，青年抗議者開始化整為零，在台北車站、西門町、捷運中山站等鬧區街頭癱瘓交通，一場都市游擊戰正式展開。」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以承繼於太陽花運動後的青年世代取代了傳統工會的自主集結詮釋了發生於去年（2017）12月23日晚上的拒絕《勞基法》修惡游擊行動。一個行動的發生皆會有其相應的歷史與組織脈絡，1223的遊擊亦同，但是，游擊的發生真的只是因為青年基於「世代」的不滿情緒，而自主地於那晚的中山南路集結而成，抑或是游擊的發生係基於青年組織者間既往投入工人運動之連帶，而在散場後組織而成則不無疑問。

當天集結的模式及對自主性動員的回應

衡諸遊行解散後的組織模式，在交織了些許的憤怒及焦慮的氛圍下，「青年串聯」的部分社團迅速地透過群組的聯繫將彼此集結討論散場後該如何應對。然而，這時在靠近忠孝西路天橋一端的路口，優勢警力卻開始放車子進入，尚來不及討論出應對決策，在場部分群眾就直接擋住入口坐了下來。從而，「青年串聯」的部分社團與醫師工會的成員則與留下在現場的工會組織者迅速交換意見後，從獨派團體借了撐場的器材並組織了臨時的決策圈並簡略的分工，將當時處於破碎的現場某種程度上的再統合。

前述所提的「決策圈」的組成係自前年七天假工時抗爭以來，由異議性社團及學生勞團集合的「青年串聯」為主，並同時加入現場包括醫師工會及獨派社團的夥伴。而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重新的再以另一種形式集結，主要可從兩個方面切入，亦即，過往各社團間的議題連帶以及個人間私領域的既有連帶。前者正如同前面篇幅所提及的青年串聯各社團間自七天假以來的合作模式，使得彼此之間對於在議題上如何合作，以及彼此間的溝通上皆有一定程度上的默契，而這個默契的存在，也使得各社團間能在第一時間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溝通並集結；而後者則在前者的基礎上，透過各社團內的個人的人際網絡，在散場而無指揮的當下，讓在場的團體間的訊息能相互的傳達，而不致使混亂不知所措，並且擴大決策圈關於分工以及後續行動的參與。

究竟是散眾青年自主且自發性的取代了「工會」而催生出了後續的佔場游擊行動，或是青年團體間存在著既有的議題脈絡而再次將現場集結的問題，若依再集結的因果順序切入，顯而易見的，去脈絡化的散眾自主動員僅會存活在想像中。在散場後的集結，很顯然的是以各個社團透過既有「青年串聯」的聯繫以及現場組織間的人脈網絡，才有可能在當下即時的去對現狀做出回應並且建立合作的可能；同時地比起部分學者所宣稱的這樣的青年力量係承繼於太陽花世代後對於世代正義的追尋，在這樣的組織關係所導致的集結下，也顯得與事實顯有出入。這樣的一股青年的力量，毋寧是說自前年以來工時條件不斷的惡化以及近年來青年貧窮化的現象也未見消退的背景下，從學生團體間乃至於青年世代對於自身階級處境的理解，而有意識的將矛盾指向當權的政黨以及資本家的「自為」過程。也因此，基於這樣的意識以及青年團體間既有的合作關係及組織連帶，才使得在散場後，破碎的現場能在某種程度上再組織並且衍生為後續的整個夜晚的行動。

未明的路線分岐

雖從整體面而言，我們得以透過組織間的關係去梳理出集結所形成的背景，然而，不管自參與的群體抑或是從較微觀的角度切入組織間的關係，1223當天的組成，毫無疑問的充滿了異質性。也就是說，儘管從整體形式而言，因為特定時空下所匯聚的動能，可以觀察到的是一個組織間的分工與群眾的游擊行動，而就行動背後組織的實質內涵而言，則充斥著未明的路線上可能的分歧。具體而言，例如青年串聯的各社團既往的互動模式上皆為議題上工作面的合作，而未涉及大方向的關於運動路線的想像或是對於左翼政治的想像；又或如獨派團體與各個學生社團間或是工會間關於政治路線上可能存有的差異。

而這些差異的存在，也具體的凸顯在1223整晚的過程中或對於運動的詮釋中，諸如游擊行動的發想，路線的選定，退場的機制等等的決策上，或是警察暴力究竟是中華民國的問題抑或是作為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本質的認識上。而這些路線上隱含的差異存在，存在著更深刻的問題，亦即雖然各個團體間在面對議題的當前，因為議題與訴求的本身得以有效的找出共識並集結，但在《勞基法》修惡過後呢？各個團體間是否有更進一步合作的基礎以及如何合作，或是我們如何看待《勞基法》修惡在台灣當前歷史發展上的位置，這都會緊緊地牽涉到政治路線的問題，而這樣的政治路線問題又是緊緊的繫著當前台灣工人運動的發展。然而在《勞基法》修惡後的至今，這樣潛在的問題似乎也尚未得到充分的討論或是回應。

遊行的餘緒與檢討

關於整場游擊的調性，有論者或許會認為說這是一場成功的積極的自主行動，或是認為說這是一場有縝密規劃的交通干擾。然而，誠如當天散場後所發生的，青年組織的再集結係因為當天令人挫敗的散場與潰散的指揮系統，而因此後續的行動在整場運動在承接著散場的脈絡下看來，也只能說是占領行動失敗後的混亂與餘緒，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回應，「成功」與「積極」的形象並非忠於現實的描述，無法也無須再度複製。

而一場運動的挫敗，不應單只是憤怒與失落而已，而必須去討論何以導致當天散場的狀況，以作為工會往後鬥爭的殷鑑。除了工會間本身可能既有的矛盾之外，則可以再從兩個面向討論，亦即工會與非工會動員的散眾的關係，以及工會與外圍青年團體的關係。

就前者論，相較於過往工運主要以工會由上自下的動員以及參與者多為工會會員及組織者的模式，1223當日的遊行，乘著民進黨上台以來工時防線不斷修惡的浪頭，出現了許多非工運組織脈絡下的群眾，也就是所謂的「散戶」。而就遊行過程中的指揮以及撐場，皆仍停留於過往較為單一化的模式，而未對「散戶」如何參與以及如何使其留在現場有縝密的沙盤推演；而關於佔場決策的處理也略顯粗糙，把原先已計畫好的佔場以突發狀況的形式中斷遊行，對於許多甫上街頭的群眾而言，難免有不知其為何所以然的疑惑。再加上無法有效地凝聚現場的氛圍，導致傍晚時人潮漸散的情形，而在與群眾間的溝通不順暢的情況下，留下令人錯愕的散場。

後者而言，儘管在近年來，在大小不一的工人鬥爭中，可以看到的是，學生社團與工會之間就議題上的連結愈趨緊密，然而在具體的合作上卻似非如此緊密。作為「青年串聯」各社團的成員之一，在遊行過程中，對於現場資訊的流通實備感困惑。資訊的傳遞往往是零碎的透過個人帶給在場的學生團體，而未在決策的形成面上，建立一個有效的流通平台，使得外圍的青年社團可以與決策小組交換意見與協助整場的行動。進而導致散場決策時的高度混亂。

從而，依據上述面向，1223遊行所留下來的問題，一者是當天的狀況凸顯出來的是在傳統的動員模式下，對於外圍團體資訊上的不對稱問題，以及在陳抗現場青年團體與工會間的合作關係究竟為何，以及相較於同運或環運在處理高度異質性的大遊行的經驗，很顯然的工運關於此方面的處理尚未成熟，如我們追求的是台灣的工人力量及工會的組織率在未來的壯大，從這次遊行的經驗出發，如何面對具有異質性的群眾與建立有效的合作關係，則成為了一個嚴峻待論辯的課題。

法國總統艾曼紐・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於去年大選擊敗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參選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之後，他的政治風格被視為是對抗極右民粹主義的堡壘，受到自由派的夾道歡迎。但究竟馬克宏主義是什麼？而它是否真的提出足以擊倒民粹主義的新思維與辦法？

對於法國人而言，馬克宏主義是嶄新的經驗。1958年第五共和建立至今，法國分為兩個陣營，各自支持法國政治制度中，兩個在歷史上佔有主導地位的政黨。近年來，自由派與左翼人士在社會黨的羽翼下結盟，保守派與新自由主義人士則投票支持共和黨。

馬克宏主義打破上述結盟，聚合了自由派與新自由主義人士。該新陣容裡頭的選民與政治人物支持歐洲一體化，以及一個開放、多元文化的法國。他們疾呼法國的現代化，即便彼此對於現代化的憧憬可能不同。對於自由派而言，現代化是要達到權利均等；新自由主義人士則構想將法國打造為一個由數位創新驅動的「新創國家」（start-up nation）。

馬克宏得到來自LGBTI組織以及科技企業家...等不同團體的支持。曾是投資銀行家的馬克宏，持續提出親商方案。在競選過程中，馬克宏則誓言保障婦女權利、對抗恐同，以及擴大法國LGBTI社群的權利。他是勒龐以及共和黨參選人法蘭索瓦・費雍（François Fillon）以外，唯一可靠的替代選項。費雍是保守天主教勢力的擁護者，強力動員反對同志婚姻。大選前四個月，費雍民調仍然領先。雖然醜聞纏身，最終他僅以小幅差距（費雍獲得20%的選票，相較於勒龐的21.3%以及馬克宏的24%）於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中敗陣。如果中間派的法蘭索瓦・白胡（François Bayrou）沒有退出選舉並加入馬克宏陣營，後者有可能無法贏得總統選舉。

馬克宏也吸引不同背景的知識份子與技術官僚。過去相互競爭的智庫，例如傾向社會黨的進步機構「新地」（Terra Nova），以及新自由主義的「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主要由IBM等私人大公司資助）都加入馬克宏陣營。上述兩個機構皆由馬克宏的個人朋友領銜，他們先就總統議題舉辦研討會，接著動員人際網絡內的專家協助或加入馬克宏團隊。對於這些進步派與新自由主義人士而言，資本主義的力量、科技變遷，以及全球化是如此之強，法國過去以來，以高昂成本之福利國家所維繫的工作保障與社會平等，不再是切實的政治目標。對於這些人而言，符合競爭的創業自由、地位平等、機會均等，將是追求進步與社會團結的新趨力。

如果對法國而言，馬克宏主義是新穎的，這樣的新結盟其實類似美國克林頓主義與英國布萊爾「第三條路」的支持勢力。15年前，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明白闡述自己的理念：「真正的平等是地位平等、機會均等，而非收入均等。」馬克宏主義或許就是南西・傅萊賽（Nancy Fraser）最近指出：美國川普（Donald Trump）在大選擊敗的「進步新自由主義」（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1。馬克宏主義是進步新自由主義的輪迴轉世。

對於勒龐的抗拒，類似的結盟吸引了多元文化、進步與富裕地區的法國選民。在巴黎市中心，極右勢力與左翼選民失去熱情，導致破紀錄的投票棄權率，馬克宏的政黨「共和前進！」（La République En Marche!）便在這樣的情況下，獲得議會多數。議會選舉後的幾個月內，馬克宏向更為進步的側翼勢力招手，特別是在氣候變遷的議題上。歐洲生態——綠黨（Europe Écologie les Verts，相較前一屆獲得17個席位，如今綠黨在議會內已無成員）的前主席成為國民議會（國會下議院）新任議長。馬克宏將生態部長的關鍵工作，交給法國環境運動的領導人物尼克拉・余洛（Nicolas Hulot）。去年（2017）6月，就在法國議會選舉前夕，馬克宏在推特寫下「讓我們的地球再次偉大」（Make Our Planet Great Again），回應川普做出美國撤出巴黎氣候協定的決定，而受到國際矚目。

但在馬克宏主義的核心價值中，拯救地球不比使經濟自由化來得重要。馬克宏主義的終極目標是透過機會均等、經濟成長，以及低失業率的承諾改造法國。為了迎接新的黃金時代，馬克宏的方案與法國政府的初步決定，都與「讓法國成為大不列顛」這個全球策略一致。英國脫歐公投給了法國一個機會，掠取英國在歐盟（European Union）擁有的關鍵地理政治與經濟資產，包括扮演美國關鍵夥伴的角色，以及成為最能吸引金融與創意活動的國家。因此，馬克宏正積極培養與川普的友好關係。馬克宏政府也恪遵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與歐盟委員會的建議，降低對富人的課稅、減少公部門工作與投資，並且縮減勞工保障與福利。

如同柯林頓主義與布萊爾主義，馬克宏主義展示了進步新自由主義的內在矛盾：社會保障並非達到機會均等的阻礙，反而是實現此目標的必要條件。勞工保障有助於弱勢以及通常來說最先遭遇歧視的一群。父母的收入、財富、健康、社會資本，對於個人機會而言，仍是關鍵的決定因素。因此，馬克宏「機會均等」云云，就如當時布萊爾的口惠不實，事實上無法讓人人的機會均等。

法國就像是脫歐公投前的英國，處在一個能在歐盟裡頭具影響力的特殊位置。兩國有許多相似特徵。兩國是歐洲國家裡頭，唯二聯合國安理會永久成員。兩國都擁有核武，並在武裝軍隊與資助外國軍事上，持續花費超過500億美元。法國與英國國內生產總值大致相同，主要由服務業驅動。兩國都受惠於人口成長（法國有6,700萬人，英國則有6,600萬人），出生率遠遠超出其他歐洲大國。（就人口與國內生產毛額而言）倫敦與巴黎是歐洲最大的兩個城市，與紐約、日本並列世界大城。可想而知，法國與英國皆擁有國際馳名、具影響力的經濟與企業學校。兩國輸出學者與專家至世界各地，特別是美國與歐洲的菁英大學，以及國際機構。

英國的繁榮有一部分建立在充分利用自身歐盟成員的身份，同時又將國家利益置於優先順位。作為歐盟成員，英國所有的金融機構受益於歐洲單一金融護照（European passport）的權利，意味他們可以在其他歐盟成員國營運而無需進一步的批准。舉例而言，英國並非歐元區成員，卻可管理歐元外匯。英國從未加入歐元，因此保有對於預算與貨幣政策的實質掌控。然而在2016年4月時，英國金融公司卻處理近40%的歐元外匯交易（相較法國的5%以及德國的3.5%）。

1979年，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是第一個抓住此機會的人。她將倫敦打造為歐洲的金融中心。她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工作福利」（有條件的救濟金，僅提供給積極找工作或是已登記職業訓練的人）、弱化工會、公共服務與事業的私有化、降低對企業、高薪與首富們的課稅，吸引銀行與保險公司移往倫敦。銀行找到了一個因私有化而擴大的股票市場。利潤税低，金融部門內的高薪雇主同樣享受低稅金。歐洲公司紛紛將投資與工作由歐陸移往倫敦。

同時，柴契爾爭取到英國在歐盟內的豁免權，包括英國需負擔的歐盟預算大幅減少。1997年，布萊爾的工黨壓倒性地勝選，持續鞏固了英國在歐盟內的優勢位置，並促進「影子銀行系統」（shadow banking system）的發展（受監管機構從事逃避監管的活動），並拒絕控管英國海外的避稅天堂。2004年，他又促成監管歐洲銀行部門的歐盟銀行監管委員會（Committee of European Banking Supervisors，於2011年轉型為歐盟銀行局）於倫敦成立。

1997年，全國最低工資首度於英國實施，限制了工作貧窮的數量，然而布萊爾派並未阻止工會衰退，或是禁止零工時僱傭契約。同時，布萊爾政府亦挹注大量資源於教育，保證無論社會或文化背景為何，人人都能獲得平等的機會。這樣的策略強化英國的經濟吸引力，吸引不分高、低技能的歐洲人移民英國。這樣一批新的人口，加上教育程度更佳、更年輕的本地人，為廣告、生物科技，以及（為仰賴利息與高工資人口提供的）個人服務...等各式各樣的創意產業提供勞動力。

英國得以利用作為歐盟成員的優勢，同時將對自身的限制降到最低，其中一個原因是其特殊的地理政治位置。在外交、軍事與經濟議題上，英國一直是美國在歐洲的關鍵夥伴。自柴契爾起，英國持續對歐盟的自由貿易以及產品、服務、勞動力市場去管制等議題發揮影響力。對於歐洲的保守政府、歐盟委員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以及國際貨幣基金來說，英國曾是有用的盟友。對於上述機構與政府而言，承認英國的例外狀態，等於支持新自由主義。

馬克宏任職總統的短短6個月內，法國大步登上英國脫歐後留下的位置：作為美國與歐盟間的橋樑、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的指引明燈，在歐盟內亦將國家利益放置第一順位。

2017年夏天，時值德國與川普關係惡化，馬克宏邀請川普參加法國國慶日隆重的閱兵儀式，鞏固雙方友誼，即便彼此政治上的殊異。同月，法國政府將聖納澤爾造船廠（Chantiers de l’Atlantique，全球最大造船廠之一）國有化，使義大利怒火中燒。該船廠原先預計出售給某個義大利國有公司，但是法國從中作梗，以確保從義大利那兒獲得更好的交易條件（2017年9月，法國終於如願以償）。馬克宏作為一名新自由主義者的資歷，確保其他國家或國際機構未就交易毀約一事批評法國。馬克宏掌權之前，類似情況不太可能發生。

此後，法國並強力遊說歐盟銀行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將總部移至巴黎。在此之前，歐洲證券及市場管理局（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已落腳至此。撇除規模不論，這些機構的所在位置將對金融部門內的工作者造成磁吸效應，這些人汲於接近產業的監察機構。11月，歐盟政府表決支持移往巴黎，此舉將進一步增加法國的影響力。

馬克宏之下的法國，已成為這些手握大權的歐盟機構眼中的新典範，這些機構過去一度是英國的支持者。7月，國際貨幣基金在一個對其職員的聲明中熱情地表示：「法國政府針對長久以來所遭遇的經濟挑戰，提出了充滿野心的改革方案，而這樣的方案將可取得重大成就。」9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Angel Gurría）對彭博（Bloomberg）表示，他對馬克宏的改革充滿極大的希望。馬克宏的改革也如實反映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給予的建議。

為了展示其進步主義，表面上，馬克宏反對歐洲的「社會傾銷」（social dumping）2，支持對於雇用「派駐工人」（posted workers，由某歐盟國家僱用與保障、但在歐盟其他國家工作的勞工）採取更嚴格管制。2017年10月，歐盟各國終於達成協議，但是馬克宏卻未進一步質疑新規定在正式採用後第四年才會生效的事實。此外，即便他在推特上那些關於氣候變遷的漂亮話，以及競選時宣稱將評估與加拿大全面性經濟與貿易協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的承諾，馬克宏實際上並未阻止簽署該協定，而該協定將在9月生效。一份由8位獨立專家的報告結論道：全面性經濟與貿易協定與打擊氣候變遷幾乎不相容，但這份報告隨後被束之高閣。接著，11月政府宣布延後關閉法國核電廠，拖延過渡至再生能源的進程。

國內經濟方面，馬克宏最具殺傷力的變革，在於勞動力市場，這也是歐盟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主要關切。馬克宏主義建基在兩個策略之上：首先，鼓勵創業，目的是把握數位經濟的機會。再者，循著布萊爾的方式，以「機會均等」為藉口，將受薪勞工與獨立承包工的工作狀態「平均化」。

獨立的承包工，無論是創業者或是零工經濟的勞工（例如車程共享平台的司機），如今將與受薪僱員享有相同的福利津貼。他們與私人企業的受薪勞工一樣享有公共社會保險。自雇者、一般受僱者與公務員的退休制度將被統一。自雇勞工未來更將享有失業救濟（儘管具體施行細節仍未知）。

然而，在不增加預算的情況下，無論工作狀態，將所有人的福利調整至差不多的水平，就代表某些福利將被減少，或者更嚴格的申請標準。舉例而言，公務員的退休金將減少。此外，一旦拒絕就業中心所提供的「體面」工作次數達兩次，求職津貼就會被取消。

馬克宏不斷重申「機會均等」，實際上已削弱法國受雇者的權利。快速通過的勞工法令於9月施行，其中導入類似「自由僱傭」的工作狀態，雇主將可以任何理由且無需預告即解僱受雇者。在這之前，在絕大多數非法終止勞動契約的案例中，法國勞工法庭雖然不能強制復職，但是他們有權為遭遇不當解雇的受雇者決定賠償金額。如今法院再也沒有這樣的權限，而賠償金額亦被限縮在固定範圍。舉例而言，遭解雇的受雇者，如果工作未滿一年，公司規模達11人或以上，最高將可獲得一個月的總工資；如果公司規模較小則是半個月的工資。賠償金最低是零。未來被解僱的受雇者不太可能為了如此微不足道的可能賠償，在法院上主張自己的權利。

目前超過90%的法國工人，被涵蓋於「分部」或是產業層級的集體談判協議之下。關於高覆蓋率的歷史論證即：這是為了緩和法國境內的競爭壓力。分部層級的協議保障各種額外津貼：老年津貼、有薪家事假、產假全薪補助...等等。馬克宏的勞動改革，大幅增加公司退出這些分部協議的可能性。此外，如果公司層級的協議違反先前同意的勞動契約，受雇者可以拒絕接受改變。然而馬克宏的勞動改革卻讓這樣的拒絕成為解雇的合法原因。較小的公司也被豁免，無需與工會協商即可退出協議。雇主只需要獲得2/3工人投票支持。舉例而言，如果工作場域有8男2女，前者的多數同意即可取代「協議」，取消分部協定保障的延長產假。或者在某個分包公司中，雇主可能企圖說服工人：永久刪除分紅是維持競爭力的關鍵。

勞工法令改革對於工人的直接後果是使他們的獎金與福利下降，以及增加工作場域內、不同工作場域間的不平等現象。馬克宏競選時承諾平等，然而易遭歧視的的工人，特別是婦女，卻是勞動改革首當其衝的一群。這都顯示馬克宏進步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矛盾。為緩和勞動改革對於工資的潛在衝擊，政府計劃在2018年1月與10月降低私人部門受雇者社會保險金的支付。私人部門工人的淨工資將因此增加1.9%。

然而，這場社會——財政變革的主要贏家將是首富們。為了增加巴黎對全球化菁英的吸引力，馬克宏直接取消財富税，即針對金額超過1,300萬歐元（約1,500萬美元）的非職業淨財富之課稅。對於擁有1億元資產的家戶而言，相當於每年150萬歐元的大禮。對金融收入的累進課税將被單一稅率取代。針對公司獲利，以及對於金融機構的各種課稅都將減少、取消。2022年，巴黎由公共資助的國際中學數量將倍增。這樣的策略已獲得成果。歐洲銀行業管理局決定遷往巴黎的同一天，高盛（Goldman Sachs）正從法蘭克福與巴黎之間，選擇英國脫歐後的中心。其執行長坦承，絕大多數的員工將更偏好法國。

下一階段的去管制化正在進行中。現正活力充沛的馬克宏主義，這一擊能否成功？短期內，它將可能面臨強烈挑戰。

歐盟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所在地法蘭克福，在爭奪離開倫敦之金融活動的這場競賽中，仍是強而有力的競爭者。馬克宏主義的威信，端賴他減少預算赤字的潛在能力。為此，法國政府已經著手減少公共支出，並且大幅轉型。2017年10月，住房津貼首度被刪減，之後將再次大幅縮減；2018年1月，增加的社會税將使60%退休者的淨退休金減少將近2%；中央政府對地方社區的支出預算將大幅縮減；由國家部分資助、讓無技能青年或是長期失業者在社區或是非營利組織工作的機會也急劇減少；為了補償通貨膨漲，公務員定期的名義工資調漲也被取消...諸如此類。

馬克宏政府政策的不一致，在教育領域尤其明顯。馬克宏承諾，將在法國最貧窮的地區，將小學一年級的班級規模減半，此政策已經立馬施行；2018年，該措施將擴及二年級。同時，政府已經宣佈：相較於2017年，2018年公立中學教師的錄取數量將減少20%。公部門教師在實質工資減少的情況下如何維持士氣？當地方城鎮必須減少挹注於小學的資源、減少非教職人員的同時，怎能宣稱教育是優先要務？雖然馬克宏一如布萊爾出任首相時期那樣強調教育，但在實際的政策上，有一個巨大的不同：布萊爾執政期間，公部門雇用與投資教育的經費是大幅上升的。

馬克宏的人氣如今已快速下跌。2017年9月，執政不過五個月，各種民調顯示約55%的人並不認為馬克宏是一位「好總統」，與美國川普的支持度差不多。（10月與11月的民調則顯示對於馬克宏的不滿已經下降）馬克宏的支持者（包括具聲譽的法國經濟學者們）相信其人氣低落的現象將會過去。他們構思一幅美好的場景：歐元區其他地方經濟成長將抵銷法國2018年至2019年的樽節措施，屆時馬克宏的親商改革，將在總統任期後半段時帶來大幅成長。屆時經濟繁榮將使預算限制得到舒緩。馬克宏政府也期待當前針對社會議題的爭辯，將使進步勢力再度回到自己這一邊。2018年秋天，法國將更新其生命倫理法，伴隨而來的是大量的公共辯論。馬克宏已經宣佈支持將人工協助生殖的權利擴大適用於所有女性，無論其性傾向為何。辯論也涵蓋其他相關議題，例如尊嚴死的權利。

起碼目前看來，馬克宏陣營尚未遭遇一個讓人民感到可靠的反對派。保守派幾乎無法批評他的親商政策。勒龐正在致力重振自己的威信。工會意見分歧嚴重，導致動員參與遊行與罷工反對馬克宏勞動改革的情況不佳。社會黨缺乏領導與想法。激進左翼雖然有領袖，但是與柯賓（Jeremy Corbyn）、桑德斯（Bernie Sanders）同屬一個世代的梅蘭雄（Jean-Luc Mélenchon），目前仍無法動員足夠的法國青年；即使去年4月他所獲得的年輕選票看起來大有可為。

柯林頓與布萊爾開啟經濟強勁成長以及大量就業機會的時代。然而，他們未能實踐諾言，為多數人帶來真正的機會均等。儘管大幅投資教育，英國的社會流動未見改善。相反的，收入與財富不平等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面對比彼時英美更嚴苛的預算限制，馬克宏主義未能提出更多方法，處理進步新自由主義的根本矛盾。

就像布萊爾當時積極爭取2012年奧運於倫敦舉行，馬克宏亦熱情推銷巴黎，希望2024年奧運於巴黎舉辦。如果2022年馬克宏再度當選，他將有機會超越布萊爾，親自為奧運開幕，向世人呈現一個魅力十足、「現代」、屬於馬克宏的法國。然而，另一個可能是他的政策失敗，競選失利，黯然讓接任總統主持開幕儀式。就算在法國經濟復甦的情況下，馬克宏主義也將創造出過多的失敗者，以及太多過於顯眼的富有贏家；就這點而言，馬克宏主義很難宣稱真正的成功。馬克宏的繼任者不太可能來自弱勢與分裂的左翼。但是如果真有這樣一個候選人，能夠團結新保守主義人士與極右勢力，將是對進步新自由主義最後致命的一擊。

• 1.〈"進步新自由主義"的終結〉中譯文請點此。
• 2.社會傾銷是指雇主利用生產或銷售地點以外的便宜勞動力，藉此增加利潤的手段。例如：使用工資低廉、缺乏社會保險的移工，或是進口價格低廉的外國產品。

本文透過對2016年底至2018年初由青年團體共同創立的「青年拒砍七天假串聯」行動平台發起的各項行動回顧與整理，闡明青年、學生對於勞動權益的關注，並不是在2017年底突然以新潮、Kuso的形式閃亮登場。而是在民進黨執政以來二度修惡《勞基法》的背景下，資方、政府聯手對於工人階級的軟土深掘，以及日益沉重的剝削，早就讓青年勞動者產生出自己的階級意識，而投入工運之中。近2年以來「青年串聯」，隨著台灣的工人運動進程，持續發起自主的行動、或與工會組織聯合行動，就是最好的證明。

在2017年底至2018年1月的反《勞基法》修惡抗爭中，許多人將目光聚焦於2017年底發生的「將行政院正名『功德院』」行動、行政院前過勞功德會舉辦的「過勞功德法會」以及最後在1223大遊行主場散場後的夜間「城市游擊」行動。許多評論以及報導為此將焦點聚集在發起這些行動的青年、散眾身上，認為這是一種抗爭的「新模式」，更有甚者還認為「青年崛起，工會退位」，刻意分化了「青年世代」與工運之間的關聯。

因此，以這篇文章，整理自2016年以來，青年團體、大學異議性社團，在最初由「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工鬥青年產業後備軍」共同創立的「青年拒砍七天假串聯」（以下簡稱「青年串聯」）Facebook不公開社團，召集會議而討論出來的各項行動。

透過對2016年底至2018年初由「青年串聯」這個參與成員流動性高、也沒有組織化的平台，共同討論發起的各項行動的整理，本文試圖證明，青年、學生對於勞動權益的關注，並不是在2017年底突然以新潮、Kuso的形式閃亮登場，而是在民進黨執政以來二度修惡《勞基法》的背景下持續抗爭、自我培力。同時，也要說明，在青年勞權的爭取上，其實也是和台灣主要的抗爭工會團體有著許多關聯。

資方、政府聯手對於工人階級的軟土深掘，以及日益沉重的剝削，早就讓青年勞動者產生出自己的階級意識，而投入工運之中。近2年以來「青年串聯」持續發起的行動，就是最好的證據。

「青年串聯」的形成

從2016年8月17日開始，就有以「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工鬥青年產業預備軍」為主的青年團體在勞動部前召開「還我時薪126！連署向勞動部和資方討債」記者會，針對當時基本工資未隨著每週40工時上路而自然由每小時120元提升自126元發起抗爭，並且遊行至監察院提報勞動部瀆職。

在9月8日「基本工資審議會議」前，青年團體再次於會場外召開記者會，呼籲審議委員會應依照自1997年以來經濟成長與物價漲幅合理計算，調漲當年基本工資至「月薪27,974元、時薪177元」。

工資審議結果出爐，卻僅有調整至月薪21,009元、時薪133元，因此9月9日青年團體與工會團體再次集結衝上位於大安區的工總辦公室「算總帳」，針對資方團體屢次阻擋基本工資調漲以及提出包含「刪除勞工七天國定假日」六大訴求提出抗議，逼迫工總代表當場收下血淋淋的「豬肝」——象徵勞動者受工商團體剝削的「血汗之肝」。

雖然2016年基本工資未能合理調漲至「月薪27,974元、時薪177元」，然而，透過上述三場行動、記者會，當時北部地區數所大學的異議性社團因此開始關注自身的勞動議題，並且成為後續面對民進黨強行推動的兩次《勞基法》修惡，青年行動反抗的基礎。

青年拒砍七天假

2016年9月立法院新的會期展開，民進黨政府將《勞基法》草案列入優先法案，打算繼續推動砍除七天假的進程。9月24日下午，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工鬥青年產業後備軍、反教育商品化聯盟邀集各校青年與打工族一同抗議，要求衛環委員會全體委員與新任召委陳瑩、吳玉琴，不得通過砍除七天假的《勞基法》草案。除了上述三個團體之外，東吳、世新、台師大、台大、台北大學、政大、輔大、台師大、陽明大學、淡江......等校都有學生參與，是青年團體拒砍七天假的第一次集結。

也隨著第一次集結，青年團體創立了臉書社團、群組，開始跟隨立法院修法情況，密集地召開會議討論集結抗爭。

到了10月3日總統蔡英文透過黨政合一舉行的「執政決策協調會議」，與行政院長林全等黨、府、院高層統一口徑，在九月立法院的這個新會期，首波主打定案是「力砍七天假」。

隨著民進黨砍七天假的意圖越來越明確，以及2016工鬥等工運團體持續抗爭推動社會對勞動權益的關注之下。越來越多學生團體加入拒砍七天假青年的串聯之中，10月5日有31個學生會、異議性社團與學生勞團發出「『青年串聯』拒砍七天假，向民進黨全面宣戰！」聯合聲明。又不到十天之內，10月12日於民進黨中央黨部樓下與警方的推擠抗爭衝突中，已增加到42個學生團體一起聯名行動。

直到10月23日由青年團體自行舉辦的「青年爭勞權，圍攻資進黨！」——拒砍七天假小遊行，最終有將近60個青年、學生團體聯名參與遊行，從立法院經行政院走到民進黨部前演出「爆肝」行動劇，並將「資進黨」的匾額懸掛於大樓外牆。

特別舉行10月23日的青年小遊行，在當時籌備的討論中，就是嘗試在10月25日由五一團結聯盟主辦的勞工團體大集結之外，另外呼籲社會各界對於青年勞動權益的重視；並且向青年勞動者強調台灣長期勞資力量不對等之下，勞動權益日漸低落的青年勞動者應持續團結行動。

民進黨執意砍假，激化青年抗爭

在10月25日勞團2,500餘人於立法院中山南路大門外集結蛋洗立法院，以及桃產總等團體一百多人於青島東路側門發生流血衝突後，民進黨依然在後續的程序中強行通過議事錄、進行朝野協商，主導立法院砍七天假議案的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銘還表示：「行政院版本的《勞基法》修正草案絕對是最完整、最禁得起考驗的。」展現民進黨一定要砍掉七天假的決心。

民進黨對於勞團大集結的回應絲毫沒有退讓，對於青年團體而言也代表先前幾場行禮如儀的記者會、遊行都沒有達成阻擋砍七天假的目的。

10月30日，「青年串聯」決議要針對砍假案的主要推動者總統蔡英文、行政院長林全、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銘發動如影隨形的突襲抗爭行動。在當時非常有可能11月8日便二、三讀通過砍七天假案的壓力之下，青年團體就決定要在11月1日、11月2日連續兩天接連佔領黨團總召柯建銘辦公室以及民進黨中央黨部。

11月1日早上青年團體先在立法院周邊各處秘密分批聚集後，約在早上8點50分左右經立法院中興研究大樓濟南路大門進入，穿越樓梯直達地下一樓的柯建銘立委辦公室，要求正在立法院內主持朝野協商的「砍假總召」柯建銘面對青年、撤回砍七天假案。佔領辦公室的最終結果，自然還是不敵本來就在立法院院內戒備森嚴的優勢警力，在青年佔領約1個小時後以人數優勢強行抬離出場。

11月2日下午，總統蔡英文將會出席的民進黨中央黨部中常會。雖然因總統到場而有維安警戒，但由於經過事先場勘，青年團體大致已經了解當時維安情況與大樓內部動線。因此在占領發起前半個小時，就有二十多人已經藏身於大樓各處預備行動。中午12點半，佔領行動開始，青年由大樓各處飛奔至民進黨中央黨部九樓大廳，於大廳張貼「砍假總統，出來面對」等等標語，並且佔領等待下午2點出席中常會的總統蔡英文出面回應。

最終蔡英文並沒有出面回應，只是在中常會上意有所指地表示「有時候也覺得在野時的同伴，現在突然處在不同的立場，這種心情上的感受，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個時候，團結是非常重要的，希望這段時間，黨必須要團結，大家要為這個黨、為這個國家做最周全的考慮」。這些話清楚地揭示了，蔡英文不願意反省自己一手主導的砍假案，連青年團體要求的最基本的溝通都做不到，執意要民進黨「團結」通過砍假案！蔡英文曾在選前作出「薪資要增加、工時要減少、保障非典勞動者權益、……」等六大勞工政策的政治承諾，如今全面執政卻立刻原形畢露，帶頭維護資方利益要砍勞工七天假。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這裡兩場佔領行動，吸引了媒體的注目，而主流媒體當時以「學運再起」的角度來看待這兩場佔領行動，主流媒體開始嘗試在行動中「拿過麥克風」的青年之中找出「學運領袖」。然而當時「青年串聯」的部分成員之間，便已有了共識拒絕複製2014年「佔領立法院運動」中運動焦點集中於少數人身上的惡果。因此在受訪、投書時皆強調行動的集體性與砍七天假對於青年勞動者的共同損害。

在11月1日、2日兩場佔領行動之後，青年團體又進行了11月5日突襲蔡英文孔廟行程、11月9日突襲蔡英文出席工總會議、11月18日突襲總統官邸大門、11月22日到蔡英文與英國動物學家珍古德博士進行「改變世界──年輕人的力量」對談中舉牌抗議。

即使在當時青年、勞團分成兩線不斷行動，最終民進黨還是在12月6日晚上在立法院強行通過砍七天假案二、三讀。憤怒的青年、勞團最終在立法院青島東路側門外焚燒冥紙，隨後在半夜再度突襲總統官邸潑漆洩憤。

年金改革議題到反對《勞基法》再修惡

砍假過後不久，隨著2017年1月年金改革國是會議的落幕，新政府針對各職業類別的年金改革方案也浮上檯面。從主要方案看來，從軍公教到勞保都不脫離「多繳、少領、延後退」的方向。

尤其針對對於青年勞動權益影響最深的勞保年金部分，「青年串聯」中的部分成員也曾經召開過幾場會議討論如何應對。然而受到最終民進黨將砍年金的主力放在軍公教身上，以及部分成員則認為勞保年金對於工作沒有立即的影響而沒有參與討論，最後「青年串聯」就結束了對於年金的討論，而未發起行動。

因此從2016年底到反對《勞基法》修惡的期間，「青年串聯」只有在2017年青年節當天於立法院群賢樓前哀悼青年勞動者的七天假被砍的一場記者會而已。

一直要到2017年5月，綠委何欣純、林岱樺、蔡易餘等人宣布提案修改《勞基法》，包含休息日的加班工時改採核實計算、設定加班時數上限可在數個月內彈性調動的「工時帳戶」、以及年度特休假遞延等內容。團結工聯等工會團體開始發起聯署、抗爭行動，青年團體才再度開始聚會討論《勞基法》面臨二度修惡的議題。

討論的結果，就是接下來一路從7月20日、9月21日、10月11日、10月29日接連四場「青年串聯」發起的抗爭行動。一直到11月9日「前進行政院、抗議《勞基法》修惡行動」集結後，「2017五一團結聯盟」開始邀約召開因應《勞基法》修惡對策會議討論後續對策，「青年串聯」由此開始加入工會團體「1223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的籌備、組織工作之中。

1223大遊行前「青年串聯」在做什麼？

自從「2017五一團結聯盟」確認「1223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要舉辦後，「青年串聯」的主要工作就成為了——想辦法動員更多青年來參與大遊行，而動員的實際作為可以分成「各校巡迴座談」、「持續行動引起大眾關注《勞基法》修惡」兩類。

「青年串聯」發起【勞權列車】「拒絕《勞基法》修惡」大專校院巡迴講座，由串聯中的學生作為講者分工在11月9日至12月22日之間出席各校座談，在東吳、東華、中正、輔仁、台北大學、中央、東海、台南應用科大、台大、清華、文化、北醫、陽明、政大、台藝大、北科大以及高雄等閑書房舉辦了約20場反《勞基法》修惡座談會。

在持續行動上，除了參與2017五一團結聯盟的行動之外，「青年串聯」也在會議中討論如何以青年行動吸引社會大眾關注《勞基法》修惡、並且參與大遊行。最後在11月30日晚間，在行政院長連續針對消防員、照服員、新聞人員勞動的「功德說」後，青年團體20餘人分批前往台北火車站周邊捷運、台鐵地圖以及公車站牌，將其上「行政院」字樣以事先訂製的貼紙覆蓋「正名」成為「功德院」。以文化干擾行動揶揄行政院長的「功德說」，並且直指修惡《勞基法》就是要讓所有的勞工都加班做功德。此行動引起了媒體、社會，出乎「青年串聯」意料之外的回響，一時之間賴清德「功德院長」的名聲似乎也就成為了大眾通用的綽號。

外界可能會誤以為文化干擾是「青年世代」倚靠著創意、熱情而帶來的新穎的、有趣的運動方式。但對於參與其中的「青年串聯」而言，這樣的行動經驗非但不怎麼有趣，更只是反映了無法以具體行動升高抗爭強度，轉而尋找其它抗爭的形式，持續對《勞基法》修惡進行反抗。

原本在「功德院」文化干擾行動前幾次「青年串聯」的會議上，都在討論如何在記者會之外，發起如同拒砍七天假時升高衝突的佔領、如影隨形行動。但實際上面臨到的困境就是——雖然社會對《勞基法》修惡反彈的聲浪非常巨大，但是以大學異議性社團為主要成員的「青年串聯」，卻面臨著各社團面臨社員不足、組織正在交接…等等問題，導致無法有足夠的人手進行升高抗爭強度的行動。

結語

許多人對於1223大遊行中青年、工會團體之間的關係的看法，彷彿青年與工會團體之間是井水不犯河水互不相關。然而其實每年的五一勞動節遊行、秋鬥遊行，只要細看發起團體、參與團體名單，就可以發現許多學生團體長期以來都有與工會團體一起行動。而在2012年至今發生過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華隆工會罷工、華隆自救會抗爭、國道收費員抗爭甚至是跨國的韓國Hydis關廠工人來台抗爭，這些重大的工運事件也捲動了許多學生參與其中。

許多「青年串聯」的成員，就在以上的背景之下，或多或少都有與工會團體合作、一起抗爭的經驗。

就是因為過往合作的經驗，在1223當天下午「主場」混亂的散場過程中，「青年串聯」以及當天加入的散眾，在與仍留在現場的工會團體成員的互相合作之下，才凝聚了當時不知所措的青年、散眾，讓夜間的「城市游擊」至少還保有著一定的集體性，使得1223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的最後結果，乍看起來不是停留在下午「主場」解散時的混亂狀態。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董事會上週五（6/8）無預警決議停辦學校，引發亞太師生譁然，直呼「感覺被突襲」，今天（6/10）上午亞太師生與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數十人前往教育部抗議，重申應確保現有學生「原校畢業」，並保障「原有師資、原有權益」的訴求，但教育部無人出面接受陳情，工會強調教育部若核准停辦決議，未來絕對抗爭到底。

工會轟董事會決議違法

針對亞太董事會無預警停辦學校，工會痛批董事會決議明顯違法。高教工會辦公室主任陳書涵表示，亞太董事會法定最低人數應為7席，但由於日前包含董事長黃平璋在內等多位董事閃辭，目前亞太董事會僅剩3席，原來應該在一個月內要進行改選，現在卻讓這3個人就做出停辦決議，「程序根本不合法」。

此外，陳書涵強調，依據「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停辦計畫在送教育部審議前，應經校務會議討論，但現在亞太董事會逕自做出停辦決議，根本沒有送校務會議討論，亞太師生也都不知情。

亞太師生權益遭犧牲

今日有十多名亞太師生北上，控訴教育部坐視亞太犧牲師生權益。有亞太老師表示：「學生是人，不是物品，他們需要師生關係，需要同濟關係」，強調不能全面用兼任教師取代正職教師。

亞太兒童與家庭學系陳姓教師表示，由於教育部規定未來幼教師資格必須取得大學學歷，很多現職幼兒園老師才會犧牲平時自己的工作或假日前來進修，學系的開班計畫，在開班一年前就已經擬定，包含師資、設備、藏書、專業教室、教材教具，教師學經歷與開課內容都要經教育部核可，學生也是在相信學校有這樣的保障下才會就讀，「如果可以說停辦就停辦，當初的計畫書是寫假的嗎？教育部審核是審假的嗎？」

亞太董事會上午發布新聞稿，表示將依《勞基法》對現有教職員提出資遣預告，並請教育部協調既有師生「集體轉學」，若有學生願意繼續在亞太就讀至畢業，將聘任兼任教師授課。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痛批，學生繳一樣的學費，如今卻只有兼任教師，明顯侵害學生的受教權。也有學生代表出面指出，兼任老師只是來開課，對學生並沒有責任，也不會有 Office Hours（學生諮詢時間），學生在實習階段需要導師輔導，全面改聘兼任教師將嚴重犧牲學生權益。

教育部技職司長楊玉惠上午對媒體表示，若亞太學生希望在原校畢業，會要求學校該開的課要開。陳書涵痛批教育部隻字未提是否同意亞太董事會改聘兼任教師，「根本是跟校方套招」。

工會批校方謊稱缺資金

亞太校方對外聲稱停辦是因為沒錢，教育部也在新聞稿中附和「亞太創意技術學院目前已無資金可運用」，然而，根據亞太財務報表，截至去年（2017）7月底，亞太校產淨值仍高達11億1,210萬元。

此外，工會也痛批，亞太之所以缺乏現金，正是因為怡盛集團入主後不正辦學，主動停招科系、逼學生轉學，強調經營者的問題不該由師生承擔。

師生繞行教部 揚言抗爭到底

今日上午教育部無人接受陳情，教育部駐警原協調技職司科長出面，但教育部竟事先開出見面條件，要求師生與工會必須同意教育部對訴求的回應，若不接受就不願出面。林柏儀痛批，從來沒有看過這麼荒謬的狀況，接受陳情竟然還先設下條件，要求人民必須要同意其回應。

在苦候無人的狀況下，亞太師生一度展開繞行教育部的小遊行，並沿途高喊「原校畢業」、「原有師資」、「原有權益」等口號，並繞回教育部門前。直到約莫中午12點半，在退無可退的情況下，現場師生提出由高教工會理事長劉梅君進入教育部內進行陳情。

根據教育部的新聞稿與回應內容，除附和亞太沒錢的說法外，對於希望「原校畢業」的學生，授課方面由專任教師或兼任教師開課，教育部也表示會尊重校方決定。

劉梅君直言，「校方都已經把學校辦成這樣了，實在不懂為何還要尊重校方決定。」陳書涵強調，教育部未來若真的核准了此次亞太董事會停辦決議，師生絕對會集結更大力量抗爭到底。

前面，我們已經回顧了投身拒砍七天假、繼而參與反對《勞基法》修惡等重大工運戰役的「青年串聯」。不過，我們還沒有回答的重要問題是，「青年／學生」在工人／階級運動裏頭，究竟意味著什麼？環繞這個核心，相關的提問包括：青年團體為什麼能夠串聯？是什麼社會條件召喚了青年們投入工運戰役？青年與工會又應該是什麼合作關係？我們認為，這些問題的答案，指向了一條我們有意突出的「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其所要對抗和超越的，是當今作為主流解釋、甚或可以說是自1980年代以降，主導了學生運動的「公民」論述。

1980年代的學生運動，以1982年台大代聯會主席普選運動為濫觴；其後，許多大專校院學生為了反對校方的審稿制度，開始發行地下刊物。1987年，由台大「自由之愛」組織成員串聯了十二校學生社團，共同組成「大學法改革促進會」，主張「學生懲戒納入校內之合理司法程序、實施教師評鑑、選課及修業形式自由化」，並且爭取社團設立與言論表達之自由。

追求自治權和言論表達自由的學生運動，符應於外在風起雲湧的政治民主化運動浪潮：在戒嚴體制下，校園是黨化教育嚴密箝制思想的場域，例如稿件審查、社團成立和活動舉辦等，學生均無權決定，淪為「次等公民」；也因此，運動訴求的是「歸還學生的公民權」和「確立學生在校園的主體性」。往後三十年來的學運主要方向，可以說繼承了這樣的論述、更形塑了我們對於掙脫黨國威權、追求「民主」的想像，就是完善「代議制民主」。於是，學生在校內是「校園公民」，2000年以來，增加校務會議的學生代表席次一直是學生推動大學法改革的主要訴求；走出校園進入社會，學生則成了社會進步公民的一份子。從要求解散萬年國會的野百合，到佔領立法院來抗議代議制失靈的太陽花，乃至後太陽花蔚為風潮的「青年參政」，我們都可以看到公民論述如何高度影響學生運動的實踐。

青年／學生固然應該被看作是社會的一份子，然而公民論述的最大問題在於，抹平了公民內部既存的權力差異，例如，公民有資本家、也有被壓迫的勞工。青年被包裹為無差別的群體，加上學生普遍被社會標誌為「最後的良知」，這個代表全社會未來的群體，也就被冠上了純潔進步的象徵。對左翼來說，取消公民內部的差異意味著取消對於當前社會的階級分析、以及馬克思傳統對資本主義民主的虛妄性的批判。於是，青年低薪、高房價、年金即將破產等議題，被歪曲為「世代問題」（年輕人參與工會或者是反對修惡《勞基法》，則被何明修說成是世代意識），而非資本剝削的問題。時興的青年參政，被認為是進步的、成就了多元民主的，但是民主背後資產階級鎮壓無產階級的實質，則不再重要。

校園和學生從來不是外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學校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y state apparatus），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一直是灌輸資本主義價值以再生產一批又一批馴良勞動力的場所。1980年代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浪潮，更直接穿透大學殿堂，使得高等教育被當作是一項必須在國際間競爭的「產業」。一方面，大專校院變為追求績效排名、在「產學合作」之下因應市場短暫需求的學術生產場所，教師和研究生則成了學術生產體系中的勞動力。大學之於教師和學生助理等校內勞動者，也因而愈來愈像資本家之於勞工，「增加利潤、節省成本」成了學校管理的邏輯。另一方面，在高教市場化的框架下，學生念大學被看作是一項消費、一種投資，學雜費調漲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是，接受高等教育愈來愈不是個「好投資」。根據陳麗珠於2009年發表的〈我國大學學雜費之分析與研議〉，一名大學生就讀大學四年所必須付出的費用達80－100萬。這個經濟負擔，反映在占大專校院多數的私校學生中，有三成的學生必須申請學貸；兼職打工或者在校內擔任助理，則成了許多人共同的就學經驗。畢業之後，除了揹負學貸，每個月必須負擔的生活開銷更是高昂，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最新資料，台灣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達2.1萬，若在台北市工作，開銷更高達2.8萬。然而，根據勞動部的調查，大學生畢業起薪2.8萬，若加上每月需要還的幾千元學貸，非常可能面臨「月光」，甚至入不敷出的窘境。儘管如此，面對競爭激烈的勞動市場，為了提高自己的價碼，青年別無選擇、不得不接受這個不合算的投資。

總的來說，儘管工人的處境並不在學生／青年普遍的生命經驗當中，然而校園和資本主義社會從來不是斷裂的，學生們也感知著自己作為未來的勞動力，將面臨的低薪、過勞、高房價等總體貧窮化的慘況。當市場化邏輯進一步滲透教育場域，剝削就更不僅僅是校園圍牆以外的事情，而是活生生地體現在學術勞動者的血汗勞動、以及日益高昂的學雜費等方面了。

「青年串聯」可以說是奠基於以上這些社會條件，才得以匯聚起來、號召青年們加入工運戰鬥的。從參與「青年串聯」的學生團體中，我們便可以看見幾支過去以來早已針對上面的現象進行抵抗的力量：有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延續的是自1998年發動「九八教春」，與工人一同高呼「反漲學費」、「向財團課徵教育捐」，此後每年在教育部集結抗議的反高學費運動；有反抗大學血汗的學術勞動而興起的兼任助理運動參與者，如台大工會、政大勞促會、高教工會、東海工會等；有工鬥青年產業後備軍，乃是工會立足在「學生作為未來工人」的論述，與多個異議性社團所形成的網絡連帶；也有團體曾經營了基於在校外打工被剝削的共同經驗形成的「薪資地圖」運動，包括台大濁水溪社、東華烏頭翁社、靜宜勞權小組等。

此時，青年／學生不再是一名走出校園關心社會的進步公民了。青年發現了自身接受教育，就是準備成為一批批廉價的勞動力，更可能早已是一名被剝削的打工族或學生助理。從而，青年將認清與工人的共同敵人，就是資本主義政經體制。因此，提出「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的重要性在於，持續喚醒青年／學生的階級意識，並且看見資本主義，是青年和工人們應該一起反對、推翻的目標。

清楚了「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的內涵，也就清楚了青年／學生與工會之間應該是什麼合作關係：既然找回了青年和工人之間的連續性，有意識的（總）工會不應該輕忽教育領域內的經濟鬥爭（反高學費、兼任助理、校內外打工等）、有意識的青年則不應放棄積極宣傳自身與重要工運議題（七天假、《勞基法》修惡等）的關聯性。更重要的是，這些鬥爭都應是為了一次又一次地教育青年／學生們反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在這個再生產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基地，重新奪回文化領導權（cultural hegemony）。

從拒砍七天假到反對《勞基法》修惡，過去各種校園裡頭的抵抗力量走在了一起，然而我們不應僅僅是停留在議題和工作上的連結。《勞基法》的仗告一段落之後，在幾次青年串聯的聚會或交談中，有一些關於青年串聯如何走下去的困惑，如：各個青年／學生團體本來就有既定的行程，在打《勞基法》修惡等共同議題時，對社團而言如何取得工作上的平衡？打共同議題對於各個青年／學生團體的意義又在哪裡？我們認為，這些問題其實應該回到，「青年／學生勞動者」這條戰線的重要性，未曾在青年團體（甚或是在工運圈裡頭），被清晰地辨識和討論過。也只有反資本主義的階級運動作為大家的共識了，才有往下應該做哪些事情的團結基礎。從而，共同打某個議題便不是最為關鍵的事情，而是在這條「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底下，我們應該要分工合作哪些大大小小小的議題的問題了。

因太陽花學運而廣獲青年期待，再度「民主地」政黨輪替而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在近兩年來可說是徹底暴露其資產階級性質了；於此同時，各路第三勢力莫不高舉「青年參政」的招牌，來標榜自己的清新進步。在這樣的政治情勢下，讓「青年／學生勞動者」這條戰線能夠被廣泛討論進而確立起來，也就變得加倍重要。站在「青年／學生勞動者」的視角，我們才有可能清楚自身在工人和階級運動的位置、看見公民論述的侷限；我們才有辦法辨識出壓迫根源乃是資本主義體制、進而往下反省代議制民主的虛妄性。最後，自由得一無所有的我們，也才能共同為反資本主義的目標奮鬥。

勞動部上周從延平北路二段搬遷到館前路新址，緊鄰台灣博物館和台北車站，今日（5/23）遭遇搬家後第一場抗議，台灣移工聯盟、消防員權益促進會等團體再度針對敬鵬大火案提出檢討訴求，呼籲勞動部應規範移工宿舍不得設於工廠廠區內，實施「廠住分離」，且應將安全資訊翻譯成外籍移工的母語讓他們知情，勞動部官員則表示會納入通盤檢討。

桃園敬鵬工廠大火造成6名消防員和2名泰籍移工死亡，引發移工團體、勞團、環團要求政府檢討修法的聲浪，並接連赴桃園市政府、立法院陳情抗議，今日數十名外籍移工和台灣民間團體來到勞動部前，要求勞動部實施「移工宿舍和工廠分離」的政策，並將移工宿舍檢查標準的「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譯成各國移工的母語，讓移工了解防災的「保命」資訊和相關權益。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吳靜如表示，從去年（2017）的矽卡大火案，到上個月的敬鵬大火案，因為工廠宿舍問題，半年內已經死了8個移工，卻無人被懲處，民間團體抗議了一個月，要求「廠住分離」，勞動部卻不聞不問。她更批評，目前有近70萬移工在台灣打拼，但主管機關這麼多年來沒有把涉及居住空間和設備安全規定的「生照計畫書」翻成多國語言，使移工難以搞懂相關法規資訊，根本從頭到尾都把移工當成奴隸。

台灣移工聯盟成員許惟棟則出示敬鵬大火案事發的宿舍平面圖，指出該宿舍有300個越南、泰國、菲律賓籍移工居住，泰國移工密密麻麻擠在16間房，卻只有廁所有窗戶，以及一個對外樓梯出口，導致火災發生時一名泰國移工來不及逃生，陳屍在走廊，另一名三號房的移工，則被發現陳屍在廁所，他的通聯記錄顯示，他曾打電話給他的女兒，但他女兒卻未能接到電話。

許惟棟沉痛地說，這些移工當時都非常清醒，卻很遺憾地葬生火窟，這是泰辦和桃園勞工局不願告訴家屬的事情。他質疑，如果不是資方便宜行事，將宿舍設在工廠樓上，工廠起火時，宿舍會因此火災嗎？他也質疑，這個宿舍有兩三百人擠在同層樓、只有一個出口，桃園勞工局卻沒有好好檢查開罰，讓雇主在「生照計畫書」上自評合格，痛批桃園市政府難辭其咎。

處理矽卡案的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主任阮文雄表示，矽卡案造成6個越南移工喪命，其中矽卡殉職員工阮文薦的哥哥阮文忠，也在桃園工作，宿舍同樣設在工廠內，直到今年五月底，他的宿舍才從工廠中搬出來。阮文雄說，移工的宿舍費都進了雇主口袋，而仲介也和雇主勾結，不在乎移工命運，政府卻沒有負起檢查責任，直批勞政機關瀆職。他也指出，宿舍管理計畫書都是中文，沒有多國語言，導致移工都看不懂，也不了解自己的權益。

移工團體要求要求勞動部改善移工職安條件，立法規範移工宿舍不得設於工廠廠區內，實現「廠住分離」，並且將「生照計畫書」翻成移工的母語，保障其知的權利。

對此，勞動力發展署科長黃偉誠出面回應表示，「廠住分離」因涉及經濟部工廠管理和內政部建安管理，會納入通盤檢討。他也表示，將修正「生照計畫書」，提升外勞生活權益，也會將計畫書翻成多語，放在相關網站上並作宣導。此外，勞動部也會檢討《就服法》第54條的裁量基準規定，督促雇主善盡移工照顧責任，並配合內政部半年內對高風險性工廠實施聯合檢查。

不過，移工團體當場質疑何時會和經濟部和內政部召開跨部會會議，是否能邀移工團體參與，勞動部何時可以將計畫書翻譯出來，黃偉誠都表示沒法承諾。

移工團體質疑，半年來已有8位移工因宿舍問題喪命，中央政府有廢止資方聘僱許可的責任，勞動部是否應廢止聘僱許可？黃偉誠則表示，敬鵬案還需等待調查結果才能決定。

對於勞動部的回應，吳靜如表示相當不滿，認為扯到各部會是「托詞」，多年來生照計畫書和移工相關法規都沒有翻譯成移工的母語，移工已經不能再等，她預告6月3日民團將再集結發起大型抗議活動，檢驗勞動部的進度。

勞動部稍早向媒體透露，6月初將召開會議討論移工「廠住分離」，計畫書翻譯則預計可在6月底前完成。

行政院日前（5/14）召開低薪政策記者會，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在報告中指出「台灣勞工第一季平均薪資有59,852元」，此話一出造成社會譁然。今日（5/24）上午反教育商品化聯盟、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等青年團體來到行政院前，集體向行政院官員與社會大眾「道歉」，諷刺是青年的低薪拉低了平均薪資。他們也提出青年版的「改善低薪」措施，要與行政院圖利資方的假低薪解方打對台。

根據施俊吉的報告，台灣勞工第一季平均實質總薪資有59,852元，是18年來的新高；施俊吉也提到，目前薪資零成長的原因包含：全球化、過度教育、外勞增加、非薪資報酬提高等。

對於行政院提出的理由，青年團體痛批，首先薪資停滯與「過度教育」沒有關係，事實上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是因為青年希望未來的薪水不至於太低，學費因而是一種為了避免未來薪資降低的「防禦性支出」。

再者，移工拉低平均薪資其實反映了政府的不作為，導致移工的勞動條件惡化；最後，非薪資報酬其實就是雇主應該負擔的法定勞動成本，行政院就是在操弄統計數據，試圖讓大眾以為低薪根本不存在。反教盟成員謝毅弘諷刺，政府現在打算做的就是「佛系搶救低薪方案」，「不調漲基本月薪、不落實勞檢，又漠視貧富差距，緣份到了，月薪自然五萬九！」

今日青年團體除了向社會和政院「鞠躬道歉」表達不滿，也提出了他們認為有效的救低薪措施。高教工會青委會成員朱智德指出，要改善青年的低薪，就應該從學校裡打工的青年著手。日前教育部雖然承諾讓校內的兼任教學助理納入勞保，但這樣仍漏掉其他八成以上的兼任研究助理、附負擔獎助生的勞保權益，他認為應該為所有學生投保，才能幫學生拿回損失的勞保老年給付。

此外，陽明大學研究生蘇育萱則從個人的打工經驗出發，自陳從高中開始就打過十幾份工，到了大學更必須負擔學費和生活費，她認為政府應該將基本薪資配合過去的物價與經濟成長一次漲足，基本月薪調整到29,189元、基本時薪調整到186元。蘇育萱也批評，「民進黨從砍七天假開始就帶頭剝削勞工！」，只有薪資一次漲足，才能夠真正保障打工族不再低薪。

台灣高鐵企業工會今天（5/24）上午在高鐵股東會外抗議公司調薪制度不公，部分員工因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而被排除調薪，構成制度性歧視，工會要求公司調薪一視同仁，為育嬰留停的員工完整調薪。

工會成員、高鐵列車長汪小姐表示，過去高鐵因財務狀況，曾經歷10年未調薪，員工都跟公司一起「共體時艱」，近三年公司運量增加，轉虧為盈，才開始全面調薪，然而此時卻碰上她申請育嬰留停，而被排除調薪，受到不公平對待，公司高層甚至說出「誰叫妳在工作和家庭中選擇了家庭」。汪小姐表示，因被排除調薪，她跟同年資的員工比較薪資大概差距1,500-2,000元左右，高鐵這樣的制度性歧視，導致員工不敢生育，甚至生育後也不敢申請育嬰留停。

高鐵公司發言人鐘蕊芳回應表示，高鐵近年完成財務改善後，連續3年每年調薪平均3%，至於調薪資格是以「前一年度在職天數」做認定，以2016年全面調薪3%為例，只要在2015年度在職天數多於半年（183天），就可以獲得全額調薪，若不滿半年則依比例計算調薪幅度（調薪幅度*在職天數/183）。

不過，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認為，高鐵過去10年都沒調薪，現在連續3年調整是「補過去沒調整的」，卻用單一年度的出勤率來認定調薪資格，非常不合理，而且《性別工作平等法》也明文規定不能針對申請育嬰留停員工給予不利待遇，全公司調薪排除育嬰留停的員工，就是制度性歧視的不利待遇。

此外，高鐵公司用「前一年度在職天數」做調薪資格認定，也導致一個荒謬結果：如果員工是該年年初就開始申請留停，留停期間從年初到年尾，次年就會完全不具調薪資格，但如果是年中開始申請，留停到隔年年中，剛好兩個年度都做到半年，一樣是留停一年，卻擁有完整的調薪資格。

目前高鐵已有28名被排除調薪的員工向勞動主管機關申請勞資調解，此外工會今日也出示了在公司內收集到的500份連署書，支持育嬰留停員工平等調薪。工會表示，政府強調鼓勵生育，而高鐵佔有一半官股，不應帶頭歧視育嬰留停的員工，呼籲高鐵應盡速改善。

三一八運動後，在「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口號下，除了新興的小黨政治勢力冒出頭，最大的在野黨民進黨吸納了社會不滿的力量後，在地方與中央選舉取得了多數的席次，成功地推倒國民黨，全面執政。然而，台灣並沒有因此「變好」，相反地，民進黨在兩度修惡《勞基法》的過程中，毫無顧忌地暴露了其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本質。

總統蔡英文選前曾承諾落實週休二日，但2016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後，卻延續國民黨執政時的提議，附帶了「砍七天假」的條款作為縮短工時、推動「一例一休」的配套。2017年11月，行政院再度通過《勞基法》修正草案，內容包括休息日加班費改採核實計算、每月加班上限提高至54小時、輪班間隔縮短為8小時、鬆綁「7天應有1例假」規定等，號稱要修正「一例一休」的問題，實則進一步修惡《勞基法》，將勞工推向更加過勞的處境。2018年1月，民進黨不顧勞工的反對，強行在立法院三讀通過這套「過勞版」《勞基法》，並於3月1日正式上路。

為了反對民進黨政府修惡《勞基法》，2017年12月23日，全台工會曾號召萬人走上台北街頭遊行，並突襲佔領行政院前路口兩小時，在一波衝撞行政院的行動後，遊行指揮系統於晚間6點宣布當日抗爭行動結束。然而，部分工會和參與群眾不滿抗議就此結束，紛紛就地坐下持續佔領政院前路口。直到9點，警方準備驅離現場群眾，數百名群眾於是從忠孝西路口往台北車站前進，展開路線未知、隨機應變的「城市游擊」，在台北車站和西門町一帶的道路遊竄，沿途佔據車道與路口，造成交通大亂，最後一批群眾在凌晨時分被警方圍困於台北車站，並全數遭到清場。

一些社會學者與評論者，稱頌當晚城市游擊是新的運動形式，認為這代表了「公民自發、無政府的青年學生新興運動」取代了「工會、左翼的傳統組織動員」。但事實上，當天在現場的人都可輕易發現，自指揮系統宣布撤場、群眾持續佔領行政院前路口以來，就有非遊行指揮系統的工會青年幹部，帶領群眾坐下、呼口號，或展開短講、進行討論，隨後當群眾開始遊竄台北街頭時，這些工會青年也很大程度上引領著人流的路線。這都顯示當晚的「城市游擊」雖然並非傳統的組織動員模式，但工會組織仍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在當晚的游擊行動中，除了傳統的工會組織外，也有主張台獨的政黨和青年團體、反課綱運動的學生、大學學生會組織、新興的「過勞功德會」以及自發的散眾等參與，這些群眾或來自不同的政治勢力，或存在運動路線的歧異，也讓這次行動的性質顯得更為複雜，而難以用「青年運動」一筆概括。

《新國際》與《苦勞網》自2016年12月起，每個月針對當前台灣與國際社會面對的議題舉辦「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論壇」，希望在長期親美反共的台灣社會，帶來社會主義的思想視野。針對1223的城市游擊行動與論述，「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論壇」在2018年1月27日，借台北市客家文化會館舉辦了「從1223城市游擊看工會組織與青年運動」論壇，重新回顧這次抗爭的經驗並理解其性質。這也是此專題的緣起。

該論壇邀請了四位青年工運行動者、也是當日行動參與者蘇子軒、李容渝、楊子敬、謝毅弘，分享他們組織串連的歷程與當日的觀察，包括：如何解釋遊行後續佔領與當晚城市游擊的性質？在當天遊行、衝撞、佔領、游擊下，工會組織者與群眾形成什麼樣的關係？青年工會幹部與工會組織和尤其是青年參與者的關係又是什麼、如何串聯？當晚發生的城市游擊，和1223遊行前後出現的各種「文化干擾」行動是否有內在的關聯？這種游擊式的政治行動，能開啟什麼樣的想像空間，又存在什麼問題？他們的發言與後續的反思，構成了本專題內容的第一個部分。

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探索當前台灣工運的處境，以及工運和1223運動的關係。所以本專題也邀請了林柏儀、陳柏謙、徐文路等長期投入工會運動的組織者，就他們的觀察與經驗作為對照。林柏儀與陳柏謙說明了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在當日的行動位置、對於街頭游擊行動的觀察，以及思考工會組織如何能透過激進的抗爭邁向階級鬥爭。徐文路則提供了政治形式的初步觀察，並將問題拉到在當前處境下工運如何政治化的思考。論壇主持人張宗坤是《苦勞網》特約記者，也是青年工運的行動者，其文也回應了四位與談者的內容，並思考了工運與青年／學運在行動上的連結。這是本專題的第二個部分。

在《勞基法》修惡版上路後將近半年、左翼積極發起勞權公投反制、並組織政黨進行串連的今天，希望這次專題的內容，能對工運和青年學生未來該朝向什麼樣的運動路線，留下一些記錄與思考的方向。

（本專題文章將收錄於《人間思想》第18期，2018年12月出版。）

勞動部長許銘春上任後多次邀媒體大動作進行專案勞檢，然而工會界普遍認為缺乏工會陪同的勞檢「只是作秀」，抓不到勞動現場的真正問題。今天（5/28）上午十多間產、職業工會聯合赴勞動部抗議，批評目前勞動部僅保障企業工會陪同勞檢，產、職業工會涵蓋較多受雇者卻沒被平等對待，呼籲勞動部應作統一解釋。

勞動部解釋 限縮企業工會具陪同權

由於勞動現場的勞工陪同勞檢，能健全勞檢制度效果，確保企業遵守法令，《勞動檢查法》明文規範實施勞檢時應通知工會，然而，勞動部前身勞委會在2012年卻對這項法令作出限縮解釋，根據自己訂定的「勞動檢查員依勞動檢查法第22條告知工會之處理原則」，把陪檢的權利限定在「企業工會」。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陳柏謙表示，勞動部的限縮解釋實屬違法，在《勞動檢查法》第22條：「勞動檢查員進入事業單位進行檢查時，應主動出示勞動檢查證，並告知雇主及工會」中，「工會」並沒有指明是企業工會；而在《勞動檢查法施行細則》19條：「勞動檢查員依本法第22條規定進入事業單位進行檢查前，應將檢查目的告知雇主及工會，並請其派員陪同」中，裡面同樣只有寫「工會」，而沒有限縮在企業工會。

產、職業工會多次向勞動部反映，應平等享有陪檢權，勞動部對此的回應是，2015年8月20日發函至各地方政府，表示「未禁止地方主管機關執行勞檢時通知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陪檢」。許銘春今天上午在立法院時，也同樣維持了這個說法，強調現行規定已可運作讓產、職業工會陪檢。然而，《勞動檢查法》明文保障的是，勞檢時是應告知雇主及工會，是主管機關有義務通知工會，換作產、職業工會，保障竟降格為「未禁止告知工會」。

陳柏謙便痛批，所謂的「不禁止」，講白話就是找不找都可以，實務上地方主管機關經常就是用勞動部的限縮解釋為由，強調陪檢權只保障企業工會，拒絕產、職業工會的陪檢，「很多勞檢案是產、職業工會提出的，結果居然也沒被通知！」

企業多設有模範線 沒工會檢不出問題

桃園市電子業產業工會理事長趙建輝表示，許多企業都設有專門讓勞檢員看的「模範線」，一間工廠其他通道都違法堆放雜物，就只有一條通道最安全、最合法，勞檢員來了就帶他走這條線。

甚至曾發生工會發現有工廠內的違法狀況提出勞檢，勞檢員來了卻被帶去只有主管才能走、一般作業員不能走的通道。趙建輝強調，如果沒有知道狀況的工會陪同，勞檢根本只是作秀，檢不出問題。

台鐵產業工會秘書長蕭農瑀表示，根據統計，全台灣上百萬間的企業當中，有企業工會的僅佔其中900家，約58萬人，涵蓋率5.4%，然而產、職業工會會員總數加起來就有280萬人。卻因為勞動部的限縮解釋而沒被平等保障。

陳柏謙表示，以過勞最嚴重的保全業、派遣、清潔服務業來說，其企業工會的組織率都只有0.6%，勞動部勞檢遇到有工會陪檢的機率非常低，「除非下紅雨不然根本不會遇到」。

陳柏謙強調，最近幾年加入產業工會的會員人數越來越多，許多職業工會也開始積極協助會員爭取勞動權益、主動申請勞檢，未來將會持續向勞動部要求平等保障陪檢權，產、職業工會絕對會抗爭到底。

今日（5/31）是各大專院校可向教育部送審調漲學雜費的最後期限，不滿十多所大專院校擬在下學年度調漲學費，反教育商品化聯盟等學生團體上午赴教育部抗議，要求駁回所有學費調漲案，「一所都不能漲」，但出面接受陳情的教部官員表示無法承諾訴求，引發多位學生翻過鐵門試圖衝入教育部抗議，而遭警方壓制並上束帶，教部在衝突過後態度軟化，表示願在兩週內和反教盟學生召開會議討論訴求。

據反教盟統計，約15所大專院校申請調漲下學年度的學雜費，包括中興、台科大、亞洲、輔仁、世新、中原、實踐大學等校，漲幅達2.5%到3.75%，預計將影響10萬名學生。

反教盟成員、陽明大學學生朱智德表示，在大專校院的私校學生中，有三成學生必須申請學貸，全台有高達84萬人背負著每人平均22萬元的學貸。政府放任各大學競相調漲學雜費，將使青年的求學負擔持續增加，並日益侵蝕高教公共性。他痛批，行政院日前才大張旗鼓召開「搶救低薪對策記者會」，宣稱要「降低受薪階層負擔、提升人力素質」，現在又任由各大學漲學費，使青年更加貧窮化，根本自相矛盾。

反教盟成員、淡江大學學生謝毅弘指出，依照《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大學校方要漲學費，應公開支用計畫和研議過程之會議紀錄，但很多學校都是草草召開說明會，甚至在說明會結束即將送審前，才把資訊公開，過程充滿黑箱作業。

反教盟和在場學生提出三項訴求，分別是：

1. 要求教育部駁回所有大學調漲學雜費申請，一所都不能漲；
2. 凍漲3年學雜費，凍漲期間研擬增加政府常態教育經費政策，朝調降學雜費的方向邁進；
3. 大專校院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會議公開透明，開放所有人都可列席參與。

高教司科長李惠敏出面回應時原只表示「會依法審核」，不僅拒絕簽署學生拿出的承諾書，還強調「凍漲學雜費不是好現象，全世界沒有這樣處理的」，這樣的回應於是引起學生強烈不滿，有8名學生憤而翻過教育部鐵門，直衝教育部門口抗議，後遭到警方壓制並上束帶，在教部前保護管束一小時。

在衝突過後，由於學生堅持未達成訴求前不會離開，教育部官員才態度軟化，表示願意在未來兩週內和反教盟開會討論上述三點訴求，學生才表示願意離去。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朱俊彰表示，對於學生闖入官署，教部不會追究學生的責任也不會提告。他也強調，學校的學雜費審議過程應符合資訊公開和審議公開，未來會關照學校的程序和應用的情形。他表示，兩週內會和反教盟及學生討論溝通，六月底將公布學雜費調整審議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