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3是個複雜的一天，有很多時刻並不是可預見、沙推妥適安排的社會運動抗議現場，即便參與其中也難客觀周全描述。以下從個人資訊，提供一些辨識的脈絡。

我以往主要參與的是反迫遷議題。加入「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1（後簡稱「青委會」）之後，因緣際會參與了兼任教師議題2，以及拒砍七天國定假的抗爭。七天假被砍了之後，與一起行動的夥伴們（泛指「青年拒砍七天假串聯」FB社團的人們），開會討論了「青年特休假、加班費勞動條件調查問卷」的設計、並規劃萬聖節遊行。我大約在這時候開始參與比較深，穩定出席青年串聯的會議。

在去年（2017）這波《勞基法》修惡的行動裡，我的團體參與籌備了「功德院貼紙」、元旦升旗典禮」等文化干擾行動，並舉辦各種講座、校內宣傳等。反《勞基法》修惡的諸多行動，除了傳統的抗議之外，也有許多人投入努力做議題宣傳跟轉譯，比如「過勞功德會」在行政院前的「過勞大悲功德大法會─集誦《勞基法》經」，「勞坂46」改歌詞與快閃歌舞，都是想用更多面向讓《勞基法》修惡問題能產生更大的觸媒壓力。而幾個月來許多行動的積累，包含12月4日突襲佔領青島東路口，後來都將目標指向12月23日「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的動員，希望可以透過當天的遊行給政府施壓。

從遊行到佔領

1223當天，「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在民進黨黨部前集結。前幾天，「世新學生勞動權益行動小組」3（後簡稱「勞權小組」）先在臉書開活動頁4，以及學校舉辦宣傳「繞境」，希望若有關注勞動議題、卻沒有歸屬團體的學生，可以跟我們一起走走。當天也直接有人跟我們會合，除了學生，還有社會人士。整群人竟然快10人左右。

「勞權小組」的隊伍，先到「過勞功德會」的香案，參與現場祝禱5，過勞先師吐了滿紙鮮血，發給眾人加持過的符。這些符，除了令人會心一笑外，更是過勞的擔憂，希望民眾將之帶回生活的各個角落，阻擋《勞基法》修惡。

「勞權小組」的隊伍聚在第一二大隊中間。民進黨部前狹長的道路，讓集結的隊伍被迫拉的非常長。等待出發的時間裡，看不清楚舞台，因此私下聊天居多6。許多夥伴（包含我）都有被知會，這場遊行其實有秘密行動，第二大隊走到中山忠孝路口時，就直接佔領路口。現場我們一方面確認身邊經驗較淺的朋友可以參與的強度，二方面自己內心稍稍緊繃，熟人之間互相叮嚀，等等務必聽指揮配合行動。

開始遊行後，整個隊伍的步伐十分緩慢。快到路口時，指揮車說著警察混入、截斷了隊伍、影響隊伍的前進，頻頻喊著要第一大隊停下。狀況開始變得有些混亂，我請勞權小組的夥伴顧一下跟著小組的人，便自己來到行政院前的路口。發現警察站著一排幾乎貼著中山北路的斑馬線，人們無法如預期的自然地走在路口裡，窄窄的貼著街角在右轉通過。我心裡想著必須幫運動，這個路口必須佔下來。

那是個充滿各種行動的混亂當下，事後拼湊夥伴當下各自在幹嘛，我奔跑喊著要第一大隊停下來，不要繼續往前走7。在第一大隊的人有的繞了回去到警察背後，有人正從第二大隊向前跟警察推擠、角力。其中一個夥伴提到，一切的發生，也包含警察誤判情勢，以為是後面的大隊要佔領，硬是用警力把二四大隊隔開。

由於中山忠孝路口很大，很多處都發生推擠衝突。佔領下來後，指揮車上的主持人解釋著關於修法和今天行動的種種。勞權小組看著忠孝西路右轉中山南路一個車道的人很少，特別聚集在此。雖然離指揮車遠，但作為全面佔領的工作，封住所有車道是重要的工作。

「佔領」聽起來很激烈，目的是佔住星期天的路口，試圖給政府施壓，然而實際上除了「坐著不要離開」之外，現場沒有其他工作8。或許因為無聊，現場群眾逐漸減少，要怎麼撐住場面、不要這麼乾，令人頗為焦慮9。看到「過勞功德會」的「勞坂46」被邀上台10，我連忙幫著打call帶氣氛。

由於現場氣氛還是有點悶，「過勞功德會」友人順口提了「烤肉」這「ㄎㄧㄤ點子」，在這種路口幹這種事應該很有趣。將點子帶回「青年串聯」，大家笑著說可以啊，指揮車也回覆要做OK。因此夥伴出發去附近買烤肉用品，我們也上指揮車宣傳「稍後歡迎就地烤肉」，既繼續佔領又有趣順便解決晚餐的行動。但是過沒多久，指揮車出聲要大家站起來。情勢氣氛瞬間變得緊張，看起來要集結衝行政院，我連忙叫買東西的人回來。當時大約是傍晚五、六點左右。

收場、衝突、再次佔領

衝這一波是什麼意思，大家心裡有底，恐怕是要收場了。但今天到底達成了什麼？花了那麼多力氣動員人到1223，卻感覺一整天下來社會壓力還沒有做足。更何況我們佔領後，總統跟行政院根本沒有好好回應的話，壓力到底要怎麼再往上增加？這也是個問題。

衝到什麼程度？什麼時間點撤？現場出現了這樣的歧見，這些歧見也不可能現場解決。一陣混亂的時候，我遇到過勞功德會的朋友，他們沮喪地跟我說，「今天這樣收很失望，但也只能這樣，等等要去吃東西。你別太失落，仗還沒結束，之後看還可以做什麼」。

「為什麼面對這個失落，只能等之後？而不能現在做什麼？」我腦袋充滿這樣的想法。

有點微妙的是，在這一波反《勞基法》修惡的行動中，「青年串聯」一直把自己當成輔助的角色，工運的節奏對我們才是主基調。我們並不是沒有想過撤或退，腦袋裡主要想的還是怎樣能夠幫助這個運動更多，不想讓國家機器就這樣簡單鬆口氣。

於是，我們與不甘願離開11、還留下佔領的眾人，突襲式的擋下了中山北路右轉忠孝西路的車道，此起彼落地喊著「反對《勞基法》修惡」。警察不斷想放車子右轉，想清空道路。當下還跟「青年串聯」的城鄉所友人確認，在人數有限的狀況下，評估交通流量，堵住哪個車道最能有效阻滯整個路口？友人說：「就是現在大家佔住的這個！」

喊著口號，唱著〈勞動者戰歌〉。看到「高教工會」柏儀12等人坐下來，讓我有點安定。其他工運的組織者現場也留下非常多，但似乎不打算主持。除了得趕回南部與帶工會成員回去的之外，眾多工運成員、工會秘書處都有人留下來，也包括許多是白天在指揮車上的，至少30人13。在指揮車喊了散場後，還選擇留下來，無論是出於道義；抑或現場無論如何發展，都與勞團脫不了關係，發生什麼事需要留下來善後；或者其實也想跟著等著之後再發生什麼事。沒有選擇切割甩袖走人，或許是互信的基礎吧。

然而，叫人留下來，可以做什麼？留下來的現場氣氛，已經跟白天不同。眾人因為對於《勞基法》修惡仍有許多怨念，還想要再用自己的行動多做些什麼，因此不願意走。但同時，由於剛剛與指揮車的衝突，群眾更不願意聽從某個大舞台的指揮，甚至對於「指揮」，是高度反感的。故這個集體要怎麼繼續？

幾個運動者試圖高聲與現場的人對話自主留下來的意義。沒多久「青年串聯」的夥伴變出麥克風，我拿起麥克風，順著現場的氣氛做了群眾自主短講的邀請。我說：「我們一整天一直聽指揮車說話，只有聽。你們一定有自己反對《勞基法》修惡的理由，一定有想要講的話，現在就來前面講！」。既然「留下來」是群眾自發的，那麼接下來如何行動，我們來一起決定、執行。第一步，就是大家上台來說說話。因此在主持短講時，我優先讓散眾、非工會組織來上台發言，說說自己從事什麼職業、為何反對《勞基法》修惡，以及對於今天行動的看法等。1415

在我主持短講的同時，青年串聯的其他夥伴們正開會決策下一步，撐著現場讓夥伴們能有時間做出決策。16

這個集結於中山北路右轉忠孝西路的車道的「再佔領」，要如何定性？如果要指稱晚上的情況是「散眾自主」時，不免令人困惑。因為佔領的現場，除了「青年串聯」的異議性社團、青年勞團外，還有眾多的運動前輩組織者、工運前輩與NGO成員，過勞功德會、1204的獨派社群等。「青年串聯」夥伴楊子敬的說法很精準：「部分學者所宣稱，工會散場後的集結是由游離的青年自主所產生，是與當下的情境相左的。任何一個行動的發生皆會有其相應的歷史與組織脈絡，在散場後的集結，很顯然的是以各個社團透過既有青年串連的聯繫以及現場組織間的人脈網絡，才有可能在當下即時的去對現狀做出回應並且建立合作的可能。也因此，基於青年團體間既有的合作關係，才使得在散場後，破碎的現場能在某種程度上再組織。」

游擊，停不下來的遊行（嗎？）

從晚上七點左右佔領車道、主持短講開始，我們與現場的人便一直注意著警察的動向。警察是否主動清場、強勢排除群眾，會高度決定我們接下來行動的方向。大約8點40分，警察開始列隊，似乎要準備動作。將麥克風交給能說剛剛青年串聯開會結果的夥伴，跟現場群眾傳達情勢，以及接下來可能可以怎麼做。

選項一：以目前的群眾人數和警力來評估，如果我們繼續留在這邊，警察可以輕易地包圍、清走我們。現場有一些人討論過，想要移動。歡迎大家一起移動。

選項二：當然，一路往前走也可能會跟警察發生比較大的衝突。所以也可以選擇留在現場圍一個圈，保留體力。留到下次修法的時候，一起繼續努力。

我們說明到一半時，後面群眾卻喊說警察開始動了！原先前面詢問的語氣，因為情勢的瞬間緊張，轉變成命令與懇求：「面對天橋的左側沒有警察，請大家趕快移動！」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大家在新聞上看到的那樣了。大約兩百名群眾在馬路上或走或奔跑。有些路段已經管制、淨空、擺滿拒馬。警察跟著，想要預測我們的動向，試圖在我們行經的前方列陣。我們曾在車陣間穿梭，更多時候我們會佔領行經的路口，在警察逐漸包圍，或駕駛們的不滿越升越高時，我們便再次動起來，繼續往前跑。整夜喊著口號，喊到燒聲、喘氣。

路線與經過大致是這樣的：

「沿著忠孝東路跑到台北車站前，遭遇警察包圍的壓力，人們選擇跑起來。左轉公園路，遇到眼前警察拉起路障，右轉襄陽路，沿著二二八公園左轉懷寧路右轉進入衡陽路。

到了重慶南衡陽路口，試圖重整腳步，想往左側前進總統府但每個路口都有拒馬，因此一路前往中華路。在衡陽中華路口佔領下兩面的斑馬線，行動的強度，與車輛的緊張關係居高不下，在衝突升高前選擇向前行。

前進後，隊伍一部分跑進西門徒步區，後因為後面的隊伍選擇前進成都路而撤出，保持不被切斷。隊伍右轉在寧波西街逆行，忠孝西路口時衝上忠孝橋，後回到橋口佔領一陣子，折返小巷17回到中華路直至中華衡陽路口。

在中華衡陽路口上，進行第一次投票。人們繼續往北走，路上聽到後方的救護車，人們自主地向兩側靠讓救護車通過。經過北門，穿越忠孝西路，在塔城市民路口進行第二次投票。沒往勞動部，市民大道上前進，直走一陣後經台北車站，進行第三次投票，沒往民進黨部，回到中山忠孝路口。

回到中山忠孝路口，警察已在列陣於下午路口斑馬線。這是第一次由於警察開始較積極的包圍，我們轉進一旁小巷子18前往台北車站19。停在台北火車站的東三門人行道上休息。沒過多久，一部分的夥伴搭上了捷運繼續今晚的行動，另一部分的夥伴則是被帶上警備車20，載往關渡、內湖、木柵、南港等處丟包。」

在這段兩三個小時的無盡奔跑中，當晚有兩隻麥克風。一隻北市醫師工會21的夥伴主動持續帶口號，維持士氣。我主要做的是，透過麥克風盡可能讓群眾清楚目前有哪些現場資訊、呼籲休息控制節奏，以及跟夥伴主持了三次投票。拿麥克風的人有辦法引導，但無法全權指揮。事後，有不少人覺得那晚既是遊行，又是佔領的變形。有的人回想起，覺得或許根本就是盲動。有沒有達成運動的目的跟效果？我並不確定。

決定路線的因素互相交織。那麼因素是什麼？在行動現場，我們有阻斷交通，達到「遊行」干擾用路人的目的。但我們成功癱瘓了交通嗎？或許說當晚警察的防備部署才是癱瘓的部分主因。而我們在每個路口只有停留10分鐘左右。沒有準備好要擋車、與用路人的衝突，撐不住用路人的壓力所以沒辦法長期佔領路口，說不上太大的影響。我們也沒想好和用路人的關係，因為沒有縝密的事先規畫，所以不確定要用什麼姿態，挑釁或抱歉。所以變成有些人在挑釁，有些人在抱歉。青年串聯的夥伴自發地在混亂的現場協調這些狀況。

而在路線去哪，除了從台北的用路經驗去思考哪個路口具有好的干擾效果、往哪裡去沒有人外，一路上許多運動的夥伴、前輩提供了資訊與建議，例如去哪裡有助於施壓、去哪有政治意義、哪裡有警察、哪條路已經被封等等。

現場對於路口的判斷也是瞬息萬變。現場有兩次「前往某處又撤回來」的情況。第一次是西門徒步區，原本我與有些人想說進商業區宣傳22，但怕人潮沖散，因此被後方夥伴大喊撤回。第二次是忠孝橋，原本想說佔了橋可以阻斷交通，但又有人提醒橋面很高，若是被封，不確定風險太高。重點是現場來不及討論，也來不及遊說。當某個人大喊「右轉！」或是「下橋！」，而附近有人跟著喊，有人跟著喊著的方向去，群眾的動力就被帶往那邊了。

警察一直在當晚是無法忽視的存在。返回西門町第二次時，即便想要從別條路往總統府，但運動前輩回報那裡已經完全圍住23。所以，為了繼續行進，隊伍一度在西門町一帶來來回回繞來繞去，最後選擇往北。到了市民大道，也面臨同樣的情況，即便投票考慮往勞動部，但投完後，前輩回報那裡已都是警察，自然只能繼續前進。

在市民大道做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投票時，我們提出去民進黨部，或是回中山忠孝路口兩個選項。現場應該有兩百人，投前者二十多人，投後者三十多人，其實票數很少。關於休息這個選項，在前兩次，沒有把休息的選項放進去，因為繼續走與繼續行動的氣氛還很滿，想離開的人自己就會走。然而到第三次，時間已晚，眾人疲態。在考慮收尾之際，現場有人提議休息，立馬就被身旁的人嗆聲說：「要走你不會自己走！」，意思是還要繼續。參與的人的行動慣習，也都共構了當晚行動的樣子。

代結語：我們到底在幹啥？

這個夜晚的行動之所以會長成如此，有幾個前提。首先，警察的因素，決定了當天晚上大部分游擊的發動與路徑。再者，如果1223不是大動員，如果不是一整天到解散前，感受到抗議的力道對於政府與社會的影響不足，不會有當天的這個狀態與動能。因此這場游擊無法複製，複製也沒有意義24。第三，這場行動公投盟25的拖麥與兩隻無線麥克風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我在這個晚上主持的姿態，從短講開始，是參考自「賤民解放區」。當下友人提醒說，這樣將決策權拋出去給全體群眾，是很「無政府式的」26。回應這個擔憂，我心中的判斷是：現場有許多不同路線團體，以及許多散眾，而「持續行動」是今晚大家合作的底線，也是大家共同構成的狀態。未來，同樣這群人不會有空間與覺得必要，去談起這樣的行動來自何種意識和行動目的。即便之後想要重新團結彼此，也不需要建立在此次的經驗上。因此行動是被限縮的。在已經限縮了的範圍內，就算決策的方法很鬆散、發散，應該也沒有關係。而這個理解也延續到開始走之後，我的行動模式。

在行進的現場，儘管當晚「青年串聯」的夥伴們，有組出一個類似決策討論的小圈圈，但這個小圈圈隨時都面臨挑戰，因為決策判斷任何事，仍舊是要經過現場的人，被無視也是可能的。行動當下，大家都可以喊聲要左轉、右轉或直走，更可以直接離開，可以說「用腳投票」。如果有任何團體或個人想法，也會上前到麥克風旁爭執，如同一開始短講前的呼籲。

然而，回頭看當晚的經過，許多時候「繼續行動」的整體樣貌，看似團結合作，但當下許多急迫而零碎的判斷，以及當晚集體的身體移動，會遮蓋模糊掉這集體之中對於「為什麼這樣行動」的意識分野。

要阻擋《勞基法》修惡，不甘心1223的集結在施壓不夠的情況下就解散，因而產生了延續佔領的行動，或稱「游擊」。這可能是共識。行動先行，身體衝出去時，當時腦中在想的基本目的會去達到。然而，行動持續的往下發生，還能賦予更多原本所處立場之目的跟行動意識嗎？抑或眾人能夠平安的離開就是萬幸的底線？前述的模糊在此。

此外，回到前述的「還能賦予更多原本所處立場之目的跟行動意識」。不是「我青年我進步」這種號稱「新」就可以成為空泛的代表，思想原則與行動是要被檢視的。這波青年串聯的行動，一直清楚地要直指小英青年牌的虛假。世代問題被我們視為假議題，提升我們的勞動意識，讓階級問題進入人們的視野才是重點。那麼就不是青年幫勞工，而是「我們現在就是勞工、未來的勞工」，要相信就是要去改變現況，更要想辦法參與工人團結而不是獨立自己幹。不可能迴避既有時空的累積；同時，反省自身任意盲動與消耗。但對於到底可以如何改變跟行動，是充滿不斷思辨與想努力的心情。這也展現在青年串聯在反砍七天假中許多較衝撞類型的行動，以及與過勞功德會27一同開展許多諷刺性挑釁的文化干擾行動。

若不論行動的路線，也不論形式，回到我自己，我和這波運動的關係是什麼？坦白說，我目前從事收大樓垃圾、逐字稿之類的打工。所以立法院通過《勞基法》修惡後，相較於工會的成員回到了每天面對的勞資鬥爭的日常場域，我的勞工身分，似乎沒有什麼可以努力操作的空間。對於下一步還可以是什麼，在修法過後，仍有焦慮感。

但我的夥伴提醒我，由於學生也是勞動者，關於「學生勞動者」的打工族跟兼任助理等議題，還有許多可以努力的空間。回到了世新勞權小組，如何讓自己與社團夥伴，對於勞動階級意識的思索與實踐，不只停留在《勞基法》修惡就止步不前，則是另一個挑戰，改變自身一直是最困難的。

怎麼面對同輩的人可以感受到勞動中的剝削，習慣於多元社運裡宣傳符碼的運動慣習，卻對於勞動中團結的可能性與階級意識，感到陌生與疏離？此外，在勞動議題裡，工人本來就要跨越位置，想辦法團結。《勞基法》如何落實，會如何再變化？以及勞工整體的處境如何與台灣社會的過去、現在、未來相關聯，比如說工會政治化，我們怎麼看？工會跟青年行動者的關係為何？青年是否在現實上或理想上要扮演先鋒黨的角色？這些問題都還有待我們去思索、實踐。

• 1.「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曾與多校勞權小組成員舉辦共三屆的「青年自覺營」，後來青年營部分成員組成了「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持續關注各類青年議題，舉凡學權、學費、學貸、居住、兼任助理、打工、基本工資、工時、休假，任何與青年相關的大小問題。
• 2.我於2016參加第二屆「高教工會青年自覺營」，加入營隊後續的「青年貧窮化小組」，關心青年、學生的居住處境，其中一項主張學生的居住需求是被升學所創造，這和學雜費一樣是必要支出，不該僅視為得個人承擔。容易跳坑的性格，除了一起打兼任教師議題，後來也參與了青委會一起做事。
• 3.這是我參與的異議性社團。最初是「高教工會」在世新大學的階級運動青年團體，後來自主運作為主。組織由多國學生組成，關注世新的各種學店作為，如漲學費、外籍生高額住宿費等。期許能拉回階級與經濟的基本範疇，建立學生之間的戰鬥性團結連帶。
• 4.我們在活動頁上出賣被推上浪頭的「新戰神」陳政亮做為活動形象號召。但也沒說錯，他本來就會走遊行。
• 5.我特別去市場買副肝做為供品，到現場祭拜（早在2016年10月拒砍七天假青年團體就扛過滿是鞭炮的「血汗之肝」與新鮮的肝，遊行到民進黨部過）。
• 6.聊天的內容也多還是相互了解，比如對《勞基法》的看法、身邊人的勞動處境、打工雇主違法的情況。同時，還帶著別人助印的「功德院」貼紙，努力地發出去給現場的人。前排工會大隊的大哥大姐們氣笑著要帶回工作的地方，貼廁所馬桶。我也換回了「SUPER過勞」、「錄音帶」等另幾種貼紙。
• 7.其中有一些各團體、各大隊之間溝通不良的狀況，情勢慌亂地當下，我也在行動中擅自做了判斷，以為佔領的工作就是現在要展開……
• 8.相較於有明確舞台節目或活動安排的社會運動集會。此次指揮車位於人群的中央，喇叭的指向性與音質，活動的氣氛有許多空拍、長的演說，讓人比在民進黨部前更令人分神。
• 9.聽說有不少原本走在第一大隊的散眾，因為搞不清楚為何遊行變成了佔領，憤而離去。另外，一些南部的工會晚上應該會搭車回去，因此人勢必會更少。
• 10.即便這是個比較有趣的橋段，但沒有舞台讓視線可以充分看見，即便演了兩個方向。事後問勞權小組的夥伴，他們說被人牆擋住，其實不知道遠方在幹嘛。
• 11.「不甘願離開」，在整個語境裡，國家機器不斷限制你的集會遊行，從場地、路權到警察干涉，只談維持社會的運作，要人們溫良恭儉讓的表達到訴求就好。一整天下來，議題的尖銳矛盾可以完全不處理不回應。就社會運動現場的技術策略，當然可以討論操作的妥適與否。但更重要是讓執政黨、讓國家機器清楚的知道，他做的決策是建立在怎樣人民的代價跟反彈上。至少對我而言，「不甘願」是出於此。
• 12.「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
• 13.由於自己沒那麼會認人，請青串夥伴憑記憶回想。當天晚上至少記得有看到下面這些團體的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桃園市產業總工會、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新海瓦斯企業工會、台灣電子電機產業工會、工人先鋒協會、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華航企業工會、北區捷運電聯車駕駛產業工會、團結工聯、全國金融工會聯合會、勞動人權協會、毛振飛、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宜蘭縣產業總工會、工殤協會.......。如果有漏掉，還請見諒。
• 14.當天晚上的參與者的發言，可以看「公民實況轉播組─2017-12-23 (行動)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的YOUTUBE。
• 15.有很多工會組織者來報名，我都跟他們歹勢的說，他們的發言順序會往後移，真的需要人發言撐場再找他們。
• 16.這其實是我少數幾次做大場的主持工作。當下果斷的分工，我主持就不參與決策，全然去相信青串的夥伴能集眾人做出當下腦力經驗做出的最好的判斷。而其他夥伴，也勢必是在信任「我繼續主持是hold住現場氣氛」之下。必須把懷疑跟不確定感放下。這是我們從未經歷過，也未曾料想到的。
• 17.右轉忠孝西路二段16巷，左轉洛陽街，右轉回到中華路。
• 18.中山北路一段8巷，該區被暱稱為小印尼。在了解移工議題時，我有不少在裏頭走晃的經驗。
• 19.隊伍往行政院走，那裏已經有好幾排警察在等我們。別無選擇地，只能在警察前面討論到底要怎麼繼續做。掙扎是否就地讓警察拖走。但有了行政院三二四、反核四被沖水的經驗，這個路口的身體記憶跟其他被排除的經驗不同，可能被打的經驗十分強烈。可能真的不想再被打了。因此當警察開始逐步包圍時，開始有一部份的人鑽進小巷子，也有過勞功德會的人跑出來說探過路了，不是死路，前面也沒有警察，可以走。越來越多人進去，為了不要被截斷，就叫大家往前走。落單的人，差不多開始在這個時候被警察壓制並帶走。
• 20.回到東三門的時候，時間來到23:00，即將快到捷運沒車的倒數。請大家在這裡先稍做休息，如果有人累的可以先離開，也可以清點有誰不見了可能被抓。我去上廁所，回來的時候一半的人已經衝進捷運，剩下的人被包圍。在上廁所前，北車裡面有警察，但氛圍是安全的，人可以安全走動的。我回到東三門時，警察正在把玻璃門拉上，群眾和警察再玻璃門邊推擠角力，警察把人們圍在玻璃門接著把人全部推到門外。警察圍著大家在玻璃門外。眾人質疑警方限制眾人人身自由的理由，為何不讓大夥離去，卻得不到任何理由的說明。爭執了一小時，仍未獲得任何回應。姓蔡的警官突然不知為何，從警察中衝進人群中，突然要把一個人帶走。我跟上去，想要干擾組織這個狀況，卡在中間，結果我就被拖進警察群中了。
• 21.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該團體參與了公佈民間版本的《勞基法修法 勞工健康風險評估報告》，列舉諸多國內外文獻指出即將通過的修法可能造成之過勞風險、工作事故危害。
• 22.西門徒步區的氣氛，與在馬路上相當不同，感覺兩旁的所有人全部都在看你。而這地方也的確充滿在工作的人與逛街的人。
• 23.拒馬圍城封路擴大的情況，反《勞基法》修惡這波，可以說這天最先開始的。
• 24.在楊子敬的〈1223《勞基法》遊行之反省與課題〉會在談多一點。
• 25.台灣公投護台灣聯盟促進會，簡稱公投盟。長期申請路權駐紮在立法院濟南路上。
• 26.我們不約而同地調度出了對野草莓運動模糊的印象，比如「昨天群眾所做的決策，今天的人被要求依循此決策行動」。即便我們都不曾參與過野草莓，但是或許因為常聽運動前輩告誡，對於這種決策方法的不信任，卻是共有的。
• 27.曾在過勞功德會成立之前我有去開一場會，當時大家發想針對《勞基法》可以幹什麼，現場的群眾來源很廣，有工運脈絡的、有一般人、也有一些藝術家，包括像功德院貼紙也是在那時候發想的。之後就拿回青年串聯做。

1223遊行過後，有論者主張，當晚的街頭游擊是青年的自主集結，並以「青年登場，工會退位」總括之。然而事實誠然如此？本文將從1223遊行後的視角出發，談論為何游擊會發生，而以甚麼形式發生？進而從參與者的觀點，指出游擊當下及事後詮釋的問題，並回顧1223遊行中，工會與群眾及工會與學生團體間的關係，試圖描繪事後的自我反省與待省思之課題。

「五、六百名現場不願撤離的抗議者持續佔領。警方在九點驅離群眾，青年抗議者開始化整為零，在台北車站、西門町、捷運中山站等鬧區街頭癱瘓交通，一場都市游擊戰正式展開。」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以承繼於太陽花運動後的青年世代取代了傳統工會的自主集結詮釋了發生於去年（2017）12月23日晚上的拒絕《勞基法》修惡游擊行動。一個行動的發生皆會有其相應的歷史與組織脈絡，1223的遊擊亦同，但是，游擊的發生真的只是因為青年基於「世代」的不滿情緒，而自主地於那晚的中山南路集結而成，抑或是游擊的發生係基於青年組織者間既往投入工人運動之連帶，而在散場後組織而成則不無疑問。

當天集結的模式及對自主性動員的回應

衡諸遊行解散後的組織模式，在交織了些許的憤怒及焦慮的氛圍下，「青年串聯」的部分社團迅速地透過群組的聯繫將彼此集結討論散場後該如何應對。然而，這時在靠近忠孝西路天橋一端的路口，優勢警力卻開始放車子進入，尚來不及討論出應對決策，在場部分群眾就直接擋住入口坐了下來。從而，「青年串聯」的部分社團與醫師工會的成員則與留下在現場的工會組織者迅速交換意見後，從獨派團體借了撐場的器材並組織了臨時的決策圈並簡略的分工，將當時處於破碎的現場某種程度上的再統合。

前述所提的「決策圈」的組成係自前年七天假工時抗爭以來，由異議性社團及學生勞團集合的「青年串聯」為主，並同時加入現場包括醫師工會及獨派社團的夥伴。而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重新的再以另一種形式集結，主要可從兩個方面切入，亦即，過往各社團間的議題連帶以及個人間私領域的既有連帶。前者正如同前面篇幅所提及的青年串聯各社團間自七天假以來的合作模式，使得彼此之間對於在議題上如何合作，以及彼此間的溝通上皆有一定程度上的默契，而這個默契的存在，也使得各社團間能在第一時間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溝通並集結；而後者則在前者的基礎上，透過各社團內的個人的人際網絡，在散場而無指揮的當下，讓在場的團體間的訊息能相互的傳達，而不致使混亂不知所措，並且擴大決策圈關於分工以及後續行動的參與。

究竟是散眾青年自主且自發性的取代了「工會」而催生出了後續的佔場游擊行動，或是青年團體間存在著既有的議題脈絡而再次將現場集結的問題，若依再集結的因果順序切入，顯而易見的，去脈絡化的散眾自主動員僅會存活在想像中。在散場後的集結，很顯然的是以各個社團透過既有「青年串聯」的聯繫以及現場組織間的人脈網絡，才有可能在當下即時的去對現狀做出回應並且建立合作的可能；同時地比起部分學者所宣稱的這樣的青年力量係承繼於太陽花世代後對於世代正義的追尋，在這樣的組織關係所導致的集結下，也顯得與事實顯有出入。這樣的一股青年的力量，毋寧是說自前年以來工時條件不斷的惡化以及近年來青年貧窮化的現象也未見消退的背景下，從學生團體間乃至於青年世代對於自身階級處境的理解，而有意識的將矛盾指向當權的政黨以及資本家的「自為」過程。也因此，基於這樣的意識以及青年團體間既有的合作關係及組織連帶，才使得在散場後，破碎的現場能在某種程度上再組織並且衍生為後續的整個夜晚的行動。

未明的路線分岐

雖從整體面而言，我們得以透過組織間的關係去梳理出集結所形成的背景，然而，不管自參與的群體抑或是從較微觀的角度切入組織間的關係，1223當天的組成，毫無疑問的充滿了異質性。也就是說，儘管從整體形式而言，因為特定時空下所匯聚的動能，可以觀察到的是一個組織間的分工與群眾的游擊行動，而就行動背後組織的實質內涵而言，則充斥著未明的路線上可能的分歧。具體而言，例如青年串聯的各社團既往的互動模式上皆為議題上工作面的合作，而未涉及大方向的關於運動路線的想像或是對於左翼政治的想像；又或如獨派團體與各個學生社團間或是工會間關於政治路線上可能存有的差異。

而這些差異的存在，也具體的凸顯在1223整晚的過程中或對於運動的詮釋中，諸如游擊行動的發想，路線的選定，退場的機制等等的決策上，或是警察暴力究竟是中華民國的問題抑或是作為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本質的認識上。而這些路線上隱含的差異存在，存在著更深刻的問題，亦即雖然各個團體間在面對議題的當前，因為議題與訴求的本身得以有效的找出共識並集結，但在《勞基法》修惡過後呢？各個團體間是否有更進一步合作的基礎以及如何合作，或是我們如何看待《勞基法》修惡在台灣當前歷史發展上的位置，這都會緊緊地牽涉到政治路線的問題，而這樣的政治路線問題又是緊緊的繫著當前台灣工人運動的發展。然而在《勞基法》修惡後的至今，這樣潛在的問題似乎也尚未得到充分的討論或是回應。

遊行的餘緒與檢討

關於整場游擊的調性，有論者或許會認為說這是一場成功的積極的自主行動，或是認為說這是一場有縝密規劃的交通干擾。然而，誠如當天散場後所發生的，青年組織的再集結係因為當天令人挫敗的散場與潰散的指揮系統，而因此後續的行動在整場運動在承接著散場的脈絡下看來，也只能說是占領行動失敗後的混亂與餘緒，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回應，「成功」與「積極」的形象並非忠於現實的描述，無法也無須再度複製。

而一場運動的挫敗，不應單只是憤怒與失落而已，而必須去討論何以導致當天散場的狀況，以作為工會往後鬥爭的殷鑑。除了工會間本身可能既有的矛盾之外，則可以再從兩個面向討論，亦即工會與非工會動員的散眾的關係，以及工會與外圍青年團體的關係。

就前者論，相較於過往工運主要以工會由上自下的動員以及參與者多為工會會員及組織者的模式，1223當日的遊行，乘著民進黨上台以來工時防線不斷修惡的浪頭，出現了許多非工運組織脈絡下的群眾，也就是所謂的「散戶」。而就遊行過程中的指揮以及撐場，皆仍停留於過往較為單一化的模式，而未對「散戶」如何參與以及如何使其留在現場有縝密的沙盤推演；而關於佔場決策的處理也略顯粗糙，把原先已計畫好的佔場以突發狀況的形式中斷遊行，對於許多甫上街頭的群眾而言，難免有不知其為何所以然的疑惑。再加上無法有效地凝聚現場的氛圍，導致傍晚時人潮漸散的情形，而在與群眾間的溝通不順暢的情況下，留下令人錯愕的散場。

後者而言，儘管在近年來，在大小不一的工人鬥爭中，可以看到的是，學生社團與工會之間就議題上的連結愈趨緊密，然而在具體的合作上卻似非如此緊密。作為「青年串聯」各社團的成員之一，在遊行過程中，對於現場資訊的流通實備感困惑。資訊的傳遞往往是零碎的透過個人帶給在場的學生團體，而未在決策的形成面上，建立一個有效的流通平台，使得外圍的青年社團可以與決策小組交換意見與協助整場的行動。進而導致散場決策時的高度混亂。

從而，依據上述面向，1223遊行所留下來的問題，一者是當天的狀況凸顯出來的是在傳統的動員模式下，對於外圍團體資訊上的不對稱問題，以及在陳抗現場青年團體與工會間的合作關係究竟為何，以及相較於同運或環運在處理高度異質性的大遊行的經驗，很顯然的工運關於此方面的處理尚未成熟，如我們追求的是台灣的工人力量及工會的組織率在未來的壯大，從這次遊行的經驗出發，如何面對具有異質性的群眾與建立有效的合作關係，則成為了一個嚴峻待論辯的課題。

本文透過對2016年底至2018年初由青年團體共同創立的「青年拒砍七天假串聯」行動平台發起的各項行動回顧與整理，闡明青年、學生對於勞動權益的關注，並不是在2017年底突然以新潮、Kuso的形式閃亮登場。而是在民進黨執政以來二度修惡《勞基法》的背景下，資方、政府聯手對於工人階級的軟土深掘，以及日益沉重的剝削，早就讓青年勞動者產生出自己的階級意識，而投入工運之中。近2年以來「青年串聯」，隨著台灣的工人運動進程，持續發起自主的行動、或與工會組織聯合行動，就是最好的證明。

在2017年底至2018年1月的反《勞基法》修惡抗爭中，許多人將目光聚焦於2017年底發生的「將行政院正名『功德院』」行動、行政院前過勞功德會舉辦的「過勞功德法會」以及最後在1223大遊行主場散場後的夜間「城市游擊」行動。許多評論以及報導為此將焦點聚集在發起這些行動的青年、散眾身上，認為這是一種抗爭的「新模式」，更有甚者還認為「青年崛起，工會退位」，刻意分化了「青年世代」與工運之間的關聯。

因此，以這篇文章，整理自2016年以來，青年團體、大學異議性社團，在最初由「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工鬥青年產業後備軍」共同創立的「青年拒砍七天假串聯」（以下簡稱「青年串聯」）Facebook不公開社團，召集會議而討論出來的各項行動。

透過對2016年底至2018年初由「青年串聯」這個參與成員流動性高、也沒有組織化的平台，共同討論發起的各項行動的整理，本文試圖證明，青年、學生對於勞動權益的關注，並不是在2017年底突然以新潮、Kuso的形式閃亮登場，而是在民進黨執政以來二度修惡《勞基法》的背景下持續抗爭、自我培力。同時，也要說明，在青年勞權的爭取上，其實也是和台灣主要的抗爭工會團體有著許多關聯。

資方、政府聯手對於工人階級的軟土深掘，以及日益沉重的剝削，早就讓青年勞動者產生出自己的階級意識，而投入工運之中。近2年以來「青年串聯」持續發起的行動，就是最好的證據。

「青年串聯」的形成

從2016年8月17日開始，就有以「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工鬥青年產業預備軍」為主的青年團體在勞動部前召開「還我時薪126！連署向勞動部和資方討債」記者會，針對當時基本工資未隨著每週40工時上路而自然由每小時120元提升自126元發起抗爭，並且遊行至監察院提報勞動部瀆職。

在9月8日「基本工資審議會議」前，青年團體再次於會場外召開記者會，呼籲審議委員會應依照自1997年以來經濟成長與物價漲幅合理計算，調漲當年基本工資至「月薪27,974元、時薪177元」。

工資審議結果出爐，卻僅有調整至月薪21,009元、時薪133元，因此9月9日青年團體與工會團體再次集結衝上位於大安區的工總辦公室「算總帳」，針對資方團體屢次阻擋基本工資調漲以及提出包含「刪除勞工七天國定假日」六大訴求提出抗議，逼迫工總代表當場收下血淋淋的「豬肝」——象徵勞動者受工商團體剝削的「血汗之肝」。

雖然2016年基本工資未能合理調漲至「月薪27,974元、時薪177元」，然而，透過上述三場行動、記者會，當時北部地區數所大學的異議性社團因此開始關注自身的勞動議題，並且成為後續面對民進黨強行推動的兩次《勞基法》修惡，青年行動反抗的基礎。

青年拒砍七天假

2016年9月立法院新的會期展開，民進黨政府將《勞基法》草案列入優先法案，打算繼續推動砍除七天假的進程。9月24日下午，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工鬥青年產業後備軍、反教育商品化聯盟邀集各校青年與打工族一同抗議，要求衛環委員會全體委員與新任召委陳瑩、吳玉琴，不得通過砍除七天假的《勞基法》草案。除了上述三個團體之外，東吳、世新、台師大、台大、台北大學、政大、輔大、台師大、陽明大學、淡江......等校都有學生參與，是青年團體拒砍七天假的第一次集結。

也隨著第一次集結，青年團體創立了臉書社團、群組，開始跟隨立法院修法情況，密集地召開會議討論集結抗爭。

到了10月3日總統蔡英文透過黨政合一舉行的「執政決策協調會議」，與行政院長林全等黨、府、院高層統一口徑，在九月立法院的這個新會期，首波主打定案是「力砍七天假」。

隨著民進黨砍七天假的意圖越來越明確，以及2016工鬥等工運團體持續抗爭推動社會對勞動權益的關注之下。越來越多學生團體加入拒砍七天假青年的串聯之中，10月5日有31個學生會、異議性社團與學生勞團發出「『青年串聯』拒砍七天假，向民進黨全面宣戰！」聯合聲明。又不到十天之內，10月12日於民進黨中央黨部樓下與警方的推擠抗爭衝突中，已增加到42個學生團體一起聯名行動。

直到10月23日由青年團體自行舉辦的「青年爭勞權，圍攻資進黨！」——拒砍七天假小遊行，最終有將近60個青年、學生團體聯名參與遊行，從立法院經行政院走到民進黨部前演出「爆肝」行動劇，並將「資進黨」的匾額懸掛於大樓外牆。

特別舉行10月23日的青年小遊行，在當時籌備的討論中，就是嘗試在10月25日由五一團結聯盟主辦的勞工團體大集結之外，另外呼籲社會各界對於青年勞動權益的重視；並且向青年勞動者強調台灣長期勞資力量不對等之下，勞動權益日漸低落的青年勞動者應持續團結行動。

民進黨執意砍假，激化青年抗爭

在10月25日勞團2,500餘人於立法院中山南路大門外集結蛋洗立法院，以及桃產總等團體一百多人於青島東路側門發生流血衝突後，民進黨依然在後續的程序中強行通過議事錄、進行朝野協商，主導立法院砍七天假議案的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銘還表示：「行政院版本的《勞基法》修正草案絕對是最完整、最禁得起考驗的。」展現民進黨一定要砍掉七天假的決心。

民進黨對於勞團大集結的回應絲毫沒有退讓，對於青年團體而言也代表先前幾場行禮如儀的記者會、遊行都沒有達成阻擋砍七天假的目的。

10月30日，「青年串聯」決議要針對砍假案的主要推動者總統蔡英文、行政院長林全、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銘發動如影隨形的突襲抗爭行動。在當時非常有可能11月8日便二、三讀通過砍七天假案的壓力之下，青年團體就決定要在11月1日、11月2日連續兩天接連佔領黨團總召柯建銘辦公室以及民進黨中央黨部。

11月1日早上青年團體先在立法院周邊各處秘密分批聚集後，約在早上8點50分左右經立法院中興研究大樓濟南路大門進入，穿越樓梯直達地下一樓的柯建銘立委辦公室，要求正在立法院內主持朝野協商的「砍假總召」柯建銘面對青年、撤回砍七天假案。佔領辦公室的最終結果，自然還是不敵本來就在立法院院內戒備森嚴的優勢警力，在青年佔領約1個小時後以人數優勢強行抬離出場。

11月2日下午，總統蔡英文將會出席的民進黨中央黨部中常會。雖然因總統到場而有維安警戒，但由於經過事先場勘，青年團體大致已經了解當時維安情況與大樓內部動線。因此在占領發起前半個小時，就有二十多人已經藏身於大樓各處預備行動。中午12點半，佔領行動開始，青年由大樓各處飛奔至民進黨中央黨部九樓大廳，於大廳張貼「砍假總統，出來面對」等等標語，並且佔領等待下午2點出席中常會的總統蔡英文出面回應。

最終蔡英文並沒有出面回應，只是在中常會上意有所指地表示「有時候也覺得在野時的同伴，現在突然處在不同的立場，這種心情上的感受，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個時候，團結是非常重要的，希望這段時間，黨必須要團結，大家要為這個黨、為這個國家做最周全的考慮」。這些話清楚地揭示了，蔡英文不願意反省自己一手主導的砍假案，連青年團體要求的最基本的溝通都做不到，執意要民進黨「團結」通過砍假案！蔡英文曾在選前作出「薪資要增加、工時要減少、保障非典勞動者權益、……」等六大勞工政策的政治承諾，如今全面執政卻立刻原形畢露，帶頭維護資方利益要砍勞工七天假。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這裡兩場佔領行動，吸引了媒體的注目，而主流媒體當時以「學運再起」的角度來看待這兩場佔領行動，主流媒體開始嘗試在行動中「拿過麥克風」的青年之中找出「學運領袖」。然而當時「青年串聯」的部分成員之間，便已有了共識拒絕複製2014年「佔領立法院運動」中運動焦點集中於少數人身上的惡果。因此在受訪、投書時皆強調行動的集體性與砍七天假對於青年勞動者的共同損害。

在11月1日、2日兩場佔領行動之後，青年團體又進行了11月5日突襲蔡英文孔廟行程、11月9日突襲蔡英文出席工總會議、11月18日突襲總統官邸大門、11月22日到蔡英文與英國動物學家珍古德博士進行「改變世界──年輕人的力量」對談中舉牌抗議。

即使在當時青年、勞團分成兩線不斷行動，最終民進黨還是在12月6日晚上在立法院強行通過砍七天假案二、三讀。憤怒的青年、勞團最終在立法院青島東路側門外焚燒冥紙，隨後在半夜再度突襲總統官邸潑漆洩憤。

年金改革議題到反對《勞基法》再修惡

砍假過後不久，隨著2017年1月年金改革國是會議的落幕，新政府針對各職業類別的年金改革方案也浮上檯面。從主要方案看來，從軍公教到勞保都不脫離「多繳、少領、延後退」的方向。

尤其針對對於青年勞動權益影響最深的勞保年金部分，「青年串聯」中的部分成員也曾經召開過幾場會議討論如何應對。然而受到最終民進黨將砍年金的主力放在軍公教身上，以及部分成員則認為勞保年金對於工作沒有立即的影響而沒有參與討論，最後「青年串聯」就結束了對於年金的討論，而未發起行動。

因此從2016年底到反對《勞基法》修惡的期間，「青年串聯」只有在2017年青年節當天於立法院群賢樓前哀悼青年勞動者的七天假被砍的一場記者會而已。

一直要到2017年5月，綠委何欣純、林岱樺、蔡易餘等人宣布提案修改《勞基法》，包含休息日的加班工時改採核實計算、設定加班時數上限可在數個月內彈性調動的「工時帳戶」、以及年度特休假遞延等內容。團結工聯等工會團體開始發起聯署、抗爭行動，青年團體才再度開始聚會討論《勞基法》面臨二度修惡的議題。

討論的結果，就是接下來一路從7月20日、9月21日、10月11日、10月29日接連四場「青年串聯」發起的抗爭行動。一直到11月9日「前進行政院、抗議《勞基法》修惡行動」集結後，「2017五一團結聯盟」開始邀約召開因應《勞基法》修惡對策會議討論後續對策，「青年串聯」由此開始加入工會團體「1223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的籌備、組織工作之中。

1223大遊行前「青年串聯」在做什麼？

自從「2017五一團結聯盟」確認「1223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要舉辦後，「青年串聯」的主要工作就成為了——想辦法動員更多青年來參與大遊行，而動員的實際作為可以分成「各校巡迴座談」、「持續行動引起大眾關注《勞基法》修惡」兩類。

「青年串聯」發起【勞權列車】「拒絕《勞基法》修惡」大專校院巡迴講座，由串聯中的學生作為講者分工在11月9日至12月22日之間出席各校座談，在東吳、東華、中正、輔仁、台北大學、中央、東海、台南應用科大、台大、清華、文化、北醫、陽明、政大、台藝大、北科大以及高雄等閑書房舉辦了約20場反《勞基法》修惡座談會。

在持續行動上，除了參與2017五一團結聯盟的行動之外，「青年串聯」也在會議中討論如何以青年行動吸引社會大眾關注《勞基法》修惡、並且參與大遊行。最後在11月30日晚間，在行政院長連續針對消防員、照服員、新聞人員勞動的「功德說」後，青年團體20餘人分批前往台北火車站周邊捷運、台鐵地圖以及公車站牌，將其上「行政院」字樣以事先訂製的貼紙覆蓋「正名」成為「功德院」。以文化干擾行動揶揄行政院長的「功德說」，並且直指修惡《勞基法》就是要讓所有的勞工都加班做功德。此行動引起了媒體、社會，出乎「青年串聯」意料之外的回響，一時之間賴清德「功德院長」的名聲似乎也就成為了大眾通用的綽號。

外界可能會誤以為文化干擾是「青年世代」倚靠著創意、熱情而帶來的新穎的、有趣的運動方式。但對於參與其中的「青年串聯」而言，這樣的行動經驗非但不怎麼有趣，更只是反映了無法以具體行動升高抗爭強度，轉而尋找其它抗爭的形式，持續對《勞基法》修惡進行反抗。

原本在「功德院」文化干擾行動前幾次「青年串聯」的會議上，都在討論如何在記者會之外，發起如同拒砍七天假時升高衝突的佔領、如影隨形行動。但實際上面臨到的困境就是——雖然社會對《勞基法》修惡反彈的聲浪非常巨大，但是以大學異議性社團為主要成員的「青年串聯」，卻面臨著各社團面臨社員不足、組織正在交接…等等問題，導致無法有足夠的人手進行升高抗爭強度的行動。

結語

許多人對於1223大遊行中青年、工會團體之間的關係的看法，彷彿青年與工會團體之間是井水不犯河水互不相關。然而其實每年的五一勞動節遊行、秋鬥遊行，只要細看發起團體、參與團體名單，就可以發現許多學生團體長期以來都有與工會團體一起行動。而在2012年至今發生過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華隆工會罷工、華隆自救會抗爭、國道收費員抗爭甚至是跨國的韓國Hydis關廠工人來台抗爭，這些重大的工運事件也捲動了許多學生參與其中。

許多「青年串聯」的成員，就在以上的背景之下，或多或少都有與工會團體合作、一起抗爭的經驗。

就是因為過往合作的經驗，在1223當天下午「主場」混亂的散場過程中，「青年串聯」以及當天加入的散眾，在與仍留在現場的工會團體成員的互相合作之下，才凝聚了當時不知所措的青年、散眾，讓夜間的「城市游擊」至少還保有著一定的集體性，使得1223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的最後結果，乍看起來不是停留在下午「主場」解散時的混亂狀態。

前面，我們已經回顧了投身拒砍七天假、繼而參與反對《勞基法》修惡等重大工運戰役的「青年串聯」。不過，我們還沒有回答的重要問題是，「青年／學生」在工人／階級運動裏頭，究竟意味著什麼？環繞這個核心，相關的提問包括：青年團體為什麼能夠串聯？是什麼社會條件召喚了青年們投入工運戰役？青年與工會又應該是什麼合作關係？我們認為，這些問題的答案，指向了一條我們有意突出的「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其所要對抗和超越的，是當今作為主流解釋、甚或可以說是自1980年代以降，主導了學生運動的「公民」論述。

1980年代的學生運動，以1982年台大代聯會主席普選運動為濫觴；其後，許多大專校院學生為了反對校方的審稿制度，開始發行地下刊物。1987年，由台大「自由之愛」組織成員串聯了十二校學生社團，共同組成「大學法改革促進會」，主張「學生懲戒納入校內之合理司法程序、實施教師評鑑、選課及修業形式自由化」，並且爭取社團設立與言論表達之自由。

追求自治權和言論表達自由的學生運動，符應於外在風起雲湧的政治民主化運動浪潮：在戒嚴體制下，校園是黨化教育嚴密箝制思想的場域，例如稿件審查、社團成立和活動舉辦等，學生均無權決定，淪為「次等公民」；也因此，運動訴求的是「歸還學生的公民權」和「確立學生在校園的主體性」。往後三十年來的學運主要方向，可以說繼承了這樣的論述、更形塑了我們對於掙脫黨國威權、追求「民主」的想像，就是完善「代議制民主」。於是，學生在校內是「校園公民」，2000年以來，增加校務會議的學生代表席次一直是學生推動大學法改革的主要訴求；走出校園進入社會，學生則成了社會進步公民的一份子。從要求解散萬年國會的野百合，到佔領立法院來抗議代議制失靈的太陽花，乃至後太陽花蔚為風潮的「青年參政」，我們都可以看到公民論述如何高度影響學生運動的實踐。

青年／學生固然應該被看作是社會的一份子，然而公民論述的最大問題在於，抹平了公民內部既存的權力差異，例如，公民有資本家、也有被壓迫的勞工。青年被包裹為無差別的群體，加上學生普遍被社會標誌為「最後的良知」，這個代表全社會未來的群體，也就被冠上了純潔進步的象徵。對左翼來說，取消公民內部的差異意味著取消對於當前社會的階級分析、以及馬克思傳統對資本主義民主的虛妄性的批判。於是，青年低薪、高房價、年金即將破產等議題，被歪曲為「世代問題」（年輕人參與工會或者是反對修惡《勞基法》，則被何明修說成是世代意識），而非資本剝削的問題。時興的青年參政，被認為是進步的、成就了多元民主的，但是民主背後資產階級鎮壓無產階級的實質，則不再重要。

校園和學生從來不是外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學校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y state apparatus），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一直是灌輸資本主義價值以再生產一批又一批馴良勞動力的場所。1980年代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浪潮，更直接穿透大學殿堂，使得高等教育被當作是一項必須在國際間競爭的「產業」。一方面，大專校院變為追求績效排名、在「產學合作」之下因應市場短暫需求的學術生產場所，教師和研究生則成了學術生產體系中的勞動力。大學之於教師和學生助理等校內勞動者，也因而愈來愈像資本家之於勞工，「增加利潤、節省成本」成了學校管理的邏輯。另一方面，在高教市場化的框架下，學生念大學被看作是一項消費、一種投資，學雜費調漲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是，接受高等教育愈來愈不是個「好投資」。根據陳麗珠於2009年發表的〈我國大學學雜費之分析與研議〉，一名大學生就讀大學四年所必須付出的費用達80－100萬。這個經濟負擔，反映在占大專校院多數的私校學生中，有三成的學生必須申請學貸；兼職打工或者在校內擔任助理，則成了許多人共同的就學經驗。畢業之後，除了揹負學貸，每個月必須負擔的生活開銷更是高昂，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最新資料，台灣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達2.1萬，若在台北市工作，開銷更高達2.8萬。然而，根據勞動部的調查，大學生畢業起薪2.8萬，若加上每月需要還的幾千元學貸，非常可能面臨「月光」，甚至入不敷出的窘境。儘管如此，面對競爭激烈的勞動市場，為了提高自己的價碼，青年別無選擇、不得不接受這個不合算的投資。

總的來說，儘管工人的處境並不在學生／青年普遍的生命經驗當中，然而校園和資本主義社會從來不是斷裂的，學生們也感知著自己作為未來的勞動力，將面臨的低薪、過勞、高房價等總體貧窮化的慘況。當市場化邏輯進一步滲透教育場域，剝削就更不僅僅是校園圍牆以外的事情，而是活生生地體現在學術勞動者的血汗勞動、以及日益高昂的學雜費等方面了。

「青年串聯」可以說是奠基於以上這些社會條件，才得以匯聚起來、號召青年們加入工運戰鬥的。從參與「青年串聯」的學生團體中，我們便可以看見幾支過去以來早已針對上面的現象進行抵抗的力量：有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延續的是自1998年發動「九八教春」，與工人一同高呼「反漲學費」、「向財團課徵教育捐」，此後每年在教育部集結抗議的反高學費運動；有反抗大學血汗的學術勞動而興起的兼任助理運動參與者，如台大工會、政大勞促會、高教工會、東海工會等；有工鬥青年產業後備軍，乃是工會立足在「學生作為未來工人」的論述，與多個異議性社團所形成的網絡連帶；也有團體曾經營了基於在校外打工被剝削的共同經驗形成的「薪資地圖」運動，包括台大濁水溪社、東華烏頭翁社、靜宜勞權小組等。

此時，青年／學生不再是一名走出校園關心社會的進步公民了。青年發現了自身接受教育，就是準備成為一批批廉價的勞動力，更可能早已是一名被剝削的打工族或學生助理。從而，青年將認清與工人的共同敵人，就是資本主義政經體制。因此，提出「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的重要性在於，持續喚醒青年／學生的階級意識，並且看見資本主義，是青年和工人們應該一起反對、推翻的目標。

清楚了「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的內涵，也就清楚了青年／學生與工會之間應該是什麼合作關係：既然找回了青年和工人之間的連續性，有意識的（總）工會不應該輕忽教育領域內的經濟鬥爭（反高學費、兼任助理、校內外打工等）、有意識的青年則不應放棄積極宣傳自身與重要工運議題（七天假、《勞基法》修惡等）的關聯性。更重要的是，這些鬥爭都應是為了一次又一次地教育青年／學生們反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在這個再生產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基地，重新奪回文化領導權（cultural hegemony）。

從拒砍七天假到反對《勞基法》修惡，過去各種校園裡頭的抵抗力量走在了一起，然而我們不應僅僅是停留在議題和工作上的連結。《勞基法》的仗告一段落之後，在幾次青年串聯的聚會或交談中，有一些關於青年串聯如何走下去的困惑，如：各個青年／學生團體本來就有既定的行程，在打《勞基法》修惡等共同議題時，對社團而言如何取得工作上的平衡？打共同議題對於各個青年／學生團體的意義又在哪裡？我們認為，這些問題其實應該回到，「青年／學生勞動者」這條戰線的重要性，未曾在青年團體（甚或是在工運圈裡頭），被清晰地辨識和討論過。也只有反資本主義的階級運動作為大家的共識了，才有往下應該做哪些事情的團結基礎。從而，共同打某個議題便不是最為關鍵的事情，而是在這條「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底下，我們應該要分工合作哪些大大小小小的議題的問題了。

因太陽花學運而廣獲青年期待，再度「民主地」政黨輪替而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在近兩年來可說是徹底暴露其資產階級性質了；於此同時，各路第三勢力莫不高舉「青年參政」的招牌，來標榜自己的清新進步。在這樣的政治情勢下，讓「青年／學生勞動者」這條戰線能夠被廣泛討論進而確立起來，也就變得加倍重要。站在「青年／學生勞動者」的視角，我們才有可能清楚自身在工人和階級運動的位置、看見公民論述的侷限；我們才有辦法辨識出壓迫根源乃是資本主義體制、進而往下反省代議制民主的虛妄性。最後，自由得一無所有的我們，也才能共同為反資本主義的目標奮鬥。

「華航白色恐怖，言論自由已死！」去年（2017）6月23日空服員職業工會等運輸業工會集結交通部前抗議過勞，事後參與行動的三名工會成員遭到華航祭出解雇和記大過等處分，勞動部裁決會認定華航此舉違反《工會法》，但華航仍執意懲處，對三名成員祭出「一大過兩小過」處分，今日（6/1）空服員工會至勞動部抗議華航藐視法律，更有空服員泣訴華航打壓異議行徑猶如「白色恐怖」。

去年6月23日空服員職業工會偕同台鐵產業工會等運輸業工會至交通部抗議「超時過勞」問題，事後參與該行動的空服員工會常務理事張書元、理事朱良駿、會員代表林馨怡竟遭華航秋後算帳，約談三名會員並做出會議記錄建議對三人祭出解雇、記大過處分，工會對勞動部裁決會提出不當勞動行為申請案，裁決會於同年10月判定華航違法，並開罰三萬，然而華航竟無視法律，堅持在12月對三名會員做出「一大過、兩小過」的處分。

工會於是再度對華航執意懲處林馨怡、朱良駿與張書元三人的行為提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今日下午勞動部裁決委員會召開最後一次裁決大會，預計兩周將作出裁定結果。空服員工會也在裁決庭召開前先行召開記者會，痛批華航即使被開罰，也不願撤回懲處，根本是藐視法律，公然打壓工人，箝制言論自由。

空服員工會常務理事張書元表示，這兩年華航的不當勞動行為成立的超過十件，但華航自恃財大氣粗，完全不怕政府重罰，對他們三人依然記下「一大過、兩小過」的懲處，他本人更因為配合工會爭取年終獎金，在網路發表相關文章，5月初再度遭公司記下「兩申誡」，之後隨時可能因考績不佳被解雇。張書元質疑，勞動部僅開罰三萬猶如「蚊子叮大象」，根本毫無作為，直呼「華航白色恐怖，言論自由已死！」

空服員工會理事林馨怡發言時更一度激動落淚，表示去年623的抗議，她只是對交通部底下的行業提出質疑，就被華航懲處，開裁決庭令她壓力非常大，甚至睡不著覺，害怕今天發言後，又會被公司追究懲處。林馨怡說，她生於戒嚴時代，長在解嚴時代，曾以為能享有民主自由，但公司卻監控他們的言論自由，對此感到很痛心，希望政府能保護他們這群說真話的工人。

工會秘書長鄭雅菱指出，華航空服員2016年罷工後，工會成員屢遭清算，例如原為空服員的潘家洛去年10月遭到公司調職為地勤，結果勞動部裁決會日前判決潘家洛需恢復原職，華航至今卻仍不願撤銷調職命令。她更提到，近來華航對工人打壓越來越嚴重，甚至深入到控管工會會員的非公開網路社團，要求會員刪除特定留言，不願刪除的工會幹部更遭到約談，質疑「我們真的生活在有言論自由的台灣嗎？」

開罰九牛一毛 工會要求政府管管華航

勞動部針對雇主不當勞動行為，可依《工會法》開罰三萬到十五萬，但鄭雅菱無奈表示，開罰緩不濟急，且金額很小，即使可以連續罰，連續罰的額度大概只到三十萬。

鄭雅菱表示，華航不滿意勞動部裁決，所以繼續提行政訴訟，勞動部也拿它沒辦法。她認為，交通部是華航最大股東，如果政府真的有心保障工會權益，理應介入要求華航撤銷懲戒。

勞動部勞動關係司裁決科科長章鴻年表示，針對林、朱、張遭懲處案，先前裁決會已經認定違法，但華航執意懲處三名工會會員，並向行政法院提訴訟告勞動部，但勞動部在法院判決出來前，都可以對華航連續開罰。章鴻年也說，潘家洛被調職降薪案，如果華航一直不讓他復職，「我們會一直罰，直到判決出爐」。

至於工會質疑三萬到十五萬元的罰款太低，制衡力道不足，章鴻年表示，立委和勞動部其實有研議過要不要修法，但目前不清楚修法進度。

馬杜羅於週日（5/20）再度勝選，連任委內瑞拉總統，本次選舉投票率為46%，馬杜羅獲得860萬票中的580萬票，最接近的挑戰者法爾康（Henri Falcón）則僅獲得180萬票。來自超過30個國家的150位國際選舉觀察員監視此次選舉過程，包括西班牙前總理薩巴德洛（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薩巴德洛表示：「我對於投票過程毫無疑慮。這是一套先進的自動化投票系統。」（南方電視台，2018/5/20）

另一位觀選員、前厄瓜多總統柯利亞（Rafael Correa）則在推特上宣布（2018/5/20）：「委內瑞拉選舉的發展毫無異狀。我觀察了四個投票所，公民不斷湧入，只需短暫的時間等候與投票。這是非常現代化的雙重控制系統。就我所看到的狀況來說，委內瑞拉選舉委員會是毫無瑕疵的組織。」

然而，西方媒體對於委內瑞拉選舉過程的看法截然不同，不約而同將此次選舉形容為嚴重缺陷、充其量僅是獨裁者主導的一場騙局。《紐約時報》（2018/5/20）將此選舉描述為：「評論家們指出這是一場嚴重舞弊、對他（馬杜羅）有利的比賽。」《赫芬頓郵報》（2018/5/21）則將此次選舉定調為：「一場被抨擊為鬧劇的投票，這個飽受危難之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的獨裁政權再次得到鞏固。」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2018/5/21）則表示：

「馬杜羅（譯按：這裏拼錯成「Nicholas Maduro」，多了一個h）輕鬆勝選連任，但他的主要競爭對手拒絕接受這個結果，並認為此次投票存在詐欺的情況。這也是美國與許多獨立觀選員的看法。」

撇除拼錯總統名字不論，這裡引述「獨立」觀選員的唯一來源，是總部位於華盛頓、由美國國務院資助的保守派團體自由之家，要說它是「獨立觀選員」頗有問題。

「在...之中」的委內瑞拉選舉

媒體對於委內瑞拉選舉的報導相似得驚人。事實上，絕大部分媒體的標題甚至使用相同的詞彙與構句，一方面宣稱馬杜羅是贏家，一方面透過好用的介系詞「在⋯⋯之下、在⋯⋯之中（amid）」，破壞整個選舉體系的合法性。

• 〈在對選舉強烈抗議之中，委內瑞拉的馬杜羅再度勝選〉（路透社，2018/5/18）
• 〈在普遍失望的情緒之中，馬杜羅贏得委內瑞拉大選〉（《紐約時報》，2018/5/20）
• 〈委內瑞拉大選：在投票舞弊的質疑聲中，馬杜羅勝選連任〉（英國廣播公司，2018/5/21）
• 〈在反對派杯葛之下，委內瑞拉的馬杜羅再度勝選〉（《華爾街日報》，2018/5/21）
• 〈在選舉異常的指控聲中，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再度勝選〉（《芝加哥論壇報》，2018/5/18）
• 〈委內瑞拉大選：馬杜羅在低投票率的情況中獲得連任——美國在「假選舉」後考慮進行石油制裁 〉（倫敦《獨立報》，2018/5/18）
• 〈在詐欺的指控聲中 委內瑞拉的馬杜羅贏得遭抵制之選舉〉（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2018/5/21）
• 〈委內瑞拉在反對派的抵制中進行選舉投票〉（半島電視台，2018/5/20）
• 〈低投票率，讓委內瑞拉延長投票所開放時間〉（《華盛頓郵報》，2018/5/20）
• 〈委內瑞拉社會黨領袖馬杜羅在選舉異常的指控聲中勝選〉（《赫芬頓郵報》，2018/5/21）

這些新聞文章都沒有提到柯利亞、薩巴德洛或任何其他官方觀選員的看法。並非他們的評論難以被找到。柯利亞在推特上有超過340萬名的追蹤者，在撰寫本文時（5/23），他的評論已經被轉發超過3,500次。相反地，上述報導不約而同地將委內瑞拉的選舉制度形容為一齣鬧劇，儘管歐洲議會（2005/12/15）稱其為「與最進步的國際做法一致」、歐盟（2006/12/4）認為（委內瑞拉的選舉）「有效率、安全、可供查核，且技術專家的能力與先進的技術水平一致」、美國前總統卡特（2012/9/21）則認為這是「世界上最棒的⋯⋯一套非常完美的投票系統」。

儘管反對派的杯葛讓投票結果變得可以預測，馬杜羅仍然獲得28%合格選民的支持。與歐巴馬（Barack Obama）2008年獲得的得票比例大致相同，更超過2012年歐巴馬競選連任時的得票比例，還有川普2016年的得票比例，雖説上述選戰競爭都相當激烈。路透社（2018/5/20）忽略這點，宣稱可憐的委內瑞拉人之所以投票給馬杜羅，是因為他們相信他們會「押對寶，中大獎」。

西方媒體不尋常的相似性與負面論調並不令人驚訝。正如我在《來自委內瑞拉的壞消息：二十年來的假新聞與不實報導》（Bad News From Venezuela: 20 Years of Fake News and Misreporting）一書詳述的那樣，（西方媒體）的外國報導篇幅大量被刪減，導致一小撮記者撰寫我們聽到的其他國家之新聞。媒體複製、貼上像是路透社與美國聯合通訊社等新聞組織的內容，而後者則又雇用許多便宜的當地記者。

在委內瑞拉，這些記者不是中立的行動者，而是出身極為偏頗的當地媒體，與反對派關係密切，導致西方媒體視自己為反對馬杜羅的意識形態前鋒、對政府的「反抗」。 西方媒體討伐馬杜羅之際，他們對發布假新聞或是蓄意生產誤導的內容毫不羞愧，例如聲名狼藉、各家媒體（時代雜誌，2015/2/5；美國有線新聞網，2015/2/6；新聞週刊，2015/2/5）爭先報導的故事「委內瑞拉的保險套要價755美元」。該故事杜撰者毫無悔意，還聲稱將繼續利用「迷人的伎倆」（sexy tricks）表達自己的觀點。

用來貶低委內瑞拉人民的典型伎倆就不那麼性感了。比如說彭博社（Blooberg）的羅薩蒂（Andrew Rosati，2018/5/21）宣稱，馬杜羅在「廣受詬病的選舉」中獲勝，「就必須獨自為國家的崩潰性經濟危機負責」。他一邊竊笑，一邊接著說道「美國與地區領導人」將就委內瑞拉舉行此次選舉，對「這個飽受危機苦惱的國家，其至關重要的石油產業，施以進一步的隔離與制裁。」顯然馬杜羅只能怪自己違背了華盛頓的意志吧！

桃園敬鵬工廠大火導致6名消防員和2名泰籍移工不幸身亡，更燒出消防制度、移工權益、環境知情權等問題。今日（6/3）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台灣移工聯盟、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等團體共同走上街頭遊行，從勞動部走到內政部，最後抵達行政院，呼籲行政部門不要再敷衍民團訴求，應盡快提出具體檢討和修法方向。

數百名外籍移工、消防員、勞團、環團成員今日下午集結在勞動部前，聯合舉辦「只求發展拚經濟，耗損環境賠人命」遊行，抗議敬鵬大火案過去一個月後，勞動部、內政部、環保署雖提出檢討對策，但對基層的訴求仍有許多不足和敷衍之處，因而共同舉辦遊行施壓，要求盡快改善。

台灣移工聯盟成員許惟棟表示，去年矽卡工廠大火燒死6名越南移工，今年敬鵬大火又燒死2名泰籍移工，都顯示出台灣資方為節省成本而將宿舍設於工廠廠區內，政府又未落實執法，而犧牲移工性命。他痛批，政府不斷說要拚經濟，卻犧牲人權、勞工、環境和移工性命，「我們不同意這種經濟發展！」

移工團體日前到勞動部抗議時，提出兩大訴求，要求「工廠和移工宿舍分離」，並將攸關移工安全的「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翻譯成各國移工的母語，對此勞動部回應會在6月初找經濟部和內政部討論「廠住分離」，並表示已著手翻譯計畫書，預計可在6月底前完成。

但許惟棟質疑，勞動部沒找移工團體開會討論「廠住分離」，但此事怎可沒有移工的聲音，強調應納入移工團體代表進行討論。他也表示，開放移工已二十多年，但《勞基法》等法令都沒有翻譯，移工宿舍檢查結果也未對外公布，呼籲勞動部不要敷衍，應把資訊和法規都翻譯公布在網路上。

在消防員權益方面，消防員權益促進會理事藍毓傑表示，敬鵬大火案後，內政部回應說會推動地方縣市聯合稽查工廠，但這種檢查治標不治本，只是增加消防員安檢的負擔而已；內政部也表示會修正《消防法》，明定管理權人提供搶救必要資訊及相關罰則，但藍毓傑質疑，目前尚沒看到修法草案和公聽會，或探詢基層意見，呼籲內政部拿出魄力，邀請消權會參與修法，建立殉職的調查機制，保障消防員生命安全。

此外，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地球公民基金會等環團也提出「社區知情權」、「環境知情權」的訴求，要求環保署化學局保障社區居民對附近工廠化學物質的知情權，避免特定工廠以「營業秘密」為藉口，拒絕公開有毒化學物質的資訊，危害社區居民。工傷協會則提出應按產業災害發生風險、企業存放毒化物及公共危險物品量對企業課徵「公安稅」，用於防災人力及措施用途。

各團體遊行至行政院後，在政院前焚燒寫有「大火檢討畫空殼」、「營業秘密害人命」、「南向政策賤移工」、「產職陪檢踢皮球」、「公安成本誰買單」等語的旗子，呼籲政府正視敬鵬大火燒出的問題，並一齊將空的轉蛋丟向政院，要求政府不要再說空話，趕快落實檢討政策。

法國總統艾曼紐・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於去年大選擊敗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參選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之後，他的政治風格被視為是對抗極右民粹主義的堡壘，受到自由派的夾道歡迎。但究竟馬克宏主義是什麼？而它是否真的提出足以擊倒民粹主義的新思維與辦法？

對於法國人而言，馬克宏主義是嶄新的經驗。1958年第五共和建立至今，法國分為兩個陣營，各自支持法國政治制度中，兩個在歷史上佔有主導地位的政黨。近年來，自由派與左翼人士在社會黨的羽翼下結盟，保守派與新自由主義人士則投票支持共和黨。

馬克宏主義打破上述結盟，聚合了自由派與新自由主義人士。該新陣容裡頭的選民與政治人物支持歐洲一體化，以及一個開放、多元文化的法國。他們疾呼法國的現代化，即便彼此對於現代化的憧憬可能不同。對於自由派而言，現代化是要達到權利均等；新自由主義人士則構想將法國打造為一個由數位創新驅動的「新創國家」（start-up nation）。

馬克宏得到來自LGBTI組織以及科技企業家...等不同團體的支持。曾是投資銀行家的馬克宏，持續提出親商方案。在競選過程中，馬克宏則誓言保障婦女權利、對抗恐同，以及擴大法國LGBTI社群的權利。他是勒龐以及共和黨參選人法蘭索瓦・費雍（François Fillon）以外，唯一可靠的替代選項。費雍是保守天主教勢力的擁護者，強力動員反對同志婚姻。大選前四個月，費雍民調仍然領先。雖然醜聞纏身，最終他僅以小幅差距（費雍獲得20%的選票，相較於勒龐的21.3%以及馬克宏的24%）於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中敗陣。如果中間派的法蘭索瓦・白胡（François Bayrou）沒有退出選舉並加入馬克宏陣營，後者有可能無法贏得總統選舉。

馬克宏也吸引不同背景的知識份子與技術官僚。過去相互競爭的智庫，例如傾向社會黨的進步機構「新地」（Terra Nova），以及新自由主義的「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主要由IBM等私人大公司資助）都加入馬克宏陣營。上述兩個機構皆由馬克宏的個人朋友領銜，他們先就總統議題舉辦研討會，接著動員人際網絡內的專家協助或加入馬克宏團隊。對於這些進步派與新自由主義人士而言，資本主義的力量、科技變遷，以及全球化是如此之強，法國過去以來，以高昂成本之福利國家所維繫的工作保障與社會平等，不再是切實的政治目標。對於這些人而言，符合競爭的創業自由、地位平等、機會均等，將是追求進步與社會團結的新趨力。

如果對法國而言，馬克宏主義是新穎的，這樣的新結盟其實類似美國克林頓主義與英國布萊爾「第三條路」的支持勢力。15年前，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明白闡述自己的理念：「真正的平等是地位平等、機會均等，而非收入均等。」馬克宏主義或許就是南西・傅萊賽（Nancy Fraser）最近指出：美國川普（Donald Trump）在大選擊敗的「進步新自由主義」（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1。馬克宏主義是進步新自由主義的輪迴轉世。

對於勒龐的抗拒，類似的結盟吸引了多元文化、進步與富裕地區的法國選民。在巴黎市中心，極右勢力與左翼選民失去熱情，導致破紀錄的投票棄權率，馬克宏的政黨「共和前進！」（La République En Marche!）便在這樣的情況下，獲得議會多數。議會選舉後的幾個月內，馬克宏向更為進步的側翼勢力招手，特別是在氣候變遷的議題上。歐洲生態——綠黨（Europe Écologie les Verts，相較前一屆獲得17個席位，如今綠黨在議會內已無成員）的前主席成為國民議會（國會下議院）新任議長。馬克宏將生態部長的關鍵工作，交給法國環境運動的領導人物尼克拉・余洛（Nicolas Hulot）。去年（2017）6月，就在法國議會選舉前夕，馬克宏在推特寫下「讓我們的地球再次偉大」（Make Our Planet Great Again），回應川普做出美國撤出巴黎氣候協定的決定，而受到國際矚目。

但在馬克宏主義的核心價值中，拯救地球不比使經濟自由化來得重要。馬克宏主義的終極目標是透過機會均等、經濟成長，以及低失業率的承諾改造法國。為了迎接新的黃金時代，馬克宏的方案與法國政府的初步決定，都與「讓法國成為大不列顛」這個全球策略一致。英國脫歐公投給了法國一個機會，掠取英國在歐盟（European Union）擁有的關鍵地理政治與經濟資產，包括扮演美國關鍵夥伴的角色，以及成為最能吸引金融與創意活動的國家。因此，馬克宏正積極培養與川普的友好關係。馬克宏政府也恪遵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與歐盟委員會的建議，降低對富人的課稅、減少公部門工作與投資，並且縮減勞工保障與福利。

如同柯林頓主義與布萊爾主義，馬克宏主義展示了進步新自由主義的內在矛盾：社會保障並非達到機會均等的阻礙，反而是實現此目標的必要條件。勞工保障有助於弱勢以及通常來說最先遭遇歧視的一群。父母的收入、財富、健康、社會資本，對於個人機會而言，仍是關鍵的決定因素。因此，馬克宏「機會均等」云云，就如當時布萊爾的口惠不實，事實上無法讓人人的機會均等。

法國就像是脫歐公投前的英國，處在一個能在歐盟裡頭具影響力的特殊位置。兩國有許多相似特徵。兩國是歐洲國家裡頭，唯二聯合國安理會永久成員。兩國都擁有核武，並在武裝軍隊與資助外國軍事上，持續花費超過500億美元。法國與英國國內生產總值大致相同，主要由服務業驅動。兩國都受惠於人口成長（法國有6,700萬人，英國則有6,600萬人），出生率遠遠超出其他歐洲大國。（就人口與國內生產毛額而言）倫敦與巴黎是歐洲最大的兩個城市，與紐約、日本並列世界大城。可想而知，法國與英國皆擁有國際馳名、具影響力的經濟與企業學校。兩國輸出學者與專家至世界各地，特別是美國與歐洲的菁英大學，以及國際機構。

英國的繁榮有一部分建立在充分利用自身歐盟成員的身份，同時又將國家利益置於優先順位。作為歐盟成員，英國所有的金融機構受益於歐洲單一金融護照（European passport）的權利，意味他們可以在其他歐盟成員國營運而無需進一步的批准。舉例而言，英國並非歐元區成員，卻可管理歐元外匯。英國從未加入歐元，因此保有對於預算與貨幣政策的實質掌控。然而在2016年4月時，英國金融公司卻處理近40%的歐元外匯交易（相較法國的5%以及德國的3.5%）。

1979年，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是第一個抓住此機會的人。她將倫敦打造為歐洲的金融中心。她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工作福利」（有條件的救濟金，僅提供給積極找工作或是已登記職業訓練的人）、弱化工會、公共服務與事業的私有化、降低對企業、高薪與首富們的課稅，吸引銀行與保險公司移往倫敦。銀行找到了一個因私有化而擴大的股票市場。利潤税低，金融部門內的高薪雇主同樣享受低稅金。歐洲公司紛紛將投資與工作由歐陸移往倫敦。

同時，柴契爾爭取到英國在歐盟內的豁免權，包括英國需負擔的歐盟預算大幅減少。1997年，布萊爾的工黨壓倒性地勝選，持續鞏固了英國在歐盟內的優勢位置，並促進「影子銀行系統」（shadow banking system）的發展（受監管機構從事逃避監管的活動），並拒絕控管英國海外的避稅天堂。2004年，他又促成監管歐洲銀行部門的歐盟銀行監管委員會（Committee of European Banking Supervisors，於2011年轉型為歐盟銀行局）於倫敦成立。

1997年，全國最低工資首度於英國實施，限制了工作貧窮的數量，然而布萊爾派並未阻止工會衰退，或是禁止零工時僱傭契約。同時，布萊爾政府亦挹注大量資源於教育，保證無論社會或文化背景為何，人人都能獲得平等的機會。這樣的策略強化英國的經濟吸引力，吸引不分高、低技能的歐洲人移民英國。這樣一批新的人口，加上教育程度更佳、更年輕的本地人，為廣告、生物科技，以及（為仰賴利息與高工資人口提供的）個人服務...等各式各樣的創意產業提供勞動力。

英國得以利用作為歐盟成員的優勢，同時將對自身的限制降到最低，其中一個原因是其特殊的地理政治位置。在外交、軍事與經濟議題上，英國一直是美國在歐洲的關鍵夥伴。自柴契爾起，英國持續對歐盟的自由貿易以及產品、服務、勞動力市場去管制等議題發揮影響力。對於歐洲的保守政府、歐盟委員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以及國際貨幣基金來說，英國曾是有用的盟友。對於上述機構與政府而言，承認英國的例外狀態，等於支持新自由主義。

馬克宏任職總統的短短6個月內，法國大步登上英國脫歐後留下的位置：作為美國與歐盟間的橋樑、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的指引明燈，在歐盟內亦將國家利益放置第一順位。

2017年夏天，時值德國與川普關係惡化，馬克宏邀請川普參加法國國慶日隆重的閱兵儀式，鞏固雙方友誼，即便彼此政治上的殊異。同月，法國政府將聖納澤爾造船廠（Chantiers de l’Atlantique，全球最大造船廠之一）國有化，使義大利怒火中燒。該船廠原先預計出售給某個義大利國有公司，但是法國從中作梗，以確保從義大利那兒獲得更好的交易條件（2017年9月，法國終於如願以償）。馬克宏作為一名新自由主義者的資歷，確保其他國家或國際機構未就交易毀約一事批評法國。馬克宏掌權之前，類似情況不太可能發生。

此後，法國並強力遊說歐盟銀行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將總部移至巴黎。在此之前，歐洲證券及市場管理局（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已落腳至此。撇除規模不論，這些機構的所在位置將對金融部門內的工作者造成磁吸效應，這些人汲於接近產業的監察機構。11月，歐盟政府表決支持移往巴黎，此舉將進一步增加法國的影響力。

馬克宏之下的法國，已成為這些手握大權的歐盟機構眼中的新典範，這些機構過去一度是英國的支持者。7月，國際貨幣基金在一個對其職員的聲明中熱情地表示：「法國政府針對長久以來所遭遇的經濟挑戰，提出了充滿野心的改革方案，而這樣的方案將可取得重大成就。」9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Angel Gurría）對彭博（Bloomberg）表示，他對馬克宏的改革充滿極大的希望。馬克宏的改革也如實反映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給予的建議。

為了展示其進步主義，表面上，馬克宏反對歐洲的「社會傾銷」（social dumping）2，支持對於雇用「派駐工人」（posted workers，由某歐盟國家僱用與保障、但在歐盟其他國家工作的勞工）採取更嚴格管制。2017年10月，歐盟各國終於達成協議，但是馬克宏卻未進一步質疑新規定在正式採用後第四年才會生效的事實。此外，即便他在推特上那些關於氣候變遷的漂亮話，以及競選時宣稱將評估與加拿大全面性經濟與貿易協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的承諾，馬克宏實際上並未阻止簽署該協定，而該協定將在9月生效。一份由8位獨立專家的報告結論道：全面性經濟與貿易協定與打擊氣候變遷幾乎不相容，但這份報告隨後被束之高閣。接著，11月政府宣布延後關閉法國核電廠，拖延過渡至再生能源的進程。

國內經濟方面，馬克宏最具殺傷力的變革，在於勞動力市場，這也是歐盟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主要關切。馬克宏主義建基在兩個策略之上：首先，鼓勵創業，目的是把握數位經濟的機會。再者，循著布萊爾的方式，以「機會均等」為藉口，將受薪勞工與獨立承包工的工作狀態「平均化」。

獨立的承包工，無論是創業者或是零工經濟的勞工（例如車程共享平台的司機），如今將與受薪僱員享有相同的福利津貼。他們與私人企業的受薪勞工一樣享有公共社會保險。自雇者、一般受僱者與公務員的退休制度將被統一。自雇勞工未來更將享有失業救濟（儘管具體施行細節仍未知）。

然而，在不增加預算的情況下，無論工作狀態，將所有人的福利調整至差不多的水平，就代表某些福利將被減少，或者更嚴格的申請標準。舉例而言，公務員的退休金將減少。此外，一旦拒絕就業中心所提供的「體面」工作次數達兩次，求職津貼就會被取消。

馬克宏不斷重申「機會均等」，實際上已削弱法國受雇者的權利。快速通過的勞工法令於9月施行，其中導入類似「自由僱傭」的工作狀態，雇主將可以任何理由且無需預告即解僱受雇者。在這之前，在絕大多數非法終止勞動契約的案例中，法國勞工法庭雖然不能強制復職，但是他們有權為遭遇不當解雇的受雇者決定賠償金額。如今法院再也沒有這樣的權限，而賠償金額亦被限縮在固定範圍。舉例而言，遭解雇的受雇者，如果工作未滿一年，公司規模達11人或以上，最高將可獲得一個月的總工資；如果公司規模較小則是半個月的工資。賠償金最低是零。未來被解僱的受雇者不太可能為了如此微不足道的可能賠償，在法院上主張自己的權利。

目前超過90%的法國工人，被涵蓋於「分部」或是產業層級的集體談判協議之下。關於高覆蓋率的歷史論證即：這是為了緩和法國境內的競爭壓力。分部層級的協議保障各種額外津貼：老年津貼、有薪家事假、產假全薪補助...等等。馬克宏的勞動改革，大幅增加公司退出這些分部協議的可能性。此外，如果公司層級的協議違反先前同意的勞動契約，受雇者可以拒絕接受改變。然而馬克宏的勞動改革卻讓這樣的拒絕成為解雇的合法原因。較小的公司也被豁免，無需與工會協商即可退出協議。雇主只需要獲得2/3工人投票支持。舉例而言，如果工作場域有8男2女，前者的多數同意即可取代「協議」，取消分部協定保障的延長產假。或者在某個分包公司中，雇主可能企圖說服工人：永久刪除分紅是維持競爭力的關鍵。

勞工法令改革對於工人的直接後果是使他們的獎金與福利下降，以及增加工作場域內、不同工作場域間的不平等現象。馬克宏競選時承諾平等，然而易遭歧視的的工人，特別是婦女，卻是勞動改革首當其衝的一群。這都顯示馬克宏進步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矛盾。為緩和勞動改革對於工資的潛在衝擊，政府計劃在2018年1月與10月降低私人部門受雇者社會保險金的支付。私人部門工人的淨工資將因此增加1.9%。

然而，這場社會——財政變革的主要贏家將是首富們。為了增加巴黎對全球化菁英的吸引力，馬克宏直接取消財富税，即針對金額超過1,300萬歐元（約1,500萬美元）的非職業淨財富之課稅。對於擁有1億元資產的家戶而言，相當於每年150萬歐元的大禮。對金融收入的累進課税將被單一稅率取代。針對公司獲利，以及對於金融機構的各種課稅都將減少、取消。2022年，巴黎由公共資助的國際中學數量將倍增。這樣的策略已獲得成果。歐洲銀行業管理局決定遷往巴黎的同一天，高盛（Goldman Sachs）正從法蘭克福與巴黎之間，選擇英國脫歐後的中心。其執行長坦承，絕大多數的員工將更偏好法國。

下一階段的去管制化正在進行中。現正活力充沛的馬克宏主義，這一擊能否成功？短期內，它將可能面臨強烈挑戰。

歐盟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所在地法蘭克福，在爭奪離開倫敦之金融活動的這場競賽中，仍是強而有力的競爭者。馬克宏主義的威信，端賴他減少預算赤字的潛在能力。為此，法國政府已經著手減少公共支出，並且大幅轉型。2017年10月，住房津貼首度被刪減，之後將再次大幅縮減；2018年1月，增加的社會税將使60%退休者的淨退休金減少將近2%；中央政府對地方社區的支出預算將大幅縮減；由國家部分資助、讓無技能青年或是長期失業者在社區或是非營利組織工作的機會也急劇減少；為了補償通貨膨漲，公務員定期的名義工資調漲也被取消...諸如此類。

馬克宏政府政策的不一致，在教育領域尤其明顯。馬克宏承諾，將在法國最貧窮的地區，將小學一年級的班級規模減半，此政策已經立馬施行；2018年，該措施將擴及二年級。同時，政府已經宣佈：相較於2017年，2018年公立中學教師的錄取數量將減少20%。公部門教師在實質工資減少的情況下如何維持士氣？當地方城鎮必須減少挹注於小學的資源、減少非教職人員的同時，怎能宣稱教育是優先要務？雖然馬克宏一如布萊爾出任首相時期那樣強調教育，但在實際的政策上，有一個巨大的不同：布萊爾執政期間，公部門雇用與投資教育的經費是大幅上升的。

馬克宏的人氣如今已快速下跌。2017年9月，執政不過五個月，各種民調顯示約55%的人並不認為馬克宏是一位「好總統」，與美國川普的支持度差不多。（10月與11月的民調則顯示對於馬克宏的不滿已經下降）馬克宏的支持者（包括具聲譽的法國經濟學者們）相信其人氣低落的現象將會過去。他們構思一幅美好的場景：歐元區其他地方經濟成長將抵銷法國2018年至2019年的樽節措施，屆時馬克宏的親商改革，將在總統任期後半段時帶來大幅成長。屆時經濟繁榮將使預算限制得到舒緩。馬克宏政府也期待當前針對社會議題的爭辯，將使進步勢力再度回到自己這一邊。2018年秋天，法國將更新其生命倫理法，伴隨而來的是大量的公共辯論。馬克宏已經宣佈支持將人工協助生殖的權利擴大適用於所有女性，無論其性傾向為何。辯論也涵蓋其他相關議題，例如尊嚴死的權利。

起碼目前看來，馬克宏陣營尚未遭遇一個讓人民感到可靠的反對派。保守派幾乎無法批評他的親商政策。勒龐正在致力重振自己的威信。工會意見分歧嚴重，導致動員參與遊行與罷工反對馬克宏勞動改革的情況不佳。社會黨缺乏領導與想法。激進左翼雖然有領袖，但是與柯賓（Jeremy Corbyn）、桑德斯（Bernie Sanders）同屬一個世代的梅蘭雄（Jean-Luc Mélenchon），目前仍無法動員足夠的法國青年；即使去年4月他所獲得的年輕選票看起來大有可為。

柯林頓與布萊爾開啟經濟強勁成長以及大量就業機會的時代。然而，他們未能實踐諾言，為多數人帶來真正的機會均等。儘管大幅投資教育，英國的社會流動未見改善。相反的，收入與財富不平等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面對比彼時英美更嚴苛的預算限制，馬克宏主義未能提出更多方法，處理進步新自由主義的根本矛盾。

就像布萊爾當時積極爭取2012年奧運於倫敦舉行，馬克宏亦熱情推銷巴黎，希望2024年奧運於巴黎舉辦。如果2022年馬克宏再度當選，他將有機會超越布萊爾，親自為奧運開幕，向世人呈現一個魅力十足、「現代」、屬於馬克宏的法國。然而，另一個可能是他的政策失敗，競選失利，黯然讓接任總統主持開幕儀式。就算在法國經濟復甦的情況下，馬克宏主義也將創造出過多的失敗者，以及太多過於顯眼的富有贏家；就這點而言，馬克宏主義很難宣稱真正的成功。馬克宏的繼任者不太可能來自弱勢與分裂的左翼。但是如果真有這樣一個候選人，能夠團結新保守主義人士與極右勢力，將是對進步新自由主義最後致命的一擊。

• 1.〈"進步新自由主義"的終結〉中譯文請點此。
• 2.社會傾銷是指雇主利用生產或銷售地點以外的便宜勞動力，藉此增加利潤的手段。例如：使用工資低廉、缺乏社會保險的移工，或是進口價格低廉的外國產品。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即將停辦？今日（6/5）下午亞太校方舉辦「優退說明會」，召集全校教職員要求簽「自願離職意向書」，打算清空教職員生後停辦學校。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上午率先在立委蔡培慧、鍾佳濱的偕同下召開記者會，強調即使亞太要退場，也應採逐年停招，待既有的數百位學生都畢業才可停辦，呼籲教育部嚴格把關。

怡盛集團入主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後，開始大量停招科系、積欠教師薪資、逼迫學生轉學，意圖辦倒學校牟取退場後的鉅額校產。今年（2018）四月，亞太校長黃廷合和亞太董事長黃平璋無預警辭職，使校務全面癱瘓廢弛，五月起校方更聲稱「現金不足」再度積欠教師薪資，整個學校面臨停辦危機。

亞太教師湯仁忠表示，校方除了未發教師五月份薪水，今日下午亞太又要舉辦「優退說明會」，想把他們這些既有的教師資遣清空，造成同仁相當不安。

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批評，亞太再度積欠教師薪水，相當不負責任。根據亞太學院最新的財務報表，亞太還有11億元校產，他認為校方應在主管機關監管學校財務使用下，協調公股銀行以校產融資維持辦學，保護師生權益。

亞太教師黃惠芝指出，今年六月過後，亞太仍有三百多位學生，還需兩年時間才能全部畢業，學生先前已連署過半希望「原校畢業」，校內包括兒童與家庭學系、陶瓷創意設計系都是台灣少有的科系，轉到別的學校沒有類似課程，需要他們這些專業老師來教學，亞太卻想資遣他們這些教師，另找兼任教師代替。

立委蔡培慧強調，教育部不能再放任亞太董事會逼退師生、欠薪的行徑，應對亞太董事會施壓返還教師薪資，並派任公益董事進駐。

高教工會提出三點訴求：

1. 亞太要退場也要先逐年停招、待既有學生畢業才可停辦。
2. 亞太教職員應保留專業師資至學生畢業為止，不得僅以兼任教師充數。
3. 亞太學校現有校產應用以融資繼續辦學，不得以現金不足為由立即停辦。

鍾佳濱主張「專案處理」 引發工會質疑

不過，共同召開記者會的立委鍾佳濱指出，《私校法》限制校產不得作為日常營運資金使用，因此沒辦法動用學校的硬體資產來償還教師薪資，或作為師生的經常性收支經費，他認為應用專案方式，在《私校法》外尋求解套，保障學生和老師的權益。

鍾佳濱所謂的「專案處理」，指的是教育部用3,000萬設校基金來營運和清償，這筆錢一方面用來償還教師積欠薪資，一方面用來支付兼任教師鐘點費。他表示，高教工會雖主張讓專任教師繼續留在亞太任教，但3,000萬不足以支付專任教師支出，所以他主張九月開學後由兼任教師來教，並以設校基金支付兼任教師鐘點費，另外不足的錢再由教育部出。

但鍾的看法也遭到批評，高教工會辦公室主任陳書涵就質疑，亞太學生一學期繳五萬元學費，現在改請兼任教師來教學，形同侵害學生受教權；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也不同意鍾對於校產不得融資的看法，他認為校產需要經過教育部核准才能抵押，但法律並不會限制學校使用不動產融資，因此亞太不能以現金不足作為立即停辦的藉口。

高教工會強調，亞太今年必須繼續辦下去，讓專任教師教到所有學生畢業為止。

中華航空今年（2018）首度招募實習空服員，引發飛安與勞權爭議。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與華航企業工會等團體今天（6/8）上午赴行政院抗議，批評貿然讓缺乏經驗的實習空服員上機將影響飛安，並增加正職空服員勞動強度，甚至拉低薪資，要求行政院召開跨部會協調並邀請工會參與。

華航與四所大專院校合作，招募24名實習空服員，每月飛行60小時，每學期新台幣15萬元的獎學金，平均下來每月領2萬5千元。空服員職業工會秘書長鄭雅菱表示，華航3月曾將此案送審民航局被駁回，5月華航再度闖關，民航局至今還沒有通過，但華航卻已對外完成招募，鄭雅菱質疑「計畫還沒審過，就先招募，是不是代表民航局的審核只是配合華航的假動作？」

鄭雅菱表示，實習空服員計畫涉及三個部會，民航局管飛安，勞動部管勞動權益，教育部則要監督校方與學生權益，因此沒有任何單一部會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呼籲行政院針對此重大決策應召開跨部會討論。鄭雅菱同時強調，實習計畫可能衝擊正職空服員的勞動權益，工會是當事利益團體，至今卻沒有管道表達意見，也不清楚民航局的審查標準與進度，要求行政院應邀開放工會參與討論。

工會喊「加1補1」 增加員額帶實習生

鄭雅菱表示，貿然開放實習空服員制，除了可能的飛安問題外，實習空服員被要求每月在機上提供60小時勞務，相當於正職空服員的時數，但每月卻只能領到2萬5千元左右，只有正職的三分之一，此例一開，未來資方可能會透過大量招募實習空服員取代正職空服員來降低人事成本，同時壓低平均薪資。

空服員工會理事朱良駿表示，實習空服員缺乏完整訓練與經驗，不該讓他們獨自執行飛安與服務並承擔風險，因此不能取代正職空服員的員額；此外，朱良駿也強調，如果不增加既有員額，直接把實習空服員丟上飛機，會額外增加正職空服員的勞動強度，若碰到許多航線飛時很短，「正職可能根本沒空理實習的」，將影響實習教育效果，因此應該採取「加1補1」的方式，機上多增加一個正職員額，來帶領實習生觀摩學習。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陳柏謙指出，台灣青年的低薪，近年來重大轉捩點就是當年政府提出的22K大專新鮮人實習計畫，美其名降低失業率，卻錨定了年輕人起薪，企業紛紛仿效用22K低薪聘請大學畢業生。陳柏謙強調，華航採用實習空服員制，絕對會進一步壓低空服員甚至整體航空業的薪資標準，他以傳播產業從10年前開始引進實習記者為例，媒體經營者用1/3的薪資聘請便宜的實習記者或實習攝影記者，一方面是聘僱廉價勞工，二方面還藉此打壓正職勞工，「老闆讓你知道可以花更少的錢找人跟你做一樣的工作」，還要求正職勞工額外負擔工作帶實習生。

今日行政院由交通環境資源處參議汪志隆出面接受陳情，汪志隆表示，由於牽涉到跨部會問題，將要求勞動部、教育部、民航局進行跨部會討論，但未承諾會邀請工會參與，只表示會先研究工會提供的書面意見。

教育部自今年（2018）一月起緊鑼密鼓地籌劃「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對於存在已久的實習亂象，似乎打算以法律的高度予以一錘定音，給予實習生更多權益的保障。但我們必須指出，衡諸目前公佈的草案內容，實在難以解決學生校外實習已出現的諸多爭議，若貿然實行這套草案，企業假實習之名行剝削學生的惡行將更形猖獗，結果將是圖利不負責任的企業雇主而已！

在目前的實習法草案中，教育部試圖把在校外實習的在學學生透過是否「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區分為「一般型」與「工作型」，並將前者摒除於一切勞動法令保障之外。這類「分流」的立法設計其實是學生兼任助理的制度的翻版，但不論從兼任助理的分流制度運作現況、統計數據，或是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擊來看，都證實了「分流」是一種不當的制度規劃。

在日前發佈的「兼任助理保障處理原則」中，教育部認為可將兼任助理分類為「學習型」與「勞雇型」，勞雇型回歸僱傭關係與勞基法保障，學習型則全無此等勞動權益，與一般學生受同等的教育權益保障。但在身份認定上，教育部卻放任由學生、教師和學校恣意決定師生之間的契約身份，導致有不少學校發生「師徒制」（實為教學助理）、「論文學習」（實為研究助理）、「行政學習」（實為工讀生），甚至是要弱勢學生「做功德」才能拿助學金的荒謬情況。這種情況起因自法律制度的設計失當，才使得學生的權益受到侵害。

從教育部的統計數據來看，自104到105學年度間，學生兼任助理的總數雖然減少了4,103人，但其中學習型的人數卻成長3,746人，勞雇型反倒減少7,849人。也就是說，雖然兼任助理總數減少，但勞雇型助理減少的速度更快，學習型助理更被學校濫用，持續不當地擴張。

從上述證據來看，倘若教育部試圖對從屬性格與僱傭性質更加顯著的校外實習，作出類似校內兼任助理的分流設計，勢必將架空勞動法令；再者，學生兼任助理的雇主為受公法約束的大專校院，但實習生所服務的卻是私人企業，若貿然以教育法令架空勞動法令，將可能造成拉低大學畢業生起薪、減少正職員工人數等替代效果，實在不可不慎。

不過，我們確實認為，存在一種真正能夠讓學生學到技能、獲得職場經驗的「真實習」。這種真正的實習與工作之間的區別至少應有以下兩大要件：一、不為雇主提供勞務，二、不替代既有的僱傭勞工。

具體言之，企業應為實習生設計明確的學習規劃與課程，因此雇主有義務建設完善的企業內職業訓練制度，才能夠讓實習生學到企業運作與職業內容的相關知識；再者，實習生所從事的所有學習活動，只為獲得屬於自己的知識與技能而做，這種實習就是我們認為的「真實習」。只要實習生從事的活動能夠為雇主營利，同時產出的商品或服務能夠被雇主出賣而獲致利潤，這位實習生與兼職員工、工讀生或其他勞工就再無差別，其所提供的勞務、其所應獲得的勞動保障都應符合法律規範。

在目前的草案裡，我們不僅沒有看到約束不當實習擴張的基本原則，反而發現教育部對錯誤的分流制度的依賴。我們再次呼籲，若教育主管機關有意制定真正保障實習生權益的實習教育法，正確的立法起點應是「限縮假實習，保障真勞動」。貿然比照過去的分流設計，不但無法發揮職業教育與培育人才的美意，更可能「陷害真勞動」，使得包含實習生在內的全體勞工承受嚴重的損害！

最近有種感覺，現階段，自主工運不只應該把「政治化」提上議程，而且應該要有更多人投入選舉，台灣左翼才有可能在藍綠兩黨之外進行新的政治串連，乃至於政治集結。如此才有可能改革當前議會政治，它對基層工人的聲音早已麻木不仁。那個「政治集結」的想像，或許是某種類似過去「黨外運動」的東西，只是這一次，黨外不再是指國民黨之外，而該是指藍綠兩黨之外。

藍綠兩黨的共犯結構

過去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採取過一系列不利於勞工的政策。近一點的有22k、砍七天國定假日等等直接延長工時、降低薪水，犧牲勞方為資方減少人事成本的荒謬政策。在更遙遠的戒嚴時代，黨國威權則在各級生產事業扶植御用工會，不讓基層工人爭取權益；甚至在《工會法》中設置世界最難的罷工門檻，限縮勞工團體的爭議權與影響力。所有歷史的沉澱物形塑了今天台灣工人的職場環境，以及那些被勞工的噤聲與無力給慣壞了的雇主。

曾經我也期待黨外出身的民進黨執政以後能帶來改變，可是，新政府不只是延續國民黨砍七天國假、損勞方利資方的政策方向而已，當蝶戀花事件、國道翻車事件、全聯員工過勞死等不幸事故不斷發生，民進黨政府一如老國代，竟利用國會絕對多數的優勢強行修改《勞基法》，讓單月加班工時可以合法延長，讓雇主可以用更少的成本要求勞工密集上班。美其名曰彈性，實際增加過勞風險，這幾週，新聞上又出現過勞駕駛的司機車禍撞死警察的不幸事故。

更悲哀的是，民進黨在工會政策方面也緊跟著國民黨的腳步。華航罷工以後，民進黨立委多次放話修法進一步提高罷工門檻，讓合法罷工更難發生。而當華航的改革派工會幹部透過員工選票，一票一票取得企業工會的領導權，民進黨政府並沒有保障這個自主化以後的工會，相反，新政府所安排的管理者打壓工會更為強硬。華航幹部一個一個被記過、調職；發行工會刊物被提告加重毀謗；會員代表在工會的網路社團發表言論，竟遭公司送到評議會，準備懲處。這跟當年國民黨對工會的控制，根本目標一致，民進黨已站到當年黨外運動中自主工會的對立面。

在基層，我看到的是新政府拿著國民黨過去用來對付勞工的手段，繼續對付勞工。以黨外運動後繼者自居的民進黨，拿著國民黨製造的工具，違背了民主主義與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不管執政黨是藍是綠，同樣壓榨勞工，並且用強硬手段阻止工會自主化。兩黨共構出另一種無視基層聲音、漠視改革訴求的社會體系，過去是一黨專政的威權，現在是兩個政黨，看似可以選擇，卻用一樣的方法來對付勞工。

工運參選才能改革政治

台灣目前的政黨政治已容不下民間基層的聲音，在反對《勞基法》修惡運動的過程中，勞工立場的進步觀點，媒體再怎麼報，喊得再大聲，全是「錄音帶」，根本影響不了立法院的決策方向。而議會之外，在反修法運動的過程中，不論是自主工運的南北串連大遊行、工人代表的絕食抗爭、五一平台動員癱瘓忠孝東路、第四月台的臥軌行動、台北青年的城市夜行，抗爭強度這麼高，卻全不足以動搖國家的政策方向。當執政者決意制度性地提高對勞工的剝削，工運拿它沒辦法。

有些佛系運動者主張政黨政治與選舉活動是有錢人和財團的遊戲，工運該碰都不碰，只要透過街頭抗爭施加足夠的壓力，時候到了，自然影響政策的走向。這是錯誤的，因為來自街頭的影響有其極限。如果要靠純粹抗爭來擋下賴清德內閣的鐵腕修惡《勞基法》，如同去年11月工鬥有一篇文章指出，恐怕需要一次「全島總罷工」。這在當時當然不可能發生，然而，這不只代表自主工運的實力不夠，你也不可能每逢政策變動就總罷工一次。

因此，不管抗爭實力累積到何種程度，自主工運終究需要政治上的實質影響力，而取得這種影響力的第一步是選舉。如果沒有這份影響力，每當工運不足以發動足夠強度的抗爭，譬如全島總罷工，就只能任由當權者決定政策的走向，然後大家一起在街頭上擁抱痛哭哀嘆勞工自己不爭氣。而那決定了一般勞工勞動條件的《勞基法》、影響了勞工團體實質力量的《工會法》，全部任由藍綠兩黨刪來改去，拿去做他們的政治交換。

台灣的兩黨政治已經出現僵化、封閉的性質，且越來越嚴重地向財團傾斜，在排除基層勞工聲音的同時，將社會資源輸送給財團，而不是更有需要的弱勢者。當一黨獨大變成兩黨獨大，放眼中央與地方找不到完全獨立自主的政治力量，台灣只剩下大拜拜似的、形式上的民主，無助於反映基層的需要、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質。這種虛假的民主政治需要有人改革，而改革不可能來自國民兩黨或其隨附小黨，只能來自藍綠以外。

自主工運現在是要回頭期待國民黨，還是要繼續年年含淚投給民進黨，還是有人不顧成敗、跳進去投入政治改革？

兩黨之外的政治集結

用傳統左翼的語言來說，「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誰先誰後，不該是一組「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問題，而是辯證性的。現實地看，在今天如果沒有經濟鬥爭而只投入政治，便會陷入藍綠對立的框架，或者靠這黨，或者靠那黨，而當藍綠兩黨都要修惡《勞基法》，就只能「大悲無言」；如果單純地做經濟鬥爭而放棄了政治，每當重大政治議題來襲，或者遇到地方資源的分配問題，工運力量便會在藍綠勢力的拉扯之下分化。

在維持戰鬥工運路線的前提下，眼前的問題不是現階段該搞政治鬥爭或者經濟鬥爭，而是在兩者並行的同時，如何真正擴大自主工運的政治影響力？

回顧解嚴前黨外運動的歷史，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時代，一群被當時政治體制給排除的「黨外」聲音如何逐步取得政治影響力？那是有許多人在拒不加入既存國民黨的情況下前仆後繼地投入選舉，不計成敗，只為了讓大家知道台灣需要有不同的聲音進入政治領域。當年的黨外候選人多半標榜「無黨無派」，其目的為反映當時代議政治所無法容納的民間聲音。縱使沒有選上，也要立下標竿，讓大家知道參與政治不是不可能，而是一件可以做、可以嘗試的事情。

1973年「黨外四人聯合陣線」聯名參選市議員，全部落選，卻為後來民間力量的政治參與開闢了道路。而當各地參選的人越來越多，1977年便發生了黨外人士大串連的情勢，直接造成黨外勢力取得縣市長、省議員與台北市議員的多名席次，凝聚了主流政黨以外的政治力量。我要問的是，這種各方勢力在既存代議政治以外分別投入選舉，從而拋磚引玉，後續擴大串連，從而改變台灣代議政治體質的大戰略在今天是否仍有參考價值？

「民主要制衡，制衡靠黨外」是當年的口號，目標在於透過參選改革代議政治的體質。如果那段歷史是有參考價值的，現在2018年，自主工運應該盡可能多一些人在各地投入選舉，讓台灣各地懷抱改革理想的人看到站在勞工立場投入政治的可能性，才可以期待台灣左翼下一波在「黨外」的串連與集結。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董事會上週五（6/8）無預警決議停辦學校，引發亞太師生譁然，直呼「感覺被突襲」，今天（6/10）上午亞太師生與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數十人前往教育部抗議，重申應確保現有學生「原校畢業」，並保障「原有師資、原有權益」的訴求，但教育部無人出面接受陳情，工會強調教育部若核准停辦決議，未來絕對抗爭到底。

工會轟董事會決議違法

針對亞太董事會無預警停辦學校，工會痛批董事會決議明顯違法。高教工會辦公室主任陳書涵表示，亞太董事會法定最低人數應為7席，但由於日前包含董事長黃平璋在內等多位董事閃辭，目前亞太董事會僅剩3席，原來應該在一個月內要進行改選，現在卻讓這3個人就做出停辦決議，「程序根本不合法」。

此外，陳書涵強調，依據「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停辦計畫在送教育部審議前，應經校務會議討論，但現在亞太董事會逕自做出停辦決議，根本沒有送校務會議討論，亞太師生也都不知情。

亞太師生權益遭犧牲

今日有十多名亞太師生北上，控訴教育部坐視亞太犧牲師生權益。有亞太老師表示：「學生是人，不是物品，他們需要師生關係，需要同濟關係」，強調不能全面用兼任教師取代正職教師。

亞太兒童與家庭學系陳姓教師表示，由於教育部規定未來幼教師資格必須取得大學學歷，很多現職幼兒園老師才會犧牲平時自己的工作或假日前來進修，學系的開班計畫，在開班一年前就已經擬定，包含師資、設備、藏書、專業教室、教材教具，教師學經歷與開課內容都要經教育部核可，學生也是在相信學校有這樣的保障下才會就讀，「如果可以說停辦就停辦，當初的計畫書是寫假的嗎？教育部審核是審假的嗎？」

亞太董事會上午發布新聞稿，表示將依《勞基法》對現有教職員提出資遣預告，並請教育部協調既有師生「集體轉學」，若有學生願意繼續在亞太就讀至畢業，將聘任兼任教師授課。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痛批，學生繳一樣的學費，如今卻只有兼任教師，明顯侵害學生的受教權。也有學生代表出面指出，兼任老師只是來開課，對學生並沒有責任，也不會有 Office Hours（學生諮詢時間），學生在實習階段需要導師輔導，全面改聘兼任教師將嚴重犧牲學生權益。

教育部技職司長楊玉惠上午對媒體表示，若亞太學生希望在原校畢業，會要求學校該開的課要開。陳書涵痛批教育部隻字未提是否同意亞太董事會改聘兼任教師，「根本是跟校方套招」。

工會批校方謊稱缺資金

亞太校方對外聲稱停辦是因為沒錢，教育部也在新聞稿中附和「亞太創意技術學院目前已無資金可運用」，然而，根據亞太財務報表，截至去年（2017）7月底，亞太校產淨值仍高達11億1,210萬元。

此外，工會也痛批，亞太之所以缺乏現金，正是因為怡盛集團入主後不正辦學，主動停招科系、逼學生轉學，強調經營者的問題不該由師生承擔。

師生繞行教部 揚言抗爭到底

今日上午教育部無人接受陳情，教育部駐警原協調技職司科長出面，但教育部竟事先開出見面條件，要求師生與工會必須同意教育部對訴求的回應，若不接受就不願出面。林柏儀痛批，從來沒有看過這麼荒謬的狀況，接受陳情竟然還先設下條件，要求人民必須要同意其回應。

在苦候無人的狀況下，亞太師生一度展開繞行教育部的小遊行，並沿途高喊「原校畢業」、「原有師資」、「原有權益」等口號，並繞回教育部門前。直到約莫中午12點半，在退無可退的情況下，現場師生提出由高教工會理事長劉梅君進入教育部內進行陳情。

根據教育部的新聞稿與回應內容，除附和亞太沒錢的說法外，對於希望「原校畢業」的學生，授課方面由專任教師或兼任教師開課，教育部也表示會尊重校方決定。

劉梅君直言，「校方都已經把學校辦成這樣了，實在不懂為何還要尊重校方決定。」陳書涵強調，教育部未來若真的核准了此次亞太董事會停辦決議，師生絕對會集結更大力量抗爭到底。

美國在台協會（AIT）內湖新館今天（6/12）上午舉行落成典禮，蔡英文與賴清德也出席與會，原傳聞將有美國部長級人士到場，不過最後是由美國國務院主管教育文化的助理國務卿馬利·羅艾斯（Marie Royce）代表出席。相較於上月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移到耶路撒冷，引發巴勒斯坦人抗議，後續以色列政府血腥鎮壓造成58死2,771傷的慘劇，今日台灣政府面對民眾抗議相對「收斂」不少，只是將AIT所在地金湖路周邊全境交管，將抗議民眾隔離在300公尺以外。

AIT外三集會
左聯：維護台灣尊嚴，不做美國走狗

今日AIT周邊警力維安重兵伺候，金湖路段頭尾皆進行交管，抗議與陳情人士也被阻隔在距離AIT大門300公尺遠外。立場反戰、反美的左翼聯盟在巷弄間被警方重重包圍，喊出「要民生，不要戰爭」等口號。左翼聯盟成員、新海瓦斯工會顧問林子文痛批美國是「戰爭販子」，呼籲台灣政府應該把軍購的錢拿來做民生建設，讓台灣人民享受更好生活。

左聯中央委員、《新國際》執行長林深靖表示，自從美國通過《台灣旅行法》和《國防授權法》，用美國國內法管制台灣，台灣已接近淪為美國託管地。AIT新館興建耗費新台幣76億元，規模在亞洲數一數二，內湖土地是則是向台灣政府租借99年，林深靖表示，這種狀況也只有託管地和殖民地才會發生，就像香港租給英國99年、澳門租給葡萄牙99年。

林深靖指出，未來AIT將成為美國五角大廈的台灣支部，是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基地。但凡是有國際觀的人都知道，美軍在琉球的基地，每年都引發反美軍群眾的大規模抗爭；5月14日在巴勒斯坦加薩走廊，美國支持的以色列軍隊才剛剛在一天之內屠殺了58人，其中包含許多未成年和嬰兒，「美國人在全世界都不受歡迎，在日本琉球不受歡迎，在中東巴勒斯坦不受歡迎」，強調不做美國人走狗，「這是台灣人尊嚴的問題」。

左聯秘書長、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黃德北表示，美國身為帝國主義龍頭，二戰以來不斷入侵他國，晚近美國國力日益衰退更是變本加厲，為了維持自身國家利益，聯合附庸國執行美國政策，導致這些附庸國和第三世界人民都付出慘痛代價，「例如美國介入中東事務就導致上千萬的中東人民流離失所，也造成歐盟各國至今為難民所苦。」黃德北批評，當歐盟等各國如今都感受到美國的衰敗，同時因為川普上台後各種倒行逆施的措施，紛紛與美國劃清界線，台灣民進黨政府卻為了維持自身統治正當性，反而一面倒親美。他認為，今日的抗議，不僅是要求美國中止重返亞洲、攪動亞洲地區不安定的企圖，也同時要呼籲蔡英文，別當美國的兒皇帝，讓台灣變成炮灰。

統促黨：請美國懸崖勒馬

除左聯外，統派與獨派團體今日也各自動員到場，雙方人馬被隔開在金湖路的兩側人行道。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白狼」張安樂，率眾手持「懸崖勒馬」匾額送給AIT，希望美國人不要在兩岸製造事端，否則倒霉的是台灣老百姓。

「美國人到哪裡，哪邊就會亂！」張安樂表示，1954年法國人在奠邊府向越南投降後，準備撤出越南，南北越原來統一在望，美國卻介入阻止統一，並支持南越傀儡政權，越戰從1955到1975年打了20年的帳，導致南北越雙方死了上百萬人，美國人自己也死了5萬人，國內爆發反越戰運動，使美國動蕩不安才收兵退出戰場，「美國自認世界警察，其實是世界強盜！」

張安樂說，美國的每寸土地都是搶來的，第一塊土地是從印地安人那搶來的，第二塊土地是透過發動美墨戰爭從墨西哥那搶來的，夏威夷原來也是獨立國家，美國強迫夏威夷女王退位，把夏威夷併吞。在控制北美洲大陸後，美國繼而想把太平洋當自己的內海，因而必須封鎖中國，策略就包含在琉球的駐軍，以及藉由台灣來對抗中國大陸。張安樂強調，美國永遠不希望兩岸問題解決，就是為了避免中國可以隨意出東海進太平洋。

張安樂表示，台灣建設軍事基地只會成為中美夾縫間的砲灰，台灣人應該認清美國的真面目；兩岸要和平統一，台灣才能幸福，避免戰爭，並共同享有對岸13億人口市場的紅利。

抗議聲中有恭賀 獨派：廢中華民國

在統派對面，包含908台灣國、台灣民族黨、北社、扁聯會等獨派團體，則派出代表身穿西裝禮服獻花恭賀AIT新館的落成。

獨派團體表示，內湖AIT新館是世界各國使館規模最大、設備最進步的，這證明美國一定會確實履行《台灣關係法》，避免中國併吞台灣，讓台灣人民有機會自決建國。

908台灣國總會長周崇德認為，美國應執行美國國會所通過的各項「保護台灣安全」的法案，同時呼籲美國應設法將中國民國政府驅離台灣，讓台灣人順利建國。

新館落成 美助卿：象徵美台夥伴關係穩固

由於警方隔離，場外抗議並未影響新館落成典禮的進行。美助理國務卿馬利·羅艾斯致詞時表示，新館象徵美台夥伴關係的穩固與活力，「讓我們能在未來繼續創造更了不起的合作。」

蔡英文總統則表示，台美有共享的價值和利益，隨著AIT新館的啟用，台美關係未來將持續譜寫更好、更令人振奮的新章節。

2016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後，以《勞基法》為抗爭標的的兩波「工時鬥爭」，一直是台灣工人運動的核心議題。為了因應《勞基法》的第二次修惡，工運界在2017年的年底發動了數波規模壯大的抗爭，其中又以12月23日的「街頭游擊」行動吸引到最多工會、散眾和青年的參與。從媒體效應與參與人數來看，12月23日稱得上是第二波《勞基法》抗爭最激烈的頂點。

然而，作為抗爭高峰的游擊行動，實際上並未經過事前的計畫，而是非常偶然且需要特定具體條件的組合。如此成效斐然的巧合，引發了社運圈內外的各種反思。為了更深入地分析這場行動的象徵意義與後續效應，苦勞網和新國際在2018年1月27日舉辦了「從1223城市游擊看工會組織與青年運動」的論壇，我們邀請了四位在行動中發揮一定作用的工運青年──容渝、子敬、毅弘跟子軒參與討論。

在我讀完他們所組織的文章後，幾乎全部接受並肯定他們的觀點。以下的文字與其說是我要回應或評論他們，不如說是整理並試圖解開我自己的困惑，頂多充作這組文章的補充。

拆穿「散戶自主」的假象

在進到我的論點以前，我想先再整理一下他們四位的觀點。他們各別從不同的切點出發，但共同的書寫目標，在於反對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青年登場、工會退位──台灣階級政治的世代轉向〉一文的看法。

何明修認為，12月23日游擊行動的特色在於採用小規模、無組織的「智慧群眾」（smart nob）抗爭手段；相對於過去以工會為主體的工運抗爭，之所以這次的抗爭以青年行動者為主，有三個原因：一、從經濟面向來說，2000年後台灣經濟成長趨緩，二、從工會運動來說，2010年《工會法》修正後，「大幅放寬了籌組的限制，工會又重新與勞工抗爭連結在一起」，三、從青年意識來說，帶有「世代意識」而非「階級意識」的年輕勞動者的參與。

他們四位的文章努力不懈地試圖扭轉何明修「智慧群眾」的概念。容渝對12月23日當天的決策過程、行動細節，以及行動者的群像作出非常完整的描述，這些實際證據恰好戳中了學者自遠處觀察的死穴。她提到，支撐起游擊行動的是既有的青年工運網絡，而非未曾參與過社運的「自主散戶」。

子敬則認為，正因為有社運網絡的存在，才能在工會決定下午的佔領忠孝中山路口行動散場時，立刻再集結形成新的決策圈，並對後續行動起到引導作用。子敬指出，社運網絡是由「議題連帶」和「私人連帶」所構成，也就是說，是因為過去行動中的相挺和社運行動者間的交往所交織而成。

毅弘的文章正對社運網絡的形塑作出了詳盡的歷史剖析。毅弘說明，若是沒有第一波《勞基法》抗爭所形成的「青年拒砍七天假串聯」，並再加上青年團體與工會團體的合作關係，那麼城市游擊將不可能會發生。

如果說，容渝、子敬、毅弘描述了游擊之前的事與當下的事，那麼，子軒想要討論的則是游擊之後該怎麼辦。他在文章中指出，在這幾波《勞基法》的抗爭中，逐漸形成了一條「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這條戰線「所要對抗和超越的」是八零年代後主導了學運的「公民論述」。

透過澄清「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的內涵，子軒認為青年／學生將能夠「看見資本主義」才是真正的反對目標，更能釐清「青年／學生與工會之間應該是什麼合作關係」。子軒除了透過區別出「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來解決工會和青年之間的矛盾關係外，對於「青年串聯」該怎麼走下去，他認為「反資本主義的階級運動」應該是未來行動的團結基礎。

總之，這一組文章串得非常漂亮。他們不拘泥於12月23日，不但釐清了青年工運網絡的前世今生，試圖化解青年組織與工會團體之間的矛盾關係，更對運動該往何處去有了理論層次的見解。對於何明修「智慧群眾」、「散眾自主」的說法，他們四位的文章已經完整地作出回答。然而，我認為關於經濟面向、工會運動和青年意識的討論，還有可以繼續深入探討的地方。

客觀條件決定青年意識，反之不然

勞動力市場與青年薪資的普遍惡化，已是近來商界、學界、政界都不得不正視的重大社會議題。然而，這種現象應該要如何解釋？能否透過政府的經濟發展或勞動市場政策而得到紓解？我們仍未看到具說服力的研究成果。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2000年後勞動條件的持續惡化，青年勞動者確實產生了階級意識。這種階級意識是因為隨著世代推移而改變的社會環境所孕育出來的。換言之，並不是因為我們出生在二十一世紀，也不是因為二十一世紀本來就那麼糟糕，所以青年就自然而然地挺身而出。

就算沒有組織、沒有抗爭經驗，青年面對著殘酷的現實，早已燃起反抗的火苗。例如，在網路留言版上，我們偶爾可以發現有學生或青年受雇主惡待而被資遣、離職，但他們卻主動要求調解或勞檢，而不只是摸摸鼻子走人；對於勞工團體的抗爭，也從關廠工人臥軌時的「叫火車快點輾過去」，轉變為華航罷工時的廣泛支持；而近年來兼任助理、青年打工族等議題的壯大，似乎也在證明「工學聯合」的抗爭路線已然成形。

說得再清楚一些，不是因為九零年代出生的學生天生叛逆，而是因為台灣經濟消沉，導致原生家庭無力支撐青年的就學與生活費用，學生打工族才會增加，議題的熱度與參與者人數也才會提高。根據主計總處統計，對24歲以下的部分工時勞工來說，自1979到2000年間，其比例成長了2.38倍；2008年到2016年間，比例也增加了1.23倍1。

我們不該看到學生打工族團結起來、發動勞資鬥爭，就認為這是因為當代青年腦袋比前幾代清楚，才選擇反抗。應該要追問的是：為什麼經濟環境變得如此惡劣？青年們面對的處境到底有多艱難？為什麼家庭無法再挹注給孩子學費？為什麼學費年年調高？這些才是青年們產生勞動意識的真實背景，也是社會科學研究者與抗爭者最應該研究的問題。

自主工運和學運無關？

何明修還設定了更多表面上對立但實際上可以兼容並存的範疇，例如激進的新興工會與保守的傳統工會、全產總與「獨立」工會等等。他輕描淡寫地帶過民進黨與全產總的合謀關係，也沒有解釋全產總是否有形成新的「威權統合主義」代言人的嫌疑。何明修在文章中多處暗示，工運曾在2000年後短暫消沉，而學運與自主工運是直到2010年之後才有關係。例如，他認為台灣年輕人對經濟的不滿早已存在，但「在這次《勞基法》修惡之前，他們沒有獲得適當的宣洩時機」；他也在另一處提到，2010年後《工會法》的大幅度修正，鬆綁了組織工會的門檻，才使「工會又重新與勞工抗爭連結再一起」。

然而，這些說法根本與事實相左，因為台灣的學運與工運一向都存在著人才外溢與鬥陣相挺的關係。在1989年野百合學運結束後，有不少當時「民學聯」系統的學運份子就轉入了基層工會或其他社運組織，繼續從事組織工作，也有些學運份子後來在學院任職，繼續教育新一代的學運青年；再者，2006年左右由台大、政大等學運團體組成的「青年勞動九五聯盟」，也曾打過基本工資等勞工議題，2006至2010年絕非青年勞動者的抗爭真空。另外，台大工會之所以得以成立，並不是因為2010年《工會法》修正的結果，而是起自2010年台大研究生學會對校內兼任助理勞動權益進行的調查，而這又是因為學生們在高等教育市場化的事實下，選擇主動出擊的緣故。

總結來看，何明修試圖一刀切開學運跟工運，又把世代意識從階級意識中分離出來，這樣的看法就是把今日的學生與未來的勞動者看成兩種平行的身份，卻沒有看到經濟條件如何迫使青年在就學期間不得不成為勞動者。

請行動者多多提問

說到這裡，我們也該告別社運觀察家的罐頭文章了。社運觀察家與社運行動者的眼光是不一樣的，前者的批評意不在改變社運本身，而是把社運研究當成知識生產的工廠在經營，至於這間工廠生產的商品與社運本身有什麼關係、對社運會不會有良性的影響，那並不重要。社運不過是知識生產線的原料，而社運研究只是兜售給出版社或海外知識社群的知識商品而已。倘若我們對社會運動有著更明亮的期許，那就非得靠著最深切的自我反省才能達成。

作為局內人的社運行動者，他們提出批判期許乃是為社運指出方向，批判的出發點則是希望社運越來越好。我相信這正是容渝、子敬、毅弘跟子軒書寫的動力。如果自居觀察者的社運研究者試圖把社運研究轉化為知識商品，那麼局內人的「社運研究」就必須是反向的過程——我們要解讀並重新轉譯知識商品，務求以簡要但不簡化的語言向群眾訴說；我們不能宣稱「理論太過抽象離地」而迴避關鍵問題，好比近日工運中的「工運政治化」問題，就是身為社運青年們值得討論的議題。

對局內人來說，最難以處理的恐怕還是工運圈裡仍未公開的內部爭執。從一些徵兆來看，12月23日當天散場的決定並非人人都能接受。重新回顧當天的情景，在下午五、六點左右，為什麼有不少參與者對以工會為主的行動決策小組「衝場後解散」的決定感到不滿呢？為什麼會有不少的人選擇留下來呢？選擇留下的人對於解散有什麼心情或感覺呢？苦勞的報導記錄了一些留下的參與者的想法，例如有NGO工作者認為決策「難以理解」，也有人覺得台灣的社運抗爭太過「行禮如儀」，無法給政府施壓。

除了報導外，在容渝等人的文章裡，我們也可以讀到對當天行動的失望。容渝提到她「不甘願」離開的心情不只是關於「社運現場的技術策略」，更包含國家機器對社運的訴求「不處理不回應」；子敬認為散場「令人挫敗」、行動的指揮系統「潰散」且「高度混亂」。

但到底「不甘心離開」（李容渝語）的人們怎麼看待宣布散場的現場決策小組呢？難道12月23日要走或留的差距只是一瞬間的不甘心嗎？選擇離去的人和堅持留下的人之間的矛盾到底是什麼？如果散場的決定「令人挫敗」（楊子敬語），那麼留下來或游擊就能為前面的行動平反嗎？這些問題是工運內部矛盾的體現，這將是遠比批判國家暴力更加棘手且艱澀的難題。

雖然容渝、子敬、毅弘跟子軒尚未對此提出答案，但從他們對何明修的批判中，確實已經產生了更多提問的契機。毛澤東曾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柢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青年乘載著世界的希望，我也期許（包含我在內的）青年工運行動者們，能夠持續為工運創造希望的、批判的空間。若能堅持下去，「八、九點鐘的太陽」必將為台灣工運帶來黎明。縱使是困難的議題，只要能夠抱持這份初心，就算是現在這種苦苦深思、暫時沒有答案的狀態，或許也沒那麼糟糕吧。

• 1.官方對部分工時勞工的統計非常不連續也不完整。2008年至2016年的數據請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歷年發布的人力運用調查報告；而1979年至2000年間的數據則是轉引李誠、辛炳隆、成之約（2000）運用主計總處原始資料所推算的成果。

自從2017年9月底，賴清德擔任行政院長後宣布將啟動修改《勞基法》，並端出了五項顯然以「彈性」之名，行「修惡」之時的修法方案，各界對於勞工處境的不滿與討論，迅速地又燃燒了起來。

原本在2016年12月立院「砍勞工七天國定假日，換一例一休」的修惡後，工商團體、民進黨政府、主流媒體聯合起來，鋪天蓋地打造了「一例一休窒礙難行」、「缺乏彈性勞資雙輸」、「物價大幅上漲害慘勞工」等說詞，訴求「再次修法」。這些說法自賴清德端出修法草案後，迅速被翻轉，不再被大眾接受。轉而替代的是：企業主稱「台灣哪有過勞死」，賴清德說勞工低薪無妨當「做功德」，邱議瑩嗆「抗議的都是放錄音帶」，以及回想蔡英文所言「勞工是我心中最軟的一塊」等言論，成了眾所矚目、廣受撻伐的「幹話」。

也因此，反對《勞基法》修惡的關注聲浪，遠遠溢出了既有工會的組織動員範圍。從1223遊行消息公告以來，不但工會透過組織動員，網路上不少非傳統工運脈絡的「各界人士」，也號召大眾共同站出來，一起「反對過勞」。根據主辦單位的評估，遊行當天非屬各工會與勞團等組織性動員而來的一般受僱者與青年，人數甚至多過於勞團與各工會所動員的會員人數。許許多多自發行動也陸續在街頭展開，媒體關注也超出以往。彷彿是台灣社會對勞動處境累積已久的怒氣、失望、不滿，在此刻一同迸發了出來。

這股強烈的能量不但超出我們預期，迅速擴散。我們也沒能預期到的是，這股能量也衝破了既有行動框架，引發了1223當天抗爭的非預期發展。

「要有更強烈的動作」的一場遊行

我們所隸屬的高教工會，也是「2017五一行動聯盟」以及「1223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籌備小組的一員。雖然擔負的工作有限，但也持續參與工會聯盟的籌備會議、共同討論關鍵的行動策略。

策劃的過程中，相對於行禮如儀地「遊行一圈」來表達憤怒，多數團體都同意此回該要有「更強烈的動作」，來阻擋民進黨政府強推的《勞基法》修惡。也因此1223遊行行經行政院前路口時，面對警察的人牆阻擋，遊行迅速轉進為佔領行動，要求政府出面回應。這樣的「轉進佔領」維持了約兩個小時，也成功地癱瘓了中山南北路之間的交通，把衝突對峙的形式拉高。

爾後，雖然原本策劃時，聯盟有著「除非等到政府正面回應，否則不輕言離開」的潛在共識，但現場行動聯盟的決策小組（高教工會也是其中一員），基於判斷許多來自中南部的工會夥伴預定得搭車離開，現場人數漸漸散去，缺乏充分的佔領準備…等主客觀因素下，內部經過幾番討論與折衝，做出了「衝突一波後宣佈解散」的決策。

然而，這畢竟與遊行後自然解散的情況不同。從席地而坐的佔領，到突如其來的解散，之間轉折頗為突兀，也難免引起了現場部分參與群眾的不認同。

當時我們在人群中，看到周圍的朋友對於宣佈「就這麼結束」的詫異與不甘願，「這樣就結束，今天的行動不就沒有效果？」一位當天才認識、在出版社工作的年輕朋友，這麼說著。而且，相對於先前開會時的討論，本來預期很可能要「佔領到被抬走為止」，以及佔領時公開宣佈的「行政院不回應，我們不走！」這轉變實在太突然。

於是，儘管知道，這麼做會是多少有違決策小組的決議。當下第一時間我們的反應還是：「這場行動不該就這樣結束。至少，如果有人願意留下來，我們就要留下來」。並且盡快和我們熟悉的青年學生社團們說：「青年這邊可能要趕快聚集起來討論一下，看打算怎麼因應。」

等到主辦單位宣佈活動解散後，我們並未散去，繼續在行政院前的十字路口席地而坐並觀察。有些人漸漸離開，但也的確有不少人呼應「想要留下來的人，可以留下來」的說法，自發留了下來。多數的工會幹部，送走了會員後，也都留下來陪同在現場，觀看現場將如何發展。

解散後的「席地而坐」，維持了一小段時間。正當猶豫該怎麼樣繼續時，忽然間，警察開放了中山北路方向往南的車輛駛入。他們試圖透過開放車輛，逼迫現場的佔領人群撤出。正當車輛開過來的時刻，我們看到一位不認識的青年，突然移身坐在要駛入的車輛正前方，阻擋其進入路口。車子鳴起喇叭，試圖逼退他。面對這個景象，幾乎沒有容許多餘思考的時間，我們移身到了他的身旁坐下，比鄰一起阻擋車輛，隔了二十秒回頭一看，已經有近兩十人一起坐下，拉起了一排足以阻擋任何車輛通過的人牆。我們高喊著口號，最後成功逼退了車輛使其掉頭，人群也因此靠攏，佔領行動自此維持了下來。

我們作為五一行動聯盟及遊行決策小組的一員，眼前出現這段不同於決策的演變發展，雖然認為是有意義的，但也認為不宜再由我們主持。相對地，我們觀察到留下來繼續佔領的許多第一線人們，是從2016年起就長期投身「青年拒砍七天假」行動的跨校串連成員。不論是基於對於他們的信任，或者是評估眼前局勢更適合由新團隊來接力，當他們私下來問起該怎麼延續時，我們建議由他們來引導接下來的發展。他們也二話不說，迅速接棒，彈性分工，擔綱起相當合宜的引領角色，讓當晚的行動延續出現「大眾論壇」與「街頭游擊」，在既驚奇又有序之中度過。

街頭游擊行動的「形式」與「動能」

隨著警方強制驅離的命令，他們經過討論決定「不只是被動被抬走」，而開啟了難以預期的「街頭游擊」行動。我們與多數留下來的工會幹部一起，配合青年幹部們的引導，一起在台北街頭四竄，體驗了未曾經歷的抗爭方式。

對於1223夜間「街頭游擊」這樣的意外抗爭發展，著實讓人感到興奮與驚奇。平心而論，它讓人振奮之處，其實不只在於它的抗爭「形式」——超脫了過往在可預期範圍內的集會或佔領——而是在它所展現的抗爭「動能」，遠遠超出預期。

固然漫步在街頭、短暫阻撓交通來表達抗議呼聲，的確很刺激。看著警察奔波難耐，自身參與其中卻完全無法預料到下一步會如何發展，也著實新奇。但真正讓人感到振奮（甚至可說是不可思議）之處在於，對於一群沒有此類「街頭游擊」抗爭經驗的人們，甚至許多可能是第一次上街、沒有參與社團或特定組織的人們，怎麼會認為有必要冒著法律追訴的風險，儘管在疲憊了一整天的集會後，也願意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出對《勞基法》修惡的不滿？而這擾亂了正常社會秩序的動作，雖然受到了零星的騎士與路人的異樣眼光，但似乎卻沒有遭致大規模的反撲抗議；相反地，從西門町繞了一圈出來之後，反而參加「街頭突擊」的人數還捲入增加了？

這無非反映了，在1223的此刻，有強大的社會能量支持著勞工抗議的發聲，對政權高喊「反對修惡《勞基法》」，而這樣的經驗，是過往的勞工運動經驗中所少有的。政府和我們可能都沒完全預料到，一而再、再而三「拍板定案」的修惡，將引來如此強烈的反撲。而「街頭游擊」的轉進，是這股能量的一個結晶罷了。

至於要如何評估「街頭游擊」的這個策略形式？坦白說，我們並不覺得該把它的「形式」看得這麼重。畢竟，每一種策略採取的形式，都有它的環境起源與侷限風險。

一來，勞工運動能夠有效對抗統治階級甚或其背後所捍衛的資本主義體制，倚賴的是整體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覺醒，並且為了它而採取必要的組織和實踐行動。能夠朝向此目標的關鍵不在於抗爭的「形式」，而是長期的組織、意識、行動。有強烈鬥爭意志的工人階級，自然將在特定的環境與條件中，找尋出合宜的抗爭策略來。

二來是，所謂「脫出常軌」的抗爭方式，並非沒有風險。若因此不幸發生了意外，或者被統治者惡意地操弄，它也很可能會反噬運動的成果，淪為市民大眾無法理解甚至厭惡的少數過激行徑。舉例來說，在英國近來就曾揭發，有政府把警力臥底派進社運，刻意煽動人們採取違法抗爭的激烈行徑，進而使得政府對社運鎮壓有據、以及讓大眾對運動疏遠。1223所幸當晚並未發生交通車禍，未能被抹黑塑造負面形象；但倘若發生，必然將造成另一波嚴重反挫。而當台灣政府部門預期了此類的「游擊」發展後，是否會藉機來誆陷意外，搭配大眾媒體惡意醜化抗爭者形象，並非沒有可能。

當天的青年行動組織者們在事後的反思中，指出1223這樣的抗爭方式「無法複製」、「也沒有必要複製」，這是我們同意的。若說要從中提煉或「複製」的，是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判斷，融入群眾而採取行動的勇氣和能力。而「形式」為何，是否溢出常軌，不是核心重點。若誤以為擋不下惡法的關鍵只在於「行動不升級」，而只把焦點放在日趨激進的舉動上，這反而很可能中了統治者的圈套，而忽視了根本的挑戰在於對階級鬥爭「動能」的凝聚與鍛鍊——這才是形塑真正的實力對比之處。

整體左翼如何拉起階級鬥爭的課題

另一種可能無論是無意或刻意的詮釋是，把工會幹部的「宣布解散」證成工會已僵化官僚，認為運動只能靠青年學生來接替。而這也造就某種另一面的聲音，強調工會組織的優先性，以為反制。彷彿是得要在工會與青年間二選一。

但實際上，工會組織不等於階級鬥爭，同樣地，青年學生也不等於激進新聲。

對勞工運動有興趣的青年學生（或者說，當我們還是青年學生的時候），通常對工會組織抱持著高度的期待，把它當作是投身階級鬥爭的關鍵場域。但稍稍貼近看，又常常會有某種複雜的失望之感。

基本上，工會組織的確是工人階級運動的基石，但工會組織的「本身存在」並不等於「階級鬥爭」，工會組織的日常運作與最普遍性的經濟性鬥爭，也相對難以替代階級鬥爭的先鋒政治力量（例如革命社會主義政黨的角色）。

原因無他，工會作為普羅大眾受雇者的聯合體，它所代表的意識，一般只能是受雇階級的平均以上的意識（儘管可能隨積極份子的領導而稍稍激進一些），而通常不會是要追求根本變革、代表最先進的意識。這現實在各個學生會的意識狀況中我們也不難發現：學生代表們經常會趨向僵化、自縛於「體制內」，難以超脫一般學生的平均以上意識狀況。

也因此，對於有志於要推動社會根本變革，投身階級鬥爭事業的人們（當然包括青年）來說，重點從來不在於工會組織與青年學生兩者間要「二選一」、「爭先後」，這其實不過是基於年齡與主要從事的活動而劃分開來的兩個群體，但沒有意識上的必然差別。

重點在於，如何對這些承載普羅大眾的群體，不論是勞工或學生，進行有效的團結、影響與介入，讓洞悉資本社會邏輯的變革意志，能夠引領人們共同走出必要而正確的道路。

從這個角度來看，激進的工運份子該努力影響青年學生更加左傾，而左翼的學運幹部也該推動工運的激進化。是整體左翼如何拉起普羅大眾階級鬥爭的課題，而不是兩個相互區隔的群體、各搞各的，或者是硬要在兩群體間區別出優先順序或激進保守；但也不是就此沆瀣一氣，無視激進與保守、左翼與右翼的區別。簡言之，要區隔的是左右政治意識型態，而不是勞工或學生。

進一步說，有了左翼領導的階級運動，工會組織的定位與職能才有可能質變。馬克思在1866年時曾經寫過以下的文字1：

不管工會的最初目的如何，現在它們必須學會作為工人階級的組織中心而自覺地進行活動，把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作為自己的偉大任務。工會應當支持這方面的任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它們承認自己是並且以實際行動表現出自己是整個工人階級的代表和為工人階級利益而鬥爭的戰士，因而有義務把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隊伍中來。它們應該特別關懷那些報酬最少的生產部門的工人的利益，例如農業工人，他們由於不利的條件而處於完全孤立無援的境地。工會應該向全世界證明，它們絶不是為了狹隘的利己主義的利益，而是為了千百萬被壓迫者的解放進行鬥爭。

因此，對於左翼運動而言，其實核心的重點應該在於如何讓「反抗者」總體思想與意識型態與世界觀，能夠在運動中獲得實質提昇與完整建立，無論這個載體是工會組織還是青年組織。如此，才能夠避免工會運動淪為僅侷限於經濟鬥爭的工團主義，避免青年運動淪為過度強調「世代主體性」，或陷入過度崇尚那些恐與工人或一般群眾逐漸脫節的激進行動主義。

對於勞工在被砍七天國定假日後，《勞基法》又再次修惡，固然許多人感到無奈灰心，認為台灣勞工運動力量殘弱，無法捍衛自身權益。對這慘烈的現實，有些人會認為，這是因為在議會中缺乏勞工的政治代表使然，有些人則認為是抗爭的激烈程度還不足，有些人覺得該是「青年登場、工會退位」…。但這些說法大概還是忽略了，種種「修惡」其實是政權為了協助資本積累所運行的職能，它正是資本主義階級社會的現實反映，要改變它，必須回到面對資本主義這一根本課題。而不單是投入選舉、取得議會席次、抗爭激烈度、青年代位與否能解決的問題。

無論如何，從2016年的「拒砍七天假」，到2017年的「反對修惡《勞基法》」，社會上勞工階級對政權的不滿能量，其實是日益清晰。這樣龐大工人階級的不滿情緒，是所有階級運動的根基所在，它在這兩年間有明顯擴大的趨勢，應當是我們所重視和樂見的。如何引領這股「動能」，把它指向問題的根本源頭——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體制，並讓工會組織、青年組織乃至於整體社會更加體認到唯有在認識上與思想上超越資本主義與僱傭勞動體制，打從心底地看穿當前台灣政治經濟的矛盾根源所在，將會是每一位左翼行動者所無法迴避的首要課題。

•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219—221頁。

2017/18年之交的勞權抗爭，掀起了一波階級政治的高潮。但是這個高潮，目前只有輿論層面的效果，而未有組織和力量集結的事實。

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來考察輿論的動向。首先是主流新聞。由於文化干擾策略的奏效與出奇，讓眾人對左翼或傳統工運團體的慣常抗爭模式有了耳目一新的之感，佔了多日的主流媒體報導空間。加上《勞基法》修法過程中民進黨的各種可笑言行，效應交織放大。

其次是網路流行語的能見度。有了新用語（錄音帶、功德院、過勞班表等），還要看是否充斥民間慣性用語中。從網路用語中可知，這一波創造出來的新用語，至今仍在網路上常態使用，顯見其效力。尤其是「過勞班表」或「血汗班表」，這個用語是直接涉入勞動過程的，與「錄音帶」和「功德院」的接地氣程度不同。

何以如此？有幾個前提要看到。

首先，主流媒體輿論波及面較廣，而網路則較集中白領工作者和部分藍領高工資工人（即三C產業相關）。這一波修法有許多是波及到上述這些人的，關注度提高可以想見。

其次，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來，正好碰上房價高漲，上述這些人想要五子登科的幻夢被高房價打碎，尤其是三十五歲以下、出社會（開始有能力存錢）不到十年者。再碰上這波修法，反感更加明顯。

要說明的是，白領工作者和部分藍領高工資工人，長期以來階級認同相對低，個人主義強，但有了這一波的衝擊之後，有了改變的可能性。當然，這只是相對而言。

不過，故事還得拉長。台灣自1960年代開始的快速工業化，不但造就了一批中小企業，也造就了一批資本家。然而許多資本家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時被擊沈，真正站得起來的，要算是此波危機之後倖存的一代。當時因應危機，還有開放農村地區設廠等相關規定，農村季節工臨時工、公害問題自此全台蔓延，尤以農業縣為甚。

恰恰是這一波的資本家，最為惡形。仗著經濟復甦大旗，勞權與污染幾近免責。接著到了1980年代末期，眼看大批初代城鄉移民工即將退休，長期的退休金提撥未繳將曝光，加上環運和勞運興起，便開始錢進中國（也有部分到東南亞）、債留台灣，又搭上了中國經改便車，照台灣模式（枱面上和枱面下的）又呼風喚雨二十年。隨著2007年以來大陸東南沿海強制工資翻番，嚴打污染，這些人又回來，一方面準備世代交替，逼政府調降贈與稅、遺產稅，最近又要再一次弱化環保與勞工的相關法令。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階級鬥爭，也必須以階級鬥爭的方式要回來。況且，在未來十年左右，新舊資產階級交接完成，但要上手還得有一些過程，新一波政商同盟還要磨合；反而自1980年代開始投入工運和環運的社運工作者大都還在，經驗還可傳承，教訓還可記取。這在世代梯隊方面，我方有一點優勢，但，也可能只有這個優勢。而且，這個優勢要發揮出來，還得要老中青協力完成。

如何鬥爭？總工會路線和政黨路線都是可以討論的。就組織型態及其可能的組織文化方面，政黨的確比總工會靈活且兼具直接與社會對話的特點，但相對的要處理的問題可說是極為紛擾難以迴避。我不認為有什麼作法一定絕對正確──只要力量有效的集結，即便總工會也能發揮類政黨的力量，而政黨的強大與堅定，也能促進工會組織的質與量。問題在於，不要放過這次好機會。

而且，無論如何，「勞權公投」既然已通過，更應以此為熱身，全台串連，不論是對政黨或總工會的未來發展，都是絕佳的操兵機會。

在RCA案宣判的前一週，工傷協會趕赴美國在台協會（AIT），為的是請AIT對RCA案中突然出現的兩位「社會賢達」的說法表態，這兩位分別是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NAM）和美國全國對外貿易理事會（NFTC），他們在奇異公司的引介下，參考美國的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制度，向台灣的最高法院遞交意見書，並隱隱地威脅「維持該判決，將造成外商出走」。

工傷協會痛批這兩個團體根本就是奇異公司的共犯，並請出四位長期關懷RCA案的公衛與社會學者，要以另一份意見書對抗奇異，並要求最高法院應線上直播第三審的言詞辯論過程，讓社會大眾好好「觀賞」這場對台灣職災制度具重大意義的世紀辯論。

為什麼會突然發現這份法庭之友意見書呢？工傷協會專員劉念雲說，在RCA案宣判已迫在眉睫的當口，前往法院閱卷的律師團，卻突然在書卷裡發現這份意見書。這份意見書是參考了美國的法庭之友制度所提出的，凡是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案件，任何可能會被影響到的人或團體，都可以以法庭之友的身份提出意見書。

不過，提出意見書的權利並不是漫無限制的，劉念雲就質疑，這份意見書並沒有送到原告手上，顯然在程序上有所瑕疵。世新社發所教授陳信行更嚴正批評，法庭之友在美國的規定裡必須要揭露自己與當事人的利益關係，然而奇異公司卻沒有提到，他們的高階主管都是NAM和NFTC的董事會成員，這兩位法庭之友根本就是「當事人偽裝的共犯！」

劉念雲指出，這份意見書除程序瑕疵外，內容也有兩大問題。例如該份意見書認為，「如果法院打算維持二審判決，並認為奇異和湯姆笙公司必須要依據『揭開公司面紗原則』負起賠償責任，將對台灣的投資環境造成傷害」，劉念雲批評，這種說法顯示這些美商根本是「胖虎型的朋友」，只想威脅台灣工人，不思反省跟改進違反勞動法令的問題；另外，意見書也沒有提到RCA經「法院認證」是隱匿污染事實的罪犯，顯然對外資造成工人與環境傷害的罪行毫無反省。劉念雲呼籲，請美國政府好好管管奇異公司，以及NAM和NFTC這類不肖的資方共犯。

為了對抗這份意見書的見解，長期與RCA工人共同奮戰的學者也組成了「台灣RCA工人法庭之友」團，他們分別討論了RCA的企業社會責任、公衛研究上的努力、對職災制度的糾正，以及對全台灣乃至於全世界工人的影響。世新社發所所長黃德北批評，RCA在美國的無線電相關產業中有著高度的市場壟斷優勢，卻以壓低勞動成本的方式獲取利益，卻不願負起企業社會責任；陽明大學科社所所長林宜平則指出，在學者和學生的辛勞奔波與整理下，RCA的污染與工人的職業病才終於連結起來，這些資料取得不易、方法與考慮周全縝密，不該被輕易打發。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彭保羅則說，當NAM和NFTC的意見書公布之後，已經開始有包含日本、美國、韓國、法國、英國等國共二十三個、代表數以百萬計的工人的勞工團體連署，向台灣最高法院遞交公開函，他們強調切莫讓法庭之友制度淪為權勢者扭曲司法的工具；另外，彭保羅也說，台灣的職災認定非常嚴格，能被認定為職業災害的人數非常少，而且多半是屬於骨骼肌肉疾病，他強調，RCA案的判決對於這種嚴格的職災認定制度能夠發揮糾正的效果，因此RAC工人的抗爭是為提升全台灣勞工、甚至全世界工人的勞動條件而抗爭。

RCA員工關懷協會理事長劉荷雲提到，一翻兩瞪眼的事實是有RCA員工穿過奇異與湯姆笙公司的制服，也在工廠裡看過這兩間公司的招牌，劉荷雲痛批，「這兩個資方團體昧於一切事實，泯滅自己的良心，為RCA這樣的罪犯和殺人犯護航，怎麼好意思說是自己是法庭之友呢！根本就是外國犯罪集團！」，她呼籲AIT「好好管管這些扼殺工人又污染環境的美國資本犯罪集團，否則台灣勞工才不想跟美國政府當朋友！」

伊藤潤二台灣展近日被爆抄襲中國大陸藝術家陸揚以泰國降頭術為靈感的「人頭風箏」創作。然而除了東亞的陸揚和伊藤潤二，遠在中東的巴勒斯坦也興起以「人頭風箏」進行抗議，巴勒斯坦人以施放燃燒風箏的方式，並在風箏上安置被以色列屠殺者的肖像，嘗試突破加薩邊境。

以色列自2005年起持續佔領加薩，封鎖其領海、領陸、領空，導致巴勒斯坦人長期缺乏水電藥品等基本物資，造成數以百萬計的難民。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領土建設墾殖區（settlement），用高牆長城分隔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社區。

在以巴雙方條件極端不對等的情況下，巴勒斯坦人只能透過零星投擲石塊、汽油彈等土法煉鋼的武器展開自我防衛，面對的卻是以色列在美軍裝備支援下，最先進的槍炮彈藥與無人飛機。上（5）月14日，在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移到耶路撒冷的同時，以色列政府便因為鎮壓示威抗議現場造成巴勒斯坦人60多死2千多傷的慘劇。

近日，巴勒斯坦人在風箏上安置被以色列屠殺者的照片肖像，並用油浸濕碎布燃燒綑綁在風箏上燃燒，施放後再割斷風箏線讓燃燒的風箏進入以色列境內，嘗試突破加薩邊界的高牆封鎖，而以色列方面則使用無人機攔截這些「人頭風箏」。最新的消息指出，由於巴勒斯坦人可以成功擊落無人機，以色列政治人物現在提出要由狙擊手直接射殺施放風箏的巴勒斯坦人。

延伸閱讀：

• 羅惠珍〈巴勒斯坦人走了七十年的回家路〉

【2014加薩屠殺】

• 系列一 〈賊喊捉賊：以色列占領軍的「自衛權」〉
• 系列二 〈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基本認識〉
• 系列三 〈關於2014年加薩屠殺的基本認識〉
• 系列四 〈從美國密蘇里州的「黑白衝突」談巴勒斯坦的占領問題〉
• 系列五 〈紐約時報如何為加薩屠殺粉飾太平〉

【2016莎拉·舒蔓來台】

• 莎拉·舒蔓呼籲抵制以色列 反對用同志人權粉飾軍事佔領
• 帝國共謀下的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 學者：支持抵制運動 但要正視其限制
• 與莎拉·舒蔓對話 帝國輸出與台灣晉升慾望

【苦勞報導】

• 「恐伊斯蘭」給誰帶來好處？拆穿帝國主義的粉紅伎倆

【公共論壇】

• 談Mohammed Omer所著2014年以色列攻擊加薩記實

勞動部今日（6/14）下午召開勞動基準諮詢會議，討論媒體業等10行業在特殊情形下排除適用「七休一」，各媒體工會恐未來「出國採訪」連上12天班將成常態，在會議召開前齊聚勞動部抗議，反對勞動部將媒體業指定為七休一例外。

「連上12天不叫記者魂！」公視、東森、壹電視工會等媒體業工會在勞動部前舉標語、高呼口號，抗議勞動部基準諮詢會議沒找媒體工會代表與會，毫無把關就想遵照資方意圖鬆綁七休一。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秘書黃健泰表示，今年（2018）3月媒體業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文化部及NCC召開七休一諮詢會議，各媒體工會代表當時在會議上就已明確表達反對放寬七休一，但文化部及NCC仍無視勞工意見，對資方要求照單全收，向勞動部提出申請放寬七休一。

黃健泰直指，更離譜的是，媒體資方本來只要求「奧運賽事」或「元首出訪」這兩種情況排除七休一，文化部及NCC卻「要五毛，給一百」，提出只要是出國執行職務，不管是新聞、戲劇或行腳節目，都可排除適用七休一。黃健泰痛批，這根本是全面棄守七休一規定，讓媒體業勞工更過勞。

東森電視工會理事長廖啟光表示，媒體資方常說「記者出國採訪時，實務上無法以替代人力因應」，因此出國採訪有必要排除七休一，但他質疑，前天在新加坡舉行的川金會上，日本NHK組了上百人的媒體團，韓國媒體也派出包括記者、製作人約60至70人的團隊，台灣媒體如東森大多卻都只派一組2人到場，不滿「平平是出國採訪，怎麼差這麼多？」廖啟光批，這顯示台灣媒體老闆不願負擔合理的成本，只想壓榨勞工。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理事薛翰駿認為，若媒體資方真的有需求打破七休一，也並非完全不能談，但應先和勞工及工會談清楚加班費和補休的配套措施。公共電視工會理事王燕杰也說，勞方已準備好跟資方協商，但資方只想聯合政府打壓工會，他們完全不能接受，呼籲勞動部先促成勞資協商，保障勞工出國期間的工時、加班費及其他補償措施，才能開放七休一。

媒體業鬆綁七休一 勞動部：有共識

針對媒體工會抗議，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專委王雅芬表示，即使勞動部公告放寬七休一，仍有最後一道把關機制，即企業依法需經過「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才可放寬，「如果勞動部決定開放，也不會是沒有條件開放。」

會後，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長謝倩蒨對媒體表示，勞動諮詢會委員對媒體業等10行業在海外執行職務、因應防疫措施等有共識鬆綁七休一，但仍須經內部討論且預告等程序後才會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