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來自哈佛研究團隊、刊登於《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報告顯示，波多黎各因去年（2017）9月颶風瑪莉亞襲擊的死亡人數，估計約達4,465人。根據該份報告，健康照護體系的崩潰，對於高死亡率有著顯著的影響。報告共同作者、阿爾比祖大學（Carlos Albizu）的多明哥・馬克斯（Domingo Marqués）博士進一步指出，災後波多黎各人歷經84天沒有電力、60天缺乏飲用水，以及40天無法使用手機通訊，這是死亡率如此之高的三個原因。

哈佛報告出爐後，美國獨立媒體「民主，就是現在！」（Democracy Now!）於節目中訪問知名記者、《震撼主義》一書作者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當問及波多黎各災後情形如何符合其近年提出的「災難式資本主義」（disaster capitalism）時，娜歐蜜・克萊恩回答道：

我對「這些死傷『歸咎於』颶風瑪莉亞」的說法感到困惑。瑪莉亞並非原因，而是催化劑。如果你仔細閱讀這份研究，許多案例中，健康照護崩潰是最大宗的死亡原因，這與電力與供水系統的崩潰直接相關。因此，真正的原因是基礎建設的全面崩盤。但（基礎建設的）瓦解並非無來由。一個完好的社會，不會發生基礎建設瓦解的現象，除非有人蓄意並系統性地破壞每一個支援結構。

災後進入波多黎各採訪、最近出版了《樂園爭奪戰——承受災難資本家的波多黎各》（The Battle for Paradise: Puerto Ricans Take on the Disaster Capitalists）的娜歐蜜・克萊恩，究竟發現什麼，以至於做出上述嚴厲的批判？而颶風肆虐後九個多月，波多黎各的現況是如何呢？

波多黎各：富豪的避稅與渡假天堂

娜歐蜜・克萊恩觀察到的現象之一，就是波多黎各政府以公司稅、所得稅、資本利得稅等稅金優惠，將自己打造為避稅與度假天堂，對區塊鏈（Blockchain）企業與新興的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富豪招手，期待這些公司遷至波多黎各，並於此置產。這場區塊鏈與加密貨幣招商會議於今年（2018）3月島上某間豪華飯店內舉行，此時許多波多黎各人仍過著倚賴手電筒照明的生活，但是其經濟發展與商業部長打出「波（多黎各）（烏）多邦人」（Puertopians）的認同，並且勾勒出一幅「熱帶假期」、「警衛社區」與「私立學校」的生活方式，希望吸引有錢人們來臨波多黎各，因此顯得相當不合時宜。此外，加密貨幣的「挖礦」（mining）行為，已經成為溫室氣體排放成長最快的來源。比特幣每年消耗能量約莫等同以色列。包括匹茲堡、紐約等城市，在用電量急遽上升的情況下，皆已暫時禁止挖礦行為。娜歐蜜・克萊恩評論道：「將一個尚未能夠提供人民電力的島，改造為最耗能的兆元市場中心，實是異乎尋常。」

電力私有化 備受爭議

截至今年6月、風災後9個多月，波多黎各仍有5%、超過8千名民眾的電力尚未恢復。瑪莉亞後，政府擁有、島上唯一電力公司的波多黎各電力局（The Puerto Rico Electric Power Authority，簡稱PREPA）由於是美國公共電力協會（American Public Power Association）成員之一，根據其互助協議，有權要求其他事業協助恢復電網。不過，波多黎各電力局的領導階層並沒有這麼做，反而將修復工程外包給私人部門。

波多黎各電力局，以3億美金的代價，將電網修復工程，外包給加拿大的「白魚能源控股」公司（Whitefish Energy Holdings），隨後卻遭媒體披露，地址位於蒙大拿的白魚，只是一間成立兩年、僅有兩名正職員工的小公司，其報價不僅高於一般行情（線路工人的工資報價，比正常工資的兩倍還多），工程執行亦是轉分包給其他公司。該公司也無能自行運送設備至島上，迫使波多黎各政府承租昂貴的包機。最終波多黎各電力局在爭議聲中與白魚終止合約。對此，波多黎各大學微生物生態學教授阿圖奧・瑪索爾・德阿（Arturo Massol-Deyá）批評：「外國工人要價是本地工人十倍，但數以萬計的民眾仍生活在黑暗之中。」

1月22日，災後約百日，波多黎各總督瑞奇・羅賽尤（Ricardo Rosselló）進一步宣布了波多黎各電力局私有化的計畫。羅賽尤表示：「波多黎各電力局已經成為人民沈重的負擔。民眾被其糟糕的服務與高昂的成本所挾持。我們意識到波多黎各電力局已失去功用且無法繼續運作。」因此，波羅黎各電力局將出售給有能力帶來「現代化、效率、相對便宜的電費」的公司。

許多學者、經濟專家，都對總督電力私有化的構想表示質疑。華盛頓智庫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拉拉・梅林（Lara Merling），以波多黎各供水系統私有化的失敗經驗，提醒私有化並不必然等同於效率與價格優惠。

1995年，時任總督佩德羅・羅賽尤（Pedro Rosselló，現任總督的父親）與法國威立雅（Veolia）集團子公司簽訂供水與污水處理的特許經營權契約，結果是服務品質惡化、價格上漲、營運赤字。此外，該公司也被發現將未經處理的污水直接排放進入水源，而遭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開罰與制裁。然而威立雅持續要求增加付款，同時卻無能改善服務品質與違規，合約最終於2001年終止。

2002年，波多黎各再度找上另一間法國公司昂帝歐（Ondeo）接手供水系統。昂帝歐在簽約後也要求增加付款，但仍無能更新基礎建設。兩年後，波多黎各水管與下水道局（Puerto Rico’s Aqueduct and Sewer Authority）決定撤銷契約。花費十年、數億美金之後，波多黎各供水系統的基礎建設與財政狀況，與過去相比卻更為惡化。

拉拉・梅林指出私有化的迷思：

支持私有化的論點，通常強調利潤導向的私人企業，將增加管理與服務的效率。然而在寡占營運事業的案例中，這樣的動力並不必然轉化為更好的服務，或是節省消費者的支出。相反地，威立雅與昂帝歐展示了企業如何在減少服務同時提高價格。

波多黎各的震撼主義

電力私有化，只是波多黎各改造計畫的第一步。兩天後，羅賽尤宣布新的財政計劃，包括關閉3百多所學校，以及刪除超過2/3的政府行政機構，預計將原本115個單位刪減至35個，波多黎各的行政系統將蕩然無存。一週後，羅賽尤公布另一項計畫，預計開放特許學校1（charter school）與教育券2（school voucher）。

利用災難掠奪公共領域，推動自由市場，是娜歐蜜・克萊恩所謂的災難資本主義。搭配著震撼手段，軟化民眾抵抗的意志，遂行政策。在波多黎各的案例中，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推行一連串劇烈的變革。

波多黎各經濟發展與商業部長曼紐爾・拉波伊（Manuel Laboy）接受訪問時表示，電力只是整個私有化過程的開始，「我們確實期待其他基礎建設部門能比照辦理。有可能是完全的私有化，或是公部門——私人事業合作的P3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對於政府急又快的私有化計畫，波多黎各民眾難道沒有任何抵抗嗎？娜歐蜜指出，波多黎各不乏人民抗命的歷史，但她形容波多黎各此次經歷了「兩倍、三倍劑量」的震撼主義，特別是危機在瑪莉亞登陸之前，便已經在進行，因此反抗十分具有挑戰性。

波多黎各自2006年，經濟陷入嚴重衰退。2006年，為吸引美國本土製造商前來的稅金減免到期，大批資本出走。結果同年5月，大部分政府部門，以及所有公立學校被迫暫時關閉。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使波多黎各財政狀況更加惡化。

波多黎各被迫借貸，包括發行地方債券，同時利用高風險的資產增值債券（capital appreciation bonds）借貸。有「掠奪性金融工具」之稱的資產增值債券，宛如高利貸，累計利息率高達785%至1,000%。波多黎各債務急速上升，目前累計債務共1,215億美元，其中715億是債券債務。

波多黎各政府，在2009年，宣布經濟陷入「緊急狀態」，實施撙節計畫，包括解僱1萬7千名公部門勞工，以及取消福利與調薪。但是經濟成長並未降臨波多黎各，相反地，波多黎各陷入更深的失業、經濟衰退，以及破產危機。

2016年，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簽署頒布國會通過的《波多黎各監督管理與經濟穩定法案》（The Puerto Rico Oversight,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Stability Act，簡稱PROMESA）。法案重點在於創立金融監督與管理委員會（Financial Oversight and Management Board，簡稱FOMA）。這是一個由總統指派的七人委員會，對於波多黎各的財政有最終決定權。該委員會進一步提出更加嚴苛的撙節計畫，包括刪減退休金、公共服務，以及醫療保險，並且提出一系列私有化的清單。國小的藝術與體能教育課程遭刪除。委員會並決定，刪減波多黎各大學一半預算。

研究波多黎各債務危機、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副教授亞里瑪・波尼拉（Yarimar Bonilla）表示風災前，「波多黎各已經開始實施嚴峻的經濟政策。波多黎各人已經處於震驚的狀態中。」

颶風艾瑪（Irma）與瑪莉亞造成的災難，創造了一個機會，去重新設計島上必要基礎建設的主要組成；投資於公共與私人建築的品質與韌性；以及重新調整、現代化，並重新評估居民服務的品質。——波多黎各總督羅賽尤

波多黎各政府於颶風後——或說在瑪莉亞侵襲前便已在進行的——的一連串計畫，就是刪減行政部門，實施撙節減少政府職缺與社會福利，同時將電力、供水、教育等公共事業私有化；另一方面也對航運法規、職業執照去管制化，並以慷慨的稅金優惠，吸引公司前往波多黎各投資。土地與公共設施正以低廉價格遭甩賣，法規鬆綁與行政部門瓦解，加上稅金優惠，根據娜歐蜜・克萊恩的觀察：已有跡象顯示資本正快速流進波多黎各。當地草根組織則憂心：以稅金優惠吸引如虛擬貨幣產業、旅館業者進駐，是否真是一個嚴肅的經濟發展策略？

撙節：華爾街大於人民

4月20日，波多黎各金融監督與管理委員會再度公布名為「財政改善」、實為撙節的計畫。包括刪減退休金約10%，有薪休假與聖誕節獎金等等。對於委員會提出實施撙節的財政計劃，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認為，歷史案例已清楚顯示，撙節計畫無法促成經濟成長。「當你刪減健康照護、教育與基礎建設後，將不可避免對長期的經濟成長造成影響。」

史迪格里茲與其他25位經濟家，提出另一套財政計劃，核心是免除波多黎各債務、擴大支出，以及大規模的公共建設投資。「撙節將導致經濟更加衰弱，我們一而三、再而三看到，啟動撙節的國家，財政變得更加不穩定。」史迪格里茲表示。

波多黎各自由邦（Free Associated State），主權上屬於美國的境外領土，擁有自己的憲法，並能選舉自己的議會與最高行政長官總督。波多黎各民眾具有美國公民身份，但是沒有美國總統與國會的投票權。2016年，《PROMESA》通過後，一個非經波多黎各民眾選舉、由美國總統的7人小組（當中甚至有6人並未居住在波多黎各），不但有權否定總督的提案與議會通過的法令，對於債台高築（其中一大部分是利息）的波多黎各，更是祭以一連串撙節計畫，似乎是在告訴波多黎各民眾：你的工作、教育、醫療保險、退休金，並不比華爾街避險基金來得重要。

颶風瑪莉亞過境之後，美國聯邦政府將華爾街利益置於波多黎各民眾之前，實施撙節而非減免債務來幫助波多黎走出風災；波多黎各政府拆解政府部門、去管制，並以稅金優惠，為企業與投資者清掃戰場，波多黎各民眾則不願坐以待斃。今年五一，數千名示威者湧入首都聖胡安（San Juan），表達對於撙節的不滿。未來的波多黎各，將是富豪們的熱帶渡假別墅，或是掌握在人民手中？一場波多黎各的爭奪戰，現正進行中。

• 1.接受政府資金但是獨立於公立學校系統與相關法規外營運的學校。
• 2.相較於政府發放經費給公立學校，政府將補貼個別學生的金額，以代金券的方式發給家長。家長可以在公立或私立學校使用代金券繳付學費，學校收到教育券後再向政府換取現金。對於教育券的批評是：教育券將導致原本挹注公立學校預算流入私校，公立學校的預算相對減少，進而影響教學品質。

本週二（6/12）美國總統川普與北韓領導人於新加坡舉行高峰會。這是南北韓分裂以來，兩國領導人首次面對面正式會談。兩人於會晤後簽署聯合聲明，內容概要包括：兩國承諾建立「新的關係」，並於朝鮮半島建立「持久與穩定的和平政權」；川普向北韓承諾保障「體制安全」，金正恩則重新確認「完成朝鮮半島無核化」之堅定不搖的決心。

對於川金會的態度，南韓總統文在寅肯定其歷史重要性，認為這是從「敵對時代走向對話、和平與繁榮」的壯舉。南韓媒體則普遍對川金會保持「審慎」但「樂觀」的態度。《中央日報》認為，雖然北韓卸除核武的具體時間表仍未明朗，但是「兩個宿敵領袖會面已具歷史性。終結自韓戰以來數十年敵意的第一步已經邁出。」

韓半島和平 民主黨扯後腿？

然而，美國民主黨的政治人物，對於川金會的態度則大相逕庭。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譴責川普：「肯定一個殘暴、壓迫的獨裁政權之國際正當性」。舒默同時批評川普停止與南韓聯合軍演，並為軍演的合法性辯護，質疑川普為何放棄軍演，同時他也不認同稱軍演是對北韓的挑釁。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過去曾以長達8小時的發言，阻止議事進行，藉此抗議川普的移民遣返政策。對於川金會，佩洛西與同僚抱持類似的態度。她於聲明中批評：

總統對金正恩讓步，卻換來模糊的承諾，無法進一步獲得（北韓）去核化與核不擴散，以及明確與全面的進程。

她接著抱怨，川普將北韓「提升至與美國平起平坐的位置，並且維護了其政權的現狀。」另一方面，自由派媒體也對協議大為光火。例如：曾經撰書批評美國對延長戰爭成癮的MSNBC電視節目主持人瑞秋·瑪朵（Rachel Maddow），這次卻批評川普撤軍的構想是對俄國普丁「危險的讓步」。新聞與評論網站Vox批評協議「效力軟弱到令人震驚」。美國獨立調查新聞雜誌《瓊斯夫人》（Mother Jones），在川金會後的當晚，刊登了一篇標題為〈川普拋棄了南韓〉的文章，認為該協議「是天殺的瘋狂」，因為金正恩贏得了美國的讓步，但川普卻什麼也沒得到。《衛報》（The Guardian）專欄作家強納森·傅立蘭（Jonathan Freedland）則揶揄該協議是「歷史性的突破——對於（北韓）的金氏王朝而言」。他認為，要檢視該協議的一個方法就是「想像如果是歐巴馬在川普的位置，談判時會說些什麼。」

如果佩洛西與自由派媒體口中的「讓步」，指的是美軍在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後，持續於邊界與海上的軍事威脅，以及「保障體制安全」，即美國與南韓承諾不會入侵北韓，很明顯地，美國並未真正「妥協」、「喪失」什麼。換個角度想：無論是譴責停止軍演，或是認為美國在世界任何角落駐軍、以軍事威脅恫嚇區域內主權國家有其正當性，才真正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對於民主黨政治人物而言，肯定川金會——或是川普——因降低區域衝突的風險，是難以接受的。此刻的自由派反而變得相當好戰！

如果今日是民主黨總統坐上新加坡的談判桌，難道會「讓步」得比較少？不太可能。因為新加坡協議只是最基本的「誠意」——如果有心促成進一步的持續對話。促成川普與金正恩達成協議，或許並非出於對北韓核武的畏懼，或是促成東北亞的和平。美國所考量的，應該還是增進自身利益，並在主要對手俄國、中國以及潛在競爭者日本當中，進一步強化自身區域內的地位。對於美國而言，將與俄國、中國享有共同邊界的北韓，由原本的敵對關係，轉為自己的從屬國，對於與其他強權競爭的美國，是重要的一步。

美國毀約早有先例

以高高在上的態度與北韓談判（如佩洛西譴責川普讓北韓與美國平起平坐），要求北韓現階段完全放棄核武，這樣的態度，只會持續維持緊繃的現況。要解決韓戰遺緒，需要參與戰爭的北韓、南韓、中國、蘇聯與美國共同促成解決之道，而非擺出美國是優越國家，金正恩彷彿只是一個衣衫襤褸的乞求者，其他國家則是隨從的態度。

核武是北韓談判籌碼，現階段不可能如某些人所願的「全面」放棄，考量談判桌另一頭的美國，不會保證放棄隨時升高對北韓的威脅，特別是川普的國務卿麥克·蓬佩奧（Mike Pompeo）擔任中情局局長時，曾放話暗殺金正恩；川普的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也曾於《華爾街日報》中表示應主動攻擊北韓，認為美國可按照「利比亞模式」處理北韓。

2003年，當時利比亞最高領導者穆安瑪爾·格達費（Muammar Gaddafi）以放棄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歐美交換安全承諾和援助的條件，其下場：北約轟炸利比亞，2011年，格達費遭美國金援的伊斯蘭軍事份子凌遲而死。

美國給予那些在自己軍事威脅、經濟制裁底下解除武裝之國家的承諾，很難令人安心，利比亞模式並非例外。近日案例即是川普單方面撤出伊朗核子協議，並重新啟動經濟制裁，即便國際原能總署（IAEA）檢核伊朗後證實其「確實信守承諾」。對於北韓而言，德黑蘭的經驗無疑是一個警告：美國隨時可能取消新加坡協議。若認為金正恩稍有談判常識，民主黨對於川普未能讓北韓「梭哈」的批評，便顯得有點站著說話腰不疼了。

1990年初，差事劇團展開亞洲民眾戲劇之旅，至今匆匆已有將30年時間。最早，因為在《人間雜誌》於1989年結束時，我從當時陳映真先生於雜誌編輯過程，陸續正式或非正式展開的相關「民眾史」「民眾文藝」「民眾攝影」等等的討論中，開始思考劇場之於民眾、民族以及區域共同體的問題！因此，得以透過這樣的感知，將劇場之路朝向亞洲民眾戲劇的道途。大體上，當時的思維，美學上，圍繞在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史詩劇場所言，讓觀眾與舞台上發生的議題共思考；而文藝社會學上，則以《人間雜誌》為標竿，既將目標朝向社會革新的學生、教師群，且深刻反思並批判資本掛帥的消費主義浪潮！因此，帶著如今看來，值得再反思的某種左翼文化傾向，認為「民眾戲劇」意味著與民眾共思、共行，卻並非迎合大眾口味的戲劇，否則也是另一種媚俗的票房取向。也就是，演什麼議題以激發觀眾的社會參與及思索，往往遠比怎麼演得受歡迎或滿場掌聲，更為重要。現在回想，以這樣的初心投身民眾戲劇，其來有自。當然，和1980年代於《人間雜誌》時期，從陳映真先生那邊習來的第三世界觀點，有著密切的關連！那麼，如何在劇場的每一個瞬間，都嘗試與左翼出發的第三世界理念，產生有機的關聯？這是既要從事創作，且又要在劇本的腳色、場景間，埋下進步意識的挑戰。稍不謹慎，便會流於枯燥、說理又或教條！

當然，作為觀點的「第三世界」，主要是以社會內部的階級分析，以及國際視野下的亞、非、拉後發展世界，在西方資本帝國衍生的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的支配下，如何生產批判性理論與藝術創作，作為思想與行動的指標。這在當時的清楚，一方面反應在對於拉美文學或非洲詩選的閱讀風潮；另一方面，則是經由陳映真於1984年4月發表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長文——〈「鬼影子知識份子」和「轉向症候群」──評漁父的發展理論〉，獲致左翼社會學上，相關於「依賴理論」的思想動能。

這樣的前提下，反映於劇場的，固然有起始於1980年代台灣小劇場運動中，藉由身體反叛的美學與社會抗爭。但，由日本或西方導引進來的左翼現代主義的劇場美學衝撞，如何融入當時的都市社會，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索。另一種進步的劇場表現，則經由王墨林的引介，來到當時的《人間雜誌》。便也是日本良知媒體人，以大量的、深入的、現場的照片結合紀錄報告，所形構而成的劇場表演：「報告劇」。以石飛仁連結當年《人間雜誌》同仁共同完成的作品——《花崗事件》，為這樣另類型態的左翼進步劇場拉開了讓人凝神的序幕！而後，在這個基礎與前提下，1994年，陳映真以台北六張犁公墓出土的201座地下黨人的墓碑為題的報告劇：《春祭》，經由當年的我與「人間民眾劇場」成員，共同排練時的醞釀與思索，可以說較有系統地走進民眾戲劇的道途中。當然，這裡需要被提及的重點在於：首先，地下黨人的墓碑與屍骨，歷經1951年至1993年，長達四十年的沉埋後出土，這本身便述說著冷戰風雲下被壓殺的白色恐怖肅清，在戒嚴體制的封禁下，如何阻絕島嶼的土地與人民，走出解放之路的過程；再者，通過報告劇的美學形式所展開的共同記憶復甦工程，如何與台灣左翼地下黨運動產生劇場的藝術性連帶。

透過《春祭》報告劇所推動的這兩項思索，關乎著戰後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在美國文化冷戰的佈置與支配下，左翼的腳蹤與身影，如何在地下黨人亡命的山路中，或遭致撲殺或被刻意淹埋地底的事實；而跟隨其後的，則是表現民眾生活內部矛盾的歷史與日常，一併和蜂起抗爭或流亡起義的情境，同時成為劇場或文藝美學創作上的禁忌。這也就形成1990年代初期，民眾戲劇一開始便以召喚革命記憶，做為創作主軸的原因。歸根究底，其實就鄰近的亞洲國家而言，這樣的召喚，更早發生在1970年代初期；因此，堪稱是遲來登場的左翼劇場美學！或許因為遲來，顯得更加被不斷提醒；因為提醒的不斷，產生的阻隔、徘迴與前進，經常是交錯而綿織，且不易當下就看清創作的意圖與面貌。這當然與如何在「後革命」年代興起「革命」記憶與想像，有著不可脫離的連帶關係！特別是相關這「革命」記憶本身，也以相類似的面貌出現在亞洲社會內部時，無形中所形成的連帶感，讓彼此趨向一種建構共同場域的意圖。

革命既然成為一種記憶的召喚，便也意味著曾經發生過的革命，於今在記憶中徘迴或擺盪，總之，不願就此揚塵而去，不留痕跡。但，這樣的前提，總以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那句名言，認祖歸原。便是大家耳熟且能詳的：「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現在的重點來了，既然是聲稱的「後革命」年代，那麼，革命記憶取得再現途徑並藉以發言的舞台，非只不會是共識的一部份，並隨時冒著將被拆解的種種風險！然而，這也有可能形成另一種幽靈的現象，只不過不以徘迴或擺盪的面貌，浮現我們面前，而是流沙一般在眼前不斷陷落與沉埋。

革命記憶，曾經是左翼民眾戲劇的參照主題，但也在風化中；隨著網路世代無遠弗屆的到來，逐漸失去其身影，甚而如幽靈般遊盪！最早，在1990年代初期，於菲律賓讀到革命詩人伊曼紐爾·拉卡巴（Emmanuel F. Lacaba）的詩作時，那革命的幽靈，彷彿直接走進心靈的劇場中。這就如在1980年代末期，透過資料閱讀與近身訪談時，走進劇作家簡國賢的革命幽靈間，並隨之在書寫劇場中描繪出一個雨中法西斯刑場的場景。簡國賢的劇作：《壁》，掀開二戰後228前後以至於1950年代，左翼地下黨人投身劇場與革命的流血青春。他流亡大安溪畔的詩作：「北風啊！你盡情的吹吧！地下黨人盡情地看著那......繁華的街燈！」不禁讓我們聯想起同是革命者的 Eman，短短的一生，活了27歲。1976年，死於革命戰鬥的一把槍口下；而台共地下黨人簡國賢，1954年被綁赴馬場町刑場槍決。死亡的時間或有不同，面對生死的情境或有差別。有一件事，讓他們的生命與我們產生關連，即是：「革命」。這是無從虛構的事實劇場，寫在亞洲的左翼編年史中，更成為土地上被刻意淹埋的戲碼！若用天妒英才這樣的修辭來形容他們，只能說是後革命世代某種布爾喬亞心態作崇......。讓我們來多說一點Eman這位菲律賓革命詩人。1974年，他25歲時，前往監獄探望服政治刑的兄長，與他道別。從此遠赴明答那峨島參與新人民軍......。當他拿起槍桿，展開武裝鬥爭的前後，他的詩風由詭異，神秘轉而成平白、易懂中融合高度的隱喻…此後，死亡經常成為詩中的意象......打游擊的日子裡，一紙難求，便在錫泊紙背寫下一行又一行的詩句......關於人的解放和自已的死亡的詩......。最後，他嘴裡含著背叛者的槍管......在「轟」中結束紅色的青春。僅留一本，死難後，他的兄長上下求索為他編輯而成的詩集《救贖詩選》。其中的 一首稱作〈人民的戰士〉的詩，有幾段這麼傳神地訴說著「革命」的意象、人物與場景：

人民的戰士是個體育健將；
是登山隊員，並不因山在那裡，而是群眾在那裡。…..

人民的戰士是個演員：在革命的
舞台上，一個誠摯的演員，對於群眾
是頂尖的評論家，能辨讀臉孔與身體，

並且察知你述說真理，或只是玩笑。

人民的戰士，喔！對了，是個喜劇演員：

讓群眾看清矛盾，看清他們處境的嘲弄。

然則，無論如何，這註定是一場封禁的劇場美學。在亞洲漫長的冷戰戒嚴體制下，被編進以美國文化冷戰為主軸的體系中，幾乎是反共島鏈的僅有選擇。革命幽靈也在這樣的封鎖中，走進當今網路虛擬交織的「後革命」世界！於今而言，不戲謔地看：「人民的戰士」若是網路遊戲中的一個人物或通關密語，消費娛樂性必然助長其不被打折扣的商品價值；若仍視革命為詩歌中的核心語言，則恐早已流失閱讀的族群，甚或個體了！這雖然說得甚是悲觀，卻當真是今日巨大的悲哀與流失，所集合成一種失血。因此，可以這樣說，在劇場裡，為了停止這樣的 失血，也為了讓徘迴世界的革命幽靈，仍以不同的面貌，與世人謀面，並創造改造世界的另一番不被「革命」的教化所束縛的場景，「對話」成了關鍵性的核心思考與話語。

這得以從巴西「被壓迫者劇場」創始人奧格斯特‧波瓦（Augusto Boal）在他書中的一則知名的故事說起：

話說1960年代中期吧！在巴西，仍有左翼的農民武裝革命隊伍在山區活動。這成了波瓦的「環形劇場」（Arena Theatre），想去山裡演一齣「鼓舞革命行動」的戲給農民們看的想法。於是，劇團出發前往山區。他們演了一齣戲，在戲將結束的高潮時，演員們手持道具步槍高喊：「流血吧！讓我們一起流血吧！」引來如雷的掌聲。

於是，農民盛邀劇團的演員到貧困的家中用餐。就在興奮地等待用餐的時刻。突而，從廚房端出來的不是食物，而是農民們興致昂然地擺在餐桌上的兩把AK47自動步槍。演員見狀，嚇了一跳。想說怎麼啦？！農民於是說：「你們舉著槍高喊說：流血呀！不是嗎？等晚一些，我們要去埋伏政府軍，這兩把槍是分配給你們劇團的......我們一起行動。」

就見此時，演員們都傻眼了！結結巴巴地才說，「我們拿的是道具步槍，喊的是台詞啊！」。農民這時恍然大悟道：「原來你們來演戲，是叫我們去流血......而你們呢？」

這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故事。我常說給學生或社區劇場的伙伴們聽。大抵，他們了，也都能立即有所領悟及收穫。喔！原來民眾劇場所要面對的民眾，並不是要到劇場來聆聽革命教誨，接受演員們精英啟蒙或替他們出口氣的。因為，這樣的情境，通常我們稱之為：「由進步的知識份子替弱勢民眾代言。」 問題大概就出現在這「代言」本身吧：若從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來說，就是教育中的儲蓄系統「Banking System」。也就是在我們習之以常的「填鴨式教育」，再加上精英養成教育中，老師將知識存進學生的存摺中，有朝一日學成後，這知識於是成了中產階級預備隊的進場門票。（當然，這還得在景氣看好的時期才算數。現在，學歷愈高，失業風險愈大。）

當劇場作為一種人與人經由面對可能發生的衝突，進而產生相互的溝通、了解互動時......。我們已經不僅僅將戲劇視作表演藝術，僅在乎其表演的功能了！這時，「對話」這個字眼的出現，意義非比尋常。怎麼說呢？弗雷勒說得很好。他說：「既然對話是一種對話者間在共同進行反省與行動時的邂逅（encounter），當它向世界傳達時，世界即成為它所欲改造與進行人性化的對象」。這裡說得有些抽象，但論述的重點在於，經由「對話」所進行的改造世界的意圖，如何將理念在生活或實踐中被落實。一旦被落實後，便也能從話語中尋找出其指涉的脈絡。 首先，弗雷勒所言的是「對話者間」。亦即，它並非單向的指令或者服務，而是彼此的相遇，並且帶有對世界重新「命名」的強烈意圖。因而，既是反省，更是一種行動本身。當「對話者間」出現時，從解放教育學出發，它在一定程度上，所想要打破的，恰恰是擋在學生及教師之間那堵「隱形的牆」。也就是，當「對話者間」想要共同打破「隱形的牆」之時，教育出現了嶄新的契機。再也不是傳統的灌輸，而是重新對人的被壓迫情境，有了迫切的提問。從這樣的角度延伸到劇場的領域，我們便也發現：教育與戲劇存在著有機的互動。若從民眾戲劇而言，所指的，便不再僅僅是為了表演而存在的藝術，它同時和互動式的教育，產生了密切的關聯。

此一關聯，其實不難從「舞台」及「講台」兩個字眼找到關係。因為，漫長的時間以來，「舞台」一直為演員所佔有，就好比「講台」一直為老師所佔有一樣。最早，想改變這樣關係的，在戲劇界，當然首推布萊希特。他以「史詩劇場」的美學，改變觀眾對舞台上的移情關係。並希望藉此促動觀眾從觀眾席站起來思考戲劇與現實社會、歷史、未來的聯結。

布萊希特當然是當代劇場的先鋒性人物。姑且不論其它，單單就他對觀眾的驅動力，便足以說明他的美學實踐性。然則，「被壓迫者劇場」（Theatre of the Oppressed）以及其它具推動對話性質的劇場，在帶著解放美學的前提下，引革命的幽靈作為參照，進一步將「史詩劇場」的美學實踐，具體地轉化成左翼文化行動。這裡。我們找到「為」民眾而展開的戲劇。或者，「由」民眾自身來主導的戲劇。如果，是前者。從舞台到觀眾席仍存在一種權力關係，雖然吶喊的是，革命或改造。那麼，後者呢？民眾如何來主導戲劇的發生呢？在諸多按部就班的過程被展開之前，首先，最基本的，還是權力意識如何被展現。

在一個稱作「一場權力遊戲」的民眾戲劇工作坊展開之前。我寫下了以下文字，做為實作工作坊的導文。我這麼說：「權力，在一般主流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中，意味著人往高處爬，必不可免的人生旅程。人生有得有失，「得」字通常說的便是取得了包括名與利在內的「權力」；「失」字則相對意味著「權力」的被取代或喪失。」

然而，換個非主流的另類觀點出發，到底「權力」從何而來，又如何在社會關係中發生宰制性作用？亦即，沒有權力的人，是生來如此，理當認命；而有權力的人，則是天生自有其「富貴」相？還是，被織進權力社會網絡的人，相互間其實有其聯動或牽制關係？ 如果，我們認為失去權力是形成佔有權力者的原因；而有權力者取得權力的過程中，也必然造成更多沒權力者，在競奪的場域中失去生存的立足之道。這樣的論點，有助於更深入理解並體會「權力」的社會關係。

從這樣的「問題意識」出發，有了這場「權力遊戲工作坊」的發生。主要是透過劇場遊戲和練習，運用肢體和問題分組討論的方法，導引參與者進行「個人壓迫」及「社會壓迫」的練習。這樣的練習，來自社區劇場的經驗。簡言之，權力的壓迫關係，在經濟相對有發展的社會，像台灣，會與第三世界社會，例如菲律賓或拉美及非洲國家，有著結構上的差異。因而，「社會壓迫」相對隱形化的社會，須要激發民眾對「個人壓迫」的表達，進而，才有可能展開「社會壓迫」的表達和討論。

在這場工作坊中，我們做了「個人壓迫」的分組練習及呈現。
「壓迫」是什麼？壓力是不是壓迫呢？ 這是提問一。
我的回應是：何妨就從壓力去體會壓迫？
壓迫是固定的社會關係嗎？ 這是提問二。

我們的討論是，權力在壓迫關係中，才會具體呈現出來；但為免於僵化或教條，固定化的壓迫關係，應該被視作流動的權力關係，才能進一步得到開放的討論。這個工作坊的提問。讓我們有機會回到如何運用劇場於現實生活的場合上。特別是，當我們不僅僅想孤立知識的象牙塔用途，而希望在對話關係中對世界發言時，便也顯得格外發人深省。

多年以前，我曾經說：「差事劇團有兩隻翅膀，一隻是年度演出，另一隻是社區／社群的民眾戲劇。」現在回想，這比較是功能性的區分。深究其背後的思想與緣起，應該說，一隻是「革命」，而另一隻是「對話」。也可以說，在「後革命」年代，雖然革命顯得那般不入當代的鏡頭；然而，幽靈卻因此意欲表現徘迴不去的無所不在。然則，劇場的瞬間表現，並無法容下任何革命的教條。這無論在一個社會或團體的內部如此，就跨越區域所形成的團體而言，應該更是如此。在「革命」與「對話」的辯證中，兩者無法僅取其一而能生產進步的左翼劇場。這也形成東亞劇場在創造共同場域時，值得參照的核心價值。

這將近20多年來，相關於亞洲民眾劇場的交流。最早起始於法蘭茲‧法農（Franz Fanon）在《黑皮膚，白面具》中，對於西方以資本帝國出發，延伸的文化霸權的抵抗；並進而思考亞洲第三世界國家，文化「被殖民」或「自我殖民」的交錯現象與本質。歸根結柢，現代化的誘因與現代性的民族想像，是最終須被面對的問題本身！劇場，畢竟是生活與生命經驗的藝術表現，反應或撞擊著日常的提升之外，並在實質與象徵層面，不斷朝向共同體的方向，挑戰參與者對於共構一處有別於空間的「場域」的可能性。這「場域」有人的時間感具存期間，因此顯得必非只是一個固態的空間，而是流動的對話「場域」。這當然是有意思且相當關鍵的。主要在於，除了表演做為工作成果的一項重要元素之外，過程如何被共同完成，是劇場之所以稱之為劇場，並具備共同體性質的關鍵因素，幾乎無可稍稍忽略。東亞劇場連線在對應這個「場域」的同時，共同付出的心血，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值得提出來討論的，應該是「場域」如何與「共同體」產生辯證關聯的要點。從這樣的角度出發，交流是以表演呈現為主體，或以重視過程的互動為主體，又或兩相辯證產生的結果，才是得以被討論的課題。

因此，東亞劇場連線是區域共同體在發生過程中，所產生的對話機制，既是「發生的」，也是「現場的」，更是「當下的」！在區域對話的身體行動過程中，超越了個別劇場藝術家的參與，更有別於以國家作為單位的競比或動員。這樣的思維底下所形成的互動關係，就組織與行政安排上，主要的考量並非以核心單位的需求為一切。而是以參與者相互間的互動與對話，做為考量基點。針對演員與演員之間的跨界交流，以及導演與導演間的交流，進行分別的安排與規劃。藉此達成區域共同體的彼此關照與看待。這同時，也在這前提下，針對表演與觀眾間的互動，展開對話式的交流。亦即，不僅僅展現演出成果，而且在觀眾面前，將形成演出的工作方法與演出並呈於公共空間，即劇場中。而後，與現場觀眾展開更為具體且具挑戰性討論，亦即建構與觀眾間的對話關係。

RCA工傷案三審結辯倒數兩天，最高法院本週四（6/21）將進行言詞辯論，並在近期宣判最終結果。然而這場纏訟十多年、攸關上千名受害員工的「世紀大審」，現場卻只有37個座位可供旁聽。RCA員工關懷協會今日（6/19）呼籲最高法院在言詞辯論庭開放線上直播，讓所有RCA受害員工、全台民眾乃至國際社會都能同步參與這場審判。

備受矚目的RCA案即將三審定讞，本週四召開最後一次言詞辯論庭，RCA員工關懷協會今日到最高法院遞交公文，盼最高法院同意辦理線上直播。

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專員劉念雲表示，週四的言詞辯論庭扣除媒體席和律師席，只有37個位子，但本案光原告就有500多個前RCA員工，擔心擠不進來該怎麼辦。她也說，除本案的「一軍」以外，還有一千多位員工組成「二軍」提起訴訟，本案的三審判決也將牽動該案的審理，強調這場世紀判決將會在職災制度和判例上造成深遠影響，呼籲應公開線上直播。

劉念雲指出，美國、英國、中國大陸早已開始辦理法庭直播，台灣的最高法院也曾就106年度台上字第953號、106年度台上字第35號、106年度台上字第723號、106年度台上字第62號等六個確認僱傭關係和土地爭議的案件進行網路直播。她認為，RCA案牽涉極廣，除將影響全體RCA員工後續權益，也將呈現台灣最高法院對於職災和公害案件之因果關係、請求權時效、揭穿公司面紗等法律爭點之認定，具劃時代意義，有公開直播之必要。

據了解，最高法院目前把直播決定權交給雙方律師決定，RCA工人這方支持最高法院公開直播，並呼籲RCA、美國奇異公司和湯姆笙等四家被告公司面對鏡頭，勇敢接受檢驗，不要說騙人的話，讓社會共同檢視雙方辯詞。

長期參與RCA運動、RCA紀錄片《工傷日記-潘姐》導演劉孟芬表示，她從學生時代就開始關心RCA案，認為人民有權知道本案三審辯論情形，希望言詞辯論庭開放網路直播。

此外，三審宣判前夕，也傳出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NAM）和美國全國對外貿易理事會（NFTC），在奇異公司的引介下，參考美國的法庭之友制度，向台灣的最高法院遞交意見書，威脅「維持該判決，將造成外商出走」。RCA員工關懷協會會長劉荷雲痛批，美商奇異找來美國資方團體充當「法庭之友」，企圖駁回一、二審的勝訴結果，至今不願對污染和傷害RCA員工負起責任，根本是為富不仁、草菅人命，呼籲最高法院認清事實真相，還給員工公道。

RCA案源自美國無線電公司（RCA）1970年代來台設廠，在廠區傾倒有機溶劑等有毒廢料，造成上千名員工因飲用受污染的地下水和吸入有毒氣體而罹癌、生病，529名員工2004年向RCA及其併購商奇異、湯姆笙提起訴訟求償，一審、二審皆判工人勝訴，本週四將召開三審最後一次辯論庭，判決結果備受國際矚目。

台塑越南河靜鋼鐵廠污染超過兩年，台塑今日（6/20）下午在台北王朝大酒店召開股東會，環境法律人協會、台灣人權促進會等團體到場外抗議，也有環團成員以股東身分，帶著抗議手板進入股東會場。他們批評台塑在越南沿海造成環境污染後從未公開環境監測報告，也未確認居民有無得到補償，導致當地社群生態持續惡化，呼籲台塑負起企業社會責任，勿成「台灣之恥」。

台塑越南河靜鋼鐵廠2016年4月在越南沿海排放有毒廢水，造成大批魚群死亡和嚴重環境污染，台塑事後雖提出5億美元賠償金，卻傳出當地許多受害民眾未得到妥善補償，今日環團和人權團體更在台塑股東會外質疑，台塑沒善盡改善環境的企業社會責任，反而放任越南政府打壓、關押異議者。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彭保羅表示，他今年（2018）初前往越南中部調查台塑越南鋼鐵廠污染狀況，沿途訪談受污染波及的災區居民與相關人員約20人，發現多數受訪者都沒有拿到賠償金，即使拿到賠償金額也很少。

據了解，越南的義安、河靜、廣平三省是受到台塑河靜鋼鐵廠污染最嚴重的地區，但彭保羅表示，義安省居民沒有得到任何賠償，河靜和廣平省漁民也向他表示，很多人不知道要去哪裡申請賠償，更擔心當地的魚還有毒素。一位廣平省的海鮮餐廳老闆告訴他，越鋼污染後沒人要光顧他的餐廳，而這位老闆只得到3,000美元的低廉補償金。

台塑越鋼污染案不僅是環境議題，更演變成人權議題。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主任阮文雄表示，許多越南受害民眾和關心越鋼案件的異議人士上街抗議，竟遭越南政府打壓，甚至被關進監獄。他指出，今天本來有四位越南人要來台報告越南人民因污染受害的狀況，卻因越南政府禁止他們出境而無法成行。

台灣人權促進會居住權專員林彥彤指出，最近一年來，越南政府針對台塑越鋼抗爭提高打壓程度，至少有17名報導越鋼污染案、參與抗爭的異議份子被逮捕判刑，包括知名部落客「蘑菇媽媽」阮玉如瓊、阮文、胡志明大學學生陳黃福等等，都被判刑2到14年的刑期。

「台塑破壞越南環境，間接促成當地威權打壓，完全是台灣之恥！」林彥彤痛批，從台塑在越南設廠迫遷當地居民，到污染越南沿海，事發至今台塑僅提出5億美金補償，沒有公開事件報告或者環境監測數據，毫無企業社會責任。他強調，台塑作為台灣企業，享受當地廉價勞動力，應該輸出台灣民主價值，而不是以鄰為壑危害他國。

環團在會場外抗議後，有環境權保障基金會成員以股東身分帶著抗議手板進入股東會，呼籲台塑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公開河靜鋼鐵廠的環境檢測數據，讓當地居民免於水質、魚獲受污染的恐慌，並檢討補償金有無確實彌補當地人的損失，勿讓台塑成為台灣之恥。

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在台污染案纏訟近二十年後，終於來到最高法院，這可能將是RCA的最後一役。今日（6/21）上午，最高法院舉行RCA三審的言詞辯論庭，RCA員工關懷協會呼籲最高法院的法官儘快做出確定判決，不要把判決發回二審法院重審，讓RCA案繼續纏訟下去。

昨日（6/20）晚間，RCA關懷協會的工人們就已經先到最高法院徹夜排隊，他們希望可以在今天順利進入法庭旁聽，對年老力衰的RCA女工來說，這是二十年來大大小小行動中的首度夜宿。然而，就算協會取得了最高法院的37席旁聽席，還是有近千位以上的RCA工人無法參與審判程序。

RCA關懷協會日前呼籲最高法院在言詞辯論庭開放線上直播，但最高法院表示因被告方律師不同意直播，決議不進行法庭直播。RCA案原告律師團召集人林永頌對此就批評，最高法院對於RCA案不願開放法庭直播，不但無法反映本案涉及的廣大民眾和勞工的利益，無法讓人民更信任司法的透明性，也將侵害到上千位當事人參與審判過程的權利。

另一位律師團成員蔡雅瀅則指出，本次律師團的主張主要包含三項：要求最高法院堅持二審判決確立的進步見解、提高賠償金額，並做出自為判決。

在二審判決書中，法院認為只要有醫學上的合理主張即應認定有因果關係，確認職業病是由RCA公司所造成，若要反證公司的行為不會造成員工的殘疾，舉證責任應在公司身上；再者，與工人疾病相關的所有證據都掌握在公司的手裡，公司主張時效後責任消滅，是屬於權力濫用；最後，RCA美國母公司可以實際控制台灣的子公司，應該適用揭穿公司面紗原則，同時處罰奇異公司和湯姆笙公司。

而在賠償金額方面，蔡雅瀅認為，這幾間跨國企業的盈利能力都很強，賠償金額的數字只需不到一個月即可賺回；再者，跟先進國家對於相似案例的裁罰比較，RCA二審的判賠金額已屬相對低廉，應有提高的空間。

RCA案上午九點半正式開庭後，律師團再度強調了「法庭直播」的重要性，要求開庭法官重新考慮開放直播。然而，最高法院合議庭庭長劉福來指出，多位資方律師已經拒絕直播、最高法院已經發出新聞稿，他更引述歐盟「被遺忘權」學說，認為目前已經有多起法庭當事人要求隱去判決書中的個人資料，為避免未來的爭議，決定拒絕直播。對於如此決定，RCA關懷協會表示他們「堅決拒絕被遺忘」，並選擇留守在最高法院門前，隨時留意法庭內的討論，辯論預計將進行到下午。

美國：川普暫停拆散移民家庭政策

美國總統川普本日（6/21）簽署行政命令，暫停近日備受批評的拆散移民家庭政策，但強調對於非法移民的「零容忍」政策將持續。

相較於歐巴馬時期的民事遣返，川普政府的零容忍政策以刑事起訴對付非法穿越邊境的移民；父母遭拘留的同時，孩童則被送往政府機構，過去一個多月，已有超過2千3百名未成年孩童於邊境被迫與家庭分開，批評聲浪隨著孩童住在鐵籠中的影像流出而擴大。

義大利：右翼內閣誓言貫徹反移民政策

義大利內政部長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在世界難民日的當天（6/20），表示將對國內約18萬的羅姆人（Roma）進行人口普查，未持有有效居住許可則將遭驅逐。目前僅有43%的羅姆人具有公民身份。來自極右派、反移民政黨聯盟黨（the League）的薩爾維尼已表示對於該政策「言出必行」。

上週，薩爾維尼已拒絕載運6百多人的難民船停靠義大利港口，並於推特上得意表示：「義大利不再是歐洲的受氣筒。」船隻最終於17日抵達西班牙瓦倫西亞。薩爾維尼是在近日內閣重組後，民粹政黨五星運動黨（Five Star Movement）與聯盟黨推派的內政部長。船上難民大多來自薩哈拉以南非洲，包括100名孩童。義大利拒絕難民船後，西班牙新任的工人社會黨（Spanish Socialist Workers' Party）總理桑契斯（Pedro Sánchez）決定對難民伸出援手，允許停靠瓦倫西亞港。

哥倫比亞：總統大選 保守派勝出

保守派候選人杜克（Ivan Duque）擊敗左翼對手佩特羅（Gustavo Petro），於哥倫比亞總統大選中勝出。大選過程中，與2016年與哥倫比亞革命軍（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簽訂的和平協定成為焦點議題。曾是游擊隊成員的佩特羅支持協議，杜克則誓言撤銷協議。

俄羅斯：世足賽開打 LGBT社團憂恐同攻擊增加

世足賽上週於俄羅斯開打，有英國同志足球社團表示收到威脅，稱「俄羅斯不歡迎LGBT球迷。」英國總理也警告本國球迷，可能於賽事期間面臨危險，包括「出於種族、恐同與反英的攻擊。」俄國於2013年通過爭議性的法案，禁止「同志宣傳」。根據一個歐洲同志社團網路排名，俄羅斯在所有49個歐洲國家中，同志權利排名倒數第五。世足於今年資格賽中，引入新的「反歧視」監視制度，包括監視球迷的觀察員，此外如果歧視行為持續，裁判有權終止比賽。

尼加拉瓜：反政府示威持續升高

要求尼加拉瓜總統丹尼爾・奧蒂嘉（Daniel Ortega）下台的示威，自今年四月中起持續至今，至今死亡人數超過178人。示威起於政府的年金改革與刪除社會保險計劃。國際特赦組織指責政府使用「親政府武裝團體進行攻擊、製造暴力、增加鎮壓武力，以及逃避法律規範。」尼加拉瓜政府則將暴力歸罪於反對派武裝成員，「試圖推翻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反對派並自行宣布該國第三大城馬沙亞（Masaya）獨立。

奧蒂嘉出身左翼政黨桑定民族解放陣線（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在1979年推翻當時美國支持的獨裁統治者蘇慕薩（Anastasio Somoza），並從2007年擔任總統至今。

葉門：阿拉伯聯軍圍攻荷台達 人道危機升高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加上沙烏地阿拉伯領銜的聯合軍隊，自6/13起對葉門位於紅海旁的港口城市荷台達（Hudaida）發動攻擊，至今雙方死亡士兵人數累計至216人。2015年前，葉門70%的物資皆自荷台達進入，大部分是人道救援、食物及燃料，因此阿拉伯國家的攻擊，也升高葉門人道危機。葉門有800萬人口面臨飢餓，2千2百萬人仰賴救援物資。

攻擊前，荷台達目前由反政府的胡塞武裝組織掌控。沙烏地阿拉伯指稱該組織利用荷台達自伊朗走私武器，並藉由港口賺取每月約3千至4千萬美元的收入。英國反軍售運動（Camapaign Against Arms Trade）批評英國政府在此人道災難中扮演共謀的角色，因為自2015年轟炸行動開始後，英國政府共計同意出售460億的軍事武器至沙烏地阿拉伯。

上週聯合國安理會拒絕瑞典立即停火的提議，包括美國與英國都對瑞典提議內容表示反對。

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今天（6/21）公佈全台愛滋汙名與歧視調查報告，調查結果發現有12%感染者曾發生權益受損事件，10.6%曾在未經授權下遭醫療人員洩漏感染者身分，超過60%感染者因此對就醫隱私缺乏信心，擔心自己的隱私安全。

本項調查是由衛福部疾管署委託權促會進行，採用聯合國愛滋規劃署（UNAIDS）、全球感染者網絡（GNP+）、國際女性感染者社群（ICW）等國際組織共同發展的測量工具，並由GNP+資深訓練師來台進行訪員訓練，針對全台842名愛滋感染者進行一對一訪談。疾管署副署長羅一鈞表示，目前全球已有超過90個國家採用此工具進行調查，共計10萬名感染者受訪。

林口長庚醫院感染科主治醫師陳南伃表示，UNAIDS針對終結愛滋提出「3個90%」的目標，其中包含：90%感染者透過篩檢確診知道自己的感染狀況、90%確診感染者服藥治療、90%服藥感染者獲得良好病毒抑制。陳南伃表示，目前台灣目前這三項數據比例，分別是79%、84%、88%，服藥者的病毒量控制狀況良好，但前兩項數據仍有加強空間。

根據調查，過去一年內就有12%的感染者曾發生權益受損事件、7.3%感染者在就醫時曾遭拒絕、10.6%感染者曾在未經授權下，遭到醫療人員洩露身份。調查研究助理邱奕頎指出，未經感染者同意洩漏身分，可能使感染者受到家人、伴侶、朋友、雇主的歧視比例偏高。

邱奕頎強調，社會對愛滋的汙名會導致感染者的心理壓力，影響就醫的順從度，在權益受損時不敢為自己爭取，此外社會大眾也可能會因而抗拒接受篩檢。

台灣愛滋病學會副秘書長顧文瑋表示，HIV的診斷、治療目前都已經很容易，但消除歧視卻十分困難，當感染者曾在醫療機構遭受拒絕，未來就醫可能都會提心吊膽，從此就會影響到醫病間的互信。

權促會主任林宜慧表示，社會輿論普遍認為愛滋汙名與歧視會妨礙防治工作，但過去缺乏實際統計數據，這次的調查給了這個印象一個明確佐證，希望疾管署與主管機關能夠參考並正視。

山隆通運司機呂智偉疑似過勞死案，勞動部職安署北區職安中心原認定「不符過勞要件」，經家屬抗議並提供工時資料後，職安署去年（2017）8月重啟調查，但在上月公布的第二次調查報告中，職安署仍認定不符過勞要件。今日（6/21）呂智偉家屬在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和立委陳學聖的陪同下召開記者會，痛批職安署調查失職，導致他們無法獲得勞保職災給付。

山隆通運司機呂智偉去年3月在上班時因腦出血，疑似為過勞死，職安署經兩度調查，上月公布調查報告仍認定不符過勞要件，工傷協會和呂智偉家屬質疑職安署忽視家屬說法，缺乏對現場載貨工時的調查能力，根本是調查不公。

這起案件是否符合過勞要件的主要爭點，在於呂智偉發病前1到6個月有無「長期工作過重」的問題，但資方和家屬雙方提供的工時資料差距極大。資方提出呂員病發前6個月工作時數皆不超過142小時，並無過勞情形；但家屬主張呂員病發前6個月幾乎每月都超時工作300小時，明顯符合過勞要件。

工傷協會專員賀光卍表示，家屬主張呂智偉在工作時有大量的「理貨工時」，假日也需要工作，但職安署的調查卻聽信資方說法，未採計理貨工時和假日工時。賀光卍批評，職安署兩度認定呂案不符過勞要件，導致過勞工人及家屬無法取得勞保職災給付、獲得資方賠償，形同國家幫雇主背書，讓勞工權益無法伸張。

呂智偉的太太鄭淨蓮在記者會上泣訴，她是先生貼身的隨車助手，沒有人比她更了解呂智偉的實際工作時間，但職安署卻不採信她的說詞，讓她非常不解。

職安署職災勞工保護組長許莉瑩在記者會上澄清，職安署為求公正客觀，雇主和家屬的資料都會蒐集，並無偏袒資方。她強調，過勞調查不是行政處分，只是調查報告，提供給勞保局做為職災補償的參考，還需送特約醫師評估是否屬於過勞；如果勞保局覺得要釐清，或家屬、雇主要提供資料，都會做綜合審查。

許莉瑩解釋，如果勞保局認定本案是職災，則家屬可獲得45個月的職災死亡給付，如認定非職災，則可獲35個月的一般死亡給付。她說，如家屬不服勞保局認定，後續可以走爭議審議和訴訟的行政救濟程序。

不過，賀光卍質疑，職安署的調查報告對勞保局的職災認定具有重要影響力，不應草率結案；立委陳學聖則要求報告應附上家屬的證詞。對此許莉瑩承諾，會回去再做討論。

利物浦足球俱樂部的埃及籍前鋒穆罕默德‧沙拿（Mohamed Salah）是目前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Premier League）進球次數最多的球員之一。為利物浦效力的第一個球季，沙拿已完成多項成就：英超單季左腳踢進次數最多、利物浦史上第二快進球數達30個、歐洲前十大進球員，以及2017年非洲足球先生。

隨著賽季持續，他的進球紀錄並未停緩。足球評論員、前利物浦後衛杰米‧卡拉格（Jamie Carragher）認為沙拿是今年足球先生的有力競爭者。在一個風格如此開放的聯盟裡，任何球隊都有可能獲勝、輸球或是打平，難以預測正是英超的特色。然而沙拿本賽季穩定的進球紀錄似乎違背此潮流。3月10日的比賽中，曼聯特別留意沙拿的反擊。當時，曼聯在比賽大部分時間防線後撤，採取防守姿態。

雖然比賽精彩，最令我感興趣的是沙拿進球後的慶祝，以及觀眾的反應。因為沙拿在得分後，總是會做兩件事。首先他與隊友擁抱，這是一個再自然不過的反應。然而，接著他會行叩頭（sujood），一個伊斯蘭跪拜的動作。

在薩拉（Salaat）——通常被誤譯為禮拜（根據阿拉伯，薩拉應翻譯為「聯繫」（connection）比較恰當）——的每個環節中，會行兩次叩頭。一位穆斯林每日需進行五次薩拉，一天將行34次叩頭。在伊斯蘭思想裡，叩頭是一個人所能做出身體最卑微、但精神上最崇高的動作。沙拿在薩拉之外行叩頭，具體展現出對於進球的感激。

雖然有許多英超球員也是穆斯林，沙拿是唯一一個持續在球場上跪倒叩頭的球員。

命中目標

利物浦球迷注意到這點。在歐洲冠軍聯賽（Champions League）5比0戰勝葡萄牙波圖足球俱樂部（Porto）的比賽中，一些球迷在沙拿進球後唱起讚揚沙拿的歌：

穆沙——拿——拿——拿——啦

穆沙——拿——拿——拿——啦

如果你對他滿意 我對他也心滿意足

如果他繼續進球 我也要成為穆斯林

如果你對他滿意 我對他也心滿意足

他在哪個清真寺 我也想要在那裏

改編自1996年英國流行搖滾三人組冒險合唱團（Dodgy）的〈有夠讚〉（Good Enough），沙拿的頌歌很快在推特（Twitter）與Youtube上火紅。包括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與英國廣播公司（BBC）都稱讚這首歌展現了包容性。當然，這首歌朗朗上口。不過談到包容性嘛？事情顯然並非如此單純。

沙拿的成就與頌歌本身，恰好符合兩種常見的敘事：好穆斯林／壞穆斯林，以及好的移民。政治學者馬哈茂德‧曼姆達尼（Mahmood Mamdani）等人指出，好穆斯林／壞穆斯林的二分法中，「好」穆斯林接受主流價值觀與風俗，藉此討好社會，「壞」穆斯林則在宗教上、文化上與政治上表現抵抗。

當個好穆斯林

在芬斯伯里公園（Finsbury Park）的「英雄」伊瑪目是「好」穆斯林。去年齋戒月期間，一位名叫達倫‧奧斯朋（Darren Osborne）的恐怖份子，開著廂型車衝向人群。之後這位伊瑪目阻止禮拜者將他痛扁一頓，幫助平息了事件發生後的緊張局勢。「惹人爭議的」倡議團體CAGE的主任是「壞」穆斯林。他拒絕警方援引《恐怖主義法案》（Terrorism Act）第七款賦予的權力，搜索自己的筆記型電腦與手機。

此二分法關係到人們如何理解哪些是「好」的移民。在《好移民》（The Good Immigrant）一書中，編輯尼克什‧舒可拉（Nikesh Shukla）引用作家穆薩‧歐格望嘉（Musa Okwonga）的文字，爭論道：

在英國，有色人種最沈重的負擔是這個社會把我們當作壞移民：偷工作、搜刮福利金、搶女朋友。除非我們能夠出現在流行文化、贏得競賽、烤蛋糕，或是成為謹慎的醫師，才會在人們意識中成為好的移民。

沙拿就是這樣一個好的移民。

沙拿的叩頭有個矛盾。當然，非穆斯林的利物浦球迷讚揚沙拿的「好」，是一件好事。但是這是有前提的。頌歌清楚指出：「如果」沙拿持續進球，他的穆斯林本質才會被接受。「如果」他持續表現良好，球迷才會支持他。「如果」他能延續精彩表現，對於伊斯蘭的想法才有可能改變。

雖然頌歌迷人，但它與詩人蘇海瑪（Suhaiymah Manzoor-Khan）的呼籲相左。蘇海瑪希望，社會不只喜愛那些在運動或烘焙上表現出色的穆斯林，還要去接受那些「不會在球賽後提供住宿或免費計程車」以及「不幸的、自我毀滅的、赤裸的，以及毫無貢獻」的一群。沙拿行叩頭的雙面刃在於：他球場上的出色表現。

如果他不再得分，他就沒有機會行叩頭。球迷仍會喜愛他與伊斯蘭，只是恐怕就沒那麼喜歡了。

教育部今日（6/23）召開大學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會議，審議16所大專院校提出的調漲學雜費申請，預計下午將公布結果。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和勞工團體一早先聚集到教育部抗議，控訴教部違法護航各大學調漲學費，提出凍漲三年學費訴求並高喊「學生拒當提款機」。

今年（2018）有16所大專院校申請調漲下學年度學雜費，包括中興、台科大、亞洲、輔仁、世新、中原、實踐等校，各校漲幅達2.5%到3.75%，私校學生最多一年要多付3,600元的學雜費，預計將影響超過10萬名學生。今日教育部召開審議小組會議，將決定有哪幾所學校通過調漲，反教盟等學生團體和勞團再度呼籲教部應駁回所有學費調漲案，「一所都不能漲」。

世新大學圖文傳播學系大三學生邱冠茹表示，她一學期要繳6萬學費，加上宿舍費，大學四年背負72萬元的學貸。因學費高昂，她必須半工半讀，卻感受不到學費被運用在學生上，無法接受校方再提出調漲學費申請、增加學生負擔。

控教部帶頭違法 護航各大學申請調漲

反教盟也控訴，教育部今年有四項行政作為違反《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包括未依法公告學雜費調整漲幅、學雜費基本調幅計算錯誤又未進行補正程序、護航世新、中原、仁德醫專、樹人醫專等四校申請調漲學費，以及生師比值公式嚴重放水等等。

反教盟成員謝毅弘指出，《專上辦法》規定大專院校申請調漲學雜費，須「近三年無違反本辦法所定指標或程序之情事」，但世新、中原、仁德醫專、樹人醫專等四校於105學年度學雜費審議被駁回申請，理由就是違反《專上辦法》的指標和程序，依法不得申請。然而，反教盟6月11日與教育部開會時，教部卻極力幫這四所開脫，聲稱這四校沒有違法，讓他們進入審議流程，批評教部曲解法規，護航大學調漲學雜費。

此外，謝毅弘也指出，依照《專上辦法》第八條，日間學制生師比值超過23的學校不得調漲學雜費，且須依照第十二條內容調降學雜費，然而，教育部要求調漲學雜費學校回報的生師比值計算公式，卻與原法規的公式不同，未依法加權碩博士生的數字，導致學生數量嚴重縮水，使多所原本生師比值超標的學校，不僅不須受調降學雜費懲處，還可申請調漲。

根據反教盟照法規中的公式驗算，有七所學校包含台科大、世新、輔仁、中原、仁德醫專、樹人醫專、慈惠醫專「生師比超標」，依法應調降學費。謝毅弘痛批，教育部帶頭違法放水生師比值計算，放任學校未提供充分師資，漠視學生權益，使「降生師比」淪為空談。

反教盟隨後上演「教育部和校方把學生當ATM」的行動劇，並焚燒厚紙板做的ATM和紙錢，諷刺教育部護航大學調漲學雜費，讓各校把學生當作提款機，以圖增加獲利。

面對學團抗議，教育部高教司科長曾新元出面回應僅表示，會在審議會議中討論學團訴求，未正面回應學團對教育部「違法行政」的指控。反教盟嗆聲，若教育部不顧反對強行通過調漲學雜費，他們除了將持續抗爭，也將透過監察院、立法院來施壓追究教部的違法行徑。

--6/23 下午5:23 更新--

教育部稍早公布學雜費審議結果，申請調漲學雜費的16所大學中，只有中興大學、文藻外語大學2所通過調整，漲幅為2%，其餘14校都「不予通過」。教育部表示，未通過調漲的學校，主要是與學生溝通不足、支用計畫規劃不完備、助學計畫不夠具體等。

HTC宏達電今天（6/26）上午舉行股東會，會場外引來大批移工抗議。宏達電本月初被指控違法向移工苛扣食宿費、逼移工簽自願離職甚至假造簽名而引發爭議，公司方面尚無正面回應，移工今在股東會場外喊話，呼籲退還多扣款項，並協助受資遣員工留台等待轉換工作。

宏達電巧立附加條款 擅扣食宿費

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移工服務暨庇護中心主任汪英達表示，在菲律賓籍移工的工作報酬契約當中，明載公司應免費提供每日三餐以及往返台菲的機票，然而，宏達電卻在契約以外另列一個「附加條款」，改要求移工支付2,500元的食宿費，並自付機票款項。

汪英達表示，勞委會（現勞動部）2013年已做出函示，當勞動契約約定內容和工資切結書約定之內容不一致時，應以有利於外國人之約定為準，因此宏達電逕從移工薪資中扣除食宿費已經違法，應立即償還。

還有部分移工表示，他們從未簽署這份宏達電擬定的「附加條款」，文件上卻出現簽名和手印。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秘書長林明哲表示，宏達電可否自己擬定「附加條款」扣膳宿費已有觸法疑慮，這是第一個層次的問題；但就算宏達電主張「附加條款」一切合法，發生部分移工未經本人簽署條款的狀況，恐涉及偽造文書，這是第二個層次的問題。

稱無裁員計畫 卻逼簽自願離職

今日股東會場內，宏達電董事長王雪紅對投資人高分貝信心喊話，強調將重點發展手機結合虛擬實境（VR）等新興科技領域做策略整合，會讓公司賺錢回饋股東。然而，汪英達表示，自今年（2018）2月宏達電被Google併購開始，就對外宣稱並無裁員計畫，私下卻不斷要求移工簽署自願離職書，進行大量解僱，「如果這間公司真有長遠規劃，想好好經營，為何一再外傳要解僱員工？」

汪英達表示，一間企業如果為了節省成本可以任意違反勞動契約，欺騙移工，這樣的企業也同樣會欺騙本國勞工、上下游廠商以及投資人，呼籲宏達電懸崖勒馬，善盡企業責任，遵守法令和勞動契約。

面對移工的訴求，宏達電法務副總劉曉蘋今出面接下陳情書，但卻是向維安警力再三確認「只接陳情，不做回應」的前提下，才願意步出股東會場走近陳情群眾，在接下陳情書後，便迅速離開，也不願接受媒體採訪。

川普政府對委內瑞拉的外交政策，包括支持針對委國總統大選的杯葛行動、暗示可能發生政變，以及實施傷害極大的經濟制裁，結果就是委內瑞拉民主飽受貧窮與動亂困擾。

在過去，人們普遍不認同美國介入、或是主張對拉丁美洲發動軍事政變。現在，大眾不再做如是想。至少論及委內瑞拉時是如此。根據一個廣為流傳的敘事，那兒有個殘酷的獨裁者，正讓人民活活被餓死，並且掃除所有反對勢力。

去年（2017）8月，美國總統川普在紐澤西自家的高爾夫球場隨口提到：將對委內瑞拉採取「軍事方案」，言論一出激起拉丁美洲的騷亂；相反地，在美國則是一片鴉雀無聲。去年2月，前國務卿雷克斯・提勒森（Rex Tillerson）曾發言支持針對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Nicolás Maduro）潛在的軍事奪權，國內輿情反映類似。

過去幾個月以來，美國媒體充斥各種「委內瑞拉發生政變或被外國軍事干預可能是件好事」的暗示。《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評論彙編》（Project Syndicate），乃至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皆然。偶有評論家指出，政變將帶來意料之外的結果。例如政變後的政權，可能決定深化與俄羅斯或中國的關係。

鮮少有人指出這根本是場瘋狂的辯論，特別我們談論的是一個選舉頻繁、除了極少數個案之外，選舉過程透明且競爭激烈的國家。5月20日，馬杜羅將準備競選連任（譯註：選舉結果已出爐，馬杜羅以68%的得票率勝出）。民調顯示，如果投票率夠高，他可能黯然敗選。

政變而不是選舉成為熱門話題，悲哀地反映關於委內瑞拉的主流討論有多麼扭曲。多年以來，大部分關於這個蘊含豐富石油、但是經濟陷入困境國家的分析與報導，顯得非黑即白，聳動地描寫委內瑞拉複雜且細緻的國內情勢。此外，對於川普政府針對委內瑞拉的政策則缺乏嚴肅的討論，即便這些政策進一步惡化該國經濟，使得救命藥品與食物短缺的情況更加嚴重，並且侵蝕委內瑞拉的和平與民主。

反對派日趨強硬

大家別忘記，美國政客與專家口中的獨裁者馬杜羅，是在2013年初前任總統烏戈・查維茲（Hugo Chávez）過世後一個月的提前選舉中，以民主方式當選的。委內瑞拉憲法賦予總統六年任期，馬杜羅目前任期（譯註：第一任任期）將於2019年初結束。

打從一開始，委內瑞拉反對派的一部分人就否定馬杜羅的合法性，主張他立即卸任。2014年與2017年，反對派支持抗議行動；這些抗議意圖在都市的重要地區製造大型騷亂，利用例如巨大的民眾壓力、來自內部或外部的軍事干預等方式，試圖迫使馬杜羅政府下台。

儘管許多抗議行動非常平和，一部分抗議轉變為暴力示威，導致數十人傷亡。根據可信的報導與文件證實，傷亡部分可歸咎國安部隊的介入，一些則是因為參與抗議行動的成員。數以百計的示威者遭拘留，包括包含前查考市（Chacao）市長洛佩茲（Leopoldo López）在內的反對派人士，則因煽動暴力被判入獄。服刑3年後，洛佩茲目前仍遭軟禁。

反對派支持者認為，洛佩茲與其他示威參與者的正當法律程序權利遭到侵犯，這種主張自然是站得住腳的。也有部分的政府支持者認為，抗議人士企圖利用製造社會騷亂與暴力的方式，奪取民意選出的政權，理應受到更嚴厲的刑罰。這令人想起2002年意圖謀反查維茲之軍事政變的前夕。當時，洛佩茲與其他反對派領袖也涉入其中。

2015年底，委內瑞拉反對派在國民議會選舉中，贏得多數席次。然而，委內瑞拉的行政與立法部門很快就因為選舉舞弊案發生爭執，最高法院最後取消3名反對派議員的資格。最高法院普遍被認為對政府效忠。這些議員遭判喪失資格，意味著反對派席次未達2/3，失去可以廣泛施展權力干預行政部門的絕對多數。

反對派為此叫屈，並拒絕遵從法院判決。法院則以拒絕承認議會合法性作為回應。委內瑞拉政府各部門不再根據憲法規則互動，各方採取漸趨激進的手段，企圖取得主導地位。

反對派領袖支持一連串新的示威活動，這些抗爭越來越好鬥、暴力，時常一次就癱瘓卡拉卡斯（Caracas）與其他城市的主要幹道長達數日。示威者們經常與安全部隊發生衝突，數以十計的人遭殺害，包括示威者、國安人員以及旁觀者。

馬杜羅藉由召開全國制憲大會，回應日漸混亂的局勢。該大會將起草新憲法。馬杜羅宣稱此舉將為委內瑞拉帶來「秩序、正義和和平」。

反對派則譴責此舉是為了取消國民議會、杯葛選舉。不出所料，新的制憲大會向政府靠攏，並遭美國與盟國政府拒絕承認。制憲大會選舉後，示威行動陷入困境，反對派內部更加分裂。反對陣營中的強硬派要求進一步杯葛接下來的地區與自治市的選舉。反對派分裂與其他因素，導致反對派選民動不起來，馬杜羅政府則在2017年底的兩次選戰中，贏得大多數的選票。

委內瑞拉的經濟

委內瑞拉持續惡化的經濟困境，是該國漫長政治危機的背景。雖然石油價格劇烈下跌必然有所影響，馬杜羅毫無疑問地需為沈痾的經濟蕭條與惡行通貨膨脹負責，這兩者是數以十萬計國民遠走他鄉的原因，也導致馬杜羅的得票率大幅下降。

即便諸多理論家將該國的經濟問題怪罪於「社會主義」，大部分的經濟學者已指出真正原因在於一連串與社會主義無關的政策錯誤，最致命的當屬功能盡失的匯率系統，導致過去四年以來不斷惡化的「通貨膨脹——貶值」螺旋，以及當前的惡性通貨膨脹。危機也可歸咎於石油免費與價格調控失敗。比起上述所有導致經濟不穩定的原因，川普政府的金融制裁，更讓委內瑞拉政府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下，難以獨自走出泥淖。

彷彿情況仍不夠悲慘，媒體對於委內瑞拉的情況時常發布誇大的評論，例如大規模的飢餓情形。準確來說，急遽上漲的食物價格確實導致全國各地營養不良的案例增加，但是仍遠未達大規模飢荒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極少有美國媒體報導川普政府去年8月底（時值川普發表不排除對委內瑞拉採取「軍事方案」的不久後）宣布的金融制裁，如何導致委內瑞拉進一步的經濟惡化。

如同我的同事馬克・衛斯布羅特（Mark Weisbrot）解釋，川普單邊、違法的金融禁運，將委內瑞拉斷絕於絕大部分的金融市場，因此導致兩個主要後果，而兩者都使委內瑞拉人民必須承擔經濟困境。首先，制裁導致包括食物與藥品等民生物資進一步短缺。其次，制裁導致經濟復甦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任務，因為政府無法借貸，或是重新調整外債結構；某些情況下，政府甚至無法執行一般的進口交易，例如醫藥。

除了挑起委內瑞拉更大的經濟浩劫，川普與他的一夥包括共和黨參議員馬可・魯比歐（Marco Rubio）在內的委內瑞拉顧問，都支持反對陣營中強硬路線破壞選舉與對話的企圖，即便這些都有可能促成和平的政權移轉。

5月20日的總統大選即是一例。反對派領導者亨利・法爾康（Henri Falcón）曾任職州長，並是2013年總統大選時反對派候選人恩里克・卡普利萊斯（Henrique Capriles）的競選團隊主任。法爾康此次以獨立候選人之姿，挑戰馬杜羅與其他三位候選人。許多主要反對黨正在杯葛選舉，主要是因為他們拒絕接受大選日期提前，雖然選務機構已同意延期一個月。此外，正義第一（First Justice）與眾志（Popular Will）這兩個反對黨也因要件不符，無法推派合格的候選人。

然而，根據委內瑞拉最常被引述的民調機構「資料分析」（Datanalysis）所進行的選民調查：倘若投票率高，法爾康將贏得選舉。選務機構也向法爾康承諾過程透明、選民投票將不會受到阻礙，以及秘密投票原則，一如1999年查維茲上任以來那些競爭激烈的選舉一樣。

川普政府在以個人金融制裁威脅法爾康放棄參選未果後，轉而支持反對陣營的強硬路線杯葛選舉。強硬派認為，直至2010年前都是查維茲盟友的法爾康，一旦獲勝很可能與查維茲派妥協。美國政府甚至威脅如果舉辦選舉，將對委內瑞拉石油進行制裁。資料顯示法爾康與委內瑞拉政府要求聯合國派遣國際選舉觀察團隊監視選舉過程，卻遭美國官員從中作梗。

美國政府與委內瑞拉反對派竭盡所能促成強硬派的杯葛要求，預料反對陣營的投票率可能很低，馬杜羅將以明顯差距贏得選舉。我們可以預期美國政府將立即譴責選舉過程「不誠實」、「違法」，並且採取進一步行動，使委內瑞拉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難。

促成委內瑞拉政權更換 是美國一貫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的委內瑞拉政策，幾乎可說是歐巴馬委內瑞拉政策的延續，雖然金融禁運以及軍事政變的威脅，看起來特別粗暴，而且無視國際法律與文明國家的規範。川普的制裁建立於歐巴馬的制裁之上，後者視委內瑞拉為「巨大的國安威脅」。正當歐巴馬啟動與古巴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之際，他將矛頭指向馬杜羅政府內諸多資深官員與相關人員的資產。

歐巴馬時期，美國政府延續布希時期的政策，資助委內瑞拉反對派政治組織，並且遊說區域內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在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等各種多邊組織中譴責委內瑞拉。美國邀請古巴大使駐華盛頓的同時，拒絕了委內瑞拉大使的派駐，此外並與反對陣營的強硬派成員共同拒絕承認2014年4月馬杜羅的勝選。

本質上而言，歐巴馬一如2002年布希政府涉入針對查維茲的短命政變，有一套鼓吹委內瑞拉「政權更換」的政策。川普時代，該政策變得更具侵略性、明目張膽而且危險。

可悲的是，對於美國政府顛覆委內瑞拉的意圖，在主流媒體中幾乎未見任何批評。美國國會中大部分議員如今都反對古巴禁運，卻也沒有任何強烈抗議，除了一小群在歐巴馬與川普時代都反對對委內瑞拉制裁的民主黨進步派議員。大部份的政治機構與媒體單位似乎相信，川普的委內瑞拉政策是正確的，許多自由派則將矛頭指向貪污、違反人權以及官員涉嫌犯罪的案例，作為對委內瑞拉採取嚴苛手段的辯解。

這些批評者卻未主張對拉丁美洲那些有著更多暴力與鎮壓紀錄的國家進行廣泛的經濟制裁。舉例而言，近來宏都拉斯政府部署軍隊，鎮壓選舉舞弊後的和平示威，美國政府選擇承認選舉結果。哥倫比亞與墨西哥在過去幾個月都發生政治候選人與社會領導者遭殺害、兇手逍遙法外的案例。

委內瑞拉遭美國不平等對待，原因顯而易見：委內瑞拉政府尋求自立於美國之外，並且坐擁十億多桶石油。當委內瑞拉經濟復甦後，該國政府對該區域的影響力將十分深遠。

事實上，這正是查維茲政府時期發生的事。當時委內瑞拉政府慷慨的石油加勒比計畫（Petrocaribe initiative），為區域內許多國家帶來明顯的經濟利益，其在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國家的支持度因此上升。委內瑞拉也對區域機構的成立，有著十足的影響力，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Community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ates）以及南美洲國家聯盟（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這些都比位於華盛頓的美洲國家組織，更加自立於美國之外。

無論你對委內瑞拉當前政府做何感想，是時候承認美國政府的委內瑞拉政策正讓事情變得更加糟糕。美國政策擴大了委內瑞拉經濟的困境、動盪的局勢，以及政治的對立，並且剝奪該國以和平手段解決政治危機的機會。

任何企圖以政變或是軍事介入委內瑞拉或是拉丁美洲的妄言，都應比照之前那樣束之高閣，特別是當前美國的領導階層，時常採取令人匪夷所思的構想。政治光譜中位置相異、但是思想冷靜的人，應該共同努力改變美國對於委內瑞拉的政策方向。首先，關心委內瑞拉的美國公民應該組織起來，迫使川普撤銷金融禁運。接著，我們必須致力建立不同政治團體之間的信任與對話，並且邊緣化那些拒絕任何妥協形式的強硬派。

為爭取「保障飛安、改善過勞」，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今日（6/27）召開記者會宣布將集結華航、長榮機師共同舉行罷工投票，時間訂在7月16日至8月6日。

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本週一（6/25）理監事會通過舉行罷工投票，工會研究員陳柏謙表示，長榮機師主要是爭取工時與飛安問題，「以多倫多航線為例，全程飛時16小時，機上原應配4個機師，但現在卻只配3個，導致平均工作時數拉長。」此外，陳柏謙表示，過去曾發生颱風天各家航班皆喊停，唯獨長榮堅持起飛的狀況，工會提出機長有權做風險判定，若風險過大可以決定不飛，資方不能進行懲處，然而長榮方面卻堅持這是公司的管理權限，拒絕工會訴求，罔顧飛安。

華航機長、工會常務理事陳祥麟表示，2015年機師工會已經舉行過罷工投票，後因資方釋出善意因此沒有真的展開罷工，但過去三年勞資雙方在團體協約協商過程中，資方卻是一拖再拖，甚至態度轉硬，就像對空服員工會一樣，曾釋出的善意與承諾都跳票。

華航機師目前主要爭取的，除包含休假、薪資等工作條件外，還要求改變華航官僚的管理制度。陳祥麟表示，包含機師訓練、教官遴選、機上評鑑等制度，以及對於航班危險係數的訂定，現在都是公司單方面制定，基層無法參與，但這些都攸關工作環境，也攸關飛安，應該開放工會與基層共同討論。

工會設三道門檻 估兩成罷工可影響航班

陳柏謙指出，這次罷工投票有「三道門檻」，工會目前有1,400名會員，首先需要有過半同意，此外會員當中包含了華航機師800多人，長榮機師則有540多人，也都需要各自過半，才能取得合法罷工權。

陳柏謙說，過去空服員必須達到四、五成以上人數罷工才能影響航班，對公司施加壓力；但工會估計，只要兩成的機師罷工，航班就會亂，「一組短程航班，得配兩個機師，只要一個人沒來就不能飛。」

華航曾對多名參與抗爭的空服員祭出申誡、秋後算帳，被問到會不會擔心，陳祥麟說，「當然會擔心，但是對的事情就要堅持。」

勞權公投聯盟日前在台北市區舉辦車隊遊行，宣傳廢止過勞《勞基法》公投，事後勞動部發布新聞稿，聲稱《勞基法》新制已兼顧安全與彈性，公投廢止新規定，勞工權益反受影響，呼籲民眾對此議題「不可不慎」。勞動部的說法引起勞團強烈不滿，今日（6/27）齊聚勞動部前抗議，痛批勞動部嚇阻民眾、打壓勞權公投。

被批為「過勞版」的《勞基法》上路後，勞團隨即發起兩項「勞權公投」抵制，第一項為訂定《國定假日法》，討回2016年被刪除的七天國定假；第二項為廢除今年初通過的過勞《勞基法》版本。目前勞權公投仍在第二階段緊鑼密鼓的連署當中，力拚8月底前突破28萬的成案門檻。

然而，針對勞團提出的廢止《勞基法》部分條文公投案，勞動部卻在6月23日發出新聞稿，指公投若成案並投票通過，包括輪班間隔11小時上路、特休假可遞延一年等新制規定都將失效，回到修法前的狀態，「恐非所有勞工之福」，呼籲勞工對此議題「必須審慎、再審慎」。

勞權公投聯盟今痛批，勞動部根本是混淆視聽，企圖用片面不實的話術，嚇阻勞權公投的推廣。勞動部新聞稿指出，輪班間隔11小時已在修法後正式上路，若廢止將回到上路前的狀態，但勞公盟成員朱智德反駁，這條規定從2016年一直延宕到本次修法後才實施，是民進黨政府一手造成，竟然以此要脅全台勞工，必須接受部份行業輪班間隔下修為8小時，否則連11小時也沒有。

勞動部新聞稿也說，一旦廢止新規定，特休假一律要在年度結清工資，勞工不能將假遞延一年安排明年假期，並質問「這真是勞工想要的嗎？」勞公盟駁斥，就算真的有勞工想要用遞延特休來安排明年假期，不也是民進黨政府砍掉七天假，造成勞工沒有較長假期的後果？

勞動部新聞稿還表示，依照《公投法》規定，此公投案如果通過，立法機關兩年內不得再制定相同之法律；屆時新制規定中的進步條文，將無法再適用，短期內也無法再訂定，勢必對勞雇雙方造成衝擊，恐非所有勞工之福。勞公盟則痛批，原修法違背全民意志，本來就受勞工唾棄，民進黨政府應做的是提出真正進步、保障勞工權益的條文。

朱智德指出，勞動部新聞稿僅針對本次修法的第34條和第38條大作文章，卻不談其他修惡的面向，如休息日加班費改採核實計算、每月加班上限提高至54小時、鬆綁「七休一」讓勞工可連續工作12天等等，質疑勞動部根本是心虛，在維護勞工權益上龜縮，打壓人民發起的勞權公投卻不遺餘力，自甘成為資方傳聲筒。

勞團在勞動部前高喊「捍衛勞權龜孫子，打壓公投急先鋒」口號，並將印有烏龜圖案的紙張貼在勞動部的門口。過程中，抗議群眾一度和警方發生推擠衝突，警方強行拖走多名勞團成員，並造成一名成員掛彩送醫，遭勞團指責手段粗暴。

勞公盟成員許淳淮表示，8月底是勞團送出連署書的期限，過去幾個月勞團透過工會團體的網絡做連署，這個月開始各團體也積極在擺攤連署，6月30日將有全台聯合擺攤行動，呼籲民眾共同加入連署。

5月16日行政院長賴清德召開「我國的少子女化對策─0-5歲幼兒教育及照顧篇」記者會，提出「擴大公共教保服務量」、「建置準公共化機制」、「擴大發放0-4歲育兒津貼」等三項政策，希望藉此減輕家長負擔，以挽救台灣生育率。

政府擴大公共教保服務量，應是運用公共資源增設公立幼兒園與非營利幼兒園，來提供人民實質服務。行政院卻以當前公共化的量能不足，為了快速回應民眾對於育兒迫切需要為由，提出「建置準公共化機制」政策，也就是政府編列300多億的預算向私立幼托機構購買服務來滿足家庭的育兒需求。

8月即將實施的政策，至目前看不見衛福部或教育部對於加入「準公共化」之私立幼托機構具體管理機制（例如：稽查人力配置、財務、人事、財產稽核等等）與退場機制的規劃，如此怎麼叫準公共化機構？又何謂準公共化呢？

這段時間以來，在教育部和衛福部所召開的公聽會上，不論是基層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保母、私立幼托機構團體和家長團體的發言，皆一致反對蔡政府所提出「建置準公共化機制」的政策，要求取消此項政策，但主持的行政單位長官完全忽略參與團體的聲音。

6月11日衛福部辦理的高雄場公聽會，社家署署長簡慧娟不理會現場參加者反對的意見，不斷地強調，大家發言應該要針對目前行政院已設定好的「建置準公共化機制」政策方向，提出具體可行的方法，這個公聽會是針對目前的政策來聽聽大家的意見。

本會簡瑞連理事長現場直言，政府公佈政策之前就應該開公聽會來聽取民眾的聲音，而不是設定好政策方向後，才辦公聽會來找民眾幫政府背書。現場最直接、最明確的建議都是告訴政府「準公共化」教保服務不可行，所以請蔡政府直接下架。政府不要每次辦理公聽會都只是形式在應付，根本不在乎人民真正的聲音。

政府藉由「準公共化」之名來補助私立幼托機構，只是濫用「公共化」口號來衝高公共化數量，並無法真正發揮公共化的量能。因為，台灣幼托環境不僅公共量不足，還分佈不均，在貧窮鄉鎮，0-6歲托育服務供給端（私托／幼、公托／幼、保母）的覆蓋率原本就不足，政府即便採用準公共化機制，在這些鄉鎮的家庭依然無法買到服務。

即使在都會區的家庭，除了收托率升高的假象外，也難以因準公化機制而減輕育兒負擔，因為，私幼業者多採營利取向，會不斷推陳出新各種名目創造利潤，學費只會不斷的攀升，加深幼托市場化、圖利業者。

除此，準公共化補助第一年由中央全額補助，那試問第二年開始，有些地方政府拿不出補助時，該怎麼辦？是不是愈窮鄉鎮的孩子們又被犧牲？

本會認為，政府政策須因地制宜，對於財源不足的地方政府應給予更多，更穩定的財源補助，且提供更多樣的托育方式，來解決城鄉間的不公平，才不會導致政府的托育政策始終都是拉大城鄉資源的落差。

「準公共化」政策宣稱，為了改善教保服務人員的勞動條件，所以規範參與的私立幼托機構之薪資待遇，私托投保薪資須達到2.8萬元／月、私幼投保薪資達2.9萬元／月。但令人疑慮的是，政府如何確保教保服務人員實際有拿到足額的薪資？政府有足夠的人力去查核嗎？以目前勞動部每年對於私幼勞檢的量能，要把全台私幼勞檢完共要花費40年的時間，我們怎麼相信政府會有足夠的能力去確保教保服務人員的薪資待遇？

此外，在教保服務人員薪資的保障上，為何參與準公共化托嬰中心托育人員投保薪資只須達28,000元，都是教保工作，為何在幼兒園的保障（29,000元）和在托嬰中心的保障卻不對等？這會直接造成未來托嬰中心找不到照顧人員，政府不該持續透過政策來分化或階級化教保服務人員。

至於，擴大發放0-4歲的育兒津貼，在國際上，育兒津貼只是政府協助一般家庭育兒的補助，只能視為社會福利，並不是所謂公共化政策。本會認為，0-2歲的部分，政府應該是將經費主力去廣設公共家園和公共托嬰中心，提供實質的托育設施來協助減輕家庭的托育負擔。

同時，不應該持續以補助模式要求居家托育服務人員來配合政府的政策。除非，政府要全面建置公共保母系統來聘僱所有的居家托育服務人員，不然，請讓居家托育服務人員回歸由消費端與服務端共同制定合理的價格，政府應回歸輔導的角色即可。

現金補助政策，是政府這20年來解決少子化的主要策略，過去為了減輕家長負擔並提高照顧品質，祭出發放育兒津貼、幼教券、五歲免學費等現金補助政策，並未達到預期的效益。

因為，私立幼托業者會巧立名目增加收費，違法超收，使得補助變得無感，照顧品質低落，更遑論提升生育率，2017年台灣新生兒出生數僅193,844人，再次低於20萬人，總生育率才1.125。如今，賴院長還想藉由擴大補助來解決家庭育兒困境，控管對私立幼托機構的品質，這簡直就是緣木求魚。

幼托公共化政策的主要精神是，政府運用公共資源來提供人民「實質的措施」以縮小因為家庭、階層所產生在養育上的不公平，才能真正改善台灣長期以來幼托環境公共量不足和分佈不均所造成的問題。但蔡英文政府一意孤行濫用公共化口號包裝現金補助政策，假改革、真圖利，拖延幼托公共化進程，根本就是慷人民之慨的假公共化。

哥倫比亞：支持美國對毒品宣戰 恢復使用遭禁農藥

甫於哥倫比亞總統選舉勝出的杜克（Ivan Duque）表示，將支持美國「對毒品走私正面宣戰」。哥國國防部長也宣布，將恢復使用草甘膦（glyphosate），消滅該國古柯作物。

杜克是在美國國家毒品控制政策辦公室宣布哥國去年古柯作物與古柯鹼產品分別成長11%、19％後發表上述言論。哥國預計利用無人機協助噴灑草甘膦。草甘膦是美國跨國農業生物技術公司孟山都（Monsanto）發明的除草劑，過去曾是用量最廣的農藥，但在2015年遭世界衛生組織判定「可能會使人類致癌」並遭哥國憲法法庭禁用。

長久以來，位於偏遠海岸地區的農民，以種植古柯維生。現任總統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在2016年與哥倫比亞革命軍（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簽訂和平協議。協議內容承諾將協助種植古柯的農民轉型，包括提供為期2年、每月400美元的補助。

南非：行動者呼籲曼達拉基金會撤回邀請歐巴馬

今年（2018）是南非前總統、反種族隔離運動象徵人物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百年誕辰，納爾遜‧曼德拉基金會預計邀請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於下（7）月發表演說，此舉引發社運團體抗議，要求撤銷邀請。

倡議團體「囚禁」非洲分部（Cage Africa）在公開信中指出：歐巴馬在他8年任期內，大規模擴張了美國在非洲的軍事行動，他必須負起直接責任。美國莫爾豪斯學院（Morehouse）國際關係教授奧瑪‧巴（Oumar Ba）表示，歐巴馬應該被記得的，是美國對非洲外交政策的軍事化、移民政策、使用無人機攻擊，以及「介入利比亞」的這場悲劇。

沙烏地阿拉伯：取消駕車禁令後 女權行動者仍在囚

沙烏地阿拉伯日前取消了女性駕車禁令，外界普遍給予「向自由邁進」的讚譽評價，然而該國女權行動者們卻仍遭監禁。沙烏地阿拉伯自5月起掃蕩女權行動，行動者遭逮捕入監或是限制出境。遭逮捕人士包括：挑戰駕車禁令的部落客、作家，為家庭暴力庇護中心設計募款平台的商人、律師，以及發起廢除男性監護制運動的行動者。沙國婦女至今在法律、社會上仍遭遇不平等對待。在男性監護制下，女性申請護照、出國、銀行開戶、結婚都須取得監護人（父親、兄長、丈夫或兒子）同意。

阿根廷：工會發動總罷工 反對政府與IMF借貸

擁有近3百萬名成員的阿根廷勞工總聯合會（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勞工中央工會（Workers' Central Union），以及其他工會與社會團體，本週一（6/25）發起第三次罷工，癱瘓阿根廷全國交通，公立學校、銀行與加油站也暫時停止營運。工會發起為期一日的停工行動，是為回應政府決議的薪資調漲幅度上限（15%）跟不上嚴重的通貨膨脹（26%），以及總統毛里西奧‧馬克里（Mauricio Macri）在比索（peso）於今年急速貶值（20%）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達成500億美元的借貸紓困方案。

IMF的方案要求阿根廷政府於2019年前，將財政赤字由去年的3%多降低至1.3%，預計馬克里政府將以大幅刪減預算與公部門勞工達成目標。2001年阿根廷爆發經濟危機，對於許多阿根廷人而言，IMF要求的撙節政策，是使數以百萬計民眾陷入貧窮的原因。

美國：最高法院判決禁公平分擔費 公部門工會遭打擊

美國最高法院本週三（5/27）以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為由，判決不得強迫政府員工向工會繳交費用。由於工會代表勞工參與集體協商，為避免非會員「搭便車」享受談判成果，最高法院曾於1977年判決工會有權向未加入工會的勞工收取代理費，或稱「公平分攤費」（fair-share fee）。最新判決將使公部門工會喪失此權利，進一步弱化工會，並且加重工會的財政負擔。

美國：刪除對巴勒斯坦難民援助預算

川普政府再度刪除對聯合國駐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處（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的預算。這是美國今年第二次刪減對救濟處的援助，此次刪除金額共計6千5百萬美元，將影響救濟處對難民提供基本服務，並使50萬名孩童無法於8月準時開學。

救濟處的任務之一，是提供位於加薩走廊、西岸、約旦、黎巴嫩與敘利亞的巴勒斯坦難民食物、醫療與衛生等服務。美國宣布刪減資助後，英國、墨西哥與比利時都提出新的援助計畫。

人權觀察組織批評，美國不應以人道救援為威脅手段，使難民蒙受其害。日前，美國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尼基‧哈利（Nikki Haley）揚言，直至巴勒斯坦同意「回到談判桌上」與以色列協商之前，將持續停止資助。川普則於個人推特上抱怨，美國每年支付巴勒斯坦人「幾百億美元」，卻得不到「感謝與尊重」。

去年底，美國一改過去耶路撒冷作為佔領區的國際共識，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之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lestinian Authority）拒絕與川普政府對話。今年一月則首度刪除對救濟處的預算。分析家批評，美國政府對待巴勒斯坦的方式，不過是履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政策。

川普女婿、美國高級顧問傑瑞德‧庫許納（Jared Kushner）目前正於中東拜訪，希望獲得區域內國家對美國提出之以色列——巴勒斯坦計畫的支持。川普宣稱，該計畫是「世紀交易」，但是至今未向外界公布具體內容。

這是一本遲到了10年的書。

製作它，是為了記錄台灣地區針對網路性言論自由所進行的一場漫長爭戰。其中，1999到2008年之間有兩萬名網路使用者，只因為寂寞、無聊、好奇、嚐鮮、玩笑，或者有慾望、有狂想、有需求，在網路上鍵入了像是援助交際、身體交易、包養等等他們並不知道可能被視為觸法的字眼，結果被〈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簡稱兒少條例）29條拉入驚惶羞辱的司法程序，生活幾乎被摧毀，事後只能帶著污名所形成的心理黑洞，踽踽行走剩下的人生1。熱心網友、性權團體、人權團體在過程中不斷提出批判和抗議，迫使執法單位漸次縮減執法力度，並且還曾提出修法草案，可惜功敗垂成。今日，兒少條例雖經改頭換面，威力卻絲毫不減，繼續作為掃蕩色情性交易及邊緣性交際的推土機，也接合其他負面的性議題，為高舉性別平等和號稱保護兒少的婦女團體、宗教團體積累資源和權力2，以鞏固台灣不分黨派最神聖不可挑戰的「行政／司法／意識形態」複合體──性別治理3。

這個漫長爭戰的核心〈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簡稱兒少條例或兒少法）設置於1995年4，前身是1993年主要由基督教救援團體起草的「雛妓防治法」，在立法過程和台灣社會變遷過程中，從救援雛妓轉變成對所有兒少進行保護式監控、對網路性言論進行嚴密規範的一個司法怪獸5。放在目前的性別治理格局裡來看，執法力度最大的兒少條例29條（1999年修訂），以及法理化趨勢最強的反性騷擾議題，可算是低調入世的基督教保守團體在1990年代末期台北廢娼遭遇頑強抵抗後轉向利用社會焦慮與情感來打造的反性交易新策略6。更重要的是，它也最早預示了其後20年性別立法／兒少立法將採用的基本論調與嚴罰精神，以及這種綿密的法理化在人際關係與社會氛圍上所形成的深遠惡果，特別是「虐」與「戾」的擴散瀰漫。仔細記錄兒少條例如何為性別治理的性管制鋪平道路，掃蕩異議，因此是本書的主要使命。

組成性別治理格局的各種性別／兒少立法，在積極保護弱者、遏止傷害剝削的崇高名義下，不但佔據「特別刑法」的位階7，罪罰明顯不成比例，也大幅延伸法益，形成過度預防／預期犯罪、未犯先抓的偵辦傾向。

不教而殺謂之虐8

以兒少條例29條為例，1995年原條文為：「利用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或其他媒體刊登或播送廣告，引誘、媒介、暗示或以他法使人為性交易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黑體為本文所加）。條文的規範範圍很清楚：以重罰來防制各種性產業刊登招募廣告（包括俱樂部、伴遊、色情品生產、地下鋼管酒吧、色情卡拉OK、來電俱樂部等等）。但是後來媒體不斷報導青少女對身體和性越來越輕鬆以對，網路世界的興起也剛好帶來蓬勃的性交際機會，面對台灣社會快速變化中的性現實，保守基督教團體於是推動修法。

1999年，兒少29條被修訂為：「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佈、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黑體為本文所加）。偵辦對象從此明確包含網路上的個人訊息，而且因為沒有設定適用年齡（「使兒少為性交易」），網路上所有的性協商訊息都被納入觸法範圍。新增加的「足以」更進一步延展了文字的詮釋空間9：虛擬世界裡高度個人化、多元化的訊息溝通，甚至成人在聊天室或討論板上的閒聊對話調情，都可能被有心人讀成「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性交易而送辦10。由於實際上有沒有性交易，對話雙方是不是未成年人，都不是成案的必要條件，這種積極解讀對網民形成極大的殺傷力。

「使人為性交易」是否包含網路上最常見的自主尋求有償的性交際，連司法人內部也有不同解讀和討論11，對無數網民而言則形成「不教而殺」的實際後果。畢竟，絕大多數網民並不把網路上的調情、邀約、談條件，當成「性交易」──就一般人的認知而言，性交易是專業性工作者做的事情，網民就算想要以性換取金錢，也不會認為自己是性工作者。個人在網路上約炮，對方開出條件，或是自己因為手頭緊，要求對方提供報償，這些形式的「有償約會」（常被籠統稱為援交）只是隨著「陌生人之間的性」越來越普遍而出現的、理性的自利實踐而已。對網民而言，這與職業的性交易相去甚遠。更何況這些協商還是發生在兩個自願的人之間的文字溝通，既沒上床，也沒真正交易，難怪眾多網民在被捕時大惑不解自己到底做了什麼觸法的事。

（其實，同樣的認知差距也存在於後來有關侵害、騷擾、霸凌、糾纏等一連串性別立法中。畢竟，人際互動過程裡有著萬千個動態進行的言行舉止，互動雙方對於其中意義動機慾望後果的認知感受都可能不太一致。如果像現在，只由控訴者的個人認知感受作為定罪的判準，不問緣由地凌駕於行為人的解說之上，這種漫無邊界的執法都是不教而殺的「虐」。）

隨著被抓的案件不斷在媒體聳動曝光，個別網民求助的訊息浮上網路，什麼樣的訊息會被巡網的警察讀成指涉「性交易」也逐漸明朗（例如談及對價或使用特定字眼）。即便如此，觸法行為的疆界仍然可以隨時擴張。1999年前後，一夜情引發爭議和管制，很多網民改用剛剛進入台灣的「援助交際」作為一夜情的時髦代語，當然也有人以此招攬性交易，可是警方偵辦時完全不做區分，而是直接把援助交際等同於性交易送辦。另外，本來網路用語就慣於透過替換同音字來增添趣味，創造曖昧，迂迴表達，對不想直白邀約的網民而言，從「援」這個簡稱延伸出其他同音字的語句運用，都是委婉宣示或者裝文青的策略12。然而檢警在找尋案例業績時，卻枉顧具體情況，把這些都當成故意規避罪責，一股腦送辦再說，起訴率自然不高，連檢方都抱怨警方偵辦援交移送太過浮濫13。

在匿名的網路互動裡，沒有既存的人際關係和脈絡來確定或限縮意義，任何邀約的訊息都可能包藏著試驗、試探、曖昧、躊躇、敷衍，所有的調情和勾引都是透過建構虛設的、延展的想像來達成目的。動機與文字之間、文字與意圖之間、意圖與行為之間、行為與效果之間，充斥著蜿蜒曲折的迂迴岔道，隨機隨性進行著動態的進退攻守。然而網民們習慣的玩笑、戲謔、試探、邀約──這些在鍵入時完全未知是否會有任何閱讀或回應的張貼──在兒少29條和警方的監看下，文字意義都被輕易的具實化、統一化，構成了確定的觸法訊息。

這種意在淨化網路空間的文字獄，一方面製造了無數慘遭司法之災的網民，留下對法畏懼、對性猶疑的心靈；同時也召喚了另外一些狂熱嫉惡自以為義的道德主體，生成恃法而傲、恃正義而不仁的激情。

不仁誅心謂之戾

過去絕大多數民眾不覺得自己會觸法，認為法律要抓的應該是那些真正傷害人的壞人。但是近年為了促進台灣渴望的文明進步性平願景，進行了越來越多和性與性別相關的立法、修法或擴大執法（例如性騷擾防治法、兒少29條、刑法235條），大幅將本來不會被視為非法的行為（例如真實世界裡的調情玩笑追求，虛擬世界裡的約炮自詡求歡，以及色圖A片自拍的收集交流等等）納入偵辦移送的範圍，於是越來越多籠罩在性污名之下、滿心羞恥罪惡悔恨的小民網民在司法體系裡出現。性別／兒少立法也藉此擴張了管轄範圍，逐漸深入人民的日常生活與互動，對慾望和隱私形成積極的監控和壓抑，當然也造成意外觸法者產生心理疾病憂鬱症的現象。

兒少條例29條的綿密規範和雷厲執行，得力於20餘年來媒體搧情報導與（基督教出身之）兒保團體跟進呼籲所共同建構的兒少極端弱勢想像。極端弱勢的想像，正當化了代言和保護的必要，不但鞏固了兒保團體的任務和地位，更促發了許多因著各種不同原因高舉保護大旗的激情道德主體，在受害加害角色形象的著色之間建立起自己的有利位置。受害者越被呈現為純潔無辜弱勢，加害者就越顯得邪惡可恨，而自以為義的第三方道德主體則越有正當性可以激烈的討伐加害者，捍衛並代言神聖化的受害者，更可以戾氣四射的巡邏其他人的言論，任何異議都等同於新的加害，要立刻訴諸／呼籲法律加以懲治。為民除害的亢奮和權力感，毫無節制的從兒少議題擴散到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性糾纏，構成性別治理的激情面。

為弱勢討公道是社會正義的重要任務，但是一竿子打翻船的二元善惡思考，加上自命正義、驕而不仁的言論巡邏，卻形成危險的權力氛圍，不但在處理個案上簡化事實、漠視複雜，在更大範圍裡也傾向趕盡殺絕，容不下任何可能的「壞」因子。兒少29條在執法時就輕易的把目標從性交易訊息，擴大到所有性訊息，性騷擾議題也有類似的延展現象：現在，不但性騷擾的定義脫離了具體言行和具體傷害，而立足於範圍可以無限擴大、十分含混的個人感受之上，就連個人人格特質上的曠達不羈（例如不願侷限於一對一關係），人際互動和界限上的不拘禮俗（例如不在意男女長幼分際），都可以在強勢定罪的人言風傳中變成「騷擾成性」，被鬥臭鬥垮，甚至被投訴舉發，直接躍升為性騷擾的明確罪行。另外，個人的社交能力不足，追求手法笨拙，可欲品質不夠，或者根本錯估形勢，現在在政治正確的眼光之下，都被刻薄而惡意的讀成是道德上有嚴重問題，價值觀上徹底錯誤，意圖上全然可惡的徵兆，需要被徹底懲治。法律和風評的雙刃利劍，逐漸打造出風聲鶴唳、提心弔膽的氛圍。

不舒服、被冒犯、被敵視的感覺當然可能存在，但是從個人感受直接上綱到立法懲罰他人，從個人的厭惡不耐直接上線到定罪他人，反映了一種包裝在正義情感和語言裡的乖張驕氣。如果真是罪行嚴重，居心不良，根本就用不到以個人感受作為證據，但是控訴者或第三方道德主體卻總是從聖潔無暇的位置出發，以「誅心之論」指責他人的言行舉止造成了傷害的感受14，然後直接將所謂「加害者」圈入性污名和道德污名的千夫所指之下。在性別治理之下，這種強大的戾氣還可透過體制規範來強勢擴散。例如教育工作人員就被所謂性平專家敦促要提升「性別敏感度」，要在枝微末節中積極發掘任何不符性平規範的狀態，而且必須迅速通報，徹底調查，嚴厲懲治15。在不容鬆懈的警覺和戒備中，在道德高調與進步價值的敦促下，疏離與猜忌正在變成主導人際關係的重要情感16。

有法無天

台灣過去20年在性別／兒少立法上的傲人成果，其實是西方法理女性主義順著新自由主義資本國際秩序向全球各地擴散的成果17。這種源自基督教的「傳教／殖民傾向」，現在正透過聯合國公約、非政府組織、和西方專家學者的中介，把自命為普世價值的西方法律和政治經濟移植到其他地區和國家18。台灣島內則歡欣擁抱這些被視為進步先進的建制與價值，以自身在此特定國際政治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文明狀態，來確立台灣在全球新秩序中（特別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優勢地位。

不久以前，東海大學的趙剛教授在一次口頭報告中，以「有法無天的現代性」為主題發表論述。他指出，古人認為「人在天地之中，對高於自己、大於自己、自己與萬物所從出、德智美的『前提』，但又與人難解難分的那個『存在』有所敬畏，從而對自身的慾望言行有所節制」。然而，現代性的擴散卻促成了一個「以不敬為榮」的年代，像現在台灣社會的精神狀態反映的就是「天之退隱」，也因此失去了節制敬畏之心19。我的粗淺理解是，天與人之間的絕對高下差距有其深刻的社會意義：人對天有敬畏之心，才不會任意造次，而是戒慎自持，節制以待人，這是比法還深入人心的力量。因此，天是在法之上、深刻映照人情天理現實的原則；心中有天，就會在保障保護懲罰等判斷和措施上，抱持敬畏與悲憫之心，不會妄以為自己代表了歷史的盡頭。但是今日性別政治與兒少政治的「法理化」卻是以法代天，「有法」而「無天」，不但否認現實世界的複雜難辨，否認天理人情而只按著字面論法，對公平正義的理解和要求也變得簡單而冷酷，充滿自以為義的偏見傲慢。援助交際在兒少29條之下的境遇，以及上文分析的「不教而殺」「不仁誅心」，都是這種「有法無天」的法理化現象，其所滋養的「虐」與「戾」（還有「妄」與「傲」）也正在感染並腐蝕整體社會的凝聚力。

援助交際所引發的兒少29條苛政，標記了台灣社會性別治理馴化主體的軌跡開端。記錄這個歷史，揭露兒少保護的權力操作，也就是掀開了友善開明平權多元的遮羞布。如今，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已經在2010年被保守團體再度修法，改名為全面否定兒少自主行動力的〈兒少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也在2011年改名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20，更於2015年全面改版成為綿密規範日常生活和政策預算的法律。兒少保護在性別治理的羽翼下，已經成為台灣民主朗朗上口的傲人成果，正當化了一部又一部綿密設置的性別立法規範。在這樣的氛圍內，我們整理將近20年的兒少條例爭戰歷史，一方面為那兩萬餘只能在內心忍受腐蝕的兒少條例苦主留下見證，另方面也希望呈現我們集結力量與污名及惡法奮鬥的漫長過程，繼續激勵抵抗的動力。當然，「援助交際」及其騷動與污名並未成為歷史，仍然不斷展開21。

十餘年來，我在這個議題上收集了大量網路資料和對話記錄，因為篇幅實在太多，只能摘要列舉，無法全數呈現，因此，在這些資料和記錄的基礎上，我新撰寫了7萬餘字，分布在各章的首尾，完整分析沿著兒少議題所進行的論述爭戰及其歷史脈絡和意義，也記錄那些在過程中曾經留下的身影和聲音。在此特別感謝曾經協助收集資料的助理朱玉立、陳采瑛、林怡倩、范姜松伶，也感謝當時曾經來函提供案例和新聞剪輯的無數朋友，是你們的努力使得兒少條例的效應更為清晰可見，為眾人的奮鬥添加了鼓勵和彈藥22。也感謝助理宋柏霖和沈慧婷在製作這本書上的大力協助。

• 1.雖然現在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已經改名，惡名昭彰的29條也已修訂成為新條例的40條，但是對於兩萬多苦主而言，它將永遠是血痕斑斑的29條。本書也將圍繞著29條來記述這一系列的奮鬥。
• 2. 2011年婦女救援基金會曾抨擊警方2008年放棄釣魚抓網路援交並取消獎勵金制度，使得違反兒少性交易案件銳減，網路援交猖獗。隨即以此為由，要求政府修法實施「網路實名制度」。參見〈網路援交氾濫 婦團催生網路實名制〉，《自由時報》2011年8月8日。
• 3.有關性別治理的歷史形成與操作模式，特別是它的法理化傾向和部份後果，請參見何春蕤，《性別治理》，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7年。
• 4.這個防制條例從一開始就被苦主們簡稱為〈兒少法〉。後來名為兒少的法律在數量上大幅增加，極易混淆。本書維持以〈兒少條例〉指稱〈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苦主如果在文字中使用「兒少法」，本書則保留歷史用法，不予調整。
• 5.對這個怪獸轉變過程的詳細分析，請參見何春蕤，〈從反對人口販賣到全面社會規訓：台灣兒少NGO的牧世大業〉，《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9期（2005年9月），頁1-42。
• 6.性騷擾近年快速法理化，應該和法理女性主義學者麥金儂的論述擴散全球有關。從1979年的《職場女性的性騷擾》開始，她就認為職場性騷擾逼迫女性以性換取生計，是把女性的工作轉化成（被迫）賣淫。沿著這個思路，性騷擾的罪行加深了嚴重性，立法防治懲治也成了女性主義理所當然的重要任務。Catharine A. MacKinnon, "How litigation laid the ground for accountability after #MeToo",  The Guardian, 2017年12月23日。
• 7.特別刑法，乃是針對特定人事時地而制定的刑事罰法，通常規範詳盡且嚴刑重罰。法學教授林山田曾批判台灣在普通刑法之外充斥特別刑法，作為統治人民的工具。參見〈民國成立至今之特別刑法〉，《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22.1（1992年12月）：179-210。該文完成甚早，若是寫於性別／兒少立法大爆發的2000年代，對特別刑法的分析想必會有另外一番體認。
• 8.語出《論語》堯曰篇：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不教而殺謂之虐」就是四惡之首。本文下一節的標題「不仁誅心謂之戾」則是我個人自創的對句。
• 9.在兒少立法中另一個和「足以」一樣具有高度延展性的語詞就是「之虞」。兩者都對目標行為抱持極強的負面評價，因此傾向採用寬泛的定義和判斷來造成入罪。
• 10.例如，警方偽裝好奇，在網上詢問「真的有女生援嗎」「現在援的行情如何」，只要網民回應，就被視為意圖性交易而觸法；或者網民刊登交友訊息，註明「援交者勿來」，也被認定是講反話迂迴找人性交易。
• 11.參見本書262-264頁司法人針對這個問題的討論。
• 12.例如尋找有緣人、月圓人圓、原來是你、塵緣未了、圓夢計畫、應援等簽名檔或主旨中包含的同音字。
• 13.〈兒少性交易案 檢批移送浮濫〉，《中華日報》，2007年4月19日。
• 14.《左傳．宣公二年》晉趙盾不討伐弒君的亂臣賊子，史官將其記載為趙盾弒君，後世稱此為「誅心」之論。也就是不問罪跡如何，僅以主觀判斷「其心可議」、「其心必異」，就此動機用心而加諸罪名。經過多年政黨政爭與政治脫口秀的薰陶，台灣已經很熟稔此種毫無根據就斷言他人心態動機的誅心之論。
• 15. 2011年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案明文禁止對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只要「疑似」發生相關案件，校內人員就必須在24小時之內向主管機關通報，否則首次處以3萬至15萬元罰鍰，再度發生則可解聘或免職。
• 16.現在有些人還鼓吹，在親密關係裡，權利／權益要成為衡量互動的唯一視角，（女方的）意願和感受更是不可不再三確認的事情。當體貼轉為警覺，熱情轉為猜忌，互動關係越來越合約化、法律化時，親密關係要以何種黏合劑來凝聚，將成為棘手的問題。
• 17.丁乃非在分析「性冷戰主義」時指出美國境內的進步思潮與境外的反共民主文化宣傳其實互為工具。參見丁乃非，〈女性主義的性論述〉，第八期「性社會學理論與實踐」研討班主題發言，2017年6月28日-7月5日，哈爾濱。
• 18. James Q. Whitman, "Western Legal Imperialism: Thinking About the Deep Historical Roots",  NYU Legal History Forum, 2009, p. 310.
• 19.趙剛，〈社會學的中國反思〉，「重新認識中國III」閉門討論會，2017年10月29日，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主辦。
• 20.甯應斌曾經分析台灣兒福法律的修訂過程與話語及其階級政治。參見甯應斌，〈台灣兒福法律與西方Child Abuse 話語〉，《連結性》，何春蕤編，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0。頁205-234。
• 21.這本書向國家圖書館申請出版品預行編目時提交的關鍵字「援助交際」未被採用，後來發現如此重大社會現象主題並沒有納入其主題詞表，不禁令人好奇原因。另外：中國大陸近日也有一則相關新聞評論：〈緊急！這個在西方臭名昭著的"援交"網站，竟落地中國了！〉，標題的「援交」是指西方 "Seeking Arrangement"這類所謂徵求 sugar daddy 網站。由於這種徵求有錢男人為長短期伴侶的行為不能歸類於賣淫嫖娼，結果在此竟被稱呼為援助交際，顯然又和台灣與日本的使用意義有所不同，之後的建構發展猶待觀察。
• 22.整稿時曾連絡第4章實錄的朋友們，然而過了10-15年之後，網路世界已改頭換面，大部分電郵地址不通，我只能去除個資，讓他們的案例和當時的心情能夠在這本書裡為惡法的惡果留下見證。再次感謝他們當時和我分享故事，並肩作戰。

搶在學生暑假剛剛開始，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今天（7/2）公布「全台大專校院實習情況調查」結果。青委會指出，雖然超過八成以上的學生符合《勞基法》對勞工的定義，但卻有近八成的實習生領不到基本工資，七成五每日工時超過法定工時、六成沒有勞健保，根本就是「血汗實習」。

青委會成員曾福全指出，教育部在今年（2018）年初端出「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目的在避免類似永采烘焙坊剝削實習生的案例再次發生。但經過青委會仔細檢視法案，卻發現本法用「一般型實習」排除學生的勞動者身份，凌駕於勞政機關的「從屬性」判斷之上，反而可能造成血汗實習繼續存在下去。

青委會自今年五月中（5/19）開始台灣實習生的實習情況展開調查，到六月中（6/19）為止，累積近四百次填答件數，本次調查共有387人次參與，範圍擴及全台111所大專校院、44個不同產業的實習生。從學校與學科結構來看，必修的實習課程主要集中在私立技專校院和醫療衛生與社會福利領域。

「類似永采烘焙坊的事件並不是個案，而是普遍存在的血汗實習的縮影」，青委會成員、臺北醫學大學學生張郁指出，多數實習生與實習單位間根本就存在僱傭事實，但卻沒有勞動保障。

根據調查結果，具有人格從屬性的同學佔88.8％（問卷題目為「你做的實習工作，是否受實習單位指揮監督？」），具有經濟從屬性的同學則有88.5％（問卷題目為「付出實際勞動，並成果為實習單位所有？」），同時兼具人格從屬性與組織從屬性的同學更佔80.3％，顯見多數同學根本就和其他正職或兼職勞工沒有差別。張郁也呼籲勞動主關機關應對實習合作企業展開全面的調查，確認學生在實習期間是否能獲得完整的權益保障。

此外，多數同學的填答也反映出實習並沒有得到合理的勞動保障。在具有人格與經濟從屬性的同學之中，完全無薪資或津貼者佔61.7％，有薪資但低於基本工資者佔9.7％，換言之，有76.8％的同學的實習薪資或津貼低於基本工資。此外，有54.8％的同學沒有被投保勞保，近三分之二的同學沒有領到應領的車馬費，倘若照教育部以「是否具有學習關係」來分流，很可能使得違反勞基法的現況被就地合法化。

青委會成員、世新大學學生李容渝認為，雖然實習生跟實習單位存在實習關係，但學校還是要負起照顧學生的責任，例如，在學生面對惡劣或不盡人意的職場時應該提供學生轉換實習單位的協助，目前卻只有37.7％的學校提供轉換單位的管道。

此外，將近三分之二的同學實習時間長達一個學期以上，教育部卻認為實習生必須要繳納全額學費與五分之四的學雜費，顯然不合理，有七成的同學反對實習期間收取學雜費。李容渝指出，為了保障學生權益，全學期在校外實習的學生應該按照實際在校修課的狀況來收取學雜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