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50萬人連署 要求拒絕葉門難民

500多名逃往濟州島的葉門難民，成為近日部分南韓民眾抗議的對象。6月30日，首爾一場反對葉門難民留在國內的示威，吸引近千名民眾參加。一份要求政府拒絕葉門難民的網路請願，至今已收集到近50萬人的連署。目前，南韓政府依照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允許這500多位葉門人申請難民，並且提供食物與醫療協助，以及核發限於農業與畜牧領域的工作許可。不過，本月初（7/1），南韓已取消葉門的免簽證入境。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估計，2015年自2017年間，葉門的戰事，已造成5,100名平民死亡、8,700名受傷。目前於濟州島的葉門難民，是在馬來西亞簽證過期後，搭乘飛機由吉隆坡飛往濟州島。去年南韓共計收到6,015件的難民申請，但政府僅核准其中的91名，比例僅約1.5%。南韓人口中，僅有4%為非原生韓國人。

墨西哥：總統大選 左翼候選人出線 原住民族杯葛投票

本週日（7/1），墨西哥舉行總統、國會與地方選舉。最終結果由國家復興運動黨（Morena）的左翼候選人歐布拉多（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當選總統。不過，墨西哥各地都有原住民族，以杯葛投票的方式抗議政治制度將他們排除在外。

墨西哥西南部米卻肯州（Michocan）的原住民，摧毀競選廣告，並且設置路障，阻止選務人員將投票箱運送至村落；其中的切蘭村（Cheran）在驅逐非法伐木者、市長與警察之後，更是自2012年起杯葛選舉。

今年（2018）五月，全國原住民族議會（National Indigenous Congress）發言人馬汀內茲（Maria de Jesus Patricio Martinez）因連署簽名不足，無法取得總統候選人資格。之後全國原住民族議會宣布將不會與任何政黨結盟，也不會動員參與投票。

以色列：違法拆遷巴勒斯坦村落 多人受傷

以色列當局週三對於位在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市郊的卡爾阿赫瑪（Khan al-Ahmar）村莊進行強制拆除，造成至少35名巴勒斯坦民眾受傷。該行徑已遭聯合國譴責嚴重違反《日內瓦公約》。

卡爾阿赫瑪是巴勒斯坦貝督因人的社區 ，他們於1950年代起便生活於此。卡爾阿赫瑪自2009年起面臨迫遷威脅，以色列法院以未取得建築執照為由允許拆遷，然而以色列當局卻鮮少同意巴勒斯坦民眾於此區的建築許可（2010年至2014年間，僅1.5%）。

以色列在1967年六日戰爭後佔領約旦河西岸，並且建造專屬猶太人居住的屯墾區。然而，除美國與以色列，國際普遍認定約旦河西岸包括東耶路撒冷屬於巴勒斯坦領土。2016年聯合國安理會第2324號決議，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佔領巴勒斯坦領土內進行的一切屯墾行動。

土耳其：同志遊行遭警方攻擊

伊斯坦堡同志權益團體與行動者無懼當局連續四年的禁令，於本週日舉辦同志遊行，吸引近千人參加，但隨即遭警方以催淚瓦斯、警犬與橡膠彈驅離。今年本是土耳其第16屆同志大遊行，但自2015年起，當局以維安與維持公共秩序為由禁止。土耳其在2016年軍事政變後，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並經歷七度延長至今。緊急狀態下，禁止示威、罷工，以及公共集會。

法國：軍售支持埃及血腥鎮壓

包括國際人權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在內的4個NGO團體發表一份報告，控訴法國政府與公司「向埃及的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政府販售武器與監視系統」，涉入埃及最近五年的血腥鎮壓。

報告指出，自2010年至2016年，法國對埃及武器販售金額由3千9百多萬暴增至13億歐元。此外，法國公司也向埃及維安與執法單位，出售資料攔截與群眾控制科技，這些科技被用在監視系統，數以萬計的反對者與行動者因此入獄。

2013年，埃及軍方發動政變，推翻總統穆爾西（Mohamed Morsi），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暨國防部長的塞西接著在8月對支持穆爾西的街頭示威進行武力鎮壓，造成638人死亡。塞西於隔年（2014）4月於總統大選勝出，並且連任至今。

烏干達：對社群媒體課稅 引發箝制言論自由疑慮

未來在烏干達，使用臉書、推特（Twitter）或是其他社群軟體都需要付費。日前烏干達國會通過立法，對提供語音與訊息服務的社群軟體之使用者課稅，費用折合每月約1點5美元。高於許多烏干達人一日生活費。人權行動者批評此舉將箝制言論自由。

在烏干達，約有1千7百萬人、約41%的人口透過手機使用網路。其中臉書與推特是該國最受歡迎的社群軟體。烏干達總統穆塞維尼（Yoweri Museveni）表示，課稅是為了解決線上「八卦」的問題。2016年總統大選時，穆塞維尼遭反對派質疑賄絡與威脅選民，當時網路幾乎無法使用。

過去兩週以來，包括大學生、退休民眾、環保人士、女性主義者、宗教領袖、黑人與原住民族運動人士、記者，以及左、右翼反對團體...，數以萬計的群眾湧入尼加拉瓜街頭，要求總統丹尼爾・奧蒂嘉（Daniel Ortega）與副總統、奧蒂嘉的妻子羅莎里奧‧牟利羅（Rosario Murillo）請辭。示威震驚世界，並且深深撼動了尼加瓜拉的政治。示威的發生讓包括政府在內的許多人感到意外。不過，這場起義發生的條件，已經醞釀超過十年，並且揭露正在擴大、奧蒂嘉政府政權正當性的危機。

4月18日，奧蒂嘉以行政命令宣布，政府將對尼加拉瓜社會保險局（Nicaraguan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e，簡稱INSS）進行一系列的改革。該局管理全國的退休基金，並且處於破產邊緣。改革將增加僱員與雇主必須支付的金額，卻同時刪減5%的老年福利金。如同瓊・李・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於《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s）中提到，大眾的反應是「怒火滔滔，示威者於隔天的4月19日上街抗議」。大學生加入憤怒的退休民眾抗議這項政府措施。四月稍早，這群大學生中，許多人已經因為政府對於印迪歐——梅茲生物保護區（Indio Maiz Biological Reserve）大火的處理失當走上街頭。

政府對於抗議行動的回應，迅速升高至暴力鎮壓。政府關閉許多現場轉播報導的電視台，並且命令鎮暴警察驅散抗議民眾。鎮暴警察向示威者發射實彈、大規模逮捕學運份子，甚至攻擊首都馬拿瓜（Managua）的各個大學。「暴徒」（turba），也就是支持桑定民族解放陣線（Sandinista）的幫派，以及桑定民族解放陣線青年部的成員也以迫擊砲與其他武器攻擊示威者。有報導指出當暴徒攻擊示威者時，警方只是束手旁觀。

抗議第一週尾聲，尼加拉瓜人權中心（Nicaragu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證實43人死亡、2人重傷，以及數以百計的群眾受傷。其他組織根據官方與非官方報導則估計約有60人死亡。其中一名死者為記者安喬・賈霍納（Angel Gahona），他是在加勒比濱海城市布盧菲爾茲（Bluefields）對示威進行臉書直播報導時遭槍殺。尼加瓜拉紅十字會報告指出，該協會協助了435名民眾，其中242名需要送醫治療。

奧蒂嘉政權如履薄冰

政府對於抗議行動的回應令人擔憂，同時揭露了執政者的心態。4月19日，副總統羅莎里奧‧牟利羅在每日午間的全國演說談及抗議。談話中，她說抗議「煽動破壞與動盪」，並形容示威者是「一群自私、窩藏惡毒的政治盤算，以及充滿仇恨的少數團體，企圖破壞和平與發展。」兩天後，總統奧蒂嘉在電視演說中做出相同回應。他在演說中宣稱抗議行動已遭販毒商人、幫派份子以及不良少年所滲透、操縱，美國激進右翼則在暗中提供設備、資助，並且給予指導。他說：「我明白，被動員的學生團體可能根本不知道背後推動的政黨是誰」。

如果奧蒂嘉的言論是為了恢復法治與秩序，其作用恰好相反，反而進一步激起大眾的怒氣。抗議群眾觀察到奧蒂嘉對於遭殺害的示威者隻字未提，也沒有回應民眾指控警察暴力。相反地，他似乎更關心抗議破壞了尼加瓜拉的形象，例如安全、具吸引力的旅遊景點，進而對經濟產生不良影響。對於許多人而言，奧蒂嘉的回應證實他與大眾脫節。即便是同黨桑定民族解放陣線（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的支持者，包括現任奧蒂嘉的經濟顧問傑米・威洛克（Jaime Wheelock）跟巴亞多・阿斯（Bayardo Arce），都坦承奧蒂嘉在處理抗議的過程中「犯了錯誤」。

隨著抗議聲勢逐漸升高，要求和平與冷靜的聲音也開始從各方發出，包含尼加拉瓜勢力最大的商業組織私人企業最高委員會（COSEP），以及日後同意在與政府對話時擔任和事佬的天主教會。4月22日，當成千的教徒聚集在梵蒂岡聖彼得廣場時，教宗方濟各在週日演說中，對尼加拉瓜危機以及示威者、警察傷亡表達關切。他要求「停止任何形式的暴力，以及避免無謂的傷亡」，並呼籲「以和平與負責任的方式解決政治分歧」。與此同時，4月23日，美國駐馬納瓜大使館也宣布將停止日常營運，並下令撤離使館官員的親眷。

這並非奧蒂嘉上任後第一次遭遇抗議。在2013年時，由環保人士、人權組織、黑人與原住民族運動者，以及麥士蒂索農民（mestizo campesino）1行動者組成的聯盟，就曾動員抗議《第840號法案》。該法案允許中國企業「香港尼加拉瓜運河發展公司」（HKND Group）開鑿一條連通大西洋跟太平洋的運河，目的是與巴拿馬運河競爭。行動者提起38件訴訟，其面臨的訴訟數量，是該國歷史上單一法案之最。奧蒂嘉對於反對聲浪並不陌生，從1980年代首次擔任總統，以及2007年後的三個任期，他的整個政治生涯總是遭遇反對。

然而近來反對尼加拉瓜社會保險局、後來被稱作「419運動」（the 19th of April Movement）的抗議，卻是第一次有這麼多來自尼加瓜拉公民社會的不同團體聯合反對他。

4月22日，為回應來自大眾持續累積的壓力，奧蒂嘉在一場企業圈代表都在場的電視演說中宣布將撤回改革法案。他呼籲各方和平，並說道：「我們必須恢復秩序，阻止混亂、犯罪與掠奪的蔓延。我們必須遵守法治，並依憲法行事，確保社會恢復安定與祥和，如此一來工人才能和平地回歸崗位工作。」奧蒂嘉也宣布大規模釋放遭拘留的示威者，並同意參與「對話」，但對象僅限企業圈。然而改革方案以及國家對於示威者的嚴打，已對政府的公眾形象造成極大傷害。

舉例而言，示威者將矛頭指向政府最顯眼的象徵物，燒毀出現總統肖像、政黨宣傳的廣告招牌，推倒為數眾多的「生命之樹」。生命之樹是遍佈首都以及主要城市的燈設。為數共計140個的生命之樹，是牟利羅的拿手好戲，目的是將桑定民族解放陣線包裝為一個充滿愛、和解、基督徒行善與團結的政黨。生命之樹是「給予尼加拉瓜人民的禮物」，每棵造價2萬5千美元，每年總耗電量戶算金額為1百萬美元。針對奧蒂嘉——牟利羅政府代表物件的攻擊揭露了抗議已經不只是針對撙節改革，而是演變為一場要求更深層政治改革的行動。如同一位示威者在4月28日天主教堂舉辦的抗議活動中對記者表示：「社會保險改革是最後一根稻草。過去政府壞事做盡——剽竊選舉結果與政府財政，以及數不盡的貪瀆。」

激進的革命派淪為沈默的元首

尼加拉瓜當前危機，是一場可悲的諷刺。回想40年前，奧蒂嘉曾在領導推翻安納斯塔西奧‧蘇慕薩（Anstasio Somoza）獨裁政權的武裝運動中扮演關鍵角色。他是全國理事會（National Directorate）九名成員之一。全國理事會治理由蘇慕薩獨裁政府過渡至革命政府期間的尼加瓜拉。1984年，他當選總統，直至1990的總統大選中，輸給右翼政黨組成的國家統一反對聯盟（United National Opposition）。奧蒂嘉也是第一位將權力和平移轉至反對黨的尼加拉瓜總統。

接下來的16年內，奧蒂嘉從革命份子轉型為政治強人，在桑定民族解放陣線與全國政治中都有具決定性的政治影響力。這段期間，他強化對於桑定民族解放陣線的掌控，整肅質疑自己施政的異議派、與敵對政治領導人私通，並在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bly）、最高法院以及最高選舉委員會中安插支持者。他修改全國選舉法規，使自己能在2006年再度參選，並且以僅38%的得票率當選總統。他迅速著手鞏固自己對於國家機器的權力。奧蒂嘉目前掌控國家全部的四個部門、軍隊以及國家警察，並且成功將尼加拉瓜變成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

人們將近日抗議與桑定革命做比較。當示威者高喊「奧蒂嘉跟蘇慕薩都一樣」時，他們強調的是奧蒂嘉這位昔日革命份子，幾乎將要淪為獨裁者。確實，他任命親信、私相授受以及政治鎮壓的行徑，似乎直接沿用蘇慕薩的治理政策。40年多年以來，蘇慕薩家族以鐵腕統治尼加拉瓜，並且享受美國政府的全力支持。1936年，蘇慕薩的自由黨（Liberal Party），以貪瀆、賄賂、操作憲法、裙帶關係的方式掌握尼加瓜拉政治，如果上述方法都無法壓制異議，就祭以暴力、入監，以及政治暗殺。蘇慕薩政權對於1972年地震的處理失當，導致數千人無家可歸，加上當時政府暗殺一名備受尊崇的記者讓許多人感到憤怒，1960至1970年代間，數千名年輕男女加入桑定民族解放陣線，在一場許多人都未曾預見的革命中推翻蘇慕薩。今日的奧蒂嘉看來無能理解抗議背後的完整意涵，以及一開始以裝聾作啞的方式回應大眾，將是他最大的錯誤，也令人聯想到，當初蘇慕薩就是低估桑定民族陣線，而導致自己政權的垮台。

419運動的誕生

419運動與近年來各地的民眾民主運動共享許多特質。就如「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運動，以及墨西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等運動，419運動的特色是分散且共同的領導機制，策略性使用社群媒體作為集體抗議的工具，以及重奪公共空間以作為直接民主與政治行動的實體空間。這樣具有彈性的政治組織模式，打開了一個空間，讓各種不同的政治聲音進入辯論，並且根據自身所處於的特定社會位置，形塑對於政府的批判。

來自海岸地區的黑人與原住民族運動人士，特別是在安喬・賈霍納（Angel Gahona）遭謀殺後，成為對於奧蒂嘉——牟利羅黨國主義的大力批判者。他們除了公開批判政府對於民主機制的侵蝕外，也抨擊政府破壞國家多元文化的憲制改革。儘管目擊證指稱賈霍納是遭當地警察殺害，但政府仍企圖控告一群年輕的克里奧（Creole）人。沿海居民（Costenos）能夠連結這個範圍廣闊的政治組織模式，並且找到一席之地，意味這場運動提供一個令人興奮的機會，重新思考尼加拉瓜民族主義下種族政治的契機。

然而這樣的社運模式也呈現出自身的政治挑戰。例如這些學生示威者能否將街頭抗議中聚集的力量，轉化為有意義的體制改造與民主的政策改革。一小群的學運份子同意出席與政府的對話，其中許多是來自尼加拉瓜理工大學（UPOLI）的學生。他們對於政府保持警覺，並聲明政府必須先停止對於示威者的打壓，以及釋放所有遭拘留的示威者，之後他們才願意坐上談判桌。較年長的社運分子，包括許多前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成員都提出警告，表示政府將利用談判作為抵消、拉攏學生力量的伎倆。

這些擔憂並非沒有道理。奧蒂嘉是一位經驗豐富、技巧嫻熟的談判者，他在1980年代的內戰期間成功說服叛軍康特拉（Contras）2與米斯基托族（Miskitu）的戰士3休戰。奧蒂嘉的傳記作家肯尼斯・莫里斯（Kenneth Morris）認為，奧蒂嘉的政治對手都傾向低估他，以至於最終對自己造成損害。奧蒂嘉也嫻熟地使用這項優勢，表現出自己是位謙遜的政治人物，另一方面並同盟、對手談判，增加自己的勢力。

許多示威者都稱這場運動不能簡單歸類為左翼還是右翼，反之是尼加拉瓜人集體不滿的表現，因此為自己撐出一個超越政黨政治的道德空間。政黨政治滲透日常生活每一個角落，包括就職、教育機會，以及政府資助的福利金等等。因此，令人驚訝的是：示威者選擇訴諸民族主義的道德論述，以及公民領導的方式表達不滿，並且拒絕被政黨隸屬關係的邏輯限制與規訓。拒絕政黨政治的政治形式，象徵對於左翼與右翼、自由派與保守派，以及革命份子...等分類，一次激進的再思考。在當權者坦蕩蕩將殊異的政治意識形態玩弄於股掌之間，按上述政治分類進行自我分類又有何意義呢？

桑定民族解放陣線的品牌重塑

尼加拉瓜國內外的政治分析家都認為，將桑定民族解放陣線標榜為左翼政黨並不妥當。奧蒂嘉在2007年重新掌權後，將自己改造為「洗心革面的革命份子」，願意與私人企業打交道，並且為了掌握國家權力，應允天主教會相當的政治權利與影響力。2006年再度當選前，奧蒂嘉在國民議會中親自督軍一部南半球最嚴苛的反墮胎法案，該法案甚至禁止因強姦與亂倫導致懷孕的女性墮胎。他也證明自己是個熟練的新自由主義者，在公開反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同時，悄悄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增加國外投資以及企業界的影響力。掌權後，他掌管的行政部門針對尼加拉瓜女性與女性主義運動發起惡毒的媒體攻勢，將他們妖魔化為誓言破壞尼加拉瓜異性戀與核心家庭的一群女同志、戀童癖者、女巫以及墮胎支持者。這些行政部門也攻擊獨立媒體，買下報紙、電視台，以及電台的擁有權，並且拒絕或撤銷那些批判政府的獨立媒體的許可。

雖然尼加拉瓜政府成功維持一連串對於國內貧窮家庭生存至關重要的社會計畫，但這些計畫具有雙重意涵。這些計畫由名為「生活、社區與家庭內閣」（Life, Community, and Family Cabinets）的地方政府機構所管理。奧蒂嘉政府聲稱這些機構反映政府對於問責與參與式民主的承諾，但事實上這些都是政黨恩庇機制，讓桑定民族解放陣線的黨國統治，對支持者直接提供社會福利，卻也排除其批評者獲得生活所需的資源。這是奧蒂嘉得以維持表面上的民主治理與選舉正當性的關鍵策略。奧蒂嘉大規模收編與削弱民主機制的作法，違反桑定主義的基本價值觀，即將革命定義為實現烏托邦的可能性。

目前的桑定民族解放陣線，幾乎沒有堅持任何左翼意識形態。其國內、外支持者反對抗議，聲稱他們是意圖顛覆國家、奪取政府的右翼反對團體，桑定民族解放陣線則是精密陰謀下的受害者。一篇南方電視台（Telesur）標題為〈尼加拉瓜：下一個政權更換的國家？〉的文章，指責示威者「可被形容是使用暴力的極右翼突擊小組，意圖顛覆尼加拉瓜，一如委内瑞拉曾發生的那樣。」這樣的批評獲得來自美國左翼的可觀支持。美國左翼長久以來與桑定民族解放陣線團結一致。但是尼加拉瓜不是委內瑞拉，目前尼加拉瓜面臨的危機，大部分都是奧蒂嘉一手造成的。儘管奧蒂嘉政權日漸獨裁的傾向，國際左翼傾向將焦點放在奧蒂嘉政府在貧窮議題上的努力，以及接連在選舉中取得勝利，例如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他就贏得至少70%的選票。

不過，左翼分子基於過往美國介入的經驗，對於右翼勢力可能利用此時的政治動盪來推動保守議程表示擔憂，這是必須正視的。目前來自美國右翼的威脅，是《尼加拉瓜投資貸款條件法案》（Nicaraguan Investment Conditionality Act）。2016年，美國眾議會通過上述法案，這是一項由美國民主黨的席瑞斯（ Albio Sires）與共和黨的羅斯雷提南（Ros-Lehtinen）共同推行的法案。該法案指出，除非「尼加拉瓜採取有效的措施，舉行自由、公正且透明的選舉，否則反對任何美國的國際金融機構向尼加拉瓜提供貸款。」該法案的參議員版本則是由共和黨的克魯斯（Ted Cruz） 所支持。雖然該法案自2017年起就被參議院擱置，但是至少獲得川普政府表面上的支持。政治分析家與社運份子大都拒絕此法案，認為法案只會傷害尼加拉瓜人民，卻無助推翻奧蒂嘉政權。

雖然並無證據浮上檯面支持奧蒂嘉政權與支持者們的說法，但是右翼分子確實可能善加利用政局動盪的此刻。如果歷史證明美國涉入了這場衝突，《尼加拉瓜投資貸款條件法案》很可能使局勢偏向一個保守、親美，以及親商的政權。但是《尼加拉瓜投資貸款條件法案》並非抗議背後的主要推力。事實上，示威是在沒有主要外來介入勢力的情況下進行，顯示尼加拉瓜人是抗議的主要動員力量，也表示這是一場草根的、民族主義的運動。

人民已發聲

尼加拉瓜政府最近展開真相調查委員會，成員主要包括前桑定民族解放陣線成員或是相關成員，目的是調查第一波抗議行動的死傷。委員會進一步承諾與包括419運動學生的各公民社會團體代表進行「全國對話」。然而奧蒂嘉政權拒絕社運份子要求由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的代表來領導真相理事會，因此很難想像政府在調查的同時，對自己對於尼加拉瓜人犯下的罪行問責，特別是政府的壓迫仍在全國各個城市持續發生。

與此同時，全國社運分子已在計劃全國大罷工，暗示這些抗議只是對抗奧蒂嘉政權的第一炮。

另一方面，天主教會已給予奧蒂嘉政權一個月的時間，回應示威者展開對話的訴求。無論最終結果如何，抗議以對尼加拉瓜政治造成不可逆的轉變。他們為奧蒂嘉政權帶來了合法性危機，或許最終能夠意外推翻奧蒂嘉——牟利羅政權。

人民已發聲，就看奧蒂嘉如何回應。

• 1.【譯註】麥士蒂索是指同時具有歐洲與美洲印第安人血統的拉丁民族。Campesino則有農民的意思。
• 2.【譯註】康特拉是指1970至1990年代由美國資助、右翼、反共的尼加拉瓜反政府叛軍。
• 3.【譯註】米斯基托族中美洲的原住民族，其領域於1960年代開始持續被尼加拉瓜政府國有化。部分米斯基托族團體開始武裝鬥爭。1980年代，桑定民族解放陣線政府持續對他們的村莊進行包括轟炸等等攻擊。

從2016年至2017年，差事劇團在台灣新竹縣新豐鄉的青少年監獄——誠正中學，展開為期兩年的青少年戲劇工作坊與演出。這是一所以矯正教育為核心的監所學校，劇團每年以長達5個月時間的戲劇互動式工作坊，與學校中的一班學生進行對話式的劇場教習。最後，在學校的大禮堂，邀請同校師生（監所青少年）、家長與受邀人士，前來觀賞演出。兩年來的戲劇教育，達成的是與邊緣少年的身體對話；演出時，感動了在場觀眾，並受到很大的迴響，自不在話下。2018年，持續此一計畫，除了在誠正中學外，亦於彰化青少年輔育院與一班少女展開教習課程，預計於九月間，讓兩校青春男女交流演出。

民眾戲劇並不決然以倡議行動為依歸；但，倡議是其中很重要的方向。因為，透過身體的表達，人在社會的群體性質中，開始將自身的主體性擺進客觀的介面裡。這時，主體不以主觀來表現，反而常常以客觀為媒介，和世界發生了對話的關係！這在青少年逆風劇場實作中，也是經常出現的一種狀態。將之視作一種日常邊緣人生的美學凝視，這劇場的視野也就會從單一的主觀性中解放出來，反而看見更豐富的對話關係，在去除界線的觀賞者與表演者之間發生。

這樣的戲劇，因為通常具備與現實辯證的關係。便會引發參與其中的人高度的問題意識。亦即，戲劇既然碰撞了現實，那麼它能改造現實嗎？從自己內心的發問到嘗試回覆外來的發問，我歷經了反思與激辯，最後的答案其實不是答案，而更接近邀請（包括自己在內的）發問者來共同討論。我說：「它能提供另類的觀點與行動，卻不能轉換成對現實立即的改變。」我想，這樣的回答，在青少年監獄的劇場實踐中，是可以得到正面回應的。因為，種種實際的案例，在工作坊的過程中，已經為演出鋪設了一條讓參與者獲致解放的身心旅程。然而，至關重要的，這並不是一種身心靈孤立狀態的解放，相反的，是人與個人、家庭、社群及社會，在經歷對話過程後的解放！其實，我們更加關切的，反而是當事人參與這項具備解放能量的戲劇行動，對於既存的現實社會，到底能不能夠提供任何改變，這才是最為迫切與最為引發聚焦的問題所在。

去年11月間，從網路媒體《報導者》，閱讀到「廢墟裡的少年」的系列專題，更深地理解邊緣青少年的暗幽人生。對於報導中提到：「他們是一群不被國家看到的存在」的一句話，留下深刻印象。其實，這話更準確地說，應該是：「他們是一群在商品價值凌越一切的社會中，被制度犧牲的青少年。就看國家如何不以懲戒來囚禁他們的青春，代之以對話式的輔導教育」。這麼解讀，其來有自。因為，叛逆並不是個體或群體單一的負面性表現，其社會成因與結果，須由社會總體來承擔並反思。就好比我們對神話中的哪吒耳熟能詳，但，對於翻天覆地的哪吒，卻缺乏超越一般唯心道德論以外的認知！

人類的最初，儀式便是最神聖的劇場。因為，它讓所有的人都以一種對等的身體與心性，參與了一場共同的演出，稱作「儀式」。後來，戲劇的發生，區別了舞台與觀眾席。這時，共同參與的儀式也消失了，換來的是，舞台上的演員對觀眾席的教化與指揮。如果，將這樣的舞台比喻為監獄的建構，基本上相當符合，也帶著某種傳神與貼切。畢竟，監禁的目的就是懲戒，而懲戒的目的，就是達成教化的效果，很符合一般社會既成的需求與想像！因此，以監獄為例，舞台發生的事情便是懲戒與教化；觀眾席上的觀眾，則是只能等著被規範所宰制的受刑人！

恰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以〈非行少年的戲劇飛行〉為題，引用哪吒的變身為比喻，來形容這項戲劇計畫。哪吒是人盡皆知的中國古老神話故事，既可大叛天庭、翻天覆地，刨人骨肉不留情，且可瞬間「變身」，以蓮花之身拯救世界於斷滅的危機。而劇場不就在述說人如何在舞台上「變身」的嗎！劇場如何導引舞台上的演員，在自覺的情境下「變身」，藉此改變觀眾由被動轉為主體，這是發人深省的命題。從德裔左翼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以降，我們便在這哥白尼式的革命性劇場觀中，不斷思索戲劇如何客體化的問題。並形成當今世界影劇高度商品化後，返身批判的核心焦點。這樣的「變身」，不斷提醒我們，當觀眾已經厭倦於舞台上不斷上演的布爾喬亞模仿再製戲碼時，戲劇生產如何對待社會改造美學呢？在這裡，哪吒以一介少年神明的生動身分，帶我們走進青少年逆風成長的世界中，從而不斷挑戰這個以安定、確保既存資本價值為主導的社會。讓我們開始思考一個簡單卻恆久被擱置的問題：「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

曾經在一項稱作「發現與表白的身體敘事」工作坊課程中，我開始逐步拉近劇團成員間的身體對話進程。嘗試運用「形象劇場」的手法，和相識已有一段時日的參與者，進行相關回歸社會後的深入探討。我希望這些青少年哪吒們，以手劃圖像轉身體形象的方式，分組呈現經過矯正教育的囚禁後，如何看待或面對出獄後的生活與願景。從其中相當典型的一組形象中，聚合出深具啟發性的情境。那是前方的主角人物，步出了象徵牢房的紅線後，茫然徬徨於左右前後的身體；其背後，有一組人象徵踩進這紅線前的主角，恰在一個廢墟般幽暗的角落裡，吸食著拿到手上的「藥物」；而後，中間的一組形象，是學校禮堂演出時，在後台照鏡子的身影。這照鏡子的身影，自然說明了以參與者為主體，所開展的客觀性劇場，從一開始到演出結束，都具備了鏡面效應的返身層次！但，徬徨與茫然的身體，卻深刻的述說了，離開稱作中繼站的矯正學校後，社會與體制將如何對待他們的問題！

我想，我與參加這門工作坊課程的成員相同，共同體驗著神話世界中哪吒翻天覆地的情境，因為恰是這情境的轉譯，他們越過了紅線，走進了牢門；但，也因在中繼站的輔助教育下，帶著或有「變身」為蓮花身的可能性。現在，最核心的問題，反而存在於出了牢門後，社會總體環境如何看待他們的問題！輔助的系統仍然隨時環繞身旁嗎？或者，代之以規範性質的管束或威嚇？兩者的差別，首先還是經濟條件從何建構？有了日常的穩定性後，身心教育的主體性才會重新回到身旁來。當然，這都需要整體社會，在體制上，認為監禁是對犯罪者採行最佳懲戒的思惟，進行根本上的認知與調整，才有可能重新建構監禁的對話系統。

在這樣的狀況下，劇場作為輔助受刑人的自主性對話，才會在身體美學的探索中，留下客觀劇場的探索紀錄！很顯然，目前只是一個開始的階段。

強颱瑪莉亞來襲，專櫃暨銷售人員工會今天（7/10）上午到台北忠孝SOGO百貨前抗議，要求百貨業者不該在颱風天強迫專櫃人員出勤，並呼籲政府盡速完成「防災假」立法，比照公務員在天災時可停止上班，保障廣大勞工的生命安全。

專櫃暨銷售人員工會理事張乃芃擔任了5年的櫃姐，她表示，颱風期間，百貨業員工通常無法放假，百貨會自己判斷風雨，要求員工出勤上班。若不上班或者因為風雨而遲到，都會遭開罰，直批「非常不合理」。

張乃芃解釋，百貨公司對專櫃人員普遍訂有遲到或空櫃罰款，專櫃人員雖然是櫃商的僱員，但實務上百貨公司握有管理權，是否放假也是由樓管依照百貨高層的指令單方面告知。颱風時若發生空櫃狀況，百貨會向櫃商開罰，而櫃商通常就會將罰單轉嫁給專櫃人員。根據工會調查，國內百貨業罰金最高的是三創生活園區，空櫃兩小時罰3,000元，一日10,000元；微風松高、敦南誠品、新光三越A8、A11，罰款5,000元；內湖禮客和天母SOGO罰款2,000至5,000元。

專櫃暨銷售人員工會秘書廖郁雯表示，工會曾針對過去幾年蘇迪勒、尼伯特、莫蘭蒂、馬勒卡等四個颱風侵台期間，百貨專櫃人員的出勤狀況進行3次調查，結果顯示，七成員工被要求在颱風天出勤。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在2016年尼伯特颱風時，同屬遠東集團旗下的SOGO和大遠百，櫃哥櫃姐出勤率高達97.6%和95.9%。

目前勞動部雖然訂有《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明文若員工因天災未能出勤，雇主「不得視為曠工」、「宜不扣發工資」，但要點僅是行政指導層級，並不具強制力。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鄭雅慧批評，「防災假」的立法，一擱置就是十幾年，很多勞工至今沒辦法放颱風假，政府把勞工跟公務員一刀劃分，公務員只要地方宣布停班停課就不用上班，但勞工卻要看運氣，遇到好的公司可能會比照公務機關，但更多勞工若為了自身安全不上班，卻會被扣薪，甚至被罰款、扣獎金，非常不人道。鄭雅慧痛批，「政府要修惡《勞基法》時這麼積極，要立法保障勞工人身安全時卻這麼怠惰。」

婦女新知基金會倡議部主任周于萱表示，針對「防災假」的立法，勞動部過去曾表示天災不可歸責於雇主，所以不該把責任放在雇主身上，「但難道颱風來是員工的責任嗎？」周于萱表示，每年都有勞工因為風災出勤造成工傷，或因為不出勤被公司扣薪、刁難，勞動部卻都毫無作為，不停推託，去年（2017）立法院曾召開公聽會，各黨派都推出「防災假」版本，原則上已達成共識認為風災時應讓勞工休息，但勞動部至今卻仍堅稱沒有社會共識。

上午，工會團體在SOGO門外召開記者會後，待11點開始營業，便進入百貨內散發傳單給專櫃人員，呼籲共同加入工會爭取「防災假」的立法，並求百貨業應在颱風天停止營業，保障勞工生命安全。

秀惠姊，妳想想看如果是妳自己。大家一樣是女工，妳不要這樣糟蹋自己人。

──《奇蹟的女兒》劇中人物阿鵑的一席話

自2016年中的華航空服員罷工事件以來，緊接在後，是《勞動基準法》歷經兩次關於工時規範的修惡，期間來自不同立場的意見爭議不斷，再加上近二十年來實質薪資停滯甚至倒退的低薪社會氛圍，突然間，在主流報刊媒體已然消退多年的勞動議題，又再度活躍起來。

連帶著，本地的電視劇也跟上這股潮流，結合了本土與懷舊的元素，將「工人作家」楊青矗四十年前描繪勞動者處境的小說作品重新發掘出來、並改編成戲劇。2017年先是有《外鄉女》的拍攝，接著作為周邊商品，楊青矗的「外鄉女」系列首度被集結成單行本發行，然後《工廠人》與《工廠女兒圈》則是以新版的面貌再度付梓。

2018年6月，楊青矗《工廠女兒圈》的部分人物與情節，經由鄭文堂執導、鄭心媚編劇，被改編成四集的電視劇《奇蹟的女兒》在公視播出。除了前面談到的社會氛圍，編劇鄭心媚在某次受訪時提及，近來在全球各地引發風暴的「Me Too」運動，其核心可說是職場上的性的壓迫，包括性騷擾、同工不同酬等，這也是劇本所要探討的內容。順著這樣的脈絡，這篇文章就從勞動與性別兩個互有交疊的面向，來談談劇中女性勞動者的社會處境。

一、被分割包圍的女性

去年播映的電視劇《外鄉女》，故事場景集中在女工宿舍雁南之家中的日常互動，演員群大多為女性。雁南之家本身具有高度的「家」的意涵，它儼然是一個過渡時期的家，從父親的家到丈夫的家中間的過渡，然而卻帶有母系娘家的味道，是眾人在其中可以遮風避雨、作為感情寄託的家。因此，《外鄉女》具有《小婦人》或說是《海街日記》般，濃厚的女性溫情。

相對於此，《奇蹟的女兒》的安排乍看之下有點讓人意外，主題雖是女性勞動者，男性角色卻多過於女性。作為三種類型化女工呈現的阿鵑、阿免及淑美，平常散落在生產群之中，安坐在縫紉機前不停勞作，身旁眾家姊妹身著一樣顏色與樣式的制服，大多無名無姓；來自行政大樓的中高階主管及現場的管理則剛好相反，清一色是男性，透過公司規章與職場科層來掌控生產進度以及勞動紀律。姊妹們人數雖多，卻沒有優勢。

劇中第一集結束前登場的男女假日出遊場景，就算已經不在廠內的生產現場，然其驚心動魄的場面具體呈現了，即使是再生產性的下班後交遊活動，勞動關係中的管理與性別階序，仍然持續籠罩在這些女工身上。

機車隊出遊來到一處溪谷，載阿鵑的行政部門文員將她引到林間深處，他試圖接觸她的身體，阿鵑抗拒，對方卻更強行壓制。阿鵑一邊試圖逃走、一邊淒厲地呼喊著淑美的名，她設想自己的同鄉好友可以來解圍，卻不意淑美和人事課長小武已經不知躲到哪裡幽會去了。後來出現的是廠裡搬運布匹的臨時工阿成，才讓那個坐辦公室的文員悻悻然離去。

另一處現場，黃經理說是要跟阿免商量升她為組長的事，她搭上了黃經理的車。車子開往郊外的一處小池塘畔，黃經理讚賞阿免很漂亮，他說他很喜歡她，要她跟他在一起。黃經理對阿免說，她升為組長沒問題，如果他自己升廠長了，也會讓她坐辦公室。接著，他越過駕駛座，朝副駕上的阿免強壓下去。

二、合謀的男性

大隆紡織在加工出口區裡的這個廠，廠裡的最高主管是廠長，總公司的總經理偶爾會來巡視一下。原本的張廠長透過黃經理來掌控生產，黃經理則透過管理現場、熟識基層的洪主任來攏絡人心。選舉將近，選舉結果牽動公司是否能夠打通關節擴建新廠，在酒家的酒酣耳熱之後，張廠長下達選舉必勝的指令，黃經理隨即指派任務給洪主任，由洪主任具體布置工作，洪主任於是找了臨時工阿成，由其來執行在基層員工間獲取選票的任務。

勝選之後，張廠長榮調總公司負責籌畫新廠事務，黃經理成為了黃廠長。黃廠長向洪主任說，如果他升上總經理，廠長這個位置就是他洪某人的。接著為犒賞功臣，臨時工阿成不僅轉成正式工，甚至還當上組長。這是職場的權力/利益侍從體系，儘管出身低微，一旦對其效忠、被納入體系就可獲得庇蔭，循序爬著行政大樓的階梯向更高的樓層前進；被排除於體系之外的基層員工，卻可能數十年如一日從事著體力勞作。

職場侍從體系的權謀之處，在於它試圖統合內在的勞動關係衝突、化矛盾於無形。車上性侵事件之後，阿免去經理家、向已婚的黃文邦要說法，黃文邦答應會升阿免做組長，但也不斷恫嚇阿免不要再去他家找他。黃文邦說：「那天是我拉妳上車的嗎？講白點，就是妳想升組長嘛！這件事情要是在工廠傳開，到時候看是誰比較難看。」他一面將阿免建構為合意、合謀的一份子，一面設想摧毀對方的立場正當性：如果阿免不合意、不合謀，他就會指控她在工廠偷東西，甚至要自己的老婆去告阿免。

阿免向阿成投訴，說她被黃文邦欺負了。阿成質問黃文邦，黃卻反過頭來教訓阿成，黃要阿成吞下這口氣、在工廠裡好好往上爬，然後將阿免娶回家、讓她過上好日子。阿成的態度搖擺讓阿免感到不耐，她覺得自己被阿成當成與黃文邦談條件的犧牲品。但阿免終究是升組長了，在阿鵑的陳情信事件之後，黃廠長甚至實現了承諾，將阿免升做坐辦公室的品管課課長。那麼，阿免到底是合意了，還是沒有合意呢？

三、關於女兒身的流言蜚語

淑美，在機車隊出遊中坐上人事課長小武的車。後來，小武載她到處遊玩、甚至晚上來不及在點名關門前回到宿舍。某天小武的結婚喜帖傳遍了工廠，但新娘不是淑美，淑美哭訴無門，阿鵑代為出氣。阿鵑氣沖沖衝到行政大樓找小武理論，卻被其他男性職員合力架開。淑美轉而怪罪阿鵑將這件事鬧大、讓廠內眾人皆知她與小武的情事，淑美掛不住面子而離開工廠，後來再出現，已經是陪侍飯局的酒家女。

我們或許可以說，淑美是一個甚至不被納入合意/合謀體系的例子，她的糾結甚至無法被拿來當作是談條件的代價，她又無法吞下這口氣待在工廠中，她只得離開，卻陷入另一種陪侍男性合謀場面的難局。

至於那些在合意/合謀體系外徘徊猶豫的女兒，例如阿免，同樣得承受來自於其他姊妹們的質疑。

四、結語：單兵突圍之後，女兒走向何方？

阿鵑，路見不平必定發聲的女性，她認為車縫現場的勞動規訓不合理，她跑去廟口參加黨外候選人的政見演講會，她為了淑美衝上行政大樓打小武的臉。她的青梅竹馬對於工廠工作顯示輕慢之意，她也不假辭色地回應。後來，黃廠長看上了她，要將她調到廠長室當秘書。同事秀惠姊要她好好把握這個機會，可以「整天穿水水等領薪水」，只是要守好本分，不要像阿免般跟廠長有私人牽扯。阿鵑或許是對於黃文邦的合意/合謀棋局有所認識，她理解阿免的處境難局，她認為女性之間應該互相奧援，所以她跟秀惠姊說，「大家一樣是女工，妳不要這樣糟蹋自己人」。

最終，阿鵑回絕了黃文邦的調職要求，她還想向總經理報告勞動現場的不合理，但總經理其實並不在乎來自基層的聲音，那封陳情信也落入洪主任的手裡遭到銷毀。她的種種舉措，在眾多姊妹中顯得特立獨行，她就是接受、肯認了自己身為女工的客觀社會地位，無意藉由什麼樣的權力/利益合謀體系來脫離，但也不是認命或認份，不是逆來順受都承受。

只是，在阿鵑的身旁似乎缺乏可以互相奧援同行的夥伴，她的同鄉好友淑美早已遠去，至於阿免，雖然對於女工的處境有切身的體會，但面對自己的職場生涯好像還沒有拿定主意。急衝上行政大樓用力質問小武的阿鵑，就像是從男性合謀體系中單兵突圍的女性。

在一次生病住院事件中，黃廠長設計利用阿成送慰問金給阿鵑的母親，事後宣稱那是離職金而將阿鵑遣散。阿鵑離開宿舍的那一刻，劇本設想了眾家姊妹怠工、離開工作現場來為阿鵑送行的場景，最終免不了還是要安排一個女性溫情的結局。只是，在阿鵑離開之後，眾家姊妹是否依然回歸作業現場、繼續辛苦勞作？而漂亮的阿免，雖然已身為品管課長，想必心裡有數，黃文邦既然可以設計弄走阿鵑，只要有必要，他也可以設計弄走阿免自己。如此，則阿免的將來何去何從？

至於阿鵑，在離開工廠之後，這名單兵突圍的女性要走向何方？這些問題，或許要由千千萬萬曾經辛苦勞作、且會有更多群體加入的女性勞動者們，為未來作解答。

紐西蘭：勞動條件遭忽視 3萬名護理師罷工

今日（7/12）紐西蘭約3萬名護理師走上街頭，展開為期24小時的停工，抗議政府長期以來對於護理師勞動條件的忽視。

昨天紐西蘭政府與護理師就薪資調漲等議題進行協商。紐西蘭護理師組織（New Zealand Nurses Organisation）提出薪資漲幅12.5%至15.9%，最後紐西蘭政府提出12.5%的漲幅未被接受，紐西蘭護理師組織宣布，其2萬9千5百多名公立醫院成員投票決定拒絕接受政府條件，隨後展開停工。

這是紐西蘭近30年以來首次有護理師發起停工。護理師們高舉「讓照護者得到公平待遇」標語走上街頭。護理師們表示長期以來面臨工作、低薪、危險工作環境，以及人手短缺的問題。代理總理溫斯頓・彼得斯（Winston Peters）則表示，12.5%漲幅已是在「政府沒錢」的情況下所能提出的最佳條件，但遭護理師反駁執政的工黨聯合政府日前才通過總價230億美元的美國波賽頓巡邏機軍購案，是護理師提出調薪總金額的4倍之多。紐西蘭護理師組織於臉書上表示：「少一台飛機，就能多增添四名護理師。」

海地：IMF撙節 油價調漲 引發激烈示威

海地政府宣布刪減油價津貼後，首都太子港爆發激烈示威，市區的商家商品遭搶、建築物遭燒毀，目前至少有4人死亡。總統喬夫內爾・摩依士（Jovenel Moïse）隨後撤銷調漲計畫，但是民眾仍然要求摩依士下台。

海地政府於上週五（7/6）宣布刪減油價津貼後，每公升柴油與煤油價格預計增加50%，汽油漲幅也將來到38%，每公升約增加300古德（gourde）。太子港紡織工人最低工資，每日少於400古德。

該調漲是今年（2018）二月海地與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借貸的條件之一。海地約有58%人口落於貧窮線以下，許多人每日生活費少於2.4美元，此外該國每年通貨膨脹約12%，食物價格亦急遽上漲。

美國：經濟制裁 要脅厄瓜多不得提倡母乳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於7月8日報導指出，美國政府代表於今年春天的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上，以貿易制裁與刪減軍事援助威脅厄瓜多政府放棄施行母乳政策。《紐時》批評美國的恫嚇明顯是為嬰兒奶粉廠商利益護航。

世界衛生大會稍早就鼓勵哺育母乳的方案討論，研究結果指出：哺育母乳可以預防每年全世界8萬名嬰兒的死亡，並且減少3千億的醫療支出。該方案並認為，母乳是對嬰兒最健康的哺育方式，並且呼籲各國致力對抗「來自母乳替代品業者錯誤、誤導的市場行銷。」

該報導訪問數十名與會官員，但是相關人員皆要求匿名，理由是「擔心美方報復。」

英國：提案禁性交易網站 性工作者風險增加

英國性工作者與運動人士遊行至倫敦的西敏宮前，抗議一項跨黨派議員提出禁止性交易相關網站的提案。性工作者認為，網站禁令將使他們的工作環境更加危險。

這項由工黨議員莎拉・柴萍恩（Sarah Champion）領銜、將於下議院進行辯論的提案，是根據今年五月一份以性剝削為主題的報告。該報告指出提供性交易服務的網站，是英國促成性販運（sex trafficking）最顯著的原因，也是組織犯罪典型的商業模式。柴萍恩則表示英國男性付錢上網性剝削弱勢婦女。

由性工作者權益促進及抵抗運動（Sex Worker Advocacy and Resistance Movement）等團體發起的示威，吸引數以百計的民眾參加。劍橋經濟學教授維多利亞・巴特曼（Victoria Bateman）表示，網站讓性工作者得以過濾顧客並分享資訊，降低工作相關的危險。英國性工作者團體（English Collective of Prostitutes）則表示，性工作者利用網路宣傳並獨立招客，該法案將迫使上街拉客，增加風險。

今年四月，美國總統川普簽署《禁止性販運法案》（Stop Enabling Sex Trafficking Act），其中包括對提供「性販運相關內容」的網站施罰。預料網站業者將為了避免訴訟而進行自我審查。

愛爾蘭：提案禁止以色列屯墾區商品進口

愛爾蘭參議院則以禁止以色列屯墾區貨品進口的提案，表達對於以色列違法佔領巴勒斯坦人民土地的不認同。該法案禁止包括屯墾區在內全世界非法佔領土地的商品與服務輸入至愛爾蘭。除了執政的愛爾蘭統一黨外，提案獲得參議院不分黨派的過半數支持，之後將經眾議院辯論與表決。愛爾蘭政府則表示，該提案將於歐盟單一市場設下貿易障礙，因此並不可行。

以色列在東耶路撒冷與西岸設置150個屯墾區，違法佔領經國際認定為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並在之上建設猶太人專屬的社區。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聲明肯定愛爾蘭此舉具歷史性意義，並且譴責「與色列屯墾區貿易就是否決巴勒斯坦人民自決的共謀。」

另一方面，以色列總理班傑明・納坦尼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在巴勒斯坦人以風箏抗議之後，宣布關閉通往加薩的過境點，令巴勒斯坦產業與貿易的困境雪上加霜。以色列政府宣布關閉的凱里姆・沙洛姆（Kerem Shalom），是目前貨品通往加薩走廊的唯一過境點。

桃園敏盛醫院一般外科主任醫師徐光漢在個人臉書抨擊有HIV感染者「隱瞞愛滋病史」，危及醫療人員安全，媒體跟進報導後，網上各種對感染者與同志族群的仇恨與歧視言論齊發。

已有許多論者提出，無論病患是否感染愛滋，手術房中針對「侵入式治療」行為都應遵守標準防備的作業流程，此事引發爭議，一方面顯示部分醫療人員對於愛滋的非理性恐懼其實與常人無異，更揭露我國醫療院所對於標準作業流程與防護措施的輕忽。

輿論中許多對感染者的指控，集中在「法律」與「道德」兩個層面，本文將就這兩部分為感染者提出辯護，說明為何感染者不主動告知醫療人員其感染情況，並沒有違反道德原則。

愛滋防治條例對感染者隱私之保障

首先，許多相關報導引用了衛福部官員的說詞，指依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12條，「（感染者）就醫時，應向醫事人員告知其已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違反者依據同法第23條可以罰鍰三至十五萬元。這樣看來，感染者未主動告知似乎已經觸法，然而只要繼續讀完法條就會發現，12條後頭還有一句「處於緊急情況或身處隱私未受保障之環境者，不在此限。」

怎樣算是「身處隱私未受保障之環境」？有些人傾向解釋為，診療現場必須有「醫護人員」之外的第三人（如隔壁診間病患、家屬等）才算構成這項要件。然而，如果「醫護人員」本身就是「隱私未受保障」的原因呢？

根據剛剛公佈的衛福部疾管署委託權促會所做的調查指出，有高達10.6%的感染者曾在未經授權下遭醫療人員洩露其感染者身份。平均每十人就有一人遇過，比例不可謂不高。簡言之，上述解釋中對「醫護人員」的排除並不符合現實。當「醫護人員」本身就極可能是洩密與侵害隱私者時，醫療院所診間本身即可歸類為「隱私未受保障之環境」，那麼感染者不主動告知身分，也就於法有據了。

感染者不告知 並未違反道德原則

中央哲研所教授甯應斌的文章曾寫過〈AIDS & SARS：愛滋告知的倫理〉1一文，探討「疾病告知的倫理義務」。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針對的不是醫病關係，而是比較親密關係（如情侶）與陌生關係（如炮友）在性互動中的疾病告知倫理。不過，我認為其中有關陌生關係，也就是炮友的倫理標準，也可延伸適用到同為陌生關係的醫病關係上。

根據甯應斌，對於不同疾病，我們應該先從「是否涉及汙名」這個角度作出區分，這端看不同疾病在社會文化當中被建構的意義。如果某個疾病不涉及汙名時（例如感冒），基於「不傷害他人」的道德原則，我們就應該告知他人，以盡量避免他人被傳染。然而當某個疾病涉及汙名，甚至在社會文化中被建構為關乎個人人格的隱喻時（例如愛滋），便可以不告知。

作此區分，是因為疾病的污名程度和當事人保護自我隱私的權利相關，所以不同的污名程度，告知義務的倫理也會不同。

甯應斌提到：

「當疾病涉及隱私或污名時，因為我們有隱私權或保護自我人格尊嚴的權利，所以我們在面對陌生人時，原則上我們不應該告知對方自己有『隱疾』，因為這樣的告知會傷害自我，使自我喪失尊嚴或人格，這是道德上所不容的。不過另方面，我們當然也不應該傷害他人；但是當『保護自我』與『保護陌生人（或不傷害他人）』兩者衝突時，即使前者沒有任何優先性，在我們選取前者而非後者時，乃是道德上無可指摘的。」（頁164）

「我們當然可以在上述情況中，告知對方我們有愛滋，從而暴露隱私而犧牲自我的尊嚴人格；也就是寧可傷害自己，而選擇不傷害他人，那表示我們是特別好的好人，也就是俗稱的『好撒瑪利亞人』──這個典故來自聖經，好撒瑪利亞人是指：有的人他不但去做他道德義務的份內事情，他還去做不是他道德義務的事情，超過他應該要做的事情，這叫好撒瑪利亞人。當然，我們可以去做個好撒瑪利亞人，但是我們沒有道德義務去做好撒瑪利亞人。」（同上）

綜上所述，基於感染者所面臨的道德上的兩難（告知但傷害自身 vs. 不告知卻可能傷害他人），感染者並沒有告知他人自身疾病的倫理義務。而造成這個兩難的局面，背後原因正是愛滋疾病在社會文化被建構的龐大汙名。這樣看來，新聞源頭的外科醫生在網路上公開抨擊感染者，以及隨後引來的各種預期或非預期的對愛滋感染者的謾罵輿論，不僅加深了愛滋疾病的汙名、強化了社會對疾病的負面文化建構，弔詭地，同時也連帶替感染者的「不告知」增加了更多道德正當性。

• 1.文章收錄在2007年出版的《性無須道德：性倫理與性批判》。這本書雖然涉及與「性」相關的道德哲學與倫理學討論，但是文風很淺顯直白，有興趣者可以線上閱讀。

由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原文會）經營的「原住民族電視台」和「原住民族廣播電台」，爆出以承攬方式進用72名基層員工，其實際工作雖與正職員工相同，卻沒有勞健保、退休金、職災補償、特休假年資等《勞基法》保障，今日（7/13）原文會企業工會前往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抗議，呼籲原民會介入終結假承攬，將承攬人員全數納編正職。

和正職工作沒兩樣 工會控假承攬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目前有250位員工，由原住民族委員會資助運作，旗下有「原住民族電視台」和「原住民族廣播電台」。然而，原文會企業工會控訴，會內有高達三成人員都是以「個人承攬」方式被進用，承攬人員無勞健保、就業保險、失業給付和育嬰留停津貼等保障，與正職員工相較，每年待遇相差12萬，但所做的工作卻無任何差異，高呼「不公平」。

任職原文會族語中心的行政人員拉藍表示，近半的族語主播是承攬人員，但他們和正職的主播工作內容並無二致，包括前置時間、採訪和播報時數都一樣，卻不享有正職人員的勞健保。拉藍說，原民台表面增加族語時數和新聞節目，但員工應有權益卻沒有保障，呼籲將族語主播全數納編正職。

原文會企業工會秘書黃亭勻表示，不僅是族語中心，原民台新聞部採訪組台北中心的8位文字記者中，有5位都是承攬，他們的工作內容都比照正職，卻沒有正職享有的福利，出差加班甚至沒有加班費。她質疑，原民台之前擴編新聞中心，勞動力已經不足，原文會卻不顧基層的勞動權益，擴大濫用承攬，惡化原民台的媒體自主權。

工會強調，72名承攬人員多數都需接受主管指揮監督調派任務，和正職一同工作，多數年資都超過一年，顯示其工作性質並非臨時性、季節性需求，不符「承攬」定義。工會在五月和六月間曾向原文會提出將承攬人員全數納編的訴求，但原文會僅回應「計畫進行人力評估研究」，也表示員額預算被原民會限制，但原民會則回應「用人是原文會的權責」，雙方互踢皮球。

原文會工會代表董事牯慕‧瓦旦不滿地說，現行的人力不需要評估，原文會既然實際上對「承攬」人員也有監督指揮權，就不應再違法濫用承攬，「他們就是在做正職工作！」黃亭勻也認為，法規並沒有寫員額不能增加，認為原文會有員額增加的空間。

原民會：會要求原文會檢討承攬

針對工會抗議，原民會教育文化處處長陳坤昇受訪表示，是否增加員額涉及業務經費和人事經費，會請原文會做妥善人力規劃，預計九月到十月間會完成。至於原文會以承攬來進用非典員工，陳坤昇表示，這樣的管理方式違反民法，會要求原文會做檢討改善。

原文會副執行長Kacaw‧Fuyan則說，他很關心員工工作權，包括承攬人員在保險方面的權益，也覺得要改善。他表示，原民會希望原文會在人力上做調整，「我們也是朝這個方向努力」，至於是否將承攬納編正職，涉及預算編列、人力資源評估和調整，還需做內部討論，但「不無可能」。

1954年，一間總部設於紐奧良的跨國公司收買了美國政府，試圖推翻民主選出的瓜地馬拉領導人。這間公司即是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今日則改名為金吉達品牌國際公司（Chiquita Brands International）。這間公司在華府高層中有不少朋友，包含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以及他的的胞弟、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這間公司也有敵人，例如瓜地馬拉總統哈克沃・阿本斯（Jacobo Árbenz Guzmán），後者的土地改革政策對於擁有瓜地馬拉大部分土地的這間水果公司來說相當不便。

基於對阿本斯「共產主義」傾向的擔憂（以及對公司利潤的影響），聯合水果公司的高階主管遊說美國政府進行干預。他們的努力最終有了成果——代號「PBSUCCESS」的行動（Operation PBSUCESS），這是一場由美國中情局主導的政變，迫使阿本斯流亡國外，並且安插右翼獨裁者阿馬斯（Carlos Castillo Armas）上任。

1954年的政變，只不過是在瓜地馬拉上演的帝國主義恐怖秀的第一幕。在接下來的40年中，受美國支持、接連上任的獨裁者們在可怕的內戰中進行鎮壓、施加暴行。情況糟糕到美國總統柯林頓不得不在1999年時，為美國涉入這36年以來的血洗事件公開道歉。奇怪的是，2013年蒙特（Efraín Ríos Montt）將軍因屠殺瑪雅人而遭審判與定罪時，美國的共謀角色卻未被提及。

正如古語有云：「凡是過去，皆為序章」。今日的瓜地馬拉是世界上暴力行為最氾濫的國家。數十年來的衝突與不平等使得這個國家成了幫派和犯罪的溫床。某些案例中，組織犯罪的網路甚至滋生自以前的維安與情報部隊。

事實上，被稱作「北三角」的這三個中美洲國家——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與薩爾瓦多——在兇殺案數量上名列前茅。雖然每個國家詳情不同，但是這個區域共通的大規模貧窮與政治不穩定之歷史，都是在美國佬（Yanquí）干預的背景下發生的。

當我們在談論移民和尋求庇護者，特別是關於那些來自中美洲的人時，不應該脫離上述的棘手事實。大家都清楚的是：移民到美國是為自己與家人「尋求更好的生活」；但卻沒有討論到這群人離鄉的急迫性，以及流離失所的根本原因。這背後遺漏的是：他們所逃離的局勢，是政治造成的——至少在某個程度上來說，這些局勢是華府做出的決定所造成的。

任何清晰的思考都應該使我們認識到：這些逃難者有權尋求庇護。然而，絕大多數來自中美洲北三角的庇護申請者都遭拒絕，美國政府也持續限縮庇護許可的批准。

將此歸結為川普政府的冷酷無情是很容易的事。但事實上，拒絕承認資本與帝國的受害者也是難民，是早在川普上任前就存在的現象——它已經融入「難民」本身的法理結構之中。

難民概念的意識形態根源

正當柯林頓宣稱美國對於在中美洲的惡作劇行為感到抱歉之際，他拒絕對數千名在米契颶風（Hurricane Mitch）襲擊前夕逃往美國的薩爾瓦多人與瓜地馬拉人伸出援手，使他們面臨驅逐出境的窘境而感到慌亂。不過，仍須肯定柯林頓要求修改《1997年尼加拉瓜調整與中美洲救濟法》（Nicaraguan Adjustment and Central American Relief Act of 1997）的規定。該法案下，逃離左翼政府的古巴人與尼加瓜拉人比逃離右翼獨裁者的薩爾瓦多人與尼加拉瓜人更容易獲得庇護。柯林頓稱這樣的雙重標準是「錯誤」的。

雙重標準並非新鮮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917年，當時，十月革命將政治難民的概念帶進國際舞台。在二十世紀初，難民的概念有著特定的意義，意指從共產主義陣營逃出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帶給世人的震驚與創傷，特別是納粹對猶太人和其他民族的種族滅絕與集體屠殺，再次凸顯了難民問題。1951年，聯合國批准了《難民地位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其中「難民」的定義反映了上述的恐懼（以及那些拒絕了逃難者的國家的罪惡感）：

因有正當理由畏懼由於種族、宗教、國籍、屬於其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由於此項畏懼而不能或不願受該國保護的人；或者不具有國籍並由於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經常居住國家以外而現在不能或由於上述畏懼不願返回該國的人。

儘管如此，20世紀的難民體系仍是冷戰下的產物。正如難民研究學者吉爾・洛舍爾（Gil Loescher）所說：「承認迫害事實與辨認加害者並不麻煩，而庇護難民往往被用來重申共產主義的失敗與西方的仁慈。」

對美國而言，承認迫害事實並辨認加害者很簡單——「迫害」是只有美國敵人才會幹的事。

即使大屠殺的傷口仍未癒合，美國第一套重要的難民法規《1948年流離失所者法》（Displaced Persons Act of 1948），意在給予共產主義陣營的逃離者難民身份，同時卻限縮九成以上流離失所的猶太人，使他們無法獲得難民認可。1953年《難民救濟法》（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則定義難民為前往非共產國家尋求庇護的人。1957年的修正案中，重新定義難民為因迫害而自共產國家逃離的人。

戰後庇護政治迫害受害者的舉動聽起來很有人道主義的味道，但這項行動已與反共意識形態相互結合。是否能成為難民與庇護者，端看他們是否能服膺地緣政治的拉扯戰，其餘的人就沒那麼幸運了。直到1980年代，美國難民法的立場才變得較為中立；但即使在那時，逃離「不友善」政府的人仍得到了優惠待遇，但另一些不幸的人只能面對「好人」的迫害。

1983至1986年間，就在蒙特將軍以焦土政策（tierra arrasada）在瓜地馬拉進行大屠殺後的幾年，美國僅承認不到百分之一的瓜地馬拉難民。同一期間，卻有60%的伊朗人、51％的羅馬尼亞人，以及34％的波蘭難民獲得自由世界的歡迎。

以其他名義行迫害之實

1980年代中期，雷根政府想到一個聰明的方式，正當化美國對尼加拉瓜恐怖行動的資助：當我們不喜歡時，準軍事的死亡小隊是「恐怖份子」，我們喜歡的時候就是「自由鬥士」。雷根找到一套類似的伎倆，來證明為什麼親美恐怖主義下的受害者無法被認可為難民：他們根本不是難民，而是經濟移民。

現行難民法相較於僅以美國自己利益為考量的冷戰時期已有進步。然而仍然保留一個基本且不容置疑的分辨標準，即：值得庇護的難民，以及不值得庇護的移民。（這樣的區辨是否反映美國地緣政治的考量，則是無關緊要的問題）

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和美國法理解下的典型難民，是那些為了逃離政治迫害的人，無論是顯而易見的政治打壓、種族壓迫、國家鎮壓或宗教歧視。無論如何，難民之所以是難民，都是因為政治因素。由於難民概念源自上個世紀中葉，這類迫害通常被認為是由政府和國家所造成的。

另一方面，如果只是單純的移民則不值得同情。

移民遷移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因素。他們可能在自己的國家遭遇暴力犯罪等相關問題，但總得來說，他們來到美國只是讓他們自己有「更好的生活」。（較不寬容的仇外主義者的說法是：偷走我們的工作、侵蝕我們的城鎮、稀釋國家的純血）

多年以來，來自中美洲的那些「不夠格」的移民，仍可以用家暴或幫派暴力為由尋求庇護。然而，就算是這條寶貴的生命線（雖然已經難以使用），最近也被美國司法部長傑夫・賽申斯在自己提交的決定中撤銷。1該決定指出：庇護法「並未對所有不幸事件提供補救措施」。

事實是，這類不幸滿地都是。在中美洲的北三角地帶，許多人生活在虐待、強暴、勒索、人口販運、性奴役與謀殺的恐懼之中，並且面臨疾病與飢餓等等較不刺激（但同樣致命）的威脅。

這些不幸的遭遇，形式上不同於20世紀恐怖歷史中典型的國家迫害形式。但是他們的原因是政治的——這些迫害都是基於資本與帝國考量的政治抉擇下的直接或間接產物。

逃離這樣的困境，嚴格上不能說是自願行為，而是攸關生死的問題。存夠了足以離開的現金、背負巨額債務，危險跋涉穿越美洲大陸之後，這些「移民」如今在自由的土地上被一腳踢出，只因為他們來到此地的理由不夠政治。

這一切都太政治了

美國從未擺脫冷戰思考模式。難民與庇護法或許已經去除以往明顯的意識形態偏見，然而，以為資本主義政權在本質上是善良（或寬容）的，這樣的信念仍難以動搖。迫害只可能是我們的敵人的作為。

那些發生在自稱是社會主義政權下的問題，往往會被歸咎於社會主義政府，以及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本身。但當矛頭指向資本主義社會下悲慘的貧窮與匱乏問題，一瞬間卻被歸咎是個人或是家庭的錯誤。充其量只是經濟問題。

然而，經濟因素並不存在於非政治的真空之中。資本主義既不自然也不中性，而是人為的產物。它是一套由一個階級宰制另一個階級的系統，並由壓迫所維繫。即使在沒有帝國主義干預的狀況下也是如此。不過，這個系統必須要掩飾與模糊：資本主義的剝奪實際上也是一種政治決定。

今日，虐待尋求庇護者的故事席捲所有媒體，重要的是要記牢他們在更「仁慈」的移民執法下仍會面臨更龐大的阻礙。給予庇護者符合人道標準的環境只是最低要求，真正的鬥爭是確保他們不會被送回他們所逃離的地方。

承認那些逃離貧窮與暴力的移民就是難民，本身立意良善。此外人民也有權利自由移動。但是左翼必須特別關注如何揭開強行遷移的原因，並將其重新政治化。

是時候超越二十世紀那種難民只是國家迫害的受害者的概念了。這並非造成今日大規模遷徙的驅力。（今日難民面臨的）處境也許無法符合反動的、服膺歷史的、受意識形態影響的「迫害」概念，但是卻同樣可怕，而造就這些處境的原因也同樣險惡。

換句話說，他們就是難民，而左翼應該爭取他們的難民身份得到認可。

長期以來，美國我行我素摧毀其他國家，卻規避收拾爛攤子的責任。如果有什麼是國際主義左翼可以做的，就是必須扭轉這兩個事實。

• 1.【譯註】在美國，移民上訴委員會（Board of Immigration Appeals）是負責複審移民法院上訴案件的機構。司法部長如果對某判例不滿，有權在移民上訴委員會複審後，自行提交案件並做出新的判例。通常司法部長較少動用此權利。

學生在外租屋房租高、安全堪憂

高教工會青委會、反教育商品化聯盟等學團今日公布「大學宿舍充足率」調查，結果顯示全台大專院校宿舍充足率僅55.5%，近27萬名學生住不到宿舍須在外租屋，其中問題最嚴重的是台北商業大學（台北校區）和中國科技大學（台北校區），竟連一間學生宿舍都未提供。

高教工會青委會成員蘇子軒表示，教育部近日回應大學宿舍短缺問題時稱「8成2學生有宿舍可住」，但教部僅計算有申請宿舍的學生，卻未計入因學校宿舍中籤率太低而直接在外租屋的學生，學團的調查計入這部分有住宿需求的學生後，才反映真實的宿舍充足率狀況。

蘇子軒指出，在文大爆出大群館爭議前，今年就已發生多起大學生居住權益受損的事件，如一月時中國醫藥大學校方不顧學生反對，在校務會議中規劃將主校區的學生宿舍改建為癌治療醫院；四月北醫大宣布投資40億元建構1.5公頃的生技園區，遭學生抗議校方長期投資建設高端醫療設備和生技公司，卻忽視校內學生宿舍缺乏問題，在在顯示宿舍不足、居住權益受損是全台大專學生的共同處境。

北醫居住權益小組成員潘寬表示，北醫有6,000名學生，卻只有800個床位，宿舍也有老舊、空間狹窄的問題，而無宿舍可住的學生，只能被迫進入信義區昂貴的租屋市場，據他們調查，北醫學生租房的租金中間值高達7,500元，是「非常大的負擔」，且很多住在狹窄和頂樓加蓋的空間，安全堪憂。

淡江學生、反教育商品化聯盟成員謝毅弘則表示，淡江淡水校區有21,000名學生，只有2,500個宿舍床位，宿舍少且質量不足，迫使淡江學生必須在外租屋，像他自己就住在猶如「鴿子籠」、一條走道隔出八到十間的學生套房內，也沒有滅火器或消防安檢。謝毅弘指出，2014年淡大一名僑生住在違法隔間的學生套房中，就不幸喪命於火海，質疑居住安全不受保障。

針對學生宿舍不足問題，教育部近日提出建「南海國際學舍」供台北學生使用，以及提供大學蓋宿舍的全額利息補助等辦法。但蘇子軒批評，南海學舍從2011年就說要規劃，但最多也僅能增加450個床位，對於台北地區近5萬宿舍缺額來說，根本是「杯水車薪」；而補助款也僅是被動鼓勵，校方不蓋宿舍，教育部也沒法可管。

學團強調，學生居住權是受教權的一部分，教部責無旁貸，應更積極介入要求各校興建平價宿舍，政院和各縣市政府也應將學生宿舍納入公宅政策，提供經濟上可負擔的社會住宅，並對校外租屋加強安全稽查。學團也主張，文大的「大忠館」先前即有改建宿舍大樓的計畫，文大校方應立即改建宿舍，保障文大學生居住權益。

我時時看見她

身心傷痕壘壘，

我期待她

自污血中站起。

──曾心儀〈我的寫作過程─「我愛博士」自序〉

一

剛開張的現代百貨公司位於西門鬧區邊緣的一角，由於它接近一家電影院，產商預期生意可以做得起來，所以爭搶著訂下攤位，但好日子不久就冷清了下來，店員也顯得沒有活力：

店員總是那樣沉滯的神態，不論生意好壞，她們的情緒總離不了譜，她們總是從早站到晚，只有吃飯的時間得休息坐一下。販賣獎金與販賣作業額比例相差太遠：一、兩萬元取一、兩百元；實在無法刺激她們愉快幹活。不管生意好壞，她們總是辛勞、疲倦，就只說她們一個月三十天要站二十八天，每天從早上十點站到晚上十點半，站十二個半鐘頭就夠累死人了；除此之外隨時壟罩在老板的苛責作業成績的壓力下，她們的顏臉如何呈現得出笑容和生氣活力呢？

上面這一段引文，出自曾心儀的短篇小說〈美麗小姐〉（收錄於《我愛博士》），它描繪的是1960年代後期至1970年代間，台北百貨店員、專櫃小姐的勞動與日常生活。首先登場的是安妮，她本來擔任化妝品專櫃的美容師，後來被經理調到樓上辦公室當主任，她夾在經理與基層員工之間，經理向她要業績，她只好向專櫃上的美容師要業績，惹來大家的憎厭，大家質疑她坐辦公室就忘了站櫃枱的苦。經理要安妮辦「美麗小姐」的美容發表會，她挑了美容師李蘭扮美麗小姐，佯稱是海外歸來的高級美容顧問，以鋪張排場試圖刺激顧客的消費。李蘭清麗可人的面容被濃妝所掩蓋，一邊要引誘顧客購買商品，但實績不如預期、一邊卻被百貨公司的主管言語羞辱。

曾心儀喜歡將故事中人物的艱辛心情，與其周遭的都市亮麗繁華環境交織在一起，經過美容發表會的一陣折騰之後，她是這麼描繪李蘭的：

晚上，發表會結束後，李蘭到洗手間卸妝。換了便服離開公司。西門町是一個閃爍的世界，美國的、日本的一些著名的商品標誌高高矗立在建築物群的頂端。那些電器、藥品、鐘錶的名目那樣地令人們熟悉，幾乎以為它們都是國產貨。人們絲毫感覺不到本國的經濟被侵滲了。這一天寶貴的生活經驗，讓李蘭真確了解到商場的畸形現象，不健康的、自私的、虛偽的素質。她要加入它，就得把自己改變成它所要求的模式……她清澈、聰慧的眼中閃著光，屈辱和磨練化作熱熱的淚，從她的眼眶流出。這時夏夜清涼的風，吹拂過她的面顏。她踽踽在行人間穿行，走向回家的巴士站。

〈彩鳳的心願〉（收錄於同名單行本及《曾心儀集》）是曾心儀更常被提及的同類作品。彩鳳也是百貨公司店員，為了得到獎金改善生計，她參加公司舉辦的「時代歌后」歌唱選拔，而又為了爭取顧客的選票，她只好跟想娶她當姨太太的賴老闆吃飯應酬。後來有個餐廳的負責人蔡先生來找她去駐唱，說是報酬豐富，彩鳳的心願是把父母接過來一起住，想到要增加收入、脫離辛苦的工作環境，她也就答應了。

她到餐廳的第一天，就被蔡先生帶到飯店說是要服侍一名日本來的客人，進了房間之後，穿著日本式家居服的中年男子走來開門，他胖胖矮矮的，滿面橫肉，一雙小眼睛嵌在橫肉間。故事末了，蔡先生將彩鳳留在房間裡自行離去：

蔡走了。蔡把門帶上。彩鳳和日本人遙遙對峙站著。

日本人貪婪地看著彩鳳。

彩鳳冷冷地看著日本人。她眼前幌過一幀舊時的照片，人物明晰──

 

路邊的刑場

雙手被反綁，跪在地上的中國人民

被砍去頭顱，平平的頸面

日本軍閥手持彎彎、亮光光的武士刀

頭顱在武士刀邊，臨在空間

是怎樣痛苦、無言的臉顏啊，那臨空的頭顱上

二

曾心儀作品中，最常被提及的一類主題，是關於「淪落風塵」的年輕女性（淪落風塵是曾自己的用詞，引號是我加的）。在曾心儀第一部小說集《我愛博士》開卷第一篇〈從大溪來的少女〉，開頭就是這樣的描述：

在我唸書的時候，在越戰進行得激烈之時，當我們走在鬧區，不時的瞥見一些直長頭髮的少女，臉上抹著粗俗胭脂，衣飾不甚調和，衣服包裹的是豐潤、結實，流露著農村人勞動的拙樸的體格。她們來自鄉間，生澀地在鬧市裏莽闖。她們與美國大兵手拉著手，洋人茫茫然的相貌，帶著好奇，新鮮走遊這個城市，暫時把戰事死亡傷殘拋諸腦後，在渡著短假期……她們不過是當社會步向工商現代化的過程時從鄉間湧進城市，由於她們不具備都市專業化裏謀生的技能，又要取得高的入息，而流落至都市副產品的歡場裏。

如果說前一類在百貨公司工作的年輕女性，尚在通往中山北路的路口徘迴猶豫、抗拒金錢物質的誘惑，這些淪落風塵的小姐們，就是已經迫於家庭生計，必須在歡場中討生活，而直接走上了中山北路。從大溪來的少女凱琳是礦工之女，在電子公司做事時與組長愛戀懷孕生女，但不見容於組長之母、並沒有結婚，為了幫助妹妹完成專科學業，凱琳從十七歲開始已經當了六年的酒吧女。凱琳在一次墮胎之後，第二天就恢復上工，還被嬉鬧的客人放入冷水浴盆之中，她從那時就開始有著風濕性關節炎的毛病。她的夢想是快點結婚，讓自己的小孩正正當當地喊她媽媽。

曾心儀在《我愛博士》的自序〈我的寫作過程〉中說到，推動她出書的是中篇小說〈一個十九歲少女的故事〉的定稿，這是一個高中女生輟學當舞女的故事，脫胎自好友的經歷。她說這個題材存在她心中有十年之久，但太過折磨她而難以下筆，直到出書前一年她終於鼓足勇氣，把它從心中搬移到稿紙上。在故事中，身為長女的翠華為了改善家庭經濟而休學，自己跑去當舞女、化身為玲黛。等到翠華終於存到償還家中負債的金額，她想復學回到學校，卻被校長以當過舞女的原因拒絕。離開舞廳的翠華放棄學業開始工作，她與公司的主管徐進愛戀，徐進雖然接受她的經歷，翠華卻同樣無法見容於公婆，她只好出走。「懷孕的不適在她心胸裏翻擾，禁不住一陣陣作噁，她只得蹲在牆角，吐起來……她蹲在那裏顯得好瘦小，比她十九歲的年齡小了很多。」

翠華「她無力、無助地站起來。提著行李，一步拖一步往前走」，她的形象讓人聯想到，同樣挺著大肚子跌躺在武昌碼頭的蕭紅。曾心儀堅定地認為，這些少女的犧牲是一個殘忍的悲劇，只能救一時之急，卻不能根本解決問題，而她們的犧牲卻付出極高的代價。曾心儀希望她的好友能即刻看到這篇小說，她也希望經由刊登、出書，讓更多翠華們看到。

文學評論者施淑選編《曾心儀集》時寫了一篇序，標題叫〈愛麗絲遊記〉。施淑把中山北路比喻為曾心儀早期小說世界的唯一通路，在這條通路上，我們可以看見李蘭與彩鳳，也可以看見凱琳、玲黛，或叫做伊娃、朱莉、費雯或露西等等的女孩。「七○年代末的台北，沒有飛沙走石，也沒有自己的姓名，生息在陽光之外的烏來公主、彩鳳、愛娜，像夢遊的愛麗絲，穿梭在壁飾裝潢間，在機器複製了的自然裏，從一個飯店到另一個飯店。」

這尤其適用於閣樓裡的我與愛娜。在〈閣樓裏的女人〉（收錄於《我愛博士》及《曾心儀集》）中，敘事者我是一名酒吧女，她與幾名同事一起租房，剛拿掉孩子、虛弱蒼白的愛娜煮著中藥，眾人談論著避孕的方法。愛娜先前跟美國客人生了一個小孩、由外婆帶著，她恢復健康之後又開始認真上班，有一天愛娜被美軍派出來的人抓到有迷幻藥，被拘留在警察局關五天。故事中的我到了那唯一通路上的分局探望愛娜：

中山北路路邊植著扶疏的楓樹，楓樹伸展成一條長長的綠線非常優美。這些楓樹年歲久了，枝葉濃密。行人走在樹蔭底下有種被保護的感覺。這一代有許多高級的商店相連，間或新興了極時髦的女子服裝店，考究的嬰兒用品商店。還有家畜醫院，古董字畫、藝品畫廊、貿易行，公司，都有著穩定富裕的氣息。地下道的出口就是分局。我像古時鄉下人進衙門般不知所措。

我答應幫愛娜買一些雞肉及治頭痛的阿斯匹林，又走回到中山北路上，我從愛娜身上看到未來的自己。

我走在楓樹的樹蔭下。楓樹真美麗。在飯店門口、地下道出口，楓樹的沿線間隔較遠。我可以不想像路邊一家挨一家的咖啡店、夜總會的享樂，可以不貪戀銀樓、銀行、商業公司的財富。綠色豐美的楓葉沿線讓我的精神悽息。有一個枷鎖連繫著愛娜和我。縱然我已是愚笨遲鈍，思想簡單；陰霾與我亦步亦趨。我不禁發著寒顫，在這明亮、溫熱的午後。

三

1967年12月22日出版的美國《時代雜誌》（TIME）Vol. 90 No. 25，刊登了一篇標題為〈娛樂：五日豐富之旅〉（Recreation: Five-Day Bonanza）的報導，當時正是美國介入越南戰爭之戰事最激烈的時刻，亦是北越發動「春節攻勢」的一個月前。作者撰文介紹，美國政府從兩年前開始，提供越南戰場上的美軍，除了每年30天的休假之外，還有額外五天的「休息與娛樂計畫」（Rest and Recreation Program），可以自由選擇前往包括南越、日本（東京或京都）、曼谷、台北、香港、檀香山、馬尼拉、檳城、吉隆坡、雪梨等十餘個都市進行豐富之旅，美軍供應免費的運輸工具讓美國大兵到這些地方消費。文章中刊登了數張介紹這些城市的照片，例如：越南女孩穿著比基尼泳裝和美國大兵在沙灘嬉戲；代表香港的照片，是美國大兵在酒吧中與東方女性共舞；在曼谷，美國大兵正席地而坐吃著美食，而一旁的女侍跪著把菜送到他的嘴裡。

對台北的說明，則是一名美國大兵在北投溫泉入浴的照片，旁邊有兩名台灣女性陪浴，照片的圖說為：「從台北坐計程車，只要20分鐘就可到達北投，當地有75家溫泉旅館，其中最出色的是文士閣。雖然不是每個美軍，都會丟下台北的樂趣去北投洗溫泉，但像來自辛辛納提的21歲陸戰隊班長Allen Bailey，是不會後悔這個決定的。」與此同時，日本政府自1964年開放國民出國旅遊，也形成日本男性觀光客前往包括台灣在內的東（南）亞各國進行「買春之旅」的風潮，助長了諸如礁溪、北投等地觀光性產業的存在；1967年，日本來台的旅客人數首度超越美國。而後在1972年，台灣省政府印發的英文觀光指南中，同樣登載了上述那張照片，以招徠當時的外國觀光客到台灣旅遊。1

1988年11月1日發行的《人間雜誌》第37期，其創刊三周年特別企劃是「讓歷史指引未來：溯走台灣民眾40年來艱辛而偉大的腳蹤」。編輯部在這部特別企劃的第三卷，將1960年代標示為「依賴與發展」的年代：「內需性、進口取代性工業轉而發展為加工出口型工業，台灣開始為外國市場所要求的質與量生產」，製造業部門以高達61%為女性的年輕勞動力，加入加工出口的國際分工行列；在都市消費服務業部門，《人間雜誌》則以〈台灣的娼婦經濟〉為標題，提到「以美軍投入越戰人數最多的1970年代初年，估計有20萬美軍來台，身上有一年的薪水12000美元，以其中5000美元花在台灣的話，就有十億美元的外匯」，說明了「戰爭色情與貿易色情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

在那樣的年代下成長的台灣男性作家，包括王禎和與黃春明等，以他們的方式寫下了對於礁溪與北投的敘事；而另有一些女性作者，亦用她們自己的視角，描述了關於那個年代的記憶。這其中一位，就是曾心儀。

曾心儀，本名曾台生，1948年生於台南，母親是台南人，父親是江西人、後來以空軍上尉退役。曾心儀剛進國小時便舉家遷移至台北，自小在眷村中生活長大。因為家庭經濟因素，曾心儀較早就進入社會歷練、半工半讀完成高中學業，曾經擔任過百貨公司店員、美容師、秘書、記者等職務，後來才畢業於大學夜間部。曾心儀的第一篇小說作品〈忠實者〉發表於1974年，1977年爆發的「鄉土文學論戰」，給予曾心儀很大的衝擊。其後曾心儀並參與民主運動及社會運動，曾擔任《美麗島雜誌》社務委員，也是「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台灣勞工陣線」前身）的創會會員。

在我自己的閱讀經驗裡，曾心儀的作品有一些特點。首先，她的小說有強烈的紀實風格，她自己在《我愛博士》自序〈我的寫作過程〉中說：

一般愛好文藝的青年，大多把寫作當成一種身心的陶冶。我曾經也是這樣。以為，文藝就是一種優美，是一個高超的境界。當這樣想時，是把自己的意識從現實社會裏抽脫出來。事實上，這是一種自我保護，自我滿足，是消極地逃避現實裏種種必需付出相當的努力才能克服的困難，才能承擔的責任……

……我對文學的認識：它不再是裝飾生活，不再是消遣，而是一種使命，為人們說話，說出痛苦，說出願望，說出方法。它是一把利刃，劃破虛偽的面具，看出它的病徵。它是我們的力量。

曾心儀在《彩鳳的心願》自序〈一年的回顧〉還提到，她在1978年元旦參加王文興的演講會「鄉土文學的功與過」，她覺得王的言詞間充斥著輕薄勞工大眾的口吻，頗為讓她痛心疾首，當時的鄉土文學論戰刺激她完成《彩鳳的心願》裏的故事。用中國大陸文學評論者潘孟園的話來說，「鮮明的現實性」與「強烈的針對性」是曾心儀小說的重要藝術特色。

於是，曾心儀的小說讀起來有時像是報導文學，或是某種「敘述文」（而她後期的政治小說則反向而行，將自身參與政治的經歷轉換為小說），最明顯的或許是〈一個十九歲少女的故事〉，它記錄了翠華淪落風塵、還債後重回家庭、懷孕但不見容於公婆、孤獨出走的整個歷程。由第一人稱的我來敘述故事的〈烏來的公主〉，則彷彿是一篇訪談錄，藉由我與露西間的對話來揭示烏來公主的遭遇，述說一名山地鄉長的女兒如何成為酒吧女：露西的阿姨、姊姊都住在美國，她最期待就是哪天有個美國客人將她帶去美國生活。不管是以第一人稱的我之視角來述說故事，或是尋常的第三人稱全景描述，曾心儀的小說往往給我一種感覺：曾是一名說書報導人，叨叨絮絮地描述沿途的風景與心情，帶領讀者進入她的田野現場親歷其境。

四

台灣自從1960年代開始採取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以來，產業發展大量依賴來自日本的技術及關鍵零組件供應（尤其是在電子及汽車等產業），然後大量銷售至美國這個當時全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這種依賴式發展不僅是在生產性的製造業層面，就前面所談到，曾心儀筆下的中山北路所展示的，乃是，甚至在再生產性的服務業層面，台灣都是在國際分工的支配之下。這也包括了文化的層面。

在〈一個作家的畫像〉（收錄於《彩鳳的心願》）中，主角李達在學生時代就開始幻想著能夠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他跟王文興《家變》中的范曄一樣，對著母親嘶吼要家人不要妨礙他讀書寫作，他的作品跟隨時勢、綜合了各派現代主義大師的精神，小說呈現了怪異、刺激、挑情、浪漫等情節，使得他在文壇中揭起了狂飆。新生代昇起之後，他的創作開始枯竭、受到批駁與挑戰，李達便又迎合風向，改寫現實的故事、謳歌各行各業勞苦的人們，他跑去跟一家農民合照了一張相片，要出版社依據相片畫張油畫印在他的新書封面上。曾心儀這篇作品是在鄉土文學論戰的氛圍下完成的，她嘲諷的大約就是將西方的現代主義「橫的移植」到台灣、形成「舶來文藝」的現象。

此外，曾心儀創造的一個著名男性角色，是〈我愛博士〉（收錄於同名單行本）中的常博士。〈我愛博士〉也是第一人稱的敘事，只知姓曾沒有名的我，去A大旁聽時認識了從哈佛學成歸國的常博士。常博士家境優渥，「他父親有新思想，遺囑採用海葬，將骨灰丟入臺灣海峽。母親是嬌貴的小姐，從不做家事，生下孩子交給奶媽帶，只喜歡看書報雜誌；他留美多年，養成了吃西餐、品咖啡的習慣。咖啡不香，他就一口都不喝。我常因他的舉止而聯想到陳映真的〈唐倩的喜劇〉」。

常博士向我透露了學術界的虛假與浪費，但也不掩飾自身的虛榮。「我覺得他雖有關心社會的理想，但在某些場合，他是處於居高臨下或隔岸觀火的態度，譬如我們一起乘公車，他的腿翹得老高，一幅傲然冷峻觀望別人的樣子。譬如他來我們的公司，看著公司裏的員工，嘆息員工辛苦，語態卻不親切，只像在演繹社會學的公式」。雖然我害怕跟高級知識分子的交往會使自己受傷害，但沒有大學學歷、離過婚的我，終究還是跟常博士展開了愛戀關係。他跟我談到以往與其他女性交往的歷程，他說前一任女友是護士，但她的信文筆粗淺而乏味，認為她不是一位理想的伴侶。我曾盼望做一名護士，認為護士為病人服務的工作崇高，我覺得難受，想到有一天我或許也會被常博士嫌棄文化水準低。

常博士將去香港講學，他向我談到沙特與西蒙第波娃的同居故事。他說將把我們的關係公開，取得他家人的認可，和讓學校師生知曉。但常博士前往香港之後，事情還是開始有了變化，我打電話給他，他像朋友般稱呼我曾小姐，他說要我自立，要我去準備考大學。稍後常博士的來信中斷，好不容易他回台一趟，他說他在香港有了新女友，要我再等他一年，他其實是要我自己知難而退。

這真是可怕的創傷，我覺得羞恥，所有的回憶都使我羞恥，我想到過去的丈夫，他雖然沒有高深的人文知識，不能灌輸、領導我，但是，我們多年相處中曾經努力，真誠地互相對待，有過溫暖，我今天接觸到一位人文學者，他給了我甚麼知識，如何指引我？我們還沒有討論、我還沒有向他學習，就結束了……

我搖搖頭，婚姻是一個多麼重大的問題，我認為在我考慮婚姻之前，在我打算做任何事之前，我首先要鍛鍊自己身心健康、成熟，那就是我必需在感情方面、生活方面都要能獨立，不依賴別人，不把想像、希望建立在他人身上，要達到這種獨立、成熟，我覺得還有一段相當長的路程。

我們大可把〈我愛博士〉視為是常博士的喜劇，由此看到在國際分工體系下的留洋布爾喬亞男性，與本土基層女性間的性別與階級階序，從而連繫上前述台灣的第三世界處境。但這篇小說的男女情感互動主題亦留下了一個伏筆，連接至曾心儀中期的作品。

五

進入1980年代之後，曾心儀的作品題材有了明顯的改變，前面所提到的幾類主題幾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包括她自身參與政治反對運動的經歷，與身旁幾位近親友好去世的紀念文，另外有一些小說，則圍繞在男女的情感糾結，有時也和前述的政治運動參與經歷交織在一起。在寫作風格上，曾心儀前期的社會紀實路線，到了中期轉而為著重在故事主角的心理活動，我們可以看到不少的內心獨白、甚至是意識流呈現；在〈貓女〉與〈作品〉之一二三四系列，則可說帶有魔幻寫實的味道。

以〈情迷〉（收錄於《貓女》及《曾心儀集》）來說，主角魏夫人是一名大學教師，病中的她作了一個和性有關的夢，突然地從夢中驚醒。她的丈夫是使她惶恐的最大原因，因為他風流瀟灑，會吸引很多年輕的女子；而鏡中的她是那麼消瘦、憔悴、蒼老。

也許是缺乏愛情吧。與愛人熱戀的時候，她是極生動、迷人。在不久之前，那幾次，有幾個男人含蓄地向她表示慕情，她莊嚴地婉拒，卻帶著一絲暖意重回到自己的生活圈。像天使的光亮，彷彿來安慰她，拯救她。光亮去後，暖意漸漸淡了，她又陷入孤獨的恐懼裏，總是在她跌入極端的低潮時，光亮從遙遠的地方飄來。

她到校園裡尋找她同為大學教師的丈夫，他正在研究室裡與一名女學生談論文，那名女學生她也認識的、但她不喜歡，因為這位女學生是很前進、開放的女孩，在她丈夫過去的艷事裏，就有這種類型的女孩。女學生朗爽地笑問：「到底應該稱呼楊教授，還是師母呢？」忽然之間，主角在小說行文裡從魏夫人還原至楊小如。楊小如的丈夫忙於研究，睡在研究室沒有時間陪她，她離去回家，「整個晚上睡得很不安寧，一個人迷失在黑暗中，掙扎著，找不到出路。」

楊小如決定要接受一個新的愛情，她需要一個或可說是情感慰藉的人物，她撥電話給程穎，那個黏她很久，讓她覺得很真、很溫暖、可靠的年輕人。見到程穎時，「楊小如覺得自身的眼睛突然光亮，整個人就像木偶奇遇記裏的小木偶，突然間得到人的生命力。對方渾身煥發著男性的魅力，似乎比丈夫的還要多。這一瞬，她感到自己所有女性的特質都失而復得。」但與程穎共度一夜之後，她又遲疑了，因她一直覺得，愛情不可靠，難以把握。回程中，「坐在火車上，楊小如側臉看窗外的田園景色，思濤起伏。種種的疑問，種種的猶疑，在腦裏盤旋。在這樣不停地想的時候，火車載著她，離家愈來愈近了。」

要如何理解、或是說感受曾心儀作品的這種轉變呢？我覺得〈星星墜落了〉（收錄於《貓女》及《曾心儀集》）是一個重要的線索。〈星星墜落了〉這個標題本身就是一個昭示，故事主角我曾經是政治反對運動領袖韓林的妻子，就在結婚的次日清晨，一群陌生人在我面前用手銬銬住韓林的雙手，將他囚禁到小島的監獄裡。在與韓林相識愛戀的過程中，我感受到執政者政治鎮壓的殘酷，反動運動人士間的心思各異。「韓林出獄回來，我們渡過了一段甜蜜的時光。然而，問題卻不知道在甚麼時候悄悄地滋長？當我從他面容看到他有難言的隱衷時，不安與憂懼日益加深。」韓林終於與我離婚了，憑著直覺，我相信，韓林跟我提離婚，與我分居，韓林的愛慕者、蛋頭學者金絲蒂與她丈夫提出離婚、搬出家庭以前，他們已經相好了。

這是很可怕的墮落。不止在於婚姻已經變成形式，而在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那麼脆弱。而這中間，還有一層可怕的，信仰的動搖和崩潰。

曾心儀的〈星星墜落了〉是用倒敘的方式，以韓林的忽然死亡為標記，由我來回溯與韓林的相識相愛、終至信仰動搖的過程。同志的禁錮、運動的挫折、愛人的背叛，最後以韓林的死，宣告曾經高懸的星星墜落了。小說行文間或插入我對某人的告解式告白，那是我新愛的人，如同〈情迷〉中的程穎，他慰藉我的心、挽救我於一線之間，回到這不堪正視的人間。

六

對筆者來說，曾心儀有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霞輝裏〉（收錄於《等》及《曾心儀集》），它最初發表於1980年末，描述的是女主角羅綺突然接到學生時代舊情人蕭勉的電話，兩人相約在一家咖啡廳吃晚餐，她提早到達後回想往事的情景。

十多年前，羅綺還是披散著一頭長髮，穿著輕便裳褲的大學生，她因為轉學而認識蕭勉。蕭當時已經有交往多年的女友D，有段時間蕭周旋在D與羅綺之間，直到某天他決定要重新專心地對待D。羅綺回憶起有一次，是她落在他和D的身後，遠遠地一路跟著他們前行。她是如何勇敢地、懷著激動的心情，看著他一路摟著D的腰，他們倆不時親蜜的親一親面頰。那情景，像刀在她的心上刻劃成一幅尖深的畫。

如今，為著這個約會，羅綺把去美容院做頭髮、修指甲的日子提早了一天。她將烏黑溜溜的長髮在腦後盤成一個簡單的髮髻。這是她很喜歡的髮型。梳這樣的髮型，使她經過細心淡妝的臉顏不僅明豔，而且有一股端莊、成熟的風韻。同時，她穿著黑底、低領、有彩色碎花的絲質洋裝，使她白皙、光滑的頸項延伸了從頭部而來的美麗。她曾想著，梳這樣的髮型，會讓蕭勉驚訝吧！

少婦改變了坐姿，用手支著下巴。霞輝愈深了。他還沒來，他已經遲了好一刻了。她心中毫無埋怨，她很愉快地等著。那美麗的印象是保留了那麼多年。最後，

她遙看著梯口。終於，她等的人來了。遠遠地，她看到他依稀美麗的臉龐和西裝革履的身影。這一刻，她想著，屬於回憶的，是過去了。

相較於曾心儀這個時期的其他作品，女主角多半糾結於情感的挫折，這篇〈在霞輝裏〉顯得異常的平靜。作者以一名事業已然有成的成熟少婦，在十多年後回憶學生時代的青澀愛戀，透過重新與舊情人見面的儀式來宣告，屬於回憶的，是過去了。

文學評論者呂正惠曾談到，1979年底爆發的美麗島事件，迫使台灣鄉土文學的發展進入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階段。一方面是若干作家的入獄，即使沒進監牢的，往往也與出獄後的作家一樣，寫作內容轉向政論或是政論式的小說，因為政治已然是一個更大的舞台，在這個舞台上，所有的關懷都要比文學來得直接而有力；二方面是「鄉土」的社會寫實意涵，逐漸為「本土」所取代。

透過曾心儀的作品，我們亦可在她身上看到這個轉變，只是她的歷程稍微不太一樣。

曾心儀在《貓女》〈後記〉的最後一段曾這麼說：「我相信，愛，是生命的原動力。不管人性多麼複雜，人生悲歡離合，我相信，人與人之間有最真、最純的愛；愛人及被愛，也許，要經過數十年尋尋覓覓，才會發現它存在的透徹意義。愛的純真，愛的多貌，愛的變貌，構織著富麗的文學殿堂。……小說寫作，為生命留下某些意境的記述。藝術創作，是『自由』的另一種呼喚和表達。緣於此，我在參與反對運動中能在煎熬、痛苦中，又擁有因藝術感應而得到的愉悅；這也是人間的一種『不平等』吧！」

進入1980年代之後，曾心儀過往筆下的中山北路或西門町，已經絕少出現在地圖上，她從對於底層女性社會處境的關注，轉而為運動中或是情感中女性的內心書寫。連同她在小說作品上的改變，這篇後記對文學的態度，也與她先前的文學論有著明顯的區隔。或許是她前期的利刃劃破虛偽的面具之後，這個社會的病徵太過駭人之故，運動與情感的動盪，讓她感到必須以最純的愛來應對、以文學來度過煎熬。

於是，在曾心儀1980年代的中期作品裡，常見的場景就是，愛戀中的女主角（常以學院知識份子的身分出現）企求精神與肉體的契合，但在情感關係上遭逢挫折，時而尋求第三人的慰藉。如果進一步放置到投身於民主運動的經歷，那更可說是追求一種社會大愛與個人情愛的結合、社會大我與個人私我的自我完成過程。然而，現實中的處境卻是運動的動搖與愛人的背叛，一旦如此，對於身處其中的我的打擊，便會是運動與個人的雙重否定，從而使人感到加倍的糾結與惆悵。感覺上參與反對運動的經歷給曾心儀留下不少傷痛，加上近親好友的過世，她在1980年代的寫作像是療傷止痛的過程，進入1990年代，更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沉寂。

到了1998年底的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曾心儀是建國黨推出的候選人。2000年以後，曾心儀的寫作重新出發，作品主題更是完全集中在她的政治反對運動經歷，以小說、日記或也可以說是回憶錄的形式保留下來，成為她後期作品的唯一面貌。她希望能告訴自己的子女，母親不在身旁陪伴他們時是去做了哪些事，以及自己的孫輩在還來不及出生長大的時光裡，台灣這塊土地的政治演變。大約是2000年的政黨輪替重新刺激了她的動筆，她將作為一名母親/阿嬤對子女的愛，與對於台灣這塊土地的愛疊合在一起，這是將國族大愛與家族之愛結合的雙重認同，只是與1980年代時的愛之結合方式不同。於是我們看到，曾心儀跟隨著「鄉土文學」的主流路徑，社會寫實主義的「鄉土」觀逐漸走向了國族認同的「本土」觀。

相對於此，台灣這塊土地上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曾長出來的，在1970年代「鄉土文學」的社會寫實旗幟下，或有機會再次萌發的階級觀與政治經濟學視角，後來的發展就顯得幽微許多。此外，曾心儀1980年代作品所些微觸及的，運動中女性的情感關係探討，使人想起中國二十世紀新文學運動中的「革命加戀愛」題材，似乎也同樣缺乏更多同類作品的互相激盪，而隱沒在政治的大敘事之中。

• 1.以上參考殷寶寧2006，第三及第四章。關於那張美軍在北投溫泉旅館的照片，於網路搜尋引擎中鍵入「美軍北投」的關鍵詞，就可以搜尋到圖片。

在密西根州——美國產業工會的大本營——所謂「工作權利」（right-to-work）的立法勝利，激起人們討論在其他州（例如肯德基州或甚至紐澤西州）努力通過類似的法律以削弱工會。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克勞賽默（Charles Krauthammer）甚至表示，有鑒於經濟全球化，這類反工會法律的普及「不可避免」。這個結論很可能讓德國人感到驚訝，因為德國有強大的勞動法規與團體協約，卻仍能夠保有良好的競爭力。

多數討論聚焦於工作權利立法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工作權利允許工人從團體協商中獲益，同時拒絕繳納會費或代理費支持協商過程。迪奧納（E.J. Dionne）正確指出，密西根州的共和黨人是出於政治因素才試圖弱化工會。迪奧納寫道，2012年時在密西根州，「相較於對手的33%，歐巴馬贏得66%的工會家庭票。在其他選民部分，歐巴馬獲得50%的選票，對手則為49%」，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則發現，不論工人是否加入工會，有工作權利法規的州，平均年薪少了約1,500美元，這是因為該政策會造成財富自工人轉移到雇主和股東手中。

正當其他州考慮推動類似的立法，牢記工作權利立法醜陋的種族歧視歷史是重要的。1930年代開始的工作權利運動，背後最關鍵的人物是德州商人、白人至上主義者穆斯（Vance Muse）。他厭惡工會，一部分是因為工會提升了工人之間跨越種族界線的兄弟情誼。正如作家艾姆斯（Mark Ames）所說，穆斯直白地闡述了「工作權利」背後的思考，並宣稱「從現在起，白人女性和白人男性將被迫和非洲黑人猿進入同一個組織。前者將不得不將後者稱作『兄弟』，否則將失去他們的工作。」

事實上，工會有強烈的動力去減少種族歧視與惡意，因為種族歧視將阻礙工人團結與工會的組織。南方的種族隔離主義者對這個道理再清楚不過，這是為什麼他們在20世紀中葉趕著簽署工作權利法案來打擊工會。

1930到1940年代間，組織化的工人在美國北方和中西部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南方的種族敵視成了工會組織的主要阻礙。當美國產業聯合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在1940年代發動「狄克西行動」（Operation Dixie）以組織南方工人時，對南方的種族隔離主義者造成相當大的威脅，因為產聯的綱領包含了減少種族歧視。南方保守派擔心，要是工會可以團結勞動階級中的白人與黑人，將顛覆南方的政治局勢。在南方，吉姆・克勞種族隔離法（Jim Crow）將白人工人與黑人工人隔絕在相互對立的政治派系。南方保守派也認為，工會可能造成「南方受黑人統治」。對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而言，因為種族隔離主義者同時反對勞權跟民權，勞工與民權團體更應該在關心的議題上取得共識。1961年，金恩告訴勞聯－產聯（AFL-CIO），「敵視勞工的人與削弱勞工的人，根本就是同一隻雙頭怪物。這怪物一嘴噴出反黑人的蔑稱，再從另一嘴噴出反勞工的政治宣傳。」

正如歷史學家弗里曼（Tami Friedman）提到，產聯擁有100萬美元的行動基金與250名組織工作者，並在1946年年底前組織到至少100萬名工人；勞聯（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同樣也承諾要組織至少100萬名南方工人。產聯主席默里（Philip Murray）宣稱，要為南方工人提供「政治與經濟上的解放」，並宣示要打敗密西西比州兩個主要的種族隔離主義者。杜波伊斯（W.E.B. Du Bois）也稱產聯是戰後黑白平權的最大希望。

隨著美國總統杜魯門推展民權，南方的種族隔離主義者強化了他們反對工會的力道。在產聯方面，他們則開始執行迪克西行動，南方民主黨人與北方的共和黨人卻一起對1947年《塔虎脫－哈特萊法》（Taft-Hartley legislation）投下支持票，這套法律的目的在於削弱工會組織，支持背後的部份原因則在於授權美國各州可以通過工作權利的法案。弗里曼寫道，「雖然這項立法常被看作是共和黨主導的國會幹的好事，但南方的民主黨人在其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不論是參議院或眾議院，超過八成以上的南方民主黨人都支持這項法案。在杜魯門否決這項立法後，眾議院中90%的民主黨人、參議院中77%的民主黨人共同推翻了他的決定。」

南方的種族隔離主義者，在各州提出一系列工作權利法案來支持《塔虎脫－哈特萊法》，後者被金恩強力反對。他宣稱，「在我們為民權奮鬥的光榮鬥爭中，我們必須提防被類似『工作權利』的虛偽口號所愚弄，『工作權利』法案根本是要剝奪我們的民權與工作權！」

直到今日，最反對工會的州仍是那些前南部邦聯（Confederacy）所在和適用吉姆・克勞法的南部州。在推進民權運動的《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以前實施種族隔離教育的17個州之中，有12個州通過了工作權利法案。所有禁止公部門勞工進行集體協商的州（喬治亞、北卡羅萊納、南卡羅萊納、德克薩斯、維吉尼亞），都是過去曾適用吉姆・克勞法的南部州。而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資料，工會組織率最低的十一個州（北卡羅萊納、阿肯色、喬治亞、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南卡羅萊納、維吉尼亞、田納西、德克薩斯、奧克拉荷馬、佛羅里達），在過去都有過種族隔離的歷史。

知曉這段歷史，人們才能充分理解密西根州通過工作權利法案是多嚴酷的諷刺。雖然密西根州本身的種族歷史很難稱得上是完美無瑕，但由魯瑟（Walter Reuther）領導的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 Workers，UAW）是工運中種族平等的擁護者。例如，勞聯－產聯拒絕支持1963年3月在華盛頓舉行的「向華盛頓進軍」（Washington for Jobs and Freedom）的集會，但汽車工會聯合會和魯瑟都是其中的核心參與者。

65年過去，迪克西行動被翻轉了。工會不但沒有成功地組織南方，我們現在也目睹到過去難以想像的事情：在威斯康辛州的公部門工會陷入癱瘓後，密西根州跟著通過了工作權利法案。

當然，自四零年代以來，更有希望的發展是在美國、特別是美國南方，在種族平等方面有了重大的進步。今日，穆斯關於種族的言論遭到廣大多數的美國人否定，並成為反勞工的「工作權利」運動萬分尷尬的根源。

當勞動者思考如何擺脫他所身處的深度混亂時，美國偉大的民權運動或許能帶來些許靈感。在密西西比州，作為二十一世紀民權運動的一部分，汽車工人聯合會正在日產汽車（Nissan Motors）的工廠組織勞工，勞聯－產聯的主席特朗卡（Richard Trumka）贊同將勞工權益納入「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修正案的理念。如果從密西根州的嚴重損失裡可以得到任何教訓的話，那就是勞工已經發現，「勞權就是民權」的有力念頭可以打破「工作權利」的錯誤言論。

最近，一本名為《我現在沒有時間了》的詩集出版，引起工運界和文學界的廣泛注目。這本詩集由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出版，嘗試以文學的形式，為2015年以來的「反對《勞基法》修惡」的運動留下見證。

「休息時間的戰爭」

這裡的「反《勞基法》修惡運動」，指的是從2015年底國民黨政府末任勞動部長陳雄文推動「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企圖刪除七天國定假日，到2016年底民進黨政府以「一例一休」為配套強行砍掉七天假，再到2018年初民進黨改惡「一例一休」新法，通過提高勞工加班工時、減少勞工加班費和休息時間的《勞基法》版本，這一連串修法過程所引起的勞工抗爭。

面對兩年多來藍綠政黨和資本家聯手對勞工階級反撲，勞工團體也持續發起「拒砍七天假」、「反對修惡《勞基法》」等大規模抗爭，透過集結抗議、衝撞、遊行、佔領、絕食、臥軌和公投連署等行動，寫下工運史上「工時鬥爭」的重要一頁。

在2015年末到2018年初這幾年時間中，也發生許多大大小小的勞資鬥爭，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2016年6月24日的華航空服員罷工，在短短一天內就取得空前勝利，逼迫資方達成七點協議。雖然事後傳出團體協約跳票，並引發空服員工會後續的抗爭，但這場罷工行動無疑已經啟發了無數的勞工大眾，甚至成為電視劇《勞動之王》的主角王怡晨勇於向勞動局申請勞檢的契機。

台灣勞工的不滿，來自長年低工資、長工時乃至超時過勞的勞動環境，這是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性的問題，然而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們仍然貪得無厭，要從勞工身上榨取更多勞動時間和利潤。華航空服員的罷工，帶頭吹響了工時鬥爭的號角，他們在罷工宣言中公開宣告──「這是一場休息時間的戰爭」，他們向台灣受雇者說，「請支持空服員打這場爭取休息時間的戰爭」，而且他們「願意成為這場戰爭中勞方的先鋒」，以此「告訴資本家，告訴國家，台灣必須告別長工時的過勞時代。」

命名永遠是重要的，當「戰爭」和「休息時間」被連結起來，當空服員和廣大勞工被連結起來，對抗資本家和國家時，或許已經成就了近年工運史上最有詩意的一篇罷工宣言。

以詩爭奪「時間」及其意涵

在上述的背景脈絡下誕生的詩集《我現在沒有時間了》，主題和「休息時間」和「工時鬥爭」有明顯的連續性，詩集名稱來自詩人鴻鴻在去年（2017）反《勞基法》修惡運動期間寫的〈我現在沒有時間了〉，書中一共收錄31首詩作，皆是在去年反修法運動中曾發揮影響力的作品，有的出自著名詩人鴻鴻、羅毓嘉、宋尚緯之手，也有的來自一般的空服員、消防員、工程師等等，他們諷喻時事的詩作透過網路等媒介被廣泛轉貼、推波助瀾，而成為運動的一部分。

在這些詩作中，「時間」是重要的母題，既是勞工同資本家／國家爭奪的目標，也是同為受雇者、認同勞工階級的詩人不斷追求和捍衛的東西。鴻鴻的〈我現在沒有時間了〉寫道：

我現在沒有時間了

鬧鐘在你們手裡

但我不打算交出我手裡的電池

我不打算交出我的脊椎

我不打算交出我的孩子和我自己的

那一點點抬頭看天空的時間

我不打算交出我的天空

在鴻鴻的詩中，象徵「時間」的鬧鐘不在勞工手裡，而在開會、度假和打砲時都在「數錢」的資本家手裡，他們徵用勞工的勞動力，包括勞工身體的「肋骨和脊椎」，到精神層面的「抬頭看天空的時間」。但失去時間的勞工並不打算棄械投降，他要把時間的掌控權奪回來，捍衛自己和孩子相處的時間，以及屬於他的天空。

詩人很清楚的看到，時間對於資本家／國家和勞工這兩大對立的階級群體而言，具有截然不同的意涵。在資方和國家那裡，時間就是金錢，是抽象的、可以被不斷徵用和拉長的數值，它可以是「一週八天，一年六季」（鴻鴻〈我現在沒有時間了〉）；一天可以有「二十八個小時」，「如果你沒有／行政院長會幫你做到」（蔣闊宇〈我的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經由官員和老闆的巧手改造，一週也可以有「十二天」，一天「有十六個小時可以努力」（崎雲〈我沒有一雙足夠好的眼睛〉）。

相對於資方和國家對「時間」的佔有，詩人在詩中不斷澄清的，則是「時間」對於一個人應有的意義。「土地需要時間才能肥沃／毛蟲需要時間才能變成蝴蝶／我需要時間才能呼吸／你也需要時間／才能認出鏡子裡的自己」（鴻鴻〈我現在沒有時間了〉），詩人將時間比喻為如同空氣般的要素，爭奪時間，其實也就是爭取人得以蛻變成長、擁有自己的時刻，詩末指向的「你」，更隱然是在告誡資本家們，在資本主義的時間觀裡頭，你是否也迷失了自己？

然而，勞工失去的時間永遠比資本家更多，而奉獻給資本的時間也換不回等量的價值。許多詩人寫到了「成家立業」的想望，卻因為沒有錢、沒有時間，而遲遲無法實現。蔣闊宇的〈布萊梅的音樂家〉則專注寫時間對於「自我實現」的重要性，在他筆下，時間像「每個樂團的鼓手」賦予人們追夢的權力，卻又化身為企業和國家主宰下「微笑的強盜」，奪走人們成為音樂家的夢想。即使路途艱難，詩人仍呼喚著我們動身前往童話終點「布萊梅」，末段卻殘酷地寫道「可是你決意留在這裡／睜開眼，折斷了吉他」，令我們直面必須克服的現實。

對國家的失望與幹話的反彈

身兼文學創作者和工運組織者的詩集編者蔣闊宇和周聖凱在序中寫道，希望這本詩集可以重現這波反《勞基法》修惡運動的感覺結構。那麼，我們從這本詩集可以讀出台灣社會這兩年來什麼樣的感覺結構呢？從中可見，台灣詩人對於民進黨政府兩度修惡《勞基法》的舉措，參雜了憤怒、失望、無奈、傷心等情感，但最突出的感受應該是「對國家的失望」，以及「對政客幹話的反彈」。

詩集中，羅毓嘉的〈勞動〉和〈和平〉兩首詩都表現出強烈的「對國家的失望」。〈勞動〉寫於2017年五一勞動節遊行後，詩中敘述的主角「你」意指勞工大眾，詩人用多個「扛起」描述勞工的日常勞動如何承擔起整個社會所需──你「扛著別人的餐桌」、「扛起那些不再被談論的話題」、「扛起生活的操煩」、「扛起不能縫合的傷口」……

在充滿標語和牌告的廣場上

你扛起國家曾是你的父君

扛起它

曾將你們高高舉起再推落的懸崖

你扛起地底唯一的色彩

扛起串連日夜的繩索

扛起社會重擔的勞工們，也扛起「國家」甚至曾認可其為父君，但勞工卻被國家「高高舉起再推落」，最後只能「扛起每個已摔碎的『我們』」。

〈和平〉則寫於2018年1月《勞基法》修正案三讀通過後，流露出更鮮明的失落感、不信任和悲傷的情緒。這首詩中，「你」成了被質問和批判的國家執政者，例如「你說過的話比深冬的雪花還輕」影射蔡政府背棄承諾，「有人在對街唱著輕快的音樂／你卻把門窗關上／如果有人邀請你跳一支溫柔的華爾滋……／你就踩他的腳」則批評蔡政府拒絕聽取民意，甚至鎮壓勞工抗爭。到了末段，詩人做出最悲憤的控訴：

如果黑色的岩漿流進眼睛

如果看不見國家輕易地把誰碾碎

我們就不需要眼淚了

是這樣嗎

是這樣的吧

國家通過損害勞工權益、削弱勞動條件的法案，猶如碾碎原本已經弱勢的勞工群體。這怎麼能叫詩人不為之悲鳴呢？

此外，詩集中有相當多詩作都是針對《勞基法》修法期間，政治人物和資方代表所說的「幹話」而發出的反彈，例如宋尚緯的〈讓你們說出這些幹話都是我們的問題〉就是代表作之一。這首詩融入蔡英文總統「勞工要自立自強」、小英後援會會長蕭明仁「台灣幾乎沒有過勞死」、行政院長賴清德「薪水低當作做功德」等政商大老講過的「幹話」，將其拼接成一首諷刺意味十足的詩作。詩中的感慨更叫人無言以對：

我們有這麼多、這麼多

沒有意義的金錢在流動

卻沒有辦法拯救

無數正在磨損的齒輪

我是說──

那些吃完這一餐

不一定有下一餐的人們

大家都是被犧牲的那一群

我們也有心懷天下的時候嗎

我們也有

不被那些心懷天下的人

當作一顆棋子的時候嗎

心懷天下、憂國憂民的詩人，在此揭開了表面「心懷天下」，實則謀求權力和利益的人的假面，但我們能從此不被當作一顆棋子嗎？

過勞時代的素人詩人們

這本詩集和一般詩集的不同之處在於，除了收錄成名詩人的作品，還選錄了許多非專業、非職業詩人──或可稱為「素人」的作品。像是華航空服員林馨怡、消防員藍毓傑、工程師中肯逆耳等人，他們都未出版過詩集，甚至不以寫詩為人生職志，但因為寫的詩曾在《勞基法》修法期間發揮作用，所以同樣被選進詩集當中。

林馨怡是華航企業工會幹部，她因為參與抗爭活動，去年被華航人評會建議給予解僱處分，她有感而發寫下〈完美的機器人〉，詩的開頭寫道「很可惜／我沒有讓自己成為完美的人」，即使兢兢業業工作，考績仍然不夠好、沒辦法讓全部的乘客喜歡，沒有如公司所願「成為一個完美的機器人」，最後她說：

很可惜

我終究是人

儘管詩的語言很簡單，但無疑是十分真誠有力的心聲。空服員罷工宣言中也有過類似的話：「空服員並不貪婪，我們只知道休息是受雇者不被雇主擁有的時刻，是每個工人可以作自己的時刻，是一個真正像人的時刻，而作為空服員的我們只希望像人的時刻，可以更多一點。」

從受制於資方的雇傭勞動者，回復成完整的自由的人，這是包括空服員在內的每一個勞動者內心深處的共同願望。素人詩人的聲音儘管青澀，但是卻足夠清澈明亮，說出了勞工拒做機器人，而要求成為「人」，必須從異化勞動中解放的道理。

在反《勞基法》修惡的運動中，我們看到了詩和工運的交互作用，看到書寫過勞、批判資本家和政府的詩如何透過大量轉貼傳播，促使更多人去認識勞權議題，以及詩所具有的社會性和政治性的一面，更看到有許多素人投入寫詩，將自己長期在工作中的疲憊、對公司的不滿、對政府的失望一一表達出來……，於是詩不僅僅是詩，工運也不僅僅是工運，而是相互跨界，成為整體社會改造的一部分。

這本詩集似乎已經證明了，詩，不但可以解釋世界，也可以改變世界。然而，台灣現代詩的質素永遠有更上層樓的空間，我們期待更多素人加入寫詩的行列，為現代詩注入更多社會關懷的視野，也衷心期待下一波「工運詩潮」的出現。

在納爾遜‧曼德拉的最後20年裡，他被譽為楷模，克制著獨裁統治的誘惑和反資本主義的態度，把南非從殖民主義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簡言之，曼德拉不是穆加貝1，南非保留了多黨民主制、媒體自由，經濟蓬勃發展，與全球市場融洽接軌，排斥草率的社會主義試驗。現在，隨著曼德拉的去世，聖人般的睿智形象似乎被永遠定格在那裡：好萊塢有關於他的電影，扮演者摩根‧弗裡曼也曾在其他電影中飾演過上帝；搖滾明星、宗教領袖、運動員、政客（包括比爾‧克林頓和菲德爾‧卡斯特羅）都對曼德拉的逝世表示哀悼。

然而，這是故事的全部嗎？有兩個關鍵的事實被悼念活動所掩蓋。大部分南非人都還是很窮，跟種族隔離時期一樣，他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的提升被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安全感、暴力和犯罪給抵銷了。最主要的變化在於，原先處於統治地位的白種人現在加入了黑人精英。另外，人們還記得，過去的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曾承諾不僅終止種族隔離制度，而且保證社會更公平正義，甚至達到社會主義水平。「非國大」這段更為激進的過往歷史正從我們的記憶中逐漸消失。難怪貧窮的南非黑人越來越激憤。

南非的這一面只是當下左翼不斷重複的故事中的一個版本。在群眾的熱情中，一個領袖或政黨被選舉出來，承諾一個「新世界」──但是之後，他們遲早會遇上關鍵性的兩難困境：被選者是敢於去觸動資本主義機制，還是決定「玩這場遊戲」？如果他打破這些機制，那麼他很快就會被市場波動、經濟混亂和其他因素所「懲罰」。這就是為什麼不能簡單責怪曼德拉在終結種族隔離制度後放棄社會主義：他真的可以選擇嗎？走向社會主義真的是一個選項嗎？

嘲諷艾茵‧蘭德（Ayn Rand）2很容易，但她在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中著名的「金錢頌」（Hymn to Money）裡寫道：「當且僅當你發現錢是所有美好的根基時，你才會想要自我毀滅。當錢不再是人與人之間解決問題的方式時，一個人就會成為別人的工具。血，鞭子和槍支，或是美元。你選一個──沒有其他選擇。」難道馬克思沒有在他著名的理論中說過類似的話嗎？在商品全球化的情況下，「人與人的社會關係被物與物的關係所掩蓋」。

在市場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呈現出相互承認的自由與平等：統治不再是直接實施的、可見的。問題在於蘭德的言外之意：統治和剝削的聯繫是注定存在的，唯一的選擇在於，這種聯繫是直接還是間接的，任何其他選項都將如烏托邦般消散。然而，儘管如此，我們仍應謹記蘭德荒謬的意識形態主張中的一點真相：直接廢除私有財產和市場調控的交換，將導致生產過程缺乏穩固的社會調控形式，實質上必然使奴役和統治間的直接關係死灰復燃。如果我們僅僅廢除市場（包括市場剝削），而沒有用一種適當的共產主義生產和交換的組織來加以替代，統治將伴隨報復和直接剝削重來。

反抗通常從抵抗壓迫性的「半民主體制」開始，就像2011年中東的情況一樣，用口號發動大批民眾，這些口號只能看作是為了取悅民眾，比如「民主」、「反腐」。但之後我們逐漸碰上更困難的選擇：反抗在直接目標上取得勝利的時候，我們就意識到那些真正煩擾我們的（不自由，恥辱，腐敗，缺乏體面生活）前景正在一種新的偽裝下繼續著。主導的意識形態使出全力阻止我們得出這一基本結論。他們開始跟我們說，民主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們還不夠成熟，不能期待從民主中得到太多。這樣，他們就責備起了我們的失敗：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中──就像他們告訴我們的那樣──我們都是資本家，投資自己的生活，如果我們想要成功，就要在教育而非娛樂上花費更多。

從更直接的政治視角來看，美國外交政策制定了詳細的戰略，即如何將普遍的暴亂扭轉到可接受的議會制─資本主義，控制其破壞性，就像在種族隔離制度瓦解後的南非、馬科斯下台後的菲律賓、蘇哈托下台後的印度尼西亞及其他一些地方，他們都成功地做到了。而激進的解放政治幾乎同時面臨著最大的挑戰：在第一波熱潮結束後，如何推進下去，如何在不向「極權主義」誘惑這一大災難屈服的前提下邁出下一步？簡單地說，就是如何在曼德拉的基礎上走得更遠，並且不變成穆加貝。

如果想繼承曼德拉的遺產，我們應忘記那些紀念曼德拉的「鱷魚的眼淚」，把目光放在他沒有完成的承諾上。曼德拉在道德上、政治上無疑是偉大的，因而我們可以想像，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雖然也只是一個失落的老人，但他一定很清楚自己特別的政治成就以及被提升為全球英雄的榮譽是這一苦澀失敗的面具。他在全球的光輝，也正是他根本沒有打破世界權力秩序的標誌。

• 1.【譯註】津巴布韋總統
• 2.【譯註】俄裔美國哲學家、小說家

我對足球與絕大多數的運動都毫無感覺。然而，身為文化研究學者，很難不注意到這些運動展現出的（刻意）去政治性與骨子裡的政治無意識，而且倍感興趣。

以色列

今年（2018）在四年一度的世足賽開始前，關心巴勒斯坦議題者不可能不知道的亮點新聞是阿根廷隊拒絕耶路撒冷的邀約，不與並未進階至俄羅斯盧日尼基運動場內的以色列球隊進行賽前「友誼賽」。球王梅西以隊員人身安全為由的拒絕，可謂雙刃劍：一方面，他的不支持以色列（與背後的大頭目，美國）堪稱對近年來陷入瓶頸的BDS運動（抵制、撤資、制裁以色列）帶來強大的激勵與動能，但這個宣稱也隱含著不願意涉入以巴「衝突」的明哲保身。我們無法揣測梅希與阿根廷隊的真正盤算，但對比於之前電台頭樂團（Radio Head）不顧英美搖滾樂的人道主義者殷切勸阻，逕自前往台拉維夫演唱的狂噓，這回阿根廷足球隊不甩美帝與以色列的強大招喚，得到常態人道主義的喝采與社民型態左派的欣慰頷首。

然而，從這樁事件之內的陰暗無意識而言，此義舉（最善意假設）遮蔽了最該被衝撞開來的現狀，也就是理論家Jasbir Puar與Achille Mbembe的洞見，越是以人道模式看待巴勒斯坦（尤其是加薩走廊），越是維穩以色列的策略：「不讓對方好死！」這些被封鎖的巴勒斯坦人，由於多方勢力的危險平衡，必須也只能持續存活於「半腐爛死域」（living in rotten necro-realm）的恆持不變性。再者，如同Noam Chomsky與Edward W. Said的分析，前者認為國際人道性質的BDS終究無法解套巴勒斯坦人的殘敗生命處境，不似1990年代BDS對南非的施壓，在於南非白人政權極度需要黑人的勞動力，但以色列的渴望是將巴勒斯坦洗出種族圈與歷史記憶之外。此外，更重要的是，當時有卡斯楚號召的古巴共產主義國際志願軍出動，箝制了南非政權的坐大。Said則認為，一逕幫巴勒斯坦取得有名無實的「國家地位」，完全無助於解放所有巴勒斯坦人（穆斯林，基督教徒，貝都因等非單一族群的整體）在這塊土地上的處境，最大的效果反而是遮羞布結構，讓貪腐的巴解組織（PLO，尤其是領袖阿拉法特）與之後的法塔政權（即第一世界認可的巴勒斯坦政權：Palestine Authority）成為美國與以色列政權操控的「代理使者」。從電台頭樂團到阿根廷足球隊，他們是否踏上以色列境內或許不是重點，而是這兩者的政治目的，以及兩種貌似截然背反動作帶來的效應。我們無法不追問，光是顧著讚嘆穿越虫洞取得進步美名的BDS動作，是否更讓巴勒斯坦集體性陷入不斷被摧枯拉朽的黑洞邊際狀態，在「事件地平線」（event horizon）凝固於被吃乾抹淨的慘狀？至於國際（尤其是歐美為主的進步主義把持）BDS對於各種去或不去以色列者的譴責與激賞，最精彩的成就，很遺憾地徒自停留在贖罪式的自我滿足。

德國

接下來，世足賽開打之後，前一屆的冠軍隊德國大爆冷門，在淘汰賽就被修理出局。照說，足球是一種不可能不以全隊整體來評估好壞的運動形式，但德媒聚焦的大罪人單獨指向德國隊的土耳其裔球員，厄齊爾（Mesut Özil）。這位球員在上屆得到冠軍時，被視為德國的「國民英雄」。不過，能夠得到如此的肯認，在於此類「高端移民」必須在文化慣習與民族規範的雙重層次都無比順從的「歸化」與「融入」，並且對於「國家榮耀」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在這四年之內，厄齊爾犯下的最大錯是坦然與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勾搭不清，拍下友愛的合照，加上他從未放棄穆斯林的身份。倘若這回的德國隊表現優異，或許他能夠得到起碼的容忍，但在大敗給韓國的球場，德國（白種）球迷針對性地朝厄齊爾破口大罵，彷彿他的不夠「愛德國」（以及太「回教」）成為這場球賽敗局的絕對理由。

原本從虫洞竄起、從落難移民成為「自己人」驕傲的閃亮球星，只要不謹言慎行且保持常勝，就如同被措手不及的足球打到臉部的防守者，立即被推擠至「我族」的邊界之外，落到將被黑洞吸納的位置。無獨有偶的是，剛剛判決極右翼殘殺中東裔移民的新納粹組織「國家社會主義地下結社」（National Socialist Underground）領袖Beate Zschäpe被判決無期徒刑。雖說不少「有良心」的純血德國人在法庭外為死者哀悼，但光是從警方將這起連續屠殺土耳其裔移民的恐怖種族罪行暱稱為「中東肉串命案」（Kebab Murders，德文為Dönermorde），不能更司馬昭之心地彰顯了德國亞利安種族無意識對非白種族裔的「啖其肉」慾望。無論良知派與進步派如何呼籲「共容並存」，蠢蠢欲動的嗜血民族激情看待非純正德國球員的針對性蔑視與土耳其裔被殘殺者的嘲諷不敬，儼然讓進步社民與鐵血納粹這兩股勢力成為奇妙的雙螺旋體。

克羅埃西亞

至於在本屆世足賽最為台灣頌揚且視為「模範」的對象，莫過於兩個打入正式賽的「寡民小國」，媒體凝聚它們的愛國心與激昂雄渾民族意志。前者是北歐五國最邊陲、人口數目最少的冰島。這屆的冰島隊能攻破預賽，已經被視為「小冰島，大奇蹟」。除此之外，只要不是對民族熱血欲力有所遲疑者，鮮少不對東歐的克羅埃西亞華麗奇觀式的過五關斬六將，進入冠亞軍總決賽的頂級佳績，以及取得本屆最佳球員的金球獎，奉上幾近瘋狂的頂禮膜拜。媒體的深入報導大抵集中於這些傑出球員童年的「巴爾幹內戰」洗禮，養成堅韌強悍的志氣、遠勝過一般民族國家的團結，更將戰火洗禮視為栽培出足球員當中難得的狡黠敏銳戰略大師（得到本屆金球獎的隊長，莫德里奇Luka Modrić）的必備因素。然而，在我能看到的足球相關評論，並沒有任何書寫進行深度耙梳，讓不解門道的讀者能稍微理解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斯洛維尼亞、馬其頓共和國、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蒙特內哥羅、科索沃這些由前南斯拉夫聯邦崩解之後的巴爾幹諸小國，陸續分裂後所激化的民族／族裔對立，以及，從極度敵意展現出的「鐵血」欲力與殺性。超越極限的體能與精巧優雅的技術，奉獻給的對象（必須也只能）是獨立之後、經濟衰敗不振且朝向極端右翼靠攏的國／族。

克羅埃西亞所發源的南斯拉夫聯邦，在解體之前由共產主義強勢領袖狄托（Josip Broz Tito）所堅持執行的非私有平均分配與族群共存理念，在南斯拉夫覆滅後的近三十年來，已然蕩然無存。最難堪的是，在克羅埃西亞與這幾個前南斯拉夫裂解後紛紛「自主」的東歐小國，迄今還沒有哪個國家能夠追平1990年代共產主義政權瓦解之前的民生水準與相對穩定的生活品質，只能靠足球賽的勝利來充當現實愁慘的安慰劑。

法國

相對於克羅埃西亞隊血統純淨單一的同民族陣營，甫得到世足冠軍的法國隊成為強烈的對比。在這二十名國家選手當中，超過二分之一的深黑色面孔與明顯非白人的法屬加勒比海後裔成員，讓這支隊伍突顯出乍看是法蘭西「多元文化主義」的美好幻象。然而，倘若從二十世紀迄今的法國帝國主義豐功偉業的視角來看，在二戰之後，大量引入北非（如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與非洲大陸（例如統稱法屬西非的象牙海岸、吉內亞、馬利、塞內加爾等）勞動力，並將這些前法屬殖民地的人類精華樣本撈回「母國」，揉雜為法蘭西足球成為國族主義補充與促進經濟力的「快樂朝貢因素」。囊括這些健美有力、技術卓越的非白種陽剛肉體成為殖民大業的鉅額剩餘利潤，並且驕傲宣稱三B──黑人（Black）、白人（Blanc）、加上字義是「蠻族」的阿拉伯「柏爾」（Beur）」人──無縫接軌地活在三色法國國旗的美麗處境。

就本屆而言，獲得最佳新人獎、表現犀利且年紀不滿二十歲的小將姆巴珮（Kylian Mbappé，母親是阿爾及利亞人，父親來自中西非的喀麥隆）、已然是一線球星的博格巴（Paul Pogba，幾內亞裔）、恩格羅·坎特（N'Golo Kanté，父母皆為西非馬利人）等，都是鮮明的非洲裔。此外，微妙的「跨種族」例子則是母親是「純法國人」，而父系血統來自法國境外省、位於大西洋與加勒比海之間火山嶼群之一的馬提尼克（Martinique）的中後衛拉斐爾·瓦拉內（Raphaël Xavier Varane）。

事實上，從二十年前得到首次世界杯勝利的時刻，三B正是由三名主力球員所組成，分別是白種的布蘭科（Laurent Blanc）、阿爾及利亞裔的「席丹」（Zizou，Zinedine Yazid Zidane，又譯「齊祖」）、以及黑種球員圖拉姆（Lilian Thuram）。看似和諧的三B球員組合，骨子裡的撕裂扞格得以披露，得拜白色的布蘭科甘冒大不諱、踩踏種族歧視蜂窩的誠實建議（將栽培年輕球員的「非白人配額」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以下，但未遭採納，並使得他官位不保），以及足協採取嚴格管制雙國籍（當然，另一個國籍幾乎都是非洲國家）黑色球員的監控手腕。採取糖與鞭子雙重夾擊的策略，帶出許多非白種人的「本國球星」，造就出這二十年來讓「一日球迷」經常以為這是「非洲國家隊」的高盧功績（公雞）集團。

我們不該苛責這些阿爾及利亞與非洲裔的球星運用自己的肉體能耐來翻轉階序，在球場奮力馳騁，儼然以「代理人戰爭」士兵的位置來擺脫貧困與取得未來，脫離非白種多重移民混居的（暴力）「都會邊陲區」（Banlieue）的次等生命狀態。然而，不能不批判自豪「多民族融合」成就的法國主流意識型態：全民熱愛、猶如凌空飛仙的席丹，無法弭平他來自的國家被法帝宰制與反抗者死傷的種種慘烈。在歡欣慶賀世足法國隊勝利的同時，或許我們更該複習的是距今不遠的歷史事實：從1954年至1962年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法國軍隊屠殺了五十萬以上的死者。更不能遺忘的是，在打壓阿爾及利亞獨立的同時，法國境內在1961年大量血洗和平抗議的阿爾及利亞裔「本國人」，眾多屍體如球迷狂歡後棄置的垃圾，橫陳浮游於優雅的塞納河。或許可以這樣比喻，足球不但是個圓形體，更是沾滿種族、階級與位序肉體烙印的地球微縮模型。

愛爾蘭：機師罷工 迫使600航班停飛

愛爾蘭廉價航空公司「瑞安航空」（Ryanair）機師宣布明日（7/20）、24日展開為期24小時的罷工，成功迫使資方宣布停駛歐洲600個航班。代表機師的愛爾蘭航空機師協會（The Irish Airline Pilots Association）聲明批評，瑞安航空管理基層無意就機師提出的年資制度與特休假展開實質對話，此外也未履行調薪20%的承諾，因此成員經投票後決定罷工。

瑞安航空的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與比利時的機組與地勤人員也將在下週發動罷工。他們認為，資方並未回應日前勞工提出的問題，包括：改善經濟條件、班表、安全、避免使用派遣人員以及嚴格的商品銷售目標...等等。

代表地勤人員的國際運輸工人聯盟（The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表示，上述問題存在已久，至今未見顯著改進。

此次參與罷工機師皆屬瑞安航空直接雇用，人數佔總機師1/4，他們以99%的比例通過罷工決議。瑞安航空旗下並有250位「自雇」機師。一篇《衛報》社論指出瑞安航空大部分機師皆是契約工人，其合約是與「僅對瑞安航空提供服務」的派遣公司簽訂。

歐洲：亞馬遜年度促銷日 工人罷工爭權利

全球最大網路零售商亞馬遜（Amazon）的貴賓日（Prime Day）於本週開始。在這個亞馬遜重要的年度促銷活動期間，歐洲包括西班牙、波蘭以及德國的亞馬遜工人，相繼發起罷工，要求這間全世界市值第二的美商，改善勞動條件。

在西班牙，約有1千名工人參與為期一日半的罷工。西班牙工人委員會（Comisiones Obreras）表示罷工是為抗議資方不願改善勞動條件以及刪減工資。工人也不滿資方提出的團體協約，認為資方版本的工資調漲率不及通貨膨脹率、減少夜班津貼與超時給付。罷工行動展開後，位在費爾南多（San Fernando）的亞馬遜倉庫，傳出警察攻擊罷工工人的消息，造成一人受傷、3人遭拘捕。

德國是亞馬遜在美國之外第二大市場，去年銷售淨額成長至少20%，來到170億美元。該公司執行長傑佛瑞・貝佐斯（Jeff Bezos）的個人身價更是超過1千5百億美元，是新任的世界首富。不過亞馬遜在德國，自2013年起便拒絕與工會進行集體協商。德國服務行業工會（Verdi）聲明抨擊亞馬遜賺大錢，卻是以工人健康為代價。

以色列：軍方涉嫌蓄意槍殺醫療人員

以色列人權組織卜采萊姆（B'Tselem）公布調查指出：以色列軍方蓄意槍殺巴勒斯坦醫療輔助人員，與以色列官方堅稱的誤殺說法大相徑庭。今年（2018）6月1日，20歲的醫療輔助人員納吉爾（Razan al-Najjar），當時正在協助加薩走廊受傷的示威群眾。她是在身著醫療人員背心、距離群眾約10公尺的地方，遭以色列軍人開槍擊中胸部後死亡。

當時就在納吉爾身旁的醫療輔助人員加薩爾（Abu Jazar）接受卜采萊姆訪問時表示，兩名以色列軍人步下吉普車後，以蹲姿瞄準包括納吉爾在內的三名醫療人員後開火。報告也揭露以色列軍方使用催淚瓦斯攻擊協助疏散傷者的醫療人員。

事發後，以色列國防軍聲明表示：該巴勒斯坦婦女是遭流彈擊中，否認軍方蓄意瞄準的意圖。

自3月30日巴勒斯坦返鄉大遊行（Great March of Return）至今，以色列軍隊已殺害至少137名巴勒斯坦人，並造成至少1萬5千人受傷。14日，以色列對加薩走廊發起報復性的空襲，造成兩名分別為15、16歲的青少年喪生，受傷人數至少30人。世界衛生組織統計，3月30日至本（7）月10日之間，已有357名醫療人員遭攻擊，其中26名遭實彈射中，36名被催淚瓦斯直接攻擊。

除持續殺害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政府近日也通過教育法案，禁止抨擊政府與以色列國防軍的團體進入校園；並試圖立法建立猶太人專屬社區，並移除阿拉伯語作為官方語言；此外，更持續封鎖包括燃料等物資進入加薩走廊，從經濟、教育以及人權各方面，持續壓迫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權利。

伊拉克：民眾油田外示威 抗議失業與民生問題

伊拉克南部蘊含豐富石油的巴斯拉省（Basra）本月8日起爆發示威後，抗議潮延續至今，範圍擴及東部迪亞拉省（Diyala）與南部納希利亞市（Nasiriyah）等地，截至17日止至少有8名民眾死亡。抗議民眾要求就業機會，並且改善民生基礎建設。

石油產業佔伊拉克89%的國家預算以及99%的出口營收，但是僅提供百分之一的工作機會，因為大部分職缺皆由外國人士占據。根據官方統計，伊拉克失業率為10.8％，青年失業率更是高達兩倍，而該國有60%的人口低於24歲。在巴斯拉，250名群眾聚集於祖拜爾（Zubiar）油田外，但遭警方以棍棒和橡膠子彈驅離。祖拜爾的油田是由義大利埃尼（Eni）集團營運。示威者也試圖阻擋通往其他主要油田的道路，包括由美國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所營運的西古爾納1號（West Qurna-1）油田以及俄國盧克石油（Lukoil）管理的西古爾納2號油田。

為平息示威，看守政府總理海德爾・阿巴迪（Haider al-Abadi）宣布將投資30億美金，改善巴斯拉供水、電力與醫療服務等基礎設施，但是阿巴迪的讓步未獲示威者接納，目前抗議仍然持續當中。

美國：沃爾瑪取得監聽員工科技專利

美國零售商沃爾瑪（Walmart）近日取得一項名為「聲音感應」（sound sensor）的科技專利。該技術能夠監聽結帳台員工與結帳顧客，以及排隊顧客的對話。沃爾瑪宣稱，取得的聲音資料將可用於評估員工工作表現、統計顧客等候結帳時間以及購買的商品數量。不過，有專家認為，無所不在的監控將造成員工心理負擔，可能適得其反。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則指出，關於監視危害隱私並且破壞勞權的批評聲浪越來越多，而沃爾瑪長期以來面對不當對待員工的指控，包括：工資過低、工作環境惡劣，以及打壓工會。

桃園市政府清潔隊員林星位因車禍右腳骨折，醫生診斷需要定期復健，雇主依《勞基法》需給予復健的公傷假，但桃市府清潔稽查大隊竟拒絕給假，經桃園市勞動局裁罰後，還不服裁罰向勞動部提起訴願。林星位今日（7/19）和桃園市環保局工會一同到勞動部陳情，要求勞動部駁回訴願，保障職災勞工權益。

桃市府清潔隊員林星位表示，他在2014年8月下班途中被酒駕司機撞傷，導致右腳骨折和韌帶斷裂，難以行走，醫師診斷認為病情「宜每週復健三次」，但去年清潔稽查大隊卻施壓，說他復健時間太久，即使他提出醫院證明，還是不願給他公傷假，近日甚至要求他請完病假後，只能請事假和特休假。林星位不滿地說，他的右膝蓋現在已經發生病變，上級卻仍視若無睹，不給他公傷假，根本是極盡刁難之能事，造成他身心很大壓力。

環保工會聯合會理事長蘇家源指出，林星位是執業醫生診斷書認定、市長也已經批准了符合請公傷假資格的職災勞工，但桃市府清潔稽查大隊作為市府二級單位卻屢次刁難，不准讓林星位休公傷假。工會向桃園市勞動局投訴後，勞動局5月也判定稽查大隊違反《勞基法》第59條，並予以裁罰，但大隊堅持不給假，還向勞動部提出訴願，「根本是天大笑話！」蘇家源說，如果訴願成功，之後職災都很難成立。

消防員權益促進會秘書長朱智宇表示，桃市稽查大隊拒給公傷假的案例，呈現出公部門對受雇員工「用過即丟」的態度，長期缺乏補償公部門職災勞工的機制，不重視其復健和身心障礙的權利，呼籲稽查大隊依法給予公傷假，公部門也應在員工發生職災時給予應有保障。

工會要求勞動部駁回稽查大隊的訴願，尊重專業醫師判斷，勿成苛待職災勞工的幫兇。對此，勞動部職安署表示，此個案已進入訴願程序處理，對於工會的訴求，會「依法處理」。

工會則強調，如果勞動部不能立即駁回訴願，也應盡快讓訴願結果出爐，不要讓職災勞工空等；而若最後訴願證明桃市稽查大隊公務員違法刁難，也希望勞動部將不法的地方公務員移送懲戒，而不是讓他們繼續折磨其他勞工。

現代國家的執政者其實不過是幫整個資產階級管理集體事務的委員會而已。——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斐特烈・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過去數週以來，墨西哥的資產階級對於國家復興運動（Movimiento Regeneración Nacional，簡稱MORENA）的總統候選人安德烈斯・曼努埃爾・羅培茲・歐布拉多（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簡稱AMLO）的看法兩極。爭執始於這位總統候選人表示自己不同意聯邦政府與大資產階級在墨西哥市蓋新機場的計畫。幾日後，墨西哥最富有的人出面捍衛機場計畫，回應道「中止該計畫即是阻止國家的進步」，並對數以千計的家庭造成不良影響。當記者問及這位億萬富翁卡洛斯・史林（Carlos Slim）1在機場計畫中投資了多少錢，他冷笑回答道：自己沒有投資任何一毛錢，資金全都來自他的英博沙銀行（Inbursa）所管理的退休基金。

歐布拉多與銀行家們會了面，經過事後披露，後者對於他的提案感到非常不悅。在社群軟體的訊息中，西班牙對外銀行墨西哥商業銀行（BBVA Bancomer）代表們表示徹底反對歐布拉多。這並非單一個案。所有掌控國家銀行的國際金融資本都對歐布拉多失去信心。

之後的一場公共集會中，歐布拉多表示，某些企業家——（歐布拉多稱他們為）「得勢的黑手黨」——已經與（右翼）國家行動黨（Partido Acción Nacional）與（中間偏左）民主革命黨（Partido de la Revolución Democrática）的候選人里卡多・安納亞（Ricardo Anaya）會面，目的是準備撤銷對於革命制度黨（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候選人梅亞德（José Antonio Meade）的支持2，轉而力挺安納亞。歐布拉多的發言激起這群企業家的憤怒，並斥責他說謊，澄清他們並未對任何人施壓，歐布拉多毀謗他們。

爭議由此升高。歐布拉多點名寡頭集團——特別是克勞迪奧・X・岡薩雷斯（Claudio X González）、阿爾貝托・巴伊雷斯（Alberto Bailleres）、赫爾曼・拉雷亞（German Larrea）、埃杜亞多・特利康（Eduardo Tricon），以及亞歷杭德羅・亞米瑞茲（Alejandro Amírez）等五位——並且指控他們直接操控2006年的詐選，並且資助右翼候選人的競選活動。他指控這群人以國家利益為代價讓自己致富，並稱他們貪婪且自私。

根據知情人士，墨西哥商會（Mexican Business Council）成員包含該國60個最具影響力的家族。他們發表一篇《不應如此》的聲明，要求歐布拉多停止稱呼他們是騙子，並表示他們有權表達觀點以及對於歐布拉多提案不滿意的地方。幾日後，他們在所有全國流通的報紙上刊登一封超過兩頁、上頭有著數百個公司與企業家簽名的信件。作為反對歐布拉多的階級，資產階級支持墨西哥商會。在信件中他們捍衛自己的階級觀點與利益，清楚表明自己才是提供工作的人，並且拒絕沈默。

歐布拉多反資？

歐布拉多在不同訪問與集會中堅稱自己並不反對資本家，在他的政府中，每個人都有發展的空間，而他也會給予他們繼續擴展事業的機會。他的執政計畫中，沒有任何一點表明他將會對企業進行國有化或是反對資本主義，而這正是我們所批評的立場。此外，他也未曾表示將進行徵收。與此相反，他主張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他也提議在該國北部與南部成立工業區，邀請外國與本國大公司投資。在他的《國家計畫》（Programme for the Nation）中，他提議沿墨西哥邊境開放30公里寬的土地，作為吸引投資的自由貿易區：當中特別提及以色列的資金。該自由貿易區將對供水與電力提供較低稅率。

歐布拉多希望促成像第一世界般的資本主義條件，國家扮演促進公共工程與支持私人資本的角色；其次是對最需要協助的民眾提供救濟與支持計畫。我們可以說，歐布拉多想要的，是強化福利國家，進行小規模改革，舒緩絕大多數民眾的苦難。同時他也想要增強墨西哥的資本主義，跳脫美國帝國主義資本家與本國資產階級造成的發展遲緩窘境；後者並未在國家經濟的發展中扮演獨立的角色，而是與帝國主義結盟賺取更多金錢。

因此，歐布拉多的立場非常清楚：他不想與資產階級有所衝突，他無意從階級的立場出發攻擊他們，他唯一將做的就是取消他們的特權——包括給予大公司好幾百萬的稅金減免，以及與政府不同部門簽訂的秘密合約。這是為什麼墨西哥有一小部分的小資產階級，甚至是大資產階級支持歐布拉多。這些階層並未從（「新自由主義」階段的）改革以及公共資產私有化的階段中獲利。國內氾濫的暴力也打擊了他們的荷包，為此他們必須將某些領域讓渡給特定集團。他們認為上述情況有平息的必要。他們要求墨西哥政治有所改變，但他們並不是革命階級。他們想要持續經營生意，從自然資源與工人身上獲利，只是他們拒絕在現有的狀況下這樣做。

根本問題是什麼？

如前所提，墨西哥商會是寡頭集團。他們與美國帝國主義資本家是實際掌握國家的人。他們直接決定過去30年來的經濟政策，決定應該由誰執政，以及那些應該做／不做。

墨西哥商會成員包括重要公司的老闆們或經理，包括：墨西哥金百利克拉克董事長克勞迪奧・X・岡薩雷斯；墨西哥衛視集團（Televisa）執行長埃米利奧・阿茲卡拉加・讓（Emilio Azcárraga Jean）；佩諾爾斯工業公司（Industrias Peñoles）的老闆阿爾貝托・巴伊雷斯；芬沙飲料公司（FEMSA）的董事長費南德茲・卡巴傑爾（José Antonio Fernández Carbajal）…等等。60個成員中，至少有16個是名列《富比士》（Forbes）「2018年億萬富翁」的鉅富。這些人在他人的痛苦、折磨與悲慘之上增加自己的財富。

如同「南方」（El Sur）網站一篇文章中說明道：

墨西哥近年億萬富翁的人數增加並不明顯，但是他們的財富整體而言則呈倍數成長，他們總共累積1,429億美元的財富。根據〈墨西哥極端不平等的現象與經濟、政治權力集中的現象〉這篇報導：「…1996年，墨西哥最富有的16個人，財富合計為256億美元...，2002年，前四大鉅富的財富佔國民生產毛額的2％，但在2003年至2014年間，該比例上升至9％，約是2千萬名墨西哥人收入合計的1/3。」

上述人物之外，金融資本的主管與擁有者也是剝削與竊取國家的人。墨西哥的金融資本是由跨國公司所支配：

總部位於西班牙畢爾包（Bilbao）的西班牙對外銀行墨西哥商業銀行，控制約23％的市場。美國花旗銀行旗下的墨西哥國立銀行（Banamex）掌控14％的資產，西班牙的桑坦德銀行（Santander）則為13.5％。再加上加拿大豐業銀行（Scotiabank）的6.2％以及匯豐銀行的6.5％，約70％的銀行部門掌握在外國公司手上，當然利潤也流回他們的總部。事實上，這些利潤是稍顯疲弱的西班牙銀行之所以穩定的主要原因，但是他們仍喜歡動輒發表評論或是語帶威脅。董事會成員名單裡頭出現過去或是未來國家官員是稀鬆平常的事。毫無疑問梅亞德將會成為某某銀行的董事會成員，他長期擔任財政與公共信用部部長以及其他能夠取得獨家資訊的職位，這些資訊是銀行願意花錢買到手的。所有曾在銀行工作的政治人物，在他們還是銀行僱員時就是如此做的。

他們對於未來的歐布拉多政府有清楚的立場：他們不喜歡，也沒準備好接受一個西班牙語並不流利、「也不懂英語」的政治人物，這是連鎖百貨公司科佩爾（Coppel）老闆的公開發言。他們連麵包屑都不願分給窮人。

墨西哥的衝突尚未升高，因為歐布拉多目前為止仍只是一位候選人。現在國家的寡頭集團與帝國主義資本家正試圖解決內部衝突，並為選舉盡可能展現出團結與堅強的一面。雖然他們無法強迫梅亞德為了安納亞退出選舉，我們可以確定他們正在佈局自己的政黨結構以及資金，從第二場辯論起，他們將更明確地支持安納亞。革命制度黨的州長們也將發起「戰略投票」，為了這位令人討厭的候選人買票與吸收選民。

如果歐布拉多贏得總統選舉，寡頭集團與帝國主義資本家將從經濟與政治對政府進行顛覆，而現正發生的將只是序曲。他們的目標明確：任何政府必須為他們服務，如果歐布拉多不願站在他們這邊，他們將會對他施壓，或者試圖將他趕出政府。

寡頭集團與拉丁美洲的改革派政府

談及拉丁美洲的事件時，我們有前車之鑑的優勢。自從烏戈・查維茲（Hugo Chávez）於1998年掌權起，一系列左傾的運動與立場轉向蔚為盛行，在一些國家中，左翼試圖接掌政府。事實上，這些所謂的「進步政府」只是改革派政府，他們希望提供特許權換得改善最貧窮階層的條件，利用國家資源創造社會救助計劃，但是又不突破資本主義的侷限。

在此並不是要深度分析這些政府，不過我們可以提供一些概述，說明帝國主義與寡頭集團如何反應。這些政府可以分為兩個階段：2008年金融危機以前與之後。金融危機前的階段，這些政府能夠利用原料——通常是石油——的高價，創造基礎基礎與計畫，協助最需要協助的人口階層。所有國家的情況並不相同；委內瑞拉的革命是最先進的，並且有著關鍵的支持力量，也就是工人階級以及鄉村與城市的窮人。此外，委國的社會計畫也是走得最遠的。

金融危機後，局勢劇烈改變，改革派政府接二連三地必須削減社會支出，並且開始採取與工人利益矛盾的反改革措施。如果政府接受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不只在繁榮時期得接受它，危機時期也得採用它。接下來是一連串內部危機、墮落，而政府也對工人失去信心。

我們在這裡想強調的是：此刻不同的寡頭集團與美國帝國主義，正準備對這些改革採取激烈回應。在委內瑞拉，我們可以回想那場2002年被群眾擊敗的政變、2004年癱瘓石油產業的罷工、顛覆經濟、商業暫停投資、對委內瑞拉石油出口實施禁運，以及企圖暗殺查維茲。在玻利維亞，則是企圖對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發動政變。在宏都拉斯，對曼努埃爾・賽拉亞（Manuel Zelaya）發動的政變成功了，緊接而來則是一連串詐選醜聞。

在拉丁美洲，我們看到這群決定一切事務的惡棍控制不同國家的方法。當有人反對他們，即便微不足道，我們也知道他們如何反應。上述提及的總統，沒有任何一位想要社會主義，他們只想要改革，有些人稱為「回歸更人道的資本主義」。查維茲雖然想要更往前進，但是仍未完全與資本主義決裂。所有案例中，寡頭集團與帝國主義回應這些「善意」的方法就是在往對方臉上甩兩個耳光。

歐布拉多應該徵收財產 訴諸總統命令？

巴可．達伊波（Paco Taibo，著名墨西哥小說家與左翼行動者）曾在幾個月前的某次會議中說到如果歐布拉多政府遭企業家顛覆，人民應該要求徵收他們的財產。他的想法被媒體以一種間接且狹隘的方式報導，而激起辯論。

如同他自己解釋，大眾媒體實際上只是想要利用他的想法，製造民眾的恐懼，「看吧，這些激進份子提議徵收！」接受《國家報》（El País，西班牙報紙）訪問時，他被問及如果歐布拉多未取得國會多數，將如何執政？他回答：總統命令。共和政體的總統有權頒布總統命令實施政策。

無論徵收或是總統命令，本身並不足以改造社會。墨西哥歷史上有過政府徵收企業，目的是調整資本並重新私有化。最成功的一次是拉薩洛‧卡德納斯（Lázaro Cárdenas）徵收石油產業，發展墨西哥資本主義，並且實施工業化，建造公共建設。

我們支持再度徵收被私有化的企業，但不僅如此。我們傾向徵收所有大公司、銀行，以及大型連鎖企業，已獲得足夠資源來滿足整個人口的迫切需要。國家應該實施工業化，讓所有人都有工作。我們支持公司能被工人自己管理與指導，後者應該將他們的政治勢力用來支持一個工人階級的政府。

我們支持使用總統命令，前提是它們能夠強化之前提過的政策：賦予民眾權力，不選出一個民粹總統，而是建立一個集中所有進步與革命力量的國家議會，作為鬥爭的工具。我們支持總統命令，如果它允許國家與革命鬥爭能維持工人收入。換句話說，我們相信如果群眾不能全面投入領導接下來的鬥爭，而是將目標委託歐布拉多政府實現，即便歐布拉多的立意良善，仍然無法擊敗寡頭集團與帝國主義。

同時勞工階級必須帶著社會主義革命的計畫進入鬥爭。我們的任務不是追求人道的資本主義，在拉美的案例中，我們知道這是烏托邦且反動的想法。我們必須以被組織、武裝的群眾為基礎突破資本主義的侷限。這是唯一能夠捍衛重視工人階級利益的政府方法。

寡頭集團不堪一擊的論點——10個工作有9個是他們創造的——是錯誤的。青年失業或是打零工。資產階級創造工作，是為了剝削勞工。他們缺乏為整個社會提供就業的視野，他們創造工作，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提供良好薪水並讓所有人都有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終結資產階級的勢力，徵收他們過去數十年來從我們手中奪走的事物。

• 1.墨西哥電信（Telemax）最大股東以及卡爾索集團（Grupo Carso）擁有者，2010～13年世界首富，目前身價613億美元。
• 2.革命制度黨是現任總統恩里克・潘尼亞・尼托（Enrique Peña Nieto）所屬政黨，也是墨西哥執政黨。

全國國土計畫4月27號公告施行，90天公開展覽期即將屆滿，地球公民基金會等環保團體今天（7/23）上午赴行政院遞交異議書，批評行政院黑箱作業，在政委張景森的裁示下，將原來多方討論出的286頁的計畫內容砍為116頁，形同自廢武功。

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李根政表示，全國國土計畫在內政部討論階段時，經歷了上百場的會議和公聽會，由多個民間團體專家學者參與草案規畫到擬定，然而，送進行政院後，歷經三次國土審議會議，主席張景森卻在會議結論直接裁示「將計畫草案再予精簡（計劃書篇幅以100頁為原則）」，完全沒有說明為什麼要砍為100頁。

李根政表示，行政院國土審議會從委員組成、開會時間到會議記錄全都是黑箱，缺乏資訊公開與民眾參與。台灣土地違規使用的狀況頻繁，國土計畫原應擔負土地轉型正義的任務，所以用較大的篇幅說明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引導各部會的部門計畫，然而行政院卻大量刪除內容，形同自廢武功，未來縣市與部會恐還是多頭馬車。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秘書長陳瑞賓表示，全台西部農地就有13萬家違規工廠，每年都還在新增5000至7000家，違規工廠排放的廢水直接進到農田，影響民眾健康，國土計畫應落實土地分區，將農地和工廠分開，如今卻因為「長官的一句話」內容大幅縮水，諷刺「計畫跟不上變化，共識比不上長官一句話」。

地球公民基金會山林國土組專員吳其融表示，行政院國土審議會原來應擔負部門計畫與國土計畫之間競合的協調與決定，但目前國土計畫中，關於「與部門計畫之關係」以及「國土規劃整合機制」等內容都遭刪除，目前台灣的狀況就是各部會各做各的，導致缺乏整合的荒謬狀況，未來也還會持續。

另外，吳其融指出，過去只要是符合「25公頃以上80%從事農業生產行為」的地區，就可以劃設為農業發展區第1類；但現在還必須同時滿足「投資重大農業設施或者劃設為農業經營專區」這個條件。劃設門檻提高，將導致農業發展區第1類面積大幅限縮。

環團上午在行政院前對目前的國土計畫遞交異議書，要求政院補正過去3次審議會議的瑕疵，就相關審議瑕疵對人員進行調整與課責；並督促各部會在半年內送審部門計畫，改正國土計畫公告內容；此外，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條件應改正，「25公頃以上80%從事農業生產行為」就應劃入農業發展區第1類。

挾著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的光芒，《小偷家族》票房表現亮眼，至7月13日，日本總票房已超過36億日圓（約台幣9.8億元），香港上映11天也累積400萬港幣票房（約台幣1560萬元）。台灣於13日正式上映，首週末三天的全台票房已突破260萬元。1導演是枝裕和稱此片濃縮了他「十年來持續思考」的各種日本社會議題，2包括日益嚴重的貧窮問題、老人年金如何被利用等；這些議題與他拍片以來的「家庭」框架相結合，於是有了「只藉由犯罪而相聯繫著的家人」這一主題。3長年關注日本社會問題的是枝裕和，更如同田野調查般的走訪底層家庭與兒少收容所，凡此種種讓《小偷家族》帶有一定程度的寫實色彩。

對日本文化不陌生的台灣觀眾想必對「是枝裕和」這位日本導演的名聲也略知一二。但《小偷家族》所呈現出來的寫實「東京」，可能不是日劇迷或所謂「日本旅行中毒者」印象中的東京。除了海邊一景，此片取景地集中於東京的舊街區（下町），「小偷家庭」柴田一家的破舊平房，隱身於荒川區某集合住宅（団地）的高樓旁。4隨著故事展開，我們知道這棟房子是上了年紀的婦人初枝的私人財產，雖然狹小髒亂，但正值壯年的柴田治與信代、看似女子高中生的亞紀、漸漸步入青春期的祥太以及最後加入的小女孩由里（後改名凜），因各式各樣的原因同初枝蝸居在此。由於年齡與性別差異，這群共同生活者輕易地被誤認為是具有血緣關係、因婚家法律而結合的柴田一家。然而，如此逾越法律規範的「家庭」終究不受法律保護。在兩位高帥美的警官逼問下，柴田一家隨之瓦解。

對台灣觀眾來說，或許兩位警官才是我們較為熟悉的日本形象——不是破舊凌亂的房間，也非靠著泡麵零食解飢的小孩，更不是喝了彈珠汽水後對空打了個飽嗝的主婦。但當電影以治與祥太成功偷取超市商品作為開場，觀眾也該明白，這些看似與東京格格不入的事件與形象，正正是東京的日常。換句話說，是枝裕和或許是刻意地混雜關於「東京」的各種印象，藉此呈現柴田家的「不入流」其實就是東京的日常。當祥太與由里這兩位失學小孩穿著尺寸不合的上衣在隅田川旁閒晃時，位在遠方觀光客必訪的東京Skytree清晰可見；當亞紀在風俗店準備上工時，與同事嬉笑換裝的樣子宛若日劇或日漫中的女子高中生更衣室。我們當然無法肯定導演是否刻意如此安排，但若少了Skytree，整體畫面將更乾淨；若少了更衣室橋段，劇情發展也無大礙；而兩位警官若非這般高帥美，在高齡化的日本社會且階級難以打破的警視廳中，也顯得更加合理（但當然也可能是現實的票房考量）。

同樣凡常而不入流的，還包括東京都內極差的勞動條件。透過柴田一家，電影描繪出東京勞動者的眾面貌，而那不再只是穿著西裝的通勤上班族或踩著高跟鞋帶著精緻妝容的OL，也不僅僅是備受推崇、奉獻畢生於日本傳統工藝或日本料理的「職人」。治是一名建築臨時工，每天乘坐中型巴士至工地現場，開工前所有工人擺好陣勢，毫無朝氣地做早操。信代則是洗衣工廠的女工，偶爾在衣服中發現並「沒收」客戶的飾品是他與同事們的小確幸。亞紀在風俗店打工，隔著玻璃對著客人寬衣解帶、撫弄自己的身體（但不能太認真——「手指不能伸進去」，店裡的經紀人說），運氣好的話，被客人點名到「聊天室」說說笑笑摸摸彼此，將賺到更多錢。

無須贅言，這些工作皆屬於非典型勞動。透過柴田一家，電影進一步刻劃出非典勞動者的困境，以及資方為了節省成本所做的舉措。治於工地現場扭傷腳踝後，卻因「聽說臨時工也能申請工傷補助」而雀躍，彷彿成了柴田一家的希望，信代更打趣卻不失認真地踹踹治，打算弄個骨折領更多。然而，最終他們沒有獲得補助，治因傷無法上工，經濟更為困難。信代的工廠則以「分工制」的名義任意要求員工「下午再上工」，對此，治一針見血地指謫資方：「就是讓大家一起慢慢變窮嘛！」不久後，信代與另一名同事被約談，資方代表毫無赧色地說：「因為你們兩位時薪最高嘛！我們負擔不起，你們其中一個必須離職。」挑撥離間、製造勞工間紛爭的資方，更要求信代與同事私下協調誰願意「被離職」。最後，信代為了保護由里以及柴田家的所有關係者（包括他自己），選擇退讓。面對無意中發現柴田一家秘密的同事，信代反威脅他，看著鏡頭說：「好，我離職，但你如果說出去（失蹤的由里就在柴田家），就殺了你。」

飾演信代的安藤櫻，不只一次直視鏡頭，而每一次的直視不僅僅是與片中角色對戲，同時也是與觀眾最直接的對話。除了為求生存而「殺了你（們）」的威脅，是枝裕和在信代與女警的對峙中也大量使用此技巧。面對女警每一句鞏固正典血緣家庭的質問，信代面對著鏡頭，對女警（也對觀眾）反質詢：

女警：沒有小孩的你，要怎麼當母親？

信代：生了小孩就能當母親嗎？

女警：每個孩子都需要他們的親生媽媽。

信代：那只是父母單方面的想法吧。

女警：你是因為生不出小孩當不成母親，才誘拐小孩的嗎？

當女警以信代無法生育為由而假定信代的誘拐罪時，電影事實上彰顯了女警及其所代表的家庭觀如何定義母親，並以此界定生理女性的價值與功能。面對女警毫不客氣的本質論定罪，信代或許因為被戳到痛處而哀傷淚流，但或許，信代更多的感受是不被理解的無奈，以及與女警相視對坐但仍未被看見的憤怒。《小偷家族》正是透過「看見／看不見」的辯證，向觀眾叩問我們該如何對待柴田一家的「不入流」，如何思考「小偷家庭」與東京社會的隔閡。當柴田一家望著天空試圖瞥見隅田川的煙火時，治直視鏡頭（對著觀眾）說「看不見唷」，是否在揶揄平房外頭的世界（包括女警也包括觀眾），從未看見他們？信代與女警的對峙場景，或許是透過鏡頭的切換以及兩位女人的頭像特寫，邀請觀眾做出價值判斷。當我們觀看著面對女警（與我們）的信代，我們要繼續無視平房內的他們，順著女警的思維對信代做出判決嗎？

然而，電影也並非透過信代（尤其是他與由里之間漸次生成的情感）歌頌或美化諸如柴田一家的非正典家庭。沒有被血緣關係及婚家法律規範的羈絆確實有其動人之處，但正因缺少法律限制，可以隨地撿拾培養，也可以輕易拋開放棄。一起生活當然足以衍生出羈絆，但電影傳達出的清楚訊息是，心靈陪伴與物質條件共生共構，並非孰優孰劣，而兩者更可能互相衝突。當男警試圖說服祥太前往社福機構「正常生活」並接受學校教育時，他告訴祥太，柴田一家在他住院期間為了自保打算拋下他；當時的祥太沒有對男警表露太多情感，但他顯然是在意的，而後，治帶著歉意但誠實地回答祥太的質問：「是的唷。真是抱歉。」誠然，觀眾也可自行腦補為，治為了祥太能過上更好的生活、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因而打破他們已建立的羈絆，說了違心之謊。但治與祥太間的羈絆得以成立，不只是最後祥太終於以嘴形說出治聽不到的「爸爸」，更有其物質基礎：治教會祥太的偷竊技巧以及將可樂餅浸入泡麵的吃法，兩者都是為了在貧窮中求生存。也就是說，羈絆的構成條件是金錢與食物，心有靈犀是不夠的。非正典家庭如此，正典家庭或多元家庭又何嘗不是。

或許，「他們是不是一家人？」、「他們之間的感情比起透過血緣而建立的親情，是否更加動人？」、「沒有血緣關係的羈絆比家庭的羈絆更強嗎？」等諸如此類的命題，都只是《小偷家族》的皮相提問。是枝裕和對於細節再現的重視，以及藉由社會新聞與實際走訪建構出來的寫實感，讓電影觸及的社會議題包羅萬象。而在勞動條件已經差到不能再差的此刻，《小偷家族》對於非典勞動者的聚焦與特寫，更應該被看見。由此，祥太所讀的「小魚團結戰勝大魚」的寓言，不該只侷限於「家庭」或「羈絆」的格局。當我們不再執著於「家人」或「情感」的真假，我們便能看見眾多名為Swimmy的小魚，唯有看見之後，我們才能探求更多「游得像條大魚」以便「把大魚趕走」的方法與途徑。「小偷家庭」從這個對窮人太不友善的社會偷來的，不只是羈絆，更是共同生存的可能。

• 1.采昌國際，〈樹木希林敬業「變臉」 《小偷家族》刷新是枝裕和台灣開片紀錄〉。
• 2. Cinefl，〈是枝裕和監督が「この10年間考え続けてきたことを全部込めた」と語る、渾身の一作『万引き家族』-三年ぶりのカンヌ国際映画祭コンペティションに正式出品！〉。
• 3. AbemaTIMES，是枝裕和訪問（06/07/2018）：〈是枝裕和監督、『万引き家族』は「スイミーを読んでくれた女の子に向けて作っていると今わかった」〉。
• 4.ドラマ・映画・テレビ.com，〈映画『万引き家族』ロケ地＆撮影場所、キャスト、あらすじまと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