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西方媒體近年競相報導委內瑞拉超市門外民眾大排長龍購買食物的畫面，在西方的主流敘事中，食物危機被歸咎於委內瑞拉前總統查維茲的去世、油價暴跌以及新政府的錯誤施政，媒體並對各種反政府的抗議示威表示同情甚至附和。
本文作者為三位委內瑞拉的左翼學者，文章以玉米餅（Arepas）這一委內瑞拉常見食物切入，分析食物短缺背後的國際政治與階級鬥爭關係。首先，委內瑞拉的農業現代化與殖民主義相結合，造成了目前高度仰賴進口的食物體系。而各種以「人民反抗」為名的行動，背後不僅是美國希望透過經濟制裁／封鎖打擊玻利瓦革命成果，也包含了當地精英階層希望醜化政府以奪取政治權力的動機，而底層人民則成為過程中最大的受害者。最後，文章也介紹了委內瑞拉民眾在面對上述處境下，採取的包含團結經濟、改變農業生產種植模式、建立農村公社與農夫市集等抵抗策略。
本文原刊登於《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由「人民食物主權論壇」微信公眾號翻譯並授權刊登。
只有少數幾個國家的政治進程像委內瑞拉玻利瓦革命一樣，在被仔細審視的同時又被廣泛地誤解。尤其在今天，這種狀況愈發嚴重，國際媒體將委內瑞拉刻畫成一個籠罩在失敗政策和無能政府的陰雲之下暗無天日的國度。然而，2017年的三場國家選舉卻反映出人民對當前執政黨領導下繼續革命的強烈支持。人們被告知，政府合作選舉（co-option）和庇護主義（clientelism）的傾向以及日益被擠壓的民主空間，是導致這看似自相矛盾的狀況產生的唯一原因。媒體和某些特定知識分子圈子也在反覆宣揚著類似的說法。
委內瑞拉獲得了媒體上的高度關注，但對其的報導重複性卻很高，這些報導基本都遵循著這樣的敘述：事件的核心人物是烏戈·查維茲·弗里亞斯（Hugo Chávez Frías），一個鐵腕政治領導人，在其1999到2012年的總統任期內，他獲得了個人領袖崇拜和高油價帶來的雙重利益。2013年，查維茲去世，接下來的2014年，全球油價大幅下跌。委內瑞拉遭遇接連打擊——查維茲的去世、油價的暴跌以及政府錯誤的政策，於是國家陷入了經濟和政治困境。並且，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也導致社會的動盪不安，人們紛紛走上街頭抗議。個人的領袖魅力略遜於查維茲的繼任者尼古拉斯·馬杜洛（Nicolás Maduro），一方面冒險地延長總統任期，在任期內愈發專制，另一方面他繼續宣揚查維茲在玻利瓦革命時期的民粹主義論調。
然而，這類的主流論述並不能準確概括當下委內瑞拉局勢的複雜性。這些論述中存在一些值得我們質疑的嚴重漏洞：究竟哪些人是分析中所強調的「人民」？對於社會各階層而言，委內瑞拉當下面臨的危機對她／他們產生了哪些不同的影響？我們應該怎樣理解委內瑞拉的現狀？資本在哪些問題上發揮了作用，又扮演了何種角色？以食物政治作為切入點，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一系列問題，比如新近出現的食物短缺、排長隊購買食物的人群以及所謂的「食物暴動」；另外，還有一些經常被忽略的問題，譬如種族、階級、性別及地理分佈，也值得我們特別地關注。
首先，我們需要對歷史進行一個回顧，以便大家更好理解當前事件的背景。通過檢視委內瑞拉消費量最多的主食所呈現的動態變化，我們可以深入瞭解目前的危機，尤其是當下的食物短缺情況。事實上，委內瑞拉國內日益壯大的反對玻利瓦革命的勢力是造成當前食物短缺狀況的重要因素。另外，我們還將討論政府和普通民眾是如何應對食物短缺。
一、榨取主義的歷史沿襲
僅僅將歷史追溯到1999年查維茲的當選，尚不足以實現對於委內瑞拉現狀進行細緻入微的理解，因此，我們還需將歷史再向前推幾個世紀，關注到殖民時期以及當時所形成並延續至今錯綜複雜的社會分化。「榨取主義」（extractivism）被廣泛認為是包括委內瑞拉在內的拉丁美洲粉紅浪潮（pink tide）國家的重要特徵，但理解今天榨取主義形式則有必要將對其歷史進行溯源，即與16-19世紀的西班牙殖民歷史相結合。在這一時期，「基於奴隸制的熱帶種植業」（tropical plantation economy based on slave labor）催生了強大的農產品出口體系，可可和咖啡被源源不斷地運送到歐洲和墨西哥。這一複雜體系的核心特徵是種植園與家庭／公共小塊自留地（conucos）兩部分相結合的體制，在這一體制下，殖民者的大莊園或大種植園裡的奴隸與廉價勞動力主要依靠家庭與公共小塊自留地維持生計。
![拉丁美洲的粉紅浪潮。]()
委內瑞拉是拉丁美洲地區較早獲得獨立的國家之一，但在19世紀早期，原先殖民統治下建立起的社會經濟結構並沒有發生太多改變。這些結構包括了食物消費模式、家庭農場種植體系和殖民者從歐洲帶來的飲食習慣。飲食上的差異與身份階級和權力支配有著複雜的聯繫，這表現在歐洲人長期以來對土著、非洲人和混血人種的優越感上。一個西班牙將軍曾表示，他可以「應付得了任何事情，除了一種叫arepas的噁心至極的玉米餅，只有黑人和鴕鳥才消化得了」。殖民者儘管瞧不起本地的食物，卻不得不依賴它們：事實證明，當地的農業知識十分有效地幫助歐洲作物適應了熱帶農業環境，特別是在戰爭時期，殖民者依靠當地家庭自留地產出的食物才得以維生。委內瑞拉獨立之後，種植經濟和莊園制度仍持續了一個世紀。
1929年，美國股票市場崩潰，農產品價格大幅下跌，石油（委內瑞拉出口產品之一）的價格大幅上漲，委內瑞拉農產品出口的時代宣告終結，一些新的經濟模式開始出現。其一便是資本從農業向新形成的石油產業轉移，大部分油田的開採權落到了曾經主導農業經濟的富有家族手裡。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城市，無產階級化和城市化進城相互影響並強化。隨之而來的是，城市貧困現象的湧現，由於城市工作機會不足，以及其薄弱的基礎設施，這些新來的城市工人無法被城市所吸納。石油產業的發展使精英階層進一步掌握更多財富，專業技術工人逐漸成為中產階級中的一員，然而城市貧窮人口卻不斷增多。原先從事農產品出口生意的莊園主憑藉已有的基礎設施和石油產業獲得高額收入，並且新興中產階級的購買力也在增強，這導致委內瑞拉的農產品由出口為主轉向依賴進口。久而久之，這些變化逐漸發展為委內瑞拉強大的農產品進口與分配體制。
石油破壞了家庭小塊自留地的種植體制，改變了原有的生產和消費模式。為了改變城市日常必需品嚴重依賴進口的狀況，1936年，政府利用石油產業的收入開展了一個農業現代化項目。在南半球推動綠色革命和現代化是美國及其盟友冷戰後反共的策略之一。美國人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是綠色革命的教父，他像傳教士那樣在拉丁美洲宣揚資本主義，他在委內瑞拉揭開綠色革命的序幕。因為委內瑞拉是標準石油公司最具有盈利的區域合作夥伴，委內瑞拉對洛克菲勒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這是他的第二故鄉，洛克菲勒也在委內瑞拉建立了自己的莊園。
委內瑞拉的農業現代化不過是工業化生產和「白人至上論」相融合的產物，其「白人化」（whitening）的立場表現在方方面面。舉例來說，1936年的《移民和殖民法》極大方便了歐洲白人進入委內瑞拉，按照時任農業大臣阿德里·阿尼（Alberto Adriani）的說法，這一舉措是為了幫助委內瑞拉實現「農業多樣化，完善現有工業並發展新工業，促進種族融合和提升文化」。最終，在這一法案的支持下，歐洲移民在委內瑞拉高產富饒的農業用地上建立了其「農業殖民地」，其中的一些仍留存至今。
委內瑞拉的現代化改造還引進了另一種形式的殖民方式，1948年，由洛克菲勒和委內瑞拉政府牽頭建立了國內第一家連鎖超市CADA。無論從實際意義還是象徵意義上來說，該超市進一步強化了食物消費、身份認同和社會階級之間的聯繫，新興中產階級藉以超市實現了其食物精英主義。但這只是美國為實現委內瑞拉現代化的一部分，其旨在將委內瑞拉建立成一個「有堅實中產階級選民的美國可靠的盟友」。不少評論讚揚委內瑞拉現代化改造的成效，直至二十世紀末，委內瑞拉仍被廣泛視為「發展中國家的成功案例，是拉美地區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石油資源豐富的民主國家」。然而，「石油從未從根本上改變委內瑞拉，事實上，它只是為這個長久以來高度不平等的國家創造出了現代化的幻覺」。不容否認的是，主流觀點常常忽略了這一事實：在玻利瓦革命之前，委內瑞拉超過半數的人口都生活在貧困之中，其飢餓狀況比現在更嚴重。
二、歷史的另一面
我們若是看看委內瑞拉的近代史，便不難發現在查維茲統治之前委內瑞拉既算不上所謂的民主典範，也不是動盪地區中的安寧之地。1989年，委內瑞拉發生了一件極具代表性的事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項結構調整政策成為了「加拉加索騷亂」（Caracazo）的導火索，成百上千久受壓迫的人們湧向首都示威，示威浪潮迅速波及全國。當權者出動軍警鎮壓群眾，官方統計死亡人數幾百人，但外界推測死亡人數至少數千人。人們通過加拉加索騷亂宣洩出自己長久以來對社會不滿的情緒。
這讓我們看到歷史的另一面：上文提及的每一個事件都是在緊張的局勢中發生的，有時，這些事件演化為發生在精英和那些精英想剝削卻未得逞的「他者」之間的正面衝突。大量歷史文獻記錄了委內瑞拉非裔反抗、土著起義及其他形式的衝突，這說明佔委內瑞拉人口大多數的土著、非裔和混血人種向來都不缺乏反抗精神。獨立領袖西蒙·玻利瓦意識到這種由下而上的反抗在推翻殖民統治上至關重要，他看到了被奴役的人民和當地土著在實現國家獨立上的重要作用，獨立之後進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性，民主運動時期游擊隊員、學生、工人、婦女以及其他受壓迫群體對於實現民主化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前期持續的反抗運動和加拉加索騷亂促成了查維茲的上台和玻利瓦革命的發生，「（被壓迫的）大多數終於爭取到她／他們政治上的話語權。」
![西蒙·玻利瓦畫像。]()
導致加拉加索騷亂發生的一個直接原因便是食物的不平等。當窮人排起大長隊等著購買基本生活用品時，中產階級商人卻囤積起食物以便在通貨膨脹時投機獲利，精英們仍保持著他們日常的飲食習慣，他們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影響。現在的狀況和當時何其相似！在加拉加索騷亂發生的前後時期「糖、穀物、油價上漲」和「貧苦大眾忍饑挨餓」這類的新聞頭條遍佈委內瑞拉的媒體上，《紐約時報》也報導了「咖啡、鹽、麵粉、食用油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短缺」。日漸嚴重的食物短缺狀況對窮人的生活造成了嚴重影響（然而富人卻鮮少受到影響），委內瑞拉「現代化」的食物體系依賴進口、工業化的農業生產和洛克菲勒的超市，這些從根本上不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玻利瓦革命最初就設立了兩個符合人民需求的目標：一是滿足過半貧困人口迫切的物質需求，二是扭轉委內瑞拉歷史上就存在的食物體系不公平的模式。
1999年由立憲會議起草、選民票選通過的新憲法反映了食物和農業對於委內瑞拉人民的重要性。通過「推廣以可持續農業為戰略基礎的鄉村綜合發展」，憲法確保了所有公民的糧食安全。為了呼應民聲，各種由國家資助的組織開始籌建，與民眾一起齊心協力，維護「食物主權」。農業改革是重中之重，其政策包括了土地重新分配以及範圍廣泛的農村發展項目，農村發展項目囊括了教育、住房、醫療以及媒體和通訊部分。漁業不僅從與農業類似的項目中受益，委內瑞拉禁止沿岸工業化和拖網捕魚的措施也惠及漁業的發展。與鄉村項目同步進行還有在城市內大範圍的食物計畫，該計畫涉及學校、企業和居民家庭。各種民間組織的出現，比如社區委員會、地區性團體和農民漁民委員會，對維護食物主權也十分重要，更多民眾也參與到重建食物體制的過程中。
雖然這些項目具有一定的侷限性，但它們也帶來了巨大的成果。最令人矚目的是，聯合國糧農組織宣佈，截止2015年，委內瑞拉已經成功消除了一半人口的飢餓，超額完成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的首要目標「消除極端飢餓與貧困」。2008至2011年之間，委內瑞拉饑荒狀況得到了顯著的改善，平均僅有3.1%的人口仍深受其害。然而，這些成果並不是新的體制帶來的，而是得益於國有石油工業的盈收，並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了農業進口。此外，農村地區的農業改革雖然獲得了大量的投資，但這些投資的大部分卻與建立食品安全項目無關。雖然查維茲政府在農業改革的舉措上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他並未與那些農業食品體制中原先的掌權者決裂。因此，幫助窮人的糧食項目越多，糧食進口就愈多，國家在農村改革上的多重機制進一步鞏固了糧食進口體系。國家用石油收益高額補貼私人企業，特別是糧食和日用品企業，便是這些機制中的一種。這意味著，玻利瓦革命期間，政府資金除了用於社會項目，也流向了私人食品進口體系，並成為龍頭企業主要的補貼來源。而直接或間接的利益者卻沒有太大的動力去改變這一切。
三、「玉米、麵粉和玉米餅」的影響力
由預製玉米粉製成的玉米餅是委內瑞拉消費量最高的食物。以玉米餅（maíz-harina-arepa）作為案例，我們能清楚瞭解委內瑞拉食物體系經歷了哪些集中與分化的過程，也能追溯其食物政治的發展史。早在殖民時期以前，玉米就在當地土著傳統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玉米既與人們對宇宙的認知有關，也涉及到飲食的歷史傳承，此外，玉米也與當地家庭農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殖民者入侵時，玉米、小麥（西班牙人偏好的穀物）和木薯（土著的另一種主食）維繫了殖民者的三角貿易。
![委內瑞拉當地常見的食物——玉米餅。]()
在委內瑞拉獨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玉米的生產、加工和消費都幾乎保持了傳統。直到1960年，預製玉米粉被引入，農業食品體系開始出現一系列顯著的變化。在玉米生產方面，單一工業化的生產所取代了家庭農場，工業化生產依賴認證的商業種子。玉米被加工成玉米粉的過程也呈現出巨大變化，玉米顆粒「被去皮、去胚芽、煮熟、晾乾、壓成薄片然後磨成麵粉」。在加工過程中，極具營養的玉米種皮被去掉，僅留下沒有維他命和礦物質的澱粉，然後再向玉米粉添加營養物以滿足人們基本的膳食營養需求。不可否認，當玉米餅使用預製玉米粉製作時，其製作時間將被極大壓縮，由此，預製玉米粉很快成為委內瑞拉貧窮的勞工階級的主食。這四十年間，委內瑞拉所有以玉米為原料的食物中88%是由預製玉米粉製成的。
自從預製玉米粉商業化以來，「Harina PAN」的品牌幾乎成了預製玉米粉的代名詞。「PAN」是「Productos Alimenticios Nacionales」（National Food Products）的縮寫，意為國家糧食產品，與「PAN」（一種面包）是同音同形異義詞。雖然該公司市場營銷上保持低調，然而「Harina PAN」的老闆來頭可不小——Mendoza Fleury家族是殖民時期的一個精英貴族家族，其家族的幾代人都在政治和商業上位居高位。如今Mendoza Fleury家族是委內瑞拉最有權力的家族之一，由於他們是Empresas Polar的擁有者而被廣為人知。Empresas Polar是委內瑞拉全國最主要的食物和飲料集團，其主打產品是玉米餅和啤酒。Polar相當於委內瑞拉的百事可樂，它是委內瑞拉最大的私人企業，全國50-60%的預製玉米粉由其供應，它的產品甚至遠銷海外。能夠擁有如此高的市場佔有率與很多因素密切相關：該集團的垂直整合與集中，與政府、國家之間的戰略性結盟，及面向大眾和小眾的市場、涵蓋生活各方各面的營銷策略。在生產方面，Polar集團下屬企業Fundación Danac，擁有超過600種不同的玉米品種，控制了大部分委內瑞拉認證的玉米種子，對於種子的研發和認證過程有著重要影響。在分銷渠道方面，Polar是Cada連鎖超市的大股東之一，並且1992年，它和荷蘭公司SHV一起創辦了委內瑞拉最大的大型連鎖超市Makro。
![超市裡的Harina PAN預製玉米粉。]()
Polar集團涉足零售渠道，是為了確保了其產品擁有重要銷售渠道，但它更重要的目的是佔有市場。它早期的營銷策略主要針對委內瑞拉的家庭主婦，譬如，公司會首先培訓數以千計的婦女，再讓這些婦女到她們所在的社區教更多人如何使用Harina PAN的預製玉米粉製作玉米餅。之後，Polar的營銷策略遍佈社會的各個角落，從告示板、電視到紙媒，從贊助重要的文化活動到研究和發表成果（通過Fundación Polar），和為科學家頒獎（the Premio Polar），並且對外鼓吹企業的社會責任感，這甚至獲得了國際上的關注。
藉以這些營銷方式，Polar集團將自己的預製玉米粉品牌 Harina PAN打造成「從委內瑞拉人出生就相伴的品牌」 （"the brand of birth of all Venezuelans."）。鑑於Harina PAN的確出現在幾乎所有的委內瑞拉家庭裡，這個宣傳語也可以說並不為過。Polar公司所推行Harina PAN等同於食物本身的理念——沒有Harina PAN，就沒有食物，或許最能說明其對於委內瑞拉人民日常生活滲透程度之深。Polar集團貫行這一理念——即便它的產品已經難從超市的貨架覓得蹤跡，它也保持著產品還始終存在的狀態——這一點我們將在稍後的文章中指出。
1999年起，玻利瓦革命與Polar集團之間的關係更加複雜，並時常陷入僵局的狀態，尤其當國家組織與農業社區合作試圖在「玉米、麵粉和玉米餅」的產業體系中建立新秩序的時候。國家和社區的合作項目圍繞著全國計畫和協調玉米種植展開，並輔以公共財政的支持，該項目還主要涉及合作社通過土地改革將之前的大莊園土地回收的問題。雖然還未達到顯著的生產規模與效果，但玉米產品的加工也遭遇了改革。
Polar集團在玉米粉生產上保持著其霸主地位，其對玉米粉的控制已經超越經濟、物質層面，還意味著該公司在玉米粉的文化及象徵意義上也具有著巨大的影響——該集團生產的玉米粉是大多數委內瑞拉人都會選擇的品牌。即便玻利瓦革命期間，政府和Polar集團之間有著諸多糾葛，他們的關係也並不是完全對立的。二者在「玉米、麵粉和玉米餅」的產業體系中有著深切的關聯，這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政府給予食物進口高額的補貼，而Polar正是受惠最多的幾家公司之一。
四、等待購買食物長隊——被歪曲的敘述
正如我們所見，資本、社會、國家政府之間的權力拉扯長期影響著委內瑞拉食物體系，使之處在一種脆弱的平衡狀態，其內部關係深度緊張且盤根錯節，這種狀態也同樣折射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近些年，尤其在2013年之後，這種脆弱的平衡狀況更是不堪一擊，當地人排長隊購買食物的「永恆」場景已成為當下委內瑞拉的新特色，國際媒體對此反覆報導。另一組有關「人民」上街抗議的照片也進入了國際讀者的視線，此類照片最初在2014年出現，2017年的曝光程度大幅增加。這個故事成為委內瑞拉群眾自發性的食物暴動（food riots）中的一個代表性事件，並且總是與委內瑞拉一些更具有組織性的「支持民主」的抗議活動捆綁在一起，被視為全球正在興起的反對威權統治的民眾運動的一部分。根據主流媒體的常見論述，暴亂主要發生在排長隊購買食物的人群中，而人們排長隊購買食物的現象，是由油價暴跌導致的食物匱乏以及政府管理的失效與不作為導致的。人們通常認為，委內瑞拉當下食物體系的危機是由各種因素彙集而成，並且也成為這個國家所面臨的更廣泛政治經濟危機中的一個部分。然而，只有更深入地考察當下的境況以及其發生的決定因素，我們才能對這些事件提供一個更全面且更細緻入微的解釋。
![排隊購買食品的委內瑞拉人。]()
首先，我們有必要對這些排隊購買食物的人進行更細緻瞭解：她／他們的構成，她／他們生活的地方，以及哪些是她／他們的需求商品。這些排著長隊購買食物的人們中的絕大多數是貧困勞工階級家庭中的婦女，而這場食物危機不僅在家庭生計層面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也同樣衝擊著玻利瓦革命中的群眾組織；而婦女在日常生活及玻利瓦革命中都具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這些購買食物的長隊大多出現在超市外面，她們正在等待購買某些特定的商品，但這些商品大多已經在貨架上難覓蹤跡。這些商品主要與委內瑞拉人民米袋子緊密相關，大多是消耗型工業化加工產品，其中以預製玉米粉（precooked corn flour）為代表。這些特定的短缺食物雖然對當地人的日常生活至關重要，它們卻不應該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這也反映出媒體報導與現實情況正在不斷擴大的差距。現實中，預製玉米粉雖然告罄，但以玉米味主要原料的粥製品依然可以購買；奶粉的確在貨架上消失，可是奶酪這類新鮮日常食物也可以買到。
一些其他的重要因素也指出了主流論述中的漏洞。首先，那些被認為在貨架上已經售罄的商品卻仍可以在餐館裡見到。其次，根據企業提供的數據顯示，委內瑞拉的私人食品企業，包括Polar集團，至少在2015年都繼續保持了穩定的生產水平。事實上，在2016年的採訪中，一位Polar公司的代表表示，一些新的產品，包括茶葉和明膠製品，將被引入他們在委內瑞拉的生產線。再次，甚至在政府實施廣泛的針對食品短缺的應對措施之前（如下文所描述的那樣），從2012年至2015年，玉米粉的消費無論在高收入還是低收入階層的人群中都保持了穩定水平。因此，雖然食物短缺毫無疑問會導致人們的嚴重的焦慮與不安全感，人們獲得某些特定食物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也更加麻煩，但委內瑞拉人仍然找到了一些獲得它們的方法。除了忍受排隊購買食品外，地下經濟也成為了人們獲得食物的另一種渠道，在地下交易中，一些商品譬如玉米粉等被高價出售。然而，一些個體以及私人企業也將這樣的行為視作商業機會，他們或者囤積居奇或者將這些商品從哥倫比亞邊境走私進來。這些日常可見的囤貨行為進一步說明，這些商品是被有目的地從超市的貨架上轉移走的。
今天的委內瑞拉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薩爾瓦多·阿葉德政府統治下的智利有著不少相似之處，當時美國針對智利進行了策動，按照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的說法，就是「讓經濟尖叫」（make the economy scream）。美國採取了同樣的方法來破壞當地社會的穩定，包括經濟封鎖，並且支持右翼勢力的反革命活動，這其中包含宣佈食品短缺，讓人們排長隊購買食物，街頭抗議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破壞活動。智利的主要經濟來源外匯以及銅價遭遇嚴重下跌，這與委內瑞拉下跌的石油價格類似。然而，直到多年之後，隨著一些重要機密文件被解密，人們才意識到美國在智利反革命活動中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歐巴馬和川普政府針對委內瑞拉實行的越發嚴重的經濟制裁以及全面的經濟封鎖，導致了政府在購買進口食物以及處理國家債務上舉步維艱，這顯然是美國對於委內瑞拉的公然侵犯。正如美國國務院某位官員所宣稱的：
施壓行動正在發揮著作用。我們施加給委內瑞拉政府的經濟制裁已經促使其政府開始進入了負債狀態，負債的不僅是國家還包括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PDVSA）。我們正在看到，由於馬杜洛（Maduro）政權的不當選擇，委內瑞拉的經濟整體崩塌。因此，我們的政策與策略是起作用的，我們計畫繼續在委內瑞拉實施該政策。
今天的委內瑞拉仿若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智利，美國藉以推動持續的反革命活動實現其對委內瑞拉的干預，與之結合的是，本地精英也利用普通民眾的革命潛力恐嚇中產階級。這也使得我們注意到當下危機的另一個核心特徵：街頭抗議的階級動力，這些街頭抗議，尤其在最近以及最頻繁發生的2017年，被主流論述形容為「食物暴亂」。排隊購買食物的隊伍最初出現在2013年，之後其數量迅速增加，並且被廣泛認為是委內瑞拉國民議會權力交替的關鍵因素之一，2015年年底，最大的反對黨民主團結聯盟（Democratic Unity Roundtable, MUD）取代查維茲的支持者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最後排隊購買食物的人們」（The Last Line）的競選廣告是民主團結聯盟的競選策略之一，它描述了不滿的民眾不得不忍受著排長隊購買食物的狀況，該廣告呼籲人們投票給「民主團結聯盟」，並許諾一旦「民主團結聯盟」上台就會永久地讓這種狀況消失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雖然「民主團結聯盟」的競選廣告是以勞工階級為目標受眾的，因為從人口構成角度來看，排長隊購買食物的群體是委內瑞拉人口中的大多數，但與之相反，該黨的階級基礎卻是富裕人士以及白人群體。隨著其競選形式的走高，民主團結聯盟很快就重新回到了本身的階級陣營。新的國民議會的第二副主席弗萊迪·格瓦拉（Freddy Guevara）公開呼籲「人民」（事實上是民主團結聯盟的支持者們）上街抗議，「直至專政國家願意接受更少創傷的解決方案為止」。
一系列的示威活動隨之而來，其中既有和平抵抗也有暴力活動。雖然媒體將其描述成在全國範圍發生，但實際行動主要集中在少數城市中的富裕街區，具體表現為設置街道路障、破壞公物、靜坐野餐或燒烤、肢體上的衝突以及投擲糞便。雖然這些「抗爭」方式看起來不盡相同，但抗議者們卻有著某些精確的特定打擊目標，其中包括對於國營社會設施的系統攻擊，例如焚燒提供公共交通補貼的公共汽車，破壞公共衛生設施。更重要的是對於國家農業食品機構的破壞，國家營養研究所被人縱火，生態農業生產實驗室被破壞，本計畫用於政府食品項目的物資及該項目相關的車輛被燒燬，物資中包括約40噸的食品。更令人悲憤的是，這些打擊目標中還包括人，尤其是那些被視為典型的查維茲的支持者——貧窮和棕色皮膚的人們。這些攻擊中最出名便是奧古斯特·菲格拉（Orlando Figuera）所遭遇的襲擊，他是一位年輕的非裔委內瑞拉籍的超市工作人員，在相關視頻中顯示了這令人驚悚的場面，他被活活燒死，然而旁邊無數的旁觀者卻沒有實施任何干預行為。菲格拉在這場襲擊中遇難，而另一位有著類似遭遇的卡洛斯·拉米雷斯（Carlos Ramirez）雖然在襲擊中倖存，卻不得不面臨著全身重度的燒傷。之後拉米雷斯回憶道，當街頭抗議者殘忍地毆打他並將他點燃時，他哀求他們不要殺自己，並喊道：「不要殺我，我不是查維茲的支持者！請別殺我！」。
![委內瑞拉街頭的暴力抗議活動。]()
這些襲擊以及暴力的街頭抗議活動——譬如街壘（guarimbas）——的種族化動機是顯而易見的，並且還需與「國家歷史中根深蒂固」的「階級／種族融合」放置在一起討論。這些抗議者主要是委內瑞拉現代化與白人化時期出現的中產階級的後代，他們與國家精英們有著密切的關聯，並共同形成了一個叫作sifrinaje的中產階級-精英的聯盟。國際媒體大多忽視了這其中的微妙關係，一個罕見的例外是2017年《彭博商業週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發表了一篇關於年輕抗議者夜生活的文章，這些年輕人通常在樓頂的高檔水菸酒吧聚會，該文章引用了一位抗議者的說法：「你可以早上去抗議，但這並不意味著你放棄你的生活」。雖然抗議者並非同質化的，但這篇文章所呈現的抗議者形象卻與主流媒體中所描述的那種被壓迫的普通群眾形象大相逕庭，這也同時強調了抗議活動所帶來的差異化影響，有些人仍過著自己相對舒適的日常生活，而另一些人卻在生存線掙扎。暴力抗議活動極大影響了最貧困階層人們的生活，他們無法承擔放棄工作的代價，由於路障導致交通阻斷以及對於暴力的恐懼，他們日常基本活動都變得困難重重。這種不便利對於從事家政服務工人的影響最大，他們每天必須往返富裕街區，而那裡又是街壘最集中的地區。另外，超市也大多集中在富裕街區，這也進一步阻礙了窮人與勞工階級獲得食物，而由於食物短缺、排隊供應以及國家食品項目遭遇襲擊，他們獲得食物就已經非常困難了。
「人民」正在崛起以對抗「專制政權」造成的「人道主義危機」，正是國際新聞報導所推崇的場景之一。然而事實上，和平抵抗與街壘暴力結合的唯一後果是使普通民眾與反對黨之間的裂痕進一步加大。我們在頭條報導與新聞圖片背後不難發現一些明顯的矛盾，尤其是當街壘被描述成「食物暴動」時，我們不妨考慮下上文中所呈現的那些真正遭遇飢餓的抗議者的階級與種族構成。此外，如果快速瀏覽一下弗萊迪·格瓦拉或是其他人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消息，你就會消除所有關於這些抵抗由民眾自發形成的錯覺。最後，街壘的目標與策略包括了焚燒食物而不是重新分配食物（這些食物實際上是專門為窮人準備的），以及針對窮人與深色人種的暴力攻擊，而謊言卻將街壘粉飾為由於飢餓導致的「食物暴動」。
有一個事件更能準確地被表述為「食物暴動」或「食物反抗」，那就是前文提到過的發生於1989年的加拉加索騷亂。在當時，《紐約時報》以及其他媒體的報導幾乎沒有對時任總統安德烈斯·佩雷斯（Andrés Pérez）政府提出任何批評，但是圖片資料記錄了公共墓穴、人們在停屍房尋找親人、強制宵禁、公民自由與新聞自由受到限制的景象，該事件導致超過600人死亡，一位醫生表示：「任何國家都無法應對這一週內我們所面臨的狀況。」當下的情形恰恰相反，政府的鎮壓行動經常遭到《泰晤士報》或其他媒體的譴責，2017年的街壘運動中，由國家安全部隊造成的死亡人數共計14人，然而反對派的暴力行為卻導致了23人的死亡。雖然任何政府支持的暴力行為都需要被重視關注以及調查，但我們仍需質疑，為何在此次事件中國際上的抗議與反對之聲遠要比加拉加索騷亂大得多，以及為何——正如一家媒體監督組織所指出的那樣——當今世界上許多暴行都被掩蓋、低估，但「委內瑞拉不完美的民主狀況」卻被單獨拎出來獲得了廣泛的關注。
![發生於1989年的加拉加索事件。]()
讓我們重新回到石油問題上。石油是主流論述中的核心部分，主流論述宣稱查維茲政府是依靠高油價和其領袖魅力才贏得民心，而馬杜洛政府不受民眾歡迎的原因則是因為油價暴跌和其政治上的無能。這一人們耳熟能詳的故事再一次將事實嚴重扭曲。首先，正如經濟學家路易斯·薩拉斯（Luis Salas）所指出，雖然油價在查維茲的總統任期內的確有所上漲，但是原油價格的峰值（100美元／桶）卻只出現在其總統任期的最後階段（2010-2012年期間），而在他整個總統任期內原油的平均價格接近55美元／桶（這基本上與本文撰寫時的原油價格相當）。其次，食物短缺狀況經歷了委內瑞拉油價大幅變動的時期，尤其凸顯在選舉前的政治聚焦時刻，雖吸引了諸多關注，但事實上放置於玻利瓦革命過程之中，它不過是更廣泛趨勢的一部分。此外，最近的大規模食物短缺並非始於油價開始下跌的2014年，而是發生在2013年，那時候油價依然保持高位。
以上這些情況使得那些關於委內瑞拉現狀的簡單論述複雜化。但是或許，那些試圖將焦點對準國家與政府的分析中，最大的缺失之處就在於它們忽略了資本發揮的重要作用以及資本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通過運用革命與反革命的辯證思維，我們有必要檢視精英階級所扮演的角色。他們的勢力範圍已經遍佈農業食品體系，並利用當下的「危機」一面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另一面想方設法破壞現有的農業食品分配政策。這一階層的所作所為對國家絕大數人口的生活造成了衝擊，尤其嚴重影響了窮人與勞工階級，並且也進一步刺激了沮喪的中產階級。他們還與外部勢力勾結共同抨擊政府的合法性，特別是詆毀了委內瑞拉在抵抗飢餓與爭取捍衛糧食主權方面所取得的示範性成就。
五、抵抗：「戰爭中，我們必須有吃的」
一位委內瑞拉的食物主權活動家針對當下形勢發表了如下評論：「戰爭中，人們必須吃飯」（in war, one must eat）。委內瑞拉人民採取了形式多樣的方式應對當下危機，限於本文篇幅我們無法對此作出完整的討論，但仍會對此進行一個概述。首先，假如日常生活是當下危機造成嚴重影響的主要場域，那麼它也是抵抗的前線。當短缺發生時，人們啟動的第一道防線便是一種平行型的團結經濟，譬如，鄰里之間分享與交換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及重新採用從前的一些生存技能。這些技能包括重新採用傳統的食物加工技術——多虧了之前公眾在保護食物主權方面的努力，那些從超市貨架上缺貨的食物能夠被在當地可獲取的其他食物替代：芭蕉、木薯和甘藷能夠替代加工澱粉，新鮮甘蔗可以取代精製糖等等。在食物短缺的初期，人們最典型的解決方案便是拂去奶奶留下的研磨機上的灰塵，把它們使用起來，在做玉米餅時，新磨碎的玉米粉代替了加工（預製）玉米粉。同時，許多城市居民開始在窗檯、庭院以及社區公共空間種植作物，這使得新興的都市農業運動處在活躍的狀態。
在農村地區，食物短缺伴隨著工業投入的機會減少，這一境況促使農民從商品作物種植轉向傳統主糧作物種植，從使用農藥化肥轉向農業生態實踐，這與古巴的「特殊時期」有幾分相似。那些原來已經不直接參與農業生產的農民開始回歸到糧食生產，並且越來越多城市夥伴也加入了她／他們。人們對於選擇其他食物替代工業生產的食物的興趣激增，並且對於農村也進行了重新認識與評估，這些為之前已經致力於這種轉變的社會運動打開了新的局面，有助於建立與鞏固新興的基層抵抗與之前玻利瓦革命中的食物主權運動之間的聯繫。一位長期從事相關運動的社會活動家和政府官員說道：
我們之前也有著長期規劃，很多東西也有所準備，但我們缺乏的是一種緊迫感去觸發它......現在我們有了緊迫感，我們知道自己需要做什麼並擁有我們需要的東西。
拉臘省西北部一個名為El Maízal的農村公社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它是之前提及的農村改革與公社建設的共同產物。面對食物短缺的打擊，El Maízal公社的成員從2009年起就致力於保護食物主權，尤其在玉米預計畜牧生產方面，她／他們能夠為周圍社區多達15,000戶家庭提供其所需的食物。「人與人之間的計畫」（Plan Pueblo a Pueblo）是基層社區在解決食物短缺問題上的另一項成就，該計畫基於已有公社的組織，嘗試搭建農村生產者與城市居民之間的直接聯繫。該計畫成立於2015年，通過定期配送價格合理的新鮮食品，目前它的受益範圍已覆蓋了超過60,000戶城市勞工家庭。其他的基層草根運動包括農夫市集（Feria Conuquera）——這是首都加拉加斯每月舉辦一次的另類市集，它的特色是提供生態農業生產處的新鮮食物以及一些用於替代超市缺貨商品的手工製品，致力於彌合安第斯山脈地區城鄉差距的手拉手農業生態交流（Hand to Hand Agroecological Exchange）以及人民種子計畫（the Plan Popular de Semillas），這是2015年通過自下而上的政策制訂過程而最終生效的國家新種子法的一個分支部分。
![委內瑞拉的農夫市集。]()
面對食物短缺，委內瑞拉政府也作出了一系列的回應。首先，重組公共管理部門時優先考慮食物主權的問題，這其中包括，2016年初農業土地部新設立了三個獨立部門：城市農業部（有理由相信這一部門應是全球首創），漁業與水產養殖部和農業生產部。隨後政府創立了全國範圍的供給計畫（the Great Sovereign Supply Mission），這是一個專注於確保國家糧食、藥品和其他基本物資供應的整體性計畫。政府應對食物短缺的措施中，地方供應和生產委員會（the Comités Locales de Abastecimiento y Producción, CLAPs）與民眾組織之間保持了最緊密的聯繫。2016年，CLAPs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應對食品短缺問題，最初這些措施是針對佔全國人口五分之一的那部分最貧困的人口的，而截止當前，已經超過半數的委內瑞拉居民能夠由此獲益。政府通過CLAPs直接從私人或公共供應商處購買食物，並與社區組織協調後向普通民眾家庭發放混合食品包。社區主要負責將自身情況匯報給CLAPs，對當地人口進行普查統計，定期發放食品包，這些食品包通常每包重達12-15公斤並以補貼價格出售。通過社區與政府的共同推動促成了大規模的協調合作，在CLAPs運作的第一年就已讓約200萬個家庭受益，而如今整個國家已擁有超過三萬個CLAPs組織，並計畫在2018年年底將定期食物分發覆蓋到600萬個家庭——即近全國四分之三的人口。
在從事食物主權運動的活動家眼中，CLAPs獲得的評價褒貶不一，她／他們注意到CLAPs提供的食品存在對於工業化食品依賴的問題，而一半左右的工業化食物都是通過食品進口獲得的。與此同時，CLAPs在減少食物短缺所造成的最壞影響方面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並成為了圍繞食物問題進行民眾組織的重要手段，因為半數左右的CLAPs會直接參與到糧食生產過程中。因此，越來越多的食物主權運動活動家（包括El Maízal公社及「人與人之間的計畫」的參與者）正在與CLAPs進行密切的合作，並試圖將CLAPs的工作推向更具有變革性的方向，成為長期願景「零美元農業」中的一部分。
六、結論
委內瑞拉當下所面臨的狀況遠比主流論述所描述的狀況複雜許多，因此它需要更深入的分析。我們藉以食物作為分析透鏡，並且聚焦於種族、階級、性別及地緣相關的權力問題，一些新的有助於理解當下危機的關鍵要素逐漸浮現出來。這些要素包括：
- 長期以來，食物是作為階級分化的工具存在的，它在創造及維持精英階級、精英階級的同盟——中產階級和一個作為「他者」的階級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 國家體制內外的精英階級及其同盟，藉以顯性或隱藏的權力手段，確保其權力在農產品體系中集中與強化；
- 在高度種族化的科學與現代性的觀念下，農產品體系在生產、進口、消費各個環節愈發同質化，更加單一化並且受到了更加嚴苛的控制；
- 市場營銷策略強化了工業化加工食品與公眾之間的親密關係，導致了這些食品遍佈人們的日常生活；
- 人們獲得這些食品的方式主要依賴被壟斷的供應渠道和超市；
- 這些食品的缺貨持續衝擊著人們的日常生活，這種衝擊尤其對於那些作為「他者」的階級而言，特別是婦女，更為嚴重；
- 在特定食品短缺上國家的確負有責任，但是私人資本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卻被極大地忽視了；
- 精英階級藉以恢復缺貨的商品以及重建秩序的提案，反對國家有利於勞工階級「他者」們的項目與政策，試圖鞏固自身權力；
- 中產階級集團假借人民的名義反抗政府以及政府的同盟——被他者化的勞工階級，他們看似在創造社會正義的圖景，然而卻在施行著具有種族化意味的暴力行為；
- 一直以來，國家與資本的關係不斷強化，這繼續導致了其權力在農產品體系中的集中與強化。
雖然上文列出的因素還不夠全面，但這些因素反映了在精英聯盟的長期控制下，委內瑞拉當下社會出現的新趨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看似無形卻無處不在的，對於日常生活領域的控制機制，這一機制促使（特權階級）更加方便地統治與支配普通民眾尤其是貧困的勞工階級。藉以殖民化、現代化以及今天的全球化，現代工業食物體系的完整結構，已經被改造為一種控制與被控制的工具——提供迎合大眾口味的食物，但其提供方式卻是通過高度控制與被控制的途徑，恰如委內瑞拉今天所呈現的那樣。但是，我們也已經看到，食物同樣也能夠成為反抗的手段。
主流論述不僅常常迴避誰才是當前危機的主要製造者的問題，而且掩蓋了基層民眾對於危機的各種應對方案。這一現象的產生與主流媒體將委內瑞拉的勞工階級塑造為被動的受害者而非積極的參與者形象有關。這種針對勞工階級的刻板印象與他者化（othering）還導致了人們的一種常見印象：大多數委內瑞拉人是由於查維茲的石油美元政策及其個人領導魅力而盲目追隨他的。這也使得今天的國際媒體忽略了目前委內瑞拉人民在食物主權運動上所呈現出的前所未有的重視與進步。這種對於窮人和貧困的刻板印象十分普遍，但除此之外，他們極少關注到其他問題，譬如，《紐約時報》關於委內瑞拉饑荒的一篇文章中以一張人們正在吃本地最受歡迎的一道菜餚的照片作為特寫，《衛報》的一篇報導則以「飢餓正在吞噬委內瑞拉人的靈魂——人們正在為生存掙扎」為題報導了一個叫做Chuao的漁村，「當地飲食習慣正在回歸到類似其祖輩或父輩的狀態，食用魚、根莖蔬菜和香蕉」——不少美食家應該願意出高價購買這樣的食物吧。
雖然這些自相矛盾的報導可能會讓人痛苦，對於普通委內瑞拉民眾而言，甚至有時會感到可笑，但是這些故事卻能夠成為強化關於委內瑞拉的主流敘述與製造國際輿論的有力機制。雖然我們並不期待從西方主流媒體那獲得更多，但我們需要質疑為何類似的敘述同樣能在學術界與知識界（包括一些左派學者）不加批判地反覆出現。難道我們不應該擯棄自身的偏見嗎？
為了確保那些從我們的權力及特權位置可能無法直接接觸到的事件與經驗不被遮蔽，為了我們能夠反思我們的論述是否太過於貼近我們自身所處的生活現實，在運動中引入反思並且建立學者與草根運動之間基於實踐的夥伴關係是十分重要的。在美國及其盟友的策劃下，委內瑞拉的每一天都會出現新形式的針對政府、人民以及運動過程的侵犯或挑釁行為，我們作為學者與活動家面臨著選擇。我們也可以等到一切都結束之後進行馬後炮式的分析，或者，我們即刻就參與到委內瑞拉的草根運動之中——對於運動而言，批判是需要的，並且在當下建設性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但也必須讓參與運動的人民清楚地知道我們是與她／他們的鬥爭團結在一起的。我們可以宣稱曾在拉丁美洲崛起的左翼運動進入了低潮，但我們也可以跟那些認為由於革命進入低谷期而感覺自己失去社會地位的人們站在一起：歷史仍然在為他們以及由他們書寫，對於那些人而言，投降從來都不是一個選項！
「一般化的資本主義」這個新術語強調的是，現在，一切生產方式，都被整合為這些壟斷資本的一部分，起到壟斷者的分包方的作用了——哪怕這些分包方看起來是獨立的。任何一個小公司，都為它從壟斷技術、資金或資產所有者（上游）那裡接收的投入所控制，都為它的產品不得不銷往的壟斷市場（下游）所控制。歐美的資本主義農場主，只是這樣的，一般化的資本主義的分包方的幾種形式的案例；他們靠國家補助而非利潤生存，也就是說，他們靠普通公民的稅收生存。
軍事獨裁者垮台後，新社會該呈現如何的樣貌？上面的兩句話，就揭示了葡萄牙殘酷的歷史，這是一個社會剛剛經歷劇烈震盪，往更美好方向前行的可能性才開始萌芽就遭到扼殺的故事，趕跑獨裁者，迎接的卻是資本主義，走了豺狼來了老虎。直到現在，葡萄牙的街頭運動仍可聽到當年作為革命歌曲的〈棕色之城葛蘭多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