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機場管線遷移工程21日發生重大工安意外，3名工人因兩側土石崩落遭活埋身亡。勞團不滿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無視承攬廠商泛亞工程5年內有13起違法紀錄，仍將機場工程發包給泛亞，同時質疑勞動部的勞檢只是做秀，未盡把關責任，今日（8/24）接連赴交通部和勞動部抗議，要求政府檢討究責。

工傷協會劉念雲：交通部應負全責

桃園機場施作「WC滑行道遷建及雙線化工程」，3名工人因兩側土石崩落遭活埋身亡。勞動部職安署初步調查認定管溝開挖工程未施作擋土支撐，導致開挖面土石崩塌，勒令現場停工，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對承攬廠商泛亞工程處以30萬元罰鍰。

目前正代表左翼聯盟參選桃園市議員的工傷協會專員劉念雲批評，桃園機場管線遷移工程是由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委託給交通部高公局，高公局再外包給泛亞工程來施作，但過去5年來，泛亞有13次違反《職安法》的紀錄，是公安意外累犯，質疑交通部為何繼續讓泛亞工程在桃園機場工程得標？劉念雲認為，像泛亞這類公司，交通部應列入勞安黑名單，令其5年內不得承攬國營事業及公共工程。

劉念雲也質疑，高公局是工地現場督導，未收到擋土防護計畫就放任廠商開工，也需負監督不周的責任。他強調，交通部是桃園機場工程的主要業主，卻在招標和監督上都有疏失，理應負起全責，懲處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和高公局失職人員。他也要求交通部訂出不得承包公共工程的「勞安黑名單」，並在公共工程款中強制提撥10%的「職安基金」作為職災賠償用途。

劉念雲也呼籲交通部在桃園機場設立工傷碑，放上所有職災勞工和移工名字，讓人記取教訓。然而，今日交通部派出的代表僅表示，泛亞「拿標案合乎招標規定」，未具體回應勞團其他訴求。

劉念雲無奈表示，「勞安黑名單」和「職安基金」是工傷協會長年來持續倡議的兩個訴求，但政府都不願採納落實，「已經不相信執政者」。他表示，希望扭轉工運和官府間這種無效的陳情戲碼，因此今年（2018）他在工傷協會推派下，將代表新政黨「左翼聯盟」出來競選桃園市議員，「沒人提我們自己提」。

華航工會朱梅雪批：許部長勞檢做秀

勞團在交通部抗議後，隨後一同轉往勞動部抗議。由華航企業工會推派的桃園市長參選人朱梅雪表示，勞動部長許銘春3月帶隊到桃園機場視察工程，但視察根本沒效果，不到半年就發生3名桃機工人死亡的重大工安意外，痛批許銘春的勞檢根本是在作秀。朱梅雪也質疑，泛亞有多項違反《職安法》的紀錄，為何都不用改善，直到出了人命，勞動部才開罰僅僅30萬？

朱梅雪也把炮口對準桃園市長鄭文燦，批評鄭文燦誇口打造桃園航空城，說桃園市是「有幸福感的城市」，但桃園的發展卻犧牲勞工，出人命才檢討，強調自己若當選桃園市長，針對無良企業將罰到它怕為止，若罰不怕還會對其祭出斷水斷電。

朱梅雪呼籲，勞動部應徹查桃機公共工程，不要讓交通部推卸身為業主的責任。他也呼籲許銘春不要再做秀，應檢討勞檢制度，並落實執法。

《粉色藥丸》（Pink Pill）是謝曉珊2017年在北京電影學院的畢業作品，電影的質感完全可以反映導演的科班訓練。鏡頭色澤光影和步調都很美，演員表現樸實又無可挑剔，攝影讓人驚豔，藍黑色水面襯著霧濛濛的天，有船輕輕駛過，好幾幕都讓我想起婁燁。

故事背景設定在四川小鎮，而非大家普遍熟悉的北上廣同志文化發達地區。全片都講四川話，小鎮裡方言沒有沒落，是人們日常使用的語言。

電影講中學的青少年故事，但情節有深意。男主角李波暗戀女同學張鶴，可張鶴另有喜歡的女孩兒。故事前半段，張鶴因為同性戀傾向被班上同學發現而遭霸凌，李波伸出援手。後半段，李波在最初發動霸凌的同學鼓勵下，嘗試用春藥勾起張鶴對自己的興趣。

在這裡，原來的霸凌者與伸出援手的拯救者，成了鏡像的對立統一，李波在房裡對著張鶴脫口說出「有病的是妳」時，讓劇情前半段設定的善／惡座標瞬時疊合，呈現出高度的一致。對弱者伸出援手的善意，經常也能建立在自私，甚至完全錯誤的基礎之上，因此欺壓與拯救、剝削與慈善，也可能只是一體兩面，或僅止於姿態展現上的差異。

本片同時也涉及metoo，但並沒有採取庸俗的血淚控訴。我特別喜歡電影尾聲李波在低處落寞仰望屋子頂樓張鶴和陳雪互動的一幕。它暗示了，透過性侵這樣的暴行，李波最終不可能真正滿足自己所欲，必當獨自面對自身的匱乏；而張鶴，也沒有因為受暴而必然承受巨大損失，沒有如通俗想像中般彷彿被奪去了某種不可回復之物。電影的情節與視角，沒有耽溺於悲情，而賦予了受害者力量，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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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五屆台灣國際酷兒影展】展期：8/24-9/16

《粉色藥丸》（Pink Pill） / 輔
謝曉珊 Xiaoshan Xie
China 中國 / 2017 / Color / 29mins

當代美國的「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指的是什麼？2015年11月，愛荷華黨團會議（Iowa caucuses）1即將舉行，桑德斯（Bernie Sanders）終於在喬治城大學一次廣為宣傳的演講中正面回應這個問題。桑德斯告訴聽眾，民主社會主義，正是小羅斯福新政所做的事。小羅斯福未完成的《第二權利法案》（Second Bill of Rights）2，即「經濟民權法案」，桑德斯評論道，「正是我今日的理想。」

如今兩年半過去，亞力山卓・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藉著對美國自由派學生而言再明白不過的政見，躍上全國政治的舞台：人人都能享有醫療保險、工作保障、住房計畫，一套新的《格拉斯－斯蒂格爾銀行法案》（Glass-Steagall Act），還有更加環保的⋯⋯新政。顯然，民主社會主義不那麼尤金・德布斯（Eugene V. Debs）3，反倒像是更成功的杜魯門（Harry Truman）4。

打著社會主義大旗搞自由派改良，這種舉動刺激了某些寫手，他們指出新政實際上不是社會主義，並指控桑德斯、奧卡西奧－科爾特斯，以及其他民主社會主義參選人，將截然不同的理論混為一談、魚目混珠。這些批判都是根據一系列例證確鑿的歷史事實。「新政」客——從小羅斯福本人開始——相信他們的根本使命是拯救資本主義。對於許多社會主義者而言，小羅斯福是他們運動的強大敵手，是一位以吹笛者的改良之歌誘惑工人階級的國家資本家。（在羅斯福政府工作的社會主義者，明白自己處境的可笑諷刺：「我們社會主義者正試著搶救資本主義，」新政律師傑洛姆・法蘭克（Jerome Frank）對經濟學家斯圖爾特・蔡司（Stuart Chase）說，「但該死的資本家卻不讓我們這麼做。」）毫無疑問地，將新政形容為「社會主義」，源於保守派致力取消自由主義改革的正當性——許多評論家已指出，保守派透過荒唐的手段扭曲社會主義一詞的意涵，甚至是攻擊更溫和的自由主義政策，例如《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反而洗刷社會主義在美國政治語境中的污名。

新政本身包含反資本主義的要素，但這些改革都是打擦邊球，並未對生產資料的私有權造成威脅。一如歷史學者大衛・甘迺迪（David Kennedy）指出，擺脫大蕭條時期的富裕國家中，美國因為不存在大型的新國有企業而獨樹一格。新政甚至沒有促成類似戰後英國溫和的集體主義。誇張點說，新政的長期遺產除了金融監管、勞工與福利國家改革外，還包含了在南方和西部著重實施的積極發展主義。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看到的景貌也不同——在思考我們當前的政治處境時可能更有幫助。新政絕非「社會主義」。但如果就此打住，就會錯過當時孕育新政的知識圈裡，社會主義者扮演的角色。不要只看社會主義是什麼，而是要看社會主義者做了什麼，我們將明白新政那些進步的成就，確實與改良社會主義有深刻的歷史淵源。

歷史學者丹尼爾・羅傑斯（Daniel Rodgers）在他開創性的著作《橫渡大西洋》（Atlantic Crossings）中提到，新政是在半世紀以來、大西洋雙邊國家就「社會問題」辯論的背景下形成的——經濟現代化讓個人、家庭與社區無可避免地相互依存。在一個無法假設人人都能掌握自身命運的世界中，個人的責任與對於他人的義務是什麼？政府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降低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成本，並且馴服一個烏煙瘴氣、血汗勞工、景氣循環、居住空間過度擁擠，傳染病肆虐的世界？

這些辯論的參與者包括鮮明的反社會主義改革者，如普魯士總理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他所設計的社會保險制度是羅斯福社會安全計劃的遙遠前身；他竊取社會主義者的點子，藉此先聲奪人。其他還包括社會主義政黨；它們提出自己的計畫，例如公有模範住宅。許多改革者介於兩者之間。例如睦鄰之家（settlement house）的創始人珍・亞當斯（Jane Addams）5，她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者，卻曾對一位新聞記者說道：「我想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個聲明暗示這些討論的內容、問題的本質、手邊的方案，比起貼在它們身上的政治標籤更加重要。

因為社會主義者對工業城市中形成中的商品化社會已有完整的批判，他們的「直接訴求」本身就成為一種政策。看看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在美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年提出的政見，根本就是後來新政的藍圖：減少工時與提高工資、廢除童工、全國高齡與失業保險方案、更多的城市公園與遊樂場、公共住宅、免費的產科診所和醫院、公共劇院，文化建設與閱覽室。倘若進步的社會改革有時帶有資產階級家父長制的要素，但結果卻是去商品化，如此一來，勞動人民不但可以享有更多的保險、更好的工作條件，更可以享受日常生活與休閒的樂趣。當政府可以提供「濱海度假勝地與夏季郊遊」時，紐約成衣工人的孩子何須勇敢地面對骯髒的東河（East River）呢？

許多未來的「新政」客直接主張改革社會主義的思想。年輕的社會工作者哈利・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加入社會主義黨，並在1917年紐約市長選舉中投票支持希爾普特（Morris Hillquit）6。1920年代，小羅斯福準備重返政壇，不被認為是社會主義者的他卻與第一夫人愛蓮娜（Eleanor Roosevelt）的好友、社會主義成衣工人工會的領袖羅莎・施奈德曼（Rose Schneiderman）和莫得・斯瓦茨（Maud Swartz）進行「數小時的深入交談」。正如歷史學者奧列克（Annelise Orleck）的描述，小羅斯福偶爾會載兩位女士從紐約市區前往海德公園，聽她們說著「我們所知道的關於工會運動的理論與歷史⋯⋯在工會組成以前，印刷產業的工廠血汗情形與結核病罹患率。」勞工部長法蘭西斯・帕金斯（Frances Perkins）後來將小羅斯福對於勞工議題的理解歸功於這些談話。

歷經本世紀頭30年政治正典、私人利益與法院的重重箝制，由社會主義黨協助組裝起來的政見工具箱，在1930年代早期的經濟危機後，突然間被用力撬開了。勞工律師路易斯・沃爾德曼（Louis Waldman）——同時也是因蘇聯革命造成的美國紅色恐慌（Red Scare）期間，被逐出紐約州議會的五名社會主義黨成員之一——回憶起將當時仍是總統候選人的小羅斯福介紹給諾曼・湯馬斯（Norman Thomas）的場景，後者曾以社會主義黨總統參選人的身份，與小羅斯福角逐1932年的總統選舉。沃爾德曼寫道，小羅斯福「看起來像是吞了金絲雀的貓⋯⋯事實上，在和湯馬斯握手時，他輕笑著說：『哎呀，我拿走了你百分之九十九的計畫，是吧？』」（湯馬斯回答說：「但你把這些計畫做得很差。」）

這是一個動聽的故事，雖然真實性令人存疑——真實的歷史更平凡些，但對當代的左派更具啟發性。羅斯福和「新政」客們不只是竊取社會主義黨的政見。羅傑斯解釋，胡佛政府紓困主要金融機構、企圖遏止經濟衰退的方法失敗後，為制度性解決當代資本主義問題的政策開闢更多空間；這些問題再也無法被當成只是市場自我修正或是私人慈善企業出了差錯。羅傑斯寫道，「從一個世代的進步政治政黨搜集而來的倡議與思想」，讓1910年代社會主義黨的「直接訴求」，成為1930年代的新政實驗。

1936年，當小羅斯福競選連任時，小羅斯福昔日政治恩人、前紐約州州長艾爾・史密斯（Al Smith），成為他的競選對手，並且指控他實行社會主義黨大部分的政見。但正牌的社會主義黨人拒絕日益壯大的保守勢力將新政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籤。第三度競選總統、社會主義黨領袖湯馬斯在廣播節目中強調這點。湯馬斯曾發表著名的言論，他說，如果小羅斯福施行社會主義的政策，「他也是用擔架把它抬出來的。」7

但湯馬斯不是唯一一位對這個問題發表意見的社會主義黨人。作為意第緒語社會主義日報《先鋒》（The Forward）的創始人與長期編輯，亞伯拉罕・卡漢（Abraham Cahan）對於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1932年，《先鋒》曾經支持湯馬斯競選總統。但到了1933年，卡漢重新考慮這個問題。他認為羅斯福「應該成為社會主義黨人，如果任何人都有權成為我們黨的成員，那他又何嘗不能。」1936年，《前鋒》摒棄了湯馬斯，卡漢加入成衣工會、WEVD廣播電台8，以及紐約其他社會主義保守派團體共同成立美國工黨（American Labor Party），成為新政聯盟中的社會民主側翼。卡漢是眾多轉向的知識份子的其中一員。有更多選民倒戈。「不再拘泥於社會主義，」評論家艾爾文・豪（Irving Howe）寫道，「他們似乎覺得認為自己正在保護社會主義最初的道德理念。」

1930年代許多鐵桿的社會主義黨黨人不僅視卡漢這樣的人物為叛徒，更認為他已喪失政治熱情：「他們的心智仍在運作」，豪後來寫道，「但他們的想像力已經枯竭。」然而，若要理解為什麼像卡漢這樣的人，相信小羅斯福「應該」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的人，就必須理解社會主義如何對美國施政造成影響。新政從未實施湯馬斯的政見。即使是那些最符合社會主義的計畫，其折衷的程度，也是戰後英國與斯堪地那維亞的福利國家無法比擬的。更糟糕的是，新政帶有濃厚的種族主義、性別偏見，以及各種不堪的排除與邊緣化。1930年代的左翼勇敢對抗這些問題，但是總的來說仍是徒勞無功。（羅斯福對民權的主要貢獻，是他在1942年創立了公平就業實踐委員會（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Committee），這主要得歸功於社會主義工人領袖飛利浦・倫道夫（A. Philip Randolph）的努力。）

然而，新政直白地承認社會就是相互依存的關係，並肯定良好的社會端賴互助、互惠與社群。縱然這不完全符合社會主義者的理想，但至少他們理解到市場社會的問題何在。新政裡頭較具想像力的計畫，確實該歸功於美國社會主義者策劃和倡導的社會政治願景。1930年代中期，左翼以直接行動與勞工組織的形式再度崛起，並為小羅斯福和民主黨打下基礎，實施公共事業振興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和《華格納法案》（Wagner Act）9等計畫。

今日正可能會發生類似的事情。正如在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一樣，「全民健保」（Medicare for All）並非社會主義者獨有的政策思想。但他們正處在聲勢看漲的階段，因為他們對於當今市場社會制度性的批判，使他們能夠制定明確易懂的政策；特別是對年輕人而言，他們以直接有力的方式講述當代的美式生活經驗：工資停滯、不安全感、剝削、不穩定、失控的不平等、負債累累、住房和醫療等必需品的成本飆高。

今日的自由派可能會感到不耐煩，因為他們的歷史遺產被挪用來服務社會主義的計畫。他們會擔心自由主義改革被貼上「社會主義」標籤的後果也是合理的事。某些人可能會發現他們正處在史密斯當年的窘境之中——隨著新勢力的滲入，自己與黨核心的距離越來越疏遠。然而，新政的例子提醒了我們：自由主義可以從不同社會和政治思想的學派中汲取價值，這些學派對於美式資本主義以及相關的政治實踐提出更批判的見解。結果可能是充滿衝突的自由派－左翼聯盟，不過這個聯盟將有更大的能力，思考社會問題與解決方案。如果這還不夠說服自由派，他們至少可以因為下列事實感到安心：小羅斯福的新政改革，為民主黨贏得了很多選票。

• 1.【譯註】美國州內的政黨領導人召開的基層會議，藉此選出支持的候選人。
• 2.【譯註】美國總統小羅斯福於1944年國情咨文提出一系列權利，包括：就業、足夠收入、居住、醫療保險、社會保障...等等。他認為美國憲法與《權利法案》已保障人民政治權利，「但是個人自由不能沒有經濟保障與獨立」，因此提出強調「經濟權利」的《第二權利法案》。
• 3.【譯註】國際工人聯合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簡稱IWA）與世界產業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簡稱IWW）的創建者之一。曾於1900年代表社會主義黨競選美國總統。
• 4.【譯註】美國第33任總統。
• 5.【譯註】1889年，珍・亞當斯在芝加哥移民社區創立赫爾館（Hull House），這是一間由志工經營、為歐洲移民，特別是婦女與孩童，提供教育與娛樂的社區服務中心。
• 6.【譯註】美國社會主義黨創辦人，1917年以反戰政見投入紐約市長選戰。
• 7.【譯註】諷刺新政實施的社會主義政策殘缺不齊。
• 8.【譯註】美國社會主義黨於1927年成立的電台。
• 9.【譯註】正式名稱是《全國勞工關係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主要內容是訂定勞工組織或加入工會，以及與雇主集體協商的權利。

從《路透社》到網路媒體《攔截者》（The Intercept），眾多主流媒體宣稱聯合國指控中國政府正把一百萬名維吾爾族人關押在「集中營」。但是，只要仔細查看這些新聞報導以及背後的證據──不如說缺乏證據──就知道這些非比尋常的說法不是真的。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的一名發言人向《灰色地帶》證實了：中國「集中營」的指控並非由聯合國提出的，而是一名不能代表整個聯合國的獨立委員會委員的說法──該名委員是委員會中的唯一一名美國人，而且她沒有中國相關的學術或研究背景。

更進一步，這項指控來自於一個反對組織缺乏證據來源的報告。該組織接受外國政府的資助，並且與流亡的親美活動家密切相關。雖然確實有許多實地報導指出維吾爾族在中國面臨歧視問題，但是開始散佈中國關押百萬名維族人訊息的媒體和組織，卻幾乎全部接受美國政府的資助──其目的是向北京政府施壓。

一個由《路透社》引爆、主流媒體搧風點火的公然謊言

8月10日，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下簡稱委員會）定期審查了中國遵守《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的狀況。然而，這項對所有179個締約國進行的定期審查，卻引起了西方媒體獵巫式且誤導大眾的反應。

就在審查的當天，《路透社》發布了一則爆炸性的新聞〈聯合國表示：可靠報導指出中國在秘密營地囚禁著百萬名維吾爾族〉。這篇報導被《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瘋狂複製，並同聲譴責中國、要求採取國際行動。就連《攔截者》的記者麥迪‧哈山（Mehdi Hasan）也氣憤地下了〈聯合國指出一百萬名維族人被中國囚禁。全世界還不憤怒嗎？〉的標題。這些報導給讀者營造的印象是，聯合國進行了調查，並且正式、集體地向中國發出了指控。但是事實上，聯合國根本沒有這麼做。

《路透社》的新聞標題把這項爆炸性指控說成是聯合國提出的，可是報導本身卻又說只是委員會的說法──而該委員會的官方網站明確地指出了，委員會是「一群獨立的專家組成的」，並非聯合國官方本身。

更進一步，只要檢視OHCHR針對委員會報告所發布的官方新聞稿，就可以發現所謂的中國的「再教育營」，僅僅是由蓋伊‧麥克杜格爾（Gay McDougall）──委員會中的唯一一名美國籍委員──所指控的。這項指控接著被茅利塔尼亞籍委員葉姆何赫‧敏特‧穆罕默德（Yemhelhe Mint Mohamed）所附和。

在對中國的定期審查中，麥克杜格爾聲稱她「深切關注」著百萬名維族人被拘禁在「集中營」的「可信報導」。《美聯社》的報導指出，麥克杜格爾「並沒有為她在聽證會上的指控提出明確的消息來源」（值得注意的是，《美聯社》的新聞標題比《路透社》的要含蓄得多：「聯合國小組關注中國囚禁維族人的相關報告」）。該會議的影片證實了，麥克杜格爾並沒有為她的指控提供任何消息來源。

也就是說，聯合國獨立機構中的一名美國籍委員提出了極具挑釁性的說法，指控中國正關押著一百萬名穆斯林，卻未能提供一個具體的消息來源。《路透社》和其他西方主流媒體無視於這項指控源自於一名美國籍委員缺乏證據的說法，就聲稱是聯合國做出的指控，並大肆報導一番。

在寄給《灰色地帶》的電子郵件中，OHCHR的發言人茱莉亞‧葛隆妮維特（Julia Gronnevet）證實了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並不代表整個聯合國。葛隆妮維特在信中寫道：「關於委員會僅是獨立機構此事，你們是對的。媒體所引述的，是委員們在審查締約國的公開會議中的說詞。」

因此，OHCHR間接承認了麥克杜格爾的說法並不能代表整個聯合國的任何發現。換句話說，《路透社》的報導基本上是假的。

政府資助、不透明的反對組織所提供的「可信」報告

除了不負責任的錯誤報導外，《路透社》和其他西方媒體也試圖填補麥克杜格爾證詞的漏洞。它們參考了「人權捍衛者」（Network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HRD）的報告。順帶一提，這個組織的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

CHRD從不具名的政府獲取了數十萬元美金的資助，專職於鼓吹反對中國政府，並且好些年為極右翼反對派人士奔走遊說。CHRD在其資金來源和人事方面並不透明。其年度報告註明了：「本報告是在捐助者慷慨的支持下撰寫而成的。」然而，捐助者永遠是不具名的。

在向公眾公開的財務申報表（國家稅務局990表格）1中，可見該組織大部分由政府出資捐助。事實上，在2015年，幾乎所有的組織收入都來自於政府資助。CHRD在2015年的財務報表顯示了，當年的總收入820,023美元中，高達819,553元（99.94%）來自政府資助；占了極小部分的395元來自投資，75元則來自其他收入。2016年的報表則顯示該年獲得了859,091元的政府資助。

至於哪個政府提供了資助並不明瞭。灰色地帶在多次發送採訪邀約給該組織後，並未得到回覆。不過，CHRD似乎是從美國政府支持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獲得資助的。

搜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資訊，可以發現2014年到2015年間，約有50萬美元的資金總額用來「支持中國人權捍衛者的工作」。並不清楚這是否就是用來協助CHRD的資金，不過從其用途說明和補助金額看來非常地符合。

CHRD利用獲得的豐厚資金來支持中國境內的反對派，並且資助了中國境內數十個相關項目。

CHRD在其稅務表格中，把地址列為「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華盛頓特區辦公室。人權觀察長期以來被批評為「美國政府的旋轉門」2，並且對於華府的敵人，如中國、委內瑞拉、敘利亞，和俄羅斯等國的人權狀況，有著過分而不成比例的關注。「人權觀察」並沒有回應《灰色地帶》詢問其與CHRD的關係的電子郵件。

CHRD的財務申報表也揭露了該組織成員多是流亡海外的著名中國活動家。組織主席為流亡美國的活動家蘇曉康。他認為中國人民會「希望美國來保護流亡的活動家，並將會因為華府沒做到而感到失望」。同樣流亡美國的理事滕彪，則曾諷刺地指出中國共產黨如何稱他為「反動派」。

組織的秘書為美國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他在被中國列為拒絕入境的學術「黑名單」後聲名大噪。林培瑞在2014年時為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作證，聲稱中國政府威脅了美國的學術自由。

在林培瑞的國會證詞中，他主張美國政府應該打擊中國政府的孔子學院，並且資助他自己開設的親美的中文課程。林培瑞把他的中文課程當作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潛在美國武器。他認為，這個語言課程「比起（B-2幽靈戰略）轟炸機要更能重挫中國共產黨」。以上是一些親美、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家，他們領導著CHRD的運作。除此之外，關於CHRD的公開訊息就非常少了。

這個組織似乎主要是其國際部負責人夏任磊的點子。夏任磊是一名公開要求美國政府以《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3來制裁中國官員的活動家。

對鍾愛美國戰爭的「非暴力倡導者」的支持

CHRD的創始人夏任磊，是右翼新保守派、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的強力支持者，並且為了要求中國釋放劉曉波而奮鬥多年。該組織網站的存檔顯示，早在2010年，CHRD就大力為劉曉波發聲，同時將中國政府比做德國納粹。

雖然劉曉波成了西方自由派菁英中的名人，但他同時也是殖民主義的死忠支持者、血腥美國軍事行動的鐵粉，以及一名鐵桿子的自由主義者。正如同貝瑞‧索特曼（Barry Sautman）和嚴海蓉2010年在《衛報》中所報導的，劉曉波領導了許多美國政府資助的右翼團體。這些團體鼓吹中國的全面私有化和西化。他還公開地表達了種族主義的觀點──劉曉波主張「選擇西化就是選擇成為人類」，並且感慨傳統中國文化把它的人民變得「懦弱、毫無骨氣、一團糟」。

當CHRD描述劉曉波為一名「非暴力倡導者」時，劉曉波實際上卻崇拜小布希，並且強烈支持美國對伊拉克的非法入侵和在阿富汗的戰事。「非暴力倡導者」劉曉波更是美國在韓國以及越南開戰的粉絲，儘管這些戰爭造成了數以百萬計的平民死亡。

CHRD被《路透社》和其他媒體拿來佐證中國維族「再教育營」的那份最新報告，更揭示了該組織與華府的關聯，以及其偏頗的「公正性」。

多數維族「集中營」故事的消息來源都跟美國政府有關

該份報告最常引用的來源是《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 RFA），一個由美國政府成立的新聞機構。在101份參考資料中，就佔了超過五分之一的篇幅。《自由亞洲電台》跟《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馬蒂廣播電視台》（Televisión Martí），以及《中東廣播網》（Middle East Broadcasting Networks）等傳播媒體一樣，都在國務院的監督下，由美國聯邦機構「廣播理事會」（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BBG）運作。美國廣播理事會描述自身的工作「對美國國家利益至關重要」，且「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一致」是它首要的廣播準則。

西方媒體對中國維吾爾族、以及對中國總體性的報導，幾乎是完全仰賴華府相關的消息來源，而且通常搭配煽動性的新聞標題和指控。除了CHRD和《自由亞洲電台》，新聞媒體也很常引述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ighur Congress）的說法。該組織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在最近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活動中，《灰色地帶》的編輯麥斯‧布門薩爾（Max Blumenthal）採訪了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奧馬爾‧卡納特（Omer Kanat）。他因為向西方媒體提供了許多關於集中營的消息而飽受讚譽。

另一個受美國國會和主流媒體喜愛的中國消息來源是詹姆斯頓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這是一個新保守主義的智庫，在冷戰高峰時期下由雷根政府官員所創建，並得到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約瑟夫‧卡西（William J. Casey）的支持。前詹姆斯頓基金會董事會成員包括迪克‧錢尼（Dick Cheney）和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4。

這次的《路透社》假新聞事件，是西方媒體對中國愈來愈具敵意的又一例。這個冷戰般的趨勢符應於華府有意製造的，與北京政府的衝突──在一系列的政策聲明中，川普政府反覆指出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優勢」造成了「威脅」。美國國防部長詹姆士‧馬提斯（James Mattis）聲稱：「現階段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重點是大國競爭，而不是恐怖主義。」

美國愈來愈擔心其日益傾頹的全球主導地位，並且試圖阻止其它國際力量的興起。美國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正是使用表面上公正的「民間社會團體」和「智庫」，來促進媒體對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的支持。這些故事通常以「人道關懷」為包裝，來激起公眾的憤怒，並成了美國武裝化以推進帝國野心的藉口。這個屢試不爽的方式，是美國用來激化反對中國活動的重要核心。而最近的一系列假新聞所展示的則是，主流媒體也樂於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

• 1.【譯註】990表格是美國國家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form）要求非營利組織提供，以向公眾公開其財務資訊的相關報表。
• 2.【譯註】「人權觀察」和美國政府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2014年，兩位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Adolfo Pérez Esquivel）以及梅里德‧科里根‧麥奎爾（Mairead Corrigan Maguire），寄了一封「關閉給美國政府的旋轉門」的抗議信給「人權觀察」，指「人權觀察」的許多成員曾任職於美國政府或者與華府關係良好，且其人權標準經常與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與利益保持一致。《苦勞網》報導〈「人權觀察」遭人權工作者抗議 再思國際政治下的人權話語〉有對該組織的詳細說明和分析。
• 3.【譯註】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於2015年通過，授權美國政府對違反人權的國外人士進行制裁，例如禁止入境、凍結並禁止官員在美國的財產交易。
• 4.【譯註】迪克‧錢尼為小布希任內的美國副總統；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曾任美國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

交通部6月宣布敲定下半年「台鐵公司化」的計畫，但台鐵產業工會堅決反對，擔憂將造成員工勞動條件下降和影響民眾行的權利，今日（8/29）台鐵產工針對「公司化議題」到北市府和資方代表進行勞資爭議調解，除重申反對公司化立場，也呼籲交通部長吳宏謀盡快出面和他們對話。

台鐵產工理事長王傑表示，前交通部長賀陳旦6月公開表示，要在下半年敲定台鐵公司化方向，7月台鐵產工曾到交通部表達反對公司化的立場，之後新任部長吳宏謀說歡迎工會來談，但他們兩度發函給交通部要求見面，都未獲回應。王傑說，一萬三千名台鐵員工都相當關心此事，希望吳宏謀盡快出面和他們對話，說明為何一定要強推公司化、公司化的利弊在哪。

台鐵產工彰化站代表曹嘉君表示，公司化就是要增加營收、裁減成本，台鐵打算一方面調高票價，一方面裁減人力，擔憂未來小通勤站不派人、偏鄉小站也會被裁撤，影響台鐵員工和民眾的權益。曹嘉君指出，各國鐵路民營化過程中，因人力精簡，未能恰當維護設備，造成事故不斷，行車安全將成一大隱憂。

台鐵產工秘書長蕭農瑀說，日前台鐵屏東潮州站的運轉員在月台張貼告示，回答乘客常問的問題，並寫到希望乘客「先做功課再問」、「別再問了」等字句，引發網友批評態度不佳，但這背後反映的是台鐵局和交通部沒有補足人力的問題，導致月台上只有運轉員一個人，忙不過來只好這樣做。

蕭農瑀表示，對於公司化，員工最擔心的是勞動權益下降，她質疑近年交通部和台鐵局一再刪減人力、低薪化、改變班型，是「公司化的前奏」。例如今年（2018）台鐵雖然進了九百人，但起薪只有25K，比以前都低。她強調，公司化下一步就是民營化、私有化，但鐵路私有化的失敗案例，各國已經屢見不鮮，「交通部還想硬幹嗎？」

蕭農瑀指出，2000年來國營事業不斷私有化和民營化，而根據電信和郵政民營化的經驗，既有人員薪資將變少，勞動強度將變高，新進人員的聘僱也越來越採用純勞工甚至外包方式聘僱，例如郵局將郵差外包，裝電纜的人員也使用外包等等，這些勞工都得不到應有保障，台鐵員工擔心公司化後，也會走向低薪和外包。

今日調解會上，台鐵產工提出希望和台鐵局定期協商公司化議題，但資方代表並未答應，最後調解不成立。工會表示，9月將舉辦相關公聽會，也會持續進行勞教，反對台鐵公司化。

自8月7日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宣布拿下罷工權，不到一個月，這起被外界喻為「航空業史上最大危機」的罷工風波暫告一段落，今天（8/30）下午，桃園市政府召開記者會，宣布華航與長榮兩間公司的勞資協調結果，雙方經歷四次的協商就「核心訴求」達成初步共識，其餘訴求則將在未來一年內繼續協商，工會同意協商期間內不會發起罷工，若一年內其餘訴求皆未達共識，將回到爭議狀態，屆時可無需通過投票直接進行罷工。

談到什麼？

華航方面，機師工會經歷了2015年初次拿下罷工權，華航機師的勞動條件當年已有所改善，此次工會訴求主要集中在希望參與部分管理權。資方同意調整FOQA（Flight Operations Quality Assurance）飛行數據監控使用原則，日後FOQA將以趨勢觀察為原則，不會逕行懲處，FOQA判讀人員也應由資方開出四名單後由工會選擇；在數據判讀後召開的技術評議會（TRB），也應於三個天前告知工會派員參加；此外，資方也同意明確限制「片面變更勞動條件」，未來任何涉及勞動條件的不利調整，必須與工會進行協商。

而長榮機師，由於是在2016年後才陸續加入工會，且至今從未與資方進行過團體協約協商，此次最關注焦點是「最低服務年限」，資方同意將從目前的12年，自明年起漸進遞減調降，在2021年預計調降至10年；同意針對部分「紅眼航班」，機師在飛行至目的地後，可隔夜休息後再返回；冬季長程航班增加航班機師人力配置；此外，長榮資方原則同意在天候惡劣情況下，授權機長有權延誤或取消航班。

由於原先兩間航空公司的勞資爭議繁多，華航28項，長榮16項，除上述達成共識的「核心訴求」外，其餘資方同意需在2019年9月底前談成。若屆時未談成，則回到爭議狀態，工會仍保有合法發動罷工的權利。

怎麼談的？

回顧距今20多天前，機師工會宣布以85%投票率、98%同意票數的實力拿下合法罷工權。8月7日當天，宣布消息的記者會在中華電信工會辦公室召開，有別於一般工會新聞總只有寥寥可數的記者關注，當天各家電子平面擠滿了會議室，各界都高度關注，兩間航空公司的機師會不會真的聯合發動罷工，造成全台航線大亂？然而，事件後來的發展卻出乎預料的平靜，既沒有真罷工，甚至也沒有「罷工演習」，而是密集進行了（包含今天）四次的勞資協調。

據了解，此次機師工會在取得罷工權後，後續幾乎都是借助桃園市政府的內部政治操作。回顧事件發展歷程，其中除了桃園市勞動局長王安邦主持的勞資協調，另外就是由桃園市長鄭文燦，直接對口同為綠營新潮流系的華航董事長何煖軒，並找上掌握長榮決策實權的張榮發大房。

由於希望透過政治力快速施壓達到目標，桃市勞動局要求機師工會在華航與長榮兩方面各自都提出「2+1」的核心訴求，也就是在眾多十幾二十項訴求中，挑出最重要的2項，由桃市府去要求資方答應，其餘訴求則打包為1個團體協約協商，後面再慢慢談。

但如前所述，華航在2015年已經歷一次勞動條件改善，但長榮則是從零開始，兩間公司的機師並不在同一個基準點上，因為政治上求快，而要求雙方都將訴求整合為「2+1」並不公允。以「最低服務年限」為例，華航在2015年已經降至7年，長榮此次希望比照，卻被東折西扣，最後資方只同意調降為10年，且還是漸進調降，也因此，此次長榮機師會員的罷工氣勢，一直要高過於華航機師。

當職業工會同時要處理超過一間公司的勞資爭議時，如何調和不同公司間勞工狀態與條件的落差，尋求共識，確實是個難題，透過政治力施壓，或許可以快速達成部分訴求，但對於長期的組織經營，以及工會內部尋求共識，恐怕不見得有幫助。

勞工運動透過團結發動罷工等爭議行為展現實力，目的不僅是要與資方較勁達成訴求，同時也是自我教育，讓原來在職場上沒有權力的勞工階級，發現團結可以讓自身長出力量，不再只是被動接受資方的施捨或恩惠，以形成更長遠的階級組織力量。在此過程中，透過政治力量施壓以期更快達到目標，雖說也是可以理解，但這卻是一條「誘人的捷徑」，並非正軌。畢竟，如此一來不僅難以展現階級團結的力量，反而只呈現了政治人物的力量。

航空業勞工近年聲勢浩大，不僅有空服員、修護工、機師紛紛成立了職業工會，過去曾被形容為「閹雞工會」的華航企業工會也被改革派拿下主導權，然而修護工與空服員爭取勞權的過程中，都付出了嚴重代價，動輒面臨懲處甚至解雇的威脅。在眾多職種當中，機師由於條件特殊，其實相對具有高度的談判優勢，也正是因為這樣，此次機師罷工投票才會這麼動見觀瞻、備受矚目。未來一年，機師工會將繼續就未達共識的訴求與資方進行勞資協商，期許航空業內不同職種的抗爭，可以彼此激勵帶動，共同爭取更好的勞動環境。

年底大選工運人士不缺席！華航企業工會秘書長朱梅雪今日（8/30）正式登記參選桃園市長，成為史上第一個挑戰直轄市的工人代表。今年（2018）5月底，朱梅雪在華航企業工會推派下宣布參選桃園市長，三個月內成功募到200萬保證金，誓言打破藍綠政治，維護勞工權益，和財團拼鬥到底。

籌集200萬保證金 要完成九大政見

朱梅雪是華航修護工廠工人出身，從事工運十年，5月底華航企業工會會員代表大會推派他參選桃園市長，希望打破藍綠的金權政治。他的第一個任務是籌到200萬保證金，短短三個月內，經過華航工會和空服員工會等工會的資助力挺，以及民眾一百、五百、一千、兩千元的小額捐款，終於成功達到目標。

這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有工運幹部出馬競逐直轄市市長大位。在這之前，聯結車司機、擔任過台灣倉儲運輸業工會聯合會理事長的張通賢，也曾在2007年代表基隆市自主公民火大聯盟競選基隆市長，但最後以1,105票落選。

桃園市長參選人朱梅雪表示，工人參政在台灣歷史上很罕見，所以他更不能退縮。他批評，今天的桃園，有因為司機超時加班被裁罰600萬元的桃園客運，有製造過勞、打壓工會幹部惡名昭彰的華航，還有再過三天就要大量解僱員工的宏達電，針對這些企業，桃園市長鄭文燦只會宣稱有了解和開罰，卻無能杜絕這三家公司對人民的迫害。

朱梅雪說，他有帶領基層人民改變的決心，會帶著市民的200萬捐款，和殘害勞工、迫害人民和汙染環境的有權勢者拚鬥到底，他大聲承諾：「桃園基層人民最麻煩的敵人，交給我！」

朱梅雪提出的九大政見，包括勞工、新住民、公部門改革、交通、托育政策、動保、環保和居住正義等保障。在勞工方面，他主張強化勞檢制度，若違法企業不怕罰款，將聯合市府八大局處，以撤銷建照、停工處分等措施罰到怕為止。在公部門改革上，他要求補足消防員和清潔隊人力，改善工時過長和職災頻仍的問題。

另外，朱梅雪也認為，桃園的托育措施不夠、托育機構開放時間有限，主張向企業徵收托育基金，擴充公托服務和臨托服務。他也指出，桃園是工業大城，主張加徵大廠的空污稅，以及做更多的水土保護。

朱梅雪團隊競選總幹事鄭雅菱表示，朱梅雪秉持來自小民、服務小民，和向財團及政府宣戰的決心，邀請其他市長參選人鄭文燦、陳學聖和楊麗環公開進行政策辯論，並一同公開財產申報和競選花費，打一場乾淨的選戰。

左翼聯盟征戰北桃、勞動黨攻竹縣

反《勞基法》修惡運動後，工運掀起一波參選浪潮，除了朱梅雪外，由各領域社運人士成立的新政黨「左翼聯盟」，本次也在台北、桃園推出市議員候選人，台北市由世新大學社發所教授黃德北競選大安文山區市議員，桃園市由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專員劉念雲征戰平鎮區市議員。

黃德北長期關注和參與工運，因看到台灣政治經濟日益衰敗，貧富差距不斷拉大，這次以教授身分首度投入參選，打出「捍衛上班族權益、解放辦公室壓迫」的訴求，希望讓台北市上班族的勞動條件得到改善，並將左翼理念傳播給社會大眾。

劉念雲於工傷協會服務十年，並投入協助台灣最大職病案RCA事件至今，是第一屆桃園市政府職業病認定委員。他認為，桃園市是當前職業災害、工安事件最嚴重的地區，主張訂出「勞安黑名單」，凡發生重大職災事件之承包商，5年內不得承攬國營事業及公共工程，並強制提列工程款10%作為職安基金，盡可能減少職災發生。

此外，台灣老牌的左派政黨勞動黨這次也沒有缺席大選，他們在新竹推出兩位縣議員參選人，分別是參選湖口鄉的羅美文和新埔鎮的陳新源。羅美文是勞動黨榮譽主席、遠東化纖前工會幹部，長期以來參與各種工運，協助勞工組工會及爭取權益；陳新源則是現任鎮民代表，今年更上一層樓參選縣議員，兩人皆獲得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及前勞動黨議員高偉凱強力支持。

在反《勞基法》修惡運動和勞權公投後，工運人士紛紛投入年底大選，是否將進一步擴大工運的影響力，值得持續關注。

反《勞基法》修惡運動後，工運掀起一波參選浪潮，除了華航企業工會秘書長朱梅雪出馬挑戰桃園市長外，今年新成立的政黨「左翼聯盟」，以及老牌的左派政黨勞動黨也都推出市議員候選人，期能透過參選落實更多有利於勞工的政見，翻轉台灣不公義的社會結構。

由各領域社運人士成立的新政黨「左翼聯盟」，本次在台北、桃園推出市議員候選人，台北市由世新大學社發所教授黃德北競選大安文山區市議員，桃園市由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專員劉念雲征戰平鎮區市議員。

黃德北長期關注和參與工運，因看到台灣政治經濟日益衰敗，貧富差距不斷拉大，這次以教授身分首度投入參選，打出「捍衛上班族權益、解放辦公室壓迫」的訴求，希望改善台北市上班族的勞動條件，並將左翼理念傳播給社會大眾。

劉念雲於工傷協會服務十年，並投入協助台灣最大職病案RCA事件至今，是第一屆桃園市政府職業病認定委員。他認為，桃園市是當前職業災害、工安事件最嚴重的地區，主張訂出「勞安黑名單」，凡發生重大職災事件之承包商，5年內不得承攬國營事業及公共工程，並強制提列工程款10%作為職安基金，盡可能減少職災發生。

此外，台灣老牌的左派政黨勞動黨這次也沒有缺席大選，他們在新竹推出兩位縣議員參選人，分別是參選湖口鄉的羅美文和新埔鎮的陳新源。羅美文是勞動黨榮譽主席、遠東化纖前工會幹部，長期以來參與各種工運，協助勞工組工會及爭取權益；陳新源則是現任鎮民代表，今年更上一層樓參選縣議員，兩人皆獲得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及前勞動黨議員高偉凱強力支持。

在反《勞基法》修惡運動和勞權公投後，工運人士紛紛投入年底大選，是否將進一步擴大工運的影響力，值得持續關注。

俄羅斯：冷戰後最大軍演 因應北約強化部署

俄羅斯將在本月舉辦軍事演習，預計出動30萬名人員、超過1千架軍事飛機、2支海軍艦隊與所有空降部隊。這場位於在俄羅斯中部與東部地區、名為「東方2018」（Vostok-2018）的演習，將是冷戰之後俄羅斯規模最大的演習行動。

軍演時機正是俄羅斯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關係逐漸緊繃之際。北約於俄羅斯邊境東部部署4千名兵力，並在近十年來積極向東擴張，14個新成員國全部都是東歐國家。上月美國總統川普也在北約組織峰會中敦促各國增加預算。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表示，當前國際局勢對俄羅斯充滿侵略性與敵意，該國具備自我防衛的能力合乎情理。

除了俄羅斯，中國預計將派遣3,200名人員與900支武裝部隊，佩斯科夫表示，這將是有史以來兩國間規模最大的聯合軍演。除了中國，蒙古也將派遣軍隊參加。

聯合國：伊朗遵守核子協議 美國持續制裁

根據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的報告，伊朗持續遵守2015年簽訂的核子協議，包括鈾濃縮濃度上限與庫存。根據這份伊朗與英、美、法、中、德、俄等國及歐盟簽訂的《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協議，伊朗同意降低鈾濃縮計畫規模並停止發展核武，換取國際制裁的解除。然而，美國總統川普批評該協議「糟糕至極」且無法遏止伊朗威脅，在今年（2018）5月單方面退出協議，並於8月開始對伊朗實施第一波的經濟制裁。

第一波經濟制裁將禁止伊朗購入民航飛機、美元、黃金與其他貴重金屬；並限制其地毯、開心果與魚子醬等產品的出口。制裁已造成外商出走、貨幣貶值，加深該國既有的經濟問題，此外也將對鄰國伊拉克造成影響。伊朗是伊拉克第二大貿易夥伴，也是後者邊境的電力來源。

美國第二波經濟制裁，揚言將進一步全面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伊朗則揚言封鎖「石油動脈」荷莫茲海峽，阻擋海灣國家的石油出口。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Ayatollah Khamenei）要求其他歐洲協議國確保伊朗石油銷售，以及歐洲銀行採取行動，保障伊朗的貿易，否則伊朗將放棄核子協約。哈米尼表示將不會對美國開戰，但也拒絕與「粗鄙且敵意的」美國官員談判新的協議。

哥倫比亞：杯葛委內瑞拉 退出南美洲國家聯盟

哥倫比亞總統杜克（Ivan Duque）週一（8/27）宣布退出南美洲國家聯盟（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杜克批評，該機構「默許委內瑞拉獨裁政權對於該國人民的暴行，並且沾沾自喜。」今年4月，哥倫比亞等6個成員國，皆以「缺乏方向與領導者」為由，宣布暫時退出聯盟。

為促進拉丁美洲區域整合，以及反對美國支持的美洲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當時拉美左翼政府領袖，包括已逝世的委內瑞拉前總統查維茲（Hugo Chavez）、阿根廷的基西納（Nestor Kirchner），以及厄瓜多的柯利亞（Rafael Correa）促成南美洲國家聯盟的成立，成立之際共有12個成員國。不過隨區域內右翼政權執政並加入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的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南美洲國家聯盟陷入了僵局。今年4月，哥倫比亞、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魯與巴拉圭宣布暫時退出，目前成員僅剩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烏拉圭、圭亞那與蘇利南。

杜克並表示，將使用各種外交手段，「孤立委內瑞拉政權」，並於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表示，獨裁政權若不終結，「移民潮將不會終止。」

根據聯合國資料，2015年起約160萬名委內瑞拉人離開該國，前往鄰近國家。過去兩週，厄瓜多與秘魯相繼宣布緊縮對委內瑞拉人的入境規定。委內瑞拉移民潮也觸發仇外攻擊，包括本月中在巴西邊境的帕卡賴馬（Pacaraima）城，發生委內瑞拉移民遭擲石塊、財物遭燒毀的攻擊事件。

委內瑞拉政府則以「種族歧視」與「仇外」批評拉丁美洲鄰國政府。通訊部長羅德里奎（Jorge Rodriguez）表示，委內瑞拉於哥倫比亞內戰的50年期間，接受超過560萬名哥倫比亞人民，近年則分別接納40萬與50萬的厄瓜多與秘魯人民，「委內瑞拉人對移民如兄弟姊妹」，非委內瑞拉公民亦可享有該國各項社會福利，全部由該國買單，估計每年經費超過30億美元；相較之下，哥倫比亞處理委內瑞拉移民，卻可獲得華盛頓當局9百萬美元的分期資助。委內瑞拉官員質問：究竟美國資助是為了處理移民，「或是資助對抗卡拉卡斯當局的政治活動」？

美國：救援淪政治工具 刪減對巴勒斯坦2億資助 

美國上週五（8/24）宣布刪減對巴勒斯坦的2億美元的財政資助預算，預料將進一步惡化加薩走廊的人道危機。這是美國國會今年稍早通過、總金額2億5千1百萬美元的巴勒斯坦援助計劃，預計用於健康醫療、教育、資助公民社會與善治（good governance）。根據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的報導，一位美國資深官員指出，總統川普要求國務院將用於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的資助計劃，「改用至其他優先計畫」，不過並未具體指出優先計畫為何。

該官員表示，美國檢視對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lestinian Authority）的援助後，認為資助的使用並未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也未為美國納稅人提供價值。該官員並將矛頭指向哈瑪斯，表示「國際社會援助加薩走廊時面臨挑戰，哈瑪斯的控制危害加薩走廊民眾的生命，並惡化人道危機與經濟情況。」

不過，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譴責美國此舉是「利用勒索作為政治工具」，強調巴勒斯坦人民不會屈服於威脅。報導巴勒斯坦相關議題的獨立新聞網站「Electronic Intifada」共同創辦人阿布尼瑪（Ali Abunimah）認為，刪減預算的政治訊息是要求巴勒斯坦「遵從美國與以色列命令的任何要求，否則美國將刪減資助」，但他認為美國不太可能以「霸凌與恫嚇巴勒斯坦人民的邏輯」達成目的。

根據《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報導，川普中東顧問暨女婿庫許納（Jared Kushner）主張立即停止援助，以在他提出中東和平計畫之際，增加談判的優勢。不過該計畫已遭巴勒斯坦當局拒絕。去年底，川普政府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之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表示美國已不適合擔任中東和平進程的仲裁角色。

今年6月，川普政府先是刪除美金6千5百萬元的聯合國駐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處（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簡稱UNRWA）的預算，造成巴勒斯坦難民學校面臨嚴重的資金短缺。此舉也遭批評係以人道救援作為威脅手段。分析家指出美國中東和平計畫，不過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既行政策。

刪減對巴勒斯坦援助的同時，華盛頓當局同時給予以色列31億美元的年度軍事資助。

越勞阮國非遭警擊斃案日前達成民事和解，但今年4月又傳出一名越南逃跑外勞在阿里山上遭到警方追緝時，用網槍誤傷致死。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等民團今日（9/3）偕同家屬到警政署抗議，要求查明該名越勞死亡真相，並呼籲政府停止將逃跑外勞當成罪犯，檢討歧視性的移工政策。

阮國非案和解 又出現越勞黃文團案

越南移工阮國非遭警擊斃案後，再傳一名越南逃跑外勞黃文團遭警方不當使用網槍擊中致死！今日移工團體偕同越勞阮國非的父親和黃文團的妹妹同赴警政署抗議，呼籲台灣政府重視移工權益和基本人權，防止類似悲劇再度發生。

阮國非案發生於去年（2017）8月，新竹縣竹北警分局鳳岡派出所接獲民眾檢舉捉捕逃跑外勞，員警陳崇文連同兩名民防前往現場後和越勞阮國非發生衝突，結果阮國非遭陳崇文連開9槍不治身亡，引起民間團體質疑用槍過當。今年1月新竹地檢署以業務過失致死起訴陳崇文，起訴理由為「逾越槍械比例原則」。上月，阮國非父親阮國同和陳崇文達成民事和解，但法院仍將繼續審理其業務過失罪嫌。

阮國同表示，阮國非遭警方連開9槍枉死異鄉，他感到相當心痛，呼籲台灣的警察教育重視人權。不料，今年4月再度發生警方查緝逃跑外勞時不當使用網槍，導致越南逃逸外勞黃文團再度死亡。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指出，2016年6月黃文團來台當漁工，因工作辛苦又時常遭船主打罵挨餓，於該年10月逃跑。之後黃文團在南投、嘉義山區從事農業黑工，今年4月遇警追捕，雙手被上銬，他的頭部遭到防暴網槍射出的「牽引頭」擊中流血，負傷逃逸後失去行蹤。五天後，其兄在阿里山一處竹叢發現雙手上銬的黃文團遺體。近日驗屍報告出爐，確認黃文團是因鈍物擊中致死。

同為在台移工的黃文團妹妹阿合出面控訴，她的哥哥是被警方的網槍打死的，希望大家替他討公道，讓他能安息。阿合說，哥哥生前來台工作，因仲介費高，錢被扣很多，過得很辛苦。他去年逃逸後在山上打工，卻遭警方緝捕，被網槍擊中而喪命。阿合泣訴，哥哥的太太已懷孕幾個月，小孩還沒看過父親，「離開時好好的，回家時卻是一罈骨灰；妻兒失去了他們的依靠，我失去了哥哥，有哪種痛苦比這種痛苦大？」

對於黃文團案，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專員王俐婷提出兩點質疑，她指出，警方使用的防暴網槍，正常來說應向上射出，讓網子掉下罩住人，而不是對著人打，黃文團卻被鉛錘直接打中頭部，這究竟有無疏失？另外，黃文團雙手上銬被擊中後，頭部大量流血驚慌逃走，警方在知情的情況下究竟有無進行搜尋，為何最後是家屬找到遺體？王俐婷認為，警方不應以偵查不公開回應質疑，家屬有權知道死亡真相。

逃跑外勞被當罪犯 民團再籲檢討政策

「阮國非案過了一年，仍看不到警政署對於查緝逃跑外勞的方式，有任何檢討改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陳秀蓮表示，昨天還看到一則影片，是警方動用霹靂小組追捕逃逸外勞，在大街上粗暴地抓走幾位正在逛街的印尼外勞。陳秀蓮強調，「黑工是人，不是罪犯，更不是業績」，過去警方查緝失聯的移工，已經造成多起死傷案例，卻不願正視外勞為何逃跑、造成他們逃跑的結構性原因是什麼？

根據政府統計資料，去年外勞逃跑人數為1.8萬人，共計有5.1萬滯留在台的移工行蹤不明，其中又以越南籍最多、達24,368人，其次為印尼籍的23,694人。陳秀蓮分析，越南逃跑率最高，是因為越南外勞來台仲介費最高；而印尼籍看護工沒有休假、不能轉換雇主，也逼迫他們逃跑。她指出，造成移工逃跑的根本原因，在於「使人為奴」的制度，由於龐大的仲介費用，以及「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的規定，使逃跑變成移工的活路。

而警方的追緝，更使得逃跑外勞常常置身險境。陳秀蓮表示，政府認為逃跑外勞是嚴重社會問題，在2012年成立「祥安專案」，動用國安力量查緝逃跑外勞，但政府報告顯示，逃跑外勞的犯罪率不到台灣人的一半，她痛批政府不去檢討逼迫外勞逃跑的體制，卻把逃跑外勞當作罪犯看待，造成他們死傷不斷。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施逸翔也強調，若再不檢討歧視和壓迫交織的移工政策，絕對會有下一個移工悲劇發生！

民團除要求查清黃文團案件真相，也呼籲政府應開放移工自由轉換雇主，嚴禁仲介收取買工費，並取消取締逃跑外勞的績效獎金制度，讓查緝業務回歸移民署。

警政署國際組外事科科長陳鴻堯接下陳情書後表示，對於黃文團案件感到遺憾，但現已進入司法偵辦程序，不便多做發言。對於非法移工問題，他表示基於國家政策，還是會協助其他機關查緝，並呼籲外籍移工勿違法以免加深意外。其官僚的回應引起民團更加不滿，怒嗆「移工家破人亡，就是因為你們這樣的政策！」

來自日本的富士全錄公司，今年（2018）年初宣布因「市場惡劣」，將在2020年前裁員全球員工1萬人，造成台灣子公司人心惶惶。為此，今日（9/4）下午台灣富士全錄工會前往公司股東會外抗議，反對公司預備裁員的政策。

今年年初，美資全錄公司被日資富士公司以1,800億新台幣收購，業務則併入既存的富士全錄合營公司。全錄公司主要提供企業複印機與文件管理的業務。面臨企業無紙化的市場趨勢變化，在宣布收購的同時，富士公司也決定對富士、全錄與富士全錄三間公司進行重組，預計在2020年以前解僱全球共1萬名員工，以省下近500億新台幣的成本。

這股解僱風波自然也吹到台灣的富士全錄子公司，富士全錄在台僱用近千名員工，雖說解僱尚未發生，但公司內部早已人心惶惶。富士全錄工會理事長鄭炎指出，台灣是亞太地區公司員工人數最多的地方，自一月宣布解僱消息以來，員工們的不安感也非常強烈。

鄭炎說，員工之所以不安，「是因為公司自一月到現在從來都沒有與工會協商裁員、優退或資遣的方案。」他批評，公司不但沒有誠意要協商，甚至傳出早已內定中高齡解僱名單，甚至找上人力處理公司來「處理」員工。

「明明是日資企業，卻沒有帶給員工幸福！」富士全錄工會的理事李先生不滿地表示，自2014到2016年間，台灣子公司股東常會的年度報告上從未顯示虧損，但總公司一聲令下，公司卻說裁員就裁員，「這樣對待平均年資25年的老員工，實在非常不公平！」

目前，雖然解僱尚未發生，但富士全錄工會決定先向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以因應隨時可能發生的解僱情形。工會也呼籲日籍經營階層停止裁員計畫或是約談動作，以免勞資關係持續惡化，最後引發激烈抗爭。

英國電影導演肯・洛區（Ken Loach）是當代電影最著名的發言人之一。他是積極參與社會的藝術家，也是少數二度獲頒極具聲望的金棕櫚（Palme D'or）的導演之一。肯・洛區的作品通常討論社會與政治主題。他的作品橫跨西班牙內戰（《土地與自由》）、洛杉磯清潔工人罷工（《麵包與玫瑰》）、侵略伊拉克（《愛爾蘭之路》）、愛爾蘭獨立戰爭（《吹動大麥的風》），以及福利國家壓迫的一面（《我是布萊克》）。在所謂「民粹起義」引發許多對於經濟不平等及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角色的辯論之前，肯・洛區一直都是工人階級意識與它們在新自由主義下如何轉變的偉大敘事者之一。

在這段與義大利作家暨政治運動者羅倫佐・馬斯里（Lorenzo Marsili）的對話中，肯・洛區檢視藝術在政治轉型之際扮演的角色、工人階級的演進、今日階級鬥爭的意義，以及左翼在創造激進變革上的失敗。

訪問是在《人民》（DEMOS）拍攝期間錄製。《人民》是一部即將推出的紀錄片，羅倫佐・馬斯里在片中橫跨歐洲各國，研究金融危機後十年的跨國團結現象。

羅倫佐・馬斯里：關於藝術在政治變革中的角色爭辯已有很長一段歷史。顯而易見地，我們今日正經歷巨大的地緣政治轉型及全球迷航的時刻。你如何看待創意在此刻可以扮演的角色？

肯・洛區：大體而言，我認為藝術的唯一責任是道出事實。任何以「藝術應該…」的詞句是錯誤的，因為藝術可以扮演哪些角色，取決於作家、畫家或是敘事者的想像力與認知。我們必須主張人們如何共同生活的基本原則。作家，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的角色，就是將這些原則視為核心綱領。這是一種歷史與長期鬥爭的視野，因此如果你可能得策略性地撤退，重要的是必須意識到這仍是一次撤退，並且牢記核心綱領。這是無須涉入日常戰術的人可以做的事。

羅倫佐・馬斯里：你作品內的人性元素並不僅是理論的例證，實際上更具體化並成為政治本身。你是否同意藝術具備展示經濟與政治進程是由人類推動的能力？

肯・洛區：完全同意。政治存在於人，思想也是；它們都存在於人們的具體鬥爭之中。這也決定了我們做出的選擇——這些選擇則反過來決定我們成為怎麼樣的人。家庭互動並非是母親、兒子、父親與女兒這樣抽象的概念；而是與經濟環境、他們的工作以及他們可以與彼此相處的時間有關。經濟與政治和人們生活的背景有關，但是生活的細節則是非常人性的，時常十分滑稽或非常悲傷，通常而言充滿矛盾與複雜。對於那些與我合作或為我做事的作家們，個人日常生活之滑稽與生活的經濟背景之間的關係總是非常重要。

羅倫佐・馬斯里：所以經濟變革如何改變人類行為，以及人類行為——特別是透過集體行動，如何改變經濟關係，這兩者之間存在著辯證關係。

肯・洛區：以一個工人為例。他／她的家庭運作正常，或者嘗試運作正常，但個人而言他們沒有力量，因為他們沒有權力。他們只是那個情境的產物。然而我認為意識到集體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事。這也是困難之處。要述說一個集體力量顯而易見的故事並不容易。另一方面，如果每部電影都以高舉拳頭與呼籲基進行動作結，往往流於枯燥且顯得可笑。這永遠都是兩難：如何述說一個被經濟與政治環境摧殘的工人階級家庭，卻又不讓人們在觀影後感到絕望？

羅倫佐・馬斯里：即便在《我是布萊克》這樣絕望的電影之中，我仍找到希望。我們看到壓迫的國家機器，另一方面也看到人們團結展現出的某種韌性：窮人互相幫助，當布萊克在求職中心的外牆，噴漆寫下尖銳的批判時，人們停下腳步並且為他鼓掌。這顯示我們尚未完成轉變為經濟人（Homo Economicus）；人們對於生命全面商品化仍展現某種程度的抵抗。

肯・洛區：對，這也是中產階級評論者無法理解的：工人…能夠苦中作樂，即便在戰壕之中，也有苦澀的喜劇。在這裡，我們看見了抵抗的力量——即便是在最黑暗的地方。特別是食物銀行的興起，它提供捐贈的食物，於是我們看到社會兩個公開的面向。在《我是布萊克》中，當那位女士將食物遞交給一位一無所有的婦女時，她沒有說：「這些是你的捐贈食物。」；相反地，她說的是「我可以如何協助你購物嗎？」一方面，我們看到這樣慷慨的舉動，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國家極其殘酷地行事，明知這樣做將導致民眾挨餓。資本主義社會處在這種精神分裂症中，得靠我們自己團結起來行動。

羅倫佐・馬斯里：看起來傳統經濟的異化確實時常轉變為國家的異化。你會認為這是國族主義與仇外崛起、甚至是英國脫歐等現象的關鍵原因嗎？除了將移民當作代罪羔羊，也許還有一種「沒有人為我站出來」的感覺。

肯・洛區：是的，我確實認為右翼民粹主義的氛圍，意味著左翼的失敗...與1920和1930年代的情況類似。右翼政黨帶著簡單的答案介入社會：問題在於你的鄰居、你的鄰居是不同膚色的、你的鄰居煮的食物聞起來不一樣、你的鄰居搶走你的工作、你的鄰居佔據你的家。危險在於這些言論獲得大眾媒體的支持，英國廣播公司（BBC）等廣播電視姑息甚至是宣傳這些訊息，例如給予奈傑・法拉吉（Nigel Farage）1之流他們想要的廣播時間。

羅倫佐・馬斯里：你的作品一直關注工人階級的團結。你的生活歷經戰後社會資本主義轉變至新自由主義的過渡階段。你如何看待這段期間階級團結的轉變？

肯・洛區：最大的改變是工會力量的衰弱。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工會之所以強大，是因為人們在工廠、礦場、碼頭等社會組織中工作，而且當時組織工會也比較容易。但是舊產業凋零。今日人們的工作模式變得更為零碎化。我們只有在能夠阻止生產時，力量才是最強大的，但是如果我們無法在生產線上被組織起來，我們的力量肯定比較衰弱。問題是如今的生產模式是如此零碎化，此外全球化之後，工人階級現在都在遠東或是拉丁美洲。

羅倫佐・馬斯里：零工經濟如Deliveroo及Foodora的送餐員，可能甚至不認為自己是工人。

肯・洛區：是的，或者覺得自己有特許經營權，或是覺得自己是「自雇者」。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是一個工人階級的組織問題。

羅倫佐・馬斯里：你認為階級概念是否仍有其價值？許多人不認為自己是工人階級，即便他們生活貧困，有時甚至到了悲慘的地步。

肯・洛區：我認為階級是最根本的。它只是隨著資本對於勞動力需求模式的轉變，改變了自己的面貌。但依舊是勞動力、依然被剝削，並且更加劇烈地提供剩餘價值。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不理解階級鬥爭，我們就無法理解任何事物。

羅倫佐・馬斯里：這是今日最大的挑戰之一：在一個人人不視自己為群體一部分的零碎人群中，重新啟動鬥爭。

肯・洛區：對於我們的認知而言，這是一項挑戰。好笑的是，近日我與一些正在撰稿的日本人士會談，當時我堅持衝突與理解階級的必要性。一位非常友善的女士告訴我：「我們將要把你的電影播放給日本政府的官員看」，然後我說「為什麼？」她說「為了讓他們改變想法」，我回答道「這正是我剛才的重點！他們不會改變想法，他們致力捍衛統治階級的利益，他們不會被說服，更不會被免職。」當修補制度的想法如此根深柢固，我這樣的想法很難被理解。這是我們必須對抗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糟糕遺緒之一。

羅倫佐・馬斯里：這是一種社會控管的有效形式，即你的對象相信他們能與你對話，並認為他們的關注將被接納。

肯・洛區：這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重新提出整套要求轉型的訴求。我們必須根據工人階級利益，提出絕對合理的訴求。

羅倫佐・馬斯里：我想要結束此次的訪問，但我注意到你曾競選過歐洲議會。

肯・洛區：我已經忘了。

羅倫佐・馬斯里：對我來說有趣的是，過去英國未就歐洲進行過多的辯論。英國脫歐後，突然之間，每個人都在談論歐盟，成為足球之外最常被談論的話題。你認為建構一個跨國民主政體仍有希望，或者真的太遲了？

肯・洛區：我真的不知道答案。但是我認為國際團結必然很重要。能否從歐洲裡頭被組織起來？我不知道。歐盟結構確實難以處理，如果不打掉重練，很難引入變革。顯而易見地，每項改變必須得到所有政府的支持，而我們都知道實現該過程有多麼艱難。但是我們顯然需要一個基於不同綱領的歐洲：共同所有權、計畫、促進平等的經濟、可續性，以及致力平等。

但在大公司優先、利潤優先，而司法制度又將利潤擺在最優先順位的時候，我們實在無法完成。實現這樣的變革已非我能力之內。雅尼斯・瓦魯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向我保證這是可以做到的。我肯定他是正確的。我相信他。但我不知道如何達成。

• 1.右翼民粹政黨英國獨立黨（UKIP）前黨魁，主張脫歐並反對移民，曾發表如果「移民問題不能以民主方式解決，那麼下一步將會是暴力行動」煽動言論。

模里西斯：國際法院上 痛陳英國霸佔領土 

東非國家模里西斯（Mauritius）週一（9/3）在聯合國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中表示，1965年時，前殖民勢力英國以政治施壓與秘密威脅的方式，持續佔領查戈斯群島，至今已超過50年。

模里西斯位於馬達加斯加以東約900公里，18世紀初遭法國佔領部份領土，並於1814年割讓給英國。1965年，英國將查戈斯群島自模里西斯分割出來，成為英屬印度洋領地，並在1966年後將群島中最大的迪哥加西亞島（Diego Garcia）租讓給美國。美國在此建立軍事基地，在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也是美國中情局秘密審問與拘禁的地點。目前駐迪哥加西亞島美軍約4千名，是美國在全世界最大的軍事基地之一。

該國前總統賈格納特（Anerood Jugnauth）感慨，模里西斯獨立至今50多年，解殖進程卻仍未竟。他向法官表示查戈斯群島的分割並不合法。該國政府主張：英國違反1960年通過的聯合國1514號決議，即禁止獨立前夕拆散殖民地。

當時，迪哥加西亞島上約1,500位居民都遭英國驅逐，至今無法返回家園。2016年，英國外交部延長租約至2036年。島民在法院外拉開「現代奴隸」布條，要求返鄉權。

英國政府宣稱，一旦不再有國防需求，願意將群島返還模里西斯，但是拒絕承諾明確的時間。

英國：工黨通過爭議的反猶太主義準則

近年飽受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爭議困擾的英國工黨，本週二（9/4）宣布簽署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簡稱IHRA）的反猶太主義定義，以及表列的11種範例。該黨並通過一份聲明，保證此舉絕不會損害對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民議題發表意見的言論自由。

包括英國與美國，目前共有31國簽署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的定義，該定義也列出11種公共場所、媒體、教育機構、工作場合與宗教領域的種族歧視攻擊範例。該聯盟認為，「針對代表猶太人全體的以色列國的攻擊，也是反猶太主義的具體展現。」

今年7月，工黨簽署一份新的行為規範，排除11種範例中的4種，包括：將以色列政策與納粹做類比，以及「否認猶太人民自決的權利，例如宣稱以色列國的存在是一種種族主義的事業（racist endeavour）。」工黨領導階層認為，該定義將禁止關於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的相關批評。該黨黨魁柯賓（Jeremy Corbyn）表示，工黨不容反猶太主義，但是「有時候遭有心人士利用，壓制對於以色列的批評，但實際上卻不一定是反猶太主義。」

幾個多月以來，工黨與柯賓近日飽受抨擊，在以色列遊說團體揚言上街抗議後，柯賓更發表聲明道歉，最終工黨在本月通過反猶太主義準則。然而，IHRA的定義並非沒有爭議。由該黨猶太成員組成的工黨猶太之聲（The Jewish Voice of Labour）批評IHRA的準則威脅言論自由，此外對於反猶太主義的定義也不準確；該組織擔憂，可能成為未來執政黨的工黨，將無法討論外交政策、巴勒斯坦人民的自決權與苦難，「因為這些都會被定義為反猶太主義。」

希臘：船員發動紓困結束後首場罷工

本週一（9/3）希臘船員工會（Panhellenic Seamen's Organization）發動為期1日的罷工，要求工資調漲與恢復勞動權利。渡輪公司預估受影響的旅客人數約達18萬人，包括許多前往米科諾斯島（Mykonos）等知名旅遊景點的民眾。

船員薪資因過去8年多的紓困而凍漲，工會要求調漲薪資5%，最後接受資方於集體協商提出的2%條件後終止行動。這也是上（8）月20日希臘結束紓困後的首場罷工。

希臘於2009年遭逢首次經濟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以及歐洲聯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要求希臘接受嚴格的撙節方案以換取紓困。2015年，希臘總理、隸屬激進左翼聯盟（Syriza）的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曾揚言撕毀協議，但在歐元區威脅逐出希臘後妥協。國際紓困結束後的希臘取得財政獨立，能夠從國際金融市場自行融資，此外出口也有成長趨勢。但是目前希臘債務仍高達3千3百億美元，此外也面臨高失業率、高公共債務、低信用評比等問題，經濟仍然衰弱，預估未來的40年，希臘的公共支出仍將受到嚴格的監視。

經濟危機前，希臘最低薪資約760歐元（約新台幣2萬7千元），經濟危機之後則跌至586歐元（約新台幣2萬多元）。齊普拉斯承諾將調漲最低薪資，並且反轉日前不受歡迎的勞動改革政策。

印度：以「聯繫毛派叛軍」為由 逮捕知名異議者 

上週印度警方以涉嫌與毛派叛軍有所聯繫為由，逮捕5名著名的政治運動者，引發全國各地民眾的憤怒，人權組織認為警方的掃蕩，是對政府批評者的「大規模鎮壓」。

遭逮捕的五人包括泰盧固語詩人瓦拉瓦拉・拉奧（Varavara Rao）、運動人士岡薩爾維斯（Vernon Gonzalves）與費瑞拉（Arun Ferreira）、記者納夫拉卡（Gautam Navlakha），以及民權律師巴德瓦吉（Sudha Bhardwaj）。警方控訴這5人在去年（2017）浦那市（Pune）涉嫌演說煽動抗議與暴力行動。

去年底，浦那市舉辦一場紀念1818年達利特人（Dalits）對抗英國殖民軍隊與上層種姓統治階層的鬥爭，不過隔日達利特人與反對紀念活動的右翼團體發聲衝突，導致1人死亡。

警方宣稱，活動當中的煽動性演說，是造成暴力衝突的的原因，表示逮捕5人是基於「犯罪嫌疑」，以及與「非法的印度共產黨武裝成員有所連繫」；警方表示，證據顯示他們資助「煽動青年與學生」參與「非法行動」，因此以違反《非法行動（防範）法》（UAPA，相當於印度的反恐法）為由執行逮捕行動。

逮捕激起律師、學者、人權團體的譴責。他們批評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與執政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企圖使反對者噤聲。知名作家阿蘭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表示，這場「基於可笑的控訴理由所進行的逮捕，是企圖在來年選舉之前，封鎖言論自由。」

達利特人是印度種姓階級的賤民，昔日稱為「穢不可觸者」（the untouchables），長期以來飽受來自上層種姓成員的暴行與歧視。印度政府近日與達利特人相關的措施，更是激起該社群的抗爭與批評，包括：最高法院終止《防止暴行法》（Prevention of Atrocities Act）。該法授權當局在接獲施暴申訴後，立即逮捕加暴者。本週一達利特人社群發起抗爭，以封路與關閉店家的方式，抗議法院的決定。

荷蘭：市議會啟用公務員與難民因應教師荒

為因應基層教師荒，阿姆斯特丹市議會將徵用公務人員與難民進入校園工作。根據《衛報》報導，本週一開學前，仍有約8千名小學學生尚未分配到教師，過去半年則有約1萬5千名小學學生因教師缺席與病假被迫返家。

工會表示，荷蘭教師薪資近十年未調漲；小學教師平均薪資比中學教師少約20%，最高薪資每月則少約1千歐元（約新台幣3萬5千元）。薪資不佳是小學教師招募率低落的原因。去年，約9萬名教師參與荷蘭自1980年代以來第二次小學罷工。

市議會上週五（8/31）宣布徵用60名公務員，以及15位難民協助學校工作。這些來自敘利亞的難民皆具有居留許可，並曾在其他地方擔任教師，目前正接受化學、數學與物理的教學訓練。60名公務員中，則僅有4位取得教師資格。市議會也考慮開放教職給尚未取得資格的學生，並以在職培訓為配套方案。

荷蘭小學協會BBO表示，不希望學生因教師缺被迫返家，但是也擔憂不具資格的人員擔任教師將影響教學品質。

大學濫用一年一聘「專案教師」的情形愈來愈嚴重！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今日（9/6）召開記者會指出，由12所私校組成的「優久大學聯盟」，105到106學年度大幅聘用無法律保障、形同「臨時工」的專案教師，取代全職編制內的專任教師，今年（2018）起淡江、文化、大同大學新聘的40位教師中，更全數都是專案教師。工會痛批這是對新進教師的惡質剝削，呼籲教育部介入制止歪風。

專案教師泛濫成風 大學走向臨時工化

高教工會研究員陳柏謙表示，近日接獲許多新進教師反應，大學各系所原本應釋出編制內「專任教師」職缺，卻紛紛改以聘期僅為一年、毫無法律保障的「專案教師」模式聘用，這種情形在老牌私校中特別嚴重。

所謂的「專案教師」，原僅存在於教育部制定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中，是國立大學透過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的編制外教研人員。由於專案教師是「編制外」人員，不受《教師法》保障，也不適用《勞基法》，成為法制上的孤兒，也因其無法律保障、一年一聘的性質，吸引不少私校以此聘用，取代編制內的專任教師。

高教工會針對12所老牌私校組成的「優久大學聯盟」進行調查，發現從105學年度到106學年度，這12所私校的全職專任教師人數下降了近90名，同時間專案教師人數卻增加了70名，大幅度成長了近27%。

此外，今年起淡江、文化和大同大學新聘的將近40位教師當中，也全數為「臨時工」性質的專案教師，淡江大學日前更公布延攬師資公告，稱107學年度起「新聘專任講師及助理教授均以『約聘』方式聘任」，試圖將「專案教師」常態化。

陳柏謙痛批，「優久大學聯盟」這12所私校的財務、招生狀況都沒問題，卻大幅用專案教師取代正式員額的專任教師，根本是藉此壓低新進教師的勞動條件，若繼續放任此趨勢惡化，大學教師恐有淪為「臨時工化」的危機。

陳柏謙指出，除了老牌私校濫用專案教師，更離譜的是文藻外語大學日前訂出的《專案計畫人員實施要點》，竟規定專案教師一年僅能領11個月的薪資。陳柏謙質疑，如果文藻的契約合法，那之後若有私校訂出一年只有9個月薪資、一個月4萬薪水的契約，教師簽了是否也合法？

專案教師待遇 遠不如專任教師

師大英語系教授黃涵榆形容，專案教師的契約形同「浮士德和魔鬼的契約」，簽了就陷入地獄般被剝削的狀態，不但沒有法律保障，待遇、教學時數和敘薪也都不如專任教師，且因為專案教師是一年一聘，為了要通過教師評鑑，即使權益受損也不敢聲張，痛批「這是極為惡劣剝削的制度」。

黃涵榆強調，專案教師原本是因應學校特殊任務或計畫的短期補充性人力，但現在私校卻把例外常態化，根本扭曲了專案教師的設計目的。他質疑，教育部只把錢花在少數「玉山學者」上，「看高不看低，非常勢利」，呼籲教育部看看好不容易拿到博士學位的教師，保障他們的權益，不要再放任私校為所欲為。

高教工會呼籲教育部，應將專案教師納入適用《教師法》，並對過去遭各校濫用而權利受損的專案教師們提出救濟。工會也警告，若下學年度，老牌私校仍未改善濫用專案教師的情形，他們將在大學博覽會前向家長和大學新鮮人公告「雇用大量臨時工教師的學校」，避免這些學生到不良學校就讀。

教部稱照契約就不違法 遭轟縱容壓榨

對於工會的訴求，教育部高教司科長曾新元表示，目前各校運用專案教師的情形，教育部也有關注，年底會揭露統計數量；若專案教師自認權利義務受損，則是回到和學校的契約去處理。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只發11個月的薪水也不違法？曾新元說，「回到兩造契約，學校有照契約執行就不違法」，至於教育部究竟需不需要再訂立明確規範，比如統一「一年領12個月薪資」，還需再找學校研議。

陳柏謙痛批，教育部對專案教師不聞不問的態度，形同通通授權私校自行決定，這種完全比照商業邏輯，把青年學者壓榨到極致的現況，如果不真正翻轉、改變的話，「台灣的高等教育真的沒有什麼好期待了」。

許多在台外籍移工至今仍住在工廠內的宿舍，工廠一旦起火，也導致移工跟著喪命。移工團體日前提出「廠住分離」訴求，要求勞動部明定工廠和移工宿舍必須分開，但四個月後勞動部仍無作為，為此勞團今日（9/11）再度到勞動部抗議，勞動部會後表示，因牽扯面向廣，還需再找經濟部和內政部討論處理。

為訴求「廠住分離」，移工團體在五月時曾到勞動部抗議，六月初更和消防員、環團一同走上街頭，要求各部會檢討敬鵬大火案。勞動部當時回應，六月初將找經濟部和內政部討論「廠住分離」，但事後卻沒有進展，引起移工團體強烈不滿。

台灣移工聯盟成員許惟棟表示，從去年（2017）的矽卡工廠大火，到今年四月的敬鵬工廠大火，兩場火災已奪走8條移工性命，然而火災發生至今超過四個月，許多移工仍住在工廠和宿舍沒有分開的危險環境，痛批勞動部一再拖延「廠住分離」，罔顧移工生命。

許惟棟指出，曾發生重大火災的敬鵬和矽卡工廠都位於桃園，而根據桃園市消防局統計，桃園市從去年六月到今年六月這一年來就發生了195件工廠火災，其中就包括敬鵬和矽卡案，他表示，每次看到工廠火災都心驚膽跳，擔心又有移工因宿舍在工廠廠區內而喪命。

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社工員邱怡嘉表示，六月底勞動部開了一次閉門會議，表示「廠住分離」還要討論，後續就再無消息。她指出，勞動部之後只修改了「外國人生活照顧計畫書」，規定移工宿舍將提供上鎖櫃子、廁所變多、生活空間變大，但仍未規定要與工廠分開，質疑勞動部不推動修法，是因為不敢得罪資方，怕增加雇主成本。

邱怡嘉也指出，專責移工勞動條件查察的外勞查察員只有274人，人數過少不足以查訪保障全台70萬名移工。因矽卡工廠大火殉職的越南移工阮文薦的父親和哥哥阮文忠，今天也出面呼籲勞動部盡快落實「廠住分離」。

對此，勞動部跨國勞動力管理組專門委員蘇裕國表示，勞動部針對移工宿舍問題，並非沒有作為，他們有針對廠商進行專案訪查，過去兩個月已訪查七十家業者，此外，也有請縣市政府進行移工宿舍的現況調查，生活條件的調查結果也會匯報回來。

不過，對於移工團體最關心的「廠住分離」，蘇裕國則重彈老調，表示這涉及經濟部和內政部主管的法規，將彙整各部會意見後，再找經濟部和內政部討論處理。記者詢問是否有期限，勞動部則表示沒有確切時間表。這似乎也坐實了勞團今天的批判：「一拖再拖，閉門造車！」

近年全台各地迫遷爭議不斷，衝突接連上演，台灣土地正義行動聯盟今日（9/13）偕同全台各地面臨迫遷的個案赴民進黨中央黨部，向蔡政府「宣戰」，台灣土地正義聯盟指出，民進黨政府把土地正義當選舉口號，上任後卻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強調年底九合一選舉在即，民進黨若不停止迫遷個案、改革錯誤政策，迫遷爭議將會反撲民進黨的選舉結果。

今日來到民進黨中央黨部前的自救會為數眾多，包含台中的黎明幼兒園、東勢反山城科技園區自辦重劃自救會、石岡反徵收聯合自救會、大智慧學苑反拆自救會，高雄的鳳山鐵路地下化反重劃自救會，以及反台南鐵路東移全線自救聯合會。

台灣土地正義聯盟秘書鄭仲皓表示，民進黨政府從中央政策到地方提出的都市計畫，都忽略人民的居住權與生存權，全台各地爭議個案的自救會要告訴民進黨，「土地正義」是人民期待的，不能被民進黨用來當成偽裝自己具有進步性的工具。鄭仲皓指出，九合一選舉將屆，許多迫遷案例的成因都是地方派系與資本家合謀掠奪土地利益，壓迫人民的生存空間。

2016年蔡英文剛上台時，全台迫遷個案也曾串聯凱道，據了解，當年各自救會原預計集體赴蔡英文住處抗議，後續在時任總統府副秘書長姚人多出面提出「一定會好好溝通解決」的承諾，激烈行動計畫才暫擱置，改以和平凱道陳情。未料，過去兩年來全台各地迫遷案例持續上演，且變本加厲。

日前剛收到台中高分院更三審判決敗訴的黎明幼兒園園長林金連表示，法院之前發回更審的主要理由是「重劃會組成有重大瑕疵」，但是在判決中卻完全沒有處理，如今判決後黎明幼兒園可能馬上面臨強拆，重劃會只要繳800萬元可以執行假執行，就算進行上訴，漫長過程就會先被拆，如果要保下幼兒園，就必須提出2,500萬費用反執行。林金連痛陳制度不公，「對財團來說，這都是小錢，但人民根本無力負擔。」林金連表示，過去他曾多次當面向蔡英文陳情，有次還直接下跪，當時蔡英文牽著他手說「我知道了」，但兩年過去，「根本知道個屁」，痛批蔡政府對於土地正義毫無作為。

過去曾成功擋下「後龍科技園區農地變更案」的灣寶自救會理事長洪箱今日也到場聲援，洪箱表示，本來也曾對打著土地正義旗號上台的蔡政府深深期待，「但當他們進了總統府、行政院，土地正義卻又看不見了。」

反台南鐵路東移全線自救聯合會發言人陳致曉表示，蔡英文剛上台時，為了自我包裝，還曾就南鐵案舉辦擴大專案小組會議，但在裡面一樣沒有平等論理空間，自救會主張的「行政聽證」主張始終沒被採納。陳致曉強調，雖然內政部已經定了「行政聽證作業要點」，但不只南鐵，全台各地迫遷案件希望辦聽證，政府都不願意辦，「在桃園航空城，甚至是被排除區才辦聽證，而徵收區都不辦，你看這個政府有多不要臉！」

陳致曉指出，19日南鐵沿線323戶居民中將有200戶居民面臨徵收。他也批評安置政策中的「南鐵照顧宅」得標廠商富立建設，其實是賴清德的金主，有圖利之嫌。陳致曉指出，當年賴清德勸沿線居民與富立建設簽合約，許多居民是用買保險的心態去登記，並不知道簽下去就表示同意自己房子被拆，事後台南市府卻用這份登記名單告訴內政部，多數人都接受了南鐵東移案，直呼「這是個騙局」。陳致曉痛批，整起南鐵東移案顯示，政府只是想要把公有土地割給財團搞BOT，再掠奪百姓的土地進行下個階段的重劃或區段徵收來圖利建商跟財團。

今日台灣土地正義聯盟與各自救會在民進黨部前向蔡政府與各地方政府「宣戰」，焚燒金紙及政治人物的照片。聯盟強調，所有迫遷個案將會並肩作戰，一起抗爭到底。

美國：桑德斯提案 打擊亞馬遜低薪問題

美國電商巨擘亞馬遜（Amazon）市值達到1億美元的隔日（9/5），美國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提出以該公司執行長為名的《貝佐斯法案》（BEZOS Act），要求500人以上的企業，需為旗下低薪員工獲得的聯邦補助，包括醫療保險、住宅、食物券等等支付同等稅額。

法案全名為《取消津貼以阻止壞雇主》（Stop Bad Employers by Zeroing Out Subsidies），縮寫正好是「阻止貝佐斯」（Stop BEZOS），劍指亞馬遜、沃爾瑪（Walmart）與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等迫使員工倚賴政府補助的大企業。

桑德斯批評亞馬遜執行長傑夫‧貝佐斯是世界最有錢的人之一，身價超過1,680億，但是亞馬遜倉儲工人薪資卻低於產業平均，必須仰賴食物券維生。他並表示「法案給那些獲利豐厚的雇主的選擇是：要嘛支付工人足以維生的薪資，不然就為他們低薪工人倚賴的政府補助計畫買單。」

不過，有經濟學者表示疑慮。重點預算與政策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資深研究員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認為，企業可能因此不願雇用會觸發課稅的員工，因此造成變相的雇用歧視。

倡議團體全國職業安全與健康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指出，不間斷的工作步調與對員工的持續監視，這樣的商業模式成就了貝佐斯的財富。亞馬遜是該團體選出12個對待員工最差勁的企業之一。在美國，亞馬遜仰賴食物券維生的員工數量，至少在4州排名前20名。此外，亞馬遜也積極打壓工人籌組工會的意圖，至今仍保持零工會紀錄。

智利：右翼總統發言 遭批合理化911政變

本週二（9/11）是智利911政變45週年。週日數千名民眾於首都聖地亞哥遊行，紀念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獨裁統治下的犧牲者。然而，遊行前日，現任的右翼總統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批評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被皮諾契特推翻前，智利民主已病入膏肓、國家陷入全面混亂。這番發言隨即被抨擊是合理化政變。

1973年9月11日，皮諾契特在美國的支持之下發動軍事政變，以坦克與機關槍圍攻選舉產生、左翼政黨聯盟「人民團結」的總統阿葉德，開啟長達17年的獨裁統治；皮諾契特統治期間，約8萬人遭監禁、3萬人遭酷刑，3,200人遭殺害。此外，他也啟用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者，奉行自由化、去管制與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皮涅拉政府因拒絕承認這段歷史，招致批評。今年8月，新上任的文化部長羅哈斯（Mauricio Rojas），批評該國的人權與記憶博物館（The Memory and Human Rights Museum）操弄歷史，以及「無恥且不正確地利用國家悲劇直接影響智利人民」，在輿論壓力下，4天後隨即請辭。該博物館展示皮諾契特統治時酷刑工具、犧牲者自白以及歷史資料。

目前智利政府承認的受害者人數為40,018人。該國失蹤與遭拘禁者家屬團體（AFDD）則持續要求軍方公布關於遭謀殺或「被失蹤」者遺骸所在的相關資料。

委內瑞拉：《紐時》揭露川普曾與謀反官員密會

《紐約時報》揭露，川普政府去年（2017）曾與謀反的委內瑞拉軍事官員討論推翻總統馬杜羅的計畫。白宮拒絕透露細節，僅宣稱「與所有渴望民主的委內瑞拉人民對話」，「為馬杜羅統治之下的委國帶來正面的改變」是重要的。

今年8月4日，馬杜羅於波利瓦國防軍81週年慶典中發表演說，途中遭2架載有C4炸藥的無人機襲擊，導致7名軍方人員受傷。馬杜羅政府隨後定調該攻擊事件為政變未遂。不過《紐時》報導對此隻字未提。

根據《紐時》報導，川普政府與這些謀反官員的會面不止一次，這些官員要求美國提供加密廣播等協助，並表示將成立過渡政府，直至合適的時機再舉辦選舉，但是最終未能說服美國支持。

委內瑞拉外交部長阿雷亞薩（Jorge Arreaza）譴責美國介入並謀反推翻經民主選舉產生的馬杜羅政府，《紐時》報導證實多年以來委內瑞拉的說法，即華盛頓當局與盟友持續與該國右翼份子秘密合作，意圖罷黜馬杜羅政府。

去年8月，川普曾表示，不排除對委內瑞拉採取「軍事選項」。

• 延伸閱讀：破壞委內瑞拉民主的美國黑手

美國：關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辦公室 遭批阻撓和平進展

美國國務院週一（9/10）宣布關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辦公室，理由是「巴解並未採取行動，促進與以色列進行直接且有意義的協商。」同日，川普的國家安全顧問約翰‧波頓（John Bolton）也威脅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若對美國與以色列展開戰爭罪行的調查，將祭出制裁報復。

巴勒斯坦領導階層一致批評美國的決定。巴解秘書長艾拉卡特（Saeb Erekat）在聲明中表示美國此舉再度證明「川普對巴勒斯坦人民集體懲罰的政策，包括刪減醫療與教育等人道服務的財政支持。」目前國際上超過100個國家承認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當局（Palestinian Authority）發言人尤瑟夫‧馬哈茂德（Yousef al-Mahmoud）表示，此舉是對「使我們國家與地區和平的努力」宣戰。

過去一年，美國先是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並且刪除對聯合國駐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處（UNRWA）的預算，如今再度關閉巴勒斯坦官方代表在美國的辦公室，巴勒斯坦律師黛安娜‧布圖認為，「如今談論和平進程是可笑的事。」川普中東顧問暨女婿庫許納（Jared Kushner）曾表示將提出中東和平計畫，但是至今未見任何具體內容。布圖批評，美國只是照著以色列的願望清單行事，「企圖逼迫巴勒斯坦人民俯首稱臣。」

「勞權公投聯盟」今天（9/14）上午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前宣佈兩項公投提案皆未能如期達標，第一案創制《國定假日法》共連署87,280份，第二案廢除今年（2018）初通過的《勞基法》修正案則是94,650份，距離281,745人的法定連署門檻還有一大段差距。勞公盟坦承，連署失利反映了台灣工運力量不足，但強調推動公投的過程仍具意義，是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勞工教育，未來將持續戰鬥爭取勞權。

勞公盟成員陳素香表示，根據原來估算，全台900萬勞工當中，其中70萬人有工會組織，若各工會都能號召三分之一的會員，以組織性動員加入連署，再加上社會上其他團體的推動，應該可以突破法定連署門檻。但是在聯盟實際著手推動後，發現有些工會動能沒那麼強，包含一些會員人數眾多，有資源且制度健全的工會，都抱持被動消極態度。

陳素香認為，公投連署失敗了，聯盟坦然面對，公投也不是唯一的抵抗方式，闖關沒過，未來工運還是要繼續前進，但透過這次公投推動過程，也深刻看到工運界自己的問題，這些問題未來也必須要面對。

勞公盟也強調，由於這次連署功虧一簣，可預見勞工議題將在年底選戰中被邊緣化，未來各項勞權相關法案，民進黨更可能會放心的大刀闊斧砍殺，屆時勞工處境可能會更加嚴峻。此次公投得到的九萬份連署，背後也代表了九萬名對現行法案不滿的勞工，聯盟不會因為一次失敗就放棄戰鬥，會繼續武裝自己，堅持抗爭。

勞權公投惜敗 工運隊伍重整再出發

年底配合九合一選舉，多項不同主題的公投提案將會同時領票。在過去半年當中，包含同志團體提出的同婚與性平教育公投、下一代幸福聯盟的反同婚公投、以及東奧正名等提案，都陸續順利突破連署門檻。從台灣的運動環境現實來看，每年同志遊行都有動輒十數萬人上街的動員能量；近年基督教系統為反制同婚推動而發起的遊行，也總有萬人以上的人數規模；更不用提東奧正名背後所涉及的統獨問題與國族情緒，自台灣解嚴以來就是蓄積內部矛盾的重要因子。

對照來看，工會系統雖然具有高度組織性的優勢，但過去發動的各項勞權抗爭，儘管聲勢浩大，動員人數最多也是數千人，難與上述其它主題並肩。不同的議題存在著不同的社會基礎脈絡。回顧歷史，經歷國民黨五○年代的大規模屠殺肅清，台灣的左翼傳統向來稀薄，一般民眾自覺為一個工人的階級意識也並不普遍。此次勞公盟投入推動兩項勞權公投，先天就是踩在一個相對小的基本盤上，也注定了會是一個十分艱困的戰場。如今連署票數的揭曉，雖然未能達標，但不妨可藉此重新盤點自身戰力，重整隊伍與旗幟，做為未來面對其它勞權議題戰場的基礎。

7月29日，整本《紐約時報雜誌》只有一篇文章，專注討論單一議題，即：在科學與政治界對於氣候變遷的看法漸趨一致的1980年代，為何無法有效因應全球氣候危機？納坦尼爾‧里奇（Nathaniel Rich）撰寫的這篇歷史回顧，揭露了當時未被採納的方案，數度令我破口大罵。為了避免這些決定未被記載於地質歷史之中，喬治‧斯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的全頁航照圖穿插在里奇的文章之中，這些照片紀錄了地球系統的快速崩解，包括格林蘭冰原融化成湍急水流，以及中國第三大湖的大量藻華，令人不忍卒睹。

這個篇幅可比中篇小說的文章，代表氣候危機長久以來應得的媒體關注——實際上卻持續被忽略了。我們聽過太多藉口，彷彿毀棄我們唯一的家園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無法成為迫切的新聞題材：「氣候變遷過於遙遠」；「當人們因颶風和火災喪生時，實在不適合談政治」；「新聞記者追蹤這則新聞，卻無法讓它登上版面——政客們則不討論氣候變遷」；當然還有「氣候變遷是收視率殺手」。

失職無法以任何藉口掩飾。主流媒體不乏機會，讓地球失衡成為重要的新聞故事，甚至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主題。他們大可運用記者與攝影師的技術，將當前的極端氣象事件與抽象的科學聯繫起來。倘若他們持續這樣做，就能減少記者領先於政治的必要性，因為大眾對於威脅與具體方案的了解越多，越能迫使他們選出的民意代表採取大膽的行動。

這是為什麼看到《紐約時代雜誌》編輯團隊全力支持里奇的文章，令人感到興奮的原因——包括引人目光的宣傳影片、在時報中心舉辦現場活動，並且附上教育資料等等。

這也是為什麼令人感到憤怒的原因：這份文章的核心命題錯得離譜。

根據里奇的說法，在1979到1989年間，氣候變遷的基礎科學普遍被理解與接受，黨派對於這個議題的分歧尚未加深，石油公司尚未認真發起誤導的宣傳活動，全球有極大的政治動力，促成一個大膽且約束力的國際減排協議。關於1980年代末的關鍵時刻，里奇如此寫道：「想要成功，條件不可能比當時更有利了」。

但是我們卻搞砸了——「我們」，這裡指的是人類，過於短視，以至於無能捍衛未來。為了避免人們忘記是誰應該為「失去地球」此一事實負起責任，里奇在全版的呼籲中回答道：「所有事實都已明朗，沒有任何事情阻礙我們——除了我們自己以外。」

是，就是你和我。根據里奇的說法，該為此負責的，竟非那些出席重大政策會議的石油公司。（試想美國政府多次邀集菸草公司的高階主管討論禁菸政策。當這些會議無法達成實質成果時，難道我們會認為說：理由是人類就是很想死嗎？或者我們應該認定政治體制已經腐敗崩壞？）

該文章在8月1日刊登於網站上後，許多氣候學者和歷史學家已經指出了這種誤讀。其他評論則認為訴諸「人性」的呼籲，以及使用「我們」形容一群極度相似的美國權力玩家們令人惱怒。在里奇的整套說法裡，我們聽不到那些在這段關鍵時期及其後呼籲要採取行動的全球南方的政治領袖的聲音。他們也是「人類」，卻仍能關心未來的後代。此外，在里奇的字裡行間，女性的聲音就和瀕臨絕種的象牙啄木鳥一樣罕見——當我們女人出現時，主要是以男性悲劇英雄旁受苦受難的妻子形象出場。

上述文章缺失大多已被指出，我將不再覆述。我關注的是該文的核心前提：1980年代末，存在著「不可能更有利」的條件，對氣候變遷提出大膽的行動。恰好與此相反，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幾乎沒有比當時更不合宜的時刻，直面下述的艱難事實：現代消費資本主義的便利性，正逐漸侵蝕著地球的宜居性。為什麼？因為1980年代後期是新自由主義聖戰的絕對巔峰，經濟與社會計畫以解放生活各層面的「自由市場」之名，蓄意詆毀集體行動。然而，里奇卻未提及這股在經濟與政治思想中發生的平行震盪。

幾年前，我同樣也在深研氣候變遷的歷史。當時我與里奇一樣，認為1998年是關鍵契機，那時世界有意建立一個強硬並以科學為基礎的全球協議。當時，美國太空總署戈達德太空研究所（NASA's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所長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在國會作證時表示，他「99%相信」，「暖化趨勢是真實的」，而且與人類活動有關連。同月稍晚，數百名科學家與立法者舉辦史上有名的多倫多大氣變遷世界會議（World Conference on the Changing Atmosphere），並在會議上討論了第一套減排目標。1988年11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小組（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舉行了第一屆會議。該小組是為各國政府提供氣候威脅相關諮詢意見的首席科學機構。

然而，不只有政客或學究們關心氣候變遷——它也是世人茶餘飯後的話題；1988年，《紐約時代雜誌》宣布「年度人物」時，編輯們決定選出「年度行星：瀕危的地球」。雜誌封面是一個被麻繩綑綁的地球，太陽則不祥地落在背景中。記者湯瑪斯‧桑克頓（Thomas Sancton）解釋道：「這一堆石頭、土壤、水與空氣，是我們共同的家。與它相比，沒有任何一個人、事件或動作更能吸引人們的想像力，或者更適合成為頭條新聞。」

（有趣的是，桑克頓與里奇不同，他並未將行星的浩劫歸咎於「人性」。他更深入追溯到對猶太教－基督教「統治自然」觀念的誤用，並批評此一觀念取代了前基督教「視地球為母親與生命的豐饒賜予者。自然——土壤、森林與海洋——被賦予了神性，而眾生皆從屬於她」的概念。）

當我審視此一期間的氣候新聞時，深刻的轉變看起來一蹴可幾——不幸的是，機會就這麼溜走：美國退出國際談判，其餘的國家勉強接受不具強制力的協議，而這些協議則依賴碳交易或抵銷等狡猾的「市場機制」。值得探問的是：到底發生了什麼？什麼阻斷了1980年代末期這些菁英建制派展現的迫切感與決心？

里奇在沒有提出任何社會或科學證據的情況下，結論道：「人性」這玩意兒出現並且搞砸一切。「人類」，他寫道，「不論是在全球組織、民主國家、產業、政黨，或是作為個人，都不願犧牲現有的方便，預防對後代造成苦難。」看起來我們傾向「癡迷於現在，擔心中期狀況，卻把長期變遷從腦海裡抹除，並為此大為光火。」

當我檢視同一段時期時，得出與里奇非常不同的結論：最初看來是氣候行動的最佳時機，如今回顧，實際上遭遇最糟糕的歷史時機。當你回頭檢視這個關鍵時刻，將發現就在各國政府準備一起認真管制石化燃料工業之際，新自由主義的全球革命如超新星般爆發；此外，經濟與社會的再造計畫，總是與氣候科學與企業監理的必要性發生衝突。

對於這個1980年代末期開始的全球趨勢隻字未提，是里奇文章裡頭不可思議的一大盲點。畢竟，作為一位記者，回顧某段距今不遠的時期的主要優勢，就是看到實際身處在這些動盪事件中的人們尚未看到的趨勢與格局。例如1988年的氣候學界對於自己身處在新自由主義劇烈革命的高峰毫不知情，而這場革命將改造全球所有的主要經濟體。

如今我們知道了。回顧1980年代末期，一個清楚的事實是：1988至1989年非但沒有提供「如此有利的成功條件」，更是人類認真決定將環境健康置於利益之上的最差時刻。

讓我們回顧當時發生的事。1988年，加拿大加拿大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之後成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與其他諸多類似協議的原型。柏林圍牆即將倒塌，美國右翼意識形態成功抓住機會，將此事件作為「歷史終結」的證據，藉此將雷根－柴契爾的私有化、去管制與撙節配方，輸出至世界各地。

因應氣候變遷所產生的全球體系，以及比起前者更加強大、將資本自各種限制中解放出來的另一個體系——這兩股歷史潮流的匯聚，使氣候變遷運動失去陣勢。一如他多次提及，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需要對污染者實施嚴厲管制，並且投資公共領域，藉此改變供電方式、城市生活型態，以及移動的方式等等。

這些在1980年代與1990年代都是可行的（至今仍是）——但都需與新自由主義計畫正面交戰，一如當時它們對公共領域的概念宣戰。（柴契爾告訴我們：「沒有所謂的社會這種東西。」）此外，當時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將許多合理的氣候變遷倡議，列為抵觸國際貿易法的行為，例如對本土綠色產業提供津貼與優惠待遇，以及拒絕壓裂頁岩石（fracking）與石油管等污染工程。

我曾就資本主義與環境之間的衝突寫了一本500頁的書，在此不再贅述。不過，以下摘要有助於進一步探討當前的主題，我引述一小段如下：

我們未能採取必要的減排手段，因為這麼做將根本牴觸去管制化的資本主義，這是主宰此一時期的意識形態，而我們不斷努力，試圖找出脫離危機的方法。我們仍深陷危機的原因是：能讓我們避開災難且對絕大多數人有益的行動，對宰制經濟、政治決策過程以及主要媒體機構的少數菁英造成極大的威脅。如果問題在其他的歷史時間點上出現，未必會淪為無法克服的難題。但是，科學界對氣候危機做出決定性的診斷之際，恰好是這群菁英自1920年代後，在政治、文化與知識生產上，享有最不受約束的權力的時刻。這是我們所有人極大的不幸。1988年，政府與科學家開始嚴肅討論大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這年正好是「全球化」的開端。

里奇沒有提到上述的衝突，反而宣稱「人性」註定了我們的命運，這件事情為什麼重要呢？它重要的原因在於如果是「我們」阻斷了採取行動的動力，那麼《紐約時報雜誌》封面上帶有宿命論的標題「失去地球」就是準確的形容。如果我們集體的DNA，讓我們無能犧牲短期利益換取未來健康與安全的機會，那麼我們也無望扭轉局勢，即時避開真正的暖化危機。

另一方面，如果人類在1980年代確實處於自救的邊緣，卻被一波菁英與自由市場的盲從浪潮所淹沒——一個全世界數百萬人反對的意識形態——那麼我們還能具體做些什麼。我們可以與這樣的經濟秩序對抗，試圖以一個以人類與環境安全為基礎的制度取而代之；不計成本追求成長與利益將不是這個制度的核心。

好消息是：是的，今日並非1989年，如今美國出現一批新興的環境民主社會主義者，恰正有著這樣的視野。他們代表的不只是選舉時的另一種選擇，更是我們環境唯一的生命線。

然而我們必須清楚認知到，我們不曾嘗試過這條生命線，起碼並非如今所需的規模。當《紐約時報雜誌》推文宣傳里奇關於「人類無能應對氣候變遷浩劫」的文章時，美國民主社會主義黨的環境正義側翼迅速糾正：「是資本主義。如果他們認真想調查哪裡出錯的話，是『資本主義無能應對氣候變遷浩劫』。跳脫資本主義，『人類』完全有能力在生態的限制下，建立繁榮的社會。」

他們的論點很好，但並不完整。人類並不必然只能活在資本主義之下。人類有能力建立各種社會秩序，包括具備更長遠視野與更尊重自然生態系統的社會。在我們的歷史上，人類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如此生活，至今許多原住民文化仍保有以地球為中心的宇宙觀。資本主義只是人類集體歷史的一小點。

單把責任歸咎於資本主義是不夠的。沒錯，對於無止境經濟成長與利潤的追求，阻礙了迅速脫離石油的迫切性。沒錯，1980與1990年代全球宣洩而出、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也就是今日所知的新自由主義，是近數十年來全球排放急遽升高的單一最大元兇；它也是各國政府開始會面討論（討論、討論、再討論）減少排放後，以科學為基礎的氣候行動的最大障礙。即便對於自認是氣候變遷領袖的加拿大與法國等國，新自由主義仍是它們最大的挑戰。

不過，我們必須坦承專制工業社會主義也對環境帶來災難，最明顯的例子是1990年代早期，前蘇聯解體後，碳排放出現短暫暴跌的情形。我在《天翻地覆》一書寫道，委內瑞拉的石油民粹主義持續了這種有害的傳統，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讓我們承認上述事實，並且指出有著強大民主社會主義傳統的國家——例如丹麥、瑞典與烏拉圭——有著全球最具前瞻性的環境政策。據此我們可以總結道社會主義並不必然關注生態，但是新模式的民主生態－社會主義將是人類集體生存的最佳機會；它以謙卑姿態從原住民的教導中學習對於未來世代的責任，以及所有生命相互關聯。

隨著一群運動出身、提出民主生態－社會主義理念的政治候選人的竄起，我們有機會做出改變。他們將過去數十年來因新自由主義崛起導致的經濟掠奪，與慘遭蹂躪的自然環境聯繫起來。部分受到桑德斯（Bernie Sanders）競選總統的啟發，角逐不同職位的候選人，例如紐約的亞力山卓‧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夏威夷的坎涅拉‧英格（Kaniela Ing）以及其他許多候選人，紛紛提出「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政綱，藉此滿足所有人的基本物質需求、對種族與性別不平等提出真正解方，同時催生迅速轉型至完全再生能源的方案。紐約州州長候選人辛西亞‧尼克森（Cynthia Nixon）與紐約州檢察長候選人查菲‧喬特（Zephyr Teachout）已經宣誓不會接受石油公司的政治獻金，並且承諾將會起訴它們。

無論這些候選人是否自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者，都拒絕民主黨建制派的新自由主義中間路線，即以不溫不火的「市場解決機制」因應生態危機，以及川普對大自然全面開戰的姿態。相對於過去或今日不民主的社會主義榨取模式，他們也提出具體的替代方案。也許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領導者們沒有興趣將「人性」作為一小撮菁英貪婪與腐敗的代罪羔羊。相反地，他們試圖拯救人性——尤其是最不被制度聽聞與納入計算的成員——並且尋找他們的集體發聲與力量，來與菁英們對抗。

我們沒有失去地球——但是地球以極快的速度變熱，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將被它拋棄。在此關鍵時刻，一條通往安全的新政治路線正在浮現。現在不是為失去的歲月哀嚎的時刻。是時候我們趕緊走在那條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