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8）是「台灣客家運動30年」。回想1988年，解嚴後一年，以「還我母語」為訴求的客家社會運動，如何經由語言權益的爭取，轉入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現場，又如何連結於1989年台灣第一場罷工──遠化罷工的現場。當年，在陳映真先生的帶領下，《人間雜誌》呈現了上述兩個事件於「台灣客家」的主軸上，這將如何與今年「差事劇團」即將呈現的一齣戲：《范天寒與他的弟兄們》產生關聯？引人深思。

在客家記憶共同體中，那些農民革命者的幽靈，是如何如水流般的歷史圖像，逐一拚連於當下社會中？最引人深思的將是，1950年代的農民革命者，如何遇上1980年代末期的工運人士？客家現身，在工農運動的歷史中。又如何以半虛構的戲劇表現，在當下顯影呢？冷戰風雲下的客家人運動，從報導現場延伸為戲劇表現，跨越30年時間......。

時間是一條時而波瀾洶湧、時而寂靜無聲的長河。30年前，在解嚴後的1988年，因著一場語言主體性的倡議，發生了客家「還我母語運動」。然而，就客家歷史與生活的現實而言，人與土地的生產關係所形塑出來的社會構造，卻牢牢地將我們的目光，凝神於時間彼岸的一場白色恐怖刑殺，與另一場發生於小鎮的工人罷工事件。

客家不以「回首」這個詞彙來形容看見過去；卻以「轉身」來訴說對共同記憶的追索。這意味著，當下的世代，將以身體行動將過去發生的重要事件，挪置於我們的面前，重新審視共同記憶的方方面面。更形迫切的是，在或許清晰，或許模糊的記憶堆中，摸索自身與這些記憶的關係！

這便是客家記憶，以它流動的載體，所帶動的文化力量。像似河水流淌的聲音，無嗅無味，卻牽動無比深遠的連結。就是這樣的連結，我們將以一齣戲的始末，來訴說看得見的故事，以及藏在這故事背後，更為隱形的、卻深深紮入我們血脈中的觸動。

這樣的思索，催促我重新走回了30年前踩訪過的客家現場。那時，在《人間雜誌》「台灣客家」專輯的報導現場，我創造了一個人物──范天寒。這顯得有些不太尋常，因為通常報導的特質就是非虛構，創造了一個人物，不就像小說一樣，虛構了一個人物了嗎？其實非然，而是在當年的政治環境下，表面上社會雖已解嚴，冷戰風雲瀰天蓋地的低壓氛圍下，左翼行動所帶來的文化書寫，仍是一片風聲鶴唳。為免受訪者再次遭受殃災，我於是幫本名梁雲漢的地下黨人，取了一個稱作范天寒的名子。好似也在心底複誦著，他是從那寒冷的整肅天空下，亡命活存下來的受難者！30年時間過去，梁雲漢先生已於兩年前過世，然則，范天寒在光與影的交錯中，從暗幽處折射而出的，卻是不曾死滅的客家地下黨人蹤跡，只不過愈來愈不為現實所照見！

遠化罷工是客籍勞動者，歷經台灣二戰「冷戰─戒嚴─依賴發展」的經濟掛帥模式後，所展開的對於資本體制的反擊。「這道罷工線是工人共同畫出來的，代表著工會是爭取工人權益的核心。」罷工帶領者羅美文，當年在廠房前演說的發言，時隔多年仍難忘懷，「這是戒嚴統治下的第一場罷工......。」激動人心的種種記憶，固然與工人衝破戒嚴體制，展開弱勢者的爭權抗爭有關，更多的，也在客家運動剛敲響晨鐘之刻，客籍社會運動的本質，就恰恰並非涵蓋主流抗爭價值的菁英民主政治訴求，而是朝向社會底層的工人運動！記憶深刻的，當然是跟隨我前往現場的梁雲漢先生，他在工廠門口的罷工線旁，站了一整個下午；後來帶著深思的心情，用客語和我說出類似這樣的話：「我們在五○年代展開的是農民革命，雖然終因歷史條件不足而失敗了，但留下的血跡，或許就在這裡灌溉了罷工的秧苗......。」

發生於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通常以對抗國民黨的戒嚴統治，作為總結。當下的「轉型正義」恰是如此。然則，如果不從進步社會觀出發，將無法穿透歷經民間社會胎動，所導致的激進社會對黨國體制的反叛，到底基於怎樣的背景而群聚。客家運動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最開始，從戒嚴體制下，對於方言的控制，引發客家社群，以爭取語言主體為訴求的「還我母語運動」。

然而，如果我們深究，二戰後，1960-70年代，台灣以加工出口的依賴發展模式，擠進亞洲資本發展的潮流間，也必然帶來了種種發展的代價，這就是後來「客家運動」在超越語言之外，所展現的對於工、農運動的關切。也展現在閩客分類鬥爭歷史中，福佬沙文對客家的分化。還有，1950年客家農民與地下黨的革命，以及發生於1989年，台灣第一次罷工運動的「遠化罷工」。這是當年《人間雜誌》，在陳映真先生的帶領下，所開展的「台灣客家」專輯的文化思維。

客家是移動的族群，在時間的長河中，因著流動而生果敢、生猛之性，或可轉作「硬頸子弟」的非刻板描述；也因著在流動中，殷盼紮根的需求，而注重家族的傳承。兩者交相辯證，在台灣民粹政治的夾縫間求生存，常遭汙名化為投靠官方的「義民」。這是客家運動30年，最值得反思的結構性觀點。可以說，是在這樣繁複的，對於劇場如何在時間中，以當下的身影，迎向或突而慘遭記憶滅頂的錯綜下，稱作《范天寒與他的弟兄們》這齣戲從誕生、難產以至於歷經波折，而每一段的波折，都如同潛藏在激流中的紋路般，不動聲色，卻令人屏息。

恰恰是在這樣創作旅程的研磨中，本劇導演王瑋廉寫下生動而深刻的一席話語，發人深省與深思。他說：

范天寒，在這裡僅剩的一個姓名，史料裡找不到的名字，因著他，引動一串破碎不全、馬賽克般的事件與場景，那些關於他弟兄姊妹們的模糊面貌，如何追尋。一名攝影師，在一次又一次的紀錄與採訪之中，究竟拍下了什麼，看見了什麼。畫面的捕捉與拼湊，真能勾勒出真實？感知與行動，在歧路裡如何能不迷失？

事件流轉在50年代地下革命黨人，以及1989年的一次罷工現場。四十年的跨距，對於歷史裡沒有位置發聲的人，是漫長，還是一瞬？無聲的景象會不會凝聚成一面黑色的鏡子，向活者撲來。

這就是《范天寒與他的弟兄們》這齣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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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天寒與他的兄弟們│演出
時間：2018年10月19、20、21日 1930-2130
地點：台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2樓劇場（售票演出）
【售票網址】

我的朋友們，這恐怕是我最後與各位傾談的機會了。空軍現在已經轟炸到門戶電台（Radio Portales）和公司廣播（Radio Corporación）的電塔了。

我不痛苦，卻很失望。希望老天讓那些違背諾言的人們受到道德的懲罰：智利的軍人們、有名無實的指揮官們；指派了自己為海軍總司令的梅里諾上將（Merino）；還有門多薩（Mendoza）先生，這位狡猾的將軍昨天才宣示了自己將效忠政府，並指派自己為國家警察局（Carabineros）的局長。

雖然事已至此，我最後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是要對工人同胞們說：我絕不辭職！

身處歷史的轉捩點，我得付出生命來博得人民的忠誠。我要告訴他們，我堅信我們種進成千上萬的智利同胞良心裡的種子永不枯萎。人民有著力量，他們能夠支配我們，社會進步不能夠被罪惡或暴力所阻止。歷史是屬於我們的，是人民創造了歷史。

祖國的工人同胞們，感謝你們一直以來的忠心耿耿，你們對我這個人奉上了十足的信心，我不過是渴望著正義的闡釋者，並宣誓將尊重憲法和法律，我也只是好好地做到了這一點。在這關鍵時刻，我還能向各位致敬的最後一刻，我希望各位能夠記取以下的教訓：外國資本、帝國主義還有反動勢力，煽動出「武裝力量可以打破傳統」的政治氛圍，這套傳統來自施耐德將軍（General Schneider）的教導、以及阿拉亞指揮官（Commander Araya）的不斷重申。軍隊是同一個社會部門的受害者，他們今日也在他們的家中祈求能夠透過境外勢力的協助，重新奪回權力、捍衛他們的利潤與特權。

首先，我必須要向我們土地上謙遜的女性們致敬，向相信我們的農人們（campesina）致敬，向努力工作的工人們致敬，也要向那些知道我們關心孩子的母親們致敬。我也要向我國的專業人士們致敬，愛國的專業人士們在日前持續反對由專業組織贊助、煽動叛亂的人，也反對那些只保障資本主義社會中只給予少數人的優勢的階級組織。

我向年輕人們致敬，他們唱著歌，給我們帶來了他們的欣喜與奮鬥下去的精神。我要向智利人民、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以及那些即將受到壓迫的人們致敬，因為在我國，法西斯主義已經存在了好幾個小時——法西斯主義者在恐怖攻擊中炸毀橋樑、截斷鐵軌，摧毀石油與天然氣管線，並在那些他們有義務保護的人的沈默的面前做了這些事。他們曾經承諾了。歷史將會審判他們。

麥哲倫電台（Radio Magallanes）也斷訊了，我的聲音恐怕再也傳達不到你們的所在之處。沒有關係，你們還是能繼續聽得到我的聲音。我將永遠陪伴在你們身旁，至少在想起我時，你們想起的是一個對工人忠誠的有尊嚴的人。

智利人民一定要好好保護自己，但不要犧牲自己。請不要讓自己被子彈打成蜂窩，你們也終將不會被羞辱。

我國的工人大眾們，我對智利和智利的未來滿懷信心。雖然叛國者能占一時上風，但必有人能夠克服這個黑暗的苦難時刻。向前邁進吧，我們知道這條偉大的道路遲早將會再度開啟，自由人們將走向建立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智利萬歲！人民萬歲！工人萬歲！

這是我的遺言，我確信我的犧牲不會白費。至少，我非常確信的是，這將是對重罪者、怯懦者和叛國者施以懲罰的道德教訓。

法國：首次承認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使用酷刑

法國首次承認於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期間使用酷刑。上週四（9/13）總統馬克宏拜訪莫里斯‧奧丹（Maurice Audin）的遺孀時坦承，他在遭監禁期間死於「制度性的酷刑」。奧丹是阿爾及爾大學的數學助教，也是一位支持獨立的共產黨人。1957年，人僅25歲的奧丹，被控窩藏爭取獨立的共產黨鬥士而被捕。

過去官方宣稱：他在移送監獄的過程中逃脫後「失蹤」，實際上他被監禁在阿爾及爾的某處村莊，並持續被虐待。2014年，法國前總統歐蘭德才坦承奧丹是在監禁期間死亡。

阿爾及利亞遭法國殖民統治130年。1954至1962年的獨立戰爭期間，約有150萬名阿爾及利亞人犧牲性命。

馬克宏表示，將開啟關於失蹤平民與士兵的檔案文件。國際人權法律學者阿勞安（Rim-Sarah Alouane）表示，雖然馬克宏的發言不等同於道歉，但在殖民議題仍屬禁忌的法國，已是重要的一步。半島電視台記者巴特勒（Natacha Butler）認為馬克宏的聲明象徵意義重大，有助於更多受害者家屬查明真相。

丹麥：握手納入歸化儀式 遭批針對穆斯林

丹麥執政的保守聯盟（Conservatives）與極右翼的丹麥人民黨（Danish People’s party）近日提案將握手納入新的歸化儀式。由於部分穆斯林基於宗教理由拒絕握手，而是將手放至胸前示意問候，因此該提案也被認為是針對穆斯林移民。

根據該提案，如果移民拒絕在歸化儀式中與當地市長握手，將無法取得公民身份。許多市長已經表示反對，認為握手不能作為融入丹麥與否的標準；也有市長認為該提案違背憲法，表示丹麥人民應享有宗教自由。移民部長史托伯格（Inger Støjberg）則堅稱，握手是該國表示尊重的方法。

近年，丹麥移民相關政策右傾。六月，國會通過禁止於公共場合穿戴面紗。此外，也規定移民孩童自一歲起，每週須接受至少25小時的日托，並規定托兒所移民孩童比例不得超過30%，英國《衛報》認為，這些都意味該國政府正推動更嚴格的文化同化政策。

不只丹麥，上月瑞士拒絕給予一對穆斯林夫妻公民身份，因為他們在面試期間拒絕與異性握手。今年，法國最高法院判決：一名阿爾及利亞婦女，因為拒絕在歸化儀式中與男性官員握手，已足以構成拒發公民身份的理由。

西班牙：決議將獨裁者移出烈士谷

西班牙國會上週四決議，將法西斯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遺骸移出烈士谷（The Valley of the Fallen）。該國總理桑傑士（Pedro Sanchez）表示，此舉是為了撫平佛朗哥統治時期對西班牙造成的傷痛。

位於首都馬德里鄰近山區的烈士谷，底下埋有西班牙內戰時期4萬名國民軍與共和軍士兵的遺體。烈士谷是由佛朗哥政權興建與佛朗哥本人遺體位於其中的事實，使該紀念碑充滿爭議。該陵墓也是極右翼團體的朝聖地點，左翼政黨「我們可以黨」（Podemos）曾批評，烈士谷是「歐洲至今僅存的法西斯獨裁紀念碑。」

執政的西班牙工人社會黨、我們可以黨與其他地區型政黨以176票，支持通過決議。另外，有165票棄權與2票反對，反映西班牙社會對於該計劃的意見仍有分歧。

桑傑士表示，向前看的國家應以平和的態度看待歷史，政府將以符合法律與聽取國會內其他團體意見的態度，移出佛朗哥的遺骸，此外也將冷靜行事，將尊嚴與民主還給佛朗哥政權的犧牲者。

佛朗哥至1939年起，統治西班牙長達36年，期間數萬名異議者遭殺害或監禁。

古巴：總統支持同性婚姻 再批美國封鎖

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狄亞士‧卡奈（Miguel Diaz-Canel）接受訪問時表示，支持同性婚姻，並認為「任何形式的歧視都應被消滅。」6月，古巴人民權利大會通過新憲法草案，同性婚姻是重點之一，目前草案正在民眾咨詢階段，要待明年2月公投後才算正式定案。

1979年，古巴將同性戀入罪化。2010年，卡斯楚（Fidel Castro）就古巴同志遭遇的歧視、監禁與被送入「再教育營」道歉，是古巴政府對於同志態度的重大轉折。

訪問時，狄亞士‧卡奈也批評美國封鎖古巴長達60年，對於古巴民眾是「殘忍且不人道」的行為。美國封鎖的影響範圍不僅是經濟投資，還包括建築材料、食物與醫藥。他表示古巴願與美國進行平等對話，但不願接受不合理的要求與讓步。

在美國GLBT（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的通俗記憶中，1969年6月的「石牆暴動」不僅是重大事件，更是運動的奠基神話，是無數紀念演講、電視節目、藝術創作、文章、電影、甚至專書的主題。

淺白直述也好，精闢細琢也好，幾乎在所有這些敘事中，石牆暴動的意義都是一致的：這就是我們美國GLBT人群以肉身對抗壓迫的第一戰，這就是我們抗暴傳統的源起，而且也是所有美國GLBT甚至全球認同GLBT的人所共同繼承的遺產。

近年來，美國政府的官方記憶也開始重視石牆事件。奧巴馬總統至少有兩次在公開場合講述了石牆故事：2009年6月，石牆暴動40週年，奧巴馬在白宮演講時語帶敬意的重述了石牆抗議者「堅守立場」的故事；2013年1月，他在連任就職演說中點出了美國民主進程的重要事件，石牆酒吧也與19世紀美國女權運動發源地塞尼卡瀑布城1（Seneca Falls）和1960年代黑人投票權運動聖地阿拉巴馬州塞爾瑪城2（Selma, Alabama）並列。

歷史學家當然也會努力打磨與框限石牆敘事。其中最知名的就是John D'Emilio，他認為石牆事件有其遠因，因為早在1969年之前，美國的同性愛組織至少已經有了大約40年的歷史，像是「馬太辛協會」（Mattachine Society）和「碧麗提絲的女兒們」（the Daughters of Bilitis）這些組織都曾在美國GLBT人群中建立起聯結感、共享友誼和共同目標，被視為是自我肯定和積極抗爭的動力源頭。歷史學家Marc Stein等人也顯示，有些同性愛組織早在石牆事件之前就採取過激進行動。歷史學家（特別是Susan Stryker）更指出，在石牆事件以前，洛杉磯和舊金山也發生過零星的騷亂。

儘管歷史記錄面對這些修訂，石牆的敘事仍然穩定的以其巨大、超級重要的意義根植於通俗記憶裡，掩蓋了同性戀解放運動幾乎所有的面向，使後者的整個精神世界──它的思想、價值觀、態度、困惑和抱負──都在石牆敘事中消逝。唯一留存的只剩下同性戀解放運動積極反擊的動力和精神。

還有另一個關於GLBT政治史的流行敘事，比石牆敘事更受到學者偏愛，並且在美國許多學術寫作和新聞報導中時而被暗示、時而高調現身，我稱之為「公民身份」的敘事，在這個敘事裡，石牆騷亂全面隱退，甚至完全沒被提及。這個敘事強調的遠大目標是GLBT得到完整美國公民身份，而公民身份被理解為一組權益和權利──例如能夠自由活出個人的性取向和性別認同而不被逮捕的權利、收養孩子的權利、服役的權利、在就業和住房上不遭受歧視的權利、免於仇恨暴力的權利，以及結婚的權利。

這個公民身分敘事認為，從大約1948年開始，公民權利和權益就已經成為神聖的目標，追求的行動則有時低調可敬，有時強勢要求。照這個敘事，同性愛組織在石牆事件以前就已經開始尋求這個目標；同性戀解放組織則在石牆之後加入追求；今日的同性戀組織則也追求同一目標。這個敘事的基調因此不再是1969年的激進行動，而是對完整公民身份的持續追求。

公民身份敘事很明顯有別於石牆敘事，但兩者並非不相容。它們實際上有很多共同之處：兩者都支持或正當化今日美國GLBT的政治行動策略；兩者也都使得這種政治行動看來符合GLBT過去的歷史，畢竟今日的運動確實混雜了對自我的堅持肯定，以及對完整公民權利的追求，特別是結婚權。此外，這兩個敘事還有另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模糊了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者的心理世界。

以石牆暴亂之後不久在紐約成立的第一個同性戀解放組織為例。其成員當時自我命名為「同性戀解放陣線」（Gay Liberation Front, GLF），這個具有挑釁意味的命名遙指的是「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和「越南民族解放陣線」，後者在越戰中正是美國的敵人，然而同性戀解放陣線成員正以這個命名來宣告，他們在當時的戰爭中選擇和「越南敵人」站在一起。面對這個史實，要是仍然把同性戀解放陣線成員收進一個追求完整美國公民權利和權益的運動裡，那就等於湮滅了他們特有的政治願景。

我並不是說公民身份敘事講錯了，它確實有一定程度的說服力，尤其在反映1980年代之後的發展上。但是我真的很訝異於這個敘事所略過不說的部份，就像石牆敘事所掩蓋的部份一樣。有時我覺得這兩個敘事在生產記憶和理解的同時，也生產出同樣多的遺忘和無知。

然而，要想為美國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的心理世界找出一個共通焦點，卻並不容易。他們都沒有寫過什麼系統性的社會理論，很少人寫過完備支撐的論證，其想法和信念只能從流通的小冊子、宣言、海報、回憶錄、口號，以及他們創立的社區報、參與的示威、製作的藝術品、以及他們自己創作並享受的小說、詩歌、戲劇和色情中推演出來。更困難的是，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在很多議題上都有不同意見，特別在是否要投入黑人解放運動、女性主義運動、古巴革命等議題上都曾經有過激烈辯論。

此外，同性戀解放運動在組織上也形成諸多分裂。第一個同性戀解放陣線小組在紐約市成立後，數十個類似組織在美國各地迅速崛起，各自的興趣和優先議題都不相同。除了同性戀解放陣線之外，還出現了其他解放團體，其中以也是在紐約市成立的「同性戀行動份子聯盟」（Gay Activists Alliance, GAA）最具影響力，而且各地也很快成立了許多聯盟小組。這些同性戀解放組織在階級、種族、民族、宗教、性趣、年齡和性別方面都有很多差異。

儘管有著多重而混淆的分歧，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幾乎普遍共享某些觀點與態度。我將簡要介紹其中三個。

第一、暗櫃：我們現在已經習慣於將「暗櫃」當成一種描述GLBT因自保而隱匿身分的修辭。我們以為這個說法從來就有，事實上，它從1960年代開始才在口語中出現，不少歷史學家（包括George Chauncey和Craig M. Loftin）都證實，之前並沒有我們現在熟知的GLBT「暗櫃」說法。對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而言，這個新出現的口語概念十分關鍵，因為可以立刻利用它來描述自己最主要的訴求：我們要「出櫃」。

大家可以想像「暗櫃」一詞的巨大力量。在它還沒出現時，GLBT份子的自我隱藏很容易被理解為一種明智的審慎，然而一旦「暗櫃」概念通行起來，那種自我隱藏立刻就有了新的不同意義：暗櫃是個黑暗的地方──充滿限制、沒有空氣，令長時間待在裡面的人窒息。如果「暗櫃」就是隱藏自我，那麼人們需要呼吸、需要無拘無束的生活，就一定要拋棄它、離開它。

沒人能準確說「暗櫃」是何時在何種情況下被發明出來或首次使用，然而在公共領域裡，它第一次明顯而有影響力的出現在一首詩中，那就是Frank O'Hara的《頌歌：向法國黑人詩人致敬》（"Ode: Salute to the French Negro Poets"）。O'Hara於1958年寫了這首詩來向展現黑人性（négritude）的詩人和詩歌致敬，特別是馬提尼克島詩人Aimé Césaire及他偉大的史詩《回歸本土的筆記本》（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就在這個致敬的時刻，O'Hara提到了美國的男同性愛情。O'Hare如何遇到Césaire？為何Césaire對他那麼重要？為什麼Césaire的史詩讓他想起美國的男同性愛？這些問題都值得另外處理，在這裡我只想指出O'Hara的詩為當時第一批關注同性愛的讀者提供了什麼：總結來說，在美國，同性愛是「被詆毀的」，因此美國GLBT人群往往從「青少年」時期開始便以「沉默」隱藏自我，作為回應。這種沉默在現實生活裡剝奪也否定了鮮活的生命，有時還要求以「血」作為代價，現在則被描述為一種暗櫃。

O'Hara的暗櫃比喻之所以風傳各地，首先是透過他的朋友，其中很多都在紐約的文化產業裡工作，他自己1960年出版的重要文選 《新美國詩歌》 （New American Poetry）也幫助了這個概念的擴散。在接下來的10年中，「暗櫃」在GLBT通俗用語中被廣泛採用，因為「暗櫃」很容易和另一個歷史悠久的白話說法「出場」（coming out）連結起來。「出場」原本用來形容「初入社交圈的少女」，George Chauncey的研究顯示，這個名詞在20世紀初期指的是個人在化妝舞會中的打扮呈現，後來才變成在性／別不馴人群中的自我呈現。「出櫃」說法則把「暗櫃」和「出場」接合起來，迅速受到歡迎，也以此改變了出場的意義：現在，出櫃就是在公眾面前脫去那剝奪生命的沈默。

「暗櫃」的說法顯然被認為比另外兩個含意差不多但現在已經很少人用的語詞要來得可取：一個是「罐頭水果」（canned fruit）3，另一個則是「嫁妝箱娘砲」（cedar-chest sissie）4。畢竟水果和娘砲都是明確指涉男同性戀的貶抑語詞，暗櫃則沒有設定性別，而且只有在描述自我限制的狀態時才帶有貶意。

1970年代中期，同性戀解放運動逐漸退潮，一些GLBT人士開始批評解放派的出櫃論。1980到1990年代，批評的聲浪越來越高，有些人說，很多人在性傾向或性別方面（或兩者）有極大的流動性，無法誠實的出櫃成為單一身分；另外一些人說，很多人對種族、宗教或家庭十分投入，因為這些原因而無法出櫃；還有些人說，出櫃的動作錯誤地假設人類都有需要被挖掘和揭露的深層內在，這根本就是想錯了。­

最後這個特別在1990年代之後常常聽到的批評，可能會讓大多數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感到困惑。我找不到任何證據顯示同性戀解放運動曾把出櫃視為一種深入內在自我以尋找真相的旅程，他們其實認為出櫃是從一種有意採用的沉默中釋放出來。對他們而言，出櫃還有另一個重要意義：它是建立政治運動的必要手段，因為運動的成員都需要能公開站出來，事實上，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最喜歡的口號就是：「走出衣櫃，走上街頭」。

第二、違抗：從1965年到1969年，這5年裡每逢7月4日就會有一群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組成臨時小組，聚集在費城自由鐘所在的獨立廳外遊行，因為鐘上刻有一段來自聖經舊約《利未記》的詩句：「向各地所有居民宣告自由已然來臨」。遊行隊伍恪守中產階級的得宜禮節，靜靜地舉著標語遊行：「美國同性戀仍然無法享有作為美國人的神聖權利」。這個遊行被稱為「年度提醒」（Annual Reminder），它最後一次舉行就是在石牆暴動和第一個同性戀解放運動團體成立後幾天。

參與過「年度提醒」的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其實不滿於這樣安靜的遊行，於是有些人決定設計另一個每年舉辦的遊行，但是日期設在6月的最後一個週末，以慶祝石牆暴動，而不是在傳統美國國慶的7月4日。這個遊行於1970年首次在紐約市舉行，命名為「克里斯托弗街解放日遊行」（Christopher Street Liberation Day Parade），現在仍然每年舉行，但是被稱為「同性戀驕傲遊行」或簡稱「驕傲」。類似的遊行在不同時間於全世界約140個地點舉行，這些遊行展示的是GLBT的驕傲存在；但是在美國，至少一開始的時候，遊行的意義遠不止於此：它企圖將國定假日置換為同性戀展現驕傲的適當場合。遊行的緣起和意義現在看來或許已經被模糊或遺忘，但是想要理解當年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的政治，就不得不回顧這個起源。

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雖然退出了「年度提醒」遊行，不願在7月4日美國國慶日這個充滿象徵意義的日子裡在自由鐘前禮貌的請求政府推動轉型正義，然而他們並沒有背叛美國，但是她們也絕不會以美國政府或社會為傲，反而希望公開表達這種不滿。他們覺得有必要而且有正當性公開而鮮活的展示自己違抗的態度。至於這個違抗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當然各方有著不同看法，一些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認為，放棄年度提醒並建立新遊行，意義很簡單，就是：不要再客氣禮貌地請願！可是對其他人而言，新遊行的重點是要以憤怒和鄙視來批判美國的政策作為。這些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甚至有時在拼寫美國（譯註：America）時以"k"取代"c"，從書寫方式來表明他們有多憤怒和鄙視。

團結這些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的，並不是政治綱領。他們對美國的錯誤和失敗何在，對怎麼做才可以扭轉局勢，都沒有統一的理解，但是他們的政治情感模式仍然將他們團結在一起，這種情感模式就是違抗，而且違抗的對象通常就是美國政府。因此他們才照「越南民族解放陣線」將自己的組織命名為同性戀解放陣線（GLF），將國慶日視為舉辦驕傲遊行的正確場合並且鼓勵出櫃。這種種都展現了他們的違抗精神，就連「同性戀活動份子聯盟」成員在遊說紐約市議會時，雖然採取了溫和策略，他們的舉止表現還是違抗的，而非妥協的。

第三、認可：1960年代末，同性性行為在大多數美國司法管轄區裡都是非法的，跨性別的某些自我表達行為也是違法的，而上述兩個範疇裡的各種行為都普遍的被大眾厭棄：教會和猶太教堂譴責同性性行為是罪惡，精神病學家和精神分析師稱它為疾病，幾乎沒有幾個美國學者或公共知識分子提出積極的評價。GLBT的行為從來沒有得到任何美國主要建制的認可、支持、甚或容忍──這無疑是造成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採取違抗態度的原因之一，也是GLBT份子（特別是解放運動份子）寄望在他們想像的社群中為彼此提供認可與支持的原因之一。

於是有些人組成或加入了意識提升團體，這些群體對女同性戀者來說尤其重要，Esther Newton和Shirley Walton都顯示，群體「為成員提供了更強的自我接納和自我價值」。另外一些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組成或加入了各種集體生活，以公社的共居方式實際給予彼此支持，堅定維持政治立場。紐約市的一個團體稱自己是「街頭變裝行動革命份子」（Street Transvestites Action Revolutionaries, STAR），在一個拖車上建立了第一個家，後來才搬到格林威治東村的違章房。還有一些人開辦或投稿同性戀解放運動的報紙和雜誌，所有這些出版品都旨在促進讀者之間的對等互動與信任感。

在同性戀解放陣線出現前，GLBT人群不斷尋找認可的支持。他們在柏拉圖 （Plato）、莎芙（Sappho）、惠特曼（Walt Whitman）和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等文化英雄身上，在更早的古羅馬或17世紀英國社會中試圖發現、建構或幻想同性戀。而在同性戀解放陣線時期，人們對自身歷史的宣告也越來越膽大與堅定。

例如，有一本成立於1964年同性戀解放運動時代之前的男同雜誌《鼓聲》（Drum），其名字引自梭羅《湖濱散記》中一段著名的話：「如果一個人不與他的同伴亦步亦趨，那可能是因為他聽到的是不同的鼓聲。那麼就讓他踩著自己聽到的樂聲前進吧。」1971年，同性戀解放運動時期成立了另一本皮革同性戀雜誌《鼓手》（Drummer），也是從同一段引文衍生出自己的名稱，而且經常重印這段引文，有一次甚至還放了一張壯碩皮革同性戀者裸露生殖器的配圖，圖中人物斜倚在椅上，手中正在讀的書顯然就是《湖濱散記》。在Marc Stein最近重印的一張大海報中，《鼓聲》（開玩笑地）稱梭羅的引文段落為「男男約會」5，《鼓手》則更積極的提供了那場約會的男性形象。兩本雜誌都採用梭羅的文字來鼓勵讀者按著個人意願塑造自己的情色生活，而這樣的引用給予讀者的鼓勵意義特別深遠，因為它來自一本備受推崇的文學經典，而推崇這本著作的國家卻根本蔑視GLBT人群。

在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身上，對於認可的渴望是一個深刻但是很少被承認的感受。那種渴望正構成了他們違抗精神的反面。

上述三點（暗櫃、違抗、認可）只是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的一部份共通性，他們對政治犯、友情等等議題仍然有著各自獨特的觀點，可惜這些差別與分歧也打散了他們。同性戀解放運動在1970年代中期風起雲湧，又逐漸消退。在對當代GLBT政治文化的影響中，它似乎繼續存在，然而我們所熟悉的那兩個GLBT歷史敘事──石牆暴動與公民身份──正在持續淡化這個影響。

• 1.【譯註】1848年7月19-20日，以女權為主題的「Seneca Falls會議」在紐約州召開，會議的組織者有不少是當地基督教貴格會（Quakers）的女性信徒，主要討論女性的財產權和女性在教會中的地位。這個會議被視為是美國女權運動的開端。
• 2.【譯註】1960年代美國黑人積極爭取憲法賦予的投票權，但是即使1964年民權法案通過，終止了種族隔離，黑人的民權仍然不得實現，而且所有的抗爭都遭遇警方暴力以待。1965年非暴力運動組織者三度率領群眾從Selma步行到87公里外的阿拉巴馬州首府Montgomery，要求平等的投票權，最後一次陳抗聚集了兩萬五千人，該年夏天，投票權法案終於通過。
• 3.【譯註】英國在1965年才通過法律讓同性性行為除罪。在此之前，同性戀必須隱匿其身分，採用各種暗語溝通。舞台喜劇演員使用的Polari語就成為同志圈裡常用的通俗暗語。Polari語稱呼男同性戀扮裝皇后為「水果」（fruit），因此「水果」便成為男同性戀的代語，「罐裝水果」則強調其把自己封裝起來不現身的狀態。
• 4.【譯註】西方年輕女性往往會自備杉木製成的嫁妝箱，裝入出嫁時的衣物和婚後用品，杉木則可以防蟲去霉。這個女性專用之物在這裡被用來嘲諷男同志不夠陽剛。
• 5.【譯註】"mandate"原意為「要求」，但是如果把字拆開，就會有2000年新詞（neologism）「兩個男性約會」的意義。

前總統馬英九表態支持「以核養綠」，要求2025年的核電要佔到能源比例20%、老舊核電廠40年到期後還要再延役20年，引發環團和居住在核一、核二廠旁的北海岸居民不滿，今日（9/25）偕同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召開記者會，呼籲馬英九到北海岸傾聽在地居民反對延役的聲音。

擁核的民間團體推動「以核養綠」公投，前總統馬英九力挺連署和協助宣傳，但環團批評馬的「以核養綠」主張，要求2025年核能占比還能保持在20%，必須核一、核二、核三都延役，且核四啟用才能達成，根本是「核電復辟」，不但無法解除民眾對核電的安全隱憂，核廢料貯存也將成為一大問題。

北海岸反核行動聯盟執行長郭慶霖表示，2011年馬前總統曾公開表示核一、核二和核三這三座老舊廠核電廠不會延役，一定會如期除役，但這段時間卻一反當初承諾，要求2025年核能占比保持在20%，老舊核電廠延役，造成北海岸居民極大不安。

郭慶霖說，近年核電廠事故不斷，雖未發生重大事故，但福島核電廠也是除役前發生福島核災，不希望這樣的慘劇發生在台灣，誠摯要求馬前總統9月28日到萬里出席「核二除役環評說明會」，聽聽北海岸居民反對核電廠延役的心聲。

北海岸居民、金山高中退休教師江櫻梅表示，他們希望核一和核二廠如期除役，不外乎幾個原因。首先，核一核二都緊鄰斷層，核二甚至位於山腳斷層孕震帶與岩漿庫正上方，相當危險；再者，近年核電廠大小事故不斷，包括核一廠1號機曾因燃料組件把手鬆脫、2號機因雨災電塔倒塌，核二1號機也發生爐心襯板龜裂、錨定螺栓嚴重毀損及核燃料棒破損等事故。

江櫻梅也指出，一旦發生核災，疏散非常困難，且核廢料至今都是一個難解的問題，核一核二廠濕式貯存池的廢燃料棒都已爆滿，台電只能以應急方法改裝燃料池，還有許多核廢料堆放在蘭嶼。「這些做法都讓我們不安疑惑。」她強調，根據國際核安標準，核一核二都已進入衰敗期，電廠老舊將導致風險大增，一定要如期除役。

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也表示反對「以核養綠」的立場，並呼籲新北市長候選人蘇貞昌和侯友宜對於核二廠是否應如期除役，應表態說清楚立場。

目前台灣有三座運轉中的核電廠，分別為核一、核二及核三廠，每廠各有兩部機組，依照40年的停止運轉年限，核一、核二廠四個反應爐將陸續在2018年、2019年、2021年、2023年到期除役，台電也正在針對核一和核二廠展開除役計畫。核三廠的兩個機組則將在2024和2025年到期除役，這也是蔡政府設定的「2025非核家園」目標。

教師節前夕，亞太技術學院的師生卻感受不到任何來自教育部或校方的溫暖。亞太教師與高教工會今日（9/27）上午召開記者會，指控亞太校方不但忽視已註冊學生的學習權益、不與教師協商離退的相關事宜，更沒有遵循私校法引入外部公益董事監督，教育部卻也與董事會高層勾結，對亞太的種種舉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高教工會擔憂，亞太案代表的是未來教育部在私校轉型過程中的惡質手法將逐漸形成既定模式，並持續呼籲教育部儘速解散董事會，保障師生權益。

今年（2018）九月月中是大學新學期的開始，亞太卻只有不到五位研究所的同學註冊。亞太教師黃惠芝指出，在上學期期末時，校內還有近300到400位學生；但校方在六月時片面宣布停辦，造成學生人心惶惶，被迫重新調整學習與生涯規劃。如今，校內的學生只剩五位完成學分，只剩論文口試就能畢業的研究生，但學校主秘曾景睦卻在通訊軟體上說「校內已沒有教學單位，無法進行論文審查」，等於是侵害學生取得文憑的權利。

教育部當時雖然承諾「只要有學生就不會核准停辦」，但卻也協助亞太「強逼」學生轉學。黃老師指出，教育部威脅學生未來「學校將斷水斷電」，無法正常上課，要學生到育達科大「寄讀」；但卻又要學生在育達校內上學科、再回亞太上術科，「既然要回亞太上課，斷水斷電根本是欺騙學生」。

此外，校內的身心障礙學生，以及製陶和茶藝等獨有科系學生也面對到嚴重衝擊。黃老師批評，教育部技職司雖然事前承諾會提供學生在育達與亞太之間的交通車服務，但事後卻跳票，導致學生必須通勤一小時上課，有部分學生更因此選擇放棄學業，形同是教育部和校方聯手造成學生失學。

除了惡待學生外，亞太教師湯仁忠也說，亞太校方也選擇徹底忽視老師的勞動權益。今年八月，工會行文要求與校方進行協商，但亞太卻一再拖延。不論是苗栗縣勞工及青年發展處或者勞動部，都曾發文要求亞太校方遵守誠實信用義務進行協商，但亞太卻質疑工會是否具有協商資格，完全不顧地方與中央勞政主管機關對工會的認可與提醒。

湯老師也指出，目前董事會早已低於法定人數，造成校務運作鬆弛。例如，在九月後早已沒有校長的期間，卻還有文書蓋上校長印鑑，已有偽造文書的嫌疑；而教育部卻遲遲不肯依據私校法解散董事會，這顯示出「亞太與教育部一定有所勾結」。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指出，工會提出的協商要求都僅是勞動法令和公務人員資遣規定上的最低可要求數額，包含停辦前應以自願資遣辦理、資遣慰問金應以年資計算、償還短缺欠薪等等，但亞太卻拒絕協商，是非常惡質的行徑。林柏儀更批評，未來數十間私校在少子化下面臨轉型時，「亞太停辦的模式預告了高等教育的崩盤」，工會將對亞太案與教育部的態度繼續監督與觀察。

巴拿馬：義大利施壓 難民救援船註冊遭撤銷

地中海救援組織（SOS Mediterranee）與無國界醫生（MSF）指控義大利政府對巴拿馬海事局施壓，迫使他們承租、在地中海執行難民救援任務的水瓶座號（Aquarius）的註冊被撤銷。

水瓶座號是地中海中部最後一艘非政府組織的難民搜救船。目前船上共計有58位移民與難民。兩個團體譴責此舉將使數以百計的男女與孩童陷入海上絕境。

巴拿馬以地中海的難民救援行動「藐視國際法律程序」為由撤銷註冊。法新社報導，在義大利當局抱怨水瓶座號的船長拒絕將移民與難民載回原處後，巴拿馬啟動撤銷程序。

義大利內政部長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則否認指控。薩爾維尼來自極右派、反移民政黨聯盟黨（the League），曾表示「義大利無法接受任何一位難民」的他，兩度拒絕水瓶座號停靠該國港口，並宣稱「義大利不再是歐洲的受氣筒」。

根據聯合國數據，今年已有1,719人在試圖橫渡地中海的過程中喪命或失蹤。

墨西哥：特拉特洛爾科屠殺50週年

墨西哥政府首次坦承，1968年的特拉特洛爾科（Tlatelolco）屠殺是國家犯罪。

特拉特洛爾科事件發生於墨西哥奧運開幕前10天。前總統奧爾達斯（Gustavo Diaz Ordaz）為維持社會局勢穩定，強力鎮壓工人與學生運動，進一步激化社會對立。1968年10月2日，學生聚集特拉特洛爾科區的三文化廣場抗議政府鎮壓行動，後者出動軍隊與裝甲車包圍群眾，並開槍射殺學生。一般認為該事件的死亡人數約400人。

隸屬該國內政部的受難者協助執行委員會（CEAV）主席羅金（Roberto Rochin）表示，特拉特洛爾科屠殺是該國歷史的其中一章，「墨西哥政府迫使公民運動噤聲，展示了最專制的一面」。

2006年，屠殺之際擔任內政部長的前總統埃切韋里亞（Luis Echeverria）曾被指控「種族屠殺」罪名而遭逮捕。2007年法院以罪證不足為由駁回此案。

瑞士：2萬群眾爭性別同酬

上週六，2萬名群眾於瑞士首都伯恩遊行，要求性別同酬。協助組織遊行、該國最大工會「Unia」揚言，國會若不採取行動解決薪資差異問題，將在日後發起罷工行動。

Unia指出，該國女性的平均薪資，比男性短少20%；同職位的女性，整個職業生涯的薪資將比男性短少約美金31萬元。

瑞士國會希望透過薪資監管機制，以及要求50人以上公司每4年提供性別同酬資料供獨立單位查證的方式，減少薪資差距。工會則要求更嚴格的立法，包括對受不平等待遇的婦女提供賠償，並對存在薪資差距情形的公司處以罰款。

日本：知名雜誌因恐同爭議停刊

日本知名月刊《新潮45》刊登自民黨議員杉田水脈的恐同言論後，引發輿論抨擊，日前已決定停刊。

上（8）月，《新潮45》刊登杉田的文章，該議員於文中批評LGBT「不具生產性」、「對國家毫無貢獻」，認為政府不應以稅金支持他們，發行後引發抗議，但是《新潮45》在最近一期中，以「杉田的文章真的如此可恨嗎？」為標題刊登一系列護航文章，其中包括文學評論者小川榮太郎表示：保障性少數權利，讓他不禁猜想社會是否也應該承認在電車上觸摸婦女的男性的權利？再度引發眾怒。

《朝日新聞》刊登出版商「新潮社」的道歉聲明。該社表示由於銷售量下降，導致編輯台資源匱乏，因此無法對文章全面檢查。社長佐藤隆信坦承最新一期的內容「充滿偏見，缺乏理解。」

杉田曾宣稱，二戰期間日本強徵慰安婦是韓國杜撰。

同黨的日本總理安倍晉三則表示不會要求現年51歲的杉田辭職，「因為她仍年輕」。

法國：補助電影 打擊性別歧視

法國文化部長尼森（Francoise Nyssen）宣布，將對女性製作的電影提供15%的額外補助，目的是打擊電影產業內的性別歧視。尼森表示，補助將採取計點制，任用女性擔任導演、編劇或是首席技師將可獲得1點。一部電影至少得獲得8點，才能得到補助。尼森也希望法國國家電影中心要求製作人呈交關於性別平等與男女酬勞的詳細資料。

伊朗：恐攻29死 美國需負責

上週六（9/22）於伊朗阿瓦士市（Ahvaz）舉辦的閱兵遊行，遭遇槍手襲擊，奪走至少29人性命，並造成70多人受傷。本週二數千名民眾湧入該市街頭，為死者致哀。伊朗官方認定，攻擊是由外國勢力支持的阿拉伯分離主義團體所發動。死者包括12名伊朗革命衛隊的士兵與以及一名4歲男孩。

包括武裝組織「 al-Ahvaziya」與伊斯蘭國（ISIS）都出面坦承發動攻擊。前者指責以波斯人為主體的伊朗政府歧視在該國屬於少數的阿拉伯族群。 伊朗外交部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表示，「該地區的恐怖主義資助者」與「其美國主子」需為攻擊負責。革命衛隊則認為al-Ahvaziya是由沙烏地阿拉伯所支持，並且揚言報復。

全國伊朗裔美國人協會創辦人帕西（Trita Parsi）認為，攻擊目的是為了讓伊朗陷入更大的武裝衝突，讓美國軍隊有介入的機會。

歷經上半年的劇烈勞資爭議，美麗華高爾夫球場工會今日（9/28）公開批評新北市勞工局瀆職。工會指出，他們已經完整搜集資方違反勞動法令的相關證據，但勞動局卻因「雙方調解不成立」而不願勞檢，還要勞工另循司法途徑解決，浪費勞工的時間，要勞工「小蝦米對抗大金魚」。

美麗華工會秘書長葉瑾瑜表示，工會日前發現球場濫用臨時工，為這些勞工追討加班費時，卻發現公司提供的到職日期有兩套不同的版本。經工會追查銀行的薪資轉帳帳戶和勞保局的勞保投保紀錄後，發現有不少員工的年資短少，最多短少近九年的年資。

葉瑾瑜批評，公司提供的到職資料實在難以信任，工會已經把所有資料準備妥當，只待新北市政府發動勞檢，她質疑為何市府還要求勞工走花錢花時間的司法途徑，不儘速確定資方的違法事實。此外，她也提到新北市政府把促成勞資之間「合議仲裁」的案件數目當作政績，希望新北市政府在美麗華案上能積極促成資方重回談判桌，補足勞工在法律上應享的權利。

美麗華工會理事長黃文正也說，公司在勞工年資方面頗為苛刻，不論是用兩套到職日名單造成員工近五十萬元以上的工資損失，更曾要求員工十年以上「試用期」。他批評，今天新北市政府要勞工去循司法途徑解決，「政府的回應居然跟資方一樣，都要我們自己去告，實在太荒唐！」

對於工會的質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資關係科科長賴彥亨表示，上次調解後，比對過所有資料，發現工會提供的資料和工會提出的訴求不相符，但既然本次工會拿出了更多資料，未來勞工局「一定會勞檢」，也一定會「積極促成合議仲裁」。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發生「張天欽事件」引發連日社會衝突，17日先是多名國民黨立委赴促轉會張貼「東廠」看板，要求促轉會停止運作；昨日又有獨派與部分政治受難者團體赴國民黨抗議，「奉還東廠名號」並力挺促轉會。今天（9/28）上午，由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和家屬所組成的「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以及「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共同召開記者會，呼籲轉型正義應擺脫藍綠惡鬥，共同面對歷史促成和解。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總會長林燿呈表示，國民黨與獨派團體劍拔弩張，相互指責彼此為「東廠」，只會激化早讓台灣一般民眾深惡痛絕的藍綠對立，讓受難人整體形象陷入藍綠惡鬥，成為政黨鬥爭的棋子。

互助會提出，「轉型正義」除「歷史正義」外，還應該包括「分配正義」、「居住正義」、「勞動正義」、「原住民土地正義」等一切普羅大眾立場的正義觀。林燿呈強調，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根源，是兩岸內戰下的敵對狀態，是國民黨政權在美國帝國主義的保護下，為維持自身政權，大肆逮捕投入社會改革的愛國志士，抓去槍斃，倖免者則被送到綠島「改造」。

林燿呈認為，要真正推動轉型正義，應揚棄反共內戰思維，珍惜兩岸得來不易的和平交流，不要再走頭路，重新製造更多不正義事件。林燿呈指出，國民黨作為「舊威權」，過去藉由兩岸軍事對峙，在台灣進行政治肅清與威權統治；而今日民進黨又走回兩岸對抗的老路，甚至在台灣展開一連串損害公民合法權益的政策，讓人擔心社會距離「新威權」復辟還有多遠？

林燿呈的父親是五○白色恐怖受難者，原遭判死刑後改無期徒刑，在綠島關押26年後卻因山崩遭活埋。日前他曾投書媒體，提出「要追究威權結構 更要警惕新威權」，強調：

已過世的、坐牢34年7個月的林書揚老前輩曾經說：「為了讓過去成為真正的過去，不再繼續醞釀成未來的禍源，我們只有消滅那些黑洞。」我們認為那些黑洞正是以「反共」為名的結構性壓迫，就像過去國民黨所做的一樣。所以，該消滅的不是國民黨，而是任何繼承此一壓迫結構的政權，無論它是什麼顏色。

互助會前總會長、七○年代政治受難者吳榮元肯定民進黨推動轉型正義，但批評其「做法錯誤」。吳榮元表示，若民進黨有政黨私利，只把促轉當成政黨鬥爭工具，沒資格推動促轉，張天欽的「東廠說」事發後，民進黨雖然道歉，卻沒有徹底改革促轉會的人事結構，禁不起檢驗，強調促轉會應有當年的受難者加入參與。

吳榮元表示，台灣民主化至今經歷三次政黨輪替，現在談轉型正義已是遲來的正義，應該藉由轉型正義的契機，反省兩岸過往內戰對峙造成威權的歷史，並思考未來如何促成兩岸關係和緩與和平交流，讓促轉在反省歷史同時也具有現實意義。

吳榮元同時批評國民黨，不能因為民進黨犯錯就全面抵制、否定促轉會的成立，應該坦然面對挑戰，承擔歷史責任，才可能浴火重生，「國民黨是始作俑者，卻自我逃避，這樣要如何卸下歷史包袱？」

瑞典一直是「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與社會民主國家的模範生。在瑞典，資本主義被「打造」成適合福利國家的模樣，多數人都能享有平等、尊嚴的工作與生活條件。但是，2018年的大選卻為這套說法劃下句點。

在昨天（譯註：9/9）的選舉結果裡，最大力支持「混合經濟」的瑞典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s），僅以28%的得票率保有國會最大黨的地位。這是該黨自1908年以來得票率最低的一次選舉。最主要的挺商政黨「瑞典中間黨」（Moderates），得票率也跟著下滑，來到19.7%。在這兩個交替執政數十年的政黨之間，半路殺出了瑞典民主黨（Democrats） ——矛盾的是，這是一個以新納粹主義為基礎的反移民政黨。該黨於此次大選中獲得17.7%的票數。中間偏左與左派小黨的得票率也提高了——瑞典左翼黨的得票率躍升到8%，中間派的瑞典綠黨則被全面碾壓，幾乎未能取得進入國會所需的4%門檻。社民派與挺商派這兩個聯盟各自拿到4成選票，使得民主黨在新一屆國會佔據權力平衡的位置，形成今日的僵局。

無論如何，認為瑞典模式是「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與「奉行控制經濟的專制共產主義」間的「第三條路」，根本就是幻想。瑞典工運在20世紀早期取得的偉大成就已逐漸被逆轉。戰後（由少數家族把持的）工程與製造業的部分利潤轉向公共服務的趨勢，已經在數十年前停滯。如同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瑞典自1990年代中期起開始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包含自由市場的回歸、富人與企業的低稅額、福利國家政策與實質工資的削減、不平等加劇等等。

為什麼瑞典引進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呢？和其他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一樣，瑞典的資本利潤率在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急劇地下滑。在信貸繁榮的破滅和重大的銀行業危機後，瑞典最著名的製造業部門大幅衰退。就在那時，瑞典的社民黨與中間黨等兩大國內政黨，堅決以犧牲福利國家與公共政策為代價，採用了振興資本獲利率的政策。

比起英美，瑞典的收入和財富分配可能更為「平等」，但骨子裡卻非常不平等。1990年代起，瑞典不平等發展的速度，比任何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還快。2012年，收入前10%的人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後10%的人的6.3倍。這已經高過2007年的5.75倍，在1990年代，這個數字則是4倍。瑞典收入在前1%的人，他們的稅前收入總額佔全體國民稅前收入的份額，在1980至2012年間幾乎翻了一倍，從4%提高為7%。若包含資本收益在內，他們的收入所佔份額在2012年時更達到9%。與此同時，所得稅率的最高級距（top marginal income tax rate）卻從1979年的87%，調降到2013年的57%。

在瑞典，正如同其他多數的北歐國家，整個1990年代的賦稅改革（例如減少資本利得稅、降低或廢止富人稅）降低富有家戶的稅務負擔。與此同時，這些國家也刪減了給予窮人的福利。

罕為人知的是，瑞典早已不是「國家供給」（state provision）的典範。該國是私部門提供公共服務的世界先驅，經費則來自政府支出。全瑞典約有1/3的中學是所謂的「免費學校」，其中大部分是由營利公司所經營；大約4成的初級醫療保健服務提供者是私人所有。公共供給由私人外包，對服務和商品的品質不利。瑞典的學校已從國際評鑑的全球最優「脫穎而出」，成為「最平庸的學校」之一。

民主黨循著所謂「民粹主義」（populism）的模式崛起，我們已在德國、法國、義大利、丹麥、其他歐盟國家，以及英國脫歐和川普執政的美國裡見證過這套模式。這是接連在1960年代中期「黃金時代」（Golden Age）、以及特別是在經濟大衰退與長期經濟蕭條之後，資本主義失敗的產物。

瑞典的資本主義，有點類似（規模比較小的）德國，自2008年起，已經比多數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來得好一些。但即便是瑞典，過去數十年來——特別是2008年後——經濟成長率也面臨停滯。

縱使瑞典的失業率低於歐盟的平均標準，但官方的統計數字把那些從事政府提供的工作計畫（這很「德國」風格），還有正在領取病假津貼的人給隱藏起來了。正如德國一樣，特別是在某些小城鎮裡，瑞典的許多工作深陷低薪和「不穩定」（precarious）的處境。而且，補助醫院、學校、住宅、老年年金以及交通的許多重要公共支出也都被大大地刪減了。

還有就是移民問題。超過六十萬來自西亞的移民，在敘利亞／伊拉克的災難後進入瑞典（參考下圖）。許多移民是年輕的單身男性，他們的到來，替資本主義企業與政府部門克服了低技術工作急迫的缺工問題。但是，瑞典每單位人口中的移民數量已經遠超過其他歐洲經濟體，並對飽受新自由主義手段摧殘的公共服務造成更大的壓力。

同時還有因低利息與信貸而起的大規模購屋熱潮，中產階級與上層階級因此得利，但工人階級與移民卻還得為合宜的住宅拼命掙扎。（參考下圖）

雖然瑞典的經濟成長率仍快過歐洲大部分地區，但卻高度仰賴世界貿易的增長與歐洲經濟活動的強度。過去，瑞典經濟曾受益於1980年代信貸促成的消費熱潮，如今，移民工帶來的額外價值也推動著經濟再次發展。

伴隨著銀行業的繁榮，斯德哥爾摩有著全世界第二蓬勃的住宅市場。瑞典各銀行的現有資產是全國GDP的4倍之多，僅次於瑞士。這狀況宛如1980年代捲土重來。

雖然實質GDP成長每年超過3%，但若排除移民工對經濟的額外貢獻，每人的實質GDP成長會掉得很低（在2017不到1%）。根據瑞典國家經濟研究所（Swedish 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的報告，2016到2026年間的每人實質GDP成長率僅為1%。

瑞典的小城鎮面臨的是低工資、更糟糕的公共服務，還有新移民的遷入。這是孳生瑞典民主黨「瑞典人的瑞典」（Sweden for Swedes）的背景——當中蘊含的種族主義與國族主義訊息不言而喻。如今瑞典社民黨正為過去20年來所支持的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政策，付出慘痛的代價。

康芮颱風恐轉強颱，是否襲台最快明後天將是關鍵，今天（10/1）上午專櫃暨銷售人員產業工會等勞團赴立法院，呼籲各黨團就去年（2017）底衛環委員會初審通過的《勞動基準法》修正案進行黨團協商，盡速完成「防災假」立法，保障勞工生命安全。勞團今邀請各黨團出席記者會，最後僅國民黨團現身，綠委鍾孔炤則以個人身分出席支持，引發勞團批評，要求民進黨團應給出立法時程。

七成專櫃人員颱風被要求出勤

根據工會針對2015、2016年，蘇迪勒、尼伯特、莫蘭蒂、馬勒卡四個颱風時的調查，每次均有七成以上專櫃人員被要求於風災時出勤。其中比率最高的，是在2016年的尼伯特颱風，同屬遠東集團旗下的SOGO和大遠百，分別有高達97.6%及95.9%的專櫃人員出勤。

專櫃人員工會理事長陳微淳表示，如果百貨公司要求出勤，專櫃人員通常都無法拒絕，如果因為擔心天災危險而拒絕，可能會被秋後算帳，扣薪是家常便飯，所以颱風也只能冒著危險上班，結果就經常造成意外。專櫃人員工會秘書廖郁雯表示，近日台灣雖幸運連續躲過山竹、潭美兩起颱風，但勞工的性命不能每次都只靠僥倖，呼籲盡速立法，避免悲劇一再發生。

目前，政府針對勞工在天災發生時的出勤規範，只有《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屬於行政指導層級，並不具強制力。要點第六條雖明文勞工因天災而未能出勤時，「不得視為曠工」、第七條規定「宜不扣發工資」，然而，根據專櫃人員工會調查，實務上百貨公司在颱風天是否出勤，仍然是由百貨公司資方單方面下令，專櫃人員受制於高額的遲到、空櫃罰款與扣發全勤獎金，颱風天只能被迫出勤，顯見現行要點對百貨業者毫無規範力。

防災假待朝野協商

去年12月25日，包含李俊俋、鍾孔炤、林靜儀、蔣萬安、陳怡潔、林為洲等六位立委提出的版本已通過初審，現正等待黨團協商。各版本皆規範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時，雇主不能片面要求勞方出勤或減扣工資，若勞方同意上班，雇主應加倍發給工資，並提供交通工具或津貼。

藍委蔣萬安表示，企業只要事前將颱風假納入成本便不會造成太大負擔，卻可保障勞工的安全。去年民進黨原不願排案，他在擔任召委時，將防災假列入議程，通過初審，未來會請國民黨召委要求行政院對此議題表態。蔣萬安表示，希望新會期能通過修法，讓勞工能跟軍公教享有一致的平等權益。

藍委林為洲則指出，相關條文在初審時都非常和諧，勞動部也未反對，但近期在黨團協商時卻聽聞勞動部有很多意見，認為社會缺乏共識，林為洲批評，行政機關初審時沒意見，協商時卻在背後拖延，對勞工態度並不誠懇。

今日綠委鍾孔炤也出席記者會，以個人身分表達支持，表示民進黨對這個議題不會逃避，會面對解決。勞團質疑鍾孔炤的發言是代表個人還是民進黨團，鍾孔炤表示，目前沒有幹部職，僅代表個人，引發勞團不滿，高喊「人命關天」，要求民進黨給出修法時間表，鍾孔炤最後則承諾，將把意見帶回，請黨團盡速回應。

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研究員陳柏謙表示，防災假議題已經爭取超過十年，2008年勞團曾向當時的勞委會主委王如玄訴求未果，當年的薔蜜颱風就導致一名19歲學生在便利商店打工途中，因電纜線勾勒頸部身亡，陳柏謙呼籲立院各黨團「勿打假球」，應在本會期盡速完成立法。

交通部公路總局上月28日召集客運業勞資雙方協商放寬「七休一」，會後交通部表示勞資有共識在特殊情形下放寬「七休一」，客運可在春節等年節、紀念日連假期間將「七休一」放寬至「十一休一」，即最長可連續上10天班。當日與會的汽車客運業產業工會今日（10/1）前往交通部抗議，強調反對開放七休一的立場從未改變，若交通部不懸崖勒馬，將不排除提告瀆職。

台灣汽車客運業產業工會理事范光明表示，交通部上周會議後發的聲明稱勞資雙方達成共識，同意在春節等連假開放七休一，但工會的立場一直是堅決反對放寬七休一，絕對沒有要為交通部背書的意思。他指出，近日工會接到很多駕駛和用路人的反應，對交通部的決定表示憂心和憤慨，希望交通部能夠維護駕駛和用路人安全，重新召開七休一審議會議。

范光明指出，客運司機目前已普遍超時加班、過勞導致意外頻傳，不時發生自撞事件，更有疲勞駕駛在路上不知道自己開到哪裡的情況。他說，過去發生的客運慘劇，包括蝶戀花旅行社33死11傷、今年（2018）4月陸姓大貨車司機因疲勞駕駛，撞上台南麻豆路段的兩名國道警察，造成兩警當場殉職，這些血淋淋的案例，交通部難道忘了？

長榮客運司機黃佳騰也表示，交通部規定客運駕駛每天工作時間十小時、輪班間隔不得少於十小時，但罰則過輕，客運根本不怕，所以長期未遵守規定。他質疑，駕駛從出車準備到國道來回，一天工作十多小時，年節塞車超過十五小時，若明年過年還要做十一休一，連續上班10天，「你敢坐在車上嗎？」強調司機絕不接受交通部貿然開放七休一的決定。

交通部公路總局：放寬僅限春節、中秋等節日

對於工會要求重開會議的訴求，交通部公路總局運輸組長劉育麟則表示，會議已經確認，應該不會再開。他強調，公路總局上周的會議只是蒐集勞資雙方意見，之後會呈報勞動部，尚須經勞動部審議和公告才會指定放寬，且需經過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才可實施，並非無條件放寬。

劉育麟透露，上週會議上，資方原希望在春節等連假期間，七休一可以改為「十四休二」，亦即開放讓司機連上12天班，但因工會反對，最後勞資折衝之下，才達到「十一休一」的共識。此外，資方也希望除了春節等超過七天的節日連假外，其他民間活動如廟會、燈會和花博也可放寬七休一，但工會也反對，所以最後這些都排除在放寬範圍外。他重申，適用放寬七休一的特殊情形，僅有春節、中秋連假等中央法規規定的節日，其他時間都要遵守七休一規定，「可放寬的範圍已限縮到很小」。

若勞動部未來審議通過客運業放寬七休一，預計明年春節的九天連假即可適用。

不過，客運業在年節期間是否只能放寬七休一來因應，而不能透過調派或增加人力的方式？對此劉育麟回應，目前運輸業的尖峰和離峰時段很明顯，周一到四乘客少，是車子和司機休息的時間，五六日等假日時司機卻要加班，尖離峰太懸殊，沒有彈性措施對運輸業發展和從業人員是不利的，有必要採取平衡點。

合作社（cooperative）在歐洲不僅是生活形態，更是隨處可見的生產經濟。根據統計，歐洲合作社在2015年提供470多萬個就業機會，總營業額達到1,005億歐元，反觀合作社在台灣卻被當成烏托邦神話。但2018年勞工影展「我們一起分大餅」單元所精心挑選的三部紀錄片《合作社鬥陣行》、《我們的義式經濟》、《工人搞公司》，經由「危機」、「經濟」及「勞動自治」的三項軸線，直述以合作為名的企業，如何維繫並運用民主運作、勞動價值及社會共善的核心邏輯，在市場競爭中撐起一個名為「合作經濟」的市場體系，正好足以回應社會對合作社的長期質疑。

「所有人一起討論？只會永無止盡沒結論！」

「大家都平等分配？對貢獻較多的人不公平！」

關於對話與分配的質疑，說穿了是圍繞著「效率」打轉，而效率恰恰是資本主義最專擅的領域，不僅被廣泛運用在人力資源、生產工序及組織管理等層面，甚至是移轉風險的好理由，例如企業大量運用派遣的常見說辭就是因應業務需求進行彈性調節，提昇人力配置效率。因此由效率觀點延伸而來的企業組織想像，自然會對民主決策及平等分配產生套用障礙，認為合作社是不可思議天方夜譚，更難以理解企業如何民主，如何能比企業在危機中更具應變優勢？

所幸《合作社鬥陣行》一片給出了答案，合作社如何調合民主及效率？這正是「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制度設計的巧妙之處，運用正反多元意見的相互辯證，促成社員充分理解不同觀點，再以投票完成集體共決。這種移植於政治性的制度流程，不同於一般企業由上而下，勞工只有接受別無其他選項的權威管理，而是創造出持續性對話吸納並建立社員的全面思考，並以投票共決確保效率，在「Co-thinking」（共思）的情境中，社員不會未明究理前就被迫接受少數人的偏誤決策，反而使得合作社的策略更具長遠的可行性，換句話說，三個臭皮匠必勝一個諸葛亮。

合作社社員與社區居民高度重疊的特質，更足堪稱為「社區企業」的典範。《我們的義式經濟》一片所彰顯的社區就業需求，是基於「人本」而非「獲利」，因此企業在順境中持續掏空社區資源，危機時以關廠歇業拋棄社區，合作社「人與工作的首要地位優於資本」的宗旨，反而是運用社區發展出企業難以仿效的在地性，因此合作社的服務是滿足社區需求，合作社的民主也就自然溢出成為社區民主，所以合作社思維不會存在犠牲勞工拋棄社區的選項，而是更深入社區的將在地需求轉化為創新根源，並鞏固「一個人都不能少」的互惠。

合作社的特質，完全證成《工人搞公司》一片反覆論述的「勞動雇用資本」是一種絕對可行的自治實踐。一如片頭拋出的震撼，「所有人都支持政治民主，卻難以接受經濟民主？」沒有經濟民主，餅再大，勞工仍舊坐不上分配的主桌，因為我們根本不曾當家做主過。

誠心推薦對合作經濟有著濃厚興緻或滿腹疑惑的民眾，切莫錯過2018勞工影展選映的三部紀錄片，這也許是打開合作的第一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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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勞工影展 Taiwan International Labor Film Festival】

時間｜2018/10/20 – 2018/10/28

地點｜光點華山電影館、國家電影中心

等不到性專區，現在傳出有流鶯因生計困難，被迫運毒入獄。日日春關懷協會今日（10/2）偕同數名老年流鶯到北市府前抗議，指《社會秩序維護法》修正後各縣市已可設立性專區，但台北市長柯文哲卻遲遲不推動性交易合法化的相關政策，導致流鶯生存困難，只能鋌而走險當運毒車手，甚至面臨8到15年的牢獄之災。

「柯P有出路，娼妓沒活路！」日日春協會今帶著數名流鶯在北市府前高喊口號，痛批柯文哲對性交易合法化只會空口說白話，卻未拿出具體政策，導致數名現年六七十歲的老年流鶯因生計困難，鋌而走險當運毒車手，被查獲後判刑8到15年，近日就要入獄。

日日春協會主任蕭怡婷表示，這個案子發生在2015年，8位婦女以10萬元的代價，藉觀光名義赴泰國企圖運輸海洛因回台，在桃園機場當場被警方查獲。她們多半都是在台北市工作過的中高齡流鶯，因貧窮從娼，性工作所得隨著年紀與競爭激烈下滑，不足以償還債務，只好走上運毒一途。

蕭怡婷表示，流鶯必須為犯法行為付出法律代價，但這個案子背後反映的是階級貧窮的社會結構問題，也是《社維法》修正後七年，仍無任何縣市落實性交易合法化的後果。她指出，柯文哲過去曾表態「性交易需要合法管理」，但2014年底上任後卻毫無作為，面對這個案子中台北老流鶯的處境，柯文哲難辭其咎。

本案當事人、62歲的流鶯小玉今日也站出來發言，她表示自己作為一個流鶯，長期被人瞧不起，但因身體和學歷的緣故，她無法賺更多錢維持家計，只能從娼，又因性工作是非法職業，無法合法借貸，只能向地下錢莊借錢，繼而為了償還債務做運毒車手，強調「沒有人願意，是迫於生活無奈。」

小玉說，她們面臨8到15年的刑期，很可能將老死獄中，「我們承擔我們的過錯，運毒是錯的，但是我們付出這一生的代價，僅僅為了討10萬元。請問柯市長，你同意性交易合法了，但你做到了嗎？你落實決策了嗎？」

日日春協會理事長鄭村棋也痛批，柯文哲遲遲不落實性交易合法化，造成台北市娼妓面臨黑白兩道的夾擊，在夾縫中討生存，「運毒違法，但柯文哲沒有落實設置性專區的法律責任，也形同天天在違法。」他呼籲柯文哲應保障性工作者的工作權，設立性專區，還給性工作者一個光明磊落的生存空間，並揚言「再不落實，他選舉到哪裡，我們就跟到哪裡！」

日日春除要求柯文哲盡快落實性交易合法化，也呼籲其餘四位市長候選人姚文智、丁守中、李錫錕和吳萼洋都應對性交易合法化表態，並提出相關政策。北市府則派員接下陳情書，承諾會轉交給柯文哲就離開。

英國理論家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的《論平等》（Equality），最近在台灣重出新譯本。柯林尼可斯是英國的左翼代表性理論家之一，也直接參與英國左翼政黨的運作。《論平等》雖是2000年舊作，其背景對台灣卻有直得參考之處。1970年代英國的福利國家走向逐漸失去民眾支持，1980年代柴契爾夫人與美國雷根總統共同推動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長期取得國家政策主導權，雖然1997年英國工黨重新取回執政，但新執政的工黨所採取的「第三條路」（這也是陳水扁在第一次執政時宣稱的「新中間路線」之基礎），試圖在代表傳統階級路線的舊工黨，與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義中間取得平衡，也嘗試在盡量不損害特權階級利益的前提下達成社會重分配。柯林尼可斯對此路線中所涉及的「平等」課題從哲學意涵上進行討論，並據以批判。當時英國社會的狀況，與陷入低薪、社會分配惡化的台灣社會有幾分類似，柯林尼可斯的針砭也因此值得我們思考。

有關「平等」的哲學討論

柯林尼可斯在本書討論平等時主要的對話對象為羅爾斯（John Rawls）為首的自由主義者，並將這些在自由主義基底下討論「平等」意涵的流派稱之為「平等自由主義」（egalitarian liberalism）。他在書中對「平等」的哲學討論做了精練引介，例如傳統自由主義雖認為自由與平等必然衝突，但也並沒有完全拋棄其對平等的關注，特別是在羅爾斯的巨作《正義論》後引發長期且豐富的討論。本書的重點之一，在於討論「什麼是平等」的不同意涵。例如所謂的「機會平等」實際上最少有三種不同的意涵：一、僅僅從個人的關注來考量，禁止對個人屬性（例如性別、種族、民族等）做出歧視。二、獲得的報酬反映個人才能與努力的「才能掛帥制度」，在此社會回報制度因為反映才能與努力而不會平等，但競爭的規則是公開透明的。三、要求對資源廣泛的平等化，以確保對地位的競爭是公開的，且不會因為個人先天被賦予的社會背景而「輸在起跑點」。這種「深度的」機會平等必然包含著社會的重分配。

羅爾斯在討論平等時，反對的是過去以邊沁（Jeremy Bentham）為首的功利主義者（utilitarianism）。功利主義者認為，只要社會整體的善（good）能夠最大化，那個人的犧牲或不滿，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例如即使犧牲窮人來滿足富人，只要相互抵消之下社會整體的善能極大化，功利主義者也可以接受。羅爾斯除了反對這樣的設定之外，他也提出自己對於正義的原則，即著名的差別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他認為社會的分配不平等只能在一個前提下被接受：這樣的不平等能為最弱勢的人們獲得利益。但羅爾斯這樣的宣稱卻也受到了批評與挑戰，例如所謂的「讓最弱勢的人獲得利益」的定義為何？如果讓資本家相較勞工更快速的累積財富，但也同時能改善最弱勢的人利益。這樣的不平等是可以被接受的嗎？

除此之外，對於平等是「什麼的平等」，也有許多的討論，例如自由主義者可能最在意個人自由的平等，但可能的代價卻是財富和收入的嚴重不平等，這樣的平等可以接受嗎？而如果要追求其他領域上的平等，是否又會減損了個人自由？這是自由主義者的擔憂，但也有人認為這並不相衝突。而若以才能的差異做為不平等的合理藉口，那又如何能保證相同的才能可取得相同的回報？種種值得思考的問題，柯林尼可斯皆於本書中嘗試梳理。

第三條路重拾「平等」？

柯林尼可斯觀察1997重新執政的工黨，以及工黨總理布萊爾（Tony Blair）提出的第三條路要解決平等問題的宣稱，是否能達成。第三條路與新自由主義者都認為1970年代的經濟衰弱原因其一為工會主義導致的勞動市場的不自由，導致失業率的上升。因而第三條路關注的並不是透過稅收或其他手段來達成重分配，而是要盡可能地透過教育與培訓，以協助就業來達成對弱勢的幫助。新工黨的財政大臣布朗（Gordon Brown）強調「個人的解放來自勞動價值的提升而不是取消私人資本」。於是新工黨的政策是透過降低過去福利國家的社會福利補助，並將原有的社會福利轉為就業補助，來協助窮人就業，以此初步解決這些家庭的經濟問題。而這樣的作法逐漸使人們除透過工作再也無法領受福利。布朗稱其為「工作才有福利」（welfare-to-work），而媒體則諷刺其為工作福利（workfare）。

柯林尼可斯指出，這樣的做法有很顯然的問題。因為並非所有的人都有能力工作，例如必須照顧孩童的單親家長、患有殘疾的人，這樣的政策會使得這些弱勢更加弱勢。此外，第三條路也主張透過教育提高勞動價值達成個人解放，但在沒有解決平等前提的狀況下進行「平等的」教育，只不過會讓教育的結果反映這不平等的前提罷了。再者，勞動價值的提高與工作的取得，並沒有直接的關係。柯林尼可斯以美國資訊業的快速發展為例，指出科技業的聘僱人數遠遠不足傳統製造業所消失的員工，科技業創造出的高薪工作僅只有少數勞工獲利，大多數勞工卻沒有領受到所謂科技進步的果實，教育並沒有改善他們低薪的處境。

「工作才有福利」的思維在筆者多年來為大專兼任助理爭取勞動福利的過程中，體會非常深刻。學校對研究生發放，原本用意是來「助學」的「助學金」，從80年代前直接發放的福利，到近20年來變成搭配工作要求的「工作福利」，而這一趨勢甚至還沒有減緩的狀況，近年為了鼓勵就讀博士班發放的優秀學生獎學金，也多附加了要求工作的但書。而柯林尼可斯指出的「教育並無法改善貧窮處境」的狀況，在近年的台灣社會更是非常的凸顯。台灣在90年代經過了大學擴張，進入了「人人有大學念」的年代，但年輕人的低薪處境不僅不見改善，反而愈見嚴重，現在的大學生，相較於20年前，可能擁有雙主修或輔系的學位，甚至有第二外語甚至第三外語的專長，卻甚至無法獲得過去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水平。

小結：無條件基本收入與平等的未來

柯林尼可斯在本書的末尾對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討論做出了統整與針砭，他指出，無條件基本收入確實在北歐地區的左翼被廣為接受，也被視為是溫和左派與溫和右派皆可接受的一種社會改革。但柯林尼可斯也精確的指出，要提供接近基本生活水平的無條件基本收入，無可避免會需要對所有收入課徵50%的扁平稅（對收入較高者可能會更多），而這在任何一個發達國家中被嚴肅提出的話，絕對會受到特權階級極端激烈的反應。

於是對基本收入的批評，絕不在於「可行性」，而在於「有意義」的基本收入與資本主義社會的不相容性：基本收入會與資本主義的運作產生牴觸。

這也是柯氏在本書的結尾想重新做出的表態。本書除了以馬克思主義立場與平等自由主義進行對話，以及補充馬克思主義者經常缺乏的平等的細緻討論外，可能還有一個最重要的表達以及對廣泛左翼的鼓勵：

在70年代英國福利國家的失勢，90年蘇聯的瓦解以及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的垮台，不僅右翼得意的宣布社會主義的失敗，左翼也不禁自我懷疑起社會主義宣稱的階級鬥爭是否可行，英國的新工黨即是最明顯的例子。但新工黨的「第三條路」嘗試融合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呈現了現實上的矛盾，卻恰好證明了這樣的妥協或轉向是無法解決問題的。要達成有意義的平等，即便是平等自由主義式的平等，無可避免的是特權階級的激烈反撲，對於平等的追求，不可能不以近乎革命的決心進行。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為改變是可能的，而即使在如此艱困的歷史時刻，各地的火苗（如1999年在西雅圖對WTO的抗議）也依然給我們足夠的希望。

「拒絕自假上課，還我休息時間！」由臺大醫院醫師、護理師組成的臺大醫院工會今日（10/4）召開記者會，揭露醫界長年存在「自假上課」陋習，即要求員工在休假時間需進修各種課程，卻不計入工時，強逼員工血汗做功德，他們為此提出勞資爭議調解，呼籲臺大醫院盡快改善，依法給予補休和加班費。

臺大醫院企業工會解釋，所謂「自假上課」，指的是醫院院方以「自我成長」為名，逼迫醫療人員利用自己的休假時間進修，包括醫師、護理師和行政人員都需參與相關訓練，是台灣各大醫院普遍的現象。

臺大醫院企業工會理事長郭豐慈表示，臺大醫院每年規定的必修課程，包括感染控制、消防安全、資訊安全、政策法規等等，醫護人員除了日常照護病人的工作，還要在自己的休假時間出席教育訓練，沒拿到學分將面臨降薪處分，且完全沒有加班費。

郭豐慈以身為急診護理師的經驗為例，他們有非常多的訓練要進行，例如滿滿一周末的高級心臟救命術（ACLS）課程，新進護理師還要接受加護病房訓練，一共102小時的課程，亦即護理師除表定每週40工時外，每週還要額外花三天至少12小時在原先的休息時間上課，嚴重壓縮護理師的休息時間。

郭豐慈批評，「自假上課」使護理師睡眠不足、休息時間中斷，宛如連月天天在醫院度過，質疑臺大醫院若真的注重病人安全，怎能容許此等陋習繼續存在？

勞動部函釋：強制性的教育訓練需計入工時

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法律顧問王碩指出，根據勞動部前身勞委會81年函釋，已規定雇主強制勞工參加與業務頗具關連性之教育訓練，其訓練時間應計入工時，超過正常工時應給予加班費；而醫院的教育訓練包含消防和感染控制等等，明顯是雇主要求且和業務有關，臺大醫院應遵守勞動部函釋計入工時。

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秘書廖郁雯表示，醫師雖尚未納入《勞基法》，不能像護理師主張採計工時，但衛福部的《住院醫師工時指引》，有規範如不出席會影響考績和有罰則的活動，就要列入工時計算。她認為，臺大醫院作為台灣醫療指標，應明確統一醫師採計工時的規範。

工會主張，凡是醫院強制規定員工必須修習的必修學分，包括各種上課或會議，都應納入工時，並給予補休和加班費。今日下午台大院方和工會將在北市府勞動局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工會呼籲臺大醫院接受工會合理訴求，為各大醫院樹立保障勞權和病人安全的正面示範。

華航員工尿檢爆程序瑕疵，中華航空企業工會今天（10/4）上午赴臺安醫院前召開記者會，抗議台安醫院接受華航委託，但尿檢過程違反衛福部相關作業規定，經工會多次反映皆未改善，上（9）月有工會會員代表因不滿尿檢流程違法，改為當天自行至三軍總醫院尿檢，結果雖為陰性，事後卻遭華航指控「拒檢」並停職，工會今日除向臺安醫院違法流程表達抗議，也要求華航應立即將工會代表復職。

台安醫院尿檢違反衛福部作業規定

為確保飛航安全，民航局規定要求航空業員工定期進行藥物尿液抽測，華航委託臺安醫院合作辦理，卻傳出臺安醫院檢測流程不符規定。華航企業工會秘書林芸指出，臺安醫院在尿檢過程中違反《濫用藥物尿液採集作業規範》及《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相關規定，包含：

1. 未在尿檢前告知採集目的與檢驗項目供受檢者簽署書面同意。
2. 尿液檢體隨意擺放在開放空間，且無專人監管保存，有摻假、掉包、遺失的可能。
3. 尿液檢體未會同受檢者按指紋封緘。
4. 尿液檢體尚未標註足以辨認受檢者的紀錄，有摻假、掉包、遺失的可能。

林芸批評，台安醫院尿液檢測流程發生重大違規，毫無醫療專業與醫療倫理，對受試者檢體不嚴謹，不僅無法說服華航員工，甚至可能損害廣大病患權益。

華航工會代表、華航修護工廠企業工會理事長易湘岳表示，華航連續兩年與臺安醫院合作，去年（2017）工會在公司職安會已經內部反映過臺安醫院的流程違法，但到了今年都未改善。易湘岳表示，9月18日當天他到臺安醫院敦南健檢中心進行尿檢，發現程序仍不合法，包含檢體瓶身未有識別資料，檢測後也沒有蓋指紋封緘，恐有搞混、掉包的疑慮，認為有義務向公司反映，因此當天改以自行至三軍總醫院進行尿檢，過程一切合法，符合法定流程，不料隔天就遭公司停職，收回員工證。

易湘岳強調，尿液檢測對航空業員工事關重大，因為一旦檢查為「陽性」就恐遭開除，因此員工都很重視流程是否嚴謹、符合程序，對於自己提出程序缺失卻反遭處分，感到非常不滿。華航工會理事長劉惠宗痛批華航「不解決問題，只解決提出問題的人」，非常獨裁。

臺安醫院方回應 錯解法令

針對工會訴求，臺安醫院方面在現場發布新聞稿強調檢測一切合法，然而內容卻明顯避重就輕，臺安醫院公共事務室主任謝彩玉表示，醫院接受華航委託實施尿檢，依據的是民航局規定，而非衛福部，作業流程都是依照華航委託之方式，而華航並沒有說檢體要指紋封緘。然而，民航局的《航空人員尿液採驗作業要點》，所規定的是尿檢抽驗範圍、抽驗率，以及抽驗時機，至於尿液採集流程，民航局今日也表示，航空公司和檢驗單位應遵照衛福部公告相關規定辦理。

近日發生在大直薇閣摩鐵的集體性愛趴遭警方查獲，參與者9女19男全被帶回警局，引發社會譁然。

台灣《刑法》當中並不存在聚眾淫亂罪，多人的合意群交，只要無人受迫、無人受害，本是皆大歡喜的美事一樁，卻要蒙受檢警法辦與後續輿論羞辱，顯見台灣社會普遍的性別意識仍待加強。

在本案中，張姓男子等三名主辦人在檢方訊問後被依《刑法》「妨害風化罪」方向進行偵辦，其餘參與者則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裁處罰鍰。然而，須注意的是《社維法》「妨害善良風俗」的構成要件是「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過去已有判決脫衣女郎在酒店包廂免罰的法院判例，顯示違反《社維法》必須符合處在不特定人可以共見共聞的空間。本案發生場合是摩鐵，乃是私人所租賃的房間，會出現在現場的都是事先曾向主辦人報名參加者，不會有不特定人士無預警出現共見共聞，因此並不符合《社維法》構成要件。

2012年台灣曾發生「台鐵性愛趴」事件，主辦人蔡育林包下台鐵客廳車廂邀請1女18男在車廂上群交，當時由於媒體輿論四起，社會已做道德審判，當事人遭口水淹沒，檢察官也蒙受龐大壓力，因此才會「未審先判」，在偵辦過程中不斷試圖替當事人羅織罪名，數度更換起訴理由，先是公然猥褻罪、兒少性交易，都難以成案，一路轉折到最後才改以「意圖營利媒介性交易」起訴。

當時，民間團體曾發起連署聲明，指出群交事件本質是公民自發集結的情色活動，形同如辦公室團購等自主合意行為，而當前消費社會的任何揪團活動都必然涉及金錢開銷與消費，不能因此視之為具有「營利」之目的。

事實上，語焉不詳的「社會善良風俗」，才是類似案件必須被定罪的背後緣由，以台鐵性愛趴為例，雖然最後活動盈餘僅86元，法官據此認定為營利行為，在判決書中仍寫道「舉辦情色活動等舉措，均對社會善良風俗造成相當之危害…」等語。我國法令並未明文「社會善良風俗」的定義，究竟何謂「社會善良風俗」往往淪為法官與檢察官的自由心證，而這類心證又經常受制於媒體輿論的影響，為平息社會保守民粹而不得不重懲祭旗，導致媒體判案、輿論判案的歪風，形成道德審判並對法治原則與司法獨立性產生嚴重破壞。

在當代的社會生活，透過LINE群組相約陌生公民集結投入共同的活動早已成常態，例如風行一時的手機遊戲Pokemon Go，各大LINE群組也經常有網友相約打道館、抓寶等行為，參與者動輒也上看數十人，在LINE群組中以情色為目的之集結，只不過是目的不同但屬性相似之活動，根本無須小題大做。

事件發生後，PTT等網路論壇上不乏對於群交參與者（特別是其中女性）的人身攻擊與汙衊，其中不僅反映恐色忌性的保守心態，更顯示直到今天，女人要積極主動追求「性」愉悅仍然可能面臨龐大汙名。如今許多婦女團體正致力於推動性行為的「說要才是要」（only yes means yes），其背後核心精神就是要求尊重個人的身體與性自主權。主動報名參與多人群交性愛趴，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積極」的最大成，邀約人與受邀者皆明確同意共同投入並參與到特定性行為場景當中，完全符合「積極同意」（affirmative consent）原則，社會應當尊重並捍衛其自由。認為群交不符合自身品味與喜好者，可以選擇不參加，卻不應該妨礙他人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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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書評》主編 刊登#MeToo爭議文章被迫離職

知名文化與時事評論期刊《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主編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日前因為刊登前加拿大廣播員高梅西（Jian Ghomeshi）名為〈對#標籤的反思〉的文章後，被迫請辭。

2014年，高梅西被指控於性交過程中攻擊與扼喉而遭逮捕，並被加拿大廣播公司（CBC）解僱。2016年，法院判定高梅西無罪。但是根據《衛報》報導，至少有17名其他女性指控高梅西在性交過程中的行為失當。

布魯瑪受訪時表示，他希望該文能開啟一場討論：即如何看待行為失當，但是被法院判定無罪的人。他肯定#MeToo運動令大眾意識到那些掌握權勢的男性，其性行為如何不當，但是也暗指運動製造了「全面譴責的氛圍」。

布魯瑪認為自己是被「推特上的暴民」定罪，並將自己被迫請辭的原因歸咎於部分大學出版社以撤回廣告為手段向《紐約書評》施壓。《紐約書評》發行人海德曼（Rea Hederman）的公開聲明駁斥上述說法，指稱布魯瑪不顧編輯流程，「排除所有的女性員工」，僅讓一位男性編輯看過高梅西文章的草稿。

包括作家柯姆·托賓在內的109人連署反對布魯瑪被迫請辭。該聲明認為《紐約書評》以促進知識上的公開辯論為宗旨，布魯瑪的遭遇顯示該期刊放棄「自由地探索想法」的核心任務。不過，作家索尼特（Rebecca Solnit）則認為，不應給予一個「侵犯他人權利、尊嚴與身體」的人發言的平台，並認為發表這篇「欺瞞、誤導」的文章，已經違反正常的編輯標準。

不願具名的《紐約書評》員工則表示，布魯瑪的離職令大夥鬆了一口氣，並認為這件事無關言論自由，而是「管理與編輯的失誤」。

印度：最高法院判定通姦除罪化

印度最高法院判定通姦入刑違憲且歧視女性。根據印度刑法第497條規定，任何男性與已婚女性發生合意性行為即觸犯通姦罪，最高可處5年徒刑，但是女性並不會受罰。根據該法規定，妻子也不得對丈夫提出通姦罪告訴。

去年（2017）8月，一名居住在義大利的商人向最高法院請願，要求廢止該條文，因為該條文充滿歧視，不僅只處罰男性，同時也視妻子為丈夫的財產。

最高法院認為這項自殖民時期遺留至今已158年的法律不合時宜。其中一位法官指出該條文「使婦女地位持續低落，並且剝奪她們的尊嚴與性自主。」首席大法官米斯拉（Misra）表示，通姦可以構成民事離婚的原因，「但不能被視為犯罪。」

墨西哥：福音教派政黨掌文化立法 女權與藝術人士抗議

中間偏左的墨西哥候任總統歐布拉多，日前將眾議院衛生與文化委員會主席的指派權，交付福音教派的保守政黨「社會結合黨」（PES），引發女權運動者與藝術家的不滿；他們認為該黨意識形態「反對民主與人權」，將利用職位阻礙LGBT+與女權的提升。

社會結合黨過去曾反對墮胎與性別平等的相關法案，抗議團體認為該黨意識形態抵觸左翼政府的進步目標。歐布拉多所屬的國家復興運動黨（Morena）為確保總統寶座並取得國會多數，於競選期間與PES策略結盟。

反彈聲浪後，Morena撤回決定，改由同黨成員出任該委員會主席，PES則換得運動、工作與社會照顧委員會主席的指派權。

哥斯大黎加：全國大罷工 反對稅改

為了抗議哥斯大黎加政府的財政改革計畫，工會於上（9）月10日發起全國無限期罷工行動，至今已進入第4週。

哥斯大黎加現任總統是隸屬中間偏左政黨「公民行動黨」的阿瓦拉多（Carlos Alvarado）。現年38歲的他，在今年4月大選囊括超過60%的選票當選，但是隨即面臨該國持續擴大的財政赤字。哥斯大黎加的預算赤字是GDP的5.6%，公債更高達GDP的65%。

阿瓦拉多的法案，希望以增值稅取代現行的銷售稅，並對包括主食在內的商品課稅，此外也增設公部門的調薪、獎金與離職金上限。工會認為法案將對中下階級造成衝擊，並提出替代法案，包括打擊逃漏稅、對企業與銀行的非經常性利潤增加課稅、取消前任總統優渥的退休俸，以及減少政黨補助...等等。

過去一段時間，工會代表與政府就稅改展開長達8天的辯論，但是談判破裂。議會將在下週一就法案進行辯論，工會則揚言持續行動。

義大利：挺難民市長遭控媒合假結婚

義大利南方城鎮里亞切（Riace）的鎮長盧卡諾（Domenico Lucano）曾以協助難民獲選《財星雜誌》（Fortune Magazine）50位最偉大的領導者，但是日前卻遭當局指控「非法協助移民」，之後並被逮捕。

人口約1,500人的里亞切，收容約500位移民與難民。盧卡諾利用閒置房屋安置難民，並且提供計畫協助他們就業、學習技藝與語言。

義大利當局自去年底開始調查盧卡諾。檢察官認為盧卡諾涉嫌安排當地居民與外國婦女「假結婚」，目的是讓後者順利留在義大利。當局監聽盧卡諾與妻子的對話，內容是關於如何協助一位三度申請居留遭拒的奈及利亞婦女。

義大利極右翼的反移民內政部長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宣稱盧卡諾的做法涉嫌違法。公民團體則批評政府操作反移民言論獲取支持。作家薩維亞諾（Roberto Saviano）認為調查行動只是「義大利從民主淪為專制國家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