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開始，三年內兩次修勞基法，修的大家雞飛狗跳，修的大家暈頭轉向，修的大家都不滿意，勞方跟資方的立場似乎益發緊繃、不滿跟衝突持續醞釀中。工會、勞工團體持續與資方拉扯，還沒加入工會的人持續觀望、繼續抱怨，最後法還是修了，社會一片怨聲載道，日子就這樣繼續過下去。

真的只能這樣嗎？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2016勞工影展」我們引進國外的影片，試圖與社會討論青年貧窮、全球化等問題；「2017勞工影展」則以國內外影片為引言材料，討論過勞、產業變遷所帶來的影響。除了透過影片勾勒、指出近代勞動的現況，我們也試著提出一些可能的解方：「發聲」、「行動」、「組工會」都是可能的方向。再細看近幾年台灣許多新興工會的出現，罷工事件頻傳、勞資爭議相關的抗爭接連不斷，也許幾年下來，勞工影展、勞工運動、工會運動、勞團倡議已經悄悄地發生作用，在社會大眾的心中埋下了種子。但回歸到現實面，勞基法對勞工的守護節節敗退，我們除了以個人或集體的力量，竭盡各種法律工具和資源進行勞資爭議跟「討債」之外，我們能不能有其他選擇？

2018勞工影展：換民主進入公司

「2018勞工影展」以「換民主進入公司」這個題目為主軸，光是看主題恐怕讓人摸不著頭緒，到底「換民主進入公司」是什麼？職場民主／產業民主真的有可能嗎？如何想像自己與老闆平起平坐，又或者沒有老闆／人人都是老闆的光景？

之所以決定選擇這個冷門的題目，是因為這幾年下來，我在選片的過程中發現，國外在談勞工相關議題的時候，除了著重工會、勞工運動悠久歷史所帶來的影響、各種流派對於資本主義的分析，以及文化背景的因素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是「合作經濟」（Economic cooperation）。這次特別選擇《我們的義式經濟》（WEconomics: Italy）以及《合作社鬥陣行》（TOGETHER. How cooperatives show resilience to the crisis）兩部片，介紹國外的合作社如何成為社會及經濟的中堅，並且在經濟危機時一起度過難關。

但反觀台灣的合作經濟，大多只停留在學校的合作社／福利社，或是只知道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一般人鮮少有機會真正自主、自願的參與合作社，了解合作經濟中的團結、參與、自主管理等運作模式。而台灣的合作社也卡在民國22年立法時的框架，其功能嚴重受限，主管機關至今仍是內政部人民團體司，原本合作社應該有的「團結合作」、「經濟參與」、「社區關懷」等等功能，也在現行法令下受到限縮。更甚者，近幾年合作社開始成為資方逃避雇主責任的工具，鼓勵員工成立勞動合作社來進行勞務承攬，將原本公司內的業務外包出去。

全球勞動條件持續衰退，我們該何去何從？

這次影展在「換民主進入公司」主題之下，分四個子題「我們一起分大餅」、「打破金蛋神話」、「被劃掉的工人」、「看不見的職災」，試圖在全球工會組織率持續下降、整體勞動條件持續倒退、非典型就業持續擴大的今天，討論職業災害形式愈來愈多變，移工移民成為新的廉價勞動力，環境保護、勞動權、消費者倫理、慈善災難等等衝突問題。

其中「我們一起分大餅」、「打破金蛋神話」也是希望藉此讓大家重新思考，現在的我們，是否需要改變？若是在七、八年前罵公司沒有做到企業社會責任（CSR），恐怕沒人知道那是什麼，只會被說「抗議也要找對對象」1。

現在，企業社會責任已經是各家企業搶破頭要做的事情，寫報告、辦活動不遺餘力，每年用「綠色」、「愛」等標語做得有聲有色。而近幾年來共享平台、共享經濟開始流行，社會企業、B型企業也開始成為選項之一。以往人們認為「先賺錢，再捐錢做好事」的模式已經開始慢慢鬆動，有一群企業家在思考的是，如何在賺錢的同時就先減少傷害，賺錢的同時就直接做好事。這樣的思考方式，是否能為我們的社會及經濟帶來一些新氣象？

「被劃掉的工人」、「看不見的職災」則是再次提醒社會大眾，在生活中不被看見的角落，或光鮮亮麗的產業背後，其實都是勞動者的身影層層堆積而成，不論本國籍或外國籍都是如此。尤其目前台灣移工人數已經近70萬人，其勞動處境、權益至今仍然有許多需要努力的地方，即使勞工團體、人權團體年年倡議修法改善，沒有選票的移民移工要在台灣的政策上更進一步仍然十足困難。

企業民主化不可能？條條大路通民主

也許有些人會覺得「換民主進入公司」太過理想，在沒有互信基礎的狀況之下，人與人的權力不對等如此懸殊，養家餬口都已經很不容易，哪裡有心力再談職場的民主？其實不論是合作社、社會企業或工會，皆是試圖在現有的遊戲規則之下試圖撐出一個能夠讓更多人一起參與的空間。在缺乏想像力及練習機會的狀況之下，我們自然很難在短時間之內描繪出「換民主進入公司」會是什麼樣的圖像。

從歷史來看，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也是經歷前輩長年的努力及血淚，才得以轉型。我自然不敢妄想在一次影展活動當中，就推動台灣的產業民主／職場民主。但做為一個開頭總是可以的吧！

來看電影吧！看完之後，你可以認同、也可以駁斥，但也希望你留下你的心得感想，與其他人交換意見，也許能碰撞出新的想法。

邀請你今年秋天來光點華山電影館及國家電影中心，換民主進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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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勞工影展 Taiwan International Labor Film Festival】

時間｜2018/10/20 – 2018/10/28

地點｜光點華山電影館、國家電影中心

• 1.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管中祥（2013）：公民不冷血：新世紀台灣公民行動事件簿。紅桌文化。

今年國慶日將以「台灣共好」為題，然而生活在台灣土地上的人民，並不是都能「共好」。今天（10/9）上午，台灣土地正義聯盟偕同全台反迫遷自救會走上凱道，高喊「國慶當前無以為家，候選人面對土地正義」，強調人民將依據「土地正義」作為年底大選的投票指標，呼籲各黨派面對全台迫遷個案。

台灣土地正義聯盟秘書鄭仲皓表示，近年全台土地掠奪的政策不斷侵害人民權益，民進黨政府沒有提出任何居住權保障，也未落實上台前對「土地正義」的承諾。近日選舉過程中，只看見藍綠政客不斷惡鬥，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盤算，卻毫不關心人民的居住議題。

鄭仲皓指出，近年台灣政治版圖雖有改變，但這並不是一黨一派的作為所導致，而是因為過去人民因為想擺脫威權的國民黨，努力抗爭對抗土地掠奪，然而在2016年民進黨上台後卻延續了國民黨的錯誤政策，打著「土地正義」旗幟卻同樣掠奪人民土地。

鄭仲皓強調，如今距離選舉已經不到50天，無論是民進黨政府或全台各黨派的地方候選人，都應該正視人民今年選舉的投票依據將會是「土地正義」，籲政界面對全台在地迫遷案件。

聯盟在凱道前準備了紅色印泥與票券道具，包含台中的黎明幼兒園、東勢反山城科技園區自辦重劃自救會、石岡反徵收聯合自救會、大智慧學苑反拆自救會，高雄的鳳山鐵路地下化反重劃自救會，以及反台南鐵路東移全線自救聯合會等全台各地迫遷案件自救會當事人，一一走上前將指印蓋上「土地正義」欄位，宣示年底將以是否落實「土地正義」為投票指標。

台灣土地正義聯盟理事長陳致曉痛批，在台灣雖號稱有民主制度，但政客在當選後卻鮮有監督機制，選舉期間候選人大筆花錢設置看板、辦造勢活動，這些鉅額選舉金費，許多都是透過土地掠奪取得，無論是浮濫的土地徵收、重劃，或者圖利財團的都市計畫與都市更新，以填補地方建設的財源之名，實際上是利用土地開發照顧自己的樁腳，背後經常可見政客與財團勾結，甚至可以說，「選舉的目的是土地遊戲」。

陳致曉表示，台灣過去並沒有把「土地正義」變成直接影響投票行為的焦點，此次全台自救會站出來，是因為親身體驗到了土地掠奪對人權與民主的傷害，呼籲全台灣民眾應正視土地掠奪對民主的侵奪與掏空，不只是為了保障個案，同時也要改變威權時代遺留下來不民主的土地政策。

聯盟表示，各地自救會未來將針對議員與市長候選人表態狀況展開行動，要求候選人面對個案狀況與整體制度問題。

當我看到《如何閱讀唐老鴨》（How to read Donald Duck）——我與比利時社會學家阿芒・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合寫的著作——被智利軍人在街頭上燒毀時，我大可無須如此驚訝。1973年9月中旬，該國總統薩爾瓦多・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剛被軍事政變所推翻，終止了他以和平手段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實驗。

我在某個安全的住所，親眼目睹自己的著作和其他數百本顛覆性的禁書，被送入審判的火堆之中。我之所以要躲起來，除了因為熱情參與剛被推翻的革命政府，還因為唐老鴨這本書引發智利新政府與其右翼公民同路人的仇恨。

我們收到了死亡威脅，有個憤怒的女人試圖用車輾過我；鄰居和他們的小孩對著我與妻子安潔莉卡（Angélica）位於聖地牙哥的房子丟擲石塊，並大喊「唐老鴨萬歲！」後來我也發現，這本書第三刷的5,000本書，被智利海軍從倉庫中帶走並丟進瓦爾帕萊索灣（Valparaíso）。

我們幹了什麼，招致如此敵意？

阿芒和我譴責華特・迪士尼（Walt Disney）是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並將帝國主義體現在唐老鴨的生活、冒險與惡行之中。然而，唐老鴨卻被看作一個無害的偶像，並是當時世界上最受歡迎的角色之一。我們詳細研究數百幅在智利報攤與其他國家售出數百萬份的迪士尼連環漫畫，試圖揭露這些看似純真、非關政治的故事所蘊含的意識形態訊息。

我們希望智利的讀者能夠理解，迪士尼的人物所灌輸的價值，對於將他們自數個世紀的剝削中解放出來的革命而言，非常不友善。這些價值包含：競爭優於團結、偏見好過批判思考、服從勝於反叛、家父長專制而非抵抗、金錢比同情心更重要的價值標準。

我們認為，光是改變有利於少數富人及其國際企業友人的經濟與社會結構還不夠；了解我們國家昔日的統治者，如何將這種征服妝點得看似正常、自然且良善，也有其必要性。他們暗中向我們推銷美式的成功與富裕模式，並將其作為貧窮與發展不良的解方。事實上這並非正解。

正如智利的銅礦與其他自然資源必須重新國有化，我們的夢想和期待也是如此。我們必須奪回主控權、建立新認同，並且設計新的娛樂形式。我們著作的目標是要挑戰美國輸入的威權主義情節，並為我們原生的故事開創更多空間。

在上述簡略的說明中，《如何閱讀唐老鴨》看似是又一個沈悶、學術、充滿行話的左翼符號學運動，譴責布爾喬亞、資本主義與新殖民主義的文化輸入。雖然阿芒和我確實是大學教授，我們的研究也以塞萬提斯（Cervantes）、莎士比亞、艾可（Umberto Eco）和葛蘭西為基礎，但是本書以一種容易理解、有趣，嘲弄且活潑的語彙來抨擊唐老鴨。

我們利用迪士尼的卡通，顯示唐老鴨家族中潔淨且壓迫的性與性別、展現第三世界人民如何被描繪為野蠻人和白痴，以及總是投資者而非工人創造財富，並且帶著種族偏見描繪惡棍。在迪士尼卡通裡，女鴨子輕佻地擔心她們的美貌，卻莫名地去性慾化。（黛西：「如果你今天午教我溜冰，我就會給你任何你一直想要的東西。」唐老鴨：「你的意思是⋯⋯？」黛西：「給你⋯⋯我的1872年硬幣。」）另外，唐老鴨的姪子杜威（Dewey）在學校玩遊戲時，表明自己長大之後的理想工作是「成為一名銀行家！」，另一個姪子修伊（Huey）也說，「我會假裝自己是大地主，有很多可以賣的土地。」另一個例子是吹噓自己國家很現代的巫醫，因為這個國家「有電話。唯一的麻煩是只有一條線路，就是世界貸款銀行的熱線。」

我們想讓這本書跟我們貶低的唐老鴨一樣有趣，決意與我們試圖糾正的故事一較高下。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喧鬧、諷刺的語氣，激怒了那些將迪士尼捧為道德完人、健康的純潔王者、擁有通往魔法王國與永恆童年鑰匙的叔叔的捍衛者們。難道沒有任何事物是神聖的嗎？

這本書有其實用目的。有史以來，左翼的阿葉德政府首次掌握了廣電資源（電視台、電影製片廠、雜誌還有大型出版社），得以創作屬於自己的大眾媒體故事。推廣另類敘事的其中一種方式是：揭示支配文化如何操縱和誘惑消費者的策略。基於此點，《如何閱讀唐老鴨》也是在讓智利變得更公平的鬥爭中，解放工人、學生和知識份子的工具。

這本書因此具有某種反常的意義。一本作為阿葉德革命遺產的書，遭受這種程度的暴力，代表的是智利的新軍事統治者，正對許多社會主義政府的支持者犯下暴行。本書現實或潛在的讀者，泰半都被處決、虐待、流放和監禁（為了監禁遭罷黜總統的眾多支持者，好幾個足球場被改建為集中營）：透過教訓這些新興人民，確保他們再也不敢想像一個不同的世界。

然而，文字總是有超越打壓和審查的力量。雖然《如何閱讀唐老鴨》在智利被燒毀、湮滅、查禁，但我和阿芒帶著我們的家人與著作一起逃亡後，卻發現這本書最終在智利之外重獲新生。它被藝評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譽為「去殖民指南」，並被翻譯成英文等數十種語言。

1975年，一間倫敦的小型出版社發行此書，並且試圖將4,000本輸往美國。然而，代表迪士尼的律師從中作梗，整批貨櫃被海關扣押。迪士尼的律師指控本書作者涉嫌盜版，因為我們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複製了版權歸他們所有的圖像。透過紐約憲法權利中心（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New York）的協助，我們贏得了訴訟，確立學者們可以自由與合理運用的代表性案例。

迪士尼可能輸了那場前哨戰，但到目前為止，它已在爭奪人類靈魂的戰爭中獲得勝利。如今，迪士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娛樂集團之一，並且持續併購其他公司（最近案例是二十世紀福斯）。我們曾強橫地威脅要把唐老鴨給烤了，如今唐老鴨卻似乎吃定我們，更吞噬了我們要留給孩子們的遺產。

雖然如此，本書如今在美國首次出版，並於英國再版，這或許證明：在川普、英國脫歐和民族主義復興的前法西斯主義時代裡，本書仍有重大意義。當前情勢發展都讓我們想起了皮諾契特執政下的智利。

本書是在10天之內，瘋狂地匆忙寫出；當時我們正處於一場寧靜革命，同時肩負其他迫切的任務。在這個新時代中，本書不會以相同方式被寫出來。現在，我試圖更留意文化交流的複雜性。事實上，智利等國的文化工作者所生產的作品，並非總是鼓舞人心；同樣地，並非所有自外國（包含美國）輸入的大眾文化商品，都是負面的。少數族群和女性主義者持續對迪士尼施壓，如今該公司已經有所演進，自詡捍衛LGBTQ的權利。

正如我在《朝南走，向北看》（Heading South, Looking North）這本阿葉德時代的回憶錄中所說，「在遙遠的土地上，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宛如空蕩蕩且純潔的容器，順從地等待帝國倒入它的歌曲」也許是一種錯誤的假設。「人們更像是一群難解、複雜且狡猾的生物，準備好挪用並奪取朝向他們而來的訊息。」

不過，我們在書中試圖戳穿的價值觀——包含貪婪、極端的競爭、支配一切的個人主義、對暗色皮膚人種的征服、對外國人和移民（墨西哥人、穆斯林與亞洲人）的嘲笑、對有組織的勞工的質疑、對奢侈消費主義的崇拜...，這些價值觀都被一種無法企及的虛假幸福信念所妝點——驅動著許多熱烈擁戴川普與其他惡霸領導人的支持者。這些領導者都承諾，他們將是帶來從未存在過的純淨、神奇世界的救世主。

雖然我堅持仔細審視迪士尼虛假的純潔世界，但今日對我而言最重要的、也是我全部書寫裡最寶貴的，正是這本書最熾熱的特質，也就是智利人民的喜悅。他們從不害怕向未來邁進，更敢於重新定義現實。在這可怕的危急時刻，或許我們的書，可以將這份喜悅的種子埋入為更美好生活而努力的鬥爭裡頭。對於處於危及的地球而言，這比所有過往任何時刻更加重要。

年底九合一大選進入倒數，社會住宅推動聯盟日前提出「民間版住宅政策白皮書」，提出五大住宅政策訴求並拜會六都市長主要候選人要求回應，今日（10/11）住盟公布候選人回應結果，其中柯文哲、姚文智、蘇貞昌、侯友宜表現最佳，對五項住宅政策皆有回應，但盧秀燕、黃偉哲、陳其邁、韓國瑜則對住盟的訴求「已讀不回」，遭批住宅政策一片空白。

住盟等團體於八月中發佈民間版住宅政策白皮書，提出五項具體訴求主張：實價登錄2.0修法、以稅賦引導空屋釋出、持續興辦社會住宅、落實可負擔租金補貼、學生居住問題納入住宅政策，之後便開始拜會六都市長主要候選人，要求他們回應訴求，為居住弱勢者提供政策上的支持。

台灣勞工陣線協會主任洪敬舒表示，過去一個半月，共有九位候選人接受住盟的拜會，進行政策對話，包括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姚文智、丁守中，新北市長候選人蘇貞昌和侯友宜，桃園市長候選人鄭文燦和陳學聖，台中市長林佳龍以及台南市長候選人高思博。

不過，洪敬舒遺憾地表示，至今仍有四位候選人未回應住盟訴求，包括台中市長候選人盧秀燕、台南市長候選人黃偉哲、高雄市長候選人陳其邁和韓國瑜。洪敬舒強調，各縣市選民有很多是無殼蝸牛、租屋族、青年，居住問題是他們迫切關心的問題，這四位候選人不但未回應住盟，在住宅政策上也繳白卷，必須給予負評。

各候選人回應 顯示「興利簡單、除弊難」

台灣社會福利總盟秘書長孫一信表示，住盟這次提出的五項住宅政策訴求，前兩項訴求著重在購屋租屋市場的「除弊」，首先是「實價登錄2.0修法」，因現在房屋交易是採去識別化揭露，資訊不夠透明，他們要求各候選人表態是否支持實價揭露。第二個訴求是「以稅賦引導空屋釋出」，孫一信指出，目前六都都有數萬到數十萬的空屋，這些空屋要釋出，就要透過各縣市政府把空屋的房屋稅調高，房東才會把空屋釋出。

孫一信表示，後三項訴求則屬「興利」，包括「持續興辦社會住宅」、「落實可負擔租金補貼」、「學生居住問題納入住宅政策」等等，各市長候選人多表達認同支持。然而，對於前兩項「除弊」的訴求，也就是實價登錄2.0，及提高空屋的房屋稅，由於將撼動市場結構，許多候選人採取迴避保守的態度，孫一信感嘆這顯示「興利簡單、除弊難」。

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召集人彭揚凱進一步表示，接受拜會的市長候選人雖然全都支持推動社會住宅，但丁守中、高思博、陳學聖只說「會做」，卻沒提出具體目標，直言社會住宅的數量是無可迴避的課題，應提出合理的數字目標。

他也指出，雖然住盟同意社會住宅除了由政府興建，也可採取其他多元興辦模式，但這次候選人拜會中，也有候選人如姚文智、侯友宜、丁守中、陳學聖和高思博等人，過分誇大透過都更和容積獎勵取得社會住宅。彭揚凱強調，社宅仍應以政府推動為主，希望候選人多加斟酌。

住盟也呼籲未回應訴求的四位市長候選人盧秀燕、黃偉哲、陳其邁、韓國瑜務必要提出住宅政策的主張，解決居住弱勢者的需求，選民也可藉此檢視他們有無重視居住正義。

日商富士全錄公司年初宣布全球裁員計畫，台灣分公司975名員工也預計在2020年前大砍300人，富士全錄工會近日發動罷工投票，預計進行到下周日為止，通過後可望取得合法罷工權，未料資方卻罕見主動向勞動部申請勞資爭議裁決，今日（10/11）工會緊急赴勞動部陳情，籲勞動部說明，裁決案是否可能阻礙勞工行使罷工權，勞動部則出面回應，承諾工會的罷工權不受資方申請裁決影響。

富士全錄工會理事長鄭炎表示，勞資雙方在去年（2017）6月開始進行團體協約協商，一年多來一共進行了7次協商，都沒能達成共識，資方在協商過程中逐字逐句拖延刁難，簡短十個條文都談不下來，直到今年7月工會會員大會決議終止協商，發文告知資方並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為了因應未來三年的大裁員，也開始醞釀罷工投票，然而，10月3日，資方卻主動向勞動部提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指控工會不誠信協商，工會認為這是資方為打壓工會罷工權的策略。

民企資方申請裁決首例 勞動部：不影響罷工權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的設計原意，是要避免資方以不正當行為弱化工會組織，鮮有由資方提出裁決的狀況，此次富士全錄主動提出裁決案，創下首例，也讓工會質疑，目的就是要透過《勞資爭議處理法》的條文，扼殺工會發動罷工的可能性。

根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在調解、仲裁或裁決期間，「資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歇業、停工、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勞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罷工或為其他爭議行為。」

由於法條中載明裁決期間勞方不得進行罷工等爭議行為，工會今要求勞動部表態說明，資方所提出的裁決案，會否影響工會罷工的合法性。

對此，勞動部勞資爭議科科長金士平表示，《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是規範裁決期間內，勞資任一方都不得對對方做出不利對待，但如果工會不是因為雇主申請裁決的事項發動罷工，而是依據申請調解的其他事項展開罷工程序，原則上就不會違反第8條，金士平表示，「若未來發生爭議，地方政府都很有經驗，相信地方政府會做適切判斷。」

前北市勞動局長陳業鑫成資方律師

據了解，此次富士全錄資方所聘請的律師，就是前台北市勞動局長陳業鑫，陳業鑫是郝龍斌任台北市長時的市府團隊人馬，曾任市府訴願會主委、勞動局長，也是勞工局改名勞動局後的首任局長，任內曾多次刁難台灣大學成立工會，採納台大校方法律見解，認定校內兼任助理不具雇傭關係。

工會表示，富士全錄這次就是讓最了解勞資爭議、知道怎麼阻擋勞資爭議行為的人來對付工會，才會主動送出裁決，成全台民營企業首例。

鄭炎表示，在富士全錄的全球裁員計畫當中，台灣的裁員比例最高，就是因為外資看準「台灣很好裁員」，所以把裁員名額都丟到台灣來吸收，非常不公平，呼籲勞動部在未來應持續堅守立場，保障勞工的工作權。

喇叭引擎聲不斷，早晨7點多，黃德北已經在車流不斷的基隆路與辛亥路口旁站街拜票，他是首度投入台北市議員選舉的「左翼聯盟」參選人，也是參與工運、社運不遺餘力，在大學教書超過三十多年的教授。

這天太陽很大，但61歲的黃德北仍然精神奕奕，他站在一個小小的木凳上，對著基隆路上倏忽即過的摩托車騎士和車輛不斷鞠躬、揮手，身後立著一個紅色的競選廣告牌，寫著：「台北向左轉─大安文山區參選人黃德北懇請支持」。

陪同黃德北一起來站路口拜票的，是他的競選團隊的三位成員：社運人士殷必雄、自主工聯前會長陳德亮、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張星戈，他們都是今年5月新成立的工運左派政黨「左翼聯盟」的黨員。

7月時，左聯推出黃德北競選台北市大安文山區的議員，從那時開始，每週有五天，從早上七點到九點半，黃德北在文山區的好幾處交通要道展開站路口拜票的活動。有時在羅斯福路和萬盛街口，有時在他任教的世新大學前，有時在景美女中附近，也有時在和平東路和木柵路交叉口。

我來採訪黃德北的這天早上，他如往常一樣，賣力地對著馬路上的民眾揮手拜票，為了接觸到往基隆路和辛亥路兩個方向的用路民眾，他在路口分別擺設了兩個不同方向的木凳，每三十秒就跑到另一個木凳上，更換方向拜票。結束後，他擦擦滿臉的汗，自豪地對我說，「其他競選團隊，沒有像我們這麼頻繁和持續的站路口的！這幾天，有近百人跟我點頭和大動作揮手。」

同一時間，基隆路和辛亥路口的車子也持續向前直行，或逕行向右，黃德北的競選牌上寫的「台北向左轉」顯得特別醒目。但「向左轉」究竟是什麼意思？

用左翼理念 解放台北市上班族

「左翼，簡單講就是我們要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現狀，站在工人階級這一邊…」

黃德北日前在一場拜會RCA員工關懷協會的場子上，花了不到兩分鐘的時間，淺顯易懂地解釋了「左翼」的意思，在場的RCA女工們聽得會心一笑，明白了「左翼」不是國民黨反共教育下萬惡不赦的事物。

「她們都聽得懂。」站路口的行程結束後，黃德北回到世新大學處理所務，他在堆滿書的小小的辦公室，對我這麼說。他現在仍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所長和教授，說起話來始終充滿一種學者的分析風格。

「我在拜票時，有人好奇會問為什麼叫做左翼，是不是共產黨？我就會簡單回答說『左翼』是站在勞工的立場，有更多時間的話會從法國大革命說起。」黃德北說，只要有對話機會，都可以向一般的市井小民解釋清楚左翼的理念，但是比較困難的是沒有這個場域。

自年初民進黨政府修惡《勞基法》後，黃德北和一群工運人士體認到國會缺乏左翼政治勢力，導致藍綠兩大右翼政黨肆無忌憚地修法降低台灣勞工的勞動條件，因而決定成立一個以改變資本主義體制為目標的左翼政黨──「左翼聯盟」，並由黃德北出任左聯秘書長。

不過，黃德北並不是一開始就是左派，他自己也經歷過思想「左轉」的過程。黃德北的教書生涯始於1986年，解嚴後，他被找去擔任《自立早報》的大陸版主編，1989年3月他派駐北京，當時民運尚未爆發，他結識許多異議學生、學運領袖，和王丹等人成為好朋友，後來發生六四事件，黃德北因為和在逃的王丹見面，而在7月被中共逮捕，關了九天後釋放，那時他還是個自由主義者。

儘管經歷六四，但黃德北並沒有因此變成一個「反共派」，學院的訓練令他持續反省思考。兩年後，「蘇東波」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的衝擊，讓他變成了左派。

黃德北說，他學生時代念過不少馬克思主義經典，但並沒有因此左傾，直到親眼見證1991年前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過程，看到解體後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帝國主義理論就活生生地跑出來了」，直言蘇東波對他是很大的思想衝擊。那個時候他在政大任教，和進步學生的對話，刺激他反省過去念的書，將其化為批判的知識，才逐漸從一個自由主義者變成左派。

之後，黃德北就成為一個非常關注台灣社會運動的左翼學者，他和一些人辦《左翼》雜誌，擔任雜誌主編；90年代開始每年有「秋鬥」工人大遊行後，他也帶學生去參加「秋鬥」，鼓勵學生投入社運，有時他也出席立法院公聽會，以專家學者身分幫社運團體辯護。

黃德北說，對於社運，他原本比較接近觀察者和聲援者的角色，但後來越來越投身到抗爭當中。2009年，停辦四年的「秋鬥」再起，從工運儀式發展成各社運團體年度集結的左翼平台，黃德北成為「秋鬥」召集人；在2013年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中，黃德北為了捍衛關廠工人的權益，參與激烈的臥軌和絕食行動，在行動中遭警方逮捕，成為「被告」。

2016年民進黨上台後，兩度修惡《勞基法》，勞工的整體勞動條件更加惡化，但工運團體發起的勞權公投卻後繼無力，沒能達到成案門檻。黃德北說，勞權公投的失利，顯示台灣勞工仍缺乏階級意識，以及工運和工會系統不夠面向社會等問題，但他認為勞動現場普遍存在低薪、長工時等不合理現象，台北市的上班族同樣為此所苦，這次他出來參選台北市議員，打出「台北向左轉」、「捍衛上班族權益、解放辦公室壓迫」的訴求，就是希望改變台北市上班族的勞動條件，並將左翼理念傳播給社會大眾。

「我認為大安文山區有非常多上班族關心勞權議題，但他們能不能看到我的文宣，然後把這個議題跟我連結在一起，這就是接下來我要做的事情，我要讓大家知道，我是捍衛上班族和勞工權益的代表。」黃德北堅定地說。

學當一個候選人 金權政治成難題

然而，對黃德北這種首度參選、習慣在大學裡教書的政治素人來說，競選活動不僅是新鮮事，更要面對許多新挑戰和舊理念的妥協。

黃德北舉例說，他為了打知名度，之前參與中秋節的社區鄰里活動，一個週末跑十六個里的場子，一邊向民眾發面紙一邊介紹自己。其他候選人都是分幾批助選員發面紙，市議員跟認識的人打招呼握手一下就走了，但因為他的競選團隊沒經驗，他親自一個個發面紙，他的競選人員五六個人也擠在同一個點發，「不過因為這樣，反而陣勢很足。」黃德北笑著說。

黃德北坦言，有些候選人很有草根性、親民性，很會社交；如果做過市議員，有服務過的群眾，就更懂得拜票，「但我一開始非常不能適應，非常生疏」。特別是市場拜票，成了黃德北的一大心理障礙。他說，在校園裡很少跟人頻頻握手打交道，所以他很難伸出手，導致他在市場拜票時顯得僵硬，但有的政治人物卻做得很靈活。

去捷運站作短講，也是一大考驗。黃德北說，傳統教育教人要謙虛，所以他在捷運站開講，也是經過調適才放開來；且因為人潮走得很快，捷運的演講稿要控制在十多秒到一分鐘內，吸引民眾的目光和駐足。不過，他有自信地笑著說，「做老師的好處，就是相信學習是會進步的。」經過幾次市場拜票和捷運短講的經驗後，他的拜票越來越流暢，和他打招呼、停下腳步向他表達支持的民眾也越來越多。

為了讓更多選民認識自己，黃德北印大量面紙發送，最近也推出公車廣告，不過這些決策其實都經過內部的辯論。像是印面紙，黃德北說他最初其實是反對的，因為只有幾頁面紙卻要包裝，覺得很浪費和不環保，但看到環保署文宣也印面紙才決定推動。公車廣告一開始內部也有人反對，說這是有錢人才做的，「有時越有理念越會想，這件事該做嗎？」

其實，黃德北9月時就曾在臉書上針對「資本主義代議民主背後的金權問題」提出批評，他告訴我，他之所以不購買選舉廣告看板，是因為經費有限、得到的捐款不多，這次選舉，他已經準備自掏腰包拿出一百萬出來選，如果超過這個數字，還要設想錢從哪裡來。但與此同時，許多候選人卻能夠在大街上掛上數十面大小廣告看板。黃德北因而質疑，「從階級的角度來看，這根本是一場不公平的選舉。」

日前社會民主黨召集人范雲宣布退出台北市長選舉，即是因籌不到候選人保證金200萬元的門檻，對此黃德北也批評，台灣的保證金制度是全世界最昂貴的，英國國會議員選舉僅需500英鎊保證金（約合2萬台幣），直言台灣的保證金應該降低。他也表示，台灣選舉要花大錢做廣告才能接觸到選民，在歐洲則是透過「公費選舉」來解決，並提供大眾媒體、電視台的使用權，各候選人享有同等發表政見的機會，值得台灣借鏡。

爭勞工票 也爭支持兩岸和解的票

此次北市大安文山區議員選舉，應選13席，共有25人登記參選，包括許多藍綠強棒和第三勢力新秀參戰，如國民黨的羅智強、社民黨的苗博雅、時代力量的林穎孟等等。

黃德北說，大安文山區偏藍，選民平均教育程度較高，也是高所得收入區，只要5%選民支持就可當選，所以小黨或知名候選人都有當選機會。

面對來勢洶洶的競爭對手，黃德北分析，這次國民黨過度提名，如果藍綠格局沒有大規模鬆動，最後可能上6到7席，民進黨可能上5席，另外還有無黨籍的李慶元也可能上，這樣第三勢力只能上一兩席，很可能是他和社民黨的苗博雅、時力的林穎孟爭取這一席。他認為，對藍綠失望的選民不少，只要國民兩黨有更多人被淘汰，這些選票就能流向第三勢力。

那麼黃德北覺得自己和時力、社民黨不同的地方在哪裡呢？黃德北認為，時力較少關注勞工權益，而更強調民族主義，接近歐洲的極右派；台灣的社民黨則主要是一群大學老師成立的黨，強調自由民主人權，不反對資本主義，更接近歐洲自由主義的政黨，此外他們也有民族主義色彩，標榜自己為本土進步派。

「相對來講，左翼聯盟更關心勞工和階級議題，是站在勞工立場的政黨。且我們的成員大多數是工運幹部、進步學者和學生組成的。」黃德北說。

黃德北分析，整個台北市白領居多，他提出「捍衛上班族權益、解放辦公室壓迫」的訴求，就是希望改善台北市上班族的勞動條件，爭取勞工階級的支持。

除此之外，黃德北也想爭取對藍綠的兩岸政策不滿，關心兩岸關係，希望兩岸走向和解的民眾。他認為，這個主張在大安文山區沒有代言人，新黨和親民黨想做代言人，但沒有做得很好，他希望爭取到這類民眾。

「我對兩岸的看法和柯文哲是相似的。」黃德北認為，多數台灣人民不論統獨立場，都知道因為國際關係的情勢，台灣必須要務實面對中國大陸，不應該跟大陸的關係弄得劍拔弩張，他認為柯文哲真實面對了兩岸問題，所以才提出「兩岸一家親」，黃德北也主張，兩岸應該走向和平及和解。

對於他的參選，有的社運同志仍然表示不理解，認為昔日「反體制」的人要進入「體制」內，總有些矛盾和隔閡。但黃德北說，政治學的養成和非第一線社運工作者的背景，讓他對參政和選舉不是那麼排斥，知道這是左翼在台灣終究要面對的課題。

不免有工運人士質疑，是否真的可以透過選舉政治改變社會結構？對此黃德北強調，世界上固然不乏原本主張改變資本主義的政黨，在進入議會後大幅修正自身立場的案例，但不應該因為有疑慮就不選了，「還是要選，而且要防止變質，體認到即使選上好多人進到議會，也改變不了體制，要改變需要透過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人的聯合鬥爭。」

黃德北感性地說，他決定要參選後，太太本來不是很支持，但一次家族聚餐中，他的親戚聽到他要參選，紛紛表示不贊成，認為他生性內向，不適合選舉，這時反而是太太站出來，向大家保證他是可以把話說清楚，而且可以讓人信任的人。「這個時候她就不反對了。」黃德北笑說。

黃德北過去教過的學生，得知他要參選，也紛紛表達支持或實際捐款給他，學界也正在串聯連署支持他。黃德北說，他原本預估自己努力去選的話應該可以獲得8千票，這樣就算「選得漂亮了」，但現在他的目標是當選，「有勞工代表在議會裡，跟沒有是不一樣的。」他這麼告訴我，語氣依舊沉穩、值得信賴。

匈牙利：世界首國 宣布露宿街頭違憲

匈牙利成為第一個將無家可歸列為違憲的國家。以反對難民與移民著稱的維克多（Viktor Orbán）政府，近日頒布新規定，拒絕進入收容所的遊民將面臨強制勞動或是拘禁，個人財務也可能被沒收。

2010年，維克多成為該國首相後，嚴格掃蕩遊民，並且修改憲法，於文化或其他重要景點周圍露宿都將被視為違法，導致首都布達佩斯大部分地區都禁止流浪。

匈牙利政府發言人柯瓦科斯（Zoltán Kovács）宣稱，該國於遊民問題上的支出比例，比其他西歐國家更多，並表示「街頭生活並非人權，因為街道屬於所有人。」不過，於布達佩斯經營收容所的循道會牧師艾文伊批評，政府利用遊民，讓他們成為地方問題的代罪羔羊，並且指出布達佩斯收容所床位不足的問題。

《衛報》報導指出，匈牙利對於長期失業遊民的補助為每月22,800福林（約新台幣2,515元），參與政府提供的工作計畫每月則可獲得54,000福林（約新台幣5,900元）。該金額要在布達佩斯租到一個房間都很困難，顯示該國政府沒有完整的社會安全網，協助遊民脫離流浪狀態。

Google地圖抹除巴勒斯坦

根據阿拉伯促進社群媒體中心（7amleh-the Arab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Media）報告，Google地圖整體的使用者經驗忽略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的事實。

該報告指出：儘管巴勒斯坦已在2012年時，被138個聯合國大會成員國城認為國家，Google地圖卻從未如此標示。Google地圖也將耶路撒冷標記為以色列首都，即便聯合國第181號決議成立國際特別政權，由聯合國管理，此外國際也視耶路撒冷為以巴談判最終地位的議題。在Google地圖上，以色列屯墾區看起來彷彿就位於以色列境內，另一方面，位於被佔領地區、未被以色列承認的巴勒斯坦村莊，不是未標記，就是標記錯誤。

除了地圖繪製帶有歧視，該中心也批評Google地圖在規劃路徑時，優先考量以色列公民，卻忽略以色列－巴勒斯坦之間種族隔離的道路系統，設有許多檢查哨與路障，通常只有持有以色列身分證或是其他國家護照的民眾才能通過，巴勒斯坦人卻被禁止通行。

報告認為，Google地圖在為以色列政府利益服務的同時，牴觸該公司對於人權的承諾。

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涉嫌謀殺異議記者

沙烏地阿拉伯異議記者哈紹吉（Jamal Khashoggi）進入沙國駐伊斯坦堡領事館後失蹤，土耳其當局認為哈紹吉恐遭謀殺。《紐約時報》更宣稱沙國最高領導階層雇用15人暗殺小組埋伏於領事館內，其中並包含一名負責分屍的法醫，整起過程於2小時結束後，小組成員分別前往不同國家。

沙國官方否認謀殺，表示哈紹吉已於10月2日離開領事館。土耳其政府要求利雅德當局提出證明，但是自己也無法提供哈紹吉於領事館內被殺害的正式證據。

59歲的哈紹吉是資深記者、高層官員顧問，也是《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默罕默德‧本‧沙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去年被任命為沙國新任王儲後，哈紹吉便持續公開批評王室，例如：改革措施空洞，此外也讓沙國進入「恐懼、威脅、逮補、公開羞辱」的新時代。

記者與行動者於領事館外要求國際施壓沙國公開資料。國際新聞機構（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董事德庫塔（Daoud Kuttab）則將矛頭指向川普，認為川普對於記者的攻擊與「假新聞」的主張，讓獨裁領袖們得以剷除反對派與獨立記者。

美國：亞馬遜調薪 同時取消獎金 遭批公關噱頭

美國電商巨擘亞馬遜（Amazon）宣布調漲時薪至15美元，日前提案對大企業課稅以打擊低薪的美國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對此表示贊同。但是彭博（Bloomberg ）報導隨即指出，亞馬遜調薪的同時，將取消倉庫工人的每月獎金與股票獎勵，這些獎勵性工資估計達數千美元。

在美國，調薪預計適用於25萬名全職與部分工時勞工，以及10萬名季節性工人，另有1萬7千名英國工人的薪資可望調漲。

桑德斯讚許亞馬遜執行長貝佐斯「做出正確的事」，但是許多亞馬遜員工於桑德斯推特底下留言指出，調薪實際上伴隨更大幅度的工資刪減，並且批評此舉不過是貝佐斯的公關噱頭。

德國：24萬人參與反種族歧視遊行 

週六（10/13），24萬名德國民眾於柏林遊行，反對種族歧視、仇外與極右勢力，這也是德國近年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活動。遊行群眾手持「建築橋樑而非高牆」、「團結抵抗種族歧視」與「我們不會被分化」等標語。

今年8月，德國城鎮肯尼茲（Chemnitz），1名德國男性遭敘利亞與伊拉克移民刺殺身亡後，爆發右翼團體追捕外國人的仇恨攻擊，並在示威過程中與警方爆發衝突。部分群眾手持極右翼德國另類選擇黨（AfD）與新納粹政黨「德國國家民主黨」（NPD）旗幟，並且高舉右手行納粹禮。事後，德國總理梅克爾嚴厲譴責另類選擇黨的政治人物利用暴力示威激發社會對立。

我得坦承，我並不在乎藝術。

《藝術追逐金錢，金錢追逐藝術》是一本關於基進藝術家們將金錢、債務、金融工具與掠奪性資本主義經濟的其他面向融入作品，藉此回應社會金融化的著作。這是他們入侵、顛覆、諷刺、破壞並且逃離金融化的手段。不過總得來說，本書關注的是，在這個剝削與貪婪的制度之下，創意與想像力的命運。

令人安心的迷思是：資本主義只會抑制並扼殺創意與想像力。某方面來說這沒有錯，但在我們身處的時代，經濟制度不只將我們變成無意識的無人機，它也要求我們持續運用自己的認知、關係及想像力。對某些人，這裡指的是「認知」或創意產業的工作；覬覦壟斷新產品與科技市場的企業，收割了我們的創意能量。而對於另一些人來說，則是為了生存，必須讓自己變得更有創意、想像力與機靈，身兼數個不穩定的兼職工作，在日漸嚴峻的時代裡維持生計。

我之所以對藝術感興趣，並不是因為它自外於資本主義，而是因為它與資本主義關係密切。社會之中幾乎所有神聖或有意義的事物都被商品化、貨幣化或是金融化。如今我們得把自己生命中有價值的一切，轉化為有用的優勢（嗜好、技能、友誼、教育、住房、醫療等等）。到頭來，我們盲目崇拜「藝術」，將它當作靈魂的最後堡壘；同時也對藝術家挨餓、億萬富翁卻在拍賣會中灑大錢拍下畫作的情形大為光火。

但是，光是聚焦「藝術家不應挨餓，藝術作品價格則高得愚蠢」這樣的議題，將使我們忽略更深層、更重要的問題。藝術家不應挨餓，因為（一）沒有人應該挨餓；（二）不只是藝術家，社會上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展示創意的資源與時間。億萬富翁彼此競逐，在知名作品上花費大把銀子是愚蠢的，因為（一）億萬富翁應被廢止（貧富極度不均的現象，既不道德，更默許剝削的存在）；（二）倘若這些作品在美學上極為珍貴，他們應該交付公共信託，讓所有人受益。

我的主要論點是，目前對於藝術金融化的關注，以及對於藝術家命運的關懷備至，使我們容易忽略造成這般情況更深層的制度性問題。在《藝術追逐金錢，金錢追逐藝術》中，我寫下藝術市場中許多令人害怕與困惑的新趨勢。例如將藝術當作洗錢與避稅工具、利用藝術於海外置產以躲避大眾檢視與重新分配。豪華自由港超安全儲藏設施的興起，讓超級富豪囤放辛苦獲得的藝術戰利品，這些大師作品被放在地下碉堡長達數十年，只為了確保它們的狀況良好，並在省下保險費用的同時，等待轉售的價格上漲。這些作品的主人往往不是個人而是新興的公司法人，它們集中藝術投資者們的資金後購買作品，純粹為了未來增值的可能。市場所能供應的古典大師（Old Masters，指歐洲1800年左右時期的藝術作品）、印象派甚至是現代主義的珍貴作品越來越少，因為許多作品已被私人或博物館收藏，導致一股對於當今藝術家作品的投機、掠奪式的貪婪。結果是巨大的快速金流擾動著當代藝術圈，並對今日所謂創意天才的美學方向產生巨大影響。

當我為本書進行調查的時候，許多藝術家與策展人向我抱怨了這股對於新奇事物的貪欲，驅動了對於藝術邊緣份子的瘋狂收編。昨日你還是局外人、基進人士與反抗者，卻忽然發現自己被捲入一度排除他們的機構與經濟之中，即便他們的作品散發出的異國情調，顯然是一場惡作劇，甚至充滿挑釁意味；然而這些卻恰好正是藝術收藏家所幻想擁有的特質。本書的論點之一，就是這種持續不斷的藝術漩渦，恰好反映了高級金融的大漩渦；後者持續嘗試將社會各層面轉換為投機的場域，並直接整合到快速的全球金融網絡之中。藝術市場本身就是金融化制度的肖像，更是這個制度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這股渴望新奇的趨勢，幾乎無法抗衡藝術市場中的另一股趨勢：偏好白人男性作品作為投資工具。雖然近來藝術圈總算給予女性、「非西方」藝術家與有色人種的作品最起碼的關注，並為此沾沾自喜，但事實上無論是在拍賣會或是主要博物館的展示大廳，這些局外人仍是主要賣點旁的附屬品。那些「主要作品」只是一連串無止盡、老套的「創意天才」的展示；好笑的是，他們看起來就像是世界主要金融公司的理事，或是高爾夫球場的會員，簡單來說就是有錢的白人男性。這是長久歷史的一部分，即父權帝國主義者與殖民想像藉由將有錢白人男性置於最高位的敘事自我妝點，並且掌握想像自身的能力，藉此回溯性地解釋並且合理化對於其他被視為劣等之人的鎮壓。

這一切都夠噁心了。坦白說，研究高級金融與高級藝術那麼多年，我很高興完成這個令人作噁的任務。我試圖避免重複藝術市場內部人士墮落的把戲，也不想滋養藝術圈自戀與自我滿足的陋習。我無意呼籲或是企圖修正、補償、拯救我們今日理解的「藝術」；我也不認為藝術將拯救我們。我懷疑藝術能夠開啟我們對於當前社會問題的理解，或使我們成為更好的人。倘若如此，那些擁有眾多藝術品的富豪現在應該倍受良心譴責。顯然這並未發生。

但是我們為什麼想要相信藝術？我們從藝術的信仰之中獲得了什麼？

我在本書中的論點是，只要我們仍迷信藝術，盲目認為藝術與金錢勢不兩立（即便諸多歷史與當代的證據顯示恰好相反），我們就無法掌握全貌。

相反地，我的建議是：如果我們拉近藝術與金錢，以至於到了令人不適的距離，特別是如果我們檢視基進藝術家如何在作品之中運用金錢，我們將會理解兩個關鍵。首先藝術從未擺脫金錢的影響。自從「藝術」出現以來（比你想像得更晚，約為18世紀），它便與富人的慾望糾纏不清，並在慾望再生產的過程中起到作用。倘若屬實，藝術對於我們理解資本主義，將十分有益。

舉例而言，今日藝術金融化的方式，某種程度上展示了各種工作與生活層面如何被轉化為投機的資產。在這個經濟的關鍵時刻，藝術家如何被重塑為「投資者」與「企業家」，可以揭示我們每個人的當前遭遇。即便是最基進與挑釁的藝術作品，都被轉化為投機商品，這點對於理解當前的鬥爭狀態也有許多啟示。換句話說，檢視金融化之下的藝術與金錢，對於理解此刻創意的命運，以及更廣泛而言的想像力，非常有用。

反面來說，仔細端看藝術與金錢之間的界線，將發現所有的經濟都是高度想像的，即便我們的新自由主義主子堅稱「經濟」是客觀推論與理性計算的領域。在我們所處的世界中，城市或華爾街幻覺般的財富卻對我們的生活、工作、食物供應、貧窮、氣候，以及數十億人民有著真實的權力。除了那些以更具「創意」與抽象的手法來無中生有，或從我們所有人身上搾取租金的金融「藝術家」們的詭計，更深層的問題是：衍生品合約（derivative contracts），這意味著一大部分全球流動的財富都是「想像的」。所有的經濟概念多少也是如此。「經濟」用來指稱人類如何想像彼此之間的物質關係，以及我們如何協調彼此合作的精力。即便今日的經濟宣稱將使企業創新與想像的機會最大化，它仍是超強制性的、極其平庸，而且自我毀滅的。

我們如何想像並制定其他的經濟模式？如何使創意成為定義社會的價值觀之一，不只是作為某種生存手段，更是讓關懷與富裕成為共同權利的方法。雖然藝術力量有限，仍有助於我們更有創意地思考這些迫切的問題。

本屆勞工影展放映的《高山上的茶園》，3月底才剛奪得金穗獎最佳劇情片，描述五個泰國、越南籍的逃跑外勞在台灣一處高山茶園打工，泰勞阿辛有天攢夠了薪水，在雇主協助下，計畫利用遣返的方式，回到泰國與分離七年的妻兒相聚，卻在餞別派對後猝死床上。阿辛死後，其他四名外勞將他的屍體埋在高山裡，但阿辛積蓄的一大筆錢卻不翼而飛，導致這群原本感情融洽的外勞間相互猜忌，並走向最後的悲劇結局。

雖然全片只有短短30分鐘，幾位泰國和越南籍演員的演出卻令人動容，流露出移工在異鄉相依為命的感情，也精鍊地呈現出逃跑外勞在台灣的艱難處境。電影開頭，警察查緝逃跑外勞，正在茶園中工作的五名外勞趕緊躲進茶樹叢中，阿辛因此不慎流血受傷，即顯示出逃跑外勞被台灣政府當成「罪犯」，不斷遭警察以強力的方式追捕、壓制乃至死傷的荒謬狀況。

去年（2017）越南移工阮國非遭警擊斃案還歷歷在目，今年4月又發生越南逃跑外勞在阿里山上遭到警方追緝時，用網槍誤傷致死的慘劇，皆令人不解為何警方需要以如此方式和態度對待逃跑外勞？移工團體再三指出，移工逃跑僅是違反行政法規或與雇主的民事契約，違法程度類似「違規停車」，但警方卻不惜開槍制伏逃跑外勞，甚至提供獎金和績效鼓勵追捕，造成逃跑外勞更加污名化和邊緣化。

導致移工逃跑的結構性原因，出在層層剝削的私人仲介制度，以及「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的規定。雖然《高山上的茶園》中，這群逃跑外勞在山上遇到一個善良、照顧他們的好雇主，但這些外勞仍需住在狹小的工寮、共用簡陋的浴廁，更不用提台灣存在許多惡質雇主，未能給予移工基本的勞動保障和生活條件。

影片後半段，四名外勞圍繞著阿辛留下來的「錢」，彼此猜忌、分裂，但背後共有的卻是很素樸的「想回家」的心願。阿辛的女朋友安偷藏阿辛的錢，只因為「想回家」；越勞弟弟對姊姊阿燕說，「有這一大筆錢我們就可以回家了，媽媽也有新房子住了。」阿燕則私下跟安談話，希望這筆錢可以分她一半……。最後的一幕鏡頭，是泰勞阿差對著阿辛的屍體說「辛，我們回家吧」，然後載著他的屍體下山，但阿辛就算回家了，也僅是如同阮國非一樣的冰冷的遺體，對他的妻兒來說情何以堪？這樣的回家之路，代價是否太過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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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勞工影展 Taiwan International Labor Film Festival】

時間｜2018/10/20 – 2018/10/28

地點｜光點華山電影館、國家電影中心

沙烏地阿拉伯記者哈紹吉（Jamal Khashoggi）日前在伊斯坦堡的沙國領事館中消失，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相對而言，沙國掌控的阿拉伯媒體卻冷漠以對。哈紹吉供稿的《華盛頓郵報》與其他西方媒體持續報導，並對利亞德當局施壓，要求後者解釋在事件當中扮演的角色。

閱讀西方媒體筆下的哈紹吉，讓人感到怪異。《衛報》的赫斯特（David Hearst）宣稱哈紹吉只關心諸如「真理、民主與自由」等普世價值。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主任形容他是一位「新聞界中敢言、批判」的代表。

然而當他為沙國王子們做事的時候，是否也追求這些普世價值？

哈紹吉是沙國宣傳機構的忠實成員。該王國不允許新聞業的存在：勇敢的沙國男女企圖摧毀政治服從的高牆，並因表達自己的觀點而被整肅、懲罰。哈紹吉並非其中一員。

許多作者在哈紹吉仍是《祖國報》（Al-Watan）主管的時候飽受折磨，與報導不同的是：哈紹吉本人從未被當局懲罰，除了兩年前沙國王儲穆罕默德‧本‧沙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禁止他發表推特，以及為另一位沙國王儲哈立德‧本‧蘇爾坦（Khalid bin Sultan）擁有的倫敦泛阿拉伯報紙《生命報》（Al-Hayat）供稿。

對比哈紹吉的經歷，薩伊德（Nasir As-Sa`id）則是一位勇敢的阿拉伯世俗主義民族作家，他在1956年逃離沙國並先後定居開羅與貝魯特。他撰寫大量關於沙國王室的歷史（雖然頗有小報風格），從未放棄批評沙國皇室家族。

沙國當局為此資助位於貝魯特（並與約旦情報人員勾搭）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也就是腐敗的阿薩因（Abu Az-Za`im），希望甩開薩伊德。1979年，他在貝魯特某條擁擠的街道上綁架薩伊德，並將他載往沙國大使館。一般認為薩伊德慘遭酷刑並被殺害（有此一說是他的屍體自飛機上丟下位於沙國的魯卜哈利沙漠），沙國政權已有紀錄。

找尋合適的王子

年輕時的哈紹吉是一位野心十足的記者，深知要在沙國的新聞業中往上爬，並不需要專業、勇氣與道德。在沙烏地阿拉伯，你必須跟對主人。早些時刻，哈紹吉與其中兩位關係密切：擔任沙國情報頭子的特爾奇‧阿法薩王子（Turki Al-Faysal）與擁有《祖國報》的胞弟哈里德‧阿法薩（Khalid Al-Faysal）王子。哈紹吉也在《祖國報》得到第一份編輯工作。

哈紹吉以積極示好和隨掌權政府調整觀點的非凡能力聞名。在沙國反共時期，與其在阿富汗及其他地方煽動狂熱聖戰的時代，哈紹吉是真實的信徒。他與賓拉登並肩作戰，並且宣傳聖戰士的理念。

《華盛頓郵報》的伊格納蒂斯（David Ignatius）等人試圖掩飾，暗示哈紹吉是「隨軍」記者，彷彿賓拉登會邀請獨立記者報導自己戰功似的。然而關於阿富汗聖戰士的報導，以及沙國媒體上的大肆宣傳，這些都是沙國情報頭子特爾奇王子一手策劃，他是恩庇哈紹吉的主要王子。

西方媒體關於哈紹吉經歷的報導，（對於看不懂阿拉伯語的人而言）與事實相去甚遠。他們所描繪的是一個激怒沙國政權、勇敢的調查記者。這與事實不符：沙烏地阿拉伯沒有新聞業，只有赤裸裸的政治宣傳。

新聞編輯是由長期效忠且受到信任的成員擔綱。去年哈紹吉在伊斯坦堡接受阿拉伯記者訪問時坦言，在沙烏地阿拉伯，他是編輯也是審查員。沙國政權的報章編輯，作為王子與國王的喉舌，執行政府規定並消滅異議內容。

哈紹吉從未為苦難中的沙國人發聲。他在擔任《祖國報》編輯的兩任期間，因為發表其他作者（而非自己撰寫）的文章而身陷麻煩，這些文章溫和地批評了保守的宗教建制，而哈紹吉當時表示支持。他被重新分配到另一個政府媒體工作，使他免於受到宗教權威的迫害。

對於報導沙國的西方記者而言，哈紹吉是政權認可的老司機。他樂於與記者交談，但是從未質疑皇室正當性。這為他爭取到《華盛頓郵報》短暫的一年職位。

一位反動派

哈紹吉是一位反動派：他支持區域內所有的王國與蘇丹，並且認為他們是「有心改革的」。對他而言，只有與沙國關係緊張的世俗共和國，例如伊拉克、敘利亞與利比亞，才是反對改革且必須被推翻的國家。他支持循穆斯林兄弟會路線將阿拉伯政治伊斯蘭化。

哈紹吉的政治願景是沙國政權領導的「阿拉伯之春」。在他的阿拉伯語文章中，哈紹吉支持沙爾曼的「改革」以及「對貪瀆宣戰」，沙國內外對此則嗤之以鼻。沙爾曼大肆逮捕其他王子的行動，哈紹吉也認為有正當性（雖然他在《華盛頓郵報》專欄中稍有微詞），即使最後一個贊助他的王子塔拉勒（Al-Walid bin Talal）同樣被拘禁在麗茲酒店內也一樣。哈紹吉甚至希望成為沙爾曼的顧問，但後者因不信任他而拒絕。

為《華郵》撰文（也有阿拉伯文版）的哈紹吉，被認為是支持民主與改革的自由派民主黨人。但是他並未挑戰沙國政權的正當性或西方的中東政策。主流記者為他傾倒，把他當作一位和藹可親的阿拉伯人，從不批評他們如何報導中東地區，反而予以讚揚，並將主流美國報章視為專業新聞的典範。哈紹吉基本上被當作阿拉伯人的象徵，他為媒體寫稿，卻有扭曲再現阿拉伯人的不良紀錄。

在阿拉伯世界，哈紹吉對土耳其與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一目瞭然。西方世界遺忘或不為所知的是，沙烏地阿拉伯於冷戰期間支持、資助、餵養穆斯林兄弟會，用它來對付由埃及總統賈邁勒‧阿卜杜勒‧納瑟（Gamal Abdel Nasser）領導的進步、世俗陣營。穆斯林兄弟會控制沙烏地阿拉伯的教育系統，灌輸沙國學生崇敬兄弟會的觀念。但911事件打壞沙國的如意算盤，統治者需要一個代罪羔羊，掩蓋他們對於伊斯蘭狂熱主義的支持，穆斯林兄弟會正是絕佳人選。結果哈紹吉也備受招忌。

對付哈紹吉的徵兆

近日沙國媒體報導暗示當局將對他採取行動。哈紹吉雖失去恩庇，但是他將成立阿拉伯反對派政黨的傳言亦不可信。他真正的罪行是接受穆斯林兄弟會支持者的幫助，也就是卡達政權與土耳其政府。

吉達（Jeddah）一間日報《奧卡茲報》（Okaz）指控哈紹吉與卡達酋長在紐約四季酒店會面，並與「區域內及國際情報單位勾結」。倘若屬實，哈紹吉難逃劫數。卡達已經超越伊朗，成為沙國政權目前的頭號公敵。

哈紹吉被視作叛徒，而沙烏地建制不允許任何人叛逃。最後一次叛逃發生在1962年，當時塔拉勒王子與拜德爾王子加入埃及總統納瑟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

為了殺雞儆猴，必須懲罰哈紹吉，讓潛在的叛徒心生畏懼。

厄瓜多：緊縮對維基解密創辦人的庇護限制

厄瓜多駐倫敦大使館對接受該國政治庇護的維基解密創辦人亞桑傑（Julian Assange）頒布嚴格的規定，包括支付強制體檢的費用、自行打理食物，並且增加訪客申請會面的流程難度，南方電視台認為，這些措施將增加亞桑傑被逐出大使館以及遭英國當局逮捕的風險。

亞桑傑於2012年入住厄瓜多大使館。他因遭指控強暴與性攻擊而面臨被引渡瑞典的危機；此外，他也因為公布美國大使館關於侵略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機密備忘錄，遭美國指控從事間諜活動。前厄瓜多總統柯利亞（Rafael Correa）給予亞桑傑政治庇護，現任總統莫雷諾（Lenin Moreno）於2017年上任後，開始限制亞桑德的對外聯繫，包括切斷網際網路，理由是他的政治發言「危害該國國際關係」。9月底，亞桑傑因身處「斷絕聯繫的拘禁」情況，被迫辭去維基解密主編職務。

厄瓜多大使館聲明表示，自今年12月起，將不再負責亞桑傑的「食物、醫療、洗衣與其他花費」，並要求他照顧好自己的寵物。

突尼西亞：種族歧視入刑罰

上週二（10/9）突尼西亞國會決議將種族歧視入刑。根據新法，發表種族歧視言論將入監1個月並且罰款350美元（約合1萬台幣）；煽動仇恨、種族歧視威脅，或是屬於傳播種族主義的團體，將可判處3年有期徒刑，成為第一個將種族歧視入刑的阿拉伯國家。

根據非官方統計，黑人約佔該國1,150萬人口的15%，在政治、社會與經濟都處於邊緣。言語與肢體攻擊時有所聞，此外來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學生，也面臨制度性的歧視，例如延發簽證，獲得健保與工作機會也相對困難。

法國：饒舌歌手引發「反白」種族歧視爭議

黑人饒舌歌手尼克・康拉德（Nick Conrad）發表〈吊死白人〉（Hang the White）的音樂視頻，引發來自法國政壇主流與極右翼的抨擊。極右派政黨民族陣線領袖勒龐（Marine Le Pen）批評這是「反白人的種族歧視」，前內政部長科龍博（Gérard Collomb）發表推特譴責，斥之為「可鄙的言論與下流的攻擊」。

原始視頻隨即遭Youtube下架，巴黎檢察官辦公室以「公然煽動犯罪或攻擊」為由，對康拉德展開調查，罪名一旦成立，康拉德將面臨1年有期徒刑與相當於160萬台幣的罰款。

負責打擊種族歧視的官員波提耶（Frédéric Potier）表示，影片中的文字與圖像「極端暴力」並且「展現仇恨」，康拉德受訪時則辯稱影片反映黑人社群遭遇的不公平對待，靈感來自個人經驗與每日觀察。

關注種族歧視與性別和宗教平等的法國記者迪亞羅（Rokhaya Diallo）則表示，雖然她無法確定影片究竟是「鼓吹仇恨」或「激發種族歧視」，但是看到未曾對抗種族歧視的人突然成為人權捍衛者，「保護」白人「免於種族歧視」，整個辯論恰正落入極右團體的算計。

迪亞羅指出，種族歧視並非個別行為的總和，而是一套壓迫某個團體的制度，少數族群現今經歷的，是自奴隸與殖民主義出現後歷史壓迫的結果，不僅展現在個人之間的互動，更存在於制度層次。

「白人仍可能遭受污辱與仇恨，但是他們不能宣稱自己的種族遭受制度性壓迫，因為他們是優勢族群。白人行走世界各地，都佔盡便宜。這就是白人在全球的絕對優勢。就如同一個女人毆打男人之後，我們無法宣稱這就是『反男』性別歧視。」迪亞羅認為，「反向」的種族歧視並不存在，因為少數族群無法將這套制度轉化為自己的優勢。

美國：州務卿遭控阻礙有色人種投票

美國期中選舉將於11月6日舉辦期中選舉，一群民權律師控告喬治亞州的選民登記制度，將剝奪約5萬3千名少數族群選民的投票資格，影響州長選舉結果。

喬治亞州州長分別是由民主黨的史黛西‧亞伯拉罕（Stacey Abrams）與現任州務卿、隸屬共和黨的肯普（Brian Kemp）角逐，前者是喬治亞州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如果當選將是美國首位非裔女州長。

該州採取「完全吻合」的選民登記制度，民眾需要填寫選民登記單，而且輸入的資料必須完全正確，如果駕照、社會保險紀錄，甚至是連字號位置錯誤，都有可能造成無法投票的情況，該制度的制定者正是肯普。

亞伯拉罕認為，肯普涉及利益衝突，因此要求他下台。「肯普蓄意利用職位權力，為了政治利益壓制投票，迫使數千名合格選民噤聲，而這些人大部分都是有色人種。」

澳洲：考慮將領事館遷至耶路撒冷

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週二（10/16）表示，自己對於是否將澳洲領事館自台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與承認後者為以色列首都持開放態度。莫里森也宣布，澳洲將對聯合國決議巴勒斯坦擔任七十七國集團（Group of 77）主席表示反對。

去年（2017）12月，川普政府承認耶路撒冷作為以色列首都，並將美國領事館遷往耶路撒冷。澳洲巴勒斯坦倡議網路（Australia Palestine Advocacy Network）主席喬治・布郎寧（George Browning）批評澳洲政府「恪遵歷屆最反覆無常、反動與霸凌的美國外交政策」。

耶路撒冷被視為以巴談判最終地位議題。以色列認定耶路撒冷，包括1967年中東戰爭後強佔的東部地區，是該國首都，巴勒斯坦則希望東耶路撒冷作為未來建國後的首都，該目標則得到國際廣泛支持。

進華航28年 澎湖空難後投入工運

53歲的朱梅雪個子小小的，黝黑的臉上戴著一副眼鏡，訪談過程中不時微笑，散發著一股平易近人的耿直和熱情。或許因為出身清寒，高中時就開始在工廠打工，朱梅雪看起來就像是一般的工人，但長期擔任工會幹部的他，又多了一份對於工人的使命感。

「我是在澎湖的救濟院長大的。」朱梅雪說，他的父親是澎湖當地學校的工友，薪水低、只能在外租屋，他小時候身體不好有氣喘病，所以父親有一半的薪水花費在他的治療上。國小五年級時，他的父親中風，舅舅將他和弟妹轉到澎湖的救濟院「仁愛之家」居住。家境不好的他，在1980年國中畢業後，報名桃園大興工商建教合作班，來到桃園半工半讀。

朱梅雪說，那時他白天在聲寶的林口廠工作，晚上在校讀書。聲寶工廠生產冰箱、洗衣機、冷氣等電器，工廠的鐵皮屋中有一個生產線，但沒有中央空調，工作環境很熱。後來朱梅雪又到其他工廠打工，做過鐵櫃組裝，也曾在化學工廠工作，有的勞動條件不好，也沒有勞保，但當時身為學生的朱梅雪沒什麼勞權意識，只知道逆來順受。

後來他考入華航，1990年進入華航的修護工廠從事修飛機的工作。考績優秀的他，卻在2002年華航發生「澎湖空難」後，開始改變對公司的看法。澎湖空難後幾年，朱梅雪負責撰寫飛安報告「611機務精進改善計畫」，但他發現華航高階主管只想讓民航局把案子結掉、不願真正檢討改善缺點，而毅然決定參與工會活動，希望透過工會來監督公司的作為。這也成為他參與工運的轉捩點。

朱梅雪在2008年選上華航企業工會會員代表，並在2016年當上工會理事。但當時華航工會仍是聽命於資方的「閹雞工會」，他和其他追求改革的少數派與閹雞派鬥爭，成了公司眼中的「壞分子」。他說，閹雞派掌權時，華航空服員的勞動條件差，但華航工會都不願處理，直到空服員2016年發起罷工達成訴求後，每個員工都因此加薪，華航員工才發現這條路線是對的，改革派也才在去年（2017）華航工會第十屆改選時一舉拿下主導權，朱梅雪順勢接任工會秘書長。

為了爭取權益，和華航資方鬥爭，朱梅雪還和其他飛機修護工成立華航修護工廠企業工會，並因參加工會活動，而被公司記過懲處，也曾因為點名批評公司高層，而被人力處副總提告「公然侮辱」。但相較於他自身的處境，他最關切的其實是被打壓的工會夥伴們的處境。

因為批評華航，而遭到公司威脅解雇和記過懲處的工會幹部，包括張書元、朱良駿和林馨怡等人。提到這個狀況，朱梅雪忿忿不平，痛批華航打壓工會幹部和言論自由，形同白色恐怖，但不管工會如何向桃園市勞動局和勞動部反映，情況仍無根本改善。於是，過去從無從政打算的朱梅雪，憑著一股想改變工會及台灣勞工備受資方欺壓的處境，決定站出來競選桃園市長。

朱梅雪認為，不論藍綠誰當家，都沒有把勞工權益放在心上，而現行的《勞基法》和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已不足以對抗財團和國家，「既然政府不想解決這些問題，那我們就自己出來選！」他的目標，不僅僅是翻轉華航內部的勞資關係，更力圖翻轉台灣社會的勞資關係。

選舉玩創意 求突破工運同溫層

朱梅雪此次參選桃園市長，除了獲得華航企業工會的全力支持，也受到空服員職業工會、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的鼎力相助。其中，市長候選人須繳納的200萬保證金，華航企業工會和空服員工會就各捐了50萬。而桃產總長期在桃園深耕的工會基礎，也成為朱梅雪接觸和爭取選民支持的重要管道。

桃產總目前旗下有九十家會員工會，總會員數有兩到三萬。宣布參選桃園市長後，朱梅雪頻頻拜會桃園當地的工會團體，包括中壢工業區的阿克蘇工會、桃園市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桃園酒廠工會等等，獲得廣泛力挺，目前已有數十家工會表態支持朱梅雪。

空服員職業工會秘書長、朱梅雪競選團隊總幹事鄭雅菱表示，這次華航工會推派朱梅雪參選，桃產總確實給了很大的支援，讓他有工會基盤去宣傳理念。除了爭取工會會員的支持，鄭雅菱說，他們也希望吸引到年輕人的票，而策略就是將朱梅雪當成「網紅」一樣經營，透過各種網路直播的節目、清新的短片和形象改造，讓傳播率能突破工運的同溫層。

採訪當天，剛好是朱梅雪網路直播節目的錄影時間，攝影師在朱梅雪的家中架起攝影機，流理台上擺滿食材，朱梅雪和一面和來賓對談，一面烹飪菜餚，這是朱梅雪宣布參選桃園市長後，競選團隊為他推出的節目「工人市長私房菜」。

「因為朱梅雪喜歡為老婆和小孩下廚，這是為他量身訂做的節目，希望用活潑有趣的方式，向民眾介紹朱梅雪的參選理念和政見。」鄭雅菱這麼說。

在節目中，他們邀請各種社會團體成員來訪，一邊和朱梅雪做菜，一邊討論不同的時事議題，包括長榮空姐、歐巴桑聯盟、消防員、台鐵員工、律師都曾上節目，朱梅雪也會藉此宣傳自己的政見。鄭雅菱說，他們從6月就開始做這個節目，沒想到效果很好，連韓國瑜都模仿他們做類似節目。

華航企業工會秘書、朱梅雪競選辦公室主任林芸說，今日的選戰跟以往不同，很依賴網路和創意，藍綠都要藉此吸年輕票，但資金有多大，就可以搞得多好，有的候選人和直播主、網紅合作，都是靠砸錢；相對而言，工人參政困難得多，因為沒有錢，但他們還是盡力去做。

當然，傳統的競選活動，朱梅雪也持續進行，例如上下班時間，他會在桃園工業區外和車流人潮多的地方站路口、發傳單、宣講，對上班族和工人講述自己的政見。

朱梅雪說，台灣長期由藍綠把持政治，但最近他勤走基層發現，很多桃園民眾為了顧肚子三餐，漸漸已經不管藍綠了。「我們參選募到200萬的保證金，顯示很多老百姓、市民和工會會員支持我們去做改變，雖然我們沒有金山銀山的資源，掛不起競選看板，但我們堅持和財團脫鉤，有上班族看到我的政見受感動，就說會投給我。」

「與其說是選舉，這更像是社會運動。」鄭雅菱認為，以往工運團體開了很多記者會和行動，但很多勞工到了選舉還是投給藍綠，這次朱梅雪參選市長，最大目的其實是希望藉此推動工人的政治化，「讓他們了解不能再被藍綠綁架，勞工該是你們的選項；這樣去捲動民眾，對工運來說也是前進。」

政見取自小民 批鄭文燦親財團

選戰進入最後衝刺階段，朱梅雪團隊的努力，在最近似乎有了回報。

根據臉書粉絲專頁《桃園誌》10月中旬做的民調，五位桃園市長參選人中，民進黨籍桃園市長鄭文燦以42.6%的支持率領先，國民黨參選人陳學聖以39.6%支持率緊追在後，前國民黨立委楊麗環支持率則有9.5%，工運出身的朱梅雪支持率為5.5%，曾參選桃園縣長的吳富彤支持率則為2.1%。

相較於《桃園誌》9月時做的民調，朱梅雪支持率成長了2.4%。有分析指出，這可能和朱梅雪赴桃市府國慶升旗典禮，抗議鄭文燦破壞桃園藻礁的政策，占盡媒體版面有關。

事實上，朱梅雪本月可說是對鄭文燦「如影隨形」，用抗爭模式來拉抬聲勢。國慶典禮的抗議後，15日，他來到鄭文燦勞工後援會現場嗆聲，呼籲鄭文燦市長就觀塘藻礁案、華航打壓工會、桃客司機過勞爭議，跟他公開辯論。

22日上午，鄭文燦在市府廣場剪綵宣布市府前下水道完工，朱梅雪也在同一時間偕同一群HTC員工到市府前陳情，痛批HTC大量解雇員工、其餘沒被解雇的作業員被減薪和強制特休，但主管機關桃市府卻放任不管，任由財團打壓勞工，警方和朱梅雪等人爆發短暫肢體衝突，鄭文燦則趁隙離開，遭諷「落跑市長」。

朱梅雪批評，在鄭文燦的執政之下，桃園勞工面臨無薪假和大量解雇雙重壓力的不穩定就業環境，「這樣的勞動環境完全無法符合一個直轄市的標準，也不是一個安居樂業的城市！」

朱梅雪直言，鄭文燦欠缺勞權意識，碰到財團就妥協，在華航勞資爭議時偏袒董事長何煖軒、面對HTC大量解雇也無所作為；新屋大火後，鄭曾承諾說要拆除所有違章建築、鐵皮屋，卻沒有實現，結果又發生矽卡大火、敬鵬大火案，他質疑鄭之所以不取締鐵皮屋工廠，就是因為背後有他不敢得罪的財團和地方勢力。

不怕得罪財團，朱梅雪提出九大政見，包括伸張勞權、公部門改革、改善交通、擴充公托、動保、保育藻礁和居住正義等保障。他說，這九大政見完全從市井小民的需求出發，是他幾個月來一步一腳印和市民、社會團體溝通請益的結果，皆是可行的政策，而非空洞的口號。

朱梅雪說，他決定出來參選時，令他感到猶豫的是會不會影響家庭生活，除工會外，他最在乎的就是他的老婆和兩個小孩。當他向家人表明參選桃園市長的決定時，老婆反對，小孩則高呼爸爸「很狂」。但當我在朱梅雪家中問起念高中的兒子支不支持他參選，兒子馬上靦腆地笑說「支持啊」，看得出父子間深厚的感情。

「若不站出來選，現在勞動條件這麼差，以後孩子的未來會越來越差。」朱梅雪說，他這次站出來選是第一步，盼能喚起年輕勞工和工會幹部團結起來打破藍綠，之後還是要由年輕人來接棒，所以他希望盡可能衝高選票，這樣桃園勞工、未來的年輕人和工會幹部，才有動力踏出第二步和第三步，去翻轉台灣的政治關係，建立藍綠以外的力量。

不禁令人好奇，朱梅雪這次競選端出的大菜，究竟能打動多少桃園選民？

日商富士全錄公司爆發勞資爭議，由於年初母公司宣布全球裁員計畫，外傳台灣分公司在2020年前將大砍300人，工會反對裁員並於本（10）月8日發起罷工投票，昨晚開票結果以78%過半數的同意票拿下了合法罷工權，並在台北總公司，以及三重、台中、高雄等三處倉庫同步拉起罷工封鎖線，今天（10/23）上午工會召開記者會正式對外宣布罷工消息，籲資方就保障員工工作權的機制與工會展開協商。

根據富士全錄工會罷工投票的統計結果，工會會員總數407人中，投票人數377人，318人同意罷工，58人不同意，一人廢票，同意票佔據會員總數的78%，超過半數同意。富士全錄工會表示，過去的罷工案件大多是在單一廠區或工作地點，然而富士全錄的員工遍布全台，此次工會同時在台北、三重、台中、高雄四地拉起封鎖線，操作困難度相當之高。

富士全錄工會理事長鄭炎表示，富士全錄勞資雙方自2017年6月便開始進行團體協約的協商，當時主要是針對富士全錄位於五股、龜山廠區的遷廠問題，然而協商經歷一年卻毫無進展，資方甚至私下要求員工簽署遷廠同意書、不要與工會合作，顯示資方根本沒有誠信與工會協商。今年（2018）7月，富士全錄工會經會員大會決議停止漫長卻毫無進度的協商過程，發文告知資方並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同時開始醞釀罷工。

公司稱尚無裁員公告 工會要求簽團體協約

年初日本富士全錄母公司宣布全球裁員計畫，其中台灣分公司的975名員工當中，也預計在2020年前裁去300人。鄭炎表示，富士全錄公司在10年前金融海嘯時就曾有大規模裁員的不良紀錄，此次裁員消息來自日方母公司，台灣資方完全沒有對員工做任何說明。

今天上午台灣富士全錄在工會罷工現場也發布聲明，強調公司截至目前為止並無任何裁員公告。然而，根據台灣《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之規定，企業大量解僱勞工須於60天前通知主管機關及相關人員，按照日方母公司外傳的裁員消息，時間點是設定在2020年前，資方現在尚無裁員公告，不表示未來不會裁員。

鄭炎表示，此次罷工最重要的訴求就是希望與資方協商，建立保障會員工作權的機制，未來若要裁去具有工會會員身分的員工，需經工會同意，「如果公司真的沒有打算要裁員，那就應該立刻同意工會的訴求。」

台鐵普悠瑪自強號前天（10/21）在蘇澳新馬車站發生出軌意外事件，造成重大死傷引起各界關切。然而，在死難者屍骨未寒之際，卻已有禿鷹般的「公司化」推手，急著透過媒體與輿論，藉由眾人之悲痛啟動倒賣國營事業的進程，不僅有前交通部首長對媒體表示，此次事件緣由是台鐵人員待遇和車輛調度的「彈性不足」， 週末疏運壓力才會帶給基層司機嚴重負擔，所以應推動台鐵公司化，許多媒體也趁勢從台鐵票價凍漲與虧損等議題大作文章。

事實上，台鐵作為交通運輸的公共服務，由國家稅收補貼開支理所應當，談論是否「虧損」本是牛頭不對馬嘴。台鐵長期人力不足如今已是眾所皆知，追根究柢，為何要壓低勞工勞動條件、以最少的人力提供最多服務，為何要論及虧損獲利？這一切都恰好顯示，尚未實現公司化的台鐵，在經營管理方面已經是採取企業經營或公司化的思維模式。

台鐵自1991年起因公司化期程連年遇缺不補，大幅下修員額，近年雖恢復補人，卻又因為勞動條件差、排班方式血汗等因素招不到人或留不住人，試想，至今採取天天上班的「日夜休」三班制，員工依法休假還被記曠職，這樣的勞動環境，有哪個年輕人會樂意投身其中？

台鐵產業工會近年來針對人力問題多次四處陳情，希望補足人力增加員額卻從未獲政院積極回應。在此次事件發生之後，台鐵產業工會也立刻發布聲明，強調台鐵養護人力不足，以及不斷加開班次，列車編組重複運用造成檢修時間大幅縮短，對於人員與車輛造成極大負荷，可能是造成事故的背後原因。

民營化是禍源非解方

事實上，「公司化」與「民營化」思維，不僅不可能是這項問題的解方，只可能導致問題的惡化。

以許多民營化推手揚言仿效的日本為例，日本國家鐵路1987年開始推行私有化，國鐵被分拆為六家日本鐵路公司，鐵路公司極盡所能追求利潤極大化，漠視勞動條件與硬體安全。西日本鐵路公司在2004年完成私有化，隔年便發生火車脫軌事件，前三截車廂衝進公寓大樓，造成超過一百多人死亡。

在歐洲，英國鐵路在1994到1997年完成私有化，隨後五年內就發生六起重大慘劇，2002年的波特斯巴火車事故導致七人死亡數十人輕重傷，事件中就有三名台籍記者二死一重傷。羅惠珍曾在介紹法國罷工潮的文章中指出，綜觀歐洲的鐵路民營化幾無一成功案例，德國、瑞典、義大利，無論是採取漸進民營化或開放競爭，皆引發不良後果，不僅服務品質未提升，意外狀況更是頻仍。

加拿大作家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曾出版《震撼主義》一書，從卡崔娜颱風與南亞海嘯等事件切入，揭露跨國政商集團將這類天然災難視為投資獲利的「大好機會」，趁機進場推行自由化與自由市場，大發災難財。

此次的普悠瑪出軌事件，雖難謂天災，但「眼明手快」藉災難推行台鐵公司化民營化者，同樣令人不齒。

由國民兩黨立委王金平、黃昭順、林岱樺、馬文君提出的《宗教基本法》草案，原訂今日（10/24）在立院審查，但因其架空現有法律，爭議過大臨時取消。橫跨環境、人權、性別和教育的民間團體上午聯合召開記者會，嚴正反對《宗教基本法》立法，呼籲立委盡速撤案。稍早黃昭順表示已和其他立委啟動撤案程序。

排除適用各種法規 民團譏為「宗教激狂法」

《宗教基本法》草案日前曝光，引起輿論譁然和民間團體強烈反彈，民進黨立委隨後紛紛撤簽連署，內政委員會召委黃昭順也宣布取消今日審查，將擇日再排審。爭議條文包括「將宗教違占公有地合法化」、「宗教建築排除適用現有法規」、「國民基本教育將實施宗教知識教育」、「可用相同信仰當成聘僱條件」等等，遭五十個民團聯名痛批根本是「宗教激狂法」，要求立委撤案並公布遊說名單。

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翁國彥表示，憲法保障的宗教自由，是要保障人對信仰的虔誠，但《宗教基本法》草案卻嚴重誤解此內涵，將宗教自由凌駕法律和基本人權之上，一旦落實將遭到宗教團體濫用，斲傷基本人權。他也批評，草案的第13、17、20、22條都是在給予宗教團體在宗教教育、財務自主、不動產保障等方面的特權，形同架空民主法治，質疑此立法是為了圖利宗教團體。

性別平等教育大平台專案經理張明旭指出，台灣並非政教合一的國家，但《宗教基本法》草案中的第15、16和17條，卻讓宗教能合法入侵校園傳教，要求國民教育教授宗教知識，甚至合法占用媒體公共資源和公益頻道時間，這些都嚴重侵害師生和大眾權利。此外，第13、14、16、19條，也規定私校可合法要求教職員信教，並以此當成聘僱條件，一旦草案通過，同志的教職員可能面臨被解雇，學生也可能有拿不到畢業證書的狀況，根本是將就業與就學歧視合法化。

《宗教基本法》草案也引發環境團體的疑慮，環境法律人協會秘書長林子琳直言，《宗教基本法》是一部將台灣土地和環境進行「開腸剖肚」的法律，依照第22條、27條規定，未來宗教團體使用土地和興建宗教建築，完全排除適用殯葬管理條例、土地、建築、消防、國土計畫法的規範，將造成嚴重的環境破壞和國土破碎；草案更規定宗教團體違占公有地達5年以上可就地合法化，林子琳質疑有鼓勵人民以宗教之名強占公有地之嫌。

根據國有財產署清查，非法占用公用地的宗教建築從2009年的2,189筆到今年四月暴增到3,220筆，面積達到116公頃，亦即將近5個大安森林公園的面積被竊占，地球公民基金會專員吳其融批評，宗教團體竊占公用地是現在進行式，政府應全面清查目前宗教建築物占用公有地的情形，不應令其就地合法。

民團齊呼四個提案立委應立即撤案，並要求公布遊說團體的名單。黃昭順今早受訪時則表示，已和王金平講好要一同撤案，並表示選後不會排審。

《宗教基本法》草案及其影響

歷經四個多月後，文化大學大群館爭議未熄，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等學生團體今日（10/24）上午赴教育部抗議，批教部遲遲未端出後續的解決措施，導致沒宿舍住的近四百名文大學生必須自行在租屋市場裡尋找新住處。學生團體呼籲，教育部未來應公開更多各大專院校的學生宿舍資訊，並將「宿舍充足率至少達50%」列為各大學設立之基準，要求未達標之大學於一定期限內興建宿舍，補足缺額。

今年（2018）七月，青委會等學生團體就曾召開記者會，要求教育部應督促各校興建平價宿舍，並強化校外租屋的主動稽查與訪視。當時，教育部曾對記者表示「未來將提供空間、並鼓勵各校興建宿舍，並與地方政府研商使用公共住宅或社會住宅」，並會在一個月內提出改善方案。

然而，截至十月底，教育部卻仍未有公開解決方案，對於大群館爭議的後續處理也遭學生詬病。文化大學學生周子翔說，雖然前校長吳萬益曾說要把大忠館改建為宿舍使用，北市府出於善意也提出了北士科專案住宅，但文大方面不但沒有動作，北市府的專案住宅生活機能低落、沒有考慮學生所需，而教育部更是沒有積極監督、介入協調。周子翔認為，「各機關互丟皮球，結果文大同學受害最大，處境也最艱難。」

大群館爭議看似是個案，但學生們認為，這反映出全體大專校院學生深刻艱難的居住問題。青委會成員張郁指出，今日的大專教育體制中，學生們大多需要移動到外縣市求學、居住，這形成了學生的居住需要。張郁認為，要是學校沒有提供充足的宿舍給學生使用，學生也只能到風險相對較高的租屋市場裡冒險，如此一來，教育部無異於「借房東刀殺學生」的兇手。

青委會成員李容渝則呼籲，若教育部想糾正過往的錯誤，就必須先從「資訊公開」做起。因此，今日他們也向教育部投遞「資訊公開申請書」，呼籲教育部至少公開「各校招收非大學所在縣市之學生人數」與「校外租屋市場不符安全規定住屋之比例」，以利社會大眾了解學生居住的現況與難題。

在大群館爭議中，雖然北市府提供部分的住宅政策協助，但為什麼學生會認為成效有限呢？社會住宅推動聯盟辦公室主任林育如認為，這是因為教育部太過消極。她說，社盟曾與立委開過記者會、也與六都市長候選人討論過，事實上地方政府「都非常有意願解決學生的住房問題」，但學生看不到吃不到的原因，是因為「教育單位沒有積極回應這些問題」。她質疑，「到底學生的居住問題還要抗議多久？居住環境的安全到底誰能來把關？」

李容渝認為，教育部應把「宿舍床位數」或「宿舍樓地板面積」作為設立大專院校的必要條件，規定「宿舍充足率至少達50%」，並要求未達標之大學於一定期限內興建宿舍，補足缺額。此外，教部也應與地方政府積極合作，提供各種公共住宅、社會住宅等居住政策工具，紓解學生宿舍床位不足的問題。

對於學生團體的訴求，教育部高教司科長吳志偉說，教育部對於資訊的公開採滾動式修正，都會把意見帶回去研議；至於大群館爭議的處理時程方面，目前剛剛與地方政府、國有財產署開完會，會再積極找尋可以興建宿舍的地點；未來若有類似個案在其他學校發生，則會以獎補助款的重新分配來控管。

為反對日商富士全錄公司裁員計畫，台灣富士全錄企業工會前天（10/23）宣布開始罷工，今日進入第三天，勞資雙方仍未達共識。下午工會理事長等四名代表赴日本交流協會靜坐抗議，遭到警方開單、舉牌刁難要求撤離，工會痛批警方協助日資打壓台灣勞工，呼籲全台會員堅持到底。

日商富士全錄母公司日前宣布全球裁員計畫，預計台灣分公司975名員工當中，將裁減300人，工會為捍衛工作權發起罷工投票，並順利取得合法罷工權。從23日起，300多位員工在台北總公司、三重倉庫、中壢倉庫、台中倉庫及高雄倉庫全台五個據點拉起封鎖線展開罷工，目前罷工已逾60多個小時。

昨日資方出面跟工會協商，但歷經九小時協商仍未達成任何共識。富士全錄工會理事長鄭炎表示，工會訴求公司應保障工會會員三年不被裁員，但資方只願保證年底前不會裁員，且阻礙工會秘書、律師和翻譯共同參與協商，質疑協商不對等、資方毫無誠意。

鄭炎表示，資方今日還放出消息，指工會若下午三點前不撤掉公司的封鎖線，將對會員提告、懲處和解雇。他強調，本次罷工經過北市勞動局和勞動部承認，絕對合法，員工有民刑事的免責權，痛批資方可恥，為了配合日本母公司裁員，不惜用恐嚇手法威脅自己的下屬。

工會一行人原預定在日本交流協會門口靜坐五小時，但過程中遭到警方屢次刁難，先是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開罰，又聲稱日本交流協會外圍五十公尺都是集會遊行禁制區，工會靜坐違反《集遊法》必須解散。但同時間，富士全錄資方卻能派人進入日本交流協會與日方商談，遭工會嗆聲警方討好日本，協助日商打壓台灣勞工。

台灣富士全錄從事影印機、印表機的銷售、租賃和維修等服務，觀察台北總公司罷工現場，許多參與罷工的員工年紀都達到四五十歲以上。鄭炎表示，公司瞄準的裁員對象是25年以上年資、年齡50歲和薪水5萬以上的員工，公司希望裁掉這些人，然後聘用新鮮人降低成本。他說，自己的年資29年多，但還未滿50歲，「公司裁掉上一批，下面要裁的可能就是我們。」

鄭炎說，不罷工就只能等著失業，呼籲全台罷工的會員堅守崗位奮戰到底，不要畏懼資方任何的打壓。

此次富士全錄勞資爭議起源於富士全錄日本母公司方面的全球裁員計畫，台灣富士全錄工會的罷工行動也引起日本工運的注意，除獲日本勞工新聞媒體報導並刊登罷工宣言外，日本「群馬聯合工會」的執行委員清水彰二也在臉書上表達全力支持台灣工會的行動。

今天（10/27）是第16屆台灣同志遊行，來自世界各地及台灣的同志和聲援民眾擠爆凱道和台北街頭，主辦單位估計有超過13萬7千人參與，再度刷新遊行紀錄。本屆同志遊行聚焦年底大選的公投案，面對保守團體提出抵制性平教育和同性婚姻的公投案，遊行聯盟呼籲全台民眾11月24日返回戶籍地投票，支持性平教育和婚姻平權。

年底五公投對決 同婚、性平教育成關鍵戰場

年底十項公投綁大選，共有五項公投案和同志有關，分別是下一代幸福聯盟提出的第10、11、12三案，以及同志團體提出的第14和15兩案。下福盟的公投案將《民法》婚姻定義限定在「一男一女」，支持以專法來保障同性生活權益，並禁止國中小實施《性平法》規定的同志教育。同志團體的公投則相反，提出修《民法》婚姻章來保障同性婚姻，並支持在國民教育各階段實施包含同志教育、性教育在內的性平教育，兩方形成對決態勢。

面對保守團體的大反撲，今年同志遊行以「人人都需要性平教育」為主要訴求，並將主題定為「性平攻略由你說‧人人18投彩虹」。同志遊行總召小白表示，只有性平教育才能促成更多理解和看見，面對反同團體提出的歧視公投案，他呼籲滿18歲的青年學子在選舉日返回戶籍地，投下守護彩虹的一票。

婚姻平權大平台批評，下福盟提出的公投案，禁止國民教育教尊重同志的性平教育，將加劇校園中的歧視、霸凌和傷害；而排除同志使用《民法》而另立專法結婚，也將造成社會分裂和不平等。他們主張對這五項公投投下「兩好三壞」，亦即對下福盟提出的10、11、12案投下三個「不同意」，並在支持婚姻平權與性平教育的第14、15案投下兩個「同意」。

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發言人、國中教師楊嘉宏強調，性平教育和同志教育給予被壓迫的同志學生，一個擁抱自己的多元身分的機會，支持一定要落實性平教育。同志熱線性權小組成員、17歲的男同志學生果然翁也說，他求學時未受到完整的同志教育，被同學當作異類欺負，希望政府能保障各校實施同志教育。

今天遊行人數創下13.7萬的新紀錄，有相當多外國人參與，除了有來自中國大陸、日本、東南亞和歐美各國的同志共襄盛舉，美國在台協會、歐盟等多個外國駐台辦事處也派出代表參與，表達對同志權益的支持。此外，時代力量、社民黨、歐巴桑聯盟等第三勢力也未缺席，也有不少男女同志帶著自己的小孩和寵物出行。婚姻平權大平台總召集人呂欣潔強調，台灣有超過300個同志家庭生養的小孩，他們都亟需同婚和性平教育的保障。

電影《紅樓夢》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文本之外，它在社會上引起的效應。這部改編自古典小說，並以男同志文化集中地帶「西門紅樓」為背景的電影，從最初拍攝階段，便因為其「過度真實」而引發同志社群內外部的極大爭議。

由於電影十分寫實地觸及並再現了當代男同性戀社群的文化與諸多場景，無論是肉慾橫流的趴場、派對上的娛樂性用藥、性愛時的肉體交纏…，在同性婚姻修法推動箭在弦上的此刻，這部作品於是被一些人認為相當「不合時宜」，深怕對這些真實面貌的呈現，將破壞社群集體為了運動策略近年來苦心經營的「愛最大」形象。於是，對於電影的質疑與反彈，主要竟非來自傳統上被認為「反同」的保守勢力，而是同志社群內部的自我檢查。

西門紅樓自2006年同志商家進駐以來，逐漸形成龐大的同志消費區段，電影《紅樓夢》是第一部正式將之搬上大螢幕的作品，對於見證這一重要同志文化地景的意義而言，可謂是重大里程碑。然而，眼尖的觀眾或許能輕易發現，電影中除對西門紅樓商圈外部街道的拍攝，所有室內情節畫面，都不是在實際的西門商圈店家取景，主要原因就是紅樓商家自治會拒絕出借場地供本片拍攝，甚至有部分店家挑明本片的情節內容恐敗壞同志形象而深感顧慮，這起現象其實有以下兩個層次還值得切入挖深。

首先，我們經常批評反對同性婚姻的宗教團體「反同」，然而，正如同性戀有很多種，「反同」自然也有很多種。當我們把同性戀（運動）和婚姻加以連結，反對同婚於是便等於反同；而電影中呈現的同性戀文化社群，跑趴、用藥、多人激情性愛，也是諸多同性戀社群人口的真實生存樣貌與其文化特色，與同性戀社群有著重要且緊密的連結，那麼，反對這些元素以及拒斥對他們的再現，難道不也是一種「反同」嗎？作為主要仰賴同志族群消費而興起的商圈經濟體，似乎應堅持同志友善，但很顯然，這樣的友善至今仍有相當的侷限。

其次，在西門紅樓主建築十字樓的兩側，分別是由北市文化局所主管的「北廣場」和由商家自治會自主管理的「南廣場」。回顧同志消費文化在此處落地深耕的歷史，國家與政府只要不出手阻攔便好，遑論有功。西門紅樓「南廣場」所以能從衰落破敗轉為同志聚集地，其實是商家透過消費市場自食其力的成果。

對照來看，此次《紅樓夢》拍攝場地的爭議中，卻反倒是文化局樂意出借場地使用，而商家自治會反對，顯示面對同志文化當中的尖銳議題，消費市場與政府的態度與過去反而形成顛倒關係。我想，這其實深刻凸顯消費政治作為平權運動的「助力」，其實存在著內在的保守性，往往只能推動有鈔票者的平權。

紅樓夢的當代與傳統

最後，我想談一點作品與原著的關係。外界通常將這部片稱為「同志版紅樓夢」，而所謂「同志版」似乎也就是相對於「異性戀版」，但我們可以簡單說古典《紅樓夢》是一個異性戀的小說嗎？

我不是紅迷，更當然不是紅學專家，不過就我的粗淺認識，小說當中同樣對於多樣的情慾狀態有著深刻描寫，好比清代盛行的淫狎孌童以及男色風氣。自然，男色男風並非「（男男）同性戀」，因為前者並沒有將「行為」上升為個人的身份認同（identity），但也正因如此，中國歷史中此等風氣的普遍盛行，大大突破了西方一般認為「同性戀」佔總人口10%的數字想像，超克了同性戀性傾向是特殊（相對於異性戀是普遍）這樣的說法，更讓先天／後天之辯成為無稽。

我以為，透過《紅樓夢》這部改編自古典小說的電影作為窗口，一方面能觀看到當代男同性戀社群文化的諸多真實面向，也有機會引發人們對古典作品、對傳統產生興趣。要解決當代包含性政治在內的各式政治紛爭，除了學習各種先進的理論，很多時候我們也需要徵用傳統資源。這是這部電影十分可貴，甚至可能具有超越創作者意圖自覺的價值之處。

巴西：極右翼的博爾索納羅當選總統

昨日（10/28）巴西總統選舉進行第二輪投票，結果極右翼的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囊括55%選票，擊敗左翼勞工黨候選人哈達德（Fernando Haddad），贏得總統選舉，預料南美洲最大經濟體與人口最多的國家，未來將面臨巨大的政治改變。

與第一輪相比，博爾索納羅多獲得6百多萬張選票，哈達德的選票，更是增加1千3百萬票，不過仍不敵對手，這也是左翼勞工黨連續取得4次選舉勝利後，首次敗陣。

博爾索納羅在選舉期間，承諾打擊暴力犯罪，包括增加槍枝擁有權，並且給予警察射殺的「絕對權力」。博爾索納羅上任後，預計將不利少數族群、LGBTQ社群與左翼勢力。過去博爾索納羅曾發表歧視同志與非裔族群的言論，例如「我無法接受同志兒子」、「非洲後裔什麼事也不做」，並且支持1964年至1985年的巴西軍事獨裁政權，該期間約數百名政治異議者遭政府殺害，數千人被酷刑虐待。

日前博爾索納羅揚言如果當選將退出聯合國，理由是「那是共產黨人開會的地方」。

美國：抵制以色列 教授拒絕提供推薦信遭懲罰

一位密西根大學的教授因為拒絕為想要前往以色列就讀的學生撰寫推薦信，而遭校方處分，包括暫停本學年的年度績效加薪，並凍結未來2年的教師休假。

美國文化學系副教授約翰·錢尼·利保德（John Cheney-Lippold）在寫給該名學生的信中表示：許多大學已經發起學術抵制以色列，藉此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事件發生後，校方致信錢尼·利保德譴責他的行動「不恰當也無法被容許」。

密西根大學校長馬克·施利索勒（Mark Schlissel）在談論校園反猶太主義問題時提到此事，認為教授不應以「個人觀點」為由，拒絕支持學生的學術追求自由，他並宣佈計畫成立專門小組，「檢視政治思想／意識形態與教職員對於學生責任的交界。」

不過，錢尼·利保德的行動，得到校內部分學生、教職員與巴勒斯坦公民團體的支持。該校教評會聲明表示，任何成員都不應再被脅迫的情況下提供推薦信，或者發表自己不相信的意見。北美中東研究協會（MESA）主席塔克（Judith Tucker）認為學校並未提供該教授任何機會，在公平的聽證程序中說明自己的行為，因此違反教師自治的原則。

2005年，170多個巴勒斯坦民間團體發起BDS（抵制、撤資、制裁）運動，目的是對以色列施壓，要求停止對巴勒斯坦領土的佔領，並且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返鄉權。

宏都拉斯：大篷車難民 遇墨西哥警察攻擊 1人身亡

兩週前，自宏都拉斯出發向美國挺進的「大篷車」移民與難民潮，在墨西哥邊境遭遇警方以橡膠子彈與催淚瓦斯阻擋前進，26歲的亨利·狄亞茲（Henry Diaz）在頭部被擊中後，不治身亡。

10月13日起，約160人的團體，為了逃避家鄉的貧窮與暴力，自宏都拉斯第二大城汕埠（San Pedro Sula）出發，並以進入美國為目標，至今隊伍已累計成為超過5千人的移民潮。美國總統川普則以撤銷對宏都拉斯政府資助，並且增加美國邊境軍事與警力部署，威脅移民潮不得進入美國，此外也對瓜地馬拉與墨西哥政府施壓，包含婦女與2,300名孩童的移民潮在遷徙過程中，數次遭遇警方攻擊。

目前大篷車已經進入墨西哥南部，距離美國邊境仍有1,500公里的距離。

• 延伸閱讀：美國邊境難民是如何煉成的？

世界富豪財富增加創歷史新高

根據瑞士銀行（UBS）的報告，2017年，超過2千名億萬富翁資產增加超過20%，這些富豪們去年的財富成長合計達1.4兆美元，比西班牙或澳洲的GDP還多。去年全球菁英的財富增加規模，超越工業革命與鍍金時代（指美國南北戰爭至20世紀初期），創下歷史新高。

179名新億萬富翁中，超過40名是透過遺產繼承取得財富。該報告指出，未來20年，將有3.4億兆美元的資產，被移轉至家族後代，政治、商業與銀行影響力長達百年的「21世紀多世代家族」正在出現。

近90位新誕生的億萬富翁來自中國。中國目前有373人財富超過億萬；2006年，這個數字僅有16名。

世界前3大富豪是：亞馬遜的傑夫·貝索茲、比爾蓋茲與華倫·巴菲特。臉書執行長馬克·祖克柏則排名第5。

北約組織：冷戰後最大軍演

上週三（10/24）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以下簡稱北約組織）29個成員國、瑞典與芬蘭派遣約5萬士兵參加位於挪威的軍事演習「三叉戟聯合軍演2018」（Trident Juncture 18），這是冷戰結束後，北約組織最大一次軍演行動。北約組織秘書長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表示軍演是對「潛在敵人」發出明確訊息，「準備好保衛我們的盟友免於任何威脅。」

演習地點挪威與俄羅斯共享邊界，該行動也被認為是劍指俄羅斯，後者在數週前亦剛結束與中國、蒙古的聯合軍演。俄羅斯與北約間的關係漸趨緊繃；俄羅斯駐奧斯陸大使館批評軍演「反俄」、「挑釁」，外交部發言人扎哈諾娃（Maria Zakharova）表示，三叉戟聯合軍演2018是一次不負責任的行動，將破壞北方軍事與政治局勢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