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暨司法院長被提名人許宗力13日在立院接受資格審查時，被問及有關性交易合法化的問題，許宗力表示性交易若不合法會導致地下化，反而使從業女性被黑道控制，因此主張合法化，讓性交易「有一個公開的機制」。日日春協會偕同多位流鶯今天（10/18）上午也到北市府前提出要求合法的工作權，指出目前街邊的性工作者工作權仍持續因台灣性工作全面入罪的狀況，遭到嚴重的打壓。

2011年《社會秩序維護法》修正，對於性交易採「娼嫖皆罰，專區除外」，但由各縣市政府皆未提出性專區規劃，現狀實際上全台性交易非法的現狀。流鶯可樂在記者會上表示，自己是扶養三個孩子的單親媽媽，由於目前性交易缺乏合法工作空間，導致自己經濟狀況堪憂，質疑柯市府將街邊性工作者逼上絕路。此外，日日春也批評警方經常用網路釣魚的方式將性工作者入罪，呼籲柯文哲與流鶯合作，促進全體市民討論，要柯文哲表態是否支持落實推動性交易合法化，並給性工作者合法工作環境。

今年（2016）9月5日，北市警局萬華分局曾舉辦一場「轄區特種行業業者」座談，席間邀請電玩店、養生館、阿公店等三十多名業者共同參與，要求業者遵守自律規範，提升萬華區治安環境。據悉，這場座談會是由於《三立新聞網》8月時在一則報導中提到萬華區的女子拉客狀況，雖然警方實施掃蕩，卻達不到杜絕效果，北市長柯文哲與萬華分局相關的主管進行討論時，表達應邀請業者來溝通，方而催生了此座談會。

該座談會後，警局發出的新聞稿提到了雙方的自律共識為，若哪一家店接受拉客女子營業，警方就配合市府聯合稽查小組，針對該店優先加強稽查，直到店家改善軟、硬體設備或者歇業為止，以此來「抵制」飲酒店小姐的拉客行為。

要柯P兌現選前承諾 日日春：男人別只出一張嘴

柯文哲在競選台北市長時，針對「對性交易專區的看法」一題時曾說：「然而性工作者事實上存在於城市之中，他們是屬於弱勢又處於高風險環境的一群，政府應該抱持著關懷跟務實的態度，而不是冷漠忽視他們的存在。但是性專區不是能夠一步到位的事情，我鼓勵社會嚴肅對待此議題，並透過全體市民的討論，達成全民共識。」

今日記者會後，北市府副發言人劉奕霆對外表示尊重外界多元意見，但市府目前沒有相關規劃。選前「不是冷漠忽視他們的存在」、「嚴肅對待此議題」的說詞言猶在耳，選後市府團隊面對妓權團體卻屢屢採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態度，甚至因為一則媒體報導恐引發民眾負面觀感而進一步封住工作者的活路。

因為在網路論壇刊登性交易訊息，遭警方以觸犯《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29條起訴，目前可能面臨3年以下徒刑，併科100萬以下罰金的流鶯Miko也是性交易全面入罪化的受害人，她在記者會上坦言，選前因為柯P的一句「不會冷漠忽視」而把票投給他，選上後卻無所作為，Miko無奈呼籲柯P：「查埔人，有年紀了，不要只剩一隻嘴」。

檢警透過俗稱「釣魚」的手段誘捕偵辦性交易案件，長期造成對性不馴人士的嚴重打壓，繼昨天北市流鶯公開批評警方釣魚將娼妓入罪後，今天（10/19）上午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也召開記者會，批評警方在釣魚過程中經長違反警政署自己頒布的偵辦標準，主動誘導在網路聊天室中約炮的同志進行援交，形同先教唆犯罪、再予以逮補的荒謬狀況。

警方針對性交易案件在網上釣魚是根據1999年起實施的《兒童與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該法在2015年修正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把「性交易」概念擴大為「性剝削」，而原第29條則移到第40條，但由於行政院尚未公佈新法施行日期，目前新法仍未上路。根據該法，凡是在網路上公開散佈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皆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酷兒盟在記者會中揭露警方釣魚的四步驟：

1. 巡邏找魚——在同志經常使用網路聊天室中鎖定具有性暗示的暱稱偵辦；
2. 待魚上鉤——與偵辦對象私訊聊天，此時警方通常會謊稱自己是「高富帥」，給予假造個資與照片，再主動邀約表達援交意願並提出價碼；
3. 死纏爛打——與偵辦對象交換電話或LINE通訊軟體，進一步提高價碼，引導偵辦對象接受，並約見面；
4. 收竿烤魚——約見面時，同志看到的不會是網路上的高富帥，而是便衣警察，告知違法並當場移送。

酷兒盟秘書長胡勝翔表示，聯盟近期接獲兩起遭彰化縣轄下分局警方釣魚的受害者個案，都面臨到上述手法，警方先謊稱自己是台中七期富商，說可提供金錢援助，受害者若態度消極或不予回應，警方還會主動提高價碼，甚至表達愛意，說盡甜言蜜語哄騙直到受害者同意。

警政署偵辦標準無拘束力 新法無偵辦標準

2013年，警政署發佈針對舊法29條的偵辦標準，規範警方不可先行提及性交易話題、不可主動邀約，以免涉淪陷教唆；此外，不得外約將當事人以現行犯逮補，因為現行犯是指「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發覺者」，而網友觸法的「犯罪行為」是在網路貼文散播、刊登，如警方與當事人相約見面，已經是「犯罪行為完成後」，並非現行犯，不得逕行逮捕或強制帶回。

然而，胡勝翔批評，雖然警政署發佈了上述偵辦標準，但實務上員警卻仍然會主動邀約、也會外約逮補，根本沒有遵守，酷兒盟曾因此行文向警政署抗議，得到的回應是該偵查標準指示內部行政規則，換句話說「沒有法律拘束力」，胡勝翔質疑，頒布這樣的偵辦標準意義何在？

此外，未來隨著新法上路，舊有的偵辦標準也會隨之失效，胡勝翔強調，過去的偵辦標準從未落實，新法上路後，警政署應明定警察釣魚的偵辦標準，嚴禁警方主動引誘人犯罪，並且設置違反標準的懲處方式。

私下訊息聊天涉性交易 也算「公開」？

目前在台灣從事性交易並不合法，但對於性交易本身的處罰規定是放在《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而《兒少條例》要處罰的則是「散佈性交易訊息」。

台灣彩虹公民行動協會理事阿空表示，許多受害者自始至終都沒有犯罪意圖，沒有想要「散佈性交易訊息」，當事人公開使用具有挑逗與性暗示的暱稱，目的頂多是要約炮；而有關於性交易的訊息，若是在一對一的密談（私訊）中發生，根本不構成犯罪行為。

阿空批評，警方釣魚狀況的猖獗，不僅有警政署的默許，檢察官與法官也經常是幫兇，他以臺灣高等法院95年上訴字第3932號刑事判決為例，判決中的當事人與釣魚警方論及性交易資訊，都是在網路聊天室使用「密談」功能，卻仍被定罪。阿空批評，許多當事人之所以沒能積極主張自己的權利，就是因為龐大的性污名，例如不能出櫃、擔心約炮行徑曝光，只好接受刑罰以息事寧人，痛批「警政署與警方，就是專挑這種沒有條件出櫃的人開刀！」

上述個案在一審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年度訴字第971號）中原來是無罪的，但在檢方上訴後，二審則改判有罪。

一審判決理由中，這麼寫道：

倘行為人所為促使人為性交易訊息之行為，並未使使用媒體之不特定人知悉，而僅有參與對話之二方能得知該項訊息，並未傳布於公眾，自非該條所稱「散布」，而不得以該罪相繩。

換言之，私訊或密談的一對一聊天，並不涉及「公眾」。然而，在二審判決（臺灣高等法院95年上訴字第3932號），改判有罪的理由卻是：

惟被告於啟動密語功能後，與證人同時啟動密語功能之談話內容，透過被告打字鍵入，均依對談時間先後，以文字張貼於該網站上，此有卷附網頁可稽，任何進入該網站之人，均可看到。且依卷附網頁所示，同時間有其他人進入網站與他人對談，顯已達不特定或多數人得以觀覽之要件，此與現實世界中二人私下以言語或紙筆交談所具備之私密性大相逕庭。本件，被告與員警對談的方式，固係一對一，第三人無法加入，而具私密性，但對談內容經被告打字輸入而張貼於網頁上，則具公開性甚明。

二審理由中有很明顯的錯誤，只要打開UT聊天室的「聊天功能設定」，即可看到說明，凡勾選「密談」選項後，就只有選定的網友才能看到訊息。

今日（10/19）上午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在新北市地檢署外拉布條，指出雇主「謊報」外勞逃跑的嚴重問題，以及通報制度的粗陋與不公，協會並聲援移工F繼續與前任雇主的職災官司。

移工F因發生嚴重職業災害、職災後雇主未依法給付薪資，透過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對雇主提起「業務過失傷害」刑事告訴，今日在新北市地檢署第二次開庭。移工F在工殤與訴訟期間仍居住於公司宿舍，昨日（10/18）晚間卻遭警方以「逃跑外勞」為由逮捕、強制帶離宿舍，在派出所完成筆錄後送至移民署專勤隊安置。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吳靜如指出，在台灣目前的外勞逃跑通報制度中，雇主僅需寫一紙申請表便能輕易完成通報，不須查證，若錯誤通報也無須追究責任，相對來說，勞工欲註銷「逃跑紀錄」卻非常困難。「憑一張紙，就可以影響這個人的一生，工作權、居留權、人身自由」，吳靜如痛批，「這就是台灣奴隸制度的象徵」。

依據現行《就業服務法》第56條提到「受聘僱之外國人有曠職失去聯繫之情事，雇主得以書面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執行查察」，是以，若移工「曠職失去聯繫」，雇主便可立即向移民署、當地主管機關、警察機關通報。架空修法前原條文中限制移工要在「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後雇主方得通報的規定，此外，對於謊報移工逃跑的雇主也無任何罰則。吳靜如痛批，如此法律是縱容惡質的雇主「恣意的用就服法來誣陷移工，使他們處在更易控制或遭丟棄的狀態」。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陳秀蓮指出，就算暫且不提抓逃跑外勞的問題，從「三日失去聯繫」後方能通報改為立即通報，目的是為了盡快找到逃跑外勞，然而實際上移民署與警察機關並不會立即開始調查，根本沒有實際的時效性可言。此外，還會成為雇主用以威脅移工的工具，陳秀蓮舉例，此次移工F的雇主早在出席第一次刑事庭的隔天（9/22），便向警察機關謊報移工逃跑，昨日雇主再度致電警察機關時，又稱逃跑的移工F「已回到宿舍」要警察「快來抓人」，由此可見，「立即通報逃跑」的制度非但沒有立刻找到人的效果，反而淪為威脅工具。

陳秀蓮說明，移工遭通報逃跑後將面臨多重困境，一方面若遭逮捕將被強制收容，失去工作權與人身自由，二方面逃跑註記未撤銷便不能轉換雇主。然而若雇主不願主動申請「撤銷逃跑註記」，地方勞動主管機關調查與公文往返曠日廢時，移民署則「因為不想承認抓錯人，往往也不會主動調查、撤銷」。陳秀蓮痛批，對移工而言「撤銷逃跑註記要兩個月、轉換雇主又要等兩個月，就有四個月不能工作」，但對雇主來說則是「沒差啊，我就整你這四個月」。吳靜如指出，在目前雇主與移工權力極度不對等的《就業服務法》第56條中，通報逃跑「就是雇主惡意報復、反擊移工對抗雇主壓迫的工具」，而就連今日移工F出席開庭，都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不斷溝通後「移民署的恩惠與慈悲」。

在「業務過失傷害」刑事庭中為移工F辯護的陳柏舟律師今日亦出席陳抗，指出訴訟政穩定進行，移工沒有任何理由或動機要逃跑，雇主卻在開庭前一日要求警方逮捕移工，質疑此舉「是否有意阻礙刑事案件的進行」。而曾威凱律師也表示，雇主的通報顯然虛偽不實，除了將對雇主提起偽造文書的刑事告訴外，亦將推動修法加入「通報後須經查證屬實」的程序，並剝奪謊報移工逃跑之雇主的移工申請配額。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日前在民進黨團主導下，強行通過「砍七天假」的《勞基法》修正案，全案進入為期一個月的朝野協商期，預定11月初交付二、三讀表決。今天（10/19）上午多個勞工團體來到立法院前，痛斥民進黨立委為貫徹總統蔡英文的意志，不惜違反程序通過砍假案，宣示下週二（10/25）將發動全台工會及勞工大遊行，捍衛19天國定假日及年休123天的權利。

10月5日，擔任衛環委員會召委的民進黨立委陳瑩無視審查程序，逕自停止討論和表決，一分鐘內就將《勞基法》修正案送出委員會，引發社會各界譁然，被譏為和國民黨前立委張慶忠半斤八兩的「一分瑩」。數日後，青年團體和打工族前往民進黨中央黨部抗議砍七天國定假「惡化青年勞動者處境」；學術界也發動連署，譴責民進黨團主導的衛環委員會「破壞民主審議的立法體制」，要求《勞基法》修正案退回委員會重審。

儘管民間抗議的聲浪愈來愈大，蔡英文政府的態度卻未有軟化，行政院近日更放話希望立院在11月8日完成《勞基法》修正案二、三讀，讓今年最後兩個國定假日——11月12日國父誕辰紀念日、12月25日行憲紀念日都取消放假，並從隔年（2017）開始全面撤消七天國定假日。

為反制蔡英文政府堅持砍七天假的親資立場，全台上百個工會及勞工團體今天組成「123大聯盟」，宣告將於下一個回到勞工手上的國定假日——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集體走上街頭，要求蔡英文落實《勞基法施行細則》明定的19天國定假日和政府承諾的週休二日，確保勞工年休123天。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陳柏謙指出，蔡政府上台後，行政、立法部門從未對砍假的修法內容舉行過任何一場公聽會和聽證會，而僅有幾場不具實質功能和意義的單向「說明會」和「立委個人公聽會」，然而政府卻一再謊稱和勞工在砍假上「有共識」，讓他們完全無法接受。陳柏謙也痛批，衛環委員會強行通過砍假案的行徑相當「粗暴」和「無恥」，呼籲勞工站出來捍衛自己的七天假，以免休假權益被綁架。

對於蔡政府聲稱推行《勞基法》修正案是為了落實週休二日，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鄭雅慧質疑，勞動部制定違反《勞基法》「七休一」規定的裁量基準，讓勞工可以連續上班十二天，「如何落實週休二日？」她也認為，政府力推的「一例一休」，其實也不是週休二日，而只是提高勞工在休息日出勤時的加班費，卻刻意忽視很多勞工都領不到加班費的事實；政府又說會增加「特休假」來彌補勞工被刪除的七天假，但目前立院根本沒有正式的配套版本。鄭雅慧諷刺道，蔡英文當選時說要「謙卑」，實際上卻對勞工充滿「詐騙」。

台南市產業總工會秘書長黃育德強調，政府一再宣稱砍七天假是一例一休的配套，又說砍假後會有特休假的配套，但這些政策其實都「不相干」；勞團支持政府推行真正的週休二日，也樂見政府增加勞工特休假，但絕對反對政府擅自拿勞工的任何一個權益當成替換另一個權益的條件。黃育德表示，法定的19天國定假日，加上一年的104天週休二日，就是123天的年休假，這是全國勞工堅持捍衛的集體勞動條件。

10月25日光復節，勞團預計將動員超過兩千名工會會員上街遊行，訴求砍假案退回衛環委員會、召開公聽會進行社會各界的實質討論，並要求確保年休假123天。勞團呼籲當天休假的勞工都能上街響應，一同反對砍七天假、改變長工時的勞動環境。

特拉維夫——同志友善之外

畫面盪晃，街道徐徐後退，《殘毒餘生》在粗顆粒的黑白影像中開場，車柄時而入鏡，旋復隱沒，騎乘單身手持鏡頭的即以色列導演妮里・阿羅尼本人，這部獨立製片獲得2015年耶路撒冷影展（32屆） 最佳紀錄片導演、最佳配樂，並在今年受邀為英國影視協會「廣角紀實」、台灣女性影展策展片。

影片拍攝於導演家鄉，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維夫，關注性／別議題者對這地方應不陌生，從每年中東世界最浩大的同志遊行新聞、基本書坊旅遊書《同遊特拉維夫》到非異性戀電影《愛，悄悄越界》以色戀人相遇酒吧、《泡泡公寓四人行》的單身公寓及文青咖啡廳都一次次把這個（地理上，更是文化上）遙遠之城帶到中文世界的我們眼前，不過，這並非城市全貌。特拉維夫可分為北、中、東南與海法（Jaffa）四大塊，同志聖地集中在最富庶且現代化的北方，以及城中密佈的宜人地中海灘、咖啡館、旅館與購物天堂。

而《殘毒餘生》拍攝場景座落東南的Neve Shaanan社區1。

特拉維夫——新移民、毒販與流鶯

當蘇聯於1991年瓦解後，從俄羅斯、庫爾多瓦、烏克蘭等前蘇聯國家湧出大量難民，其中超過70％進入以色列，從1989到2003年間，自前蘇聯國移入的猶太與非猶太移民達95萬之多2，其中有61％聚集於南方地區（2013年統計）。大規模移民潮，在以色列歷史中頻繁可見，其建國與富強之路，便仰賴計畫性猶太人口移入，僅1949年一年，即有24萬人入境定居。然而開國後不久頒訂的《回歸法》、《國籍法》，則大力限縮非猶太人入境跟公民權取得，而不具公民身分，便也喪失合法工作、財產承繼、醫療照護等各式權益，本已身無長物的逃難者，在法制規劃下又更難脫離窮困命運，為謀溫飽，性工作與毒品交易等非法工作常常是命懸一夕之擇。

影片中，有名時為23歲的少女表示自己是貝都因（Bedouin），一群早期在敘利亞、阿拉伯一帶半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進入21世紀後慢慢定居於各民族國家，在以色列南方內蓋夫（Negev）便遍佈20萬多人口，然而，當中一半以上（據2016年統計約有16萬人）所居城鎮不被當局承認，土地與房屋隨時有被政府強徵之可能，少女說她16歲時逃家，不知是否便從內蓋夫奔來特拉維夫呢？

這些新移民、毒販與街頭性工作者（下即稱流鶯）流竄在城市最貧窮與頹瓦所在。影片中，流鶯提及曾在寒冷風雨中，跟十個蘇丹人擠在公園管子裡，這應該就是Levinsky Park，數百名尋求庇護者往返來去，在此夜渡，對新移民的社福資源跟攻擊都頻繁施於此，2015年8月間，極端正統猶太教徒在耶路撒冷同志遊行中刺傷多人，一名16歲少女不幸過世，數日後，30多人拿著「左翼賣國賊」、「滾去敘利亞」等標語到公園示威，他們認為棲居在此的非猶太移民促成對立激化，並導致刺殺事件發生。   

暫居天堂

妮里・阿羅尼片頭便在這些貧民窟巷弄馳騁著，從她身邊徐徐後退的並非酒吧、單身公寓與文青咖啡廳。單車移動軌跡最後停在一家地下室的路面接口，往裡走便通進「天堂之門」（The Door of Hope）。

2004年，戴夫（Dave Firquette）從美國佛羅里達遠道而來，在當地志工協助下，創建這向流鶯們開放的200平方公尺空間，好讓漂泊無定者能喘口氣，梳妝、沖洗、進食、睡眠、包紮傷口、讓心靈暫時得著安穩寄託，影片中，娜塔莉（Natalie）對著鏡頭抱怨「有人偷了陪我睡覺的大泰迪熊，Dave知道我不能沒熊熊抱，所以給了我兩隻小的，我愛他們」，話繼續說著，話語間明顯難過起來，「泰迪熊比男人好，比任何東西好，我可以抱他一起睡覺，哭泣時候，悲傷之時……」。

以天堂之門為中心，導演保存人們在此空間互動身影，並透過訪談，紀錄來返此地的流鶯們各自生命敘事，這構成這部電影主結構線，另條支線則是妮里・阿羅尼的個人追尋，她在英國廣角紀實對談會上表示拍攝此片，是想嘗試理解親生母親，「她在假日或情緒不好時打來……有需要時打來，但我沒聯繫她的任何方式，這讓我很難理解其往事」，兩人互動過程，也被導演紀錄到紀錄片裡，並巧妙跟其他流鶯們的故事纏結交織，這暗示了她母親及自己，是如何與街頭工作者們分享著相似生命經歷，這一切在原文片名中被更清楚點明：《娼妓之女》（ Daughter of a Whore）。

流鶯們長期漂泊下，身心俱疲，渴望安定，有人吃蛋糕一半睡著，整顆頭埋進蛋糕裡，有人寄託小熊、有人期望愛情、有人沉浸於回憶與無盡懊悔。但什麼促使他們居無定所呢？

居無定所——法律

「家」對你來說是什麼？導演問著。
很難說家是什麼，因我以街頭為家。….我24歲，14歲流浪
你最想念什麼？
家人，這是我第二個家，現在開始是第一個家

娜塔莉在片中跟導演如此一問一答，這個沒熊熊就難入睡的女孩說自己無處可去，她對「家」的想像便是「每天來此吃飯，睡覺，洗一下」，並表示約50個女孩有相同狀況；另據志工Tamar Dressler觀察，每天往返有30名流鶯，從2004至2009年間，共服務250至300人左右。

要說這地方宛如天堂，倒也浮誇，為利監控管理，嚴禁性愛與用藥，各角落置放多面鏡子，廁浴亦不置鎖；且因經費有限，只在白天（流鶯們多執職於夜）開放。儘管如此，它提供了短暫安定，「人們可在真的床上就寢，不必懼怕被強暴、盜竊或者謀殺」，這對連生存都艱困者來說，彌足珍貴，一民間組織者在2015年表示「過去七年間有30人逝去，每三個月便聞噩耗傳來」。去年8月，Jessica自縊身亡，工作、休息乃至死去都在與朋友們共同承租的煙花樓中，孩童時從前蘇聯國入境，茁為少女便開始從娼，朋友兼同行說她一天工作12小時，一禮拜六天，但即便這麽高密度勞動，也無法解決財政困境，當長期支援她的姊妹因故不再供應如昔，一段時日後，便毅然離世。

Jessica在營生困阨中死去，兩個月後，法院下令為利犯罪偵查，該煙花樓需暫停營業90天。在以色列，性工作早於1948年除罪，但新移民性工作者仍可能在日漸嚴苛的人口販運與非法移民驅逐等法規下被迫離境，除此，媒介與容留性交易均屬犯罪，特拉維夫地方法官Hermelin認為這種規定「將迫使性工作者謀生街頭，處境更劣」，因此今年5月，透過法律詮釋，判定在「自有自營」、「共有共營」、「自有邀營」三種情況下，並不觸法，Hermelin認為這樣性工作者們便「無需離開房間，移到讓人畏懼的街頭」3。

居無定所——地價

戴夫會下禁性令，或許也怕觸法勒歇吧。天堂之門逃過法律箝制，但躲不了地租繳催。2009年底，市府威脅如不償清9萬新錫克爾 （約77.4萬台幣）4，將在12月1日凍結經營者銀行帳戶，雖然早於前一年，市府便通融每月只需償還3萬新錫克爾，還特予六折折扣，但在天堂之門一切均需自籌花費的情況下，Dave仍舊無力付還，諷刺地是，與限期凍戶同時，市府為興建性工作庇護所而投入700萬新錫克爾預算，闢劃藍圖中的床位數還少於天堂之門 （12比14）。

天堂之門最後被債務壓垮，然而不只戴夫繳不出房租。

有研究者便觀察到，城市南方的流鶯們並非自始即漂泊街頭，先是，1975至1983年間，性工作者成了腐敗跟沉淪象徵，在現代化的市政規劃中被逐步排除，1978年時市長Shlomo Lahat便曾公開說過︰「有品質的生活包括不再忍受暴力、犯罪、塵霾與娼妓」，被驅離者只好往南方地中海岸一帶繼續討生活。

1995年，新移民帶來的人口壓力，驅使市府鼓勵性工作者承租公寓等私有空間，10年後，許多貧窮社區被捲入都更浪潮，地租日昂，尤以Neve Shaanan附近的Gan Hahashmal park為軸，將許多土地承租給年輕設計師、咖啡館等經營業者，這帶動周遭地價上漲，譬如10年間Neve Shaanan公寓的平均租金，便從每平方公尺27,000 （約7,100美元） 上漲到30,000謝克爾 （約7,900美元）。

即是，經1970年後一系列市政安排，性工作者們越難尋覓可遮風避雨的方寸之所，只得浪蕩街頭。然而以個人敘事編織而成的《殘毒餘生》，不易讓觀影者理解這些結構性歷史淵流，及其對個別流鶯造就之影響，如此，可能讓人們誤將法律箝制、國族本位、公民權限縮、市政仕紳化等造就的生存困境，單純歸結為「性工作就是不好」這一簡單答案。

邁向減害

天堂之門永遠關上大門後，來過的許多流鶯陸續亡故，貝都因女孩被謀殺，另名少女死於用藥，她使用了什麼藥物？純粹是藥性作用？抑或？……紀錄片未進一步追蹤這些問題，或許，死因將永遠成謎，但透過妮里・阿羅尼的鏡頭捕抓，仍能試著探問哪些情況最危險？哪些傷害能避免？

特拉維夫衛生部門在清潔針具計畫上，或有不錯成績，研究者便推測當地性工作者的HIV低盛行率 （1.6℅） 肇因於保險套被普遍使用及廣泛的清潔針具5，但施用海洛因一類的靜脈注射藥物，針頭並非唯一所需器具，譬如貝都因女孩會使用沾滿塵埃且破洞的瓶蓋盛裝海洛因，但這可能導致結晶體大量栓篩於肺動脈，促使肉芽組織增生、肺實質慢性纖維化，最壞情況下會呼吸衰竭身亡6；抑或傷口感染，進一步引發皮下膿瘍、蜂窩組織炎、壞死性筋膜炎，在某些特殊案例中，壞死性筋膜炎患部如未清潔，甚至會長蟲蛆，影片末段，Janet因天堂之門白天關閉，只好斜倚牆面，屈伸坐在有老鼠屍體與蒼蠅徘旋的街廊上，她提到稍早被送上救護車的經過，「我身上有蛆，他們爬遍全身，我的腿…他們說『你有壞血，所以長蛆，我們不能治療你』」。

混藥跟不潔器具都會帶來用藥傷害。有名流鶯進入美沙酮療程（一種海洛因替代療法）後，因緊張與害怕，開始混用甲基安非他命、海洛因、酒精、甚至美沙酮來堅強自己，但混藥（包括酒精）常比單一藥物追加劑量更危險致命，一份台灣法醫研究顯示，191起海洛因死亡案例中，混用酒精佔31.7％，且因酒精會降低身體對海洛因的耐受性，並與「海洛因之代謝物嗎啡同屬中樞神經抑制劑」，兩者併用，在較低嗎啡濃度下便可能死亡7。

有些傷害雖不至於死，但可能徹底打擊精神與自信。譬如唾液有著清除牙菌斑、為牙齒補充鈣及琺瑯質等多重作用，當施用甲基安及海洛因而讓唾液量減少時，但未暇補充水分與保持口腔潔淨，便有很大機率造成猛爆性複數齲齒——短時間內，多顆牙齒忽然爛光光8。有一幕，Janet舞動身軀，自信端詳鏡中自己，但提及往事，悲傷神情重返壟罩：

剛來以色列時，我像是一朵花，一朵花 !
那時從未嗑過藥
……
現在看著鏡中自己便感難堪
我失去牙齒

• 1.此地是特拉維夫交通樞紐，建有新舊中央客運站，社交中心則是新移民眾多的Levinsky Park。
• 2. Former Soviet Union Immigrants: The Impact on Israel, Israeli Politics,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 3. 即1. 在自己承租或擁有的空間中，自營為娼。2. 在共同承租的空間中，共營為娼。3. 在自己承租或擁有的空間中，自營為娼，並邀他人入夥。
• 4. 以色列貨幣，依今日匯率計算，一新錫克爾約等同0.2614美元，等同8.5新台幣。電影中提到的貨幣單位亦均為新錫克爾。
• 5.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among brothel-based sex workers in Tel-Aviv area, Israel: high prevalence of pharyngeal gonorrhoea
• 6.建立靜脈注射異物動物實驗詮釋藥物濫用致死案例之肺栓塞與藥物使用型態及病理毒理學分析研究
• 7.台灣桃園地區2008年至2013年濫用海洛因死亡案件分析
• 8.一份2015年研究顯示，在571名甲基安使用者中，96%蛀蝕，這當中有58%未曾就診。

上個禮拜（10/15）筆者以社會團體的身分受邀參與臺灣北部大專院校學生自治聯合協會主辦的「年金改革青年集思論壇」，會議雖然是由各主要政黨以及五個社會團體，闡述對年金改革的意見與方向，但因有執政黨以及總統府年金改革委員會的執行長林萬億參與，使我們對於除了今年6月成立，至今卻只有「各抒己見」而沒有「共識」的年金委員會各種紛雜的資訊之外，也有機會能窺探年金改革官方態度的神秘一角。

各黨報告 兩大黨無具體方向

論壇中各政黨的報告，除了兩大黨之外，都有提出具體的方向。國民黨代表在台上除了對執政黨的批判之外，沒有任何正面對年金改革的陳述；而民進黨以青年部副主任為代表，除了在報告中點出極度模糊的如「檢討黨職併公職」、要有「天花板（上限）與地板（下限）」、「 降職業差距」等方向之外，面對所有的提問，都只以「會蒐集各方意見，了解大家的想法，透過年金改革委員會凝聚共識」的方式虛答，似乎將執政黨操演成一個空的「平台」，而平台的作用只是用來蒐集意見達成共識似的。

但在論壇結束之前，年金改革委員會真正的操盤手林萬億政委的致詞，以及對民間團體輪番提問的回答，似乎才嗅到了執政黨預計推動年金改革的「實」。以各小黨及社會團體最關注的：「年金改革是否會透過稅改來增加財源？」的問題，林萬億的回答相當玄妙，他表示稅改並非年金改革委員會的責任，要做出建議當然可以，但其實人人也都可以對稅改做出建議。這樣的回答顯然難以令社會團體滿意，因為就理論上，若不先預設年金改革要朝向的是稅收制或保險制，或多少程度的「混合制」，這改革的方向，似乎是不可能清楚的。

林萬億：降低差異 有利整併

但在回應某些更具體的問題時，林萬億的回答又相對清晰。例如對於不同職業年金退休年齡的「拉高」到一致，以及將軍公教的所得替代率「拉低」使之與勞保年金差距降低。以林萬億的說法是要盡可能的降低不同年金之間的差異，使未來不同年金的整併來得更加容易。且林萬億也表示，無論如何，第一階段年金改革委員會（未來會有年金國是會議）的目標，是要讓各職業年金能夠盡量達到收支平衡不「破產」，其他的可能目前還不能考量。

這些方向乍聽之下相當合理，但就林萬億透露可能的「實」作層面而言，就是要將軍公教「大砍」至盡量接近勞保，以及將勞保一定程度的「提高請領與退休年齡」、「降低給付」與「提高保費」。但這些方向，到底是如何在還沒有「預設的」財源估計，也就是究竟是「保險制」或「稅收制」，或更具體的說，是要走「確定提撥制」或「確定給付制」之前，就能夠估計出來嗎？我們要如何在還不知財源的情況下，就做出「延後多少退休年齡」、「降低所得替代率到多少」以及「提高費率到多少」的具體決定？甚而，林萬億針對我提出的「如何保障貧困老人的最低生活？」問題，竟然只回答「我們有國民年金」，卻假裝不知道國民年金的不合理設計(沒有收入時需繳納)，讓繳費率甚至未達50%，甚至在繳費30到40年之後，只能請領7,000至9,000不等的月退，根本不足以支撐老年生活的事實。

執政黨的真實：不分職業全面大砍？

抑或是，執政黨的「真實」中，「年金改革」的唯一確定的方向，就是不分職業的全面「大砍」，全面性的延後請領與退休、降低給付與提高費率。而當然，在沒有稅收或其他財源的補充前提之下，只能將維繫未來高齡化社會最重要的退休年金盡量「砍到底」，才能盡可能的降低在快速老化、且預期會持續下去的超低生育率的台灣人口結構下，維持現有年金制度不在「商業保險邏輯」之下「破產」。而這，恐怕是目前透露出來的，令人不安的執政黨年金的「實」的方向。

最後，我想許多政黨、團體都會想問的是，執政黨對年金改革是否有個既定的方向？就林萬億的發言看來，恐怕是存在這樣的既定方向的。那麼，年金改革委員會的任務，究竟只是提供資訊蒐集、建議，或是達成共識？執政黨作為「平台」的宣稱若是真，委員會有共識，自然會付諸實行，但若執政黨早已有了自己的「實」，最好清楚明白地說出來，別再用「虛」的平台來遮掩或護航既定的方向。

以年金改革委員會的現況，要得出共識，恐怕並不容易，與其讓年金改革委員會淪為各抒己見的口水戰，不如提出執政黨自己的建議版本，讓年金改革提早進入實質的政策辯論。以林萬億執行長的話來說：建議是人人可提的，年金改革委員會也僅能做出建議。那麼，讓全民早點知道民進黨的「建議」是甚麼，也更能讓台灣社會有充分的討論與辯論。否則，就民進黨在砍「七天假」的表現上，誰知道年金改革的數十年大計，會不會又在彈指之間被決定了呢？

註：林萬億相關的發言錄影檔於北學聯官方粉絲頁上可觀賞，本人引用之政黨與林萬億之說法，文責由本人自負。（影片網址）

立法院院會今天（10/21）上午三讀通過《就業服務法》第52條修正案，廢除外籍移工在台工作每三年必須出國一日的強制規定。

現行《就服法》第52條第二項規定：

從事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10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應出國一日後始得再入國工作，且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12年。

由於移工每出入境往返一趟，就必須被仲介抽取一次8到15萬元不等的高額仲介費，現行法每三年出國一日的規定對移工造成龐大負擔，被移工團體稱為「剝皮」，多數移工甚至無力負擔而必須申請信用貸款，全台60萬移工於是產生了龐大的仲介利益結構，也使此次修法動見觀瞻。

為何《就服法》規定移工「三年出國一日」？原先是為了避免移工因長期居留時間滿五年符合申請歸化標準，然而2007年的《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法，已經排除藍領移工的適用：

現行《移民法》第25條：

以就學或經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許可在我國從事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之原因許可居留者及以 其為依親對象許可居留者，在我國居留（住）之期間，不予計入...。

換句話說，繼續要求移工「三年出國一日」並無道理。

今天上午移工團體與仲介團體各自動員到立院場外向立院施壓，修正案通過消息傳出後，移工們紛紛相擁歡慶，仲介業者們則高分貝抨擊勞動部，要求郭芳煜下台。在等待立院結果過程中，仲介業者嚴詞抨擊，並將批判矛頭指向移工團體「通謀外勞立委賣台」，同時高喊「外勞有人權，台灣沒人權」等，不清楚與《就服法》第52條修正有何關連的口號。過程中，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陳素香上午持手機在仲介團體行動的周邊拍攝，了解仲介說法，卻遭指認、包圍，怒嗆「無恥人權團體」，後在警力介入隔開下沒有造成進一步衝突。

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追思慰靈大會今天（10/22）下午在台北馬場町紀念公園舉行，今年（2016）秋祭主調定為「和平協議與歷史正義」，除了向五〇年代因反對內戰、追求社會主義而遭國民黨政權槍決的革命前輩默哀致敬，也試圖對政黨再度輪替後的兩岸政局發展提出建言，呼籲總統蔡英文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終結內戰狀態、促進兩岸和平發展。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自1993年以來每年舉辦秋祭，今年邁入第24年，下午在馬場町土丘旁，超過600名包含過去白色恐怖年代的政治受難者及遺族、家屬，頂著烈日與暴雨共同參與追思。先是全體起立為過去的犧牲烈士默哀一分鐘，並且向紀念碑獻上鮮花。受難者家屬吳懿純代表宣讀《祭文》指出，台灣自七〇年代的黨外民主化運動雖然成功瓦解國民黨戒嚴體制，卻遺留下戒嚴時期的「親美反共」遺毒，成為兩岸走向和解與和平的主要障礙，隨著政黨再度輪替，甚至又走回了兩岸互相敵視對抗的老路。

推動轉型正義應促兩岸和解

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總會長蔡裕榮表示，蔡英文在國慶談話中宣稱要推動轉型正義，但蔡英文的轉型正義卻只指認當年的執政者為加害者，這是對歷史的曲解，因為無論是兩岸對抗或島內的獨裁壓迫，都是源自於國家內戰與分裂，這才是兩岸緊張與台灣內部政治對立的根源。蔡裕榮表示，國共內戰是兩岸過去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但目前兩岸已經邁入和平發展的階段，做為台灣的領導人，蔡英文有責任導正過去兩岸之間的對抗性，以「終結內戰與結束兩岸對抗」做為轉型正義的具體內容，並簽署兩岸和平協議。

勞動黨主席吳榮元也表示，轉型正義的出發點是要還原歷史真相，而國民黨過去在台灣所實施的戒嚴體制造成白色恐怖——刑殺、關押上萬人——其背景就是國共內戰，「這是台灣的歷史真相」。吳榮元強調，蔡英文如果真心想推動轉型正義，就必須終結內戰與兩岸對立的狀況，促成兩岸和平發展，才可能達成真正的兩岸和解與社會和解。

盼台灣人民正確認識白色恐怖

今年9月，管理馬場町紀念公園的北市府水利工程處未詢問受難者團體意見，就擅自在馬場町土丘旁設置廁所，甚至將紀念公園劃設為烤肉區，引起受難者團體抗議。雖然後來水利工程處撤除了廁所，但蔡裕榮認為，此事已凸顯台灣政府官員缺乏歷史意識，絲毫不尊重為台灣人民犧牲的左翼前輩。

秋祭遺族代表葉光毅也指出，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帶來了台灣社會思想的荒廢，現在台灣很多人一味強調「個人的歷史經驗」，將歷史多元化、相對化，卻未能以歷史事實為根據，因而無法正確地理解當時對建設新中國懷抱理想的青年。葉光毅的父親葉盛吉是知名台大醫師，1923年生於台南，在二二八事件後轉而認同共產黨，並加入中共地下黨，在1950年被捕入獄，同年11月被槍決於馬場町。

正在製作白色恐怖口述史紀錄片的青年代表施佑倫表示，在他訪問「中共中央社會部案」的四位前輩時，發現在五〇年代的語境裡，「外省人」、「本省人」只是地理位置的關係，但今日「外省人」、「本省人」卻被詮釋成敵對的關係，讓他對當前主流的歷史詮釋感到懷疑，而希望透過記錄這些老前輩的生命故事，讓大眾能夠重新認識白色恐怖歷史。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屆臨 吳榮元：應超越國共格局

從今年（2016）起，俗稱國共論壇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更名為「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即將於下（11）月初在北京舉行。作為兩岸互動的重要平台，隨著改名，吳榮元建議，應該超越過去僅以國、共為主的形式與格局，擴大參與範圍。吳榮元分析，過去許多兩岸經貿互動的「紅利」，只被大型團體，或者國民黨長期經營組織的單位「搶得先機」，例如兩岸農產品經銷，需要高昂低溫冷藏與運銷設施，往往只有大型農會可以經手，小型合作社則分不到好處。未來，兩岸的和平紅利，應該擴大團結面，進一步分享給中小企業，發展更多元形式的兩岸互動。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日前在民進黨團的主導下，將「砍七天假」的《勞基法》修正案強行送出委員會，預計11月初進行二、三讀。今日（10/23）上午，近60個青年工會與學生團體以及近百位青年來到立法院前，喊出「青年要勞權，拒砍七天假」，痛批民進黨出賣勞工權益、已成為「資進黨」。隨後遊行經行政院抵達民進黨部，演出「爆肝」行動劇，並將「資進黨」的匾額與陳抗標語黏貼於民進黨部外牆。

反教育商品化聯盟成員林子傑表示，由於國定假日上班可領雙倍薪資，砍了七天國定假日便讓青年打工族一年可能少領7,000多元，直言就是「砍了我們一個月的生活開銷」，這個影響在當前青年面對高學費、學貸難償還的狀況下，如雪上加霜。台大工會成員曾稚驊則指出，服務業是全國薪資條件最低劣的產業，而青年打工以服務業居多，再加上砍七天假，便是「惡劣的條件都落在青年這一邊」，此外，他提到對於民進黨政府提出一例一休或調整特休作為補償，然而「這些都是在職場內很容易被妥協掉的」，甚至在個別勞工爭取權益的過程中，容易造成職場內部的分化。政治大學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成員洪詩婷則以自身經驗說明打工族的處境，提到自己處在苛扣加班費、無勞保、長工時的勞動條件中「從未被合理對待」，認為砍七天假不但削減了打工族原有的雙倍薪資，更讓全職工作者少了七天休時，如同「加速過勞死」，「不能接受政府為資方剝削勞工的作為」。

台大大學新聞社成員趙振辰指出，透過校園聯署、舉牌拍照等活動的宣傳，今日有許多非異議性社團、非社運熟面孔的學生上街參與遊行。台藝大學生會會長鄭閔尹便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參加抗議，砍七天假的議題在藝術領域未廣泛引起討論，許多藝術工作者「爆肝」勞動的同時卻不清楚自身勞動權益為何、遑論砍七天假帶來的影響，「政府應該思考如何透過教育加強全民的勞動意識」。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師大分部副召集人陳炳權認為，民進黨政府以「與公務員休假一致」為由硬砍七天假，對於未來可能擔任教師的師大學生來說非常諷刺，質疑若要一致「為何不增加公務員的休假」？對於「公務員特休多、勞工國定假日多」的說法，陳炳權指出，「如果公務員的特休多於勞工，我們就應該檢討為何勞工的特休假這麼少、這麼嚴格」。北大翻牆社成員林昱中則警告，民進黨之所以能執政「是因為大家希望國民黨倒」，而民進黨若執意砍假、與青年作對，「我們也能讓民進黨倒」。

今日遊行隊伍架起了十具「魁儡布偶」，分別掛著十位民進黨籍衛環委員的相片與名字，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蘇子軒表示，在蔡英文執政協調下「立委明明應聽取民意，卻成了黨意魁儡、橡皮圖章」，隨即一一唱名、高喊「黨意魁儡」。蘇子軒特別指出，立委林靜儀曾提出新移民與原住民假日加入國定假日的方案，實際上「是一個虛偽的訴求」，若林靜儀如果真的想要推動多元文化，應該先確保「國定假日一天都不能少」，而立委林淑芬「儘管選擇不出席委員會，卻還是不能抵擋黨意」。

遊行隊伍途中在行政院短暫停留，趙振辰痛批，在蔡英文與行政院長林全的「執政協調會議」後，砍假的修正案便在立法院順利闖關，足見民進黨執政下的「硬幹」作風。人群抵達民進黨部後，由於華山大樓恰好正進行外牆清洗作業，警察與大樓清洗人員多次強調「清潔劑是強酸，再接近會受傷」，此外民進黨並無人出面回應。

工鬥青年產業後備軍鄭仲皓強調，砍假案後「青年絕對會和民進黨劃清界線」，再也不會信任民進黨「站在青年這一邊」的虛偽說詞。在民進黨黨部外，戴著蔡英文面具的抗議者點燃引信，濃煙與爆破聲由「肝」中竄出，鄭仲皓表示，這顯示的是青年看不見未來，只看見自己的勞動條件與肝「被資本家硬生生操爆」；最後，抗議群眾將寫有「青年爭勞權，圍攻資進黨」的標語以及「資進黨」匾額貼在民進黨部外牆後離開。

昨天（10/22）在馬場町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追思慰靈大會上，代表白色恐怖受難者遺族發言的成大都計系葉光毅教授1致詞令我印象深刻。葉光毅提到，台灣社會在極致的個人主義下，經常會強調「個人的歷史經驗」，不去追訴歷史事實，把一切歷史敘事都相對化。造成的結果則是，許多原來可以仔細區分是非、辨認對錯的事情，最後都只能落入「沒有誰是對的」或者「大家都有錯」這類虛無的陳詞濫調。

葉光毅說的是歷史被多元化、相對化乃至於碎片化。若改用比較流行的說法，則是「記憶的自由」，這類主張如今被普遍用以粉飾對殖民時期的緬懷，例如那些對於日本殖民帶有美好思念的歌頌之詞、紀念高砂義勇隊、參拜靖國神社之舉，有論者說，這是「記憶的自由」，清理殖民體制的遺留，則是侵害了這些人的「記憶的自由」，而台灣就是這樣一個「多元」的社會。

擺在眼前的事實卻是，這類「多元」論述總有著顯而易見的偏狹，論及日本殖民，都把「記憶的自由」說得無比高尚偉大，要拆「大中至正」時又說是大是大非與轉型正義，國家轉型應為所當為。

然而，單單指出過去「記憶的自由」論述的虛假性、矇騙性，與側翼性，仍是遠遠不足夠的。撇開它經常被用以掩護親美親日意識形態不說，我們是否真的徹底反對這種虛妄的「記憶的自由」主張呢？——今日在內戰框架中討論台灣，難道不也存在另一種版本的「記憶的自由」嗎？一側是殺朱拔毛的、反攻大陸的、歌頌蔣委員長的「記憶」；另一側則是白色恐怖受難的、地下黨的、紅色祖國召喚下左翼理想的「記憶」。

試問，我們是否應該為了今日要追求兩岸和解與歷史正義，而接受後面這一版本的「記憶的自由」呢？難道，眼下為了促成今日兩岸之和解，就必須要對於過去內戰緣由採取某種不爭論，甚至和稀泥的態度嗎？

國共內戰的發生，是彼時左右翼兩個世界與世界觀的存亡之戰，恰是打贏了內戰的共產黨，建設了新中國，作為「紅色中國」的代表，才成功召喚無數理想青年的認同，在台灣投入革命工作，後又遭到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絞殺，成為後來的白色恐怖。

將兩岸歷史放回全球冷戰與國共內戰的歷史過程中，國共之內戰是階級鬥爭的必然，但從內戰衍生為兩岸分斷則是冷戰的產物，是美國介入的結果。

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團體屢屢提出兩岸和平、和解，自然是當前追尋歷史正義的必要步驟，然而，兩岸和解如果不是在左翼與新中國的歷史敘事中，訴求國民黨真正對於歷史錯誤展開道歉與清算，這樣的和解，即便仍有著克服冷戰結束兩岸敵對的歷史貢獻，卻仍然跳過了對內戰經驗的清理。

簡而言之，真正的轉型正義，應該是同時終結冷戰與內戰。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戮力重建一個歷史敘述，透過它來安置與擺放過去我們所理解的各種歷史經驗，並開始嘗試區分是非、辨認對錯，學習在這個複雜的世界當中，對於不同歷史經驗與情感，進行並不簡單的判斷與評價。

• 1.葉光毅的父親是葉盛吉，知名台大醫生，出生於日據時代，中學畢業後赴日求學並學成歸台，隨後投入共產黨在台地下組織，隸屬於學生工作委員會醫學院支部，1950年5月，葉盛吉被國民黨當局逮補，依照《懲治叛亂條例》判處無期徒刑，後改判死刑，遭槍決於馬場町刑場，得年27歲。

行政院院會上週通過教育部提出的「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方案」，計畫從明年（2017）起四年內，增設公共化幼兒園一千班，收托三萬名幼兒。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今天（10/24）偕同三位幼教老師召開記者會，一方面肯定政府「幼教公共化」的施政方向，一方面也指出包含政府目前投入的幼教預算仍偏低、未普設公立幼兒園等問題，建議教育部依學區增設公立幼兒園，改善家長在托育支出上的負擔。

目前台灣的幼兒教育中，有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私立幼兒園三種型態，根據去年統計資料，全台有公立幼兒園2,007所、非營利幼兒園25所、私立幼兒園4,265所。三者的主要差別在於設立者和收費。公立幼兒園的設立者是政府，非營利幼兒園的設立者是公益法人團體，私立幼兒園則由私人經營；在收費方面，公立幼兒園平均每月3,000至4,000元，非營利幼兒園約5,600至8,500元，私立幼兒園則最為高昂，每月要5,000至20,000元，這還不包括註冊費和其他費用。

設非營利幼兒園被批節省教育經費

教育部定義的「公共化幼兒園」包含公立幼兒園和非營利幼兒園兩種，而現在教育部推行的「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方案」，是以非營利幼兒園為主、公立幼兒園為輔。對於教育部的作法，全教總表示疑慮且不解。全教總理事長張旭政指出，教育部在2011年時就計畫五年內增設100所非營利幼兒園，但至今只增加了50所，之所以增設速度這麼緩慢，就是因為存在公益法人團體不足、用地釋出不易這兩大問題。然而，現今教育部的方案仍以非營利幼兒園為主，令他質疑「未來四年增加一千班」只是空談。

全教總幼教委員會副主委顏嘉辰認為，政府以增設非營利幼兒園為主，而非對家長更有利的公立幼兒園，主要原因就是為了「省錢」；非營利幼兒園的經營模式是「自負盈虧」或「公私合營」，但公立幼兒園的話，政府則要負擔所有支出，只和家長收代辦費。他批評，政府這種避免投資更多教育經費的做法，很容易讓幼教公共化淪為口號。

顏嘉辰也指出，根據2012年新加坡按OECD的指標進行的學前教育調查，台灣在45國中排名第30名，顯示還有很大進步空間。在可負擔性排名方面，台灣排第22名，反映學費仍對家長造成一定負擔，以及政府對教育經費投入不足。在可獲得性方面，台灣更排名39名，則顯示家長要就近找到適合的幼兒園就讀十分困難，因此他主張政府應依學區普設公立幼兒園。

幼教老師：公立幼兒園教學品質較好

公立幼兒園除了學費能減輕家長負擔，在教學品質方面也得到幼教老師的背書。幼教老師楊麓潔表示，公立幼兒園有較為專業的設備和較穩定的師資，可以完成長遠性的教學；另一名老師張馨仁則說，公立幼兒園的課程已擺脫過去傳統死板的教學模式，「讓孩子走出教室」，過去11年有八成獲得教學卓越獎的學校都是公立幼兒園，證明了公幼轉型和創新的成果。

在屏東偏鄉任教的幼教老師曾莉婷表示，在偏鄉的深山環境中，三、四個部落只有一間幼兒園，而公立幼兒園能夠體現私立所沒有的服務，例如開放課後留園到晚上六點，代替工作晚歸的父母照顧孩子，而孩子的第一份早餐也常常由學校提供，可以說有完整的照顧品質。

張旭政強調，培養國家人才必須從小開始，因此幼教公共化的政策非常重要，而無論是從家長需求還是教學品質來看，公立幼兒園都是首選，他呼籲政府的方案應以普設公立幼兒園為主、非營利幼兒園為輔，這才是減輕家長負擔、提升教學品質的根本之道。

在中國大陸的工人曾經有過自己是社會主人翁的意識，勞動（工作）是由組織安排分配，目的是為了「人民」服務（雖然是由國家定位的）。後來勞動（工作）要由自己去找頭路，聽命於頭家的使喚，目的是為了「人民幣＝資本」服務。後來的思潮邏輯被大多數的人們服膺地理所當然，現在雖已動搖到五體不滿足，但壓倒性的主旋律也不是說排斥就逃得掉的。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打工者」的境遇生成有其歷史脈絡，然而其本質（生產關係）的普遍性與台灣和世界實則相差無幾。即使在台灣，「打工」的意涵不再只是過去青年學子的兼差Part Time用語，已經成了愈來愈多成年人甚至中老年人的生存狀態。

曾經土到掉渣或憤怒吶喊的「打工青年藝術團」後來自命為「新工人藝術團」。他們的音樂一直來自生活、來自人民，走向超越於生活、回到人民並持續靈魂深處世界觀的鬥爭。可以用他們的標語「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未來」來作為認識的路徑。

本專題將陸續以幾篇文章現身說法介紹「新工人藝術團」的根基和發展觀念。其中包含來自恆春、曾在皮村的同心小學（打工者子弟學校）教學的關晨引的紀錄心得；來自台北、現在北京大學讀博的黃隆秀的近距離評介；來自北京、曾在工友之家實習過、跑來新竹交大當陸生的郭佳的專論；和來自嘉義、一直在找一條返鄉近途的許孟祥的自我更新報告。無論如何，這些文章都只是引線，期待各位到時到場用自己的慧聽和語言來張開兩岸人民交流的新場域。

打工、打工、最光榮！
高樓大廈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建
髒苦累活兒是我們來幹，堂堂正正做人——憑力氣來吃飯！
我們是新時代的勞動者，我們是新天地的開拓者
手挽起手來肩並著肩，頂天立地做人——勇往直前！

隨著中國經濟起飛，整體社會邁入小康社會，短時間內完成高度現代化發展，景觀空間在時間壓縮下急速建立起來，造成過去／現在之間對內部歷史認知的斷裂。斷裂作為逝者如斯的標誌，藉否定揚棄過去注目於運動帶來的新生，著眼斷裂之處，時間內在的連續性卻又像是隱形的魔術，不易察覺。一方面，新工人藝術團的橫空出世，有著當下時空背景與其訴求，對我而言，在接觸新工人藝術團音樂的同時，又會去想，他們與過去發展至今的歷史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希望透過前半部分的粗略的歷史梳理，能讓台灣的朋友們進入歷史與現實的語境。

2003年震驚公眾的孫志剛事件——當時來到城市的打工者需要到當地派出所申請暫住證，在員警的臨檢下，在南方打工、沒有暫住證的孫志剛被送往收容遣送中轉站，爾後在站內被收容人員毆打致重傷，幾天後死於收容站。引起社會大眾對打工者所處之普遍惡劣的生存條件的關注。新世紀初，大批打工者離土離鄉，來到城市，創造了中國崛起的奇蹟。然而，什麼又農民工？什麼是下崗工人？他們為何來到城市？農村發生了什麼變化？城市又發生什麼變化？

2002年，中國經濟高度成長，但勞動關係剝削嚴重的情景下，出現了「工友之家」的組織，前者的成員同時組織了「打工青年藝術團」，主要構成的團員也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起先是叫作打工青年藝術團，後來易名為新工人藝術團。

自1983年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來挽救農村農業生產力低落的狀況，以鄉鎮企業的開辦解決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問題，於是靠低微農產品價格維持收入的農民，多出來打工，後來引發中國農村人口流失、農地荒廢的三農問題。1986年社會主義轉軌進程中所進行的經濟改革之下，國務院頒布改革國企勞動制度的暫行規定，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可參考電影《鐵西區》，記錄東北老工業區衰落的過程）。下崗的國有企業工人為求生謀活，在2001年中國申奧成功、隔年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的背景下，在一線城市中心現代化空間建設對勞動力的需求下，下崗工人以及農民大量湧入工廠職缺以及待開發的一線城市，再次牽動中國境內的人口流動。另一方面，中國國家發展需要先進國家的技術轉移，壓低勞動力市場，降低關稅壁壘，吸引國外企業入駐設廠，加速南方沿海城市的開發。中國完成了國家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憑著產業工人在流水線上勞動不歇的雙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向全球輸出各種製造產品。

從農民工到新工人的命名

經歷1989之後，外國企業施行對中國的經濟封鎖，1990年的《對大陸地區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與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對港澳台商的讓利政策來緩解經濟真空的問題，此後，通過加速對世界的開放在經濟特區設廠。在改革開放以前，五〇年代成形的城鄉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嚴格限制農村人口流向城市，當時此一制度是為支持國家施行的社會主義制度，穩固各產業的人口生產與「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再分配劃分，原先更有共產黨藉土地改革武裝農民使農村包圍城市的設想。這一制度隨著改革開放，已不適用大量人口的流動遷移，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倒成為雙重標準的歧視性制度，造成國家內部出現次等公民的身分。居留於城市，卻不能享有同等城市戶口所具備的基本生存條件的社會待遇與權利，無法被納入到城市戶口制度；對處於居無定所的流動狀態、脫離農業生產的打工者，離開農村在城市打工，卻仍擁有農村戶口的身分，這意味著與農村土地保持著一定的關係——因著這兩方面的原因，將打工者群體命名為農民工。

面對如此的勞動處境，新工人藝術團的團長孫恆談到從農民工、打工者到新工人的命名：

我們提倡使用「新工人」，我們的戶籍身份雖然是農村戶口，可是我們已經不再從事農業生產了，已經進城打工了，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獲取勞務報酬，已經是工人了。為什麼是「新工人」?還有一個原因是為了區別於之前國有企業的「老工人」，其實都是工人，無所謂「新」、「老」，但是兩者還是有些區別。國有企業的工人有一整套社會保障機制，可是「新工人」是農民身份轉換而成的工人群體，現在連基本的社會保障還都沒建立起來，整個工人群體正在形成過程中，工人是這個群體未來發展的方向，所以稱之為「新工人」群體。

新工人的出現，乃對比於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制度時期的國有企業老工人。從1995年中國政府頒布《勞動法》到2008年頒布《勞動合同法》，今日的工人，屬於中國特色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勞動合同制下的僱傭勞動工人與派遣勞動工人，作為市場經濟轉型的過渡，出現離鄉離土的農民工。與時推移，產生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流轉與田地荒廢的問題，距離第一代農民工到城市已30年，今日的農民工逐漸落居於城市邊緣違章建築的城鄉結合部、城中村的聚落。跟隨第一代農民工在城市邊緣長大的「80後」、「90後」的流動兒童成為城市新生代的工人，也有當年留在家鄉的留守兒童，因農村凋敝、教育資源分配不平均造成的匱乏，踏父母腳印來到城市打工成為今日二、三類產業的勞動主力軍。不同於被命名為農民工的父母，新生代工人是受到流行消費文化的影響一代，作為城市現代化過程中被壓抑的他者，並非主流文化以中產階級為核心的消費主體。生於流動年代，青春年少即進入工廠的他們，缺少五〇、六〇年代出生的父母輩擁有農業勞動的經驗，在土地使用權的流轉之下，失去鄉土，回不了農村，來到城市，又好不容易寄居於狹擠的邊緣空間，找尋落腳的一席之地。不同時代打工者面對著不同的情境，新工人藝術團則在今日以「新工人」自我命名，以文藝介入現實。從2012年開始，北京工友之家開始舉辦以打工者為受眾與主體的打工春晚，並在皮村建立了工人博物館、在全國各地做工人文化的串聯。這，是在去政治化的流動年代，試圖賦予工人階級對自身的身分認同，也是提出未來再政治化的可能，建構新工人主體文化的可能。

新工人藝術團的美學養分

除了上述談到，新工人藝術團的歌曲以及工友之家的實踐，座落於當下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並且以前者的身分積極地藉由音樂的文化政治介入現實對話。新世紀的政治經濟結構劇烈變化，中國向世界敞開大門，雜多的表現元素揉雜於新工人藝術團的音樂，形成當下特定的表現型態。在此之前，是社會從歌頌集體勞動的文藝轉變到集體的個人抒情，新工人藝術團繼承新時期（1978-2003）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的背景，在文藝跟進發展現代化方向下，從港台流行音樂元素引入中國流行音樂文化，到跨國音樂公司駐入中國，到搖滾樂類型出現——崔健作為典型的反叛一代，再從魔岩三傑到北京新聲的影響。然而，新工人藝術團的出現卻又不屬於流行音樂工業生產的神曲《小蘋果》，也不完全屬於自九〇年代以來，從強調個人自由發展出的獨立搖滾，他們要談的議題又與中國新民謠有明顯意義上的區別。以民謠作為主要歌唱形式與定位，新工人藝術團的歌唱美學形式受到的影響，其背後除了新時期以來的音樂發展脈絡之外，新工人藝術團的音樂展現的特定主題內涵，傳達的對社會改造、現實批判的幾個基進面向，可以引申至三〇年代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作家聯盟的批判現實主義、反映現實的社會問題小說，至1942年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的：「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延續左藝文藝的發展，文中提出藝術服務於政治的工農兵文藝——以工農兵階級為主體的文藝，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落實到社會主義國家文藝創作的方針，這一結合著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革命文藝，在藝術、文學、舞蹈等面向，展現對勞動生活的體認。「講話」中的企圖，是翻轉過往以上層階級的權貴菁英為中心的審美意識形態，並強調知識分子與文藝工作者深入到群眾中去的意義，進而產生了一種全新的以勞動者為主體發展出的勞動審美觀念。

讓我想到的是，1958年的新民歌運動。當時接受革命洗禮的紅色幹部下到農村、工廠的勞動現場中，採集各地方勞動人民生活實踐時的歌唱，農村、工廠、學校也發起群眾從自己寫詩歌、自己唱歌到發表詩歌的運動。當時詩歌的普遍性甚至形成了連對話帶著歌唱的作為說唱體的新文體，群眾借著大鳴、大放、大字報作為一種民主參與的形式，結合著說唱體——最典型的表現形式，可以參考1961年長春電影製片廠出品的電影《劉三姐》。《一九五八中國民歌運動》中提到：「在那些日子裡，幾乎無處不可吟詩，無地不聞詩聲。人們把詩歌創作和熱火朝天的民主生活結合起來，大字報就成了詩歌創作最寬廣的場所。」在時代鮮明的對無產階級認同的色彩之下，邊遠地區的民歌也在當地幹部和民間採風的作用下，被帶回城市編成地方民歌的歌本出版流傳。好比在1955年由天鷹編選，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山歌集》便蒐集了全國各地的山歌，在勞動中對解放後新中國成立、土地改革、農民翻身的大聲歌唱：

打開喉嚨唱山歌／唱歌要唱解放歌／歪歌壞歌莫去唱／新歌新曲好的多

〈唱歌要唱解放歌〉（福建）

昨天開口唱山歌／心頭有苦苦處多／苦惱山歌聲調濁／今日開口唱山歌／心頭歡樂樂處多／歡樂山歌唱不盡／唱到天光累不著

〈唱到天光累不著〉（福建苗族）

叫我唱歌並不難／不是描花繡牡丹／我唱歌為了大家事／大家有力忙生產

〈我唱歌為了大家事〉（江蘇）

過去有句老古話／老年人喜歡唱老山歌／老山歌一唱眼淚出／想起自家還要哭／現在有句翻身話／翻身人喜歡唱翻身歌／翻身人一唱心歡喜／做起生活力氣大

〈翻身人喜歡唱翻身歌〉（江蘇）

1972年尼克森訪華，1976年毛澤東去世，是為一個時代的落幕。到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鄧小平重新提出六〇年代國家的四個現代化發展——展現在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此外，1979年11月1日，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肯定前十七年的文藝創作成果，並提出新時期的文藝工作方針，周揚的〈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的報告中除了提到擴大國際的文化交流活動，亦提及：「文學藝術生產是一種創造性的又是集體相結合的個體的精神勞動，文聯各協常設機構的一切活動和工作，都應當充分注意文學藝術生產的特點，充分尊重文學藝術生產的特殊規律性，尊重每個作家、藝術家個人的創造性的勞動，尊重其創作個性和風格。」基於社會經濟結構出現變化，文藝政策轉折則從原本文藝為工農兵階級服務，轉向青年知識分子作為創作的主體，翻轉了原先的工農兵文藝的主體。出現大量的知識分子對革命與人道主義的反省與爭論，七〇年代末掀起另一波詩歌運動，並出現了傷痕文學、回到城市的知識青年的尋根文學，農村成為了書寫凝視的對象而非主體的轉移，如莫言的最早期的小說1985年的〈白狗鞦韆架〉、〈爆炸〉中即是這樣的寫作主客體的關係。

原先的創作主體以及對象上發生了變化，仍能延著痕跡找到五〇年代民歌採風的線索，好比第五代導演陳凱歌1985年的電影《黃土地》描寫八路軍文工團幹部到陝西農村采風，將時間虛構放置在新中國前後的故事，農民翠巧唱的信天游。另1987年的《孩子王》改編鍾阿城同名短篇小說，關於文革時期知青下鄉到雲貴山區支教，在簡陋建材搭建的學校裡，影像表現了知青對土地的認同，另一方面是，知青彎下身來對農民之子的認同乃至雙方互相理解的整體過程。兩部電影面對歷史的當下回應，使用電影語言的新敘事手法、其中的構成元素，仍是深刻內在於歷史的組成部分；八〇年代發展至今，流行音樂中知名歌手阿寶唱出的「西北風」，也是一個例子。

在轉折時期初的書寫當中，仍能看見那一代知識分子身上跟農村勞動深刻的互動關係，以及新時期初懷抱著欣欣向榮的對未來的理想。直到經濟改革引發的問題，伴隨著物價飆漲造成社會民生的緊張，八九後理想的破滅，鄧小平提出的深化改革路線，九〇年代的商業化大潮開啟，許多知識分子除了出走海外，紛紛下海經商。原本國家企業保障的工人下崗後，流散到南方的經濟特區打工，或自幹個體戶謀生，在深化改革的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產生的巨大變動，工農不再是社會主體。第六代導演管虎2000年為中央電視台拍攝的電視電影《上車，走吧》中即說明了當年打工者的處境，從山東農村來到北京打工青年強子和小明，倆人一下火車到城，就遭本地開小巴的惡霸欺負嘲笑，並被坑了錢。到了老鄉介紹的租屋處，又讓地方小老闆剝一層皮。開車的小巴需要一個喊車拉人的人，小明從原先對自己的地方口音沒自信喊不出口，到借家鄉口音大聲喊出來，身邊又有同樣從外地來小老闆底下的餐廳打工而產生情誼的四川妹子小辮子，再也不怕。但困難還不止如此，因小巴專業的競爭關係，惡霸找了人到胡同裡找麻煩。最終美麗的小辮子因餐廳流氓找事丟了工作，到聲色場所陪酒，跟了個認識的小老闆走了。看到小辮子坐名車走的高明，除了心碎，在邊緣生存的困難與迷茫之下，決定打包行李回到家鄉，留下強子獨自打拚。直到2002年，在陸學藝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當中，將貧困農民、農民工和下崗工人定義為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他們成為了「他們」，他們不再是「我們」。作為社會的奠基者，卻消失於大眾視野之外。

為勞動者歌唱：新工人藝術團的音樂

的確，新工人藝術團的勞動意識富有鮮明的階級立場，它聯繫著深刻社會文化的自身歷史的淵源。不同於過往前者的是，在今日全球的階層固化，以消費主義為主流的商業氛圍中，它不再為今日主流社會辨識。對於歌唱，不同於過往以工農兵為主體，也絕非由知識分子作為主體的詩歌文藝，這次是由在社會轉變之下原有結構中大批流離、散落各處的打工者作為言說主體，集結一齊，在這座以各種流行音樂屏蔽眾低音的明亮現代化景觀中，奮力吶喊，說自己的故事，唱自己的歌。

值得注意的是，新工人藝術團以民謠的定位將自身放置在城市的語境當中時，不是逐漸原子化的社會中現代主義個人式感傷哀憐的獨白，或對過往烏托邦的懷念，他們試圖在歌唱中找到重新團結的可能，在專業分工細瑣的城市迷宮中找到一種人和人關係的可能。新工人憑藉自己一雙勞動的手，齊聚一堂，那是千萬雙創造世界的手，凝聚千千萬萬的力量，這股力量所展現的是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積極性。在2004年第一張專輯《天下打工是一家》中，藝術團展現全球化下中國城市現代化形成的境內流動：

你來自四川，我來自河南
你來自東北，他來自安徽
無論我們來自何方
都一樣的要靠打工為生
你來搞建築，我來做家政
你來做小買賣，他來做服務生
無論我們從事著哪一行啊
只為了求生存走到一起來！
打工的兄弟們手牽著手
打工的旅途中不再有煩憂
雨打風吹都不怕
天下打工兄弟姐妹們是一家！

〈天下打工是一家〉

來自四海八方求生的打工者，常常因地域文化隔閡或是因利益分配勞勞相爭、發生衝突，從外地來到城市陌生異地，常是老鄉拉老鄉，而新的工作場所老鳥欺負新人，〈天下打工是一家〉試圖再度賦予自身階級的集體認同，也描繪不同勞動場域的打工者，在一座複雜分工的城市裡，打破身分界限，站在一起，迎向未來。〈團結一心討工錢〉簡潔有力的節奏映襯河南方言的說書體式，敘事當下討工錢事件，對於工廠剝削的普遍問題提出批判，勞工向老闆征討自己勞動果實的過程中，合唱表現出集體對剝削關係的怒吼。音樂開頭的重複音節作為推進情節敘事的吉他，曲終乍然迸出秧歌式的鑼鼓陣，歡天喜地慶祝勞工們抗爭勝利。秧歌是一種從農民勞動過程發展出的集體音樂舞蹈，在四〇年代對舊秧歌的改良之後，新秧歌成為群眾普遍娛樂形式。生存所面臨的迫切問題則在〈彪哥〉、〈學生工〉、〈一個工友的伙食〉中通過流離的個人過勞的生活來呈現，也對不能獲得基本安頓生活的條件提出疑問與困惑。〈合作互助之歌〉、〈打工子弟之歌〉中是跟著父母一起來到城市的流動兒童的教育困境，到城市追求更好的生活，打工子弟——打工者的子女們——卻無法受到正規的公共教育。在城中村當中常有私人民辦的學校，收費比公立學校高昂到難以想像的倍數，教育資源與品質參差不齊；並且非京籍人士連進入公立學校的資格都沒有，只能進入民辦的打工子弟學校。於是，工友之家在皮村當地建立了同心實驗學校，為當地的打工子女提供學習和受教育的環境。

第二張專輯《為勞動者歌唱》中的〈我是誰〉由流動兒童親身講述，當中也談到流動兒童在校園中因父母身分，受到來自城鄉差距的階級歧視，難以肯定自我價值的難題。在歌的結尾，不是一場新時代底下倒錯的「劃清界線」，而是在老師的引導下，對父母階級的認同，進而回答歌名的提問，我是誰？

領：我們打工子弟和城裡的小朋友一樣
都是祖國的花，都是中國的娃
都生活在首都的藍天下

合：不要怕，不要怕
大聲說出心裡的話

領：要問我最想說什麼
我愛我的媽媽，我愛我的爸爸
因為——是媽媽把首都的馬路越掃越寬
因為——是爸爸建起了北京的高樓大廈

〈我是誰〉

除了關於打工者的子女教育問題，女工與新移民女性的勞動處境和身分困惑呈現在在第三張專輯《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夢想》中的〈小時工〉、〈電梯姑娘〉、〈我的名字叫金鳳〉、〈社區姐妹行之歌〉。小時工按著太太要求打掃家裡，只求子女能唸上好書，不要再向她一樣在別人腳下掙錢，來到城市失去了主體。在〈電梯姑娘〉、〈我的名字叫金鳳〉中，第三類產業的女工困於消費主義社會分工造成性別分化的歧視眼光，歌的結尾，是個人透過吶喊受壓抑的心聲，喊出自己的名字，透過被認知為階級／性別的他者，到認知自我主體，打破異化勞動剝離的精神。〈社區姐妹行之歌〉則更進一步的是社區移民婦女組織從培力到行動實踐的產物。

我最喜歡的是〈走南闖北〉這首歌，它與第二張專輯《為勞動者唱歌》中的〈北京、北京〉、〈開往家鄉的列車〉、〈這矮矮的村庄是我們在這城市的家〉，都表現了打工者從農村移動到現代城市空間，「移動」這個命題在打工者身上，流淌充沛複雜層次的情感。在〈走南闖北〉中表現老鄉拉著老鄉，乘往城市的火車上，命運告訴他勇往直前，上山下海一股勁兒。從有地農民到城市，成為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對欣欣向榮的未來憧憬無限的、充滿生機和無限可能的浪漫情感，那浪漫情感也反覆底出現在新工人藝術團不同專輯中，呼喚激活集結的可能：

我們的隊伍多浩蕩
為了生存我們打工進了城
一天忙到晚不怕髒和累
只把這城市當作咱家的那畝田
雖然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也要闖闖這世界
即使吃苦與受傷
這都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歌
嘿哎咿哎咳
拍拍身上的疲憊
來喝碗他鄉的酒
想想家鄉的人
嘿哎咿哎咳
繼續走南闖北
你會看到
我們氣壯山河
嘿哎咿哎咳
叫一聲「老鄉你們好嗎？」
——「好！」

〈走南闖北〉

對比於前者，〈開往家鄉的列車〉則是出走後體會到在外打拼的辛苦，牽掛著家庭，出走農村的理由，是寧願在外打工賺更多的錢來補貼農村的家庭。〈北京、北京〉中，打工者被放置在偌大的城市時，沒有法律保障的無依無助的狀態，淹沒在人群之中，在那座無法像在家鄉般建立原有社群的信任關係，令人感到「好大好大好冷好冷，也好熱好熱好熱」；巨大且倏忽千變的北京城市，迷失且形同螻蟻般打工者無安身之處，已多年沒回家，回家卻又不能讓家人過上好生活。〈這矮矮的村莊是我們在這城市的家〉具體描繪城鄉結合部生機蓬勃的生活形態，城市空間中的權力關係，房租租金以由城市中心的環環遞更算起，打工者被排擠到城邊。城鄉結合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交會點，打工者流動至此安歇駐留的住所。北方農村的小胡同擠滿了五湖四海來的打工者，每早吃地溝油作的豆漿油條或家鄉小攤。還未被開發的農村，或是混合正在開發的建設，農村地主臨時砌建成收租的簡陋建築，拆了又建，建了又拆，農村旁蓋的即是公寓別墅，等著國際大企業駐入的公司，或是要讓中產階級消費的大型購物中心。儘管如此，歌曲中仍堅持「破舊的錄音機裡放著西北的秦腔，他鏗鏘有力地唱著生命的力量」，從機器流洩出的家鄉音樂，到自己的歌大聲唱，在水泥叢林的現代之惡破綻美不勝收的紅色花朵。

國族困惑中另尋途徑

接觸新工人藝術團接合上了2011年暑假在北京六環的城鄉結合部擔任暑期老師的志願者經驗。那座村，要搭很久很久的地鐵，搭了黃色的十三號線到西二旗，再轉紅色的昌平縣，往北走再走，下了地鐵站，走莫約三十分鐘，繞過一座大型的購物中心後，就會看到那一片密密麻麻的聚落。那時巷弄的路還都是石子路，當時教學上碰到的孩子，許多是在家鄉的留守兒童，自己搭著火車到北京來找父母過暑假，他們大概也都要上高中了。後來到了2012年，村前鋪了柏油，村前逐建蓋了一片採光玻璃罩的高樓大廈。村在2014年冬天已經夷為平地，據朋友說，什麼都沒有了，要蓋新大樓。那座當時所屬打工者服務組織的基地也消失了，這是組織機構之間很不同的命運。前面的經驗是促發2014年選擇到北京唸書的原因之一。2012年，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在樹林舉辦的全國關廠工人工作坊中，對東菱工廠工人訪調的報告會上，TIWA的研究員吳永毅介紹到九〇年代中期，惡性關廠潮聯繫著台商遷廠大陸，這才拼黏起我往返於兩岸社會的後現代經驗的碎片，將不同時代勞動處境與發展事件互相關聯。不是像九〇年代末千禧年初，跑到大陸來的多是台商台幹或者做小資本生意的個體戶，今天許多和我一般大的台灣年輕人來到大陸各地工作，越來越多是成為為了求生存的台勞或台工。離台兩年多，島內激烈的政治惡鬥的氣氛下，上演悲哀且荒誕的事情。曾經有人指責，為什麼不把在彼岸發生的事情帶回來分享？面對政治惡鬥製造出的統獨辨識敵我的二元框架下，很長時間處於失語的困境與痛苦。全國關廠工人案是我對於階級與勞動認識的啟蒙，接觸工友之家與新工人藝術團後，也讓我重新省思過往的經驗，在今日的台灣，除了抗爭以外，要在原有的社會土壤建立工人自身認同與工人階級文化是一篳路藍縷的途徑。在每一次移動往返中面對國族的困惑，也讓我清晰底認識到我的父母，經歷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也都曾經身為在工廠付出青春的前線工人。

感謝眾志給予這次參與計劃的機會，最末，想邀請曾經一起走在社會街頭的朋友，也來看看這次新工人藝術團的演出。

今天（10/25）是台灣光復節，由學術界及保釣知識分子組成的「文化中國論壇」上午舉行記者會，呼籲社會大眾勿忘台灣光復、脫離日本殖民的重大歷史意義，要求蔡英文政府檢討現行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高中課綱，並宣布將鑄造前台籍「慰安婦」小桃阿嬤的雕像，盼能喚起台灣社會各界的良知。

批判以「終戰」代替光復

宜蘭大學博雅教育中心主任陳復表示，1945年10月25日，台北公會堂舉行了台灣地區的受降典禮，會場上書「台灣光復」四個大字，左右對聯寫著「光復舊河山」和「建設新台灣」，當時台北街頭民眾遊行同歡的盛況，相關紀錄片都有記載，這是「當時國人共同認知的歷史事實」，但今天很多人卻都忘了「光復節」的歷史意義。

事實上，台灣當前的輿論氛圍不但避談「光復」，而且流行一種「終戰」的說法，台灣教授協會和時代力量立委林昶佐日前就提出應設立「八一五終戰紀念日」，來紀念二戰中陣亡的台籍日本兵。對於這種「終戰」的史觀，日本歷史研究權威、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許介鱗批評，「終戰」一詞是來自昭和天皇發表的「終戰詔書」，內容不但未提及交戰國的中國和亞洲各國，還以「終戰」掩飾戰敗的事實，他直言腦筋清楚的人，都不會把日本帝國的終戰觀，套用在台灣歷史上。

許介鱗也指出，在日本投降至台灣光復這兩個多月的期間，日本政府趁著掌握統治權的最後時刻，加速印製了超過一億日元的「台灣銀行券」，將台灣市場上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搜刮一空，運回敗戰的日本，讓日本可以用台灣的糧食救濟日本國內的飢餓，卻導致台灣的食米和必需品開始缺貨，加劇通貨膨脹，埋下日後二二八事變的種子。他痛批，「日本人自己吃大餅，餅屑留給台灣人吃」，這就是日本殖民的真相。

陳復強調，日本殖民台灣時，各種經濟建設都是配合本國發展的需要來剝削台灣，在政治上將台灣人當成二等公民，在文化上剝奪台灣人的語言文字；然而，現在很多人卻一味淡化殖民的傷害，以「終戰」代替台灣光復，反映的是一種合理化殖民統治的思維，而這種對日本發動的戰爭和東亞各國的苦難採取漠視的態度，不但使台灣無法真正走出殖民的陰影，對於東亞的發展也有不好的影響。

將鑄造小桃阿嬤的慰安婦雕像

日本殖民下的台灣除了遭受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壓迫，二戰期間也有大量台灣女性被迫成為日軍的「慰安婦」，據婦女救援基金會統計，當年被日本人強徵的台灣慰安婦至少有2,000人。然而，相較於韓國和中國大陸持續抗議日本政府不承認慰安婦史實、未對受害者正式道歉，台灣政府和民間對慰安婦問題則相對沉默許多。

台大終身特聘教授黃光國擔憂地說，去年反課綱運動的青年學生反對微調課綱，竟質疑微調課綱中「慰安婦是被迫」的敘述，結果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和13名縣市長還發表聲明聲援學生，蔡英文政府上任後更火速廢止了微調課綱。黃光國斥責，教育不能欺騙下一代，但現行的課綱美化日本殖民，形同是「自我殖民」的課綱，「蔡政府的良心能安嗎？」

「國際知識集體」INTERCOLL（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Intellectual）亞洲地區召集人林深靖也認為，蔡英文對於日本殖民問題一貫採取模糊不清的態度，他呼籲蔡英文說清楚新政府對慰安婦問題的立場，並要求蔡政府在教科書中呈現更多日據時代台灣人民的抗日事蹟。

「文化中國論壇」今天也展示了以台籍慰安婦小桃阿嬤為藍本的慰安婦雕像模型，宣布不久後將鑄造出真人比例的雕像。林深靖表示，韓國民間團體很早就在日本駐韓大使館前設立慰安婦少女雕像，今年10月，上海師範大學也成立了中國慰安婦歷史博物館，並豎立中國第一尊慰安婦少女雕像。他們希望透過製作首座台灣慰安婦的雕像，喚起社會各界反思日本的殖民統治，並一同紀念台灣光復的進步意義。

全台工會與勞工團體共同組成「123大聯盟」，今天（10/25）集結遊行上街反對民進黨蔡英文政府砍七天國定假日，要求維持現行123天的國定假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明天將確認議事錄，包含時代力量與國民黨等在野黨團，今天也在遊行現場表態，主張上次會議無效，要把砍假案擋在委員會，不能直接交付朝野協商。

砍假案是否送出委員會 明天是關鍵

10月5日的衛環委員會，民進黨籍召委陳瑩在主席台用「一分鐘」時間審完涉及砍七天假的《勞基法》修正草案，陳瑩宣告「審查完竣，有沒有異議」時，在野黨團激烈抗議反映「有異議」，陳瑩卻宣稱現場吵雜，沒有聽到，宣告會議散會。

根據立法院議事程序，法案在確認送出委員會後，會進入為期一個月的朝野協商「冷凍期」，之後即可逕送院會表決，在民進黨團佔立院多數，且由蔡英文府方直接下達通過的情況下，法案一旦確認送出委員會，修正通過只是時間問題。明天衛環委員會要確認議事錄，時代力量黨團與國民黨團目前皆表態主張上次會議無效，要求退回委員會，並強調要先開過公聽會再啟審查。今天遊行在抵達立法院大門後，兩個黨團都上了工會宣傳車，表態反對砍假。

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表示，兩年前他曾和現場勞工朋友一樣，在立院外抗議當時粗暴黑箱通過《服貿協議》的國民黨，沒想到今天一樣粗暴的事情卻在新國會中再度發生。黃國昌強調，時代力量主張上次衛環委員會的會議無效，法案必須回到委員會審查，同時也要求必須先召開公聽會。黃國昌指出，明天（10/26）上午衛環委員會要確認上次會議的議事錄，時代力量會主張上次會議無效，絕對不讓民進黨用同樣野蠻粗暴的方式強行確認議事錄；而國民黨立委江啟臣也率領黨團，同樣表達上次會議無效，並且主張法案退回委員會，先開公聽會再審修正案。

雖然兩個黨團口頭上的態度都很明確，但對於明日委員會上如何擋下議事錄的確認，則尚無具體說法。黃國昌表示，由於涉及議事攻防策略，只能希望勞工朋友相信時代力量絕對捍衛勞工權益，明日委員會上會有具體作為。

勞團丟蛋、翻牆佔領 七天假引發衝突加劇

中午，遊行從民進黨中央黨部集結出發，繞行台北車站最終抵達立法院中山北路大門前。整場遊行由各職業代表領銜走在隊伍的最前排，包含郵差、護理師、保全、清潔隊、教保員、電信工人、學生助理、銀行員以及其他基層工人，手持「拒砍七天假」標語，表達全國勞工團結一致的訴求。

今日遊行除各地產業總工會外，許多國公營事業的大型工會也都包車動員參與，陣容浩大。遊行抵達立院後，在立院正門痛批民進黨團強過法案手法粗暴，怒嗆「英派獨裁，資本優先」，將「黑箱立法」等字樣貼滿在立院正門口後，並且蛋洗立院，隨後約於下午三點半主辦單位宣布行動結束。

而原先也走在遊行隊伍中，以桃園市產業總工會與「2016工鬥」為主的部分勞團，在抵達立院後，隨即轉往立法院青島東路側突襲，華航修護工廠工會幹部劉惠宗、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等11人，成功翻牆進入立院，並在立院外牆上噴漆「還我七天假」等字樣。翻牆進入立院的行動在青島東路側與警方發生多次推擠衝突，而警方也立刻組起層層人牆，阻擋還在立院大門的勞團轉往青島東路側聲援。

桃產總秘書長姚光祖表示，明天衛環委員會確認議事錄，是非常關鍵性的一戰，絕對不能只是「打假球」，必須讓民進黨深切感受到工人抗爭到底的決心。桃產總顧問盧其宏表示，工人權益從來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如果勞工不抗爭，執政者與資方絕對不會主動給予好處，甚至像「縮減週工時」，這種看似有利於勞工的政策，都埋藏著砍假的陷阱。

由於今日時代力量與國民黨等在野黨團都有出面回應工人訴求，唯民進黨團毫無回應，勞團在立院外高喊「民進黨團出來」，並在大約傍晚五點的時間，欲進一步衝入議場，再度與立院內警方推擠，期間造成華潔工會秘書林莊周頭部撕裂傷並且送醫。勞團在放話決不善罷干休後，暫時結束行動。

今天（10/26）包含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婦女新知基金會與台灣同志人權法案遊說聯盟四個性別團體一同召開記者會，針對尤美女版本的同婚修正草案表達支持，並提出兩項訴求，分別是要讓同異性配偶親屬關係有平等對待，以及收養媒合機構的「反歧視」收養，此外，經營長期關係的同志伴侶和同志家庭成員，也在記者會上一同強調守護家庭的信念。

性別團體提到，此次由民進黨立委尤美女進行提案的草案版本是過去半年內，由熱線、同家會、婦女新知等團體與尤美女共同開會討論而提出的修法版本，而此版本再提出後已獲得超過半數跨黨派立委連署。

尤美女提案的修法版本中在民法親屬編通則中加入「第971-1條」平等適用條款，條文中提到「同性或異性之婚姻當事人，平等適用夫妻權利義務之規定。同性或異性配偶與其子女之關係，平等適用父母子女權利義務之規定」文字，目的是讓不分性別的婚姻當事人，可「一體適用既有的制度保障」，解決了民法或者其他法規，例如《家事事件法》用語修正若有缺漏時，可能發生的排除保障問題。

此外，由於2012年修法後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當中，要求所有「無血緣」收養須經過媒合機構的評估，導致同志收養子女過程中，仍然面臨許多因性傾向遭歧視的問題，而無法成功媒合。有鑑於此，修法版本中也將民法「第1079-1」條加上第二項：「法院為前項之認可，及收出養媒合服務者為收出養評估報告時，不得以收養者之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特質等為理由，而為歧視之對待。」來避免上述困難。

性別團體肯定各黨團正面回應

記者會主持、台灣同志諮詢熱線資深研究員呂欣潔針對各性別團體今日拜會各黨團的狀況表示，無論是時代力量、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拜會過程皆獲得正面回應，時代力量立委林昶佐表示，選前選後都支持修法草案，對於民間團體的草案版本也都會「一起支持」。民進黨立委林靜儀接受拜會時提到，確實有部分委員擔心選區壓力，然而也有部分過去未表態的委員，這次出面支持。

國民黨立委許毓仁則向性別團體表示，在黨團大會中提出討論後，已經開放委員自行決定是否支持，目前有11位委員連署。親民黨接受拜會亦表示「非常支持草案」。呂欣潔表示，看到各黨團的表態，性別團體表達肯定外，也期許民進黨團更積極推動法案，實現選前承諾。

同志成家 一同守護家庭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理事曾嬿融表達同志對家庭價值的重視，要求反對者不應用歧視來限制同志擁有婚姻與生養子女的權利，並強調此次修法是將「男女」修改為「雙方」，而非「多人」或者「多P」。曾嬿融說，同志家庭從生活細節例如保險、銀行開戶到購屋如何繼承給下一代、醫療權到子女的歸屬權，都跟同志婚姻有關，應該讓醫療、稅務、保險、子女照顧都納入婚姻的制度性保障，曾嬿融呼籲大眾若想守護家庭，應支持修法，讓同志合法成家。

拉子伴侶Cindy和Lala是一對長期伴侶，Cindy表示，兩人共同扶養一對雙胞胎，然而Lala在法律上卻只是「照顧小孩的室友」，Cindy強調，實際上台灣的社會已經準備好了，大眾對自己的伴侶與小孩都相當友善，只是缺乏法律上的保障。至於外界質疑同志家庭會導致子女遭霸凌，Cindy認為，每個人都會遇到困難，肥胖、長青春痘或者是新住民的孩子，都會遇到困難，也會受到歧視或霸凌，問題應是歧視與霸凌者，並希望不要再當次等公民，要求立委通過同性婚姻法。

雖然目前草案已經透過尤美女進行提案，不過，在立法過程仍有許多關卡要過。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律師林實芳則表示2006年立委蕭美琴等人提的「同性婚姻法」就在程序委員會遭到表決封殺，若能通過程序委員會，才能到司法法制委員會內部進行討論以及逐條審查的階段，通過後才會到院會進行法案的二、三讀。林實芳直言這次修法「還有一段路要走」。

今年（2016）七月的尼伯特颱風的17級強風侵襲，造成台東眾多屋損、農損災情傳出，經過三個月的重建過程，關於政府資源及善款的分配，以與行政體系與受災民眾之間的資訊傳達，民間也有所反思檢討。日前（9/29）NPOst 公益交流站於台北社企大樓舉行講座，透過地方居民及教會援助人士的觀點，正視台東重建面臨的資源分配課題。

在尼伯特風災之中，其中台東市、太麻里鄉、卑南鄉等地受災情形最為嚴重。曾投入莫拉克風災重建，現居台東的鯉魚山城鄉文化會社成員蘇雅婷表示，台東災害重建第一時間集中在市容整理，資源人力都在台東市區，隨後市長對外發表「台東站起來」、救台東的方式就是來觀光等語，其實是先鞏固了軍公教、中產階級還有觀光業者的支持，但也掩蔽了很多村鎮是在災後三、四天後才有電力網路等問題，從中仍可見台東行政救援不足之處。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林偉聯表示，長老教會全台1,200多個地方教會，其中在台東、花蓮地區的信徒比率最高，每100個台東人有7人是長老教會信徒，因此在風災的通報及重建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林偉聯說，在尼伯特風災過後，台東地區有很多店家招牌毀壞而搖搖欲墜，但只有全家與 7-ELEVEN等超商最先請到工程車拆除清理，很多市區商家在第一時間還找不到工程行協助，就算要自行修繕還買不到鐵皮。他認為，如果讓重建自然發展，就是最有資源的營業商家及觀光飯店最先修復，「最弱勢的家庭它永遠被擺在最後一個順位」，可能要等到半年後才會得到照顧。

依據中央政府規定之「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規定，住屋因災毀損達不堪居住者雖可得到安遷救助，但一戶補助一人2萬元，最多以五人10萬元計。蘇雅婷指出，此次台東因風災受損範圍太大，行政院後來核定以專案救助修繕屋損，經地方政府認定將每戶發給救助金最高2萬元，才略減輕民怨，但仍有如何認定「毀損不堪居住」等問題。

台東太麻里香蘭村Sasalah 阿美部落的幹部楊維洋表示，在風災過後他探視鄰近的族人家中受損，多數僅以帆布覆蓋，承辦人員未到現場勘察實際災況，而只看照片中的屋頂受損面積是否超過三分之一做為補助標準，讓他感到不滿。楊維洋說，現在部落在外工作的青年希望能夠團結，並要透過籌組協會對外募集資源，讓部落能夠在災後自己爬起來。

蘇雅婷說，僅管中央表示補助應以「從寬、從速、從簡」原則，然而過去因為有公務員以寬鬆標準核可補助，卻遭到記過處分，也讓現在公務員害怕被冠上圖利他人，又怕得罪民眾，因此審核標準變得模糊，例如先前太麻里居民送了200多件，最後只有100多件符合資格。

在農損補助方面，蘇雅婷指出很多民眾攜帶所有權狀的影本申請，但到市公所現場才知道政府要求民眾提供所有權狀的正本，但對於鄉下年長者又要搭計程車去申請正本也非常不便。

蘇雅婷表示，因為填表程序繁瑣、鄉下也不是到處都有便利超商可輸出相關佐證照片，而地方里長又忙於清理修復工作，還不太熟悉申請補助事項，因此有地方居民組成填表志工團協助代為申請，然而，後續市公所卻又貼出公告，表示不得由代理人代為申請，要由本人申請，而帶來許多不便。

「每一次颱風來，大家都在問可以有什麼補助。」蘇雅婷說，過去政府沒有累積大眾對風災政策的瞭解及學習，呼籲政府應該有更簡單明確的版本讓民眾瞭解有何補助資源。

違建與重建

「我們這個計畫要把整個順序倒過來。」林偉聯估算，尼伯特過後台東地區約有一萬個屋頂被強風掀開，因此長老教會先針對其中最弱勢300個家庭修繕屋頂房舍，排除營業處所及工寮，主要受助對象為中低收入戶。

然而由於中低收入戶有其認定門檻，也有民眾實際居住在台東但戶籍在其他縣市，因此教會也有自身的認定順序，優先修繕的包括家庭成員較多者，以及沒有其他地方可住的「無替代違建戶」。

林偉聯說，也因為沒有其他單位願意蓋違建、「我們在台東變成專門在蓋違建的NGO」而與他合作的兩個工程團隊，一個非常「奉公守法」，另一個「喜歡跟著我喜歡做違法的事」，剛好可以分頭合作。林偉聯認為，違建是社會問題，不只是法律問題，牽涉到政府主觀認定與既成事實不符，但有些房子已經80年，比中華民國政府來台還久。

林偉聯指出，重建工作牽涉到民眾既存的「違建」，就必須要向捐款者解釋，背後其實有解套辦法，也有被認定為合法的可能。他曾看過兩棟同一時期所建的房子，在金峰鄉被認定是既成建物，但在太麻里則被視為違建；又有一戶是在水利地禁建區，但後來發現所在已成沙洲地已無河流經，最後才取得使用權做為農舍工寮。

社福資源分配須重新統整

蘇雅婷表示，此次香蘭村受災嚴重的族群繁雜，其中舊香蘭包括客家人及信奉耶和華的阿美族人；新香蘭則分為上部落（Lalaulan）的排灣族人與下部落（Sasalah）的阿美族人，另外溪頭則為閩南人聚落，因此資源輸送並非普及於全村，輸送的分配則反映了族群間的矛盾。

舊香蘭的客家聚落有許多民宅屋頂受損，慈濟原想比照莫拉克模式重建為「大愛村」，部分居民認為可藉此整併違建及產權爭議，也有人認為慈濟可帶來農業發展的商機。不過因為慈濟的莫拉克模式所分配的房屋坪數為12至34坪，相較於居民原有的60坪以上的三合院式聚落——不僅利於農業加工、也方便停放農機——的形式相去甚大，最後宣告破局。

蘇雅婷表示，從莫拉克的重建過程中，新香蘭上部落（Lalaulan）透過在地的長老教會牧師戴明雄募集資源，相對下部落（Sasalah）就顯得相對弱勢，40多戶幾乎都是長者居住，青年大多離鄉工作，因此她後來與幾位北部青年協助Sasalah部落進行重建，過程中她也看到既有社會安全網的侷限及背後的複雜因素，更重要的是，社區要有組織進行自救。

林偉聯也指出，香蘭村是此次尼伯特風災受損較嚴重而具指標性的區域，也因為縣府人員只知道把社會慈善團體帶往香蘭村，造成災後已有多個團體重覆發放慰問金的現象，村裡各部落應該如何分配也是問題，所以長老教會總會才會減少提供香蘭村資源，建議公部門對於資源分配應有進一步規劃，外界援助也應該打破原有的社區關係邊界。

年金改革持續引發各界不同看法及批評。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今天（10/27）早上召開記者會，批評現行年金制度使得公立與私立大專院校的退休年金差距過大，以及私校教師是各類年金制度中「所得替代率最低（僅約35.5%）」的一群，工會認為年金改革時，應該大幅改善私校教師的退休年金，使其「向上提升」，以促進公、私校的平等待遇。

根據工會的推估，按照現行公立與私立大專院校教師的年金制度，以「純新制」、工作30年、正教授最高薪額770來計算退休金，公校教師退休後可領取70,322元月退；同樣年資和薪額的私立教師，卻僅能領到38,193元的月退，而若以「純新制」來計算，私校教師的年金大約只有公校教師的一半多一點（54%）。而在「所得替代率」部分，私校教師的所得替代率為「35.5%」，不僅遠低於公立大專院校的「65%」，也比投保30年的勞工「55%-60%」要來得低。工會強調，年金改革應優先解決這種「師生權益的公私之分」，改善私校教師的年金以達到公平的待遇。

現行制度下 反對延後至65歲請領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表示，缺乏完善的配套措施前，「強烈反對」延後年金的請領年齡至65歲。在10月13日的第16次年改會後，官方發出一則新聞稿提到，對於退休年金的請領資格延後至65歲，「委員有趨同意見」，對此，林柏儀澄清，工會也是參與的委員之一，然而在年改會上「並無此共識」，所謂調整有共識完全是官方的片面宣稱。

林柏儀認為，是否延後領取年金，是公共政策議題，首先要有配套措施，以利評估是否有其他衝擊更小的替代手段。若已經有大量的流浪博士、年輕教師進不去大學工作、大學惡性減少專任員額來節省成本，還讓既有的教師不能退休，便是讓新進教師「沒有工作機會」，直言「這是很現實的問題」，他以台灣5萬名的專任工作教師為例，若工作時間為25年，每年應有2,000人退休以及2,000人進入職場，若增加至工作30年，每年便減少到剩下1,600個退休人次，如此一來，便是少了300到400個工作機會。

林柏儀也強調，目前校方為節省人事成本，會縮減聘用專任教師的數量至每年400人，其餘缺額以兼任教師來取代，如此一來，專任教師只聘用400人，再扣除延後退休減少的員額（300到400人），便是大幅減少新教師的工作機會。因此工會認為，政府若目前無能改善生師比，也解決不了因為延後退休而減少工作機會的問題，便不應考慮此調整方案。

另一個部分是針對政府宣稱財務壓力過大，因此透過延後請領退休金來節省支出，工會認為現行大專院校中，私校教師因為退休的待遇並不好，許多人選擇工作到65歲再行退休；然而，由於公立教師可以在退休後再到私校中擔任所謂的「雙薪教授」──同時領取退休金又兼課，這個狀況，提供了公校教師提早退休的誘因。工會認為，雙薪教授若要維護自己退休後的工作權，那麼政府應思考，是否減額或者延後此類教師的退休俸，如此一來，方能夠讓教師在自然的狀態下選擇是否延後退休，而不是為了「雙薪」就提早退又繼續教。

私校經營問題多 延後領造成工作機會排擠

此外，華夏科大電子系教授王順德在場發言，他提到私校的經營狀況也會影響到教師退休的條件，以經營較好的私校而言，教師員額需求穩定，如果延後退休，教師頂多就是繼續教書。然而，若以技職體系的學校而言，因為需要較多的新進教師，帶來新的技術進展，此時若延後退休，教師員額需求又低時，新進教師就進不來，會使得技職教育面臨困難。

不僅如此，王順德說，即將退場的學校，因教育部「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15條規定，「配合私立學校組織變更、停辦或合併依法令辦理精簡者...得准其自願退休」此時多數理工科教師因應學校退場狀況而申請提早退休後，因為尚未到領取公保年金的年限，此時每月能領到的金額相當低，因此仍要繼續找工作，於是就到業界，造成「老教師跟年輕人搶工作」的狀況，工作機會的內部排擠引發許多抱怨。

換句話說，若教師因私校退場而提早退休，制度改變後領月退的年紀再延後到65歲，中間遭遇的找工作過渡期拉長，不工作的教師自己生活成問題，再入職場又造成整體工作機會減少，顯然當下延後退休問題仍多，實應審慎考量。最後，高教工會呼籲政府改善公私校之間，年金的巨大差異問題，使私校教師年金能夠「向上提升」，並且重申反對延後退休方案的立場。

A1：從去年（2015）國民黨執政時期就要刪除勞工的七天國定假日分別是：1月2日、3月29日、9月28日、10月25日、10月31日、11月12日、12月25日。這七天過去一直都明訂在《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中（共19天）。然而去年卻因勞工法定工時從雙週84小時修法調降至單週40小時，政府私下承諾工商團體以刪除七天國定假日作為「交換條件」。然而，降低工時與大幅減少勞工國假根本是相反的方向。勞工團體自去年9月起，就開始持續反對刪除七天國假。

且台灣勞工工作時間長期位居世界前三、四名長，過勞情形嚴重，過去五年近400名台灣勞工過勞，每11天就有一名勞工過勞死。台灣勞工所享有的國定假日與特休假之少位居全世界最末段，沒有任何理由再刪除勞工的國定假日！

A1：過去這七天假一直都存在，許多勞工卻沒真正放到的原因，在於勞動部的前身勞委會，做了一個單純有利資方的行政函釋，說提前實施週休二日資方，可透過勞資合意「挪移」假日，不需要再讓勞工放這七天國假。因此，對於近六成提前周休二日的勞工而言，過去15年來這七天成了「只紀念不放假」。然而，在去年5月工時修法降至每週40小時後，勞動部過去的解釋基礎就不存在，照理今年1月1日起，所有勞工依法都應享有完整19天國定假日，但無論是國民黨時期或是今年520後民進黨執政後，同樣在資方團體壓力下，堅持刪除勞工這七天國定假日。查遍全世界經驗，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曾經如此大幅度刪除勞工的法定國定假日！

若勞工一年減少七天國定假日，以一個初入職場工作、未來將工作35年的年輕人為例，一共將損失245天「放假天數」，幾乎等於必須無償為雇主多工作一年！

A3：勞工團體長期以來一直主張，要解決國定假日「全國一致」的問題，影響最小的方案，就是將公教人員的國定假日天數，調整到與勞工一致。調整60萬公教人員的國定假日天數，以配合900萬勞工，絕對比刪除900萬勞工國定假日以配合60萬公教人員來得更加合理！

A4：勞工團體一直主張，對放假紀念的「名義」，可透過整體社會的一起討論、集體思辨凝聚共識，進而重新制定。然而，放假的「天數」卻是是勞工重要的集體勞動條件。沒有理由透過刪除國定假日天數，換取所謂「轉型正義」，且如此轉型對900萬勞工都是「不正義」的。也只有把這七天國定假日的「放假天數」保留下來，才有機會真正調整符合社會正義與集體記憶需求的紀念名目取代之。

A5：根本不可能！以一家雇用10人中小企業為例，保留七天國定假日，若維持出勤則當天要加發一倍工資，以目前受僱勞工平均薪資約36,000元計算，一整年粗估僅增加約8.4萬薪資成本，平均每月增加7000元人事成本而已，根本只佔年支出的不到1%。一家企業從利潤中一個月多支付7000元給勞工就會倒閉，現實上根本說不通！

A6：民進黨政府為了砍七天國定假日，所提出來與勞工作為「交換」的「一例一休」版本，一來，不是真正的週休二日，二來，修法版本的休息日出勤加班費也沒有較現行增加（表面上會加一倍，但又透過行政解釋其中一倍加班費已內含在月薪，所以減一倍，結果並沒有改變），正是因為這個版本對勞工幾乎完全沒有任何進步，甚至可能不會讓雇主的成本增加，這也是工商團體大老闆們從頭到尾都支持砍七天國假換「一例一休」的原因。對勞工而言，從頭到尾要求都是「拒砍七天假」，沒有要求「增加」國定假日！沒有要求「增加」加班費！勞工團體要求的，根本不是「一步到位」，僅僅只是「維持原有19天國假」。

A7：國定假日的放假「落實可能」遠高於特休假。根據勞動部自己的調查顯示，台灣勞工能夠依法完整的放到所享有的特別休假天數不到一半，不像國定假日原則上多數勞工能夠放到假或至少有補假。更何況，目前民進黨所提出來增加勞工特休假的幾個版本中，在先砍掉七天國定假日的前提下，卻不是讓每一個年資不同的勞工都同等增加七天特休假。再者，工商團體到昨天與林全早餐會時都明確反對增加勞工特休假天數，事實上行政院的修法版本裡根本也沒有任何增加勞工特休的提案。因此，我們合理擔心的是，如果勞工此時不堅守反對刪除七天國定假日，最後不但七天國定假日被砍掉，特休假也沒有任何的增加！那勞工豈不是輸到脫褲了嗎？

台塑貨運爆發勞資爭議，台塑貨運關係企業工會數十名貨運駕駛今天（10/27）下午集體北上台塑公司大樓抗議，控訴資方在今年度的調薪方案涉及職業歧視，工會試圖與資方協商卻遭到打壓，資方不僅約談工會幹部，甚至要求駕駛員簽字同意未來不參與工會抗議或罷工，嚴重妨礙工會自主。

台塑集團加薪 駕駛面臨差別待遇

此次引發抗議主因是台塑集團今年度的企業加薪方案，台塑總管理處定調台塑企業整體加薪1,770元，其中台塑貨運內勤辦公室人員也比照調薪，卻唯獨台塑貨運駕駛，本薪只微幅增加750元，另外「行車基數」加4元，駕駛出面指控，「行車基數」屬變動性薪資，司機根本「看得到吃不到」。

台塑貨運駕駛的薪資結構，是本薪＋行車基數＋作業津貼，其中本薪和作業津貼是固定性薪資，行車基數則是變動薪資。

以一個初入行的駕駛來計算，每周工作40小時，他的月薪會是10,800（本薪）＋40×4×104（行車基數）＋3,000（作業津貼）＝30,440，勉強三萬出頭。

工會理事沈松億解釋，此次台塑集團加薪１,770，駕駛部分本薪卻只增加750，整整少了1,020元，並在行車基數部分每一基數加4元，換算下來，必須做滿255小時才能拉平（255小時×４元＝1,020元），但這個工作時數，已經嚴重超時加班，以25個工作天計算，每天都得超時工作達10小時。

低本薪的薪資結構 越做錢越少

貨運駕駛「低本薪」的薪資結構，長期讓駕駛被迫只能接受加班，才能維持薪資水平。工作18年的工會理事廖國勳痛陳，他把青春歲月都付出在台塑，本薪從剛入行的10,000元變為17,750元，18年下來只加了7,750元。但是隨著年紀越來越長，他不可能再像年輕時那樣天天加班，行車基數勢必下滑，導致整體薪資不增反降，做越久錢領越少，眼看著自己體力變差，月薪持續下滑，感嘆「什麼是我的保障？」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秘書蔣闊宇指出，台塑貨運駕駛「低底薪」、「高加給」的薪資結構，因為加給受到駕駛時數、趟數影響，駕駛在年輕時可以一直加班衝高月薪，但是一旦年紀變大，體力變差，不能負荷加班，反而「做越久賺越少」，而這也為公司自然汰換員工，駕駛老了跑不動的，錢領不夠只好自己離職換工作。

工會倡調高駕駛底薪遭資方打壓

工會理事長潘福財指出，工會多年向公司反映要求提高底薪，增加駕駛勞動保障，今年台塑的調薪方案，駕駛部分調薪沒有比照其他部門，工會跟公司協商兩次都沒有得到善意回應。在台塑逕自公布調薪方案後，工會試圖在全台站點向會員辦理說明會，說明調薪方案的不合理，但公司卻在每一場工會說明會的提前一天，辦理座談，召集駕駛，恐嚇勿參與工會行動，要求簽署「滿意調薪方案，不參與抗議」同意書，甚至要脅司機，若抗議爭取調薪，將會把台塑貨運收掉，將運輸業務外包。

此外，潘福財指控，公司近日更積極打壓工會，除了持續約談工會幹部外，甚至調動工會幹部職務。潘福財表示，台塑要求員工簽署同意書，承諾不參與工會抗爭已經違反《工會法》35條，呼籲公司停止打壓，盡速提出方案與工會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