嘗試「進入」新工人藝術團

我的碩士論文通過檢視北京新工人藝術團十餘年來的音樂、打造文化陣地、皮村社區文化等文化行動，及其以工友之家為平台的社會企業、生態農業、打工者組織工作與組織內部狀況，試圖剖析其行動者精神狀況演進、其所想像的「新工人文化」意涵與張力、其所想像的「新工人階級共同體」之組織動能與內在動盪。在地勞工文藝、勞工文化與新工人共同體構築實作，與具更廣闊視野的民眾文藝及勞工運動連帶，皆關乎於藝術團對新工人文化、新工人階級與民眾／新工人連帶的想像。在此地層的新工人文化連帶外，論文亦探究新工人藝術團展開的——為行動者和未來新工人階級以非內縮視野的可能、為大陸之外的思考者和行動者以更大的視野去觀看的——中、港、台三地的民眾文藝與勞工運動串聯行動的動力、民眾藝術落差，與連帶縫隙中的知識、運動及情感困境；進而追問此一連帶行動的不／可能性之於大陸「新工人階級」的意味。

認識新工人藝術團大約是在剛入北京大學一年後的2009年初的冬天，跟隨一群北大劇社的友人長途跋涉、換乘兩趟漫長的公車線路到北京郊外的一個小村莊——皮村——看新工人藝術團在一個帳篷裡演出的劇場作品〈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夢想〉。說皮村是個小村莊似乎並不那麼恰當，可以看出它保有了曾經村莊的大致住宅樣態和布局，但曾經的農地成了一個接一個的小型工廠或倉庫，走出村子就一邊是農地，另一邊是貼著大大廣告宣告價格的高級別墅區。在此居住的已經基本不見了拿著北京戶籍的農民，而是在村裡、附近、北京城打工或經營小生意的外來打工者。可是下了公車走進村子，泥濘凹凸的狹窄道路上幾乎只有貨車在往返交鋒、在揚起鋪天蓋地的灰塵，只有路邊雜貨店裡有人的身影和電視光閃出來，只有路邊堆放的沙土堆上有幾個小孩在消遣，只有我們幾個閒散的大學生在以最慢的腳步探頭探腦地走著，只有飛得很低很低的飛機轟隆地、遮蔽日光地飛向不遠處的北京機場。

不過它卻是我在中國大城市邊緣隨處可見的、型態不一定雷同的「城邊村」之一。對我而言這些並不新鮮或刺激，因為搭公車遠離北京市區時總會看到這樣一些地方，唯一突兀的卻是在泥濘、凹凸馬路以及幾間小商店之間一面鮮紅色寫著「天下打工是一家」的圍墻，內裡便是新工人藝術團及其NGO「工友之家」的據點。雖然我曾經迷戀於某種想象中的「底層美學」（也僅僅是破舊的房屋、堆砌的雜物、老派的裝潢），但還是很難說「工友之家」的空間樣貌與我彼時對「勞工文化」據點的想象是配合的，畢竟那夠破舊、老派卻絲毫不「文藝」。曾經，城市的村莊對我而言在審美上實在困難，或許彼時也亟待一個類似於從搖滾青年許多到「打工者」許多的經驗流動吧。

除卻劇名〈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夢想〉緊隨著北京奧運會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之後，而頗具戲仿效果，我甚至絲毫回憶不起戲劇內容，只記得彼時對它的印象是缺乏戲劇節奏、演員幾乎無表演技巧、結尾落在振臂一呼的口號上。因為作品完全由在皮村的打工者與工友之家成員創作、演出，當時只覺得那是個特別的劇場作品，而且勞工群體的某種「共同體」口號對我而言有特別虛幻的情感召喚引力。但它卻對不上我彼時的劇場口味，當時甚至跟同行者探討它是否算是個「劇場作品」抑或「小品」。

我只記得觀眾很多是從穿著、姿態、表情就看得出來的外來打工者和看起來就住在皮村的打工者的小孩們，他們坐在一排排小板凳上、在我不太懂得笑的時機發笑，想來那該是個很好的契機讓我檢討自己對於「觀眾」的輕浮態度。我們一同坐在「工友之家」院子盡頭一個掛著「新工人劇場」牌子的、黑漆漆、只能說實在陽春的空間裡，當時熱衷於現代西方劇場的我還沒聽過「帳篷劇」或「民眾劇場」的名字，也不曾知道那個劇場是個「帳篷」，甚至那帳篷正是櫻井大造造訪皮村時搭建的；同時，也好奇如果當時遇到「民眾劇場」，它是否會刺激到我的某些想法，或也只是觸碰到某些情結而已。但或許是在社會主義中國「工農兵文藝」情結下對「民眾」的文化行動始終抱有特別抽象的期待，以及在某種左翼想像下對勞工群體的好奇，我對新工人藝術團的關注便沒斷掉了。偶爾聽到新工人藝術團的音樂，有時很民謠、有時很搖滾、有時很芭樂，似乎在聽覺上跟大陸大多製作粗糙的城市民謠相距不遠，只是摻合些「團結就是力量」式的「新中國」味；在我的聽覺地圖上卻既沒有我熱衷的西北民謠那麼土，又沒有我熱衷的龐克樂那麼熱烈，亦沒有我熱衷的四、五〇年代工農兵歌曲那麼「又紅又專」。也就是說，遲遲沒有新的觸動。

嘗試「進入」新工人狀況：必要的知識感覺關照

那之後兩、三年的我的自身演進，不僅意味著不再以藝術「品位」、情結堆疊的革命理想來展演與安撫自身，也意味著學著以洞察力檢視歷史而不是以立場的宣稱選擇性地遮蔽一些，於是對我而言當下中國狀況開始逐漸出現輪廓，或者說出現問題意識的輪廓。縱使我不必避諱或者必須不避諱我對於相似社會遠景的期待，如果說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是19世紀以來面對西方衝擊的一條現代化取徑，其「現代化」取徑、「現代」想像及其列寧式政黨操作是值得質疑的。當新中國身處冷戰夾縫之間并仍攜帶著西方衝擊下的「五四」焦慮，以及三十餘年來逐漸官僚化的革命黨及其自上而下的去歷史變革、國族與意識形態召喚下民眾的勞動異化與自由壓制，當然是值得質疑的。

但我同樣質疑的是在當下大陸知識狀況下對於社會主義革命與新中國前三十年、後三十年歷史的草率處理，使得我們難以在心情和知識上真切進入上述歷史時期之歷史事件、思想的異質空間。一如我認為我們還沒洞察人民公社時期底層民眾的政治性經驗，一如我們還沒能以更豐富的思想資源處理冷戰時期民族主義或第三世界主義的多重非／正當性。在此我們還有太多功課要做。當下中國在資本主義取徑下的發展模式、地緣政治上的戰略考量、文明主體的掙扎、對於社會劇烈震動的粗暴處理、對人民自由與政治性的壓抑，當然是我們必須直面的問題。縱使我不會武斷地評判當下占多數的自由派學者主張的只是美式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但我仍然認為他們在被框定的中國－西方、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間的情結使得他們對於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沒能提出更具洞察力及歷史化的詮釋，並且迴避將問題置於全球資本主義進程的政治經濟脈絡中。

七〇年代末伊始的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農村土地改革、鼓勵多種經營與城市引入市場機制、放權讓利，使得本在新中國前三十年工業化發展下備受擠壓的落魄農業製造出越來越多的「剩餘勞動力」進入城市急遽擴大的勞動力需求空洞以求生存，成為全球資本主義裹挾下「世界工廠」中的一枚螺絲釘，甚至越來越多的從高處墜落殞滅的螺絲釘。縱使「大躍進」時期對於農村人口流動的嚴格管制到彼時開始逐漸放開，但城鄉戶籍的絕對分割使得進入城市的打工者在「農民工」的身分之下——弔詭地擁有農民戶籍、並不（或並不常常）務農、不具產業或服務業工人身分——既受到逐步資本主義化市場的剝削，又在國家政策擠壓下無法在城市中獲得生活權利、保障或未來圖景。當下對農民工議題的關注中，一方面是自由主義學者將其處理為中國資本主義轉型中的陣痛，是在公民權方面需要「健全資本主義」所保障的；另一方面則是有國家主義傾向的學者強調國家強力介入或所有制形式上國有經濟作為解決途徑。他們指出了農民工狀況的很多困境，比如戶籍、受教育權、居住權、勞動保障，自由派學者更反對農民工維權受到政府打壓，但資本主義之下勞工（當代打工者）的異化勞動狀況本身並不被問題化、不被置於全球資本主義構造中，新工人集體行動也並不被賦予超乎「維權」的意味。

簡潔地說，我進入農民工狀況的方式是將其視為全球資本主義國際分工下的勞工，這一國際政治經濟結構本身要被挑戰，其生存狀況並不會靠所謂「健全資本主義」解決，並不能太多依憑政府治理卻也不能繞過國家角色，而更是在其自身再政治化的過程中被展開。關於「農民工」一詞，部分論者要求棄用是出於它不僅不符合這些已經生活、工作在城市的工人的非農民狀況，也在使用中涉及對這一群體的歧視；另一部分論者提出以「新工人」一詞來取代，則更強調「新工人」暗示了這一群體在身分上的非工人以及正在階級化的進程，其中新工人藝術團及其相聯學者為此提供了一定論述。在這樣的視野下「新工人」、「打工者」都將成為在本研究中指涉農民工的範疇，雖然論者對於新工人是否成為一「階級」頗有爭議，但在此我想要以「新工人」範疇來呈現農民工群體正在階級化且正在愈發俱備階級力量，尤其在我聚焦的文化行動層面。

首先值得提醒的是中國新工人議題不能輕易被代入當下全球「移工」研究典範，縱使兩者均是全球資本主義浪潮之下的第三世界－第一世界構造產物，中國現代化狀況亦有必要置於第三世界視野下，但（後）社會主義中國發展進程下的新工人狀況不能只被單向度的第三世界狀況概括（也是〔後〕社會主義的）。其次要澄清的是，新工人範疇在此沒有處理到當下國有企業工人、城市白領打工者、在海外的農村戶籍打工者，這些群體或許需要研究者運用更具洞察力的概念去呈現。

以及，縱使「階級」話語在此仍然主要圍繞「新工人階級」，但我以為當下思考與行動中的「階級」值得超越生產關係領域而進入到人的整體生存處境來談，比如農民與性工作者。當我們談論農民工／新工人的階級化時，怎能剝離開農民狀況？當新工人藝術團的機構從「農友之家」（2002年）更名為「工友之家」（2006年），他們對於「階級」的新的形塑似乎也不甘願侷限於工人而已，但我們是否有條件重提「工農聯盟」？或者說那一值得我們進一步期待與建構的、呈現人的整體生存處境的「階級」範疇，似乎也準備回應經典馬克思主義以「階級」終究作為唯一分析範疇的困境，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後現代取向的「多元認同」消解「階級」批判力道的困境。

也就是說，農民工問題之所以對於中國狀況有十足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農民工特別呈現了中國發展進程及其在全球資本主義背景下所面臨的困境，以及農民工所處的惡劣位置不容迴避；更在於這個階級化中的群體的政治化行動對於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中國體制提供了經濟民主與政治主體化變革的劇大潛能；以及在當下中國知識氛圍中，階級化的農民工的處境與變革對於我們侷限的思考與行動提供了新的階級話語與社會主義中國想像。

於是我大致是挾帶著上述思考經驗與知識感覺去進入新工人狀況的檢視與進一步追問的。而我要時刻保有的警惕即是如何連結真摯的左翼圖景與衝突的、頗具張力的新工人藝術團文化現狀、文化行動現狀。同時，當我挾帶著理論資源及對自身（相對於新工人）位置的質疑，且暫時無法以最古老的方式把肉身放入新工人生存狀態（工作與生活）之中，如何接近新工人以及碰觸其狀況，如何避免太輕易地將願景強加其上使之成為足以支撐這一願景的片斷而已。

打工青年藝術團，在城市的村莊

千禧年之際，在二十歲左右的年紀，從河南開封辭掉音樂教師工作的搖滾青年孫恆、從錢塘江畔出發的搖滾青年許多、離開內蒙古烏蘭浩特馬場想要上春節晚會的王德志，分別跑到北京城。他們似乎跟跑來這個城市打工賺錢外來者不太一樣，但他們除了在地下道賣唱、念過北京的搖滾樂學校、到中央電視台門口蹲點要上春晚之外，也洗過盤子、發過小廣告、打過零工、餓過肚子。在這個城市混得越久，住在跟自己想象中的城市天差地別的城中村裡面，就越來越覺得自己像是個打工者，除了還想著要當個搖滾歌手或文藝工作者、憤世嫉俗、彈彈琴、聽聽搖滾樂磁帶。找到自己的身分和位置對於他們來說似乎也是個充滿張力的過程。

孫恆不斷積累北京城市經驗並時常在高校間閱讀、聽課、結交朋友、賣唱、錄自己的卡帶專輯《梯子》；在北京師範大學「農民之子」社團的一次演講中接觸到明園打工子弟學校的校長張歌真，他開始到明園學校做音樂老師。1999年執拗的、對自己感到迷茫、怒視世界的年輕人孫恆抱著吉他去北京之外流浪了一趟，在近一年的旅途中真正地跟打工者們吃住在了一起，回到北京之後開始更清晰地進入跟打工者有關的場域中。透過的「農民之子」的活動，孫恆結識了NGO「打工妹之家」和至今親近的「鄉村建設」網絡，從迷笛現代音樂學校畢業的「標準」搖滾青年許多開始了賣唱的生活，他通過同在地鐵站口賣唱的小吳結識了孫恆。

一次去參加「打工妹之家」在天津一處建築工地舉辦的演出，孫恒抱著吉他用陜西方言唱道「九點多鐘有人來敲門，說我們沒得暫住證，把我們當成任務送去翻沙子，收容到昌平。到了以後我發現，已經有好幾百人在裡面，想要出去有條件，你可以打電話，叫人來送錢」。真正看到孫恆在工棚裡給工友們唱歌的情形給許多頗大震動，唱歌時，工友們的眼睛死死地盯著他，他們的掌聲、笑聲的本真和質樸，別人可能不會輕易感受到，但打工者開始成為一個比搖滾歌手更有吸引力的身分。這次演出後，孫恆、許多、王德志及當時的成員小吳、李勇、小馬，便成立了「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

於是這幾個「北漂」年輕人開始一起騎腳踏車載著樂器、音箱到工地上給打工者唱歌。雖然還住在又小又破的出租屋裡，雖然每天還得為了警察臨檢「暫住證」而心驚膽戰，但是在工地上掃出一小塊空地來把麥克風架在中間，看到工友們被孫恆的歌、王德志的相聲搞得又笑又流淚，許多覺得比面對城市地下道、地鐵口的人群要柔軟得多，跟大學裡、酒吧裡完全不同，就好像在跟自己的兄弟姐妹聊天。如果打工者並不像人們想象那樣只能欣賞錄像廳裡的A片，並不只能喜歡餐廳裡、雜貨店裡、手機擴音器裡的口水歌，那麼唱歌給文青聽就顯得太虛華了。從搖滾青年到打工者越來越清晰的位置中，讀了哪本書，聽了哪一盤磁帶，似乎沒有把他拋進工地要來得重要，因為他見識到的不只是笑聲、眼淚，還有在工地上五百多工友跟著他們的歌一起大喊「團結一心跟他幹，條件一個結工錢」，然後演出馬上被工地老闆叫停了。

2002年五一勞動節的一次演出中「打工青年藝術團」正式成立。因為「打工妹之家」的關係知道了「NGO」，又在彼時「鄉村建設」朋友、學者（李昌平和溫鐵軍）的支援下，於同年11月與知識分子小賈等人的共同發起註冊成立了「農友之家」。很快，當時在香港樂施會工作的「噪音合作社」樂團成員Billy接到樂施會的一個關於「打工青年藝術團」的專案；回想到不久前曾在網路上看到過孫恆他們唱歌的影像，彼時常常帶著樂團在香港街頭運動場景中唱歌的Billy驚覺到這或許是中國大陸第一個工友的樂團吧，於是牽成了樂施會於藝術團及其NGO至今的資助、合作關係。

於是樂團添置了樂器，找到了固定的活動空間，2002年11月在海淀區這個叫做肖家河的打工者聚落中借用明園學校一間教室辦起了電腦班、圖書室、打工者報紙和法律宣導；隨後進一步跟肖家河街道居委會合作，成立「肖家河社區打工者文化教育協會」。這是樂團第一個深耕的社區，「用歌聲吶喊，以文藝維權」也在這樣的狀況中成為口號／路線。隨著明園學校空間緊張，2004年下半年樂團及其NGO逐漸搬到離皮村不遠的東壩藍天學校，再後來的故事就是用第一張唱片的七萬四千元版稅租下了一間舊廠房、改建為打工子女的「同心實驗學校」，並於2005年7月搬家到至今仍駐扎的皮村。

而後至今的十年內，樂團更名為「新工人藝術團」，NGO更名為「工友之家」，先後創辦回收義賣的社會企業「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工人大學、皮村社區工會與「同心農園」，主辦「新工人文化藝術節」、「新公民兒童文化藝術節」、「打工春節聯歡晚會」與「大地民謠音樂會」等活動。其文化實踐包括音樂、劇場、紀錄片與主辦打工春晚等活動，其中介入最深的莫過於音樂實作，樂團在全國工友社區與學校中持續演出，成為大陸少數幾個工人樂團中影響最廣者。曾經的演出隊成員小吳、小馬、李勇等先行離開，共同創辦「農友之家」並曾經帶動大家閱讀和辯論「左翼」的知識分子小賈等也告別組織；縱使成員幾經更迭，至今堅持的樂團成員孫恆、許多、王德志、孫元、姜國良（和時而出現的段玉）與工作人員劉艷真等，十餘年來以倡導勞動文化為理念為打工者提供教育與「新工人文化」實作，在社區中朝向一種「共同生活、共同勞動」的公社形式，並試圖透過勞工文化的組織工作和互助合作的經濟實體形塑「新工人共同體」。

面對新工人藝術團，要追問什麼？

自成立至今的十餘年，新工人藝術團在其「用歌聲吶喊，以文藝維權」的口號之下，意圖以音樂、劇場等文化行動參與重塑的「新工人文化」為何？如果我們可以把樂團音樂行動／作品置入大陸流行音樂（搖滾樂、民謠）脈絡之中，我們是否可以同時將其置入20世紀中國「左翼文藝」、社會主義中國的「工農兵歌曲」脈絡之中，以及樂團與「左翼文藝」、「工農兵文藝」的連續與斷裂如何呈現，甚至它如何處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歷史？基於當下大陸勞工／新工人狀況，當樂團論述透露出「新工人階級」正在塑形，其對於此一「階級」的想象為何，以及其文化行動對於此一「階級」的形構如何介入？當樂團不止以藝文作品／行動來介入，而是以工友之家為平台展開博物館、工人大學、農園、社會企業等行動，此一朝向勞工社群／共同體／公社的行動所透露的是其怎樣的勞工文化／政治圖景？身處具有特殊政治位置的北京，樂團及其NGO工友之家如何布局其行動指向及路線？與當下工運最為活躍的珠三角保有一定距離，樂團在當下大陸工運場景中的位置頗為特別，然而我們一方面如何檢視樂團相較於中國大陸之外勞工樂團而言的「非抗爭性」的音樂，另一方面如何把樂團擺放在非狹義的勞工運動之中？

除卻以勞工為主體的文化行動和意圖重塑新工人階級共同體的遠景，新工人藝術團在勞工運動場域中的重要介入方式即是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之間的勞工文化串聯。以樂團對於新工人階級的想象為基礎，我們要如何對此種跨境勞工文化串聯提問，這是否作為上述想象之不可迴避的一部分，而這又如何敦促我們重思中港——以及未來台灣的——工運串聯？當勞工樂團的串聯行動大多以勞工NGO為媒介，並且當中港勞工NGO已經逐漸形成密切的串聯網絡，如何在當下「階級」視野與中港關係脈絡下提問香港工運工作者處理大陸勞工議題之動力？而在後冷戰東亞狀況、當下「中國因素」實作及氛圍之下，這種工運層面的串聯行動對於我們思考中港台之間知識、運動、民眾連帶有何啟發，以及此種串聯行動與其他中港台跨境知識、運動互動的嘗試方式如何對話？這一份論文試圖提出的便是上述問題，而提問的動力大致可以梳理為：對於後社會主義中國左翼知識、行動生態及其如何處理曾經社會主義歷史經驗與當下政治經濟狀況的關切；身處台灣的切身台灣－中國焦慮，以及對既有台灣－中國自處、互動論述的不滿，敦促我探尋新的知識、運動出口。

首先要釐清的是，這份研究或許部分是勞工文化研究，部分卻不是；正如它部分是通俗音樂研究，部分亦不是。我檢視新工人階級形塑之行動與論述的維度主要是新工人藝術團，而不太是包括農民工群體在內的其聽眾。對聽眾的關注之重要性在文化研究中不言而喻，它必要建立在對勞工群體本身做多向度、縱深的田野的基礎之上，因為菁英想像中的「勞工文化」對我而言是沒有說服力的。部分所謂「民眾立場」的論者往往稱大眾文化生產機器之下的文化商品是與勞動經驗／情感無關的，但這種稍嫌簡化的論述忽視的是對當下新工人群體正是流行音樂的最重要消費群體之一這一現狀的縱深探討。比如被都市青年嘲諷的「低品味」網路歌曲的受眾直指新工人群體，且新工人也確實被歌曲之中的思鄉、生活窘迫或愛情困擾等情感召喚。也就是說只有真的試圖進入勞工群體的文化狀況本身，試圖進入他們文化互動中的身體性感受，才可能略有體會某些被只認為消費化的、由資本意識形態操縱的或低品味的音樂對於他們而言是甚麼，以及民眾音樂／基進音樂對於他們而言意味著甚麼的可能。而不是憑空想像／揣測他們因為沒有「階級意識」因而不會受工人音樂的「影響」，或他們因為工人音樂而凝聚／行動。可惜基於書寫策略與受制於田野條件，這部份工作只得留待更長遠的計畫。

其次，對於工人音樂或基進音樂的檢視似乎難以迴避通俗音樂之文化抵抗／介入的脈絡，卻也不是本研究的重要關切。新工人藝術團與其親近學者強調樂團作為新工人群體成員具有清晰的階級意識，打破主流文化「霸權」，搶奪文化生產機器，讓被消費主義與激進市場遮蔽的新工人情感在根植於自身的音樂中出露，試圖建立屬於新工人主體的文化。新工人主體在政治與文化上的失語狀態當然是其不容忽視的處境，然而當我們在介入社會的通俗音樂如何實現其政治性這一問題脈絡下檢視新工人音樂實作時，首先不得不審慎對待「文化抵抗」與「音樂介入」類似話語。新工人音樂在此的效應並不是簡單的「介入」、「參與」或「改變」等動作／過程，而是有待於我們在更多社會網絡與文化層次上挖掘的政治性潛力。在深度互動之前，對於其話語策略、行動策略、行動空間、聽眾接受的剖析，很可能會成為某種理論預設下極易生成的陳腐揣測甚至評判。

最後值得強調的是，這份以新工人藝術團為書寫主軸的研究，在我的問題意識與書寫動力之外的主要憑藉，一方面是關於通俗音樂、中國農民工、大陸／台灣勞工運動的理論資源；一方面是以民眾藝術、第三世界為主的思想資源；一方面是從新工人藝術團、大陸勞工運動實作到香港勞工運動、台灣民眾藝術之兩岸實作的田野資源。由於關於新工人藝術團、包括樂團在內的中港台勞工文化互動甚至中國勞工文化的研究極度缺乏，藉由訪談收獲的民眾連帶實作的音樂、劇場、知識行動者的跨界串聯經驗便成為不可或缺的。在此訪談的重要對象包括，新工人藝術團團員、北京及南中國勞工NGO行動者、深圳勞工樂團團員、香港迷你噪音團員、香港處理大陸勞工議題之NGO行動者、在民眾劇場領域與北京新工人藝術團互動密切的台灣劇場行動者。

由勞工團體發起的「反砍七天假」運動從去年進行到現在，已經捲起廣泛的社會效應；從空服員到青年打工族，從保全到大學教師，各行各業的勞工都投入到這場捍衛七天國定假日的鬥爭中，為了自己的勞動權益而奮戰。隨著情勢發展，圍繞著七天國定假日的爭論，也浮現出「勞動條件」和「紀念意涵」兩個戰場，但勞團似乎忽略了後者的重要性。

綜觀目前勞團提出的反砍七天假論述，可以大致概括為三點：反對《勞基法》修正案審議程序的不正義、要求落實《勞基法》的法定保障，以及改善「長工時、過勞」的勞動條件。簡言之，就是要求「合法休假」（或出勤時領取「雙倍工資」）的權利。對於台灣的勞工階級而言，這種捍衛工人當前利益的論述無疑是很有號召力的；對於資產階級以及維護其利益的政府和政黨也具有一定的批判性。

然而，勞團的論述卻普遍帶有一種「去歷史化」的傾向，亦即只談休假的權益，不談國定假日的「紀念意涵」，乃至於出現了這樣的說法：「放假的名目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放假的天數」。10月25日，勞團在這天即將被砍的國定假日號召全台勞工上街遊行，其發布的新聞稿和相關論述更幾乎未提及「光復節」三字，而僅是反覆強調「10月25日」是依法應放假的七天假的其中一日。

勞團未言明的是，國定假日和一般假日具有本質上的不同。國定假日作為國家制定的「紀念日」，承載著特殊的歷史、政治和文化意涵，這使得國定假日既是一個攸關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的問題，也必然是一個歷史認識和意識形態的問題。然而，勞團似乎只重視勞動條件的戰場，卻忽略了國定假日牽涉的歷史認識和意識形態，也會影響勞工大眾如何看待台灣的政治經濟現狀，因而是一個重要的、與前者不可分離的戰場。

可以理解，「反砍七天假」運動的參與者眾、團體紛雜，雖然在爭取休假、縮短工時的訴求上，具有高度共識，但在歷史認識和意識形態上並不一致，對於七天國定假日，甚至現存的19天國定假日的紀念意涵，也因此存在著分歧的看法。為了團結絕大多數的勞工，形成統一戰線，勞團對國定假日的紀念意涵採取了擱置不談的態度。

然而，如果論述上只停留在爭取休假權益，不但在短期內無法推進勞工大眾思考這七天國定假日為何放假、有什麼紀念意義，長遠來看也無助於建立左翼的、進步的世界觀，為根本改變台灣的政治經濟現狀奠下思想基礎。即便勞團能夠一時迴避談論光復節的紀念意義，接下來恐怕也不得不面對外界一個簡單的質疑：下一個七天假就是「蔣公誕辰」，勞團究竟如何看待這一天？又要如何看待之後的「國父誕辰」？

被時代力量消失的國定假日

相較於勞團的曖昧不語，台獨派的青年團體和政黨很早就介入「紀念意涵」的戰場，爭奪國定假日的歷史詮釋權。去年9月，就有獨派人士在臉書上發起「自己的紀念日自己訂！」的活動，肯定政府刪除「缺乏臺灣主體性、充滿殖民統治者思想」的七天國定假日，並邀請網友發想新的紀念日。今年4月，民進黨青年部又舉辦了「誰的國定假日」的政治工作坊，同樣質疑既有的七天假，並再次呼籲「自己的假日自己訂」。近日時代力量也推出「我想要和你一起放這些假」投票活動，一方面主張確保勞工的七天假權利，一方面又強調須從「轉型正義」的觀點替換現有的19天國定假日，邀請民眾上網票選出「台灣人民認同的紀念日」，作為時代力量將提出的《國定假日法》的參考依據。

時代力量舉辦的這個投票活動，以及推出《國定假日法》的行動，可以說將勞團一再迴避、不願爭論的關鍵問題提到了眼前：現存的國定假日究竟是在紀念什麼？值得我們紀念嗎？

有趣的是，時代力量雖然宣稱要全民一起票選決定我們的國定假日，但是他們似乎已經擅自決定了哪些是台灣人民應該紀念、哪些是不應該紀念的節日。在他們舉辦的投票活動中，一共列出了26個日子供民眾勾選，其中有些是《勞基法施行細則》明訂的19天國定假日，另一些則是時代力量新創的國定假日，像是「台灣青年節」（3/18）、「終戰紀念日」（8/15）、「美麗島事件紀念日」（12/10）等等。好巧不巧的是，26個日子當中偏偏遺漏了七天假中的台灣光復節（10/25）、蔣公誕辰紀念日（10/31）和國父誕辰紀念日（11/12）。

原來在投票選項中，時代力量已經毫不遲疑地代替台灣人民決定，現存的七天假中有三天是不值得紀念的。這不免讓人疑惑：依然想紀念這三個節日的人，要怎麼表達他們的意見？這些人還屬不屬於「台灣人民」的一部分？也難怪日前時代力量公布投票結果時，這三天理所當然地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言論自由日」（4/7）、「美麗島事件紀念日」等新的紀念日。

無疑地，時代力量的事先篩選已經讓這個投票活動顯得毫無公信力可言，也令人懷疑他們提出的《國定假日法》只是為了遂其政黨的政治意圖，而非真正想蒐集全民的意見。不過，我們還是可以藉由比對被時代力量消失的國定假日，和其提出的新節日，來檢視一下時代力量的判斷標準，及其背後的歷史認識和意識形態。

進步左翼應反對「終戰紀念日」

以被時代力量消失的「台灣光復節」為例──光復節，是台灣人民擺脫日本帝國主義五十年的統治，從殖民者的民族差別待遇、經濟掠奪和政治高壓中解放的日子。從當時台灣人歡慶不必再遭受日本殖民統治、迎接祖國光復的歷史事實來說，這天的意涵當然是進步的、值得紀念的。弔詭的是，時代力量自稱以「台灣人民」為依歸的史觀，不但完全抹煞台灣光復對當時的台灣人民的重大歷史意義，還企圖設立所謂的「終戰紀念日」，來合理化日本帝國主義在二戰時將殖民地台灣當成南進基地、動員台灣人為日本侵略亞洲各國流血出力的歷史悲劇。

時代力量欲設立的「終戰紀念日」，反映的是一種對日本發起的侵略戰爭毫無批判反思的「終戰」史觀，是為過去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行徑和侵略暴行塗脂抹粉，更為今日極力復甦軍國主義的日本右翼張目的史觀。這種意識形態立場，不僅是對日本殖民五十年間抗日不輟的台灣人民的侮辱，也是對曾被日本侵略過的韓國、沖繩、菲律賓、中國大陸等亞洲人民的冒犯，根本上缺乏應有的歷史正義和道德良知，任何進步的左翼都應反對以這樣的紀念日代替光復節。

或許有人會說，光復後前來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也是一個獨裁腐敗的政權，因此光復節也不值得我們紀念。然而，「光復」的意義本來就不是國民黨政權所能壟斷，而是當時台灣人普遍的思想感情。紀念台灣人民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復歸中國，並不代表我們肯定前來接收的國民黨政府，就像當時台灣（以及全中國）許多既參與抗日、又加入中共革命的有志之士一樣，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腐敗的國民黨，是同一個歷史階段下人民被賦予的任務。

由光復節和「終戰紀念日」這一組例子可見，要評估國定假日的內涵究竟是進步或反動、值不值得紀念，必須跳脫台獨派扭曲的史觀和右翼意識形態，真正落實以「人民」視角為主體的左翼史觀。如果我們以這樣的判斷標準，來看另外兩個被時代力量消失的「國父誕辰紀念日」和「蔣公誕辰紀念日」，也會做出跟台獨派截然不同的評價。

如何看待國父誕辰和蔣公誕辰

照台獨派的觀點，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所謂「外來殖民政權」的統治者，台灣人無須紀念。然而，這種說法首先就經不起歷史檢驗。孫中山領導革命黨人推翻滿清封建王朝，不僅深刻地影響中國後繼的革命者，也同步激勵著殖民地台灣的抗日志士，他逝世時更引起許多台灣人的追悼，1927年蔣渭水就在孫中山逝世兩周年紀念會上發言道，「孫先生臨終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而如前所述，1945年蔣介石政權光復台灣時，也受到台灣人「同胞」式的歡迎。這都顯示，日據時代前後台灣人民認同的祖國一直是中國，從未將其視為「外來殖民政權」。

台獨派的史觀除了是不符歷史事實的，更大的問題是將自己困在一個主觀狹隘的「台灣中心」的世界觀中，無法從一個較大的歷史發展的觀點去評估這兩個人物是否值得紀念。從人民主體的左翼史觀來看，孫中山作為一個崇敬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革命家，協助推翻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制度，意圖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為後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準備了條件，這樣的歷史功績使他是進步的、值得紀念的偉大人物。

蔣介石早年雖追隨孫中山革命，但孫中山死後即違背「聯俄容共」的政策，開始大肆追捕屠殺共產黨人，成為中國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1949年蔣介石政權內戰失利敗逃來台後，依附在美國帝國主義羽翼下，在台灣實行了數十年的戒嚴白色恐怖，消滅了一代的左翼革命青年，禁錮了進步思想的產生，造就了台灣至今仍未解決的親美反共結構。因此，蔣介石無疑是反動的、不值得紀念的人物。

儘管進步的左翼同樣應該批判、反對紀念蔣公誕辰，但採取的史觀和立場同台獨派顯然是完全不同的。無論如何，這兩個紀念日的內涵都應該被充分討論，而不是被粗暴地消失，假裝其歷史意義和當代台灣無關。

總而言之，國定假日不只是單純的假日而已，它反映台灣社會的歷史、文化及政治意識形態。如同勞團在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時，總會向社會大眾講述勞動節源於美國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歷史那般，勞工除了期待能在七天國定假日休假，其實也期待能從這七天假，乃至19天國定假日，學到更多背後的歷史故事和紀念意涵。因此，如何在捍衛勞工的休假權益之餘，也介入紀念意涵的歷史戰場，突出宣傳進步的國定假日，進而改造並提升勞工大眾的歷史認識及世界觀，實為追求根本變革的左派不能迴避的思想工作。

第十四屆台灣同志遊行今天（10/29）下午在細雨紛紛、一片薄霧中揭開序幕。今年（2016）同志遊行的主題是「打破假友善、你我撐自在、一起fun出來」，遊行聯盟指出，在「多元友善」已成為重要社會價值的今日，同志社群仍強烈感受到各種以「為你好」之名展現的隱形歧視，他們表明將繼續和社會「假友善、真歧視」的言行戰鬥下去。另外，參與遊行的民進黨隊伍，也因支持砍七天假而遭到群眾抗議嗆聲，意外成為今天的遊行亮點。

今天有近8萬人參與同志遊行，遊行中除了一如往年的猛男花車、性感變裝秀等，更有許多政黨與社會團體參加。遊行聯盟指出，目前台灣社會表面上接受同志，其實仍充斥各種看似友善、實則歧視的言論，他們整理出「九大假友善經典語錄」，例如「我不反對同性戀，我的孩子不是就好」、「女女我可以，男男我不行」、「同性戀沒問題，但我不能接受娘娘腔」、「既然妳可以喜歡男生，就不要去跟女生在一起了吧？」等等假友善話語，批評這些說詞「讓性多樣社群無法自在展現」，並表明將繼續揭露、抵抗這些歧視。

遊行帶入反砍七天假、反迫遷議題

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婦女部與青年發展部皆在遊行前高調宣布參加遊行，民進黨更在日前（10/26）經中常會通過決議，若黨工曾和伴侶於縣市戶政資訊系統註記為「同志伴侶」，則黨工服務辦法內提及「配偶」、「婚姻」、「家庭成員」之條文皆可適用。今日遊行時，由尤美女、Kolas Yotaka、鄭運鵬、蘇巧慧等民進黨立委領頭，約20名民進黨成員高舉布條與「民主撐同志」貼紙參與，卻因民進黨政府主導「砍七天假」、高雄市長陳菊強拆高雄果菜市場，而遭抗議群眾包圍。

約40名遊行參與者緊跟在民進黨遊行隊伍前後，高喊「民主挺資方、還我七天假」、「小英推成家、陳菊拆我家」等口號，一邊遊行一邊對民進黨表達抗議。抗議者有來自政大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東海人間、台大社會系的學生，也有同志諮詢熱線義工與許多聲援的同志。參與遊行的學生江蘊生表示，希望透過行動讓民進黨聽見人民對於休假的渴望，「當初選舉時看起來那麼進步、形象那麼好，上台之後的政策不應該背離人民」。然而，民進黨遊行隊伍並未直接回應抗議群眾，而是企圖以口號聲蓋過抗議民眾的口號，並表示「不要模糊同志遊行的訴求」，加快腳步遠離抗議民眾，卻遭抗議民眾高喊「民進黨離人民太遠、民進黨背棄人民」，緊跟相隨。

同志遊行聯盟發言人木川對此表示，聯盟歡迎所有對同志友善的團體參與遊行，因此也不會特別拒絕政黨參加，但不代表同志遊行為任何政黨背書。另外，日前有網友投書表示，為了打造性／別安全環境、減少騷擾，同志遊行的參與者不應開歧視性的黃腔、觸碰他人身體或拍照公開上傳，同志遊行聯盟發言人木川回應，遊行聯盟不會審查任何遊行中的言論、標語，也歡迎遊行中有各式各樣的互動交流，「互動才會有對話的可能」。對於拍照公開上傳造成強迫出櫃疑慮的說法，木川則表示遊行本來就是公開場合，而「現身就是同志運動的重要方式」。

傍晚5點，遊行隊伍回到凱道重新集結後，現場舉辦群眾傳球活動、短講與歌舞表演。同志諮詢熱線跨性別小組海綿表示，因為性別身份在情感上遭受挫折後，更深刻體會到社會對於性少數的友善遠遠不夠；身障者雅雯與手天使義工喊出身障者「有愛，也要做愛」，希望終結大眾對身障者「去性化」的想像；性工作者依汎認為娼妓汙名已經太久，希望性工作能盡早合法化，以保障工作權利。

過去，在性少數與主流社會戰鬥的歷史中，同志族群包含了社會中因為性傾向、性／別認同、以至性相關的行為與主流社會中上階層者有所區別，遭到社會的排除與污名化的同志。從1960年代，「當街臨鏡，化妝修飾，與女性無異」的三水街男妓，到日後成為白先勇筆下「青春鳥」原型的「半公開男娼館」，乃至1980至1990年代間，在金孔雀酒店事件後，各地紛紛曝光的扮裝陪宿、「同性戀應召站」，同志社群不分主流貴賤，都曾經是「被掃蕩」的族群。

現在，為了爭取少數人（例如想婚同志）的權益保障，同志社群越來越傾向跟賣淫者／用藥者區分，以不至於落入敵方陣營「護家盟」的「抹黑描述」中。於是，這種「與污名切割」的做法，也使得部分性少數者的生存空間被限縮到更「骯髒、黑暗」的社會角落。

升彩虹旗的柯P 也是打壓流鶯的柯P

昨天是第十四屆的同志大遊行，清晨台北市政府史無前例地在市府升上了彩虹旗，媒體報導提到民眾大呼興奮又感動，北市府此舉的確令不少同志社群歡欣鼓舞，而不只是北市府，稍早在花蓮東華大學，同一天的台中市政府，也都掛起了彩虹旗，表達對部分同志的支持，台北市長柯文哲在其臉書專頁也轉貼了升旗的照片，下了幾個標籤：「equality、loveislove、lovewins」。

不過，柯市府走馬上任以來，對於妓權團體持續要求設立「性專區1」的訴求，北市府只予回應「沒有相關規劃」，對照柯文哲選前自己說的「不是冷漠忽視他們的存在」，選前選後的兩種嘴臉，遭到流鶯Miko諷刺「查埔人，不要只剩一隻嘴」，市府的荒謬行徑，讓人啼笑皆非。

日日春曾經指出，由於沒有合法的性交易環境，造成流鶯在街上攬客困難，加上年紀較長的流鶯缺乏「青春肉體」的職業競爭力，迫使流鶯轉向網路攬客，Miko就是在網路論壇刊登性交易訊息後，被警方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29條起訴，負責此案的檢察官劉承武堅持Miko的性交易訊息就是「構成犯罪」。Miko，一個站街討生活的流鶯，就這樣背負著3年以下徒刑，併科100萬以下罰金的巨大壓力。

柯市府不僅是冷漠忽視性工作者而已，更承襲了台北市從陳水扁時代就遺留下來的「掃黃傳統」，要嚴打性產業。從1999年，馬市府年代開始實施的「正俗專案」，除了用刑法妨害風化移送業者以外，更以行政法處罰斷水電，並罰鍰30萬元，到了郝市府年代，報載2014到2016年這段期間，市府移送的案件高達53%因為舉證不足而不起訴，業者對行政裁罰有異議提出的訴願，有近八成的原處分遭到內政部撤銷，2015年撤銷率甚至高達100%。

陳水扁主政時推行「八五九專案」，有291家色情業者關門大吉，當中有132家遭到斷水斷電，但因以《建築法》為法源依據，適法性的部分遭到監察院糾正。於是，才有了馬英九的「正俗專案」改以《都市計畫法》為法源依據。為了執行正俗專案、送辦違規業者，市警局要證明業者有「媒介性交易」的拉皮條行為，然而實際上有不少案件，警方單以「男證人承認性交易，發現衛生紙」，就予以移送。

就連北市都發局都曾抱怨道，「建築法、都市計畫法，都是規範建築或土地使用的法律，用它掃黃，於法不合」，有鑒於此，到了柯市府階段，便直接把處分函由「府級」改成轄下都發局來發函，對媒體的報導，北市府發新聞稿澄清時提到，去年（2015）4月29日，市府便授權都發局辦理正俗專案案件，訴願案件也就鬼使神差變成了「向北市府提起」，並稱市府的訴願審議委員會採認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較新判決見解」，大都認為都發局處分的用法沒有不當而多「駁回訴願」。如此一來，改變了訴願導致原處分總被中央撤銷的窘境，2016年8月，都發局的資料顯示，去年6月到今年7月的一年間，提出訴願共42件，撤銷原處分的僅剩3件，駁回或不受理高達36件，北市府似乎滿意於這個層級改變後，訴願勝率高達90%的成果。

被撤銷原處分的業者可以申請國賠嗎？律師的意見是認定標準嚴格，就算警方偵辦有瑕疵，但是「只要合理懷疑犯罪」法院多半也就不會判決賠償。簡言之，這意思就是，遭警方硬扣違法帽子，最後處分即使被撤銷，業者仍形同「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了，至於因為店家而工作權也遭受影響的色情行業工作者呢？如何尋求關店的賠償？向誰尋求？

柯文哲使用巧計成功提升了訴願勝率，也就是為了要再繼續嚴打色情產業，在苦勞網的這篇報導中曾提到，上（9）個月北市萬華分局與柯文哲討論後舉辦了一場「轄區特種行業業者」座談會，邀請許多色情與娛樂行業業者參與，並針對萬華區女子拉客情形訂下「自律公約」來約束店家中的小姐拉客情況。

座談會後不久，10月21日下午，分局便出動了便衣刑警，在萬華區性產業集中的廣州街上，在嚴姓陸籍女子向分局長拉客說明「一節300元，包你爽」後，便將她帶回派出所法辦。這個讓民眾「有不良觀感」的拉客行為，分局甚至出台「防制飲酒陪侍女子拉客專案」來加以法辦（可見市警局新聞稿）。

所謂的「伊拉客行為讓民眾有不良觀感」、「影響觀光客觀光意願」等說法，此時竟也成為了柯市府與警方聯合強力掃蕩的理由。環環相扣的是，柯文哲選前話語對照現今行為的荒謬與差距，以及，昨日升上的彩虹旗，受到過去與街邊性工作者同屬性少數戰鬥陣營的同志社群頻頻按讚之時，背後的政治操作，又能被誰看見？

彩虹旗的盲點 市場資源挹注的篩選

過去兩三年間，一個個同志插畫家、直播網紅崛起2，以及透過同志友善、台灣人認同等理念，進行商品包裝行銷的「清寒創業者」 （譬如「25:01 Design T-Shirt」經營者陳郁翔）的出現3，到今年（2016）8月藝人唱酬高達3,000萬的「愛最大」演唱會，乃至資產估逾3億美元的中國企業Blued積極來台佈署，搶攻在地同志市場同時號稱重視公益，這一年間，各種大大小小市場資源急速挹入同運組織，或參與「同志友善」的形象塑造工程。此刻，自由市場似與人權價值已併肩同行，對非異性戀組織投注金錢，更被視為平衡性／別資源差距一大跨進，不過，真是如此嗎？

必須警醒的是，這些資源投注的對象，主要集中在肯認非異性戀的性傾向、單偶婚家形象與立法議程的花費上；相對而言，在「其他領域」——譬如涉及性的公衛醫療資源方面，卻增進不多。

以愛滋治療藥物為例（HAART），台灣雖早在1990年頒立的《後天免疫症候群防治條例》中，便明文「經檢查證實感染人類免疫病毒缺乏者，應通知其至指定之醫療機構免費治療或定期接受症狀檢查...」條文雖規範了檢驗與治療費用由國家給付制。然而，當政府在面對跨國藥廠提出的高額藥費時，卻因缺乏議價與砍價能力，財政負擔最後也就因此轉嫁成，由於個別感染者用不到也買不到新藥，而對健康成本的消耗，甚或對生命的傷害。

2000年，中央健保局與生產藥物的葛蘭素威康公司四次議價失敗，導致所有當時使用「3TC」的愛滋病毒感染者被迫換藥，3TC對於愛滋病的雞尾酒療法而言，影響層面廣泛，斷藥後果嚴重。2011年，以「同療效、價廉之處方優先」為原則而施行的愛滋藥品使用規範，則造成感染者因適應不良而需要更動藥物的結果，以2014年一份對956名服藥者所做調查為例，其中628人 （65%） 至少更動一次藥物配方，從開始使用到更動配方中間間隔一個月（35天），報告中提到，更換藥物的其一原因4為：血紅素下降／白血球低下（10.8℅），這是一線藥物「卡貝茲」所造成，而嚴重者血紅素低下恐造成肝腎變病。如果感染者想事先避免抗藥性問題，在服藥前先進行抗藥測試，自費費用高昂，若要透過健保給付，門檻又過高。

上述提及的藥價與政府財政問題，顯示特定市場資源得不到充分挹注。而另一方面，男同志社群透過「性」編織而成的市場與交易關係中，則因「禁色禁毒」意識形態而被迫地下化，然而，地下化的市場並未因此滅絕，反而是在缺乏規範性制衡與資訊透明等惡劣處境下，以「畸形且傷害買賣雙方」的方式殘存、持續。例如，各地警政署因業績考量，持續在UT等男同志網路上，對男同志進行釣魚的後果之一，便是讓市場充滿更多風險，衍生出前不久「假同志援交 見面掏真槍搶劫」事件 。

此外，「非法」的藥物市場更凸顯了缺乏資源者如何暴露在高風險之下，在道德與法律的雙重遏阻之下，使用者對於用藥的知識以及其經驗難以透過常態性的網絡加以進行，同樣被迫「地下化」。至於公共化的藥物使用空間，也在「G5派對」遭警方查抄到退票停辦、同志三溫暖aniki遭到一週兩至三次高頻臨檢，柯文哲不諱言「就是要把你（aniki）關了的意思」，這一家家同志夜店的歇業浪潮中，被不斷奪去。

在這趨勢下，時常伴隨性（感）交流而實踐的藥物娛樂越來越原子化、去交流、去公共化，這當中的傷害風險亦同。今年初，一對男同志在春節期間到高雄某旅館玩嗨，其中一人飲下愷他命、安非他命（或甲基安等類似物）、源頭不明壯陽性等活性物質摻揉而成的「混合包」後，全身發顫抽蓄，其同伴在無法獲得其他知識建議及情感支應下，因怕身分曝光，拿走對方「手機、皮包及所有證件，離開現場在外遊蕩躲藏」，最後仍為警方尋獲並以過失致死加以法辦。

當政治與市場資源，紛紛投入在對同性情慾及同志婚姻的認可的同時，仍有許多性／別疆域被打壓、許多迫切的性／別資源日益貧瘠，在面向政治抗衡與資源分配路上，反諷地，護家盟紮立的稻草人形象或許是當下同志運動者最值得追求之目標︰「我們不斷做的事情就是創造這個社會最黑暗的角落，在最黑暗的店（電影）裡面，做最色情、最猥褻、最變態的事情。」

• 1.性專區對於許多性工作者（尤其缺乏遮風避雨空間的街邊性工作者）來說是個有利解套，但也企盼專區落實之日，不會伴隨對其他區域的更嚴格管制、執行強度的更綿密落實。
• 2.關於近期以同志生活、權益為主題發想的網路紅人，相關連結可參考1、2、3、4。
• 3.此外，在總統蔡英文的就職典禮上，邀請陳郁翔談青年創業，而他在致詞最後說道：我是台灣人，我以身為台灣人為驕傲！蝗胺你去吃屎！Taiwan NO.1！
• 4.其他原因還有20.2℅ 皮疹、13.9℅神經系副作用、9.1℅腸胃不適、30.3℅服藥方式不便利、和10.4℅產生抗藥性或治療不如預期。參考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藥品處方使用規範效果分析。

民進黨政府推動的「砍七天假」《勞基法》修正案爭議愈演愈烈，今日（11/1）上午約30名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工鬥青年產業後備軍的「反砍假」青年突襲立法院中興研究大樓地下一樓的柯建銘立委辦公室，高喊「密室協商砍假、青年要求辯論」，要求與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銘公開辯論，佔領了約半小時後，遭警力強制排除。

以「一例一休」之名、企圖刪除勞工七天國定假日的《勞基法》修正案，在10月5日的衛環委員會經民進黨召委陳瑩「一分鐘」審查完畢，同月27日在民進黨團強勢護航下，投票表決確認議事錄完成，順利送出委員會。今天砍假案進行第二次朝野協商，預計於11月初二讀、三讀完成。

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蘇子軒表示，柯建銘身為民進黨黨團總召，在七天假議題上絕對佔有關鍵角色，且柯建銘日前曾在黨團協商會議中說「《勞基法》修正草案絕對禁得起考驗的，大家可以來辯論」，因此蘇子軒強調「今天是柯建銘邀請我們來辯論的」。反教育商品化聯盟謝毅弘也痛批，柯建銘曾與工商團體多次密會，卻不願與反砍假的年輕人溝通，「不見到柯建銘我們絕對不會自己走出來」。對於青年的突襲佔領，立法院行政人員表示「我幫你們借會議室，坐著等柯建銘」，保六總隊第一分隊長多次要求「你們自己走出去」，約30分鐘後，即有大批警力以拖拉方式強勢將抗議者排除。

工鬥青年產業後備軍鄭仲皓表示，總統蔡英文曾說欲建立「最會溝通」的政府，卻仍然用警力來與人民「溝通」，今天雖然沒辦法與柯建銘會面辯論，但會持續提醒民進黨「青年拒絕砍七天假」的決心，也「請柯建銘不要再操作人民的立法院」。

砍七天假爭議以來，除了勞團多次陳抗之外，近日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工鬥青年產業後備軍、反教育商品化聯盟等青年團體也頻繁行動，於立法院、民進黨中央黨部外召開記者會，更在上月底（10/23）聚集百名以上的學生及青年勞動者舉行遊行。鄭仲皓強調，民進黨在選舉時號稱「與青年站在一起」，卻主動出賣青年的勞動權益，經過砍假案後，「青年絕對會和民進黨劃清界線」。

2016年9月收支情形　

◆ 收入　180,387 

◆ 支出　219,245　

◆ 餘絀　-38,858

2016年9月一性次單筆捐款

劉郁婷12500、黃三源1000、莊育達1000、陳敏榮1000、董福興100、吳秉育1000、張正昱1237、金宜蓁2000、郭柏君1000、張春美500

2016年9月定期定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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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台灣在文化、身分認同和政治上的混亂，根本原因在歷史被顛倒。從教科書、媒體到政客的嘴巴，都充斥著顛倒的歷史觀，不但美化日據歷史，把日據的殖民壓迫當作現代化，還把光復顛倒成終戰。最近，民進黨政權砍掉了勞工的七天假日，同時也把公定假日的光復節也取消了，從此，光復節將完全從台灣社會消失。這是今年的光復節最讓人痛心之處。

從李登輝政權開始篡改台灣歷史以來，台灣光復的歷史就一直面臨被抹滅的嚴重危機。台灣光復的歷史不但被矮小化、猥瑣化，甚至被扭曲、被顛倒；譬如：抹除「光復」而以日本軍國主義的用語「終戰」取代，把台灣光復顛倒為國民政府「再殖民」台灣等等。這些原來是台獨派的台獨史觀，經李扁政權的政治操作後，遂成了塑造「去中國化」、「反中國」加上「媚日」國民意識的工具，它們美稱之為「台灣意識」、「本土意識」。這個戰後台灣最重要的歷史變革──光復，完全被消滅、被顛倒成了台獨史觀的宣傳工具。

他們不但顛倒歷史，還背叛了台灣前行輩的悲願和遺志。71年前，台灣剛光復復歸祖國之時，民族復興之情高昂，台灣的文化知識界紛紛起來對日本殖民台灣的歷史進行澈底的批判。剛創刊不久的《民報》刊出了一篇社論〈提議編篡台灣史〉（1945年12月13日），大聲呼籲：「要遂行歷史的接收，從日人的手裡奪回我們的歷史。」同時，作家、學者楊雲萍先生也著文〈奪還我們的語言〉（《民報》，1945年10月23、24日），批評日本殖民者：「只想消滅台灣人們的語言，隨之消滅一切的歷史文化。」並呼籲：「要奪還我們的語言」。未料，71年後的今天，我們的歷史竟然再度被奪去了；只是，令人痛心者，不是被異族奪去，而是被自稱代表本土的台獨政黨自己消滅了自己的歷史，何荒謬之有？

清代思想家龔自珍（定庵）曾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墮人之坊，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可見得，失去歷史的可怕。紀念台灣光復71周年，面對這樣荒謬的情況，我們只有效法71年前先輩們，必須再一次奪回我們的歷史，奪回被顛倒的光復歷史話語權。首先，讓我們重新再認識台灣光復的偉大歷史意義。

台灣光復是中國現代史的重要一頁

首先我們要認識到，台灣光復並不只是台灣一地的歷史，它也是中國現代史的重要部分。光復不久，1946年1月1日創刊的《人民導報》，在創刊號上刊出了王芃生先生1寫給台灣光復的題字，內容是：「台灣是（中國）反抗帝國主義的先鋒是（中國）完成最後勝利的終點」。

這題字指出了一個嚴肅但現在普遍被失憶的歷史事實：甲午割台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歷史的起點，被割讓的台灣成了中國最早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先鋒，而台灣的光復更是中國完成民族革命最後勝利的終點；亦即，只有實現台灣的「真光復」，中國民族革命才算達到「最後勝利的終點」；台灣歷史是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血肉相連的部分，台灣與中國本是命運共同體。

其次，台灣光復的歷史，根本上是三大進步歷史潮流共同推進的結果：首先，它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一個部份；同時，它也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一個部份，它更是台灣人民50年間前仆後繼反殖反帝追求台灣光復勝利的結果。因此，才會有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中明記「台灣復歸中國」──台灣光復；它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莊嚴誓詞，世界歷史公義的體現，台灣人民反殖反帝追求台灣光復悲願的世界歷史的保證。這不是台獨史觀可以任意篡改的。否定台灣光復歷史，就等於站在邪惡的法西斯帝國主義那邊，否定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否定台灣人民反殖反帝的血淚歷史。

台獨派胡說台灣光復是戰後國民黨「外來政權」強加給台灣人的。其實，台灣「光復」是日據時期台灣人追求解放的目標；日據末期台灣人革命志士早就在積極從事「台灣光復運動」。抗戰時期，回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灣革命志士們，在1941年組成了「台灣革命同盟會」，誓言「保衛祖國，收復台灣」，其宗旨是：「集中一切台灣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光復台灣。」台灣革命同盟會不但從事「台灣光復運動」的宣傳，還積極推動在台灣建省、建政、建軍。

光復帶給台灣的三大歷史變革

1945年日本投降以後，台灣全體民眾熱烈慶祝「光復」。台灣光復帶給了台灣三大歷史變革，一是去殖民化（民族革命），二是民主化，三是祖國化。譬如，把50萬日人日軍全數遣還日本，台灣真正回歸中國，成為現代國家的國民。接收全部日資日產公有化，才有真正的民族資本。台灣光復半年（1946年5月1日）就建立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構」，擁有公民選舉權，這些從鄉鎮縣到省的民意機構選舉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其他還有各種去殖民（去日本化）、民主化、祖國化的事例，不勝枚舉。

再讓我們看看當時台灣菁英怎樣歡天喜地的慶祝台灣光復：作家楊逵在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後，馬上把他在日據時期命名的「首陽」農場（意為，寧願餓死首陽山）改名「一陽」農場（意指，台灣光復乃一陽來復），並發行《一揚周報》宣揚孫文思想。醫生作家吳新榮高呼：今起要做歷史的主人了。吳濁流則激動地說：作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一天。

廖文毅在他創刊的《前鋒》雜誌光復紀念號上，熱烈寫了〈光復的意義〉指出：「光復就是──光華復旦──黎明到了我們的台灣了！黎明的台灣是革新的台灣，就是新時代的台灣」，並說他在台灣光復發現了四個事實：（一）民族精神的振興；（二）國土重圓；（三）家人再集；（四）統一的國家和政府。

當時台灣知識精英的代表同時也是當時的《民報》社長林茂生，在他的〈祝詞〉中提到台灣光復的三大意義，他說：「當此復興之秋，有三大發現：一是，發現我是人，是自然人，從來處於帝國主義之桎梏下，我不是人──二是，發現社會，五十年來，我輩無社會，是對立之社會，分裂之社會，強權第一之社會，今也，一民族，一語言，一歷史，利害共通同胞相助，此種社會方是真社會──三是，發現國家，從來之所謂國家者，偽國家也，今同一歷史，同一法制，同一語言，同傳統之真國家」。

然而，林茂生在「台灣光復慶祝大會」（1945年10月25日）上的致詞中，在最後一句，也不免語帶憂慮地說了一句：「光復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似乎預感到今後台灣光復的新建設將面臨種種的困難。71年後的今天，我們不但深深體會到「光復尚未成功」的意義，更憂慮到「光復被消滅」的危機。而今天紀念光復，大家應該共同奪回光復的話語權，齊力恢復被顛倒的歷史，使台灣再光復。只有台灣真光復，中國民族革命才算完成「最後勝利的終點」。

• 1.王芃生是中國抗戰時期軍委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與台灣革命志士謝南光（謝春木）、宋斐如長期共同從事抗戰情報工作，對台灣問題認識極深。

砍七天國定假日的《勞基法》修正案通過在即，勞團抗議行動也更加頻繁。昨日（11/1）上午突襲柯建銘辦公室的「反砍假青年」，今天再闖民進黨中央黨部，希望會見蔡英文，20多位學生佔領位於華山大樓十樓的民進黨中央黨部大廳，多次與警方推擠衝突，雙方僵持了一個多小時後，在警方監視下才搭乘電梯離去。

中午12點半左右，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工鬥青年產業後備軍、台大大學新聞社等學生突襲民進黨中央黨部十樓辦公室，在牆壁上貼上「砍假總統」標語，並提出希望能會見一點於九樓召開民進黨中常會的蔡英文。警方隨即管制電梯，將通往樓梯的玻璃堵住，為此學生與警方發生多次推擠衝突。由於無法抵達9樓中常會會場，學生將「砍假總統」布條貼在刻有「民主進步黨」的木牌上後，在警方的監視下搭乘電梯至黨部建物外，再次宣示反砍假決心，並放話未來的抗爭將會「如影隨形」。

台大大新社趙振辰憤怒指出，蔡英文在召集「執政決策協調會議」並拍板定案年底前要通過砍價的《勞基法》修正案後，立法院「為了貫徹黨意，各種醜態奧步都出現」；趙振辰質問，蔡英文選前的勞動政策包含「工時要減少、薪資要增加、保障非典勞動者的權益」，更在日前國慶談話上強調要「改變年輕人的處境」，而砍七天假與以上承諾通通牴觸，「蔡英文總統為何欺騙人民、能不能給我們一個交代？」

工鬥青年產業後備軍吳俊奇表示，過去一個多月來，反砍假青年已經五次至民進黨部與立法院抗議，卻只得到民進黨「與勞工站在一起、落實周休二日」的跳針式回應，無視砍假後打工族一年可能損失7,448元薪水、全職工作者一年將增加56小時工時的事實，「這樣親資方的『資進黨』，別再說自己和勞工站在一起」。現場學生一一分享自己的打工經驗，世新大學黃同學說，每次打工都很期待「紅字」的國定假日排班，可以拿到整整多一倍的薪水，一天打工下來就會多一千多元，可以「吃一個禮拜」，「蔡英文現在硬砍七天假，是要我們七個禮拜不吃飯嗎」？

昨日反砍假青年突襲柯建銘辦公室、要求公開辯論後，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表示「我辯論的對象是國會議員」，立法院院長蘇嘉全更代表民進黨團發出公開譴責「學生脫序違法」的聲明。此外，勞動部部長郭芳煜更親上火線回應砍假議題。針對工時問題，郭芳煜聲稱「61%的勞工已經有周休二日，而且僱主為了跟公務人員一樣，也已經調移7天國假，修法對這些人沒有影響」；對於青年團體一再提出「砍假即砍薪」的問題，郭芳煜則說「如果打工族一周上班六天，就可以在休息日出勤享有加班費，比七天國假的雙倍薪資還多」。

對此，青年勞團今日也提出反駁，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蘇子軒質問，「有多少打工族是一週上六天班，能夠領到所謂的休息日加班費」？在全職工作者工時的部分，蘇子軒認為，郭芳煜的說法證明了由雙週84工時改為單週40工時，無法達到實質降低工時的效果，而民進黨政府一再強調「砍七天假」就是因應週工時下修所做的調整，顯見「降工時政策對勞工沒有實質幫助，政府卻以此為由硬砍七天假」。

小美做了最終決定回到了學校。那天升旗我看著小美，但沒認出她。新剪的瀏海和一襲入時的黑色束腰羽絨服。擦身一瞥，難以與先前的形象連結。也可能是幾個月待在五環外的生活，我對人事物流動的秩序感慢慢與當地同步。當我聽見小美不回來的消息時，竟如聽聞街邊大姊聊起家常般的稀鬆。丁點的訝異後，就把這個消息融進腦海，繼續手邊上的工作。小美老家在湖南，九〇後的年輕女孩。一年多前和校長的表妹一同到學校擔任志願者，之後便留在學校任教。問她為什麼在老家找到另一份工作卻選擇回來北京？答案很簡單：「我想念這些學生」。過了個寒假，學校產生什麼變化？

學校表定2月9號，農曆正月18開學，正式上課則是2月13號。在孩子們來到校園前，學校的教職員工們著手準備迎接新學期的工作。校園經過一個寒假，暖氣管的水結凍，為重新啟動鍋爐，必須提水到新樓二層的送水口。接著使用噴燈將每間教室的暖氣管和葉片中的冰給化開。打掃教室、重新張貼「上好學、做好人」的校訓、分發課本等。來到這裡才知道，中國大陸的年可真是實實在在地過到正月15的元宵節。元宵節那夜煙花燃爆的聲音加上時不時飛機略過的聲響，皆緊抓最後的時刻鬧騰。

我的工作延續上學期，教授一到六年級十二個班級的音樂課和兩班三年級的英語，另外計畫在氣溫回升的這學期將兒童劇團的課程更加落實。來到北京的這些日子，冷天氣是一挑戰外，離開原有在劇團的工作模式進入學校規律的作息，至今仍是我的一大功課。6點20起床，在黑暗中穿上三、四層衣物趕在7點20分前簽到，之後到食堂拿上饅頭夾鹹菜，打一碗米粥水交替入肚，日日數著饅頭開始。以一堂課40分鐘為切割點，馬不停蹄地走完一天。經過一學期的摸索與適應，新的學期我琢磨著音樂課要如何進行？一、二年級的同學們購買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音樂課本，三到六年級沒有課本。因此，我可以選擇與決定要教授的歌曲。起先，我的方式是使用由新工人藝術團編選的《大聲唱歌曲集》交替著台灣八〇年代的校園民歌。《大聲唱歌曲集》裡面的歌曲分為：群眾愛國革命歌曲、優秀民歌、優秀少年兒童歌曲、優秀抒情歌曲、新鄉村建設支農歌曲，以及新工人藝術團創作的歌曲等六類。印象深刻的一次教學是我去到二年級班裡，教唱〈歌聲滿行囊〉。

音樂課是所謂的副課，加上自己對音樂課的設定不應是乖乖聽講、安靜坐端的一門課。孩子們比我更很清楚這一點，因此班級紀律的維持更加困難與費力，必須時而溫柔輕聲、時而獅吼河東，兼用分組加扣分的方式維持秩序。但有時會引發某一組被扣分後，頻頻向我告狀另一組的孩子說話或下座位的聲音。那一次在二年級的班裡就是如此。第二組的一位小男孩被扣分後變本加厲地吵嚷，並刻意擺出不悅的表情對著我。我喊著他的名字讓他到講台前罰站。我問：「為什麼你今天這麼不遵守紀律？」他說：「老師，我生氣不是因為你扣我們的分，而是因為你教的歌。」〈歌聲滿行囊〉裡有兩句歌詞是這樣唱的：「今朝我們相聚時雖短，誠摯有情似水長......。」小男孩：「就是這兩句歌詞，讓我很難過。」一時我還回不過神，小男孩已破聲大哭。他接著說：「因為余珩走了。」班上頓時一片安靜，斷斷續續地有聲音說著余珩回老家了。霎時我的鼻和眼有一股酸淚要浮上，不知道如何接話，不知道原來兩句歌詞引發出那壓下去的難受。下課鐘響，我對小男孩說老師不知道是因為這兩句歌詞讓你心情不好，老師向你道歉。男孩趴在桌上痛哭。我說了些不著邊際的話安慰他，就是無法告訴他有一天你倆會再見面。男孩突如的情緒是如此強大與真實，任何嘗試緩止的話語都顯多餘。

音樂，是新工人藝術團用來表達勞動者心聲的頻率和維權的方式。來自生活、表達生活，再次進入生活中鼓舞著勞動者，證明勞動的價值。回到學校，看著底層勞動者的下一代在校園中踢毽子、跳花繩、打球的身影，「音樂」在孩子們現在的生活和未來的人生可以是什麼？一年級的孩子有的剛從老家來，普通話說得不好，音樂課上跟著旋律喃喃呀呀地唱；五、六年級的孩子跟我說不想學孩子氣的歌，流行音樂歌唱的世界是即將進入青春期的他們關注的焦點。每星期我都抓破頭想著要選擇什麼樣的歌曲，或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音樂課。然而，現階段我的想法是不論唱著什麼樣的歌曲，主要的基點是「大聲唱」。學習表達自己，記得與練習當聽著音樂、唱著歌的時候自身的情感得到呼應與抒發。看著高年級的孩子們，想著或許一、兩年後他們在流水線上重複相同動作，用青春與血汗生產世界上人們使用的各式物品。

學校是那個你離開的地方，音樂與歌聲可以和你一同前往。

故事不是簡單屬於某一個人，不是「過去」的墓誌銘。回憶也不是祥林嫂式的單一重複，而是反覆穿插的人生故／新事，每次想起來都有不同。我就來講個這樣的故事／新事。

記憶中我是個不討人喜歡的孩子。也許是自卑感比較強烈，每次家裡來陌生人，我都要自覺地躲到爺爺家的火炕一角去面壁。一旦被要求打招呼，便會發出撕心裂肺的哭號。在多次被教育「真是不懂事」後，也漸漸形成了某種執拗個性，怕人、自閉，妒忌所有惹人愛的孩子。所以每天早上去幼兒園的時候，都例行地抱著爸媽哭一場，惹得老師一臉嫌棄。隨後，我會潛入小孩子堆裡，不敢被老師注意；自覺融入同樣被老師漠視的孩子甲乙丙丁，遠離所有老師關注的小可愛們。

九〇年代初，《聖鬥士星矢》正熱播的一天，四、五歲的我趴在陽台上和一些甲乙丙丁們講著動畫片。也算是小朋友們的性遊戲的一種吧，我們興致勃勃地討論著一些不知是從誰開始傳出來的順口溜：「天馬流星拳，放屁大連環」、「星雲鎖鏈，褲襠開線」、「廬山升龍霸，你媽搞你爸」之類的。正在我一臉興奮地跟某甲小姑娘說著時，一個老師們最寵愛的胖男生從我們身後衝過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拉下了我們的褲子。當時的「受害者」不只是我們兩個，還有班裡大多數女生。一片哭聲中，幼兒園老師忙著安慰，但漸漸開始不耐煩地嚇唬起來，「有什麼大不了的？誰再哭個沒完看我不收拾你！」執拗兼一貫招人煩的愛哭的我，大概是最後一個停止抽泣，且被嚴厲訓斥的孩子。

現在想來我的哭聲，其實內容很複雜。當自己正秘密地興奮地和小夥伴談論「不合適」的話題，這種隱秘的「性奮」被突如其來的暴力行為揭露在大家面前。我的「不良思想」和我的「不良身體」，同時裸露到眾目睽睽之下。我也一直被教育著：身體上，女孩子的下體無論如何不能「不要臉」地露出來；精神上，女孩子更不能說出「不要臉」的話。這些羞愧和內疚，再加上對於老師一貫以來偏向幾個「淘氣聰明」的男孩子的嫉妒和委屈，使得眼淚成了一個方便的、習慣性的表達方式——也許還是更像個女孩子的、更「合時宜」的表達方式吧。

胖子還在一臉得意的對他的小哥們描述這一場景，「星雲鎖鏈，褲襠開線。然後，噗！褲子就掉了！」也許在他們眼裡這可以看作對我們這些講「不要臉」怪話的女孩們的懲罰？胖子此時儼然自詡為一個對我們性越軌行為的道德執法者。懲戒性越軌的性刑罰也可能會給執法者帶來性的快感吧。「變態」的性騷擾者和「正義」的反性聯盟有時也只有一線之隔。

拉下我們褲子的胖子，和經常打架的「石頭」，是老師喜歡的「淘氣聰明」的男孩子。不知是不是我的「過度反應」在脱褲子事件中「脱穎而出」，石頭和胖子開始經常性地「調戲」我。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也能在這裡獲得另一種孩童性遊戲的興奮。

石頭開始單獨找我，要求我午睡的時候睡在他旁邊的床上。若我拒絕，他就會揮舞拳頭威脅我。我們的交流是單向的，他有的時候也聽我講故事，但是他並不和我對話，而是命令的口吻。能和他對話的只有胖子他們一群淘氣男生。不曉得為何在幼兒園的小朋友裡就已經有這樣的「王者之氣」，和「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 的大男子漢之風。無論是誰，無論多小，似乎都沒法逃離這個社會的性與性別的秩序系統。

承認享受的話，哪怕是自己內心都要有一絲厭惡自己了。

石頭在我們一起睡午覺的時候，脱下自己的褲子，命令我舔他屁股。所有命令背後，都似乎隱藏著拳頭的威脅。如果說和小朋友們討論《星矢》的黃段子是我自動參與並享受的小孩子的性遊戲，「脱褲子事件」和石頭逼迫我做的事情，都強烈引發了我一直被教育的對性的恥辱與厭惡——當然也有被強迫的不爽，但鬱結在我心頭的更多還是由性引發的羞愧。

我先是妥協地用指頭沾上口水，然後抹在石頭的屁股上。因為他背對著我，我以小孩子的邏輯，認為他不會猜出是指頭還是舌頭，也覺得用手指會比直接用嘴巴更讓我心裡容易接受些。不知石頭是不是猜出了我的伎倆，他轉過來面對我，要我舔他雞雞。當時我大概拼命地不去看這個畫面，後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也拼命地把這個畫面從我腦海裡一次次刪除。所以現在大概只記得一個大拇指粗細的粉粉的圓形的龜頭，中間有一條縫。這次我沒辦法再搞鬼，只能不情願地用舌頭舔了幾下。

這件事情開始變成了我在幼兒園裡新的日常。很多時候，我只好假裝睡著，無論發生什麼，都不肯動彈或睜眼，期待午休時間趕快過去。不知石頭是否知道，又或者是否在乎我是在以裝睡的方式來對抗他的命令。有一次，在我裝睡的時候，他把胖子叫來，以一種炫耀的姿態脱掉了我的褲子給胖子看，「看，睡得這麼死！」而我在當時的情境下就只能裝死，甚至不記得自己是否有知覺，他們有沒有再碰我。後來看到一項關於美國校園男生的性研究，有時他們的異性接觸也是一種同性親密慾望的體現：比如在性愛的時候，心裡想的是怎樣和哥們炫耀。這性愛的對象，與其說是女人，不如說是自己的哥們。

而那時的我，也同很多強姦受害者一樣選擇了麻木，甚至享受，來緩解自己可能受到的傷害。但如果不把自己殘忍地深度解剖的話，我會止步於承認麻木，因為承認享受的話，哪怕是自己內心都要有一絲厭惡自己了。這時候我也不得而知自己的真心了，又或者唯一的真心本不存在。我在麻木的時候有沒有享受？我真的不知道。

假如性不是那麼禁忌、可怕，也許早年天塌下來一般的「性騷擾」也可變為尋常的「騷擾」，我也就不必如此忌諱在第一時間尋求幫助。

我曾一度拒絕去幼兒園，堅持了幾周，但還是不敢和家裡人說。也曾在上小學的時候，對發現我和石頭不是同一個班而欣喜若狂，然後卻又膽戰心悸地發現他居然就在我隔壁班。因為小學不再有午休一樣的私密場合，石頭也就沒有再對我進行過「性騷擾」，但是「騷擾」還是一樣的頻繁。 有時難免會遐想，假如性不是那麼禁忌、可怕，也許早年天塌下來一般的「性騷擾」也可變為尋常的「騷擾」，我也就不必如此忌諱在第一時間尋求幫助。

當然也很難講，後來的「騷擾」是不是「無性」，因為它還是會經常引發我聯想起早期的性，於是看似「無性」的騷擾也隱含了性的暗示，就像「騷」字本身。但是沒有了被教育塑造得「可怕」的下體器官，還是讓我有了一些些喘息空間。即使這空間依然很有限，我也在這空間中找到了暫時解決這件事情的方法。

石頭身邊又重新集結了一批「淘氣聰明」的男生，經常在我和其他小朋友聊天時，向我扔雪球和土塊。當時另一個女生因為和我一起聊天也被殃及，一個成績差但是很能「作」的女生。她是間個體餐館老闆娘的女兒，嗓門大的瘋女子，敢吵敢打敢罵人。外婆是不喜我與她玩的，說她不講衞生、不文明。她在學校裡彷彿也是女生中的另類，我對她一方面有外婆灌輸給我的擔憂，一方面又很豔羨她，像張懸歌裡唱的，「人要愛人要恨的樣子」。

「作女」把這件事報告給了老師。我很感激這個女生做了我不敢做的事情，又或許對她來說，說出被丟雪球這件事並沒有如我一樣夾雜著對性羞恥的顧慮在裡面。我們班和隔壁班的兩個班主任讓我們把那幾個男生指認出來，其中有石頭和他的幾個新朋友。隔壁班班主任完全不相信地指著石頭說：「他不可能欺負人的，又聰明，又老實，學習成績又好。」我彷彿完全失了聲，不知該如何指認這個 「好」學生。丟雪球並不是什麼大事，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他們對我的騷擾持續到有一天我終於決定告訴爸爸。但是我依然無法說出那些讓我感到羞恥的事情。也許是「作女」給了我啟發，可以略去那些說不出的污點，來尋求「騷擾」而不是「性騷擾」的正義。於是我對爸爸說，上學路上有一群男生總是欺負我，用土塊沙子打我。爸爸跟著我在上學路上碰見了石頭，指著他鼻子說：「你再敢欺負我女兒試試，信不信我把你塞下水道裡！」之後，石頭並沒有再在學校騷擾過我，漸漸地，這一串事件告一段落，暫別了我的生活。現在想來，這算不算訴諸父權家長權威以暴制暴呢？甚至，假如我爸爸的威脅給石頭造成創傷，如今著重保護婦幼受害者的反暴力話語又能不能、願不願容納一個曾經是施害方的男性呢？是不是簡單的男性傷害女性，大人傷害孩子的「常識」和「普世」邏輯就能解決錯綜複雜的現實衝突呢？

我所知道的語言只是「羞、髒、臭」而已。我的那些秘密、和秘密背後的複雜情緒，都只能暫時一股腦地嫁接在這些詞裡。

回憶不只是塵封的故事，而是不斷翻新，交雜在生活裡，反覆地以不同的形式出現。我直到高中才第一次把這個故事講給人聽。是我高中喜歡過的兩個女生。後來給大學裡的初戀女友，現在的女友和幾個很信任的朋友也講過。而每次講述完，我都會覺得這個故事幫我建立了一個非常親密的新聯繫。當然，每次講也都會有新的變化。但也許因為這故事涉性吧，即使已經反思自己從小受到的污化性的教育，還是難以抵禦一種彷彿來自內心深處、自然而然理所當然而近乎天然的羞恥和恐慌。但羞恥幫我建立新的友誼，變成一種自我賦權的東西，也是怪有趣的。

「賦權」如今已經成為民權議題政治正確的口號，但誰來給女人賦予權力？如何賦權？賦權是否預設了受害者此前的「無力」？我不願悲情控訴傷害我的人，或者僅僅痛斥「強男欺弱女」的父權社會。我政治不正確地以為，分享羞恥可以讓我建立更多親密體驗和無法分割的非正典的親情友情愛情；不加廉恥，不加區分地享受這種分享羞恥帶來的曖昧關係，居然也敢厚顏無恥地自慰為「賦權」，也算是自己對「賦權」這樣高大上的運動詞語的酷兒式自嘲篡改了。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拒絕談論，拒絕想起這個故事。我今日反思自己的羞恥來源何處。其實當時作為小孩子的我，性作為遊戲和實踐並不陌生，否則怎會有「星雲鎖鏈，褲襠開線」，或者自己在被子裡夾緊雙腿摩擦自慰，反覆騎滑公寓樓梯扶手的刺激。但這些小小的樂趣也沒有被轉換成具體的概念、文字或知識，更無法抵消我對這段經歷的厭惡。而當時的厭惡，多是源於家人對抓褲襠，當街尿尿，摳屁股一系列的不文明行為的強力禁止。屎尿從可以作為嬰兒的玩具的時候，就被家長們蓋上了一系列的建立羞恥感的巴甫洛夫反射式教育，「羞不羞！髒不髒！臭不臭！」我的下體也就這樣在反覆的「調教」中和羞恥掛鈎了，而微妙的是，關於下體的快感也一樣被掛鈎了。

還依稀記得外婆對我在樓梯台階上尿尿當做瀑布小溪流玩耍的震怒，和母親斥責我在被子裡亂動是在幹什麼。那是一種不能說出口的羞愧和快感，所以在我的痛苦糾纏裡，我一直沒有在事情發生的時候主動告訴過任何人，是因為我沒有這個語言能力，沒有人教給我，我所知道的語言只是「羞、髒、臭」而已。我的那些秘密、和秘密背後的複雜情緒，都只能暫時一股腦地嫁接在這些詞裡。

而現在，當性騷擾不斷成為大眾的關注點時，我不希望以一個受害者形態出現。我甚至擔心自己的論述會被解讀成，這就是性騷擾受害者厭惡男人最終成為同性戀的故事。這不是！我不否認，我的敏感體質讓我覺得這段經歷至今都有很重大的意義，我也的確有點厭男了一段時間。但是，它不一定是一道疤；或者它可以成為一道疤痕，但疤痕總要想辦法癒合，我也無意反覆揭開回顧痛苦，除非那揭開的痛苦也能轉換成某種愉悅。我也不願意做一位立志斬除一切性騷擾的「復仇者」，因為我不希望在利劍砍向性騷擾這個「壞蛋」的時候，也不可避免地傷及不見得壞的「性」和「騷」。何況，誰來當鑑定壞人和好人的裁判？

當我這次重新續寫這個故事，我還是感到羞恥、害怕、焦慮，但是我要坦誠的是，這裡還有一絲隱藏的性衝動、興奮、甚至享受。我有沒有膽量承認，在回顧這個應該給我帶來痛苦、應該讓我一蹶不振、應該讓我甚至永遠厭惡性的故事的同時，我是有一種精神自慰的肉體快感的。換句話說，一邊寫，一邊羞恥地濕了。其實承認自己享受這個故事的羞恥感，可能比宣稱自己是「性騷擾受害者」的羞恥感要強烈得多，也要困難得多。至少在目前的語境下，後者被認為是正常的、值得同情的反應。而前者則是反性騷擾運動中的破壞分子、為騷擾者開脱；是不知廉恥的「婊子、騷貨、活該」。

而我，一貫是這麼一個不敢言說的、虛偽的，表面上賢良淑德，內心裡放縱不羈的婊子。當然也可惜是一個不敢把自己的性慾望說出，於是一直過著平淡無奇的性生活的偽婊子。當我在大學裡和第一個有性接觸的女孩子分手時，我甚至不知道要如何言說那是什麼。她也是回歸到「正常社會」裡面找到了一段令人豔羨的男女關係。「我都不敢把你的名字，哪怕用代號，寫到日記裡。」我曾經在那個仲夏，赤裸地只罩一身單衣，遊蕩於巴士和公園，期待著被性騷擾。當然，也許我現在更安心於並沒有發生過那樣的事情。

出櫃第一次的同性性經歷，或者愛情，也成為我人生中的一個新的「脱褲子事件」——羞愧而不敢言說，同時又期待與信任的人分享。我於是在大學快畢業前和幾個高中同學分享了這件事情，多數是半醉半醒寫著論文的時候。讓我傷心的是，幾乎所有的女生，都有一種特別的小心謹慎，彷彿在說著「你可不要再愛上我了」的暗語。好吧，我承認，其實這也不是她們的自以為是，我會選擇去坦誠的人，多半是我有些好感的人。

這個男生是不是在「性騷擾」我？其實他給我的安慰，比起我高中女生朋友們那些「不要愛上我」的，要多很多。

高中同學中有一個男生，聽到我出櫃後，在我回老家時，請我去了酒吧。小鎮上的酒吧幾乎沒有顧客。我們坐在角落，他女友的短信一直手機上響，但是他一直沒有回覆。他直言自己技術非常好，希望能幫我驗證一下我是不是不可能喜歡男人。「我可以用舌頭把櫻桃梗在嘴裡打個結！」他也坦誠地說，自己和現在的女朋友在一起是因為一時沒忍住衝動，所以只是需要「負責」。我試了一下他那個能打結櫻桃的舌吻，他用手撫摸我襯衫下面的乳頭。「你還是不喜歡穿胸罩啊」，他的手試探的摸索到我的熱褲，「不會下面也沒穿吧？」我的性羞恥突然蹦入這個環境裡，打開了他的手。因為是在老家的小鎮裡，我們尷尬地聊了兩句就各自打車回家了。

這個男生是不是在「性騷擾」我？其實他給我的安慰，比起我高中女生朋友們那些「不要愛上我」的，要多很多。至少是一種對我當時失戀的厭世自卑狀態下的性自信的提升。我甚至有時會後悔那天沒有再發生什麼。不過也許真的發生了什麼也一樣會後悔。

重新說回石頭和胖子，脱褲子事件。我曾經的怨恨現在已經變成了另一種情緒。如今我覺得，他們不是唯一讓我無聲的、羞辱我的罪魁禍首。社會對「性」的特殊關照，使得我把這段經歷當成與同學間嘲笑或打罵有著本質區別的重大創傷，才是；人們對無辜純潔「受害者」的刻畫，讓我預料到說出羞恥和快感可能給家人朋友帶來的毀滅性反應，才是。

石頭和胖子貌似厭女的兄弟情誼，和對我物化般的羞辱，也不是簡簡單單地消滅了這幾個男孩子，就會在世界上消失的。我反而很同情他們——是什麼讓我們各自變成了不可饒恕的「施暴者」和無能為力的「受害者」，二者看似敵對，卻又在社會對性的規訓下弔詭地共生著。當下輿論和政策對於性騷擾的嚴厲打擊，以保護女性、兒童為本，但卻很少考慮，是否在「進步」的同時也無意間和「保守」性道德結了盟。這種「嚴打」似乎才是比「施害者」更強大的力量。它將我好不容易理清、日後或許還會推翻的複雜情緒，將我在這一故事中尋找的新力量和快感，通通推回到「受害者」這個大筐裡面去了。

如今這種「嚴打」正在進化得更加精緻綿密，反性騷擾論述不再止於完全把女性受害者當成無助的可憐蟲，而是在鼓勵她們控訴傷痛的同時，還要相信傷疤是可以通過賦權來修復的。只是修復的路徑依然單一，似乎最能被接受的結局只能是如下的皆大歡喜：受害者們建立姐妹情誼、普及性騷擾定義、呼籲更多人講述受害故事；加害者們沉痛懺悔，改過自新，學習性別平等知識，靈魂深處鬧革命；輿論對性騷擾強烈譴責，殺雞儆猴，威懾住潛在的「鹹豬手」；而社會大眾和立法者將會因為這些倡導而變得更有性別意識。我似乎沒有任何理由不憧憬這樣的結局。只是，在這樣的喜劇收場中，我又該如何安放我的「婊性」，以及我對充滿善意的政治正確戰戰兢兢的質疑？

寫下這個故事，沒有想代表任何人，更不是說所有的被騷擾者都是浪女、所有的侵犯都正中下懷。我同情，並且希望幫助受到傷害的女性，就好像我非常希望當年我糾結著「性騷擾」和「出櫃」的巨大心理壓力時有人幫助我。我要謝謝那位高中男同學給我的幫助，雖然那看起來很像另一場「性騷擾」。但幫助並非只有「保護受害者」、「譴責施暴者」這麼簡單——他至少在性方面給了我一些自信。在我不想代表別人的同時，我也不希望在反性騷擾運動中被「受害者」的形象代表，哪怕作為「賤貨」比受害者更難說話，說出自己的故事和質疑也更膽戰心驚。

孩子被欺負了，終於在大人的噓寒問暖下大哭起來。會哭的孩子有奶喝，可是哭不出來的孩子難道不是更「受傷」嗎？我不是要攀比誰更受傷從而更值得「保護」，因為感受，回憶是跟隨我一生，就連「我」也是在不斷重寫的故事中變化著的。如今的我倒願意做一個破涕為（淫）笑的孩子，這笑聲或許有些刺耳，但我期待，我的故事與其他受傷小夥伴們的體驗交織重塑，讓所有異想天開的、「不合時宜」的感受都不必再被封藏。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今天（10/4）上午冒雨在勞動部前廣場上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工會表示華航資方違反過去簽署的承諾，取消工會理監事與會員代表的會務假，意圖影響工會會務運作，因此決議將會員代表大會移師勞動部前。

空服員工會理事長趙剛指出，會務公假是工會幹部能否經營工會、運作工會之重要條件，今年６月空服員罷工後，華航資方與工會簽署七項協議，其中也包含給予空服員工會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會務公假。但工會10月向華航公司提出11月3日舉行理事會會議，以及11月4日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之會務公假，資方卻在會議召開前一日（11/2）發函工會取消會務公假。

此次華航資方取消會務假，理由是理事會、會員代表大會討論事項非華航事務，然而勞動部官員表示，空服員工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不論討論事項是否包含非華航事務，只要是辦理工會事務就符合「會務」定義，雖然《工會法》未明訂僱主應給予職業工會會務假，但華航在6月24日協議中有提出承諾，就應該給予空服員工會會務假。今日工會會員大會上，也通過決議要將華航取消會務公假一案，向勞動部提起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勞動部表示，待勞方提出後，將儘速啟動調查，若華航確有違法將會進行裁罰。

台灣鐵路產業工會今天（11/4）上午宣布與台鐵就工時的協商破局，痛批鐵路局毫無誠意，預告近期將重啟抗爭，並要求勞動部就目前台鐵工時制度違反《勞基法》的情況作出行政解釋。

在這篇報導中，我們曾仔細介紹過台鐵目前採取「日夜休」三班制的輪班方式，台鐵產業工會自今年（2016）9月起連續赴交通部與行政院抗議，指出台鐵這樣的輪班方式導致基層員工嚴重過勞。隨後，鐵路局在抗爭壓力下成立了工時協商小組，但舉行過四次協商後，如今遭產業工會批評毫無協商誠意。

在前天（11/2）第四次的工時協商會議上，產業工會集體退席表示抗議，並且表示不再為協商小組決議背書。台鐵產業工會理事長王傑表示，協商會議中，工會同仁花很多時間計算提出「兩輪一例」的工時方案，卻被鐵路局抵制杯葛，但鐵路局自己卻不提版本，而是把責任推給各運務段提出。而所有運務段，最後提出的版本，都是照抄工會的架構，但砍去了週六出勤的加班費，只有台中段留下，「周六有明確出勤事實，加班費於法有據」，王傑強調台鐵讓加班費縮水將侵害員工權利。

協商破局，工會宣布未來將「不限形式、不限人數」重起抗爭，今天將發函給勞動部提出拜會，要求勞動部解釋目前根據1988年鐵路局與台鐵企業工會協商的協約是否有違法之嫌。

反對公司化 產業工會：台鐵不應營利導向

日前交通部長賀陳旦再度拋出台鐵公司化議題，立委葉宜津甚至在立院質詢時聲稱，若沒公司化，台鐵員工永遠都不會有榮譽感。工會今天記者會中也表態反對公司化，王傑痛批公司化才有榮譽感的說法「簡直是在胡扯」，強調給予員工勞動保障，勞工才可能有榮譽感，公司化根本搞錯方向。

工會理事周楷表示，台鐵目前的根本問題在於人力不足，鐵路局又缺乏補足人力計畫，一旦台鐵公司化，未來以盈利為導向，只會更加精簡人力，或者改採彈性化的非典勞動取代正值聘僱，「基層勞工的處境只會更糟！」此外，周楷指出，台鐵目前作為國營企業扮演公共運輸的角色，維持許多偏鄉與偏遠的車站營運，如果公司化，恐將裁撤無獲利的車站，影響民眾的權益甚鉅。

立法院今天（11/4）上午就《集會遊行保障法》草案進行黨團協商，集遊惡法修法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等團體在立院外舉行「集遊惡法送終」記者會，呼籲各黨團拿掉換湯不換藥的「安全距離」和「強制排除」兩個爭議法條，但因國民黨團拒絕協商，最後未能討論是否廢除這兩個法條。民間團體強調將繼續堅持訴求，督促立委將《集遊法》中的戒嚴遺毒送進歷史灰燼。

台灣人權促進會王曦指出，目前《集遊法》修法版本中的第5條「安全距離」以及第17條的「強制排除」，都延續了過去《集遊法》的戒嚴遺緒；新法不但以「安全距離」之名，擴大了禁止人民集會遊行的「禁制區」範圍，另外也用「強制排除」的名義，將警方的「命令解散權」保留下來，她批評這樣的修法只是換了名字，實則「換湯不換藥」。

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胡博硯表示，「強制排除」和「命令解散」本質上並無二致，過去集會遊行活動，常因警方「命令解散」演變成流血衝突，他希望立法者慎重思考，保留「強制排除」條款，對人民來說「究竟是保障還是傷害？」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也指出，新法將醫療機構周圍都列入禁制區，禁制區的範圍不減反增，而立院大門的對面就是台大兒童醫院，因此未來民眾可能也無法來立院陳情抗議，他質疑這種修法根本是要繼續打壓人民的發言權利。

民團除了訴求黨團協商廢除《集遊法》修法版本中「安全距離」及「強制排除」的條款，也要求修改現行《刑法》「妨害公務」的條文。華光五人案的被告林靖豪表示，現在政府不只會用《集遊法》來箝制人民的集會遊行自由，更會用《刑法》的「妨害公務罪」、「強制罪」、「侵入住居罪」等罪名來起訴抗議者，他和其他四名聲援者抗議政府強拆華光社區時，就被控以「妨害公務罪」，他呼籲民進黨政府應徹底檢討《刑法》濫訴的問題，保障人民的集會遊行自由。

然而，今日黨團協商《集遊法》時，卻因國民黨立委黃昭順表示未受國民黨授權，拒絕參與協商而破局。王曦批評，國民黨變成在野黨後，仍未負起善盡監督責任，讓人民難以抱有期待。她強調將繼續和各黨團溝通，督促立委落實憲法以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明文保障的集會遊行權。

隨著「砍七天假」的《勞基法》修正案愈來愈逼近二、三讀，勞工反砍假的抗爭也再度升級。由十多個勞工團體組成的「2016工鬥」，今天（11/4）下午來到立法院外，宣布發動第二波絕食行動，要求蔡英文政府立即停止推動刪除勞工七天國定假日的法案，勞工也在現場焚燒蔡英文競選總統時的「點亮台灣」旗幟，強調不會再被民進黨的口號欺騙，誓言用身體「打破虛偽可恥的政權」。

今年（2016）7月，勞團為了阻擋砍假案在立院衛環委員會通過，就曾發起第一波的絕食抗爭，結果在社會壓力下，民進黨召委林淑芬未現身主持，成功延宕砍假案的時程。然而，10月5日，砍假案仍在民進黨團人數優勢下，未經討論就強行送出委員會；10月27日，民進黨團再次強勢表決「確認議事錄」，預定11月8日將硬闖二、三讀。

勞團代表今天在立院前輪番發言，重申這場攸關台灣勞工集體勞動條件的鬥爭無可退讓、將抗爭到底。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表示，砍掉七天國定假日，實際上就是讓勞工在35年的工作生涯中，無償多工作245天，令現在台灣勞工長工時、過勞的狀況更形惡化。工鬥青年產業後備軍代表鄭仲皓則指出，砍掉七天假，也會影響青年打工族的薪資，等於一年至少損失雙倍薪資7448元，這對很多需要自付房租、學費的學生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民進黨在10月5日及27日無視議事程序、不惜蠻幹通過砍假案的作法，也引起社會各界的質疑。工鬥成員郭冠均痛批，民進黨毫不民主的作法，已經證明其聲稱的「英派革新」、「點亮台灣」都是虛偽不實的口號，實際上施行的就是圖利資方、犧牲勞工的政策。他也認為，蔡英文政府推行的砍假案，已經違反了廣大勞工、青年的利益，這使得反砍假運動已不僅是一場爭取勞工權益的運動，更是爭取多數人民的權益的運動。

勞團在現場焚燒蔡英文競選總統時的「點亮台灣」旗幟，抗議蔡英文不但未實現「降低勞工工時」的諾言，還和資方聯合起來企圖奪去勞工的合法休假權益。勞團並推出七名來自桃園市產業總工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等團體的絕食代表，宣誓將無限期絕食下去，並表示每晚八點會固定舉行繞行立院抗議的「討假夜行軍」活動。工鬥邀請全台勞工和青年一同參與，團結討回勞工的七天假。

夜行軍首日繞立院 籲公聽會應有勞工代表 

今晚八點，「討假夜行軍」準時出發，約20名反砍假的群眾參與繞行立院，沿途宣講砍七天假對勞工造成的危害，並呼喊「硬幹砍假，工人絕食」的口號，立院各側門口皆佈署大陣仗警力。走在夜行軍中的林柏儀抨擊，看起來立院內外起碼有五百個警察，這種調度根本是浪費納稅人的錢，只為了保護這個親資的政權。

對於民進黨立院總召柯建銘今日提議針對《勞基法》修正案召開四黨團的公聽會，郭冠均回應，如果民進黨真的有意召開公聽會，就不應以砍假為前提，並強調必須讓勞工代表參與，「任何一位絕食代表24小時隨時在這裡等待」。

反對蔡英文政府刪除七天國定假的工人絕食行動邁入第55個小時，已超過今年（2016）七月時第一波絕食抗爭52小時的紀錄。

為擋下砍七天假的《勞基法》修正案，七月時勞團曾發動第一波絕食抗爭，當時八名工人在立法院前絕食了52小時，成功擋下衛環委員會初審後，宣布停止絕食。然而，「砍假案」在十月時卻接連硬闖衛環委員會和確認議事錄兩關，目前只差二三讀表決就會通過，勞團因而在上週五（11/4）再度發起絕食行動。

本次絕食行動共有七名工人代表參與，絕食時間已超過55小時，然而截至目前為止，民進黨政府都未正面回應勞團的訴求。今天，傳出府院黨高層鑒於強行表決修法爭議太大，將不會在本週二（11/8）完成二三讀，而願意以「讓資淺勞工提前放特休假」的條件來和勞團協商，並透露「年底前都是處理本案的時機」。

對此，發動絕食的工鬥批評，這種以砍假為前提的溝通，根本是虛偽的溝通，而且民進黨團立院總召柯建銘之前提議說要召開公聽會，但勞團完全沒有收到任何關於公聽會的具體訊息。工鬥也重申，勞工拒絕用特休假當作砍七天假的交換條件，因為特休假不但現實中常常放不到，而且提前讓資淺勞工放特休假，根本不能彌補七天國定假的永久損失。

出於對民進黨「府院黨」堅持砍假的不滿，今晚八點的「討假夜行軍」活動，工鬥決定改為繞行行政院抗議，沿途依舊大批警力相隨，數十名參與者向馬路上的車流和行人高舉標語呼口號，也有幾個路人和摩托車騎士向夜行軍比讚和高呼「加油」。夜行軍在行政院大門前短暫停留，呼籲行政院長林全傾聽人民聲音，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強調，如果民進黨政府仍要硬幹砍假，那麼「人民終將看清不公平的階級關係，看清政權是站在勞資的哪一邊，到時這個政權必然付出代價」。

參與絕食的新竹縣產業總工會秘書長范玉梅說，雖然絕食很辛苦，但是為了全體勞工的權益，她會和其他絕食的同伴互相勉勵，繼續堅持下去。工鬥也預告，明天早上十一點半，將發動「協尋」砍假立委的行動，要求力推砍假案的民進黨立委吳玉琴、陳瑩、柯建銘、蘇嘉全、吳秉叡等人出來面對絕食工人。

為阻止刪除七天國定假的《勞基法》修正案二三讀，七名絕食工人已絕食超過72小時，並在立法院前的絕食棚日夜守候三天，但民進黨政府仍不聞不問。今天（11/7）中午勞團發起「協尋砍假立委」的行動，在立院周遭張貼支持「砍假案」的民進黨立委的尋人告示，並向用餐的民眾散發傳單、宣講訴求，但最後無一立委出面回應。

今日勞團要「協尋」的砍假立委，分別是民進黨立委陳瑩、吳玉琴、柯建銘、蘇嘉全和吳秉叡。工鬥成員郭冠均直言，這些民進黨立委都是「砍假兇手」，陳瑩10月5日擔任立院衛環委員會召委時，一分鐘內就把砍假案送出委員會，被譏為「一分瑩」；吳玉琴擔任召委時不遑多讓，10月27日無視台下異議，強行通過議事錄；而日前反砍假的青年學生衝入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辦公室，要求和柯建銘公開辯論，柯建銘竟表示他只願意跟國會議員辯論，立法院長蘇嘉全更擬聲明譴責青年「脫序違法行為」，卻不願面對民進黨強過砍假案的違法程序問題；令勞團更為不滿的是，民進黨團幹事長吳秉叡向反砍假的勞工嗆聲「不支持這個法案，可以不用支持民進黨」，讓勞團感到相當傲慢。

已絕食三天的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陳雨媗略顯疲憊地說，工人並不是沒事幹才絕食，而是希望喚起台灣勞工對勞權的重視，她認為今天勞工七天國定假被砍，也會影響下一代的休假權益，「未來台灣勞工的工時會變得更高」。陳雨媗表示，目前民進黨政府和黨團都未和工人溝通，只是不斷透過媒體放話，實際上就是想「硬幹砍假」，但如果民進黨真的硬幹，他們七位絕食代表就是全體勞工權益的「見證人」，未來更多勞工覺醒後，民進黨執政的日子也不會好過。

反砍假的數十名聲援群眾和絕食工人在中午出發繞行立院，在立委常用餐的附近餐廳外呼喊抗議口號，協尋「砍假兇手」，吸引許多民眾的注意，但並未找到任何一名立委。絕食工人痛批，民進黨執政後把承諾拋諸腦後，其欺騙、蠻橫的作為，勢必將讓更多勞工覺醒。

言說與姿勢

民謠與搖滾的，昂然與尊嚴的，憤怒與自侃的，描刻勞動與抵抗、情感與生活......；沒有華麗的和弦，沒有裝B的辭藻，很多時候是四個大和弦（major chord）與土土的旋律走完一首曲子。新工人藝術團的歌聲，用一近似緩緩爆發卻非低吟的姿勢，讓你坐不住非得要站起來聽。直白的歌詞，刻寫現實、意志與身軀的聲音，將「新工人」群體具象地唱在眼前。

我們進城來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幹，
誰也不比誰高貴，我們唱自己的歌；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我們熱愛這生活，所以離開了家鄉，
來到陌生的城市，勤勤懇懇把活幹；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憑著良心來打工，堂堂正正地做人，
誰也別想欺負咱，咱們有咱們的尊嚴；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打工號子〉歌詞，收錄於新工人藝術團
首張專輯《天下打工是一家》（2004）

他們並非空洞地營構情緒的爆炸以符合某種刻板的戰鬥形象或革命張力，也不試圖踩上一個悲情的韻調。也許可以這麼說：新工人藝術團深刻地將打工者的生活與處境、勞動關係的矛盾與緊張，通過歌聲具體地言說。那言說的「姿勢」，不同於低語傾訴，而是十足展現了「這肯定是抬著頭唱的！」那樣的姿態。

新工人藝術團的實踐，呈現了自改革開放後的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打工者群體，不僅僅是能夠被描述的；並且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中發展出來的能夠彼此指認的「新工人群體」，通過文藝的方式能動地描述自我與群體在時代與社會中的深刻處境。而敘事民謠創作中的澎湃言說與豐富的生命內容，在「勞動最光榮」的底蘊與文藝維權的體旨中，與打工者群體共生共構出一個根植於現實的時代問題。

啞然與失聲

新工人藝術團具有強烈現實感的音樂創作，使我們首先面對的是發於自身的雙重的啞然。一是對於身處的台灣社會，勞動者在解嚴後的九〇年代至今超過二十年「失聲」的啞然；另一是，兩岸社會彼此的不熟悉，以至民眾間必須在不斷的錯位中理解與參照彼此的啞然。

直接地描述與對應新工人藝術團的創作，即產生身在台灣的我們似乎「失去或者模糊了描繪時代處境與身體感的可能性」。怎麼會這樣？

九〇年代中期，人們還能夠隱約從主流的流行音樂中聽見一些底層流動，聽見一些歌曲中刻畫勞動過程與生命內容的故事。對於那樣的情節畫面，除了不感到陌生，反倒還有一些近身的貼切感，知道自己在哪裡。自從伍佰唱出〈返去故鄉〉（1998），林強的〈向前走〉（1990）與更早期的〈孤女的願望〉（六〇年代）與黃西田的〈流浪到台北〉（1964）終於成為一種帶上泛黃與回憶況味的「憶起當年」；當林強的〈黑輪伯仔〉（1990）不再能夠引起青年勞動者的貼身認同，像歌詞裡描述黑手變頭家、哪天我這個「少年家」也能「坐在忠孝東路的黑頭車裡面」回望當年奮鬥史的勵志故事時，說明了那樣的情境已經非關現實。也就是說，僅僅那麼一點做為「白日夢般的療癒作用」都失去了。

白日夢之想像，與現實存在極大的關聯。連通往夢境的路都坍方了，寄望於可及的小確幸與消費感覺，似乎也就成為了療癒苦澀的甜品。於是，「眾志」計畫介紹來自北京的新工人藝術團，他們所唱喊的時代之聲，能否做為兩岸民眾間通過文藝思索日常的、歷史的、資本跨國流動下相互反身參照的一項嘗試？

對位與賦格

九〇年代起，資本外移與「西進」的大潮在台灣捲起一波又一波的關廠事件。歌曲〈孤女的願望〉中所描述的，六〇年代起從農村向都市移動、由看天吃飯的農業生產投入勞力密集的工業製造業部門，跨越兩個世代的青壯勞動人口，終於將像盛開花朵般的青春葬於資本規律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國際分工生產鏈中。一時之間，「我們的工作都被大陸人搶走了！」這樣悲憤不已的肯定句與遭遇，頓時成為政治場域中輕易操作受害意識的語言，隨意拾起冷戰對抗的淤泥，在「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台灣社會裡博得了謂之民主的政治資本的積累空間。

這樣的場景何其熟悉。對照台灣社會對於東南亞籍移工的偏見與敵意，甚而稱其「他們來把我們的工作都搶走了」，因或主張「他們與本地勞工理當不應同工同酬」的歧視歸因是極為相似的。瞬時間，「資本」在各場次的對抗中全身而退，彷彿成了全然無辜而沒有意志的中立者。勞動群像唱寫時代的聲音，從而輕易地將旋律交給了另一種無形勝於有形的政治喧囂。歸結而論，隱然存在一個超越了地理的距離、由對抗而來的歷史性的精神質素，並且足以凌駕和遮蔽彼此反身參照的視線。

「眾志」計畫同時也在這樣的現實反省與自我質問中，通過文藝進行一個以兩岸民眾為交流主體的具體嘗試。也就是：從北京來的新工人藝術團及其寫實創作，在以日常、勞動為主要生活內容的交流之中，能夠如何引起屬於民眾間的相互觀照與認識？

這樣的設想源自於直面兩岸長期的歷史性「對抗」與「取異」的焦慮。在帝國殖民與冷戰的歷史條件中積累壯大的對抗意識，持續頸繞著包括兩岸民眾在內的亞洲區域各地；同時國界／國族的想像總是在舊的殘存條件中前提於彼此的認識，優位於真實存在的民眾日常。在這樣的複雜現實中，帝國殖民、冷戰的歷史所形構的兩岸民眾的身體與心理，如何在直接而日常的交流中打開一個相互理解的空間？我們且以「對位與賦格」這樣的音樂創作形式來形容彼此之間的連帶與共鳴，在多聲部的互相問答與追索過程中，擺脫窺視與俯視，嘗試重唱兩岸民眾間的日常旋律。新工人藝術團及其現實主義創作，與台灣民眾間的交流，即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

追記

《眾志》「眾低音」演唱，邀請大陸的「新工人藝術團」與女性主義樂團「九野」，在兩邊互相奔走下，終於要來到台灣。過程談不上容易。日子雖然近了，可至今也還有許多問題尚未克服。其間眾志勞作群的成員提議，大夥不妨都來寫一文章來為活動暖身壯聲，於是，雖然筆拙，也就硬著頭皮上了。這回是新工人藝術團第一次整團來台演出，有沒有下次，還很難說。期待能有更多朋友參與，更多人支持他們來台演出，一同聽他們唱聽他們說、交換彼此想法。

立法院今天（11/8）針對刪除七天國定假日的《勞基法》修正案進行黨團協商，面對勞團連日來的絕食抗爭，民進黨如何處理此案備受社會矚目。最後各黨團達成兩點初步共識，一是將在明天勘驗10月5日衛環委員會的錄音和錄影，釐清是否有審議程序不正當的問題；二是將召開公聽會，但召開的次數、時程及方式未定，明將繼續協商。

民進黨立院黨團書記長劉世芳表示，今天四個黨團協商氣氛不錯，各黨都同意明天推派代表，共同勘驗10月5日衛環委員會的錄音和錄影資料，確認議事錄是否和現場狀況有出入；另一個共識是於下週二（11/15）舉辦公聽會，至於公聽會的內容及形式則需要再討論。對於勘驗後若發現議事錄有登載不實的問題，是否應退回委員會重審，劉世芳則持開放態度，稱「可以再討論」。

不過，國民黨和時代力量對於如何勘驗會議的錄音及錄影、以及公聽會如何舉辦，則看法不一。國民黨立院黨團副書記長李彥秀表示，目前各黨團有共識的是明天一起勘驗錄音錄影，但是她希望勘驗時「有公正的第三方單位來聽」，例如請調查局來聽，這樣才能釐清爭議，她認為這涉及議事規則的確定，畢竟未來碰到爭議的法案時，也可能發生同樣的情況。

而在公聽會方面，李彥秀則表示，下週二「有機會」辦公聽會，但是民進黨希望在院會辦，她個人則主張應回到衛環委員會舉辦。她指出，「院會」和「委員會」的層次完全不同，若是辦在院會，相關法條無法做修正，勞團的聲音也無法充分表達；委員會則可以逐條做文字修正，各方也比較有機會進行討論。

時代力量黨團總召徐永明也表示，召開公聽會雖然各黨都有共識，但是公聽會的日期、次數、內容以及是在院會還是委員會舉辦，要看明天勘驗結果而定。他認為，如果會議的錄影錄音和議事錄有明顯出入，就應該更正，且證明當時的會議無效，《勞基法》修正案「當然就應回到委員會」，但目前各黨對重審並無共識。

勞團：砍假案應退回重審

反對刪除七天國定假、絕食超過90小時的七名工人代表和勞團今天上午也同步來到立院外抗議施壓，呼籲民進黨不要硬闖《勞基法》修正案，並要求各黨團將「砍假案」退回到衛環委員會重審。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強調，勞團的訴求並不是要民進黨召開公聽會，讓民進黨做出一個跟人民溝通的假象後，就順勢通過砍假案，而是要求民進黨將違反程序的砍假案退回衛環委員會重審，在充分納入勞工大眾的意見後，審慎地檢討《勞基法》要怎麼修正。

工鬥成員郭冠均也說，明天立院將繼續就砍假案進行黨團協商，他們也會在場外表達反砍假的訴求。從立院側門走回絕食棚的途中，反砍假的絕食工人和聲援者高聲唱起勞動者戰歌，宣示將繼續抗爭下去。

為抗議民進黨政府推動「砍七天假」的《勞基法》修正案，由工鬥發起的工人絕食行動已超過一百小時，目前參與絕食的七名工人中，有三名因身體和家庭等因素，決定先行退場。

退出的絕食工人分別是徐錦順、陳雨媗和彭瑞鷺。陳雨媗是在華膳空廚工作二十年的勞工，由於曾罹患甲狀腺癌，考量到身體無法應付長期抗戰，不得不先行退出。陳雨媗說，自己這次請了五天年假來參與絕食，希望爭取勞工權益，但民進黨卻不聞不問，令她想問「蔡英文口中的謙卑在哪裡？」

另一名退出的絕食工人彭瑞鷺則是因有家人要照顧，必須先行退出，他同樣是請特休假來絕食。工鬥成員盧其宏表示，這些勞工必須犧牲自己的假期來爭取休假權益，反映台灣900萬勞工被壓在資方和民進黨政府腳下的處境，希望民進黨如果還「知恥」，就應在明天立院朝野協商時，將違反程序的《勞基法》修正案退回衛環委員會重審。

跟當時其他參選總統的候選人相比，杜特蒂是菲律賓前所未見的政治家：粗俗、厭女、滿口髒話、酸言酸語，一個不知悔改的人權侵犯者，並且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分子」──但這些都無須介懷，強人政治不但有效，且能確實完成些事情。乍看之下，菲律賓選民在5月9日的大選中，似乎做出了一個非典型的選擇。

不過，雖然杜特蒂在競選期間曾力排眾議，揚言廢止所有施行已久的爭議政策，但就其過渡執政小組於5月12日發布的八點經濟議程（8-Point Economic Agenda）看來，過去歷屆政府奉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並未遠離。

選後不過幾日，一切卻變得再清楚不過：在真正最重要的問題上，這位前沃達市（Davao）市長與其他候選人其實並無不同。儘管他有著異於常人的性情，但事實證明，他的經濟規劃與其他敗選者，甚至同下台的艾奎諾三世（Benigno Aquino）政府如出一轍。誠然，杜特蒂團隊在選後匆忙提出八點經濟議程主要是為了緩和菁英的恐慌，但這卻也令人失望地破壞了他高呼「改變」的選舉形象包裝。這些經濟議程最終仍擁抱了讓少數人致富，卻導致國家經濟持續衰退，並且使得數千萬菲律賓人民依然深陷貧窮的政策病灶。

從歷史中學習

19世紀末對抗西班牙殖民政權的菲律賓民族英雄荷西·黎剎（José Rizal）曾說：「錯誤看著他的來路，沒有抵達目的地。」（Ang di lumingon sa pinanggalingan, hindi makararating sa paroroonan.）這番話告訴我們，人們為了邁向更好的未來，必須從歷史中學習。許多人相信，杜特蒂的勝利證實人們已從艾奎諾政府打著「正確道路」（Daang Matuwid）之名的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中清醒；因此這次的選舉結果不是倒退，而是極佳的進展。然而，細看杜特蒂的經濟政策規劃，卻顯示了過去失敗的「正確道路」仍將是菲律賓未來的主調。

放眼東南亞地區，菲律賓看似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新興經濟體：經濟成長、企業獲利上升、少數人不斷財富增長、投資人信心滿溢以及國際媒體的炒作。沒錯，這全都不假。然而，這整個經濟體最重要的基礎，卻也正面臨大幅且嚴重的惡化。

每年，這個經濟體創造了愈來愈少的新工作機會。2011至2015年間，平均每年僅有69萬2千個新的工作機會，大大少於2001至2010年間的85萬8千個，這導致該國史上最嚴重的失業潮、就業不足，以及最多絕望的求職者與海外菲律賓勞工。

即使是已就業者，就業的品質同樣令人沮喪。約2,440萬或近總受雇者三分之二（63%）的菲律賓勞工，任職於非經常性職位、勞力派遣機構、非正式部門或是無償的家務工作；在受僱且給薪的勞工之中，超過五分之二（44%）屬於非正式勞工。勞工的生產力不斷增加，但法定最低薪資和每日實際基本薪資才堪堪趕上各種商品和服務上漲的價格，更糟的是，將近一半（46%）勞工的收入低於最低薪資，僅四分之一（25%）恰好達到最低薪資門檻。

杜特蒂在競選期間曾宣示將終結勞動「契約化」（contractualisation），因此贏得了部分激進工會主義者的支持。不過，杜特蒂當選後雖然任命了進步派的席維斯特‧貝洛（Silvestre Bello）為勞動就業部（Department of Labor and Employment）秘書，但卻也僅表示要終結被暱稱為「endo」的違法外包（subcontracting）──在這種非法的雇傭形式之下，工人往往被非法雇用五個月，以免其身份及權益從非典型勞動中正規化。除此之外，杜特蒂並未承諾對從事經常性工作，並已受雇六個月以上的勞動者，給予正式聘僱合約；或者撤銷勞動就業部2011年頒布的第18-A號命令──這一系列行政命令，實際上合法化了契約勞動的情況。

甚至，反外包措施的實際執行情況也不理想。8月18日，左翼政團勞工黨（Partido ng Manggagawa，簡稱PM）的主席勒內‧馬格圖博（Rene Magtubo）發出聲明，指責勞動就業部所謂「沒有檢驗非法外包的機制」一說。馬格圖博認為，勞動就業部現有的檢查員和執行權已被允許糾舉違規和落實法規範，「如今並不缺乏查驗違規的方法，缺乏的是執行現存規定和法律以對抗違法契約的意志。」

另一方面，儘管透過「菲律賓家庭連接計畫」（Pantawid Pamilyang Pilipino Program，簡稱4Ps），菲律賓政府已於2011至2015年間投注了高達295億披索的現金調撥（cash transfer）給符合條件的貧窮家庭，2015上半年度全國處於極度貧窮中的人數卻依然不變，大約有2700萬人；依「過著像樣的生活」為標準，數量在560至660萬間的菲律賓人應被歸於「貧窮」的範圍。相較前一年，2015年體重過輕的兒童增加了20萬3千名，未施打過所有疫苗以完全免疫（fully immunised）的兒童增加了69萬2千名。

菲律賓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與生產原料，但農業和工業卻仍持續衰退。直到1970年代末期，該國的生產部門：農業、製造業、建築業與礦業尚占經濟產值的60%以上，而服務業佔了30%，公共事業則佔了10%；在馬可仕執政期間，菲律賓的生產體系開始全球化的趨勢下崩潰，1990年代中期菲律賓已轉變為以服務和貿易為主的經濟體；到了阿奎諾執政末期的2015年，製造業產品的產值在總體經濟產值的佔比已降至39%，而生產力低落的服務業卻超過了49%。

不斷惡化的失業、貧窮和經濟衰退，以及財富與經濟權力愈發集中於少數企業與寡頭權貴之手，都是該國施行奉「自由市場」為圭臬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超過三十五年所無可避免的惡果。政府以支持少數私人營利企業為導向，而非著眼於攸關大眾的社會經濟發展。經濟成長來自於外國資本、商品和服務，這對本國的生產者造成了損害，並將國內企業壓抑為從屬（雖仍有利可圖）的合作夥伴或包商地位，教育、健康、住房、水和電力成為商品，而非每個菲律賓人都權享有的公共服務。

新自由主義的精神錯亂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如此揶揄：「精神錯亂（insanity）就是反覆做一樣的事，卻期待有不同結果。」數十年放任市場主導造成發展遲滯的各種結果早已不證自明，而且有許多國家的經驗可互相參照。事實上不只杜特蒂，這次大選的每一位總統候選人，對於菲國大眾面臨的問題也都知之甚深，因此他們都利用了大眾對於改變的嚮往，無一不信誓旦旦地承諾將減少貧窮問題與創造工作機會。

杜特蒂團隊在選後第一時間所提出的八點經濟議程，與阿奎諾政府甚至更早前的政府，都沒有真正的差別。為私部門創造利潤空間（即便是在公營事業或社會服務方面）、對外國投資無所保留地歡迎等新自由主義式的政策方向，在此議程之中仍屹立不搖。政府資源和監理機構將致力提升企業獲利，而非確保國家發展並關注人民的福利。真正會撼動菁英權力的資產改革與重分配手段，也都被迴避了。

自從在2016年大選中站上了領先位置，杜特蒂就開始相當有系統地闡述他的政府將如何對商業資本友善。他向大企業保證了契約外包將維持一致、經商環境要更加便捷，而且官僚體系也要更有效率。舉例來說，他的團隊已經宣布，杜特蒂在任市長期間快速發給營業許可的「達沃模式」（Davao City Model）未來將擴大施行於全國，但依他總是強調邊緣人民對抗世襲菁英的姿態，原本理當更持久地採取一個對人民友善的立場。

選舉期間，杜特蒂從未公開贊同公私合營（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但他的團隊在選後第一時間就高調表態，主張應依以此模式投入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5%的經費於基礎建設。這種針對菲律賓建築、農業、採礦及其他商界寡頭大老的拉攏討好之舉，並不令人意外。擴張交通基礎設施，其興建與營運都是一紙又一紙獲利可觀的合約，最終，的確將使得做生意更為容易並有利可圖。

相較於其他總統候選人大多明顯贊成（或至少不排斥）降低企業所得稅，杜特蒂陣營提議針對較低所得的課稅區間進行減稅，這或許使得減低有錢人租稅負擔變得比較能讓人接受，但他顯然不夠膽識去追求更合理的累進稅率，也就是增加對富人的直接稅，並減輕窮人身上具累退性質的間接稅負擔。必須要這麼做，才能在促進國家發展的前提上增加政府收入，甚至如果改革夠向人民傾斜的話，也能削弱菁英階級的經濟基礎和權力。

杜特蒂在選後提出的第一項經濟政策是要修改《1987年憲法》，以減輕對外國投資的限制。為了討好外國投資者，他比過去更為積極地表示會立即要求召開制憲會議，將帶有國家主義經濟想像、讓外資不滿的章節一併刪除。目前他尚未宣示將追求更多自由貿易協定（FTAs）──其中當然包括了以美國為中心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但就其八點經濟議程的內容來看，這恐怕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

杜特帝曾經宣示支持製造業發展，雖然他並未言明其所指是否為「菲律賓主導」的生產活動與工業化。不過，他的確說過要強化基礎工業，並且舉了鋼鐵業為例。此外，八點經濟議程亦將援助「擬工業」（pseudo-industry）的旅遊業作為「鄉村發展戰略」的一部分，以幫助廣大的鄉村貧困人口。

如同這國家史上所有總統候選人都曾做過的許諾，杜特蒂也宣示了自己支持農業發展。他承諾會優先考慮、強化並重振農業部門，主要策略包括提供水利灌溉、收成設施、支援服務與農業信貸。然而，就歷史紀錄來看，總統候選人在「遵守承諾」這方面的表現並不讓人放心。農業部門過去幾十年來在國家預算中勉強僅能達到5%，這個數字在2016年阿奎諾政府治下甚至還跌到了4%。另一方面，促進農業交易與企業化種植的發展，以及讓外國人能更長期租賃土地，大概是杜特蒂比較可能實現的承諾，但儘管國內隨處可見無地農民，他還沒有膽量提出免費分配土地給小農。

杜特蒂聲稱支持教育。儘管他曾說幼稚園到十二歲的國民基礎教育（K to 12）計畫在實行上有待改進，但對這項計畫最終只是在替國內企業生產廉價、馴服勞工甚至向海外輸出人力的倒退傾向，卻未置一詞。他的團隊僅宣布將針對高等教育設置獎學金，但可預期這些獎助主要將流向私立學校。

杜特蒂也宣稱支持健康照顧，而且特別主張要擴大菲律賓健保（PhilHealth）的覆蓋率與給付福利，但他對健康服務與醫療機構的私有化潛勢卻隻字未提，此趨勢會使得醫療照顧的成本攀升並且使得一般人無法取得服務。

最後，同所有候選人一樣，杜特蒂給出了重諾，表示將放寬現金調撥計畫並將這項支出納入通貨膨脹指數的計算。當這個國家缺乏一項真正能創造工作機會與經濟發展的長期計畫，給予數千萬窮人與有需要者現金紓困的保證，形同是把政府資金拿來賒帳的買票舉動。相反地，他並未承諾免費分配土地給無地農民；也沒有在提高實質工資或終結勞動契約化等主張工人權益高於資本主義利潤的立場上給出令人信服的承諾。

人民投票 菁英選擇

但是，如果把杜特蒂政府陳舊、過時又失格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僅僅歸咎於一個因循過去的失敗經驗，或許還太寬容了。更為根本的是，這些政策反映出該國極度不民主的權力傾斜。

即便有所謂的自由選舉，菲律賓貧窮大眾仍然在政治權力的系統中被邊緣化，而且手段經常很暴力。人們在定期選舉中投票決定了他們的領導者，但事實上他們並不是真的能「選擇」，或者說，他們充其量只是做出政治體系所允許的有限選擇。真正在選擇領導者的是各菁英家族裡非常集中的核心成員，他們主導了整個近代菲律賓史的經濟與政治生活。即便經濟上時有舊富衰落、新富崛起的此消彼長，但這個左右政局的權力核心卻很少因此而更替汰換。

這些國內菁英雖然如此強大，但其行為仍受到另一股更大力量的約束──儘管菲律賓已於1946年正式獨立，從美國殖民時期到獨立後的新殖民主義時代，甚至直到今天，全球壟斷資本始終宣示了它對該國的最終控制權。為了帝國主義的一己之私，利用直接或間接、正式或非正式的槓桿──國際條約、貿易和投資協議、跨國金融機構乃至於所謂的發展援助、政策條件、外交施壓、遊說、幕後操控，甚至是軍事介入──對他國進行干涉，美國在這方面可說是紀錄輝煌。

不論從個人的、專業的與階級的背景來看，杜特蒂都必然會傾向新自由主義政策。可除此之外，他之所以能在總統大中脫穎而出，更是因為他維持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一點得到了國內菁英與外國壟斷資本的認可──這已具體表現在現實中的競選金援和政治支持上。候選人之間的明爭暗鬥、個性差異或不同風格可以豐富多彩，但這並不真的意味著他們之間有任何實質的政策分歧。

不幸的是，被邊緣化的大眾仍無法挑戰選舉體制中菁英的壟斷，甚至被惡意操縱成了現行制度的擁護者。在杜特蒂的新政府正式上任之前，新自由主義必然導致的社會經濟後果，早已經註定了。

可喜的是，還是有許多企圖增加人民對政府影響力的奮鬥，已超越了選舉當下看似積極行使公民權的時刻。如同過去每一個時刻，農民、漁民、工人、非政府組織、原住民族、婦女、青年與其他群眾運動者們日常的組織性鬥爭，仍是該國追求真正民主和根本發展的、最有效的力量。

* 本文翻譯、編輯之經費，係由財團法人浩然基金會「2015-2016浩然資助計畫」所支持，特此說明並誌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