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關七天國定假日的《勞基法》修正案在立院僵持不下，今日（11/9）下午立院朝野協商達初步共識決議退回委員會重審，但民進黨團提附帶條件，限期三天內處理並召開公聽會，委員會審查完畢後法案不受一個月冷凍期限制，可逕送院會。勞團痛批，民進黨團只是要補程序，無意實質審查，毫無意義。

勘驗會議錄影 確認會議程序

衛環委員會上午勘驗10月5日衛環委員會的會議錄音、錄影，確認是否違反議事規則等程序問題，其中國民黨團提出王育敏會議中兩度高喊「有異議」的錄音，而時代力量黨團則是出示《東森新聞》的新聞畫面，同樣顯示當天召委陳瑩詢問有無異議時，王育敏大喊「有異議」，陳瑩卻大喊會議結束隨後立即散會。

上午勘驗錄影錄音的過程中各黨團已率先為下午的黨團協商預作攻防，國民黨、親民黨、時代力量等在野黨立委接連上陣主張該場會議無效，法案應回到委員會實質審查。但綠委則多強硬回擊，民進黨立院總召柯建銘便抨擊是時代力量佔領主席台才導致會議無法進行；而民進黨立委林靜儀也表示，10月5日當天原來已經做好準備要逐條討論，但主席台被佔領、會議遭杯葛，回嗆「是誰不想實質審查？」林靜儀同時強烈質疑在野黨提出諸如新聞畫面等錄影、錄音的證據效力，質疑自己拍、自己錄的影像，都能算在帳上，並主張立院公版錄製的影像才是「根本條件」，是「不可以疑惑的事情」。

退回委員會 附帶條件限三天審 排除冷凍期

下午立法院長蘇嘉全召集朝野協商討論，對於各黨團提出的錄影錄音版本，無法達成共識。在野黨團堅持退回委員會作實質討論，最後民進黨團讓步，可退回委員會，提出附帶條件，限期下週三天處理，其中兩天審查、一天召開公聽會，且法案在出委員會後要排除掉一個月冷凍期，可逕送院會二、三讀。

對此，立院外絕食的工鬥痛批民進黨團是「假退回、真硬幹」，工鬥成員盧其宏質疑，「委員會可以自己預先設定三天內就要通過嗎？」痛批民進黨團只是敷衍勞團，退回委員會只是由於上次會議違反議事程序，要補足程序，而非真心想要實質討論審查。

工鬥在立院外的絕食目前已經突破120小時，今天在立院場外，對衛環委員會的綠委一一唱名，高呼「民主之恥」，盧其宏表示，民進黨利用太陽花當踏板，藉由人民對國民黨的憤怒取得政權，但一上台，就把基層民眾丟在一邊。他強調立院召開公聽會如果是先射箭再畫靶，先決定通過時程，再找人來公聽會摸頭背書，只是再度踐踏國會尊嚴，呼籲在野黨團不要配合打假球，不可簽署今日的協商結論。

「高教變投機，創轉當博弈」！今日（11/9）上午，反教育商品化聯盟、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等團體來到教育部前，痛批教育部正在進行審議、即將送進立法院的《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條例》草案將導致「高教學店化」，要求優先處理相關爭議、撤回已實施的相關計畫辦法，並重新研議草案內容。

反教育商品化聯盟成員賴沛蓮指出，《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條例》（下簡稱《創轉條例》）草案無異於教育部與私立大學董事會共同推動各大學「退場、併校、自籌經費」的「大富翁遊戲」，內容包含「開設高額學費的國際專班」、「大學成立控股公司與衍生企業」、「利誘私校草率退場」等。賴沛蓮抨擊，當社會面臨少子女化，教育部不去降低高等教育中的生師比、提高教育品質，反而把現有的高等教育資源送進產業、圖利各大學校方與董事會，「根本是把學生繳的學費、納稅人的心血拿去不當投資」。

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用實例指出《創轉條例》問題，他表示，台灣大學已開設一年學費高達60萬元「國際專班」，將原本平均分攤在全校學生身上的教育資源，變成「有錢人才能念的教育，以國際化的口號包裝私有化的企圖」。林柏儀痛批，高雄餐旅大學與法國藍帶公司在台灣合辦設立了「高餐藍帶公司」，在高餐大學校內租借場地開設補習班課程，收取每年高達115萬學費，但帳皆不公開，「把國家資源假扮成企業樣貌，來逃避作為公部門應該受的社會監督」，「這就是衍生企業的問題」。

在私校退場方面，林柏儀指出近年來多所私立大學退場停辦，以「轉型」名義將過去因「辦學」獲捐、國家補助的私校土地、校產等資源，透過基金會轉手等方式回流董事會，非做公共使用，而《創轉條例》正是將目前「缺乏管制的退場機制就地合法化」。賴沛蓮認為，教育部在解決高鳳、永達等私校退場爭議前，應暫停研議《創轉條例》草案。

教育部於去年（2015）年初著手推動「高等教育創新轉型計畫」，稱由於少子女化問題導致高教招生與競爭力危機，將透過該計畫「創新研發知識、帶動社會及產業升級、結合地方產業脈動及社會發展需求」。《創轉條例》草案雖仍在研議階段，行政院甫退回教育部草案要求重新審理，教育部卻已放行各大學提出相關計畫實施，而《創轉條例》草案已經排入立法院優先審理的議程，據了解，將會在12月時送交立法院進行三讀。

教育部技職司專門委員張䕒育今出面回應，表示教育部基於維護學生與教師權益與私校品質等原則，會將「創新」與「轉型（退場）」分開處理，並舉辦公聽會納入各校師生、工會團體的意見。高教工會辦公室主任陳書涵當面質疑，在永達與高鳳等私立大學退場過程中，許多學生中輟、教師遭解雇、校產流入董事會私佔，為何教育部還不承認政策方向錯誤？張嘉育對此僅表示，「你們把個案資料提出來，我們再一一檢視」。

大學法改革陣線總召、就讀台大法律系的鄭婷尹表示，《創轉條例》中的「創新方案」排擠既有學生資源，「退場轉型」則在黑箱運作的過程中擠壓了學生的「知情合意權」。台灣私立學校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郭應哲則表示，在私校退場的過程中老師往往被要求「轉業」，工作權受到侵害；高等教育的確需要轉型，但應該由政府負起公共治理的責任，而非「丟到市場裡解決」。

同是性侵受害者，鄉民對待大不同！

一個月前，Miki Chang第一次在王丹臉書上公開她也曾受性侵，但她不能同意的是：

「我可以因為我自己是受害者，而到處亂發洩情緒在其他不是加害者的人身上？......任憑情緒奔騰，卻忘了我們本身除了有受害者的角色，還有其他的角色，需要回過頭來看自己本身的主體性，拿起該屬於自己的責任，好好活下去嗎？......」

Miki Chang的主體性異音現身富含有道德的重量感，但是在清一色討伐夏林清的謾罵聲中，她的受害者身份沒有被善待，網友沈回她：

「秀出你的醫院驗傷證明，我們才相信你被性侵過，否則隨便胡扯誰理你。」

幾天後我瀏覽到Miki Chang的話語，感嘆「性侵受害者」其實存在多樣差異，不是一個被弱化成刻版印象定型集體，受害者不只剩下受害者，是擁有多重自身的主體，我不是否定受害者各有不同的歷程，但現在受害者如果不是以弱示眾則不合模、不被接受，佩服她走在痛苦中能自主選擇「不坐在受害者位置上」對抗被弱化以及她敢於提出異議的勇氣，只是可惜這樣的話語一下就被淹沒，遂引述她的全文到我文中，希望這個有反省性的聲音能被更多人聽見。之後她就接到一些更不友善的訊息，例如：

「是真的還是瞎捌？！」

「不敢回應啊？！那就乖乖閉嘴，別出來亂放話帶風向。」

Miki Chang與我素昧平生，我發文刊出後即趕著出國，在國外數日留意到她傳來的訊息才連絡上，眼見她陸續收到正義鄉民語言暴力，除了對她的承擔感到抱歉外，一種羞恥感油然而生，這種羞恥感，正與漢娜·鄂蘭紀錄片《思想的行動》的彼時彼地相應著。

正義，多少人假汝之名行暴力之實！

漢娜·鄂蘭說：「多年來，我們遇到不少德國人表示他們以身為德國人為恥，我都想回答他們：我以身為人類為恥。」（紀錄片朗讀自漢娜·鄂蘭著《極權主義的起源》）緊接在這話的下面，紀錄片呈現了大戰後剛收復的法國街頭，法國民眾當街集體羞辱在佔領期間與德軍交好的女子們、粗暴地剪去她們的頭髮、剝光衣服、遊街示眾，法國民眾自命「正義」的作為，恐怕與他們口中譴責的德軍無分軒輊。然而，不只在法國社會內部，這種挾著「正義」的暴力行逕處處可見，戰時佔領國對被佔領地的暴行，在戰後都角色互換地複製在勝利者對戰敗者人民的無差別報復，但吊詭的是，勝利者的一方因擁有「正義之師」的外衣，而受害者屬於「世界公敵」的一方，諸多駭人聽聞的集體罪行被默許，而未被國際社會關注和譴責。

常見人類對待異己者，倚恃「正義」之名行各種形式暴力之實，「正義」成了一件攻擊有理、施暴合法的偽裝外衣，穿上它就理所當然可以視而不見其自相矛盾的「不正義」，對照萬物，還真只有人類會這樣對待彼此！沒錯，身為人，是該「恥為人類」，「無恥之恥，無恥矣！」

輔大案，從529掀起案外案到921道歉信風波再起，眾多鄉民舉起正義大旗，對夏林清與工作小組口誅筆伐。不論在事件最初的性侵案、529案外案或921道歉信風波中，鄉民們的邏輯是：一個性侵受害者要說出她被性侵，得要面對龐大的壓力跟困難，即使現在仍是「疑似」狀態，也理當先視同被性侵受害者加以保護； 529傳出的713對話是「真」的，心理專業的夏林清不但沒保護受害當事人，還給予二次傷害；工作小組是夏林清成立跟主導，其目的就是用來「取代性平會調查」以保護名聲、權力佈署的；從607十萬字逐字稿剪接出來「私設刑堂公審大會」版是「真」的；夏林清從頭到尾沒有關懷受害者只一味關心自己的名譽受損，還像瘋婦罵街直要受害人對質跟要求公開道歉，最後受害者受不了才被迫公開道歉，天下還有比受害者為被性侵受害道歉更荒唐的事嗎？不聯署叫教育部跟輔大解聘夏林清豈能大快民心？

持上面的邏輯在這個當口上，不論就淺顯的鄉民道德判斷或風向政治正確，完全不須細究思考，只要截取任何片段，鄉民立即知道跟風向站上自居「正義」的一方。

鄉民正義是件包藏暴力、黨同伐異的外衣

鄉民正義看似出於悍衛被性侵受害者的立場，但，真是這樣嗎？Miki Chang的受害者身份因其異議的被差別對待，給我們一個檢視的機會。

義憤填膺的鄉民們對Miki Chang的被性侵受害身份沒有保護，不予理解，給的是粗暴的質疑、攻擊與嚇阻，是規模較小但具體地披著「正義」的外衣自合理地執行語言暴力，在那裡「不正義」被視而不見，形同默許，只因為Miki Chang在一個異議人士的單一聲音空間裡發出不同的音調。

原來鄉民不是「保護性侵案的受害者」，這裡有雙重標準，要不要對受害者予以保護，根本不在於這個受害身份，而在於受害者是不是附和鄉民同聲同氣。

更進一步看，鄉民正義保護的根本不是「性侵案的受害者」，那只是一個不能被面對的幌子，他們真正悍衛的是自己，是他們建構出來的正當性不容異議，異議會帶來鬆動甚至瓦解那個沒有經過細究而截取片面編織出的正義外衣，凡異議者——即使是性侵受害人，一併壓制，當異議者說出她的性侵受害人身份時，她被排除在「即使現在仍是『疑似』狀態，也理當先視同被性侵受害者加以保護」的正義邏輯之外，毫不猶豫對受害者可能帶來二度傷害，全不介意自己變成粗暴地使用語言施予質疑、攻擊與嚇阻，自居正義的鄉民悍衛的就是鄉民正義本身，鄉民正義原來是件包藏暴力、黨同伐異的外衣。

平庸之惡的謬劇

鄉民正義的根由除了來自於不作全面細究，僅僅截取片面作扭曲論斷，還來自不能分辨焦點作獨立思考、只是人云亦云。

例如，許多人說沒有前面的性侵案那來後面的處理不當？所以不能把它當兩個焦點來分開看。整個社會對性侵越是賦予特殊化看待，越讓人視線模糊不易清晰思考，事情本質並不難分辨，看下面這個故事：

跟我一同喝酒的人「酒後亂性」飆起車來，他無理地朝我撞過來，弄得我手傷腳斷，當下司法啟動了；可是接著肇事者都沒來道歉。我真火大，找人來幫，幫的人說了幾句我當下聽來奇怪但沒明白意思的話，總之，他願意幫忙只是說得再找人幫，進來幫的人都經我點頭同意過，我一要肇事者親自來道歉，二要肇事者從今而後不得再喝酒，三要肇事者不得出現在我眼前。結果這些幫忙的人回報說肇事者已找律師教他官司中不能認錯，他沒達到我要的，我挫折很大，又想到那些怪怪的話，沒好氣地誣說他們從頭就沒安好心要幫我，便把那些話剪接一番充當他們居心不良的舉證直接PO上網，沒想到網路上正義之士這麼多，大力挺我，幫我痛罵肇事者跟那些幫我的人，大快我心。那個我找的幫我的人一邊被罵一邊拉我得出來面對真實，要我公開道歉，我賴著不應，他卻死不放棄。事隔幾個月後，我從不願意到漸漸覺得我真讓幫我的人被大眾誤解，這樣做人做事實在有不對的地方，我想是應該跟他們公開道個歉。

看倌們，到此，先作個閱讀測驗吧，請問我想公開道歉的焦點是什麼？

(1) 是為我的情緒飆射誣陷他人的作為而道歉

(2) 是為我被撞斷手腳而道歉？

故事繼續：

等到我心理準備好了，我鼓起勇氣做出公開道歉，沒想到這道歉文一出，除了原來的支持者，這回還再跳進來更多在上面閱讀測驗答案選 (2) 的正義之士，大罵：「竟然讓受害人被迫為他被撞斷手腳來道歉？天下還有比這更荒謬的事嗎？」這下那個原本幫我的、我真心要道歉的人突然被當作「全民公敵」了，被罵得比先前還慘。

上面的比方不難思考事理、分辨焦點。人被打，向打人的人要公道，不是怪罪幫助者沒能拿到自己要的公道；錯怪了人，公開道歉，是為了構陷於人而道歉，壓根兒就不是為了被打受傷而道歉，清楚明白的兩件事，有個完全不同的焦點，不該混為一談，「沒有前面怎麼有後面？是同一回事」這種說法反映的是沒有能力思考。

上面選 (2) 的看倌大概要反批被車撞手傷腳斷也不會有被說「情慾流動」二度傷害。其實「情慾流動」在輔大心理系是一個具有學術性意義的詞彙，地位上有些接近弗洛伊德談「性與攻擊」，但是在較高層次人性意義與關係上的議題，它也完全不是道德性意涵上的概念，而更接近就是人的一種經驗或現象，或說就是人的一種在關係中的能量狀態。「情慾流動」就同人其他面向的需要、經驗與現象一樣真實而重要，都值得被仔細觀照、被認識、被面對、被接納，然後被安置。但在性道德壓抑封閉的社會中，「情慾流動」沒有可開放地觀照、認識、面對、接納，安置的學習歷程，一味壓抑、不正視面對的結果，只是使人變得僵硬冰封或者亂竄到另一個極端。輔大心理系的課堂與敘說探究論文研究，創造了一個正視「情慾流動」的開放討論空間，這個詞彙在研究所裡是一個重要的梳理關係扭結的視角，不只在現在的人我之間，也在家庭社會的歷史穿梭中，發揮著幫助重新框定與去性污名的作用力。

通過觀照、認識、面對、接納，安置這樣其實是如「禪境」般的歷程，「情慾流動」其實是能與對自己或關係的承諾協調融合得很好，人可以同時擁有「情慾流動」的能量，同時堅持與自己或關係或道德上的承諾，例如，中國變性舞蹈家金星的德籍先生Hans被訪問到「遇到有些女孩覺得你對她們很有吸引力時會怎麼樣？」他說：「當然，我有自我會感到自負，如果有人覺得我有吸引力，這令我開心，我會看作是一種稱讚，也很享受這種感覺，但同時我知道我對我的家庭有承諾，這個價值是我重視的，也是我教育養成的一部份，所以我會感謝其他覺得我有吸引力的女性，而我清楚地知道一但我和其中任何一位踩出下一步，我就打破了我的承諾，所以孰輕孰重對我是簡單易辨的。」Hans與金星都是能健康坦然地觀照、認識、面對、接納，安置「情慾流動」同時保有他們對家庭的承諾與價值。

如果夏林清在713真提到「情慾流動」，它不是一般鄉民望文生義而承載性道德貶抑的意義，但，不是每個學生都跟夏林清上過這些課，713在場的學生們不知進了理解這個詞彙的門檻了沒? 如果還沒，那恐怕也不能理解什麼又是「不要坐在受害者的位置上」了。那麼，529就極可能是一個語言詞彙的意義錯接誤解而沒能被澄清，就被硬生生丟給鄉民作正義仲裁的謬劇了。

台灣網路鄉民離「互為主體性」還很遙遠，不會有人想要去問夏林清她所指的「情慾流動」是什麼，連書寫邏輯看來算是層次分明的喬瑟芬也從沒真的問過夏林清或輔大工作小組的任何成員，而是依她自己的解釋說這是夏林清的「權力流動」而工作小組是為貫徹「受害者培力」的理念先行。

在鄉民望文生義的「情慾流動」中，這個詞被附加了性道德貶抑的意涵，於是被看成了對受害者荒謬的二度傷害，這反映了社會對「情慾流動」視為壞的負的意識直覺，台灣性平推動了這麼多年，也有法條，也進了校園，表象看似進步，說到底原來還是一個只能把性以道德之名藏在暗處壓著的社會，一撞到這四個字就現了原地打轉的真象。

在我看來，荒謬的不只是聽不明白意思卻不去核對而對幫助的人進行報復，更加荒謬的是「正義之士」們不經查證就輕易交出相信；荒謬的不是受傷的人公開道歉，而是「正義之士」們的不辨焦點、不能思考、人云亦云，硬將受害者為構陷的不義道歉強加成為受害本身道歉，取消道歉者自身的主體性；而更更荒謬的是，「正義之士」們高舉《性平法》自以為保護被性侵受害者的同時，卻實是一再將性侵受害關進性道德污名意識形態的牢籠。荒謬的是鄉民正義的不能思考、視而不見自身的不正義，而這種種荒謬，正是漢娜·鄂蘭所引以身為人類之恥，處處可見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

性侵是暴力，無關性道德

看倌們大概也要說「被車撞」不能類比「被性侵」，「手傷腳斷」怎能跟「性受侵害」相比呢？

是嗎？不同在那裡？為什麼不同？

Miki Chang從她身受的痛苦認為性侵之所以傷害大是因為身體的界線被打破了之後，社會忌性背後的視框和氛圍所建構。

性侵害是暴力，被性侵跟身體任一部份的界限被暴力侵犯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固然每個部位的受傷都有不同的身心反應，以價值而言，沒有那一個身體部份可以取代或凌駕任一部份的價值，不應將性暴力受傷害特殊化，目前的特殊化看待是來自社會將之建構成關乎性道德的受損，假保護性侵受害人之名，其隱藏著被性侵再怎麼說還是不光彩的，要隱身、要藏起來，受害人更要跟「情慾流動」這個詞被隔間，要是被連在一起，不但不會有人挺還會說是活該，那就更沒價值了，這一系列暹輯正反映了這個社會從沒真正從性道德污名的框架看待被性侵受害者，只要這個框架意識形態不變，再多再細密的性平法規與體制，都是越變而越不變，性侵受害者就永遠只能被弱化。

性侵受害人之所以要被匿名保護，唯一可被接受的理由是階段性權宜地因應整個社會還在分辨性暴力與性道德的學習進程中，意思是待社會在這個分辨的發展更成熟後，就不需特別保護；同時，如果對性侵案受害者仍採匿名保護，那麼在執行的同時，理當讓任一形式的身體受害也都應同對比照，理由是對個資的保密而不應是對性侵受害人的特別條款。

當「天將下雨」

「想法並不危險，危險的是思考，然而，不能思考是更大的危險。」

邪惡往往來自平凡地不辨焦點、不作獨立思考，而假正義之名行壓迫異議之實，鄉民正義恰恰是「極權主義的起源」。

正當「平庸的邪惡」因輔大案外案在台灣社會真實上演的此際，謹以漢娜鄂蘭的話語共同提醒與祁願：

「當一個人越是膚淺，越可能屈服於邪惡，這即是平庸的邪惡。」

「拒絕邪惡的方法就是不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

「希望思考能帶給人力量，從而當「天將下雨」時，盡可能阻止災難。」

歷經多日爭辯，《勞基法》修正案的朝野協商結果今天（11/11）中午出爐，各黨團代表簽署協商結論，確認下週退回衛環委員會重審，將分三天召開會議，14日進行報告及詢答，16日舉行公聽會，17日進行逐條討論，若審查無共識，將再交付朝野協商，但這次將排除一個月的協商冷凍期，基本上符合民進黨團提出的條件。勞團痛批，這種取消協商期的審查，根本是「假退回、真硬幹」，將於下週自辦民間的公聽會，表達勞工大眾反對砍七天國定假的聲音。

各黨團同意排除冷凍期 柯建銘：希望年底通過

日前朝野協商時，立院各黨團皆同意有嚴重程序瑕疵的《勞基法》修正案退回委員會重新審理，但是民進黨團提出的協商結論中，卻加上「三天內完成審查」的文字，而遭時代力量拒絕簽署。時代力量認為審查不應限制時間，才能做到實質審查，今日協商時民進黨同意刪除「三天完成審查」，改為「待審查完畢」再送院會，時代力量才簽字同意。

這次決議也排除掉《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1條之1規定的一個月冷凍期，亦即《勞基法》修正案出委員會後隨時可能送院會二、三讀，各黨團並同意不得霸占主席台杯葛、得以黨團名義提出修正動議等等，對於委員會審查的三天時程也有具體的規劃。

時代力量黨團總召徐永明表示，各黨團都支持回委員會審查，也都釋出善意，「很高興協商回到軌道上」，他表示，下週一將進行報告詢答，下週三舉行公聽會，四個黨團各派代表參與，時代力量和親民黨各七人，國民兩黨則各十人，會邀請勞團出席，也會開放公聽和直播，「希望把公聽會辦好」，下週四再進行逐條討論審查。

民進黨團立院總召柯建銘則表示，既然要落實委員會中心主義，以後大家就不要再占領主席台，並表示一切照議事規則進行，「希望在年底前處理完」。

由於沒有一個月冷凍期，國民黨團書記長江啟臣表示，若民進黨硬要通過，也可直接送院會處理，但他希望完善地走完程序，並做到內容的溝通。對於民進黨可能在月底前通過《勞基法》修正案，徐永明則回應，「我們就照程序來走」，他也提到時代力量爭取到以黨團名義提出修正動議，並強調「希望二讀會還是可以辯論討論」。

批假溝通 勞團下週自辦「民間公聽會」

勞團今天同樣守候在立院外，呼籲民進黨撤回刪除七天國定假日、犧牲台灣900萬勞工休假權益的《勞基法》修正案。工鬥成員郭冠均質疑，民進黨團雖同意退回委員會重審，並舉辦公聽會，卻提出三天完成審查，並取消《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的一個月協商期，證明民進黨根本就是以砍七天假做為討論前提，想要補完程序後，就通過砍假案。

對於今日四黨團都簽署了「排除一個月冷凍期」的協商結論，郭冠均表示遺憾，並呼籲在野黨應堅守立場，不要讓勞工權益受害。郭冠均也指出，依照協商結論，下週三立院將舉辦公聽會，四黨團將各自邀請社會團體出席，但卻規定每個團體只有一人可以發言，他批評這種公聽會是「打假球」，並不能做到充分討論和實質審查，有鑑於此，工鬥將在下週二（11/15）自辦「民間公聽會」，邀請勞團、學界、法界、政府官員、四大黨團和三大工商團體與會，在立院群賢樓會議室共同辯論「刪除七天國定假」的議題，真正做到實質討論。

此外，立院外的工鬥絕食棚現場，仍持續有反砍假的工人絕食，原本的七名絕食代表中，已有六名先行退場，今天遞補了三名新的工人加入絕食行動。已絕食超過168小時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許惟棟堅定地說，民進黨以為等絕食工人一個個倒下就可以趁機通過砍假案，但是後面還會有一波波工人補上，「我們會戰到剩下一兵一卒」。

11月8日，就在美國總統大選正式展開投票之際，菲律賓最高法院裁定同意前總統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下葬於馬尼拉的國家英雄墓園（Libingan ng mga Bayani，英語：Heroes’ Cemetery），消息傳出，再一次引發了群眾抗議。

從1965年到1986年，馬可仕連續擔任菲律賓總統超過二十年，其任內除了貪腐問題，自1972年起以反共與對抗境內分離主義之名，宣布戒嚴並延長個人任期，大力壓迫言論自由、進行政治整肅，造成大量高壓統治下的受難者，最終在人民力量革命（People’s Power Revolution）時被迫流亡。這位菲律賓史上最著名的獨裁者，1989年於美國夏威夷過世、1993年遺體被運回本土，但如何處置一直是敏感的政治問題。歷任政權迭有依慣例將其下葬英雄墓園之議，不過都因為反對聲浪而胎死腹中。

這一次，特別引人側目之處在於，再度挑起爭議的人是國內支持度極高的現任總統杜特蒂。

杜特蒂自稱是菲律賓史上第一位「社會主義」總統，不但邀請菲律賓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CPP）的代表人進入內閣，而且也善用民粹言論對抗外國的資本與政治勢力，言必稱國家主權與國家利益。然而，這樣的一位總統卻在八月初——正式就職後不到兩個月之際——就同意馬可仕下葬英雄墓園並且將授與最高軍事榮譽的計畫。

消息傳出，立即引起民間反彈。8月14日，約有一千多人聚集在馬尼拉市區的黎剎公園（Rizal Park）抗議。這一場行動主要是由自由派和一些左派團體所發起，與會者嚴正抗議過去有幾千名社會運動者在馬可仕的極權統治下受到虐待和監禁，並且宣布發起連署請願，反對下葬計畫。

馬可仕家族原本希望在九月間舉行儀式，但因為反對請願行動所造成的法律爭議而一度延期至10月18日，最後才決定交由最高法院來進行裁決。

儘管杜特蒂曾解釋自己是基於法治的立場沒理由不同意這項計畫，而最高法院也針對裁決理由做出了公開聲明，但關於杜特蒂與馬可仕家族是否有裙帶關係的傳言卻仍不斷，反對抗爭也仍在持續。

究竟，杜特蒂是一位怎樣的總統呢？這個問題或許很難有簡單的答案，但總有蛛絲馬跡可以追尋。柯洛對菲律賓社會主義者加百列（Gabriel）訪問的上半部，就從杜特蒂與菲律賓傳統政治菁英的異同開始談起……

杜特蒂是「菲律賓川普」嗎？

就跟川普一樣，杜特蒂不可能在左右政治光譜上被清楚定位。在我看來，他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更有決心搞專制的民粹主義者。他的競選基調建立在對「改變」的許諾之上——當然這對不同群眾來說會衍生出不同的意義。從對外國投資的態度、性／別運動再到工會權利等各式各樣的議題，他總是不斷搖擺在左與右的立場之間。

首先，從杜特蒂身上，大致能夠反映在菲律賓這片土地上的普遍政治情況。大多數常態、傳統型的政客（我們稱他們為"trapo"，意思是「髒抹布」）與政黨並不是在一個明確的平台上運作，更別說更有什麼社會階級的基礎。他們選票的來源取決於他們跟各地執政黨派選舉機器的連結。在「省」這個層級，近乎世襲的政治王朝是攫取選票的有用工具，雖然有時候他們的立場會與中央政府相左。

杜特蒂自己就出生在南方的政治世家，所以他原本就是己方派系的寡頭代表。他的一部分政治魅力，恰恰源自於他是來自民答那峨——那個「被忽視的南方」——的候選人。

在菲律賓，各種合縱連橫的政治變節行為都是司空見慣。有鑑於主流政黨除了他們自己的品牌名稱之外，根本不會真正支持什麼東西，在這裡要贏得選舉基本上就只有兩個關鍵：（一）找到有利的關係連結；（二）在正確的時機說流行的東西。

其次，杜特蒂的支持度是某種對當前政治菁英不滿的表現，同時也是他在民答那峨治理達沃市（Davao City）超過二十年所形塑的社會狀態的產物。在那裡，他贏得了能把事情做好的強人聲譽，與儘管多次承諾要改革卻仍被視為腐敗無能的前任艾奎諾（Benigno Aquino III）政府，明顯地形成對比。

達沃市在杜特蒂的治理之下，經常被比為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這實在大大過譽了。達沃不是新加坡，而且至今仍是一個因毒品和犯罪而惡名昭彰的城市。杜特蒂誓言要以他在達沃的手段來消滅在全國範圍內的同樣問題，伴隨而來的強人統治、敢死暗殺隊與操縱左右兩派的馬基維利式權謀，都不過更深層的結構性危機所表現於外的癥狀而已。

到頭來，杜特蒂終將證明他無法解決誇口要擊敗的問題，從他在經濟事務上的承諾已經能看出追隨前政權、了無新意的走向，也就是繼續遵循新自由主義的路線。他不但任命了與前政權同屬一個政治寡頭集團但不同派系的內閣成員，甚至被出身自更糟糕的艾若育（Gloria Arroyo）政府的盟友所吸引。

總而言之，他和川普之間的比較是可被理解的。基於菲律賓和美國在同一段時間舉行競選，全球與在地情況之間的平行比較自然很引人注目。但在這種情況下，把杜特蒂歸類到法西斯主義還是有點誇大其詞；他的政治路線仍然比較接近典型的強人或拉美／東南亞國家的「獨裁者」。杜特蒂主打的政治品牌是一種專制的民粹主義。他肯定會努力讓國家機器更貼近專斷直行，別忘了，過去他還曾經開玩笑說要關閉國會。

最晚登記參選的黑馬，如何成為勝利者？

在總統大選的過程中，他其實從來都不被其他競爭者看在眼裡。其他人只覺得他是個小丑，一直到了中後期，人們才開始意識到他有可能會贏得這場選舉。由原本執政的自由黨（Liberal Party, LP）所推出的候選人羅哈斯（Manuel Roxas），在選舉初期根本不認為杜特蒂有任何機會。沉醉在該黨自我認知的成功裡，羅哈斯傳達給選民的最主要訊息就是將延續艾奎諾政府「正確道路」（Daang Matuwid）的系列改革。

事實上，人民在過去兩年間對政府政策上的疏失積怨已久，尤其是當重大災害發生後的管理與應變，例如2013年造成高達六千人罹難、號稱菲律賓史上最嚴重風災的海燕（Haiyan）颱風。

基本上，社會各階層都有一部分人支持杜特蒂，但最主要還是來自下層的中產階級。某種程度這可以說是一場中產階級的反叛，不過他也得到了一大部分勞工階級的支持，特別是都市貧民。

如果仔細看投票結果的數字，杜特蒂跟其他歷任總統一樣，是以低於40%的相對多數票勝出——這意味著有超過一半的投票者並未支持他，儘管這場選舉甚至是菲律賓史上投票率最高的一次總統大選。

也有一些通常最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支持杜特蒂，包括由各地商會組成的菲華商聯總會（Filipino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比起外國投資者、零售與地產巨頭等其他資本家階級，他們在過去六年艾奎諾執政時期的獲利率不及國家的經濟成長幅度。這些小資產階級的企業家，期待的是一個能有效壓制犯罪行為、平息社會動亂以保護他們投資的官僚體系。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杜特蒂並不是在一波明顯的經濟危機下所誕生的產物。從世界銀行、彭博社和外國債權人的角度來看，這場選舉期間菲律賓經濟數據正蓬勃成長，比方說GDP指數，在2015年就上升了6.4％。

但事實上，這個國家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生活一直都處在危機之中而且毫無保障。一般人根本享受不到經濟成長的果實——所有好處最後總是落入政商關係密切的資產階級，偶爾少部分生活在首都馬尼拉的中產階級可以分到一杯羹。

在菲律賓，所謂的經濟發展是被主宰整體經濟活動的裙帶世家、跨國企業和軍閥派系捏在手中的。艾奎諾政府從政治與經濟改革上的「成功」所產生的執政信心，是建立在政治菁英們不識疾苦並與大多數人民生活的真實處境完全脫節的前提上。杜特蒂正好補上了這樣政治的空白地帶，那是左派過去無法做到的。

（前往下篇）

在當選總統之前，主要政治經歷只是在菲律賓南部的達沃市（Davao City）長期掌理市政的杜特蒂（Rodrigo Duterte），打從競選期間就不只一次公開宣稱自己是一個「左翼份子」甚至「社會主義者」。

這麼說並非完全沒有根據，1960年代他在菲律賓萊西姆大學（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求學時曾受教於菲律賓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CPP）的領導人西松（Jose Maria Sison）。後者雖已流亡在外多年，但在選舉期間曾接受菲律賓媒體的專訪，毫不掩飾自己對這位學生的支持，更直言杜特蒂是菲共結束與政府之間的武裝對抗、走向和平談判的最佳希望。

六月底杜特蒂正式就職，菲共在第一時間就發出聲明表示：「杜特帝展現出持續與民族民主運動保持合作及友好關係的意願，是與其政府進行有效結盟之可能的基礎。」

不久，菲共的政治分支民族民主陣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NDF）即宣布其武裝分支新人民軍（New People’s Army, NPA）同意停火，並且在八月下旬於挪威奧斯陸進行的會談中與菲律賓政府重啟了和平談話，此舉為進一步的談判以及後續可能的改革鋪下了道路。

當時，杜特蒂政府正因為掃盪毒品的誇張鐵腕承受不小的爭議。菲共與杜特蒂的互動，也遭部分人士批評形同變向同意政府暴行，不但可能使得私刑變得無所不在，而且有鑑於大部分遇害的都是底層的藥販與施用者，更將對工人和貧窮階級帶來不成比例的負面影響。

在此同時，杜特蒂開始展現其戰意高昂的反美修辭，甚至藉十月間訪問中國的行程高調宣稱將「親中遠美」，為區域政治平衡丟下了震撼彈。菲律賓左翼派系對此意見不一，而菲共發出聲明認同杜特蒂的路線大致正向，又引起一些爭議。質疑者認為杜特蒂政府不可能真的完全採行民族民主陣線的呼籲，改變其外交和內政方針，加上經歷多次分裂後、堅持毛主義（Maoist）路線的現今菲共領導層，其權威不無爭議，論者或曰：民族民主陣線的立場與杜特蒂執政現實之間的矛盾，恐怕將使得自1990年代加入菲共的革命團體再度與之決裂。

以下，科洛與加百列（Gabriel）的訪談後半段，便是從杜特蒂與菲共的關係開始談起……

杜特蒂與菲共的關係究竟如何？

菲共對杜特蒂的看法絕對不是統一的。它的選舉組織一開始是傾向葛瑞絲·柏吾（Grace Poe），但是該黨的官方發言人西松卻又一直都力挺杜特蒂。新政府上任以來，菲共曾多次發出批判杜特蒂施政的聲明，但同時又保持著一種「蜜月期」的關係，很難以看出到底誰是黨內真正的決策者。

不過，菲共在達沃（Davao）地區與杜特蒂的確已培養出長期的合作關係。當地的黨員與該黨武裝分支新人民軍（New People’s Army, NPA）在民答那峨南部的領導層，很明顯都是親杜特蒂的。杜特蒂過去就以政府軍與新人民軍之間的協調要角著稱，甚至有能力雙向確保政治俘虜能否安全釋放這種難題。

除此之外，特別在對抗大型採礦和伐木公司的時候，菲共在南部的前線組織不時會與杜特蒂合作，以確保小農、貧民與原住民的某些政治利益不被犧牲。

但是現在我們談論的不僅是達沃而已了。杜特蒂支配著一整個國家，對於在任的總統來說，如何大規模的資金、權力甚至武裝互動，比扮演左翼組織的盟友重要。

菲共領導層中有一部分的確相信著杜特蒂代表某種可行的和平進程，能讓已經奪走三萬多條性命、曠日持久的「人民戰爭」（農村游擊戰）正式終結。

新政府組成時，杜特蒂指派了四個內閣職位給菲共，包括勞工部和農業改革部，然後要求新人民軍放下武器作為交換條件。菲共接受了條件，但表明他們不會提名黨員，而是該黨合法的外圍組織中能捍衛國家權益且具進步思想的成員。

菲共還指望杜特蒂能做到重振該國鋼鐵業的承諾。如今有些人仍對國家主導的工業化抱持著一絲希望，他們認為透過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或許仍有可為，但現實中菲律賓的工業完全被外國資本綁住手腳，而且也沒有什麼實在的進步面向。

杜特蒂的陣營猶如花車樂隊，不只菲共，另一個泛「左」翼政黨——公民行動黨（Akbayan）也在國會中加入了杜特蒂所屬的民主-人民力量黨（PDP-LABAN）陣營的一個政黨聯盟。隨著有相對多數的傳統政客（trapos）加入杜特蒂的行列，他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可望在立法上取得多數優勢的確保——特別是重新恢復死刑，以及解除限制外資對本地投資的持股限制以進一步開放經濟體。

這些政黨結盟究竟是怎麼回事呢？舉例來說，公民行動黨先前曾是艾奎諾政府時期執政聯盟的一份子，部分成員因此獲得重要的內閣職位，包括總統發言人。然而，這個聯盟早在艾奎諾上台的2010年大選時就已經形成；相較之下，公民行動黨過去從未考慮過與杜特蒂的政黨合作。事實上，該黨的領導層過去對杜特蒂是非常批判的——因此公民行動黨突然換邊站即便不太令人驚訝，也是值得擔憂的現象。這種搖擺的行為，使得該黨與那些從艾奎諾所屬自由黨（Liberal Party, LP）跳船的成員實在沒什麼兩樣。

這麼一來，也意味著在自我定義為左派的政治勢力之中，如今已沒有真正站在政府對立面的反對力量。不論對菲共或對人民行動黨，杜特蒂讓某些左派政黨成員進入政府，只是為了營造左派勝利的假象，使得這些人不會將自己的角色視為發動政治革新的契機，嘗試去實現一個差異而獨立的替代路線，促使政治監督的反對力量得以由下而上浮現。

這對於所剩能批判杜特蒂的零星左派十分不利，如果他們決定跟進這條收編之路，「左派」將會長期被杜特蒂的結盟勢力汙染，而且使得怎麼都無法與杜特蒂扯上邊的進步政治意涵被進一步稀釋。

未來可能出現大規模「反杜特蒂」的運動嗎？

過去曾有人將杜特蒂的民粹主義傾向與前總統埃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相提並論。我們習慣暱稱「埃拉普」（Erap）的埃斯特拉達，在都市貧民之中有極穩固的支持度。2001年最終將他拉下台的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People’s Power II）是以都市中產階層為主幹，而菲共也加入抗爭隊伍，但城市貧民的團體之中卻反而造成一些小動亂，他們認為這波抗爭是一場對自家總統的「叛變」。

杜特蒂的情況有些不同，現階段他的魅力跨越不同階層，因此他實際上對於公眾騷動反而有平撫的效果。他有能力廣泛建立親己的政治聯盟，使他成為統治階層超乎尋常的有用支柱。 在我看來，大規模抗議在他任內是比較不可能發生的。

有傳言說如果艾奎諾會主持一個「人民力量」來反對杜特蒂，而且有可能成功，但是杜特蒂目前壓倒性的人氣，顯然已經使得一個菁英主導的反對聯盟變得不可能了。

反倒是杜特蒂周圍開始形成了大量菁英意見的匯集。考量到跟中國之間的區域緊張局勢以及穩步增長的經濟，其他政治菁英派系與美國外交政策的建制勢力都會希望國內情勢穩定。

然而，再考慮到長期以來菲律賓政治情勢的不穩定傾向，人們對杜特蒂的信心也有可能突然間轉變成反對力量。目前為止，基於這種不信任的正向發展之一，也許是冒充改革者的政治菁英——例如諾奎諾——顯然已經信用破產。杜特蒂極具風格的吸引力一部分正是來自於他站在艾奎諾的對立面。如果杜特蒂到頭來還是令人失望，那麼就會更加清晰地證明：改變不會永遠只靠著一個人的行動或者換一位總統就能到來，而是需要多數人民對於整個寡頭統治的鬥爭。

真左翼的政治方案究竟如何可能？

我們缺少的是一個明確以階級為基礎的計畫所支持的獨立政治方案，一個能夠揭露所謂的民主如何破產並能闡釋其根本原因的方案。

一般人印象中「左翼」與杜特蒂的連結，如今恐怕很難切斷了，特別是杜特蒂已經公開自稱是個「左派」。有鑒於自我標榜的菲律賓左翼——不論是毛派、社會民主派、其他進步改革派甚至是自由派——現在都在環繞在杜特蒂左右，一般人可能甚至會以為我們選出了一位有如曼德拉（Nelson Mandela）或格瓦拉（Che Guevara）般偉大的總統！

不過我相信未來還是有空間，出現一場可以反過來促使新政黨形成的運動。這次我們不能再搞「人民力量」的復刻版了，因為那不過是擺盪在個人主義式的「英雄」與寡頭政治派系之間的產物。

邁向一個獨立的另類政治，可能也會伴隨著與傳統左派政黨的分道揚鑣。不過，我個人仍然抱著一絲希望，可以（甚至必須）跟一部分菲共的個別成員搭建起合作的橋樑。

（前往上篇）

總統蔡英文昨日（11/13）接受媒體專訪，透露刪除勞工七天國定假的決定「非常痛苦」，但由於台灣處在一個「經濟轉型期」，在面臨轉型和生存的中小企業，以及承受過勞和長工時的勞工之間，必須「求取一個平衡」，因此她仍決定砍七天假。勞團痛批，蔡英文以中小企業為藉口，實際上就是要犧牲工人的利益，來維護大財團的利益，他們要求蔡英文出席明天（11/15）勞團舉辦的民間公聽會，直接面對廣大勞工的不滿。

今天是《勞基法》修正案退回衛環委員會重審的第一天，反對砍七天假的勞團和數名絕食工人下午來到總統府前，回應並批評蔡英文昨天受訪時合理化砍假的說詞，並邀請蔡英文出席民間舉辦的七天假公聽會，傾聽勞工渴望休假的心聲。

蔡英文昨受訪時表示，勞工是「我們民進黨心裡最軟的那塊」，但是「中小企業也是民進黨的夥伴」，為了顧及中小企業的經濟動能，這個階段必須砍七天假。對此，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吳靜如批評，國民黨執政時就說要經濟轉型、提升，但現在台灣中小企業的經營型態，仍傾向於以「高工時、低工資」作為獲利的主要手段，民進黨政府也口口聲聲說要產業轉型，但是台灣經濟還是壓在剝削廉價勞動力、勞力密集的產業身上，而砍掉這七天假，可能會讓更多勞工猝死、工殤、職災。

高教工會研究員陳柏謙也質疑，以僱用三十人的中小企業為例，就算放這七天假，平均一個月也僅會增加兩萬元的人事成本，「如果蔡總統認為付出兩萬元就會讓他們經營不下去，未免也太小看台灣的中小企業了！」陳柏謙認為，保留勞工的七天假，在薪資成本上影響較大的並非中小企業，而是聘用五千乃至一萬人的大企業和財團，因此蔡總統真正想維護的是工總、商總這些財團老闆的利益，為此不惜犧牲900萬勞工的權益。

陳柏謙強調，蔡總統不應再用中小企業當作砍七天假的藉口，如果蔡政府仍要硬幹砍假，就證明縮減工時的承諾是虛晃一招，所謂「心裡最軟的那塊」只不過是把勞工當成可以「軟土深掘」的一群人。

勞團也指出，日前民進黨立院總召柯建銘對外放話說要在11月17日將「砍假案」送出委員會，甚至16日公聽會的提綱只討論如何落實周休二日，卻隻字未提勞團關切的砍七天假問題，在在顯示民進黨舉辦的公聽會已經預設砍假的前提，是「假退回、真硬幹」，勞團明天將在立院自辦民間公聽會，呼籲因決定砍假而感到「痛苦」的蔡總統能夠參與，否則「光說痛苦，無法解決900萬勞工的血汗事實」。

馬可仕獨裁統治菲律賓的時期，貝洛曾在美國揭露了該政權與世界銀行的財務聯繫以及其不當使用發展貸款的行為。後來，在九○年代與菲共斷絕關係以後，貝洛加入了公民行動黨（Akbayan Citizens’ Action Party，通常簡稱Akabayan），一個菲律賓社會主義者和進步份子的選舉聯盟。他在2010年起以該黨的身份出任國會（下議院）議員，但最終在2015年3月辭去職務，以表達他對公民行動黨支持當時總統艾奎諾（Benigno "Noynoy" Aquino III）的不滿，他認為其政府已經偏離了它原本許諾的治理路線。

2016年全國選舉，貝洛以獨立參選人的身份競選參議員。他得到了來自非政府組織、民眾組織還有其他進步組織的支援，後來催生了所謂的尊嚴聯盟（Dignidad Coalition）。以社會主義與尊嚴為競爭的宣傳基調，他特別提倡國內食品安全、高品質的公助教育、勞工權利以及土地改革等方面的議題。最終，他得到了超過一百萬張選票，但仍不足以贏得上議院的席位。

在以下的訪談中，《雅各賓》雜誌的艾略特‧格里科（Elliott Grieco）與貝洛談及了菲律賓總統杜特蒂的崛起，以及拉丁美洲乃至於全世界範圍內左派的挫折。

你脫離了菲律賓的政黨體系成為獨立參選人，集結進步陣營參與競選。這條新的左派替代路線的動力從何而來？

當初遊說我出馬競選參議員的團體和政黨，主要是對現下左派參政的兩股核心力量都感到不滿，一邊是國會裡的愛國聯盟（Makabayan bloc of Congress），他們認同菲共的民族民主陣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NDF）；另一邊的公民行動黨，則是一直在改變立場，很不幸地，基本上他們現在已經變成了艾奎諾的自由黨（Liberal Party, LP）的左翼分支了。

我的競選，代表的是更深層的政治賦權與反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政策，但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民主賦權和新自由主義對於民眾來說都太過抽象，所以我們實際打出的口號是「為尊嚴而戰」。

尊嚴聯盟的構成是哪些人？

聯盟成員主要來自參與我這次選戰的五個政黨的成員，還有各種社會、公民社會團體的成員，例如農民團體、婦女團體、工會，另外則是支持原住民權利的組織。

尊嚴聯盟就像大傘，將不同組織力量中的不同人匯集一堂。如何引入那些被動員過，但是之前沒有組織起來的人，這是此時此刻的關鍵挑戰。

你使用的競選策略是什麼？

我們想試著發動一場不同的選戰，可以最大化地利用社交媒體，同時鼓動不同人群中的基層，包括了城市貧民、工人、農民、中產專業人員，他們會是選民的基礎。

理想的情況是能藉此評估我們能否將一場社會運動納入到選舉的機制中，畢竟不同社會運動的動能有相當的差異。我們也希望確保我們不依賴大公司的資金。而且我們希望保證我們不會走向宗教式的領袖造神，比如基督堂教會（Iglesia ni Cristo）。

這是我們的原則，因為有那麼多候選人，即使他們有一副模糊的自由和進步的樣貌，但一旦發覺競選過程太花錢。他們會不可避免地利用大公司團體。這些是我們在競選中不能跨越的紅線，因為在你掌權的時候你一定會試圖約束或懲罰這些團體。但如果你在你的競選中依靠這些人，你基本上就已經毀掉了你的信用了。

你覺得這次選戰的表現如何呢？

我認為我們從來都不是只想搞一次性的行動，而是一場我們從中能獲取經驗的行動。

我們希望在聯盟中共同工作的過程能夠創造工作聯繫，從而成為更加長期的組織基礎。尊嚴聯盟是在競選途中催生出來的，而且最終我們認為它應該走得比這次參選更遠。

然而，我們都不是這場選舉革命的受益者——只有總統當選人杜特蒂是最後能夠承受這些好處的人。

不過從結果論，我覺得大家還是很高興我們獲得了超過百萬票的支持。而且我們在操作競選的時候沒有踩到我前面提到的幾條紅線，這已經是一個好結果了。

選舉過程將那些原先沒有工作關係的團隊聚集到了一起。這是一件好事情。

而且通過這次選舉，我們得將社會運動中不同的團體轉變成一整個競選組織的一部分，這在協同工作的意義上是個很好的經驗。

除了你自己的角色之外，你認為聯盟還有未來嗎？

我當然是這麼希望的。有人已經開始討論2019年我還要不要選，但我會阻止這種話題，我不覺得自己到時候還願意參選。

首先，我已經快要滿七十三歲，出任公職太老了，而且有許多新面孔應該得到更多曝光；再說，我覺得杜特蒂掌權肯定會給所有人帶來了某些挑戰，包括那些聯盟內的人，領袖自然會在回應這些挑戰的過程中產生。

杜特蒂聲稱他自己是菲律賓第一個社會主義總統。你覺得他想說什麼？

我覺得當杜特蒂說自己是第一位社會主義總統的時候，他真正的意思更接近於一種「社會主義式的民粹主義」（socialist populism），基本上他將自己視為一個會為邊緣人群的利益服務的人。所以，我覺得他和進步社群之間並不是以用同樣的方式在使用「社會主義」這個字眼。

而且也許這就是他自己的理解——社會主義就是他個人與大眾的一種關係，這些大眾是他自認要服務的人。

在競選中當然會有一種反菁英的語言增加他受歡迎的程度。我覺得他和大眾連結的方式可能是他自己都沒意識到的。因為他的確激發了許多期待。

是的，他有一種跨階級的吸引力。但特別是到了他競選的後半段的時候，我很清楚他的支持者都是來自窮人、工人和城市貧民等等。

我認為這些人就是被2001年第三次人民力量（EDSA III）集會後興起的選舉權力集團與自由主義式的政治辭令所邊緣化的群體。曾經有某個時刻，你可以看到階級政治已經呼之欲出，即使非常短暫，但的確曾被標舉出來。然而，杜特蒂實際上是否能做到這些人的期待，或者他會不會跟新自由主義的論述決裂，都還有很多爭論。

所以你不同意那些認為杜特蒂會堅持新自由主義立場的分析？

貴刊一篇文章把杜特蒂的領導風格稱為「新自由極權主義」（neoliberal authoritarianism）。但我認為這樣下定論有點太早了。

我這樣說的理由就是，我知道杜特蒂並沒有真正做許多經濟分析。但我也知道他已經意識到民眾中有許多期待了。

為了能在這方面履行承諾，他必須改變新自由主義的規則，也就是說他必須從下列這些現有保守管理的緊身衣中掙脫出來：反再分配，低通貨膨脹率，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等等。

如果他不翻轉這些規則，他就不太可能履行選民的期待。至於那些擔心馬卡提商業俱樂部（Makati Business Club）的菁英們會不會接納杜特蒂、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會不會介入菲律賓稅制改革以及其他一些東西的人們——我覺得他們其實不是在擔心社會主義。

他們擔心的是一種查維茲（Hugo Chávez）式的民粹主義，偏離了反通膨和新自由主義式的保守經濟管理，而且釋放出許多經濟的不確定性，嚇退國外的投資者，進而帶來了更多的通膨。

但是，此時斷言他不會為這些原則妥協——不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而是以民粹主義的方式——還言之過早。

那麼杜特蒂的極權主義傾向呢？

這都是同時存在的，而且這就是他能同時吸引很多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原因，甚至在底層中也有人他的反犯罪計畫。我想這就是他自認為自己在這方面是個專家的地方。

我有種感覺，他會去做民眾期待他去做的事情——這基本上就是將人權與相應的程序擺到一邊，迅速地以走捷徑的方式來處理犯罪。我想，很不幸地，他在這方面會履行承諾。

整肅治安不僅僅是一個中產階級或者上層階級的議程。我認為這也會吸引許多生活在貧民區的人，他們普遍都遭遇過毒販和犯罪。我覺得這是杜特蒂整體民粹計畫的一部分，但這也就是會產生問題的地方。

國內的自由派基本上滿足於思考他們那些被視為神聖而普遍的價值，包括人權問題、程序正義問題，這是一個很大但有問題的前提。杜特蒂基本上不怕踐踏自由主義的話語，而且他的行徑並不僅沒有對大部分人造成困擾，人們甚至為他鼓掌叫好！

這就告訴我，自由民主的價值其實並沒有完全被體制化和內化，除了在一些菁英和中產階級的領域。

所以只要他覺得他身後有支持的力量，那麼我想這會讓他自大地做他想做的事情。只要他最終能對經濟事務實現承諾，這股力量就會存在。

如果他在這方面不作為，那麼這股力量會很快消失。我感覺如果他在第一年的前六個月就推出一些重大的再分配措施，那麼菲律賓的自由主義民主真的就有麻煩了。

還有他的反犯罪專案有重大的問題——他要依靠什麼？有軍隊也有員警，但它們不可能是適合的工具。

在軍隊和員警內部和外部都有野心勃勃的人。所以將軍隊和員警轉化成反犯罪政策的工具並不容易。

其他寡頭政客會不會反對杜特蒂的打擊犯罪計畫？

我覺得如果他繼續落實反犯罪的計畫，並且同時推進一些再分配的政策，那麼就會讓他和部分菁英發生衝突。

但是——雖然我覺得這個不太可能發生——如果他差不多維持原來的經濟框架，僅僅擴大現金調撥（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CCT）計畫作為對抗貧困的機制，那麼這些菁英們大概就會說：「OK，這樣很好！」

他們可以忍受現金調撥，但是他們不能忍受真正的再分配，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真正的災難。

然而，這個國家的菁英中還有一部分人——有些就是自由黨人——是以多元主義、中產階級民主、人權、程序正義等自由民主的價值做為自我標榜。這些人差不多跟那些領導第一次人民力量革命的是同一批人，所以他們談論自由派的理念時不只是犬儒而已。事實上，甫卸任的艾奎諾政府也一直都很抬高人權問題與程序正義問題，但在面對貪腐問題的時候顯得保守。

這些人就是我們的自由派菁英。他們是真實存在的，他們就在那兒，我覺得正是從這些人在發出反對杜特蒂的聲音，但也正是這些人，曾經在杜特蒂競選時盲目支持。

所以，進步人士決不能允許自己被這些人牽著鼻子走，這是很重要的。

杜特蒂與歷任總統有何不同？他能夠建立一些具持續性的制度嗎？

杜特蒂有一點跟很多菲律賓傳統政客不同，就是他不依賴於政黨。

這是真正經典的波拿巴主義（Bonapartism），也就是領袖和人民彼此結合。只要他還擁有大眾的支持，那麼他就會被吸引去做任何事情。換句話說，如果他覺得他和大眾有直接的交流，那麼他甚至不必走體制的途徑。這一點是很波拿巴主義的。

關於他是否能夠建立一些持續性的、延續到他六年任期之外的東西，是否在他的任期內整個人民力量（People's Power）革命的體系會消失。這些完全取決於各股力量如何相互作用。

如果他能夠保持這種民粹的動力，如果不同的社會組織並未強力反抗他，如果國家的各個部分基本上都很順從——那麼他會讓體制破碎崩壞，甚至讓這些體制能夠被取代。

但是他是一個直覺型的政治家，而且我覺得他會等待。他可能沒有把這些東西都計畫清楚。但在這個過程中，大多數的狀況會逐漸浮現出來。

我所說的這些事情一旦發生，他會覺得，他可以創造全新的體制。

有些他很親近的支持者可能是那些會這麼想的人——也就是說他可能需要一個大眾政黨。而他自己可能沒有意識到這種需要，但是支持者會說服他。但即使他想過，也不是那麼容易建成。

你怎麼看巴西和委內瑞拉的左派所面臨的問題？

我們真的需要通過左派的失敗，尤其是巴西和委內瑞拉的，來想地更清楚些。

我覺得在巴西，有許多要點都被忽略了。其一是2002年勞工黨（Worker’s Party）上臺的時候，他們有乾淨的、反貪的良好聲譽。可我覺得他們做出了一個錯誤決定，他們妥協了。2002年和2004年的時候發生了第一批貪污醜聞，而且理由是他們為了自己的壯大需要買通別人。那次妥協使得黨內關鍵部門開始腐敗。

其二是勞工黨被政府所吸納——它沒讓自己成為一個獨立存在的勢力。事實上，他們的作為就像是政府的棋子。

其三是它對新自由主義妥協了。勞工黨迴避真的攻擊資本主義體制的保守經濟政策。而且在削減貧困的問題上它依賴了家庭補助計畫，這看起來好像可以讓巴西平穩過渡到一個平等社會。現在我覺得這是個巨大的錯誤。巴西的案例清楚地給我上了一課，我會牢牢謹記。

委內瑞拉的例子，我覺得第一個大問題是在查維茲時期他們沒能擺脫對石油的依賴，即使他們已經有工具可以開始這麼做。

第二，當然是政府對軍事的持續依賴。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也不管我們是否稱它們為進步軍隊，它們已經取代了真正群眾政黨的角色。

第三，一個真正的群眾政黨會解決繼任的問題。領袖魅力是很難傳遞的，而你需要真正建立一個傳承制度，不能僅僅只有模糊的途徑。

以上這些是我們能從巴西和委內瑞拉得到的教訓。

但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左派在這兩個國家跟在菲律賓處於不同的位置。在這裡，我們絕望地使自己變得重要一些，並抓住人群中關鍵的群眾作為我們奪權的基礎。而他們遠遠走在我們前面。他們是如何做到的是另一回事，但他們能夠在人群中接觸到左翼的關鍵群眾，這是我們到現在還無法做到的事情。

但這對任何一個地方的左派來說都是很好的教訓，不僅僅是對菲律賓來說。巴西和委內瑞拉所發生的事情影響了全世界的左派。

我們需要吸取適當的教訓。如果他們在巴西、美國和委內瑞拉取得勝利，我們也就取得勝利了。

這是在此刻對抗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的籌碼。這是一場全球性的鬥爭。但是重要的是，左派必須有立足點，以顯示他們有治理的能力。

拉丁美洲在本世紀這前十五年的經驗很重要，提供了很多啟發。從2008年開始，經濟和金融危機真正表明了現在的體系是多麼失敗腐化。

在拉美失敗了，然後在希臘又有一次重大的失敗。所以你就看到眼下這種情況，新自由主義到了危機時刻，而且它不得不處於危機時刻，因為它已經耗盡了可以讓資本主義再次復興的能量了。

然而，不管是在國與國之間，或是單一國家內，都還沒有產生新的替代方案，這就是我們此刻所處的狀況。

這推動我們真正能控制危機，有效組織行動，因為歷史不會等待我們。在菲律賓的例子裡，鑑於它自身特殊的狀況，我們正在努力控制事態。

而我也確信在其他國家也正在發生這些事。但是進程的大問題總是這樣：如果左派不能更進一步或者有效組織起來，那麼右派就會更進一步—反革命的右派甚至可以操弄反資本主義的話語修辭。

所以你必須這樣問：杜特蒂現象是否是菲律賓試圖對抗依賴性資本主義危機的嘗試呢？那麼多民眾聚集在他周圍是否因為對他們來說他代表了一種想要改變局勢的孤注一擲的嘗試呢？

這跟川普在美國所得到的支持有些類似？

很不幸，右派有全面的優勢。他們總能想出不一樣的東西，將它們整合到一起，然後去吸引各領域的人群。而左派既有優勢卻又弱勢——它的理性，它想要前後一致，要在政治上堅持。

到頭來這是一件好事。畢竟我們要跟那些法西斯式的人格周旋，他們能夠創造出一些矛盾的論述情節，在情感上一致，但卻在理性上脫離這個世界而且互相矛盾。我們不能走這條路。這對我們來說過於投機了。

曾經有些原本具左傾性格的人士選擇走了這條路，比方說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但我們也看到了他最終的下場。

由工鬥自辦的「七天假民間公聽會」今天（11/15）下午在立院群賢樓舉行，包括數十個工會團體、青年團體、性別團體、兩大政黨和學界人士出席，會議除了達成「應修法保障勞工國定假日不得少於19天」的共識，也嚴正譴責民進黨未派員參與「毫無溝通誠意」，並要求出席的時代力量和國民黨立委保證本週四（11/17）的衛環委員會能夠實質審查《勞基法》修正案，阻止「砍七天假」的現行版本通過。

學者：砍七天假後工時不減反增

會議中，高教工會研究員陳柏謙重申，刪除七天國定假日，將導致所有勞工的權益受損，而且會影響未來每一個即將進入職場的年輕人。對於今年（2016）實施單週40工時以前，國定假日被挪移而改放週休二日的勞工而言，刪除七天假等於讓「降低法定工時」的效果喪失殆盡；對於原本沒有週休二日，但保有19天國定假日的勞工而言，是直接損失七天假；對於青年打工族在內的部分工時工作者而言，會損失一年超過七千元的雙倍工資；對於適用《勞基法》84-1條責任制的勞工而言，不但被排除於單週40工時的保障之外，還會再喪失七天假。因此他認為，若七天假被砍，對勞工是「百分之百的損害」。

世新大學社發所副教授陳政亮也直言，蔡英文總統承諾說要降低工時，然而從這次《勞基法》修正案就可以看出蔡政府的政策方向根本不是降工時，反而是增加工時。陳政亮指出，《勞基法》修正案推行的「一例一休」，其中的休息日容許雇主讓勞工加班，並不是真正的例假日，因此法定工時下降並未減少勞工的加班時間，加上又刪除了七天假，等於全面增加勞工56小時的工時，他憤怒地說，「民進黨乾脆宣告沒有要降工時算了！」

對於蔡英文日前受訪時含淚表示「砍假是為了經濟轉型」，身兼母職的部分工時工作者邱宜君表明不接受「執政者鱷魚的眼淚」，痛批蔡英文聯合資方剝奪勞工的休假權益，媒體還用頭版報導她的「痛苦」，令她感到相當噁心。邱宜君說，她擔任全職勞工時，常常單日工作超過十小時，但從來沒拿過《勞基法》規定的超時薪資加成，補休沒休就會被老闆取消，懷孕後還被暗示不能請育嬰假，老闆更常用「共體時艱」的說法威脅勞工不要休假；她批評，台灣經濟轉型困難，就是因為「慣老闆被政府慣壞了」，只知道壓榨勞工，實際上一點競爭力也沒有。

性別團體和移工團體也相繼發言，指出蔡政府近日推動同性婚姻法案和廢除《就業服務法》的「三年出國一日」條款，是想藉此粉飾強砍七天假的作為，他們拒絕因為這些看似友善的法案，而為這個侵害勞工權益的政權背書。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陳秀蓮強調，「移工不被剝削不是民進黨砍假的化妝品」；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也呼籲同志和勞工彼此相挺，共同捍衛每個人的勞動權益。

時力和國民黨出席 勞團要求捍衛七天假

今天這場民間自辦的七天假公聽會，時代力量和國民黨皆有立委出席參與，時代力量是由黃國昌代表，國民黨則有蔣萬安、李彥秀、陳宜民三位立委到場，而民進黨只派了社運部的成員來觀察狀況，全程未參與會議。

兩大在野黨立委上台發言前，工鬥拋出兩個問題要求兩黨回應，一是兩黨日前都簽署了取消一個月冷凍期的朝野協商結論，加上民進黨總召柯建銘也表示週四要將砍假案送出委員會，是否已經和民進黨妥協？而在野黨接下來又要如何保住這七天假？

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表示，非常厭倦柯建銘一直對外放話，時代力量的立場很清楚，就是主張《勞基法》修正案進入實質審議和討論，爭取更多社會大眾對訴求的支持。工鬥追問，如果民進黨要在衛環委員會強渡關山，時代力量如何應對？黃國昌說，如果去占領主席台打一架就能阻擋民進黨，那他也「不會不願意」，但是暴力行為只會被媒體操作，減少社會對議題的支持，讓議案更快通過，所以他傾向「路一步步走」，表示不會輕易放過接下來的公聽會、委員會和院會的戰場。

國民黨立委李彥秀則澄清，如果當初不簽朝野協商結論，民進黨根本不會答應退回委員會重審，所以國民黨簽字是希望有機會調整版本、做更多協商。另外國民黨立委陳宜民也表示，砍假案會不會出委員會要看週四的討論和表決結果，希望能夠充分討論，也會準備動議的提案。

工鬥成員盧其宏在會議中也舉出「yes123」求職網日前公布的勞工休假調查數據，指今年有54％的勞工尚未休完特休假，原因不外乎老闆施壓、人力不足、業績壓力等因素，他批評民進黨想要用提前讓資淺的勞工放特休假來交換七天國定假，根本是不對等交換，而且蔡政府也罔顧沒有法令保障、勞工普遍休不到假的現實，呼籲在野黨不要輕易接受特休假的提案。

對此，黃國昌透露，他有注意到勞工休特休假的困難，目前準備提出和特休假相關的修正動議，不但提升特休日數，而且要讓勞工「確實能夠放得到」，放不到資方就要依法給錢，並規定資方必須記錄在清冊當中，以書面內容通知勞工，如紀錄不實會有刑事上的刑責，朝強化特休假一定放得到的方向來走。

立院衛環委員會今日（11/16）上午召開《勞基法》修正案公聽會，民進黨、時代力量、國民黨和親民黨四黨團各自邀集代表參與，會中勞團代表不滿民進黨召委陳瑩頻頻滑手機，未認真聽取勞團代表的意見，質疑陳瑩以及缺席的民進黨立委已決定在明天強行通過砍假案，要求陳瑩說清楚公聽會的效力及意義，但陳瑩不願回應，逕自宣布休息後離席。勞團代表欲阻擋她離開，和警方爆發激烈推擠，衝突中陳瑩和絕食工人許惟棟皆倒地送醫，勞團隨後批評這場會議無效，宣布集體退席，將繼續回到立院外絕食。

會中，擔任會議主席的陳瑩和勞團代表爆發兩波口角，第一波是由於陳瑩不讓事先報名旁聽的十五名勞工進場，勞團要求開放旁聽，在時代力量黨團總召徐永明、國民黨團總召廖國棟和民進黨團幹事長吳秉叡的協調下，陳瑩最後同意讓這些勞工入場旁聽，但要求勞團保證「守規矩、不吵不鬧」。

第二波口角是高教工會研究員陳柏謙質疑陳瑩在東華學者報告時全程都在滑手機，完全沒有在聽勞團代表的意見，高聲質問「這場公聽會的法律位階到底是什麼？意義何在？」陳瑩指示一旁的議事人員代答，議事人員表示將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十天內依出席者提供的意見提出書面報告，供委員參考。工鬥成員陳秀蓮隨即追問，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已經放話要在明天通過砍假案，那十天內做出的公聽會報告有什麼意義？

然而，陳瑩不斷迴避台下質疑，要求勞團「安靜」，勞團又質疑民進黨衛環委員會的委員除了陳曼麗外皆未出席公聽會，要求陳瑩請吳玉琴、鍾孔炤以及其他支持砍假的民進黨立委柯建銘、吳秉叡、蔡培慧等人前來參與，但陳瑩置之不理，片面宣布休息後準備離席，結果數十位勞團代表一擁而上包圍陳瑩不讓她「落跑」，警方護送陳瑩離開時和群眾爆發推擠，陳瑩跌倒，絕食工人許惟棟也因推擠昏倒在地，兩人都被緊急送至台大醫院。

陳秀蓮表示，民進黨執政後不但延續國民黨的「砍七天假」政策，而且「做得比國民黨更難看」，勞團為了這場公聽會準備這麼多資料，結果提出異議就被陳瑩中止會議，勞團要求陳瑩聯絡民進黨立委到場參與，陳瑩竟然打算落跑；陳秀蓮痛批這場公聽會根本是「假公聽、真砍假」，強調勞團絕不作民進黨跑程序的橡皮圖章，隨即在中午和其他勞團代表宣示集體退席。

勞團宣布集體退席後，下午兩點半民進黨立委吳玉琴代理陳瑩的主席位置，接力進行公聽會。吳玉琴表示，許多衛環委員會委員未出席公聽會，是因為「在辦公室就可以觀看直播，立委都有在看，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最後不到五點就結束公聽會，明日法案將進入委員會逐條審查。

11月9日，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當晚，法國當代哲學家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在美國洛杉磯的加州大學發表了演講，把川普當選放在全球性危機之中，給出了這一事件得以發生之可能性的闡釋，並提出了解決方案。 

我回想起在拉辛的一部戲劇裡的一首詩，裡面有一個很美的句子。法語是：「C'était pendant l'horreur d'une profonde nuit. 」（在這深邃之夜的可怖中）。也許拉辛當時在思考川普的當選。今夜我們也在深邃之夜的可怖中，因此，我必須在這裡發聲，討論這個事件。因為在這個時刻，我不可能還在用學院術語來談論某些有趣的學術問題。現在是必須思考、討論的時刻——就在昨天，在那深邃之夜的可怖中，發生了什麼？就像許多人一樣，對我來說，這或多或少令人意想不到。而在意外中，我們往往受情感（affect）的控制：恐懼、沮喪、憤怒、驚慌等等。但我們知道，哲學上，所有這些情感都不是一種好的反應，因為你不能在你的敵人面前暴露太多情感。所以，我們必須超越情感、超越恐懼和沮喪去思考現在的世界形勢。正是在這形勢裡，發生了這樣的事：像川普這樣的人成為了美國總統。今晚我的目的，與其說是解釋，不如說是對事情發生的可能性的一個闡釋，並提出一些可能的反應方針。我們不能在消極情感的羈絆下，而必須在思想、行動、政治決心等層面上進行工作。

對自由主義盲目確信的時代

我以一個總體的視角開始，不是對美國的形勢、而是對如今世界的形勢進行檢視。當今世界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以至於這樣的事實可能發生？我認為最需要強調的是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勝利。我們必須直面這個事實。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今天，差不多半個世紀裡，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我們目睹著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勝利。首要的原因，是各國的經濟與社會法規裡的集體願景的失敗。而這並不是一件小事。它不僅給世界客觀形勢，也給主體性帶來了改變。在這以前的兩個多世紀裡，在有關人類命運的輿論上，總是有兩種傾向。我們可以說，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在主觀的、總體的層面上，我們總是擁有兩種人類歷史命運的可能性。第一個是古典意義下的自由主義的道路。雖然自由主義有很多不同的意義，但我把它最原始的意思拿出來，即私有制組織社會的關鍵，雖然要以巨大的社會不公為代價，但代價就是代價。歸根到底，對於自由主義來說，私有制必須是組織社會的關鍵。第二個，至少在抽象的意義下，我們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路——他們是不同的——即人類政治活動的最根本目標必須是終結所有的不公，即使要以暴力革命為代價。一方面是一種安寧的歷史視角，將歷史看作是作為組織社會關鍵的古老的私有制的不斷延續；另一方面則是一種新的東西，誕生於法國大革命，它主張人類的歷史存在的延續必須承受一個斷裂，在集體存在受制於不公、私有制的律則的漫長的歷史，和另一種對命運的不同願景之間，必須發生一個斷裂。最重要的其實是公義與否的問題。這個在古典自由主義與新的理念——這個理念有如此不多的名字：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等等——之間的衝突，在19世紀和20世紀大部分時間內，都蘊含著巨大的意義。

可以說，在接近兩個世紀的時間裡，我們都有戰略上的選擇，不僅是關於地方政治事件、國家義務、戰爭等等的戰略，而是關於人類的歷史命運自身，人類的歷史命運的構想自身的戰略。我們的時代，從80年代到今天，顯然是這個選擇終結的時代。這個選擇在逐漸地消失。今天的主流意見是不存在全球性的選擇這回事，也沒有其他的解決辦法。這是撒切爾夫人的話：別無他法。當然，其實是除了自由主義，也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新自由主義之外，別無他法。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撒切爾夫人不是說這個解決方法非常好。對於她來說，不是好或者不好的問題，問題是這是唯一的辦法。所以當今的政治宣傳並不會說全球資本主義非常棒，因為這顯然是錯的。每個人都知道這是錯的。每個人都知道這個怪物般的不平等不會是人類歷史命運的解決辦法。他們的論點反而是：「好吧，它並沒有那麼好，但它是唯一真實的可能。」在我看來，我們的時代意圖在世界範圍內給人類強加一種信念，即人類的歷史只有一種命運。並且不是通過讚許這種命運，而是通過排除其他命運的可能性。

因此，我們可以將我們生活著的這一時刻定義為對自由主義的盲目的確信的時刻，這種自由主義以「私有制和自由市場構成了人類唯一可能的命運」這種形式的信念統治著。而這也是人類主體的定義。在這樣的現象裡，人類主體是什麼？要不是一個乞丐、一個消費者、一個物主，要不什麼也不是。這是當今作為一個人類的嚴格定義。這就是當今世界的總體視角、普遍的問題和普遍的律則。

那麼，在政治生活的層面上，所有這些的政治後果是什麼呢？在這個只有一條出路的世界上，這佔統治地位的世界視野帶來的影響是什麼呢？所有的政府都必須接受事實就是如此，接受人類命運道路的唯一性。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在提出異議。為什麼呢？為什麼，最後，當我們檢視所謂「社會主義」立場的法國政府，或者美國、日本、印度的政府，他們的立場都是一樣的——全球資本主義是人類存在的唯一形式。在我看來，所有國家層面的政治決定，都依賴於我稱為「怪物」的東西：全球資本主義及其不平等。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不能說一個政府是自由的。它受制於全球的規則，它的行為取決於它在這世界規則的位置。並且這個怪物日益強大。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種不平等的真實情況。我們有根深蒂固的資本集中現象，在今天尤其令人觸目驚心。我們必須知道在今天264人和其他30億人有著等量的財產，這比原始君主專制的時候還要嚴重得多。如今不平等的情況比人類歷史上的所有情況都要糟糕。這個人類存在的唯一可能的怪物正在製造越來越多的不公，而不是越來越多的自由。

新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全球性危機

逐漸地——而這也是川普當選的最大揭示——逐漸地，所有政治寡頭，所有政治階級，在世界範圍內成為了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僅僅在理論上被劃分：共和黨和民主黨，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左派和右派等等。所有這些劃分都是抽象而非真實的，因為他們都處於同一個經濟和政治背景之下。西方的政治寡頭，正逐步喪失對資本主義機器的控制——即對現實的控制。面對無處不在的危機卻又只有捨本逐末的方法，所有傳統的政府使人們產生大量的挫折感、誤解、憤怒，甚至引起意義不明的叛亂。所有的這些都抵抗著由所有政治階級的所有成員所提出的唯一的道路，儘管成員之間可能會有小小的差異。在今天，政治的行使就是指在這全球相同道路的範圍內製造一點小差異。這樣做的後果是巨大的——人們身上普遍的迷失感、生命方向的完全缺失、人類未來的戰略願景的匱乏。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人在黑暗中投向了虛假的革新、荒謬的幻想，甚至回到已經死去的傳統等等。面對政治寡頭，我們有新的積極分子的出現，新的對煽動暴力和粗鄙的擁護，這些傢伙更像是黑幫和黑手黨成員，而不是受過教育的政治家。所以選項就會是：這些人，或者其他受過教育的政治家。而現在合法的民主選擇的結果是：新形式的政治粗鄙和政治議程上的主觀暴力。

某種意義上，這種新的政治人物——川普，還有其他許多人——跟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者很接近。他們是一種民主法西斯主義——一個矛盾的詞——他們在民主的範圍內，在民主的裝置內，但他們在民主的語境下玩的是卻另一套。川普是這樣，其他人也如此——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暴力傾向。除了這些法西斯特徵以外，他們也不會考慮任何邏輯或理性；因為這種民主法西斯主義說話的方式正是一種對語言的錯置，一種可以說任何東西，也可以說任何相反的東西的方式——這也沒有問題，因為這種語言不是解釋的語言，而是製造情感(affect)的語言；這種情感式語言引起了一種雖然虛假卻可以利用的聯合。於是我們就有了川普，但其實在他之前，意大利的貝盧斯科尼已經是這樣了。貝盧斯科可能是這種政治類型的第一個代言人。他們有同樣的特點：粗俗，和女性的病態的關係，能夠公然地說出或者做出一些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不可接受的事情。在我看來，現任匈牙利總理歐爾班（Orbán ）和法國前任總統薩科齊也是如此。在印度和菲律賓，甚至波蘭和土耳其也逐漸開始出現這樣的領導人。所以，這確實正在成為一個世界級的現象。這些政治人物常常在民主體制之內，但也外在於它。因為在19世紀30年代，希特勒畢竟也是通過選舉走上了政治舞台。同時在內部與外部，居其內最終為了出其外。這好像是一個新現象，不過它早已銘刻在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政治人物身上，作為參與民主遊戲的新玩法，而並非作為一種解決方法。這民主遊戲相比於傳統的寡頭政治來說，沒有任何區別。雖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川普現象包含了某種新的東西。就細節來說，這實在不是什麼新東西，因為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是非常舊的事物。然而在經典的寡頭政治的語境中，這些非常古老的事物似乎成為了新事物。因此，當川普站在這個位置上說著一些老掉牙的東西的時候，他卻能夠為自己貼上「新」的標籤。同樣地，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時代：舊事物的回歸顯得像是新事物。這種由舊向新的轉化也是這種新法西斯主義的特徵。

所有這些都描述了我們目前所處的全球政治局勢。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正處在一個致命辯證法的四個層面當中。

第一，當今資本主義的極度殘酷和盲目暴力。好吧，在西方世界，我們並沒有完全目睹這種殘酷或者暴力。但如果你在非洲，在中東，在亞洲，你一定能看到。這是第一個項，我們世界的最基本的項。這是回歸到最根本的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即野蠻地征服，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為了統治的戰爭。

第二，傳統政治寡頭的解體，新法西斯主義的出現。傳統的政黨——民主黨、共和黨、社會主義黨派等等——的解體，並最終朝著一種新的法西斯主義前進。我們並不清楚這種現象的未來：川普的未來是怎樣的？我們不知道，也許川普也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你能在那個夜晚觀察出來：當選之前和當選之後的川普，他看上去並不全然滿足，而是有點害怕，因為他知道他不能像以前一樣自由地發言了。而自由發言的時候正是他發揮影響力的時候，但現在有政府，有行政機關，有軍隊、經濟學家、銀行家等等，這又是另一回事了。我想說的是，我們真的不知道這樣的人在正式就任美國總統以後會發生什麼。不管怎樣，我們有了一個傳統政治寡頭解體的象徵，也是新法西斯主義的新人物，我們看不清他的未來，但可以肯定對普羅大眾來說這個未來不會太有趣。

第三，是輿論中大眾的挫敗感，一種矇昧的動亂感。很多人，主要是窮人、外省人、很多國家的農民、無業的工人等等——所有這些被當代資本主義逐漸殘酷地化約為虛無的人，這些沒有實存的人，漂浮在某個地方，沒有工作，沒有錢，沒有存在的方向。這是全球形勢的第三個表徵——方向的缺失，穩定性的缺失，世界的毀滅感，卻又無法建立另一個世界。

最後一項，是另外一條戰略道路的完全欠缺。我不是說這條路上一無所有——我們得知新的暴動、新的佔領地點、新的動員、新的環境運動等等新的政治經驗。我們欠缺的不是這所有形式的抵抗和異議。我說的是另一條戰略道路，另一條與「資本主義是唯一的辦法」這種信念相對抗的道路。我們缺少力量來斷言這條道路的存在。我會說這是理念的缺失，一個偉大的理念的缺失。一個偉大的理念是全球團結一致、所有形式的抵抗和創造戰略一致的可能性。理念是個人主體和擔負著歷史和政治人物的集體的中介，是伴隨和跨越極其不同的主體性的行動的可能性。
這四點——全球資本主義的普遍戰略統治、傳統政治寡頭的解體、大眾的迷失感和挫敗感、另一條戰略道路的缺失——構成了如今的危機。我們可以用全球性的危機來定義當今世界，這種危機不能被化約為前些年的經濟危機，因為人類的命運已經變得越來越含糊不清。

川普和希拉蕊並不是絕對對立的選項

那麼，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這是列寧的問題。我認為，在總統選舉這件事上，川普成功的一個原因是，如今真正的、最重要的矛盾在這同一個世界中並沒有被不同形式表達出來。這個世界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的世界，對於人類命運沒有任何理念的世界。我知道川普和希拉蕊兩者非常不同——我並不是要將川普和希拉蕊等同起來，他們的差異是新的法西斯主義和舊的政治寡頭的差異，而所有的政治寡頭都沒有新法西斯恐怖——但我們不可否認的是這個差異內在於同一個世界。這兩者在對世界的戰略性展望方面，並沒有什麼不同。正因為希拉蕊和川普這組對立，沒有象徵和表達出世界真正的矛盾，所以川普的成功才得以可能。他們確實很不同，但卻是同一個世界內的不同。在選舉的整個過程中，在初選裡，真正的對立在川普和桑德斯之間。我們可以就這個矛盾的對立之間作一些思考。我們可以說川普是新法西斯，而桑德斯本質上是個社會主義者，諸如此類。但是在象徵的意義上——這很重要——在桑德斯的主張裡，有某些主張超越了我們這個世界現在的樣子。而在希拉蕊處，我們沒有發現這些東西。這裡，我們來上一上辯證法的課：矛盾論。某種意義上，希拉蕊和川普的的矛盾是次要矛盾，在相同參數、同一世界內的矛盾，而不是絕對矛盾。但桑德斯和川普之間的矛盾是一個真正的矛盾的可能性的開始，即世界現狀和超越現狀的某個世界的矛盾。川普在反動和矇昧的主體性這一邊，內在於現在的這個世界；桑德斯在理性、積極主動、清醒的主體性這一邊，朝著超越現狀的世界進發，儘管道路還有點模糊不清——模糊，但卻在超越現在的這個世界。

所以這次選擇的結果本質上是保守的，純粹的保守，因為這是一個虛假矛盾的結果。這也是我所提到的包含著四個面向的危機的延續。為了對抗川普，我們不能指望希拉蕊，或者類似的人。如果可能，我們必須要回到真正的矛盾，這是這個糟糕的選舉的教訓。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提出一個超越這個世界的政治方向，即使開始的時候它還沒有那麼確定。開始勞作並不代表事情已經完全發展，但我們必須開始。關鍵是，我們必須開始。在川普以後，我們必須開始。並不僅僅是去抵抗，去否定等等。我們必須開始，開始回到真正的矛盾，回到一個真正的選擇，回到關係到人類方向的戰略選擇。我們必須重新組裝我們的理念，對抗現時資本主義的怪物般的不平等，對抗在傳統政治中出現的諸如川普的「黑幫人物」。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擁有不同戰略方向的政治場域。我們要回到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偉大政治運動的時刻。我們必須超越「太一」，朝著「二」的方向前進——不是一個方向，是兩個。回到政治的本質：作根本的抉擇。事實上，如果只有一條道路，政治會逐漸地消失。而川普正像徵了這種消失。因為川普的政治究竟是怎麼樣的？我想沒有人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川普更多地是一個人物，而不是一種政治。因此，回歸政治必然地是回歸到一個真正的選擇。最終，在哲學的普遍性的層面上，這是對超越了「太一」的真正的「二」的辯證的回歸。我們可以給這種回歸做一下命名。

你們一定知道，我想提出的命名是「共產主義」，這個被所有那些血腥的歷史污染了的名字。名字只是名字，我們可以自由地提出其他命名。但在這古老又被污染的詞的原始意義裡有一些很有趣的東西。這個意義由四個點構成，四個原則。這些原則可以幫助我們創造擁有不同戰略方向的新的政治場域。

第一點是社會組織的關鍵並不必然是私有制（以及其帶來的不平等）。我們必須再次肯定，這不是必然的。我們可以組織有限的經驗來表明這個非必然性，表明人類並不一定受制於私有制和其不公的律則之中。

第二點是勞動並不必然有貴賤。並不一定是諸如智力創造、導演、公務員等高貴的工作在一邊，體力勞動等其他工作在另一邊。對稱號的專業化並不是永恆的律則，尤其是在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對立，最後必須消滅。

第三點是人類並不是必然地被國家、種族、宗教或性的界限分隔開。平等必須跨越差異而存在，因而差異是平等的障礙。平等必須成為差異自身的辯證，而且我們也必須拒斥「因為差異，平等是不可能的」這種看法。所以，任何形式的界限、對他者的拒絕，都要消失。這不是自然的律則。

最後的原則是，國家並不必然地以分離和武裝力量的形式存在。

這四個點可以概括為：集體主義對抗私有制、多形態的勞動者對抗專業化、具體普世性對抗封閉的身份、自由聯合對抗國家。這僅僅是原則，而不是計畫。但我們可以利用這四個原則去判斷所有政治規劃、決定、政黨、理念。這個政治決定符合這四個原則嗎？這些原則是所有關於抉擇、理念和主張的草案。只有與這些原則的方向相同，我們才能判斷一個決定或主張是好的，並繼續研究其是否可能等等。如果不符合這些原則，那就是一個壞決定、壞理念、壞規劃。於是我們在政治場域就有了判斷原則，幫助我們建立新的戰略計畫，人類前進方向的真正的戰略計畫。

桑德斯主張用「我們的革命」這個名字來創建一個新的政治團體。川普的成功，讓這樣的理念有了新的機會。目前，我們大可信任桑德斯，我們可以自己判斷這究竟是不是一個超越現在世界的主張，看看他所提出的是否與四個原則相符合。我們可以，我們也必須做些事情，因為如果我們無動於衷，我們只會愚蠢地受川普和他令人抑鬱的成功所蠱惑。我們的革命——為什麼不呢？——用來對抗他們的反動。我們的革命，這是一個好的理念。不管怎樣，我站在這一邊。

雖然行政院已經指示交通部鐵路局儘速補足人力、鐵路局也與產業工會召開了「工時協商會議」，但台鐵至今仍沒有實際改善人力不足、也未回應工會所要求的「兩輪一例假」的合理工時。今日（11/17）下午，台鐵產業工會號召全台各地約80位工會會員，前往台北車站鐵路局局長室，要局長鹿潔身出面對人力、休假與加班費議題給出具體承諾。

因為尋找局長未果，台鐵產業工會帶領約40名會員繼續前往總統府抗議，要向同時身為公務員的台鐵勞工「最大的雇主」，也就是總統蔡英文討公道。出面接受陳情的公關室專員林偵佑因為無法承諾透過總統府建立工會與鐵路局長之間的溝通管道，遭工會批評「總統府連一個鐵路局長都管不了」後，隨即轉身離去，並未接下工會的陳情書。

今年（2016）9月，由運務人員為主體組成的台灣鐵路產業工會發起抗爭，直指目前台鐵的人力不足、工時過長與不發加班費等三大問題。到了11月，在工會的幾波抗爭之下，雖然鐵路局組成了「工時協商會議」，並進行了四次協商，但因為鐵路局對於運務人員的合理輪班制度，並沒有提出任何對案，反而是交由各運務段決定。

在工時協商中，除了台中以外的運務段均將工會提出的週日「加班費」砍除，導致基層運務人員沒有辦法獲得週日出勤的加班費，已經造成每名勞工每月4,000元的損失；再者，目前鐵路局更規劃要在明年將週六加班費一併砍除。工會理事周楷認為，台鐵沒有對「休假不給加班費」進行法律評估，這樣不給錢又不給人的過勞狀況，就是他們之所以要鐵路局長出面面對的理由。

再者，行政院日前也已經指示鐵路局應儘速補足人力，但鐵路局遲至今日仍無動作。工會指出，雖然鐵路局已承諾施行兩輪一例，但其前提應該是補足目前六分之一的人力，否則將會繼續強迫勞工加班。工會幹部王俊翔批評，審計部不願處理加班費問題、行政院也沒具體改善人力不足，讓台鐵人曾有的「榮譽感」，在工時過長的今日只剩下「剝削感」；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顧問鄭雅菱表示，蔡英文政府的各個部門分別承擔了台鐵基層勞工的血汗勞動條件，蔡總統應概括承擔責任。

台鐵產業工會今天下午先是於台北車站西二門召開記者會，表達鐵路局在過去這兩個月以來的拖延，已經造成勞工的具體損失，他們也在行動前七天預先發文給鐵路局，要求與局長會面，不料卻遭鐵路局以「產業工會不符合程序」而拒絕。

對於台鐵對基層員工的傲慢，周楷表示，本週是台鐵的「行車保安週」，要向台鐵旅客宣導鐵路安全知識，但台鐵卻還是不給勞工合理的休假，他質疑這根本無法創造安全的鐵路運輸環境。在工會幹部痛陳勞動處境的不合理之後，隨即衝入局內，直達五樓局長室。

在工會與鐵路局方面確認局長不在局內後，鐵路局副局長何獻霖和鐵路局公關專員要求工會與媒體進入會議室「坐下來談」，但因為副局長無法給出具體承諾，遭到工會會員反嗆，「難不成與勞工見面，對局長而言不重要嗎？」工會會員並將寫有「員工權益無價」的車票，以及寫有「局長承諾跳票，產工抗爭到底」的字條貼在局長室門上。

此外，工會在鐵路局現場亦宣佈，組成產業工會的幾個月以來，屢遭調查局騷擾，數日前在宜蘭車站辦公室更有調查局人員直接敲門詢問勞工，「是否會參與今日的抗爭」。工會痛批，這樣的騷擾已經嚴重阻礙工會行使正當的爭議權，於是直接遊行至總統府，向蔡英文總統抗議。

下午四點左右，工會帶領約40名會員抵達總統府正門，痛陳作為台鐵勞工「最大僱主」的蔡英文政府，「連鐵路局長都管不好」，還放任調查局騷擾工會，已是徹底失職。工會要求蔡英文應該要建立工會與鐵路局長之間溝通的管道，直接承諾一個協商日期；但出面接受工會陳情的公關室專員林偵佑則一再表示，她被授權的範圍只能夠把陳情書以「最快的速度」送辦，工會則解釋為按一般公文「最速件」的三日內完成，讓林專員連忙撇清「這不是我的意思，我不能承諾！」林偵佑最終無法與工會取得共識，未接收陳情書即退回總統府內。

面對總統府的無能，工會表示未來將持續要求局長出面與勞工對談，好好解決人力、工時、加班費的重大問題。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今天（11／17）進行《勞基法》修正案的逐條審查，「砍七天假」的行政院版本經表決後送出委員會，交付朝野協商。由於總統蔡英文日前曾指示檢討特休制度以彌補勞工喪失的七天假，關於特休假條文的審查也備受矚目，但勞動部今日並未提出任何特休版本，朝野立委也未能就特休假達成共識，最後同樣送交朝野協商。

第36條及第37條引發激辯

會議剛開始，民進黨團立院總召柯建銘就上台表示，「發言時間大家可以談，但今天一定要出委員會」。結果確如柯建銘所願，行政院版本的《勞基法》修正案第36條「一例一休」、以及第37條「砍七天假」，皆經委員會表決通過，送朝野協商。

在審查行政院版第36條「一例一休」時，國民黨立委和時代力量立委都提到勞動部創設的「休息日」，沒有強制性，並不能真正達到放假的效果，質疑為何不改為「兩例假」？勞動部長郭芳煜表示，改成「兩例」是「很危險地往下降」，因例假只有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才可出勤，這會讓一些想加班的人沒辦法加班；但「一例一休」比較彈性，他堅持修法必須慢慢來、「軟著陸」。

由於在野黨和勞動部雙方各自堅持「兩例」和「一例一休」，沒有交集，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提出「一例一假」的折衷版本，其中的「假」是休假日，他認為休假日既不像例假那麼難以調整，又具有雙倍工資和補休的法律效力，希望可以解決僵局。但最後並未討論出結果，保留各版本送朝野協商。

在審查行政院版第37條「砍七天假」時，在野黨立委全部表態反對刪除七天國定假，強調國定假日不得少於19天。國民黨立委李彥秀除了提出七天假攸關勞工的勞動權益，也指出既有的19天國定假日都有深層的歷史文化意義，有的比制定憲法之前更早出現，她主張提高國定假日的位階，直接規定在《勞基法》的母法中，而非《勞基法施行細則》，避免政黨輪替後被隨意刪修。郭芳煜回應，勞動部也有共識要修母法，回歸到內政部規範，但仍重申為了「全國作息一致」必須刪除七天假。

然而，民進黨立委林淑芬質疑，現在應放假之紀念日依循的是內政部的行政命令，位階比《勞基法》更低，是「法律位階錯亂」，建議先不要審第37條，等內政部修訂《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後，再一起審議。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也表示，國定假日一致化，不是只能透過砍七天假的方式，貿然修改這條會影響很多勞工的權益，他呼籲在場立委不要這麼快表決，應該在委員會中繼續討論。

不過，在柯建銘的強勢遊說下，最後仍由國民黨團提案記名表決行政院版本，並以七位贊成（吳玉琴、陳曼麗、劉建國、鍾孔炤、吳焜裕、黃秀芳、林靜儀）、四位反對（蔣萬安、陳宜民、洪慈庸、王育敏）、三位不在場（林淑芬、楊曜、李彥秀）表決通過，其他六個修正動議一併保留交付朝野協商。

第38條喬不攏 增加特休仍是空話

審查第38條特休假條文時，林淑芬特別強調台灣特休假的法定日數，已有三十二年沒有增加過，並重申特休假勞工常常「看得到吃不到」，若要用特休來補七天假，一定要確保能夠落實。她提出的特休版本包括以下原則：勞工優先指定、雇主不得拒絕；若當年度沒有休完，可累積到隔年下一季；若因雇主責任導致特休沒有休完，則可折算成雙倍薪資等等。國民黨和時代力量立委也都提出類似版本，都有優先讓資淺員工放特休假，以及增加特休假等特點。

在第37條「砍七天假」送交朝野協商後，在野黨立委皆表示希望能在增加特休假方面達成共識。然而，由於勞動部未提出特休版本，郭芳煜也不願表態是否會增加特休，而遭到在場立委強烈質疑。黃國昌質問，在總統蔡英文表示要檢討特休後，勞動部到底有沒有和行政院討論？郭芳煜明白地說，除了勞動部內部外，沒有和院長和總統討論過，「可能黨團有討論過」，而在立委質問他支持哪個黨的版本時，郭芳煜也不願正面回答，引起在野黨立委強烈不滿，國民黨立委蔣萬安提案要求勞動部提出特休版本，並在衛環委員會擇期審理第38條，審查再度陷入僵局。

柯建銘此時再度上台，一再表示特休假有八個修法版本，要在今天達成共識有一定程度的困難，並強調「行政院沒有提版本還是可以審」，反對在野黨立委以此拖延審查，最終第38條仍交付朝野協商。從早上九點至晚間十點十分，衛環委員會經歷一整天的唇槍舌戰後，民進黨召委陳瑩終於宣布審查完竣。

「我們的歌不是流行音樂，有點刺耳、不那麼好聽，怕把大家嚇著了......」新工人藝術團的孫恆從北京遠道而來，背著吉他在政大略嫌狹窄的教室講台前這樣笑說。

在一所以「文藝」著稱的大學裡，音樂表演多如繁星，校園中也隨處可見揹著吉他的年輕人，但在新工人藝術團昨日（11/17）的唱談會上，孫恆的吉他與歌聲，從中穿透出奇異的光芒。當代，隨著耳機線流入大學生腦中的歌曲，若非犬儒厭世的呢喃，就是清一色日系濾鏡般的清新確幸，於是我們看著自己的肚臍、妒恨或憐愛世界，卻從未想過改變他。

新工人藝術團的團員們卻不這樣想。「我們的音樂是唱當下的生活，和社會生存處境息息相關，我們唱新工人的故事」孫恆說。那麼，新工人是誰呢？孫恆解釋，中國改革開放後，許多農民湧進大都市成為雇傭勞動者，到沿海城市建工廠、蓋樓房；但這些農民身分、無權長期居住於城市的「新工人」（俗稱農民工），除了時常遭到警方騷擾盤查外，老闆積欠工資、工安意外也頻傳，此外，兒童不論跟隨新工人父母遷移或留守農村都必定缺乏穩定的就學與照顧，再加上退休養老等問題，形成了新工人「回不去的鄉村，待不下的城市」這樣進退兩難的處境。

於是我們可以理解，為何新工人藝術團說自己的歌曲「刺耳」了，因為新工人的故事本就不是動聽的童話歌謠。童話幻想曲或許可以讓我們短暫逃避生活處境的現實痛苦，卻無法真正給我們力量在如此艱難的處境中繼續生存下去。新工人藝術團來自工人、服務工人，在工寮插根鋼筋、綁上麥克風就唱。孫恆說，一開始只覺得工人們的精神很匱乏，想唱歌給工人們聽，誰知道工人們聽了歌後不走，拉著團員的手直問工資被拖欠、小孩沒法養怎麼辦？能怎麼辦呢，新工人藝術團於是把這些問題也寫成歌曲表達出來，成立至今14年，已有600多場演出，300多萬人聽過現場演唱。

新工人藝術團不只唱歌，也拍電影、搞劇場、開博物館，甚至用賣第一張專輯的版稅創辦了實驗小學，為新工人子弟、所謂流動兒童提供教育。接著在工人社區經營起二手物品商店，將大學生捐贈的二手物資便宜賣給工人；也成立了工人社會大學，除了提供電腦與農事等技術支援外，更討論勞動與法律權益、生態危機等議題。孫恆說，農村裡有家、有社會支持網絡，「但到城裡就是孤獨的個人，沒有連帶和力量」，新工人藝術團就要透過工人文化創造出新的連帶。而情感連帶的基礎是共同的打工經驗，發行第一張唱片的契機，正是因為唱片公司老闆做過建築工人，被新工人藝術團的歌曲深深打動。

孫恆過去在河南開封擔任音樂教師，因為「對自己的未來迷惘」，決定到北京闖蕩。打了工、結識了伙伴開始歌唱巡演後，卻有了新的迷惘，「唱歌有什麼用呢，音樂真的可以改變世界嗎」？新工人藝術團的歌鼓勵工人討工錢（團結一心討工錢），坦承對家鄉與親人的思念（小妹妹來看我、想起那一年），也唱出在城市生活的辛苦（電梯姑娘、北京北京），更有勵志的工人團結想像（打工號子、生活就是一場戰鬥、有你在身旁）。「如果音樂能夠給工人力量，那我們就會繼續唱下去」，孫恆說，讓音樂起到教育的作用，鼓勵工人發聲、爭取自己權益，也藉此找到與社會對話交流的方法。

是的，反映社會、改造社會，音樂有這樣的企圖與可能！且正是在歌曲持續蓬勃發揚的生命力與積極性中，新工人藝術團成功地擴展了教育、NGO、公社等各項社會實作，產量與產能之豐富，令唱談會的聽眾們目瞪口呆。當然，厭世或清新的音樂也恰是對於台灣當代年輕人生存處境的反映，缺乏方向帶來的虛無、只在確幸中看見希望。那麼，我們該如何想像在台灣透過音樂改造社會呢？新工人藝術團或許無法給我們答案，但歌曲中的積極力量與同樣改造社會意圖所產生的連帶，將會支持著我們繼續前進。

不滿「砍七天假」的《勞基法》修正案昨日（11/17）通過立院衛環委員會初審，工鬥青年產業後備軍、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等青年團體於今日（11/18）早上七點，突襲蔡英文南海官邸抗議，並貼上「拒砍七天假」的字條和布條。但不到十分鐘之內，警方和特勤就將靜坐的學生推擠至南海路對側，表示要群眾進入「陳抗區」表達意見。

因群眾並未進入警方設定的愛國西路「陳抗區」，而是在官邸對面、南海路一側持續抗議，是現行《集遊法》認定的禁制區，警方在半小時內即舉牌警告並命令解散。八點二十分左右，青年團體再度與警方發生零星衝突，並宣佈行政部門上班時間已到，轉而前往總統府前抗議。

昨日晚間十點， 立法院社福衛環委員會已通過《勞基法》各版本的逐條審查（相關報導），除部分條文無爭議外，涉及「一例一休」和「砍七天假」的第36條和第37條皆已送入朝野協商；特休假部分，行政部門並未提出相關版本，但仍在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銘指示下送入朝野協商。勞團的行動雖促成《勞基法》送回委員會重審，但因為朝野決議取消一個月冷凍期限制，法案最快將在下週進入院會二、三讀程序。

今日前往官邸抗議的各青年代表怒批，號稱最會溝通、「勞工是她心中最軟的一塊」的蔡英文總統，竟用團團警力將青年包圍起來，所謂的「溝通」根本是謊言，並呼籲蔡英文回頭是岸，撤回砍七天假的議案。另外，青年代表也主張目前勞動部的影響評估報告並不確實，雖然青年打工族並不受一例一休影響，變相延長工時；但因為砍七天假造成的工資損失、工時延長則是百害而無一利。

在官邸前，警方雖已舉牌四次，已可動用武力排除抗爭者，但遲未排除，至於「為何不排除」、或是否與日前民進黨黨政高層裁示「不要抬學生」有關，警方並未給出明確理由。青年團體在經歷過兩波推擠後，在八點左右即遊行前往總統府抗議，要蔡英文立刻撤回砍七天假的修正案。

步行至貴陽街與重慶南路路口時，青年團體無預警衝往總統府正門，並開始針對蔡英文政府所謂的「最會溝通」，以及近日來立法院的民進黨各立委的傲慢言論提出批評。台大大學新聞社代表趙振辰即表示，包含柯建銘的「我只和國會議員辯論」、吳秉叡說「反對修法不要投民進黨」、或是衛環召委陳瑩開公聽會時還在玩手機，根本看不出來民進黨溝通的誠意。

為何今日向著總統府進行抗爭，青年代表表示，在十月初的「執政協調會議」時，蔡英文即與黨府院高層和地方縣市首長取得共識，一定要砍七天假，這象徵了蔡英文在砍假案決策上的地位；既然如此，也就代表只要蔡英文首肯，砍假案也能再撤回去。對於現在這樣執意砍假的政府，工鬥青年產業後備軍代表鄭仲皓表示，蔡英文說，「勞工是她心裡最軟的一塊」，他質疑這句話的意思，難道是把勞工當「軟柿子」嗎？

總統府方面，派出公關室黃姓專員出面，但她們僅表示會把意見帶回去，遭到青年團體質疑，總統府是否不願派出有能力做決定的人回應，只是來「抄抄筆記」，帶回去參考？總統府代表因為收不到陳情書，只好黯然回府，此時青年團體再次試圖衝入總統府，警方和特勤仍持續阻擋。

直到九點左右，因衝撞未果，青年與學生靜坐，警方雖按現行《集遊法》命令解散制度要求群眾解散，但也並未強行驅離或抬離。工鬥青年產業後備軍代表吳俊奇表示，今日總統府一再派出沒有能力進行決策的代表出面，完全不顧七天假對青年打工族造成的傷害，未來將持續拉高抗爭層級，繼續如影隨形、抗爭到底。

同婚法案在民進黨全面執政之際，再度進入政治議程。今年（2016）同志大遊行前，民進黨立委尤美女與各同志團體共同推出的草案版本，於昨日（11/17）在司法法制委員會和時代力量版、藍委許毓仁版併案審查；與此同時，場外則有上千名「下一代幸福聯盟」的群眾身穿白衣，堅決反對同性婚姻法案通過。

在場外抗議和國民黨干預下，委員會最終並未進入逐條審查程序，晚間六點左右，各黨協商結果出爐，包含兩週內再由許淑華、尤美女分別舉辦兩場公聽會，並同意各版本將於本會期審竣、各黨不得杯葛等三點決議，隨即散會。晚間七點左右，包含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同志人權法案遊說聯盟、婦女新知、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等性別團體召開記者會，聲明絕不接受此三項決議。

又稱「同性婚姻法案」的《民法》親屬編修正案，在今年立委大選後，第一次被排入司法法制委員會，是由民進黨當中近年積極關注同婚議題的尤美女進行排案，並獲得立法院各黨委員跨黨派的支持。日前包含熱線、新知等性別團體表示，尤美女所提法案是與性別團體一同討論得出的草案，該套草案在深獲社運界與政界的支持之下，啟動新一波的同婚合法化。

與此同時，包含時代力量黨團、藍委許毓仁亦分別提出兩套與尤美女類似的同婚法案。尤美女的草案版本新增了971-1條的「權利義務平等適用條款」，使得不分同性或異性婚姻的婚姻當事人及其子女，均能適用目前《民法》親屬編對異性婚姻所課予的義務、所提供的權利。

昨日一早，下一代幸福聯盟等宗教團體與教會人士進行大規模動員，發動「圍院救家」行動，有上萬名的老少婦幼前往立法院濟南路一側，身貼「婚姻家庭，全民決定」的字條，表達對於同婚法案的擔憂，並要求該案應交付全民公投。到了下午，更有反同婚民眾試圖衝入立院。直到晚間同婚法案確定送入公聽會，反同婚的群眾得知消息後，便宣布集會目標達成，集體下跪禱告。

關注同婚議題的熱線、同家會、新知、同盟，則透過直撥全程關注委員會場內狀況，而另一個同樣推動同婚法案多年的伴侶盟，則發動「同志基督徒獨白馬拉松」，在中山南路與青島東路一角，邀請支持同婚的基督徒發聲，要反駁「基督徒都反同」的想像，與下福盟上萬人的集會打對台。而同樣在濟南路，靠近中山南路一側則有部分大學性別社團和支持同婚的青年與下福盟對嗆。

而在司法法制委員會現場，原先規劃早上聽取司法院和法務部報告並詢答，下午即可進入逐條審查；不料國民黨要求「先召開三十場公聽會」，在雙方協商未果之下，表決雖未通過，但國民黨立委廖國棟、孔文吉隨即衝上台，並與民進黨立委段宜康、蔡易餘發生衝突，召委尤美女只好宣布休息。到了下午，委員會只能先進行詢答，最終各黨再次協商，並於六點二十分做出「召開兩場公聽會」、「各黨不杯葛」、「會期結束前審竣」等三項決議，隨即散會。

晚間七點，聽聞該日委員會狀況的各性別團體發出緊急聲明，並於立法院鎮江街口召開記者會，認為早上做出的「不開公聽會」的決議，因為國民黨而被推翻，造成今日仍無法通過同婚法案，與會的性別團體代表紛紛激動落淚；再者，各團體擔憂國民黨將針對這些公聽會強力動員，繼續讓「反同人士」散播「歧視偏見的言論」，最後更要求國民黨應信守三項決議，切莫杯葛與翻案。

今年（2016）年中，沖繩再次發生美軍性侵並殺害沖繩女性的案件1，而在治喪期間，竟又有美軍酒駕釀禍，致使兩名沖繩民眾受傷。長期以來，美駐軍沖繩所造成的安全、噪音、犯罪等問題，不斷激化沖繩民眾對於軍事基地的反對聲浪，質疑日本、美國軍事同盟的正當性。6月18日，近七萬名沖繩民眾集結於那霸市舉行受害女性的追悼會，要求縮減美軍基地、海軍陸戰隊撤出沖繩，並修改允許美軍於沖繩享有「治外法權」的《美日地位協定》。

「海上替代設施」對於海岸生態與漁民生計的影響甚鉅。這幾年來，沖繩民眾已通過選舉代議制度，在在向日本中央表明反對邊野古基地計畫的態度。1997年底，名護市議會曾就基地興建計畫與否舉辦一場公民投票，結果反對興建基地派以兩千票的差距略勝支持興建基地派，當時支持興建基地的名護市長繼而辭職。由於政府長期以「基地建設帶動經濟發展」、「振興名護市經濟」以及各種對於在地民眾的補償措施作為誘因，一直以來，針對興建基地與否，名護市反對基地的聲音並未全然佔多數，這反映在名護市長的選舉上——自1998年以來，左右名護市長選舉的關鍵因素，幾乎都在於候選人對於基地的態度，支持與反對基地興建的候選人幾番輪替當選。而2014年的名護市長，則是反對填海造地基地計畫者。

同樣的狀況，隨著反基地聲音的上漲，影響了整體沖繩的民意。2015年的沖繩知事選舉，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同樣成為關鍵，而沖繩的民意最終湧向反對邊野古基地方案的翁長雄志，翁長雄志成為沖繩知事。2015年10月，翁長雄志以破壞環境為由，撤銷了邊野古沿岸填海造地的許可，但日本政府旋即終止此決定的行政效力，翁長雄志拒絕服從，於是遭到日本政府控告。期間，雖然中央與沖繩政府皆表示將達成和解，但9月16日福岡高等法院仍然判決翁長雄志取消邊野古田海造地計畫行為違法。

沖繩民眾通過代議制度表達了他們的意見，然而，日本政府的強硬態度，卻諷刺地體現了日本民主體質的虛妄。

邊野古海軍基地 是「替代設施」還是新基地？

邊野古位於沖繩縣名護市，距離那霸往北，約三小時車程。1995年9月，發生駐沖繩美軍強暴當地國小女學生的事件，10月引爆了近十萬民眾示威反對美軍基地。民眾怒濤之大，引起日美兩國擔憂安保結構可能動搖，進而在「日美安保協議委員會」之下，設置了「沖繩特別行動委員會」（SACO），專門討論沖繩美軍基地的縮編事項。

1996年，日美安保協議委員會決定美方將歸還普天間基地，而歸還的條件，則是日方必須在周邊海域建設海上替代設施，以供普天間的直升機部隊轉移使用2，而海上替代設施的興建地點，就是位於名護市、臨美軍史瓦普軍營（Camp Schwap）的邊野古沿岸，於是開啟了位於邊野古漁港角落、持續了20年的靜坐抗爭。

2004年，日本政府為了評估基地工程，在邊野古南方海岸進行大規模的海底勘查，反對基地的名護市居民與漁民，於是登上自己的漁船駛往勘查地點，成功阻擋了政府勘查船，這個海上的阻擋行動持續至今已12年。2005年，日本政府撤回南方興建海上基地的方案，但另一個打算在北方海岸進行「填海造地」的計畫並未停歇。2006年5月，美日雙方在這個案子上達成共識：日方將建立一塊突出海面、兩條長1800公尺的V字型直升機起降場，部分工程將以填海造地的方式完成。軍港啟用之後，美方將歸還普天間基地，並把沖繩的部分陸戰隊與空軍移往關島。

關於邊野古軍港計畫，日本政府的說詞其實隱藏了三個問題。第一，日本政府宣稱邊野古軍港是「普天間基地縮減與移轉」的替代方案，是在「減輕沖繩軍事負擔」的大方向下所進行的，這很明顯是在框騙民眾。普天間基地是一個位於內陸的空軍基地，而邊野古的填海造地計畫，卻是海軍軍港；而依照美國相關規定，普天間基地已經老舊已該被淘汰，亦即普天間基地本就要被撤掉了，而邊野古軍港則是一個與普天間基地撤除並不全然相關，甚至是擴編的新軍事計畫。正因如此，反基地的民眾在用詞上都採用採用「新基地」來指稱邊野古計畫，而非日本政府所使用的「代替設施」。

第二，軍港的設置於邊野古的主要原因，並非如日本政府所言的「人煙稀少」，而是配合美國在沖繩的軍事調度需要。抗爭帳棚所在的史瓦普軍營緊鄰海軍基地計畫所在地，是美軍於1950年代所建立，主要為美國海軍與軍眷屬宿舍，納額三千名。在邊野古距離約40公里處的高江，則有美軍的「北部訓練場」供軍員訓練使用；而在邊野古軍港的西北方則有一個彈藥庫。換句話說，此處完工後將成為一個高檔的海陸空軍事基地，腹地則有軍事訓練場，並備有火藥庫支援。一旦戰爭化，這裡將成為一個多功能、隨時可因應緊急調度的軍事據點。以當前科技，一旦新基地完工將可運作至少百年，可見邊野古計畫一直以來被含納在美軍東亞軍事調度規劃當中。

這就關係到第三個問題，也就是「邊野古軍港與美駐軍」之間的關係。過去，人們以為邊野古軍港計畫提出於1997年，是為了配合普天間基地轉移。然而，隨著越來越多資訊被挖掘，人們發現其實邊野古軍港計畫的設計藍圖可追溯回1966年，彼時，美軍就已打算在邊野古進行填海造港工程、建立一個龐大的海陸空複合港口。

邊野古的軍港以填海方式建造，而填海區域的軍事設施包含兩條供軍機停降的跑道，以及長度為271.8公尺的港口。日本國防部於1997年公佈設計圖，建造費由日本政府所負擔。一直以來，沖繩民眾只被告知1997年的建港計畫。當時，一位名為真喜志好一的沖繩工程師，不斷地公開質疑此計畫當中的工程問題，並將這些質疑發表於《Weekly Friday》雜誌。一位記者看到他的文章便主動聯絡，並告知早在1966年就存在一個與1997年邊野古軍港計畫幾乎相同的藍圖，而此藍圖為美國國防部（DOD）所設計。

真喜志先生表示，根據推測，這份藍圖原本的擁有者，是一間專門承包日本政府軍事建設的建築公司。這類建築公司為了從日本政府那邊取得建案，必須預先知道與日本相互配合的美軍究竟想要什麼，因而先行取得1966的原始建設計畫圖——而該公司在訪問的2015年6月時，已向政府表達意願欲承包邊野古的海基地工程。1966年的美軍藍圖，於是通過這位記者，與包括真喜志先生在內的一群工程師的努力，最終被匿名地捐給沖繩縣圖書館檔案庫，機密文件終於曝光。

1999年，這群工程師們組成了小組，開始研究這份藍圖，經過交叉比對，才確認了原來1997年設計圖正是以1966年美軍藍圖為基礎的，而早在60年代，美軍藍圖就已具備了填海工程以及兩條軍機軌道。差異在於，1997年計畫當中的碼頭長度由200公尺增加為271.8公尺。真喜志好一指出，美軍的陸揚艦長度為270公尺，可見該港口就是為了容納美軍陸揚艦而設計的，此長度足以讓陸揚艦在每秒鐘25公尺的強勁風速下泊船。換句話說，即便這個軍港計畫是由日本國防部所提出、經費由日方負擔，但卻是配合美軍需求。關於兩者計畫重疊的問題，日本政府至今從不正面回應。

那麼，為何於1960年代胎死腹中的邊野古填海造港計畫，卻在1997年通過「普天間基地縮編轉移」借屍還魂？

1960年代的沖繩仍為美軍所統治，若美軍想要實施這個規模龐大、造價昂貴的填海造港計畫，必須自行負擔相關費用。越戰期間，美軍調度亞洲的軍事基地支援，不僅在邊野古近海樹林裡設置了彈藥庫，更分別於1962年、1969年在北方海岸進行港口試爆工程，他們企圖將北方海岸炸深，以利大型軍艦進駐、開拓軍港，這就是1966年填海造港計劃的背景。然而，正值越戰的美國終因為龐大的軍事支出而出現財政危機，美國議會否決了這個計畫；而彼時的日本內部正值民眾反安保鬥爭的高峰，日本政府未能接手實行，此造港計畫被無限期延宕了。如今，當建港計畫由日本政府所提出，這意味著相關經費將全部由日本政府買單，對美軍而言，不但無需負擔建港成本，又可通過美日安保無償使用該設施；對日本而言，在被安倍政權擴大定義的「集團的自衛權」下，自衛隊即可以「協防自衛」、配合美軍為由，發展、擴充軍事武裝並使用港口，由於該港口屬於日本，即便美軍撤出，自衛隊亦可接管該港，這是為了日本軍事化的未來而鋪路。反基地民眾認為，這才是日本政府趕著建造邊野古基地，不容與沖繩民眾協商的幕後理由。

1960年代的美軍藍圖在2010年代曝光，暗示了美國當前的東亞策略：在財政透支、經濟衰退趨勢下，美國海外軍事基地的龐大財政負擔，已經激起一般美國民眾的反感。伊拉克戰爭告終，配合歐巴馬政府的「重返亞洲」策略，美軍部分設備與軍員移入東亞，然而卻無力承擔龐大的海外基地費用，政策上逐步轉向縮減海外軍事基地，並將軍事費用越來越高比例地轉嫁予其傀儡國家來承擔。在東亞，除了美日、美韓安保結構，長期以來台灣對美軍購（購買美軍淘汰的軍機與軍火，以及有所限制的軍事技術）亦為其一。然而，美國自二戰以來作為世界上最強的軍事霸權國，縮減軍事基地也同時意味著告知世界美國國力正在走下坡，這將同時削弱美元的威信。於是美國強化與各個結盟國的軍事合作，以削減縮編軍事基地的衝擊，這也是近年來東亞國家國際衝突頻傳、作大聯合軍事演習的背景，而美軍的支出轉移，推波了日本的軍事工業與軍國主義化的需求。

• 1.據統計，光是1945年美軍登陸後至12月止，就發生了157起美軍對沖繩女性的性暴力事件，當中有10起導致受害女性死亡或失蹤；而在所謂戰後的1950年至2012年月止，共有167美軍性暴力事件，當中有30起為死亡或失蹤案件。這些受害者被稱為「沉默之聲」。資料來源：WAM（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軍隊並未保護女性：沖繩的日本慰安所與美軍的性暴力》，WAM第10回特別展手冊，出版於2012年。
• 2.林賢參（2010）〈沖繩普天間美軍基地問題與日美同盟〉，《展望與探索》8:7期，法務部調查局。

總統蔡英文執政滿半年，但民調直直落，支持度僅剩三成。工鬥等勞工團體今日（11/22）於二二八公園內的溜滑梯展開行動劇，批評蔡英文上台後民調之所以暴跌，原因就是與砍七天假有關。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陳柏謙表示，從蔡政府上台（5/20）時的六成支持度，在半年後（11/22）以極快的速度，掉落到三成左右。此外，相較於陳水扁和馬英九上台後民調掉落的速度，蔡英文以半年內砍半的支持度降低的程度奪得「冠軍」，陳柏謙說「這樣的現象只能用『雪崩式掉落』來比喻！」

在蔡英文上任滿月（6/20）時，勞動部好不容易才把七天假還給勞工，這時還有六成支持度；到了八月，行政院召開社運團體溝通會時，民調已經跌破五成；上台滿百日時，工人血書卻換不到蔡英文出面接受陳情；而到了最近，蔡英文已經上台半年，但卻連從總統府出面接受青年陳情都不肯。陳柏謙指出，民進黨政府之所以民調掉落得如此迅速，這和民進黨硬是要砍七天假有關。

勞團並於總統府前、二二八公園內的溜滑梯展開行動劇。由數位工會幹部和青年扮成蔡英文、林全，以及在立法院主導砍假的民進黨總召柯建銘、衛環委員會召委陳瑩，還有代表資方的工總理事長許勝雄、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

蔡英文和林全先是逐步走上溜滑梯，並高舉「承諾還七天假」的標語，代表選前民進黨政府對勞團的承諾；而在執政之後，原先的承諾翻了一面，變成了「硬幹砍假」，與此同時，蔡英文和林全的民調也開始坐著溜滑梯往下掉。陳瑩和柯建銘則是在總統和行政院長的砍假推手，資方團體在溜滑梯的底端等待，並手持加油棒和彩球，鼓勵蔡英文砍假。陳柏謙表示，隨著蔡英文越來越接近資方，「民調也將越來越探底」。

總統蔡英文今日（11/22）晚間七點，在台灣科技大學體育館和國際黑猩猩保育專家珍古德對談，論壇主題為「改變世界——年輕人的力量」。而日前聲稱要「抗議如影隨形」的青年團體也現身會場外，場內則有青年學生舉起「拒砍七天假」的標語。然而在場內看見學生標語的蔡英文，仍未給予任何回應。

今日晚上，蔡英文與珍古德的對談主題為「改變世界——年輕人的力量」，討論珍古德近年透過「根與芽計劃」，協助年輕人實際行動以保護社區、環保和動物的經驗。在場內，有青年學生突然拿出「拒砍七天假」的標語，並未發出任何聲音，卻遭維安包圍，並將標語撕成兩半，請出場外。據報載，蔡英文在抗議青年被請出場外後，隨即表示「感謝這些學生，只有舉牌抗議」，輕鬆收拾抗議聲音，未讓同為「青年行動」的「拒砍七天假」成為討論焦點。

在場外，亦有青年團體舉起標語抗議，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召集人蘇子軒表示，蔡英文今日和珍古德舉行對談，談青年的實踐與行動，但卻將實際以行動來影響社會的青年聲音拒於門外，相當偽善。在雨中，抗議活動並未持續太久，也數度遭到場外珍古德志工的制止，要求青年團體控制音量，「以免影響室內聆聽品質」。

復興航空公司昨日（11/21）晚間無預警宣布停飛一日，今晨召開臨時董事會宣布公司解散並全面停航，甫成立的復興航空公司企業工會今日（11/22）前往公司辦公室欲旁聽緊急召開的勞資會議，要求實質協商。雙方達成協議，將依據《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針對大量解雇召開兩場勞資會議，由復興航空公司企業工會推派勞方代表，第一場勞資會議將於明日（11/23）早上八點半舉行。

「黑箱勞資會議，出賣勞工權益」！下午四點半，約上百名甫失業的復興航空公司員工戴口罩並高舉標語出現在復興航空公司大廳，要求旁聽將於五點舉行的勞資會議，大樓保全緊急關上玻璃門阻擋媒體進入。復興航空公司企業工會副理事長、任職復興航空空服員六年的龐閔憶，於六點勞資會議結束後對媒體表示，今日勞資會議未公告員工、代表也未經過選舉產生，因此工會前來表達意見並要求實質協商；會議間執行長劉東明多次欲離席，並放任資方代表推擠員工，在員工包圍的壓力下才答應遵守《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將與工會進行兩次協商。

龐閔憶指出，復興航空公司目前資產仍大於負債，應站在保護員工的角度，對1,700多名員工從優解雇，沒想到公司「就貼一個公告說沒有錢了，我們就準備一筆錢給你們當資遣費吧」，「辛苦多年的心血，有如被公司踐踏」。復興航空公司今日透過聲明稿表示所有員工將比照勞基法條件進行資遣，並將透過專戶信託方式，確保後續執行無虞。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秘書長林佳瑋表示，復興航空公司企業工會10月份就已完成籌備會議、成立大會等程序，工會會員約170名，今天下午送件至台北市勞動局；由於威航大量解雇案的經驗，本次解雇爭議將由復興航空公司企業工會與公司協商，相關訴求將於今晚開會討論決定。依據《工會法》，工會成立後需送件至主管機關，並請領登記證書，但工會成立日期為「成立大會」當日（10/26），因此不會有工會成立晚於公司解散的問題；另外，雖今日臨時董事會宣布解散，但依據《公司法》，公司解散還需經股東大會通過，並清算財產才算解散完成。而就在今晚七點，工會幹部收到台北市勞動局訊息表示核准成立。

龐閔憶多次強調對復興航空公司的「無預警」解散感到心寒，「今天一覺醒來看新聞發現工作沒有了」，並表示同事在今日飛機落地時經乘客告知才發現公司解散，甚至有同事人在海外，因為員工證被取消而必須自籌機票返台。

龐閔憶表示，由於空服員普遍對薪資待遇不滿意，在華航抗爭後便開始便籌組工會期待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然而「完全沒想到會發生今天的事情」；歷經了兩次空難，許多同仁還是願意留下來為公司服務，沒想遭到如此不信任的對待，「希望機務、運務、空服、地勤的同仁能一起加入工會，讓我們更有和資方協商的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