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病體，春節期間只與妻幽居家中。和朋友電話拜年問候時，有人問起我是否讀了龍應台女士在1月26日同時刊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和北美華文報紙的一篇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回答說，錯過了。朋友熱心地說他將找到剪報寄來。由於春節休假，收到剪報已是過年之後。拜讀之餘，龍女士的文章照例文采光華，但也頗多歷久未經商榷的一般論述和刻板的思維，如果有機會引起深一層的討論，不但應該有益，也不辜負龍女士的文章所形成的廣泛的公共領域。

關於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

龍女士批評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貧富不均」，「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從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界史看，從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資本制生產方式移行時，必有一段「原始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摧毀農村社會共同體，驅逐農民離開賴以維生的土地，淪為血汗工廠的產業勞動者，或任農村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殘酷盤剝而徹底貧困化，以肥大現代工業資本。尤有甚者，從十八至十九世紀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西方以帝國主義的戰爭和對殖民地的征服與剝奪，來完成這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殺人遍野，十室九空！

從1990年代初開展的大陸「改革開放」，由於超階級的國家政權的強大，在1949年大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至今無法形成一個強大的社會階級，土地基本上屬於國有，而在中國工業資本形成過程中既存在如「三農問題」的嚴峻形勢，又在現實上因國家的政策干涉，很大程度上減輕和避免了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殘酷、痛苦的原始積累（如英國的圈地運動、殖民地剝奪造成的殖民地貧困化、破產和痛苦），而完遂了沒有殖民主義擴張和侵略的積累。

此外，作為一個欠發達的大國，中國的大面積扶貧、脫貧計畫的成就對中國自身和世界的巨大貢獻，即使聯合國、世銀等資產階級機構也不能不刮目相看。十二億中國人民靠自己的努力養活了自己，沒有使自己成為世界其他民族、人民的負擔。而談到中國的大面積和大體積經濟崛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模式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凡此，都只是近十年來世界不分東西、不分南北、不分左右的關於中國的世界輿論中三復斯言的。龍應台女士不是對此太不熟悉，就是被對中國的刻板成見所蒙蔽。

關於民主和自由

龍應台女士照例要談到大陸的「民主」。但歷來「民主」、「自由」的論說往往被美麗的辭語抽象化和絕對化。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約翰．洛克倡言「自由權」、「自由同意權」和推翻封建貴族王政的權利。但他以自己的資產階級地位和觀點，同時否定勞動階級有執政的能力。他公言以暴力對付貧民，以法律拘束貧窮的「流浪者」、「乞丐」，強迫窮人在殘酷的「習藝所」勞動三年。在洛克看來，有資格參與「社會契約」的「自由人」，只限於貴族、銀行家、富裕商人、士紳和開明地主。

日本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福澤渝吉，也以美麗的辭藻宣說人的自由與不可侵奪的平等。但這同一個福澤公開說不服教化的殖民地台灣「土著」（指的是龍應台意義上的「台灣人民」，而不是原住民），日本又可得而趕盡殺絕之。而也是同一個福澤至今有肖像印在日本紙鈔上，表達日本對這個偽善的帝國主義者的崇敬。

如此，抽象、絕對的「民主」與「自由」是向來沒有的。考慮「民主」與「自由」不能不參照不同歷史、社會、階級諸因素。在中國大陸，我就遇見過幾位對當下大陸社會政治有「異議」的知識分子說，「可是沒有共產黨，也沒有今天的我。」他說「解放」之前，他是舊社會中毫無機會上進的階級。他因此特別同情大陸媒體上報導因家貧無力就學的青年。在大陸有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家族有過「翻身」、「解放」的體驗。對這些人，「自由」、「民主」就不是絕對化、抽象化的烏托邦。

最後我試著把「自由」、「民主」和社會經濟條件參照起來看一看。據統計，人均國民所得在美金一千元時，社會貧富不均擴大，失業嚴重，社會動亂因子變大，從而政治上社會壓制（所謂「不民主」）增加。

台灣人均國民所得一千美元左右的時候是在1975年（略不足一千）、1976年（略超過一千）和1977年（明顯超過一千）。考察這三年的台灣政治「自由」、「民主」的具體狀態：1975年10月，白雅燦因批評國民黨政治被捕下獄。11月台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的機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停刊，「割斷」「喉嚨」。1975年陳映真從政治監獄釋放，繫獄七年。1976年6月，因「台獨」案楊金海被捕，判處無期徒刑，同案顏明聖判十二年徒刑。10月黃華因台獨案判十年徒刑。同月，「台獨」派民主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撤銷出版登記而非法化。1977年元月，王幸男「台獨」案發，判處無期徒刑。11月，中壢發生「中壢民眾抗爭事件」後被彌平。三個月後，1978年元月，左翼青年的「人民解放戰線」案偵破，戴華光判無期徒刑，賴明烈判十五年，劉國基判十二年徒刑。當然，不應該忘記，1977年國民黨也發動了一場大規模鎮壓台灣鄉土文學的運動，嚴重傷害台灣文學表現的自由。

大陸人均國民所得到達一千美元時大約在1992年後。一直到今天，相形之下，大陸在這一段時期中的政治性「不民主」的逮捕鎮壓事件，和人均國民所得也在一千美元上下的台灣相比對，應該使習慣性地經常不假思索就咒罵中國大陸「在追求民主大浪潮中，它（中國大陸）專制集權」的人，不老是那麼自以為義吧。

關於言論新聞的自由

中共「共青團」系統的，據說曾刊載過龍應台女士的大作〈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的刊物《冰點》被當局停刊。龍女士還舉出近來因言論相對較為「獨立、自由」的《南方周末》報、《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飽受言論檢查干預的困擾。因偶然的機會，我認得《南方周末》的一位老編輯和一位認真好學的年輕記者，留給我好的印象。只看過《南方周末》一兩份，但覺內容自不同於大多數大陸主流媒體的刻板，但經歷過台灣的七○年代鬥爭的偏左的人看來，就覺得經歷過一場很大的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大革命的大陸上相對獨立化、自由化的報紙，其言論傾向一般不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傾向。我總覺得，十七、十八世紀當時，西歐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面對反動的歐洲貴族、僧侶、王權呼喊自由、民主時，有解放的思想，火焰的語言。但歷經了艱苦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的中國，讀《南方周末》的言語，在敬重他們的執著和努力之餘，難掩不足之感。

然而我也同時理解到，在1990年後，在中國的生產方式發生巨大改變後，中國大陸上相應地產生新興的資產階級和他們在政治、文化、思想感情上的代言人，是理所當然，事有必至的。但是，1990年代後中國生產方式巨大的變化，也使更多的現代工資勞動者登上了社會的舞台，卻至今看不到工人、農民階級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點》。而這樣的問題，自然不在自由派的龍女士批判的射程之中。據說《冰點》是因為刊登一位「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批評義和團的文章遭到禁刊。如果大陸進步的歷史科學家也有自己的《冰點》，大家寫文章交鋒，就可以把義和團論說清楚，何至於必須禁刊一個雜誌，為國內外反共自由派所乘？

《冰點》事件涉及幾個問題：（一）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問題；（二）對於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評價問題。這裡，我也說幾句看法。

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的議論家，和出身後進、「不民主」國家而受到西方宣傳教育影響的知識分子，總喜歡說經濟落後，政治上不民主，尤其是「共產主義」國家如何沒有「自由」、「民主」──自然包括言論和新聞出版的自由民主這些「普世的價值」和「價值認同」，而西歐的、經濟進步的「民主」國家又如何在政治上、新聞和出版上完全自由和進步，而像《冰點》事件這種事是絕對不會在類如美國這樣的社會中發生。

但是，美國有一些沒錢、缺人的民間監督新聞自由不受侵犯的非政府組織，例如「被檢查的議題」（Project Censored）就自己調查和公布美國新聞自由如何遭受危害的報告。據這一組織的報告，威脅美國新聞自由的勢力有幾個方面：一個是美國五角大廈和白宮的權力菁英，一個是鉅大資本的企業菁英。報告指出，政治、軍事和大跨國性資本在「新聞意識形態上的一致」，影響客觀公正的報導。他們盲信「親美猁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永不犯錯。主流媒體的只顧念利潤最大化的貪慾，使他們手中的媒體成為富有的、白種人上層階級菁英尋求不斷擴大其在全球的利益、權力和影響力的工具（M. Parenti）。因此，媒體評論家鮑．馬切斯尼（B. Machesney）慨嘆：「肥了媒體，瘦了民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美國發覺美國國外的新聞不利於其新聞控制，經常發布不利於美國政策和外交利益的消息，乃調集軍部、外交部、情報部的高層，組成「國際公共信息」（International Public Infor-mation, IPI）小組，調動美國各種資源，影響外國政府、組織與個人的感情、動機、客觀判斷，並限制外國媒體刊出不利於美國政策和行動的消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華盛頓時報》），造成對媒體的「事實上的檢查」（de facto censorship），禁止了相關信息自由地傳布於美國公眾。

批評者指出，美國的媒體已不再是互相公平競爭的產業，而成為一個思想意識形態互相保持一致的白人菁英階級的寡頭集體。

此外，眾所周知，美國媒體在長期化的以阿戰爭和海灣戰爭，侵伊拉克戰爭，侵科索沃戰爭中完全自動地交出了自己獨立的新聞自由權，成為「美國價值和文化至高無上」、宗教（白人上層階級的基督教基本教義）偏見、種族歧視的俘虜，接受五角大廈要求不進入戰爭現場，只接受美國當局在戰事結束後大事湮滅傷及平民之現場後的片面採訪。美國媒體對於就穆斯林而言，是比死還要殘酷與痛苦的幾起冰山一角的虐俘事件──強迫回教戰俘進行肛交和口交──的嚴重人權凌辱，遠遠沒有作窮追猛打的揭發。而最近的一例，是西方媒體蓄意嚴重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引起伊斯蘭教世界的震怒，而媒體卻一逕堅持「新聞自由」，拒絕道歉，十足表現西方媒體對伊斯蘭各民族人民的蔑視、歧視與仇恨。

美國和西方媒體之商品市場主義，為了巨步擴大訂閱率以提高單位版面的廣告價格，採取新聞報導娛樂化、八卦化的編輯採訪方針，這一方面降低、縮小真實、重要消息見報，一方面使廣泛讀者在思想感情上白癡化、幼兒化，總地損害了讀者接受真實資訊的利益。而資本「全球化」後巨大資本的合併、重組，使產業、金融投機資本與媒體產業資本合而為一，資本的全球利潤動機和資本固有的意識形態，對主流大媒體產生嚴重的扭曲報導和對新聞自由抑壓作用，而真實的信息報導受到了空前的威脅。

「但是人家美國對憲法明文規定的（新聞）言論自由，絕對保障例如大陸《冰點》的刊物和言論！」

誠然美國不以行政命令關掉一個逆耳的刊物，但它以上述新聞報導的管制，例如侵伊拉克戰爭、波斯灣戰爭中美國媒體自動成為五角大廈的偽造信息傳播工具，新聞採訪和編輯的娛樂化、八卦化、白癡化，資本產業菁英和媒體產業菁英的寡占合一，以自己的意識形態選擇「新聞」進行這種間接的、報導不足(under coverage)的、「事實上的」（de facto）新聞檢查。由於平素主流媒體不報導資本全球集聚和流動造成對世界貧困國家農民、工人、環境、就業、少數民族、移住勞工、女性各方面的傷害，以致當新聞讀者突然讀到西雅圖爆發來自全球弱小者群集十數萬人奮不顧身的抗議鬥爭時，茫然不知所以。直接、硬性查禁《冰點》和間接、軟性的「事實上的新聞查禁」，又告訴我們絕對的、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從來就不存在。而美國以間接的「事實上的查禁」所扼殺的新聞，據Project Censored估計，2000年就有這幾條新聞：

• 跨國大藥廠只為巨大利潤研發和生產（如「威而剛」、生髮劑），卻放棄第三世界最需要的熱帶病（如瘧疾）治療劑的開發。
• 「美國癌症協會」捐款來源雖多，卻將基金挪用自肥，以致資助癌症研究及醫療撥款不足。
• 美國軍部利用血汗工廠縫製美國軍服。
• 土耳其以美國供應的武器屠殺庫德族的村莊。
• 美國媒體如何蓄意減少外國媒體披露的不利於美國新聞報導。
• 美國路易西安娜州南部一個地區，因在石化工廠（七座）和一百多座污染工業而形成一個下層階級、非白人居民的高癌症罹病地帶，形成嚴重的有毒的種族主義（toxic racism）地帶。
• 美國一次大型核武試爆，造成數千名核爆受害者。

美國主流媒體對北朝鮮饑荒表現報導上的疏略與人道上的冷漠。等等，等等。

義和團運動論

「好吧，就算美國和西方也干預新聞自由，也不能據之以正當化《冰點》事件！」

我們說的是沒有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的內涵離不開歷史、社會和階級等條件去界定。對於「富有－白人－菁英階級」而言，美國有宣傳對伊拉克侵略之戰為為伊拉克打倒獨夫，建設民主憲政之戰的「自由」猁猁即使始終找不到伊拉克私擁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證據。美國也享有宣傳因自己之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而日漸破產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核心價值」的自由；美國也享有隨時以反恐之名褻瀆別人奉為神聖的宗教，掩蓋對穆斯林戰俘進行令人髮指的虐囚事實的新聞自由。因此，問題在於擁有的新聞自由，是為了誰的新聞自由？為了什麼議題（project）的新聞自由？屬於誰的新聞自由？

這三個提問，在這次丹麥報紙褻瀆伊斯蘭教教主而引爆的暴動中凸顯出來。西方－白種人－基督教的媒體，在「新聞言論自由」的大義名分下履行了自己的「新聞自由」，而東方－非白人－伊斯蘭教各民族人民，向丹麥的暴言媒體求一聲道歉而不可得，在不甘於只能有被褻瀆羞辱的「自由」情況下，群起而以暴抗議。事件似乎還在擴大，值得認真思索「自由」的人們注目和思索。

而正如今日評說兩百多年前的義和團運動，如果百年後，也有穆斯林菁英評說今日伊斯蘭教世界以暴動回應丹麥對「真主阿拉」的褻瀆而曰：「丹麥事變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把伊斯蘭教世界反褻瀆暴動者描寫成回教英雄，美化他們對非伊斯蘭教白種人的攻擊，並將之描繪為穆斯林英雄，對於事變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給伊斯蘭教世界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後人對丹麥事變的記載教導下一代人的是，一、穆斯林文化至高無上。二、西方外來文明邪惡，侵蝕現有伊斯蘭教文化的聖潔……」，即使百年後的伊斯蘭教知識分子的反應，怕也只會使龍應台女士皺眉頭而已。

而事實上，類如袁偉時的義和團論，在「開放改革」後的大陸知識界也絕不陌生。據說北京某網路技術公司董事長向松祚就批評義和團民變是「滿清守舊貴族強烈排外」，「連基本國際關係準則都不顧」，「要把洋人全都趕出去……」為導火線的「重大變故」。他也批評義和團有「迷信成分」，「愚昧」，是「封建落後、反動的會道門式的組織形式的運動」。「它的口號和理念與當時的時代完全不合」，在科技發達的時代，搞「神鬼附身，龍頭大哥，像黑社會一樣」。

像向松祚這樣的老闆和中青年自由知識分子，有翻義和團的案，有質疑魯迅的地位與成就，卻也未見因而封雜誌，更沒聽說抓人坐大牢。

在台灣，像向松祚的「自由派」的義和團論就自然更其多了。1996年，當大陸上出版了《中國可以說不》而熱賣，震動華語世界時，台灣就有人寫〈無知與孤傲〉，痛烈醜詆義和團運動之「無知愚昧、野蠻落後」，是「殺人放火的土匪」，疾言批評大陸不「文明」（說今日大陸在「知識、教育、科技與文化水平」上，「離開最先進的水平還很遠」），我當時也寫了文章反論。而看來，大陸和台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義和團論，真是不約而同，卻何其相似乃爾！

在檢點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義和團論之前，回顧一下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背景，即十九世紀中期之後基督教東來中國的歷史，很有參照的意義。

基督新教來華，積極的一面有引進出版、印刷、報刊的編印發行等方面，也有興辦現代學校和介紹西方醫藥科學的方面。至於其消極的一面，基督教向東方佈教的過程，和帝國主義擴張運動有密切關係。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昭著的史實。教士往往成為西方帝國主義侵華的別動隊。他們呼喊：「只有戰爭能夠把中國開放給基督。」在不平等條約的強制下，基督教以不平等條約賦予的特權（例如治外法權）的優勢在華佈教，良莠不齊的入教華人也享有治外法權，不受中國法律檢查權的管轄。一時豪紳遊手藉入教橫行鄉里，引起公忿。教會教民仗勢強買惡索，強迫捐獻，強占墾地的事件，隨著中國國勢日頹，而愈演愈烈，致人民銜恨怒目，因此教民教會與社會的矛盾、爭執和鬥爭、毆鬥甚至凶殺事件頻仍，史上稱為「教案」。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在1897年22月，在當時屬德國勢力範圍的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籍傳教士被中國「暴民」殺害。德國卻藉機派兵占據膠州灣和青島。眼看老大中國在1895年馬關條約中屈辱喪權，歐洲列強也紛紛向中國要求割占勢力範圍、開放港市和要求（鐵）路權和開礦權。在眼看著民族的命運日益危殆的封建中國的農民心中，日漸積蓄著對於外國侵略者深刻的仇恨，終於成為1900年大規模中國農民反對洋教和一切西方事物的軒然大波。而農民的反西方暴動又給與西方八個列強以聯手侵華的藉口，燒殺搶掠。據歷史記載，天津城內被八國聯軍屠殺者，屍骸狼藉，餓犬爭食，城內房舍十室九空，北京城內也人屍橫陳，不可勝計。京華皇城歷代歷朝積蓄的典章文物、國寶珍奇，被搶掠淨盡。即使後來擔任八國聯軍統帥的德國將領瓦德西，對於西方「文明」的軍隊對中國人民的無甄別的集體性屠殺，和對歷代中國文物瑰寶的恣意搶掠，驚駭不已，在他的日記上有這記載：「所有此次中國所受破壞及搶劫的損失，其詳細數字明細也許永遠難為人所知，但其為數必定極大無疑……」

那麼說起「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給中國帶來傷害和恥辱」的，是義和團呢？還是歐西日本等八國聯軍？再者，是人家老遠組成聯軍跑到中國大屠殺、大劫掠，還是我們貧困農民到西歐日本去「殺人放火」了呢？

「義和團愚昧，跟不上西方科技、文明現代化的世界，搞封建迷信，搞黑社會組織……」

歷史認識和歷史教育

經濟發展，即社會生產方式的推移自有滯後和先進的階段，也自有客觀的評準。然而「現代化」酖酖即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階段的西方，卻習慣於理所當然地以經濟先進社會在文化上亦必超前於經濟落後的社會。隨西方重商主義對外擴張登上北美洲大陸的傳教士，看到土著印第安人文化中崇尚和平，崇尚人與自然的和諧，對行旅之人的慷慨與協助等西方喪失的美德，驚為「上帝最初造人的形象」。然而這些印第安土著卻被終竟殘暴貪欲的白人船隊施加種族滅絕性的屠殺。

印第安人與西方的遇合，是部族共同體社會與商業資本主義對外擴張時期的社會的遇合。中國人與西方的遇合，是創造過璀璨的封建文化的封建社會，與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西方獨占資本主義社會的遇合，其間的文野高低，是社會生產方式和生產工具的落差，而不是種族優劣、文野、賢愚的落差。

而當生產方式「先進」的社會壓迫和掠奪生產方式滯後的社會，印第安人和中國人只能以刀箭和槍矛抵抗白人的現代化鎗砲，在精神上印第安人只能求助於深信不疑的傳統「祖靈」、「巫術」和各種薩滿教的神靈巫師和儀式，而中國農民只能寄託於民間符咒，相信能刀槍不入、魂鬼附身的方術。義和團運動被「現代文明」和「理性」的「八國聯軍」殘酷鎮壓後十五年的1915年，台灣農民的礁吧年抗日起義，就宣傳「玉皇大帝九天玄女」可以「隱身」、「避子彈」、「避刀槍的符法」以抗擊據台日軍。而今日的「台灣人民」能不能據而嘲笑其「愚昧」、「反理性」、礁吧年的農民起義「藏有仇視東洋人的情緒」？問題是明白的：在帝國主義無情侵侮的時代，當封建王朝無計可施，當台灣已成棄地，不甘屈膝的中國農民起而抗擊外侮的思想和行動只能是自由派百般嘲笑的形式：落後的武器、封建迷信和一顆不屈的民族驕傲。而歷史上一切被征服民族抵抗強權時，不依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仇」恨「外」侮的思想與行動，難道依靠民族自蔑主義和投降媚外主義？1895年吳湯興招募義軍抗日告示中，有「……天朝赤子，須知義之所在，誓不向夷」；胡阿錦起義告示以「倭奴」稱日本占領者。柯鐵虎征倭檄文中以「倭」、「賊」稱據台日軍……難道只能換來後人鄙夷其主張「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主張侵略者「邪惡」，在反對日帝占領台灣的鬥爭中「暗藏仇外情緒」的評價？

文明和野蠻的辯證法

自從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列強無情蹧踐和掠奪包括中國在內的、薩依德意義上的「東方」，非西方、非白人、非基督教各民族人民就受到「西方文明開化」、「東方野蠻落後」這樣一種思想和信念的統治，不可自拔，難於翻身。龍應台女士的文章最後點睛之筆，是在說中共因不許新聞「媒體獨立」、「不尊重知識分子」、以「不文明」的態度和手段對待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所以是個「不文明」的、「野蠻」的國家。

我絕不贊成「中華文化至高無上」論，我也沒有聽說當下的大陸領導人這樣說過，反倒聽過自周恩來以來他們主張不同文化、不同社會政治制度互相接納、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反對把自己的制度、文化和意識形態強加於人的話。中國在文化上、學術上當然應該更加努力，對世界作貢獻，但如果說今日中國就「野蠻」了，只有石原慎太郎之流的人說得出口。現在引述陳毓鈞教授引用尼克森在其所著《超越和平》中忠告美國人的話，說明一些事實。尼克森指出，美國文化中存在著「高犯罪率、暴力文化、種族主義、槍枝氾濫、色情文化、毒品氾濫、家庭崩解、人心腐化」。這不是西方文明「邪惡」論是什麼？尼克森接著說，這樣的美國怎麼有資格向別的國家指指點點？「而今中國的經濟實力使美國關於人權的言說顯得輕率無知，十年後中國將使其顯得荒謬可笑……」

誠然，中國的文化還要提高。但是近十年來中國文化文明的遺跡和既有成就受到聯合國評比為人類共有的光榮者不知有多少件。是的，中國在教育、科技發展上還有待更上層樓。但今天中國每年教育出五、六十萬個工程師的事實，使美國大驚失色。是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存在著複雜的問題，但今天，最鄙夷中國的人都不能否認，沒有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沒有世界經濟的持續性增長。

就因為中國共青團的機關報自己查禁了屬於自己的《冰點》；就因為從來不曾存在的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就僅僅因為共青團不贊成醜化義和團運動的買辦史觀，龍應台女士就要咒罵今日中國的「野蠻」，就要以有別於中國人的「台灣人民」的地位，威脅要以她的價值認同「離棄」、「抵抗」自己的中國認同！

然而尋求外力干預下分斷祖國的統一，不是在市場上論斤計兩的生意，錙銖必較，更不是大教授挑選哪個大學提供的條件去決定到哪個大學任教。分裂民族的統一，至少對我而言，是一個知識分子為了堅持其出生的尊嚴、知識的尊嚴和人格的尊嚴的原點，不能議價，不可買賣、不許交換的。

而不必再等十年，龍應台女士的這一番言說，在當下就已顯得輕率了。

大解法第三次協商會議前夕，復興航空企業工會今天（12/20）赴勞動部表達訴求，要求勞動部針對興航大量解僱事件的「合法」部分做出確認，工會表示，按照《勞基法》規定，勞工的勞雇終止時間應為公告解散後的60日後，也就是1月22日，在此前提下，依法資方本應結算年資、工資，以及員工未休的特休假工資。工會並駁斥昨天（12/19）興航片面發出的「大幅優於以《勞基法》計之基準發放」的說法，認為年資與相關工資的結算到1月22日僅是「合法」標準，並未優於勞基法，這個部分，也獲得勞動部代表確認，確實僅為合法發放。

興航工會顧問鄭雅菱表示，昨天員工在董事會外苦苦守候超過五小時（相關報導），卻遭到協助資本家「落跑」的警方毆打，因此今天來找「勞工的保母」勞動部來協助，然而他也提到，勞動部從大量解僱爭議一開始，就對外發布興航有準備資遣費、會照顧勞工的言論，鄭雅菱強調，這種讓社會認為興航會照顧勞工的「誤導社會」言論，讓工會相當失望。

復興航空企業工會副理事長龐閔憶則批評，興航違法解雇的爭議影響遍及1,700多位員工，光是每個員工一個月的薪資就高達九千多萬，勞動部僅裁罰興航50萬，並沒有解決勞工面對的問題，認為勞動部應負起責任，要求資方按照《勞基法》的規定結算工資，因為是「興航違法解雇，並非員工們不想提供勞務」。特休假部分，2017年即將上路的《勞基法》第38條提到「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工會要求勞動部長郭芳煜實踐自己為勞基法修正後，特休假給勞工的保證「看得到，吃得到」，將特休假工資一併結算給興航勞工。

勞動關係司爭議科科長金士平出面接受陳情，並解釋道，昨日已經發文給興航要求「合法」給付員工的工資以及相關的資遣費、退休金到1月22日，顯示勞動部已經「依法處理」。不過，對於工會提到興航有勞保高薪低報的問題，金士平則坦言，是從新聞媒體及工會這邊「才了解到」，會請「勞保局以及資方配合查明」，特休假部分，也一併以「會依法辦理」回應。至於針對工會提出，優於勞基法的資遣方案，與勞動部成立專案小組與工會協調等訴求，則不願作出承諾隨即走回勞動部，工會人員追上，與警方發生短暫推擠，最後工會全體唱戰歌並預告12月22日將走上街遊行，表達決心。

復興航空勞資爭議持續延燒，本週一復興航空企業工會先是直搗董事會抗議、週二再戰勞動部，今日（12/21）是台北市勞動局根據《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召集的第三次強制協商會議，工會一早便率領了近兩百名會員，等待協商結果出爐。

第二次協商結果 興航董事會未討論

協商會議從上午九點開始，興航工會現場高強度動員，近兩百名勞工來到台北市府正門，緊盯協商程序。在上一次強制協商會議上，勞動局曾提出以「勞保投保薪資×40％×6個月」的計算方式，外加在資遣費上，這樣換算下來，每人大約可以額外增加2.4個月的基數，工會雖不接受這個方案，但願意以此為基礎繼續討論；然而，在今天的協商會議中，興航代表卻表示，董事會並沒有直接討論這項方案。下午一點多，工會副理事長許燁走出協商會議室，向工會會員說明這個情況時，立刻讓在場會員群情激動，表示「完全不能接受！」

復興航空「資遣費」灌水 竟連「積欠工資」都計入

無視強制協商會議中勞動局提出的方案，目前興航資方仍堅持自己的版本，強調將按《大解法》給付「資遣費」，並額外撥款2.6億元，解僱後員工可得金額「大幅優於《勞基法》」。然而工會痛批，資方聲稱資遣方案「優於《勞基法》」，有「額外的2.6億元」，但那實際上是根據《大解法》，資方在預告解僱期間，本來就積欠全體勞工的工資。

此外，工會副理事長龐閔憶表示，除了資遣費喬不攏外，包含運務人員的夜點費、加班費、交通津貼，以及空服員的過夜費、外站津貼，在12月20日早應該匯入10月的份額，但卻遲遲未入帳。她呼籲，興航至少應盡到最後的誠信，早日將勞工原本的薪資匯入戶頭。

工會：在預告解僱期間 解僱屬無效

日前興航資方已經啟動發放員工薪資和資遣費的勞工信託帳戶，將勞工分為三梯次資遣，目前已在本月2日、12日進行兩波資遣，也分別在16日、26日，將資遣費匯入資遣員工薪資帳戶，第三波資遣預計將於22日開始。

然而，按照《大解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在預告期間，勞工不能被解僱或是調職。工會法律顧問丁穩勝表示，只要是落在今年興航宣布解散，一直到明年一月下旬的預告期間，每一次解僱都應該無效，甚至違法；而對於資遣方案，丁穩勝強調，到現在資方提出的任何說法、條件，「完全都沒有優於《勞基法》」。另一位工會法律顧問劉冠廷指出，勞動法令應該要落實對勞工的保護，「而不是政府機關用來表演的程序，或是施捨的恩惠」。

在聽聞資方並未討論上次協商會議的方案時，工會立刻分批從市政府各個側門闖入，衝上勞動局所在的五樓展開靜坐，要堵代表資方出席會議的興航執行長劉東明。

然而，直到會議進入確認會議記錄的環節，劉東明都遲未步出會議室，還在會議室內向工會副理事長龐閔憶求饒「留他一條生路」，工會立刻在場外拉出一條「醫療通道」，「留一條路給他走」。然而，最後劉東明等資方代表仍改由另一處樓梯離開，避開與工會成員直接交鋒。工會在市府中庭高呼口號，痛批興航資方拒絕協商、又不肯將協商決議帶回董事會討論，誓言「抗爭到底」。

龐閔憶表示，今日的協商結果，可以說是因為資方拖磨而又「從零開始」。林明昇不僅拒絕與勞工代表討論資遣方案，甚至退回協商會中官派主席的提案，更將積欠勞工的「工資」扭曲為優於法令的「資遣費」。工會表示，明日（12/22）將從鄭州路的國產實業大樓走向總統府，要向總統蔡英文請命，請她傾聽勞工的聲音；而第四次大解協商將於下週四（12/29）下午召開，希望到時資方可以別再耍賴，確實善待勞工。

台灣社會福利總盟（簡稱總盟）今天（12/22）上午召開「長照起跑點，全民監督縣市表現」記者會，公布一項針對2015年各類相關統計數據後，提出的民間社會福利評比，這項評比指出幾個問題包含：照管專員人力資源不足、服務設施不足且不均、部分服務使用率偏低、各縣市長照服務存在巨大差距。針對上述問題，總盟也提出了應提升照管人員的待遇、強化服務宣導、針對長照資源做出精確的調查統計等政策建議。

行政院在2007年核定的「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即將在2017年期滿，未來即將推出的下一個長照十年計畫被稱為「長照十年計畫2.0」。根據衛生福利部在長照2.0中的整理，2010年老人當中需要長期照顧者數量高達310,790（佔12.7%）；而預估台灣到2025年將成為65歲以上人口占比達20%的「超高齡社會」，屆時，每五個人裡面便有一位老年人口。因此，如何建構一個符合老人需求的健康照護體系，也就成了長照政策擬定的主要方向，這當中包含健康照護服務系統的整合、慢性病病患的追蹤制度、強化疾病與失能風險的預防等要素。有鑒於過去十年的長照1.0時預算不足，導致資源與宣導的不足，正式服務僅被四成需求者所使用，長照2.0將目標放在「社區在地化」以擴大使用服務的普及率。

按照《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條的規定，長期照顧指的是「身體或心智喪失部分或全部功能，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協助，持續或預期六個月以上時，依其個人或照顧者的需要，提供之生活支持、協助、社會參與、照顧及相關的醫護服務。」因此，此次評比的重點便放在長期照顧的普及、社區與在地化，報告選擇了長期照顧的四個面向包含「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日間照顧中心」、「居家服務」、「喘息服務」。

資源管理與分配：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所謂的「長期照護管理中心」，又稱照管中心，是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用以提供「長照需求的評估與連結服務」的單位，也就是個縣市管理長照服務的單位，接受民眾的申請，並且按照需求分配服務。照管中心裡面，有照管專員，負責在第一線接受民眾申請服務，並且分配長照資源，評比報告指出，不僅照管人員在六都中嚴重不足，每個照管人員負責的列管個案，除了人口數稀少的連江縣以外，所有縣市都遠超過政策規劃的200人上限，新北市與宜蘭縣的單位照管人員所負責的個案數量甚至超過1,000人。總盟批評，缺乏足夠的照管人員人力，不只造成照管人員的過勞現象，並直接影響了長照服務的品質。

而各縣市當中，又以台中市的照管中心分配到的個案數量最高，平均137萬人口共用一個照管中心，嚴重不足。在申請的流程時間方面，從申請到核定，又以新竹市、新北市、高雄市耗費時程最長，分別是29.8天、12.9天、12.6天。

需要接送的托老所：日間照顧中心

日間照顧中心，白話的講就是「老人的托兒所」，讓老人或者失能者白天到中心活動並且提供服務，晚間再回到家庭或居所，是長照社區化的重要基礎，按照「長照2.0」的構思，日間照顧中心可分為「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以及「複合型日間服務中心」兩種。

第一種「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的目標是一鄉鎮市區就有一處服務中心，不過評比報告顯示，只有新竹市、嘉義市以及台北市接近達到標準，其他縣市都與標準還有一大截落差，最嚴重的是高雄市和屏東縣，分別有28個、26個行政區都沒有設立服務中心。

第二種「複合型日間服務中心」則是以國中學區為單位，提供日間照顧服務，然而評比報告也指出，有日照中心的國中根本就是「極少數」，其中又以人口密集度較高的六都與「一國中學區一日照」的目標差距最大。而各縣市中，行政院核准的服務人數上限又有與實際服務人數差異過大的問題，例如台北市實際服務的人數是政府預估的1.8倍以上；基隆市卻不到預估的十分之一，顯示政府在規劃日間照顧需求時，並沒有掌握實際狀況。

在家照顧的支持：居家服務與喘息服務

「居家服務」是讓服務員到家中協助家庭成員照顧老人與失能者，達到在家、在地老化的目標，這部分，評比報告指出，除了部分縣市有核定到實際提供服務的等待期過長的問題外，例如台北市要平均等待一個月，才可以獲得服務。還有服務使用率偏低的問題，根據輕度、中度、重度失能者的分類來看，平均使用率分別是58.8%、53.72%以及38.06%。總盟認為，倒是使用率過低的原因可能是：人力不足、服務提供單位太少或政府宣導不力所造成。

最後一種是「喘息服務」，是當主要照顧者身體不適、照顧的負荷過大、有事外出需要短暫離開時，由照顧人員到家提供，或者讓老人與失能者到機構接受照顧的「暫時代顧」服務，喘息服務被認為是「家庭照顧者」的支持服務，讓照顧者可以休息、維持自己的生活。喘息服務又可分為到家服務的「居家喘息服務」、臨時送到機構的「日間喘息服務」、以及送到機構過夜居住的「長時間喘息服務」三種。

與居家服務類似，喘息服務同樣面臨使用服務率偏低的狀況，輕度、中度到重度的失能者，都僅使用了不到六成的喘息服務時數上限，總盟認為造成使用不足的原因同樣是：人力不足、服務提供單位太少或政府宣導不力。

整體問題與政策建議

根據評比報告，總盟認為主要的問題包含，照管專員人力資源不足、服務設施不足且不均、部分服務使用率偏低、各縣市長照服務存在巨大差距。而解決辦法包含：應提稱照管人員的勞動待遇，以專任公務人員取代約聘雇，以穩定工作狀況；政府擴大宣導，讓民眾了解長照服務的類別與資源；目前實際有的服務據點，距離長照2.0還有一段距離，呼籲政府投資這方面的建設；服務據點應考慮區域人口的分佈與特性，而不是「一鄉鎮一XX」不符實際的分配；進行精確的服務需求統計，才能讓資源分配奠基在正確的基礎。

針對居家照顧與喘息服務的使用率偏低的原因，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陳景寧提到，首先是照顧者可能不知道有這樣的服務，再來是有使用過的成員認為「不夠好用」，他舉例，居家服務員如果要幫老人洗澡，一人一天要跑五個家庭，時間上的分配，就要家庭成員來配合服務員的時間，比較下來，家庭成員就會認為可以「待在家裡」的外籍看護工比較符合便利性的需求。

家庭成員辭職照顧 造成照顧貧窮問題

此外，陳景寧也指出，雖然長照2.0的服務項目擴大了，卻也讓便利性不足的問題更加浮上檯面，例如有日間照顧的選擇，但是家庭成員還是要有人接送、那麼，誰來接送就是一個問題。而在目前的76萬失能人口中，僅有兩成人口使用長照服務，三成聘僱外勞，其餘一半都是完全家庭照顧。當「超級方便」的外籍看護工與家庭成員還要彼此協調使用的長照服務放在一起相比時，多數人就會選擇前者，而在東協國家經濟起飛的大環境下，未來外籍看護工的勞動力也會逐漸下降，台灣的長照不能永遠依賴移工，他說，這條長路還有賴與家庭成員引導、溝通，告訴他們長照服務的好處，鼓勵他們使用。

而佔據一半，由家庭成員內包照顧責任的狀況，則是「家庭悲劇」的源頭，陳景寧表示，應該提早建立長照服務的觀念與習慣，最理想的狀況是使所有人都使用長照工具。根據勞動部的統計，在台灣1,153萬的勞動人口當中，有231萬人為因為照顧失能、失智家人而受到影響，這當中又有約17.8萬人因照顧而「減少工時、請假或彈性調整」；以及有13.3萬人口因為照顧而「離職」。

對於為什麼失能者沒有辦法「送出家外」，陳景寧認為很多是因為受到傳統觀念影響，「長輩沒辦法接受被送出去」，他認為這個需要提早跟長輩溝通、引導長輩，告訴長輩「我們還是很愛你的」，讓長輩接受。否則，面對重度失能的狀況，有部分家庭成員為了「照顧分工」的問題，不只是感情破裂，甚至對簿公堂，對此，他則建議家庭成員簽署「家庭照顧協議」作為規範，來避免家中成員的彼此撕裂。

復興航空宣布解散已滿一個月，但勞資雙方仍未能就資遣方案達成共識。今天（12/22）上午興航工會號召五百名員工上街遊行，從興航母集團國產實業大樓出發，一路遊行至總統府，沿途高喊「財團橫行，政府沒轍」，痛批興航資方違法惡意關廠，中央主管機關坐視不管。工會遊行至總統府後，決定突襲總統官邸，將上百封陳情信摺成紙飛機射向官邸，呼籲蔡英文出面保障勞工權益。

工會批興航知法犯法、藐視國家法律

昨天（12/21）北市勞動局依《大解法》召開第三次強制協商會議，但興行資方既不願接受工會提出的資遣方案，也未討論上次會議中勞動局所提出的折衷方案，只是一再堅稱資方以《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給付「資遣費」的2.6億元方案，已經「大幅優於《勞基法》」，令工會相當不滿，協商再度破局。工會指出，資方方案中的2.6億元只是將本來就該給予員工至明年1月22日的「工資」，依法歸還給員工而已，興航卻將「工資」謊稱為「資遣費」，且一度還想耍賴不給，根本是「藐視國家法律」。

此外，《大解法》第十條規定資方不得在協商期間解僱員工，但興航宣布解散後，隨即於12月2日、12日接連解僱700名勞工，儘管勞動局日前已開罰50萬元，但資方仍執意於今日解僱第三批勞工，導致超過1,500名員工頓失工作，昨日勞動局再度對興航無視法律的行徑加重裁罰75萬元，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也痛斥興航「屢勸不聽、知法犯法」，是「不負責任的企業」，並稱下週四（12/29）召開第四次協商會議若仍未能達成共識，不排除將興航董事會成員限制出境。

員工將信摺成紙飛機盼蔡總統回應勞工心聲

興航工會今天上午發動約五百名員工上街遊行，先至鄭州路的國產實業大樓丟雞蛋和撒冥紙抗議，之後遊行前往總統府，要求蔡英文落實照顧勞工的承諾。雖然沿途下雨，但興航員工抗爭精力不減，一路高唱《勞動者戰歌》以及改編自興航形象歌曲的《每一天都落跑》，呼喊「林明昇快出來」、「員工不是免洗筷」，向路人協尋至今仍不願出面面對員工的興航董事長林明昇。

遊行至鄰近總統府的凱道時，興航企業工會顧問林佳瑋表示，總統府每次的回應都是派出公關室人員出來敷衍抗爭者，但他們希望蔡英文能夠正視興航員工的失業問題，遊行隊伍接著繼續往總統官邸前進，並在官邸周邊集結，由年資達21年的興航資深員工張芷宜讀出工會全體會員給蔡英文的陳情信。

陳情信中寫道，蔡政府各部門處理興航的勞資爭議的態度，「傷透了員工的心」，並一一點名金管會、交通部和勞動部的失職。陳情信指出，金管會未在興航停業前即時介入，讓大戶能有時間出脫股票，更放任有心人士對外放話接手興航，實則是想炒作股票，讓更多散戶被騙、員工痴等；交通部則只在意航權分配，漠視工會「收線收人」的訴求，讓失業問題愈來愈嚴重；而勞動部也是在工會持續抗爭的壓力下，才終於承認員工工資該領到解僱生效日，質疑勞動部「難道只在意把勞工的七天假砍掉？對於勞工在大量解僱中遭受的損害卻毫無作為嗎？」

張芷宜代讀時哽咽地說，「台灣不該再有下一個林明昇，也不該再有下一個1,800名員工被無預警拋棄的事件」，「即便我們人數不多，即便我們的訴求如同手中的紙飛機，比不上財團巨大的財富，更穿不透冷漠的官僚體制，但我們還是要將其奮力擲出，讓蔡英文總統看見」。

在場的五百名員工隨後將自己寫的陳情信摺成紙飛機，朝總統官邸的方向射出，呼籲蔡英文能夠回應勞工的訴求，介入解決這起牽涉近1,800人的重大勞資爭議。興航企業工會副理事長龐閔憶表示，雖然現在很多員工已被興航片面解僱、並領到資遣費，但依照勞動部的函示，興航的解僱是違法的，所以工會協商談判的結果的法律效力也會及於這些已經被解僱員工。龐閔憶也表示「不希望協商久拖」，呼籲政府不要縱容資方違法，能在下週協商會議達成共識。

我自己是在大學最後幾年開始接觸到性／別議題，其中很大一部分跟親密關係多樣性有關的學習知識，是來自於過去同志諮詢熱線的演講、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的宣傳。當年就此議題，我唯一從頭到尾讀完的書，便是伴侶盟出版的《我的違章家庭》。我跟很多學生時期甫接觸社會議題的人類似，雖然有些能耐大量吸收各種圈子內普遍被認可的意見，但還不夠有能力辨識出不同運動議題和組織長期積累出的差異與張力。

如何面對被犧牲的「自己人」？

當逐漸可以辨認出差異時，我並不認為不同的政治選擇和立場、掙扎做出的判斷只是基於道德高低。但是，任何一個運動都有起碼的責任，去誠懇地面對推動過程中曾經捲動、召喚出的生命處境。如果實際的運動成果無法嘉惠這些人，或在各種「策略考量」中有所割捨了，至少得誠實交代。因此我也想認真的問，在現下同婚運動中真正被犧牲的、腹背受敵的，難道不是那些在運動最初滿懷熱誠，出來講述各式各樣離奇古怪的關係形式——甚至包含多P、雜交等生活方式——卻在今日，面對昔日號稱的「自己人」日以繼夜生產出來，對上述關係的貶抑之詞嗎？

很遺憾，我至今從沒看過任何一個運動組織、文宣製作者、甚或是公開投書支持同婚的人，對這些偏誤資訊做出澄清。或許甚至連要求意識到有問題，都是奢求。即使我在文章中都已經明文舉例有問題的說法，還是會得到顧左右而言他的回應：「這不是事實、太刻薄，運動不是只有這些面向。」彷彿只是要求這樣的澄清、要求同婚運動限縮為了推動自身議程，所產生的那些無法挽回的外溢效應，都能引發若非群情激憤，就是視若無睹的回應。

打開性別之眼 在各個議題裡辨識

從我2013年起的文章開始，就有一些人認為文中認為各種居住議題、勞工議題需要或具有拆解既有婚家體制潛能的說法是一種「收割」。猶記得，我還在清大旁聽人社系課程的時候，老師們總是說：「要打開性別之眼」。那意味著，性別問題的辨識和改變並不在於特定一項政策、制度或法條，而是從實際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治理樣貌中找尋它可以帶來的限制和突破口。因此，從事性別運動或研究的人恐怕不會宣稱哪一個議題不存在性別問題、不需要性別視角的介入，或沒有突破既有性別框架的空間。問題應是如何辨識、如何發生。

我大學最後一年接觸到反迫遷議題，稍微積極參與行動，懷抱著「親密關係多樣性」的價值感召。那是我第一次親身體會到這些理念如何具體在當時核心的學生團隊裡被謹慎地考慮著──異質甚至破碎的家／親屬關係、超出單偶或核心家庭的空間需求。即使這些學生未必抱持任何拆解婚家的遠景和意圖，但在那個極其貼身和高度反思的運動過程中，他們確實注意到了「某些」既有的社會框架造就了這些人們生活的踽踽難行。婚家議題便在其中。

對質疑顧左右而言他 宣稱過於廉價

寫到這裡，隻字未提「酷兒」，也是自己心中有愧，我不是循著某些人想像的軌跡走上這條路，左翼酷兒的標籤恐怕才是更趨使我開始接觸左派或酷兒思想的動力來源。而最初的不滿和困惑，僅僅是閱讀《我的違章家庭》，就足以質疑當時推出的多元成家三草案究竟如何能幫助到裡面的案例，更別提此刻僅存的「婚姻平權」。這些問題，甚至早在伴侶盟公布多元成家草案之前，就已經有學者提出。

陳昭如日前在上報發表〈「禁止同婚」成為往事的那一天〉，基本上是2010年論文〈婚姻作為法律上的異性戀父權與特權〉的濃縮摘要。在這篇論文裡，他認為：

關鍵不是要讓更多身分的人擁有選擇婚姻的資格，而是「不應偏袒異性戀」、「不應偏袒婚姻」，並且必須消除壓迫：如何使人們不再為了享有公民權而必須選擇婚姻，如何使不進入婚姻的人們、以及進入婚姻的女性不因此而處於劣勢。換言之，重點在於抵抗異性戀常規性與婚姻常規性，終止強迫婚姻與強迫異性戀，不應將「異性戀」及「已婚」作為享有平等公民身分的前提。

陳昭如在論文中明確指出欲保障同性伴侶權益，有幾種不合宜的路線：其一是擴張解釋法律的保障對象，卻「仍舊是以異性戀婚姻關係作為鑑別受法律保障之親密關係的『客觀標準』」；又或者以「等者等之」在民法中納入同性婚姻，他認為「如果形式平等的隱形牢籠揭示了等者等之的困境，那麼將同志伴侶關係納入異性婚姻，也不會達到真正的平等，因為異性婚姻模式決定了同志伴侶關係的制度性保障樣貌」然而，當前同性婚姻的討論實際上從未脫離他所批判的範疇。

同性伴侶權益如果要被保障，又不落入上述問題，只能是在認知到「婚姻是一種歧視和排除的制度」後，以積極矯正歧視的設想去促成單身、同志婚姻或伴侶的關係形式。這種對婚姻制度的徹底反省和矯正，就不可能將包含此時的同性伴侶在內的所有單身、不婚者「暫時或者階段性」排除。當然，婚姻的社會功能並不只是社會福利的分配和輸送，這不是靠「權益」的平等能夠完成，例如生養並繼承，恐怕沒有辦法只從這個面向著手而改變。

很多人常顧左右而言他，認為「想像不家庭」提出的意見雖有重要性，不過還是「發言策略不對」、「指導棋姿態讓人不喜歡」、「沒有真正進到運動內部」等等迴避真正問題的說法，然而像陳昭如這麼一篇從多元成家運動剛開始就高度被引用，顯然很被認同的論文，其中最關鍵的問題卻在同婚議程中始終沒有被回應，在這個前提底下，我們看不見運動有任何調整，甚至越來越背離。那麼，問題顯然不是提問者的意見太過刺耳，而是這種「內部」的宣稱本來就極其廉價。

中國「走出去」，怎麼走了？

世紀之交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中國不僅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還是投資的主要接收國與輸出國。近年來，中國還倡議啟動了一系列旨在重塑世界經濟格局的國際合作機制。所有這些動向都引發國外廣泛關注中國「走出去」的性質和影響：中國的這種「走出去」是不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內在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又是什麼？中國「走出去」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有何影響？

現存國外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大都是批判中國的「走出去」，認為中國的對外經貿擴張從兩個方面損害了世界發展：其一，中國的出口擠壓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空間；其二，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削弱了世界範圍的勞動者的議價能力。與這個論點密切相關的，是一個論點更加根本的判斷，即是認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格局基本上已經是新自由主義化了。

要應對上述這些觀點，既需要實證分析，也需要理論澄清。下文的實證分析表明：其一，所謂「擠壓論」有一定的現實根據，但其原因不在於中國，不在於中國的經貿擴張；其二，所謂「削弱論」並沒有現實根據，因為中國經貿擴張和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是生產率的持續提升，而非對勞工的（超）剝削。

外貿大膨脹的特徵

從2009年起，中國（因為數據一致性考慮，本文僅指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2014年，中國佔世界出口總額的12%，而美國、日本和德國分別佔9%、4%和8%。2014年，就進出口總額而言，中國、美國、日本和德國在全世界的份額分別是11%、11%、4%和7%。如果將經由香港地區進行的間接貿易計算在內，則中國佔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提升為14%，進出口總額的比重提升為13%（數據來自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和亞洲發展銀行《亞洲太平洋地區關鍵指標》）。這些數字無不顯示出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重要地位。

中國的國際貿易有三個特徵值得關注：

其一是貿易增長。世紀之交以來，中國的出口和進口都展現出加速增長的態勢。從表1（如下）的數據可推算，1980至2000年間中國出口的年均增長率為14.0%，進口年均增長率為12.9%；2000至2014年間，出口的年均增長率躍升至17.4%，進口年均增長率躍升至16.7%。2014年的貿易順差額為3820億美元，相當於中國當年GDP的3.7%。該比值於2015年進一步上升為5.4%，在世界主要貿易體中，只有中國有這樣的表現。

其二是貿易平衡。除了在改革開放年代的前十年裡有持續的貿易赤字之外，中國自1990年代初以來一直保持巨額的貿易順差。即便在2005至2014年期間，人民幣對主要貿易夥伴國家的貨幣持續和快速升值的情況下，中國依然保持了可觀的貿易順差。根據世界清算銀行的數據，在2005年1月至2015年1月期間，中國的名義有效匯率升值46%，實際有效匯率（以消費價格指數計算）則升值54%。

其三是出口和進口結構。工業製品出口比其他種類出口品的擴張速度快得多，工業製品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從1980年的50%上升為2014年的95%。相比之下，工業製品進口占總進口的比重只是微弱增長，從65%上升為67%。「機械與運輸設備」貿易項下的出口增長最快，其出口額佔總出口額的比重從1980年的5%上升為2014年的46%。該貿易項的出口對進口的比率從1980年的0.16上升為2014年的1.48。在各個製造業行業中，「機械與運輸設備」不能歸類為勞動密集型部門，因為在整個改革開放時代，該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與製造業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基本上都是持平。

從世界範圍看，這三個國際貿易特徵幾乎為中國所獨有。這些特徵意味著，中國的國際貿易擴張，特別是世紀之交以來的大膨脹，既無法用匯率操縱來解釋，也無法簡單地歸結為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生產率增長和產業升級可能是遠比這兩個因素重要的驅動力量。

與對世界貿易總量擴張相伴隨的另一個現象，是圖1所示的，中國與發展中經濟體的貿易增長更加顯著。在2000至2014年期間，中國與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即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經濟體）貿易額的年均增長率為23%，相比之下中國與發達經濟體（高收入經濟體）貿易額的年均增長率只有15%。不僅如此，中國對發達經濟體一直是貿易順差，對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則一直為貿易逆差。中國從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大量進口初級產品導致了這種貿易不均衡的局面。

與此同時，正如圖2所示，在2000至2014年期間，中國的國際貿易條件（即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的比率）持續惡化，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貿易條件總體上而言則大為改善。在1998至2013年期間，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大幅降低32%，同期發達經濟體總體的價格貿易條件只略微降低6%，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全部發展中經濟體的價格貿易條件則大幅提高了35%。 

中國躍升為主要的對外投資國

自1990年代初期至今，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接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而從世紀之交以來，中國加快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從幾乎是從零躍升為世界主要輸出國之一，對外直接投資金額至近年已經與接收外商直接投資持平甚至超過了。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230億美元，佔世界輸出總量的9.1%，位列美國和香港地區之後，居世界第三。而位列第二的香港地區，所輸出的直接投資，其實相當大的比重也是由內地企業在香港的分公司進行的。

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三個特徵值得關注：

其一是地緣分佈。迄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流向發展中世界，雖則對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在近年增長加速的趨勢。在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中有79%流向發展中經濟體（另外有1.3%流向轉型經濟體）；同年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中，有84%位於發展中經濟體。

其二是行業分佈。迄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體而言集中於為貿易服務的領域，也即商業服務、批發零售和金融，2014年這三個行業加起來佔到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64%。

不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佈在各大洲之間有很大差異。在亞洲，排名前四位的行業是商業服務（40.1%）、批發零售（13.5%）、金融（13.5%）、建築（12.4%）。在非洲，排名前四位的行業是建築（24.7%）、採掘（24.5%）、金融（16.4%）、製造（13.6%）。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排名前四位的行業是商業服務（57.0%）、金融（18.3%）、批發零售（8.0%）、採掘（5.1%）（數據來源於中國商務部《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年鑑》）。

可以發現，中國在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的直接投資主要與貿易有關，而在非洲則呈現出典型的「以基礎設施建設換取資源」的特點。

其三是投資主體分佈。迄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主要是國有企業。在2008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70%來自國有企業，該比例於2013年末下降至55%，到2014年末繼續保持這個比例，剩下的45%中又有31%來自國有企業控股或參股的有限責任公司。

國企在這方面起主要作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國企與私企之間的分工：國企規模較大，利潤導向較弱，投資和經營行為相當大程度上是涉及支持國家戰略，國企的「走出去」為接下來私企進入市場打下基礎。

總括而言，中國在發展中世界的直接投資，迄今主要還是為國際貿易服務的，而國際貿易主要是以工業製品換取初級產品。這個格局不僅是見之於中國在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資，同樣是貫徹於在非洲的直接投資，只是後者表現為「以基礎設施建設換取資源」而已。也正是因為這種特性，隨著基礎設施的落成，非洲在近年還愈來愈有變成中國工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工業轉移的目的地的趨勢，這又導致中國與非洲之間部分地開始形成勞資關係。

「擠壓論」的觀點與現實

世紀之交以來中國出口的快速擴張，究竟有什麼世界範圍的意義，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有什麼影響，這引發了國外學者的廣泛關注。「擠壓論」的焦點是：中國產品是否在國際市場上、甚至在它們的內部市場上替代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產品？是否其他發展中國家本來可以有推進工業化的空間，卻因為中國的「走出去」而失去了？

現有的國外研究文獻，對上述的一個或兩個問題基本上都是作出肯定回答。這些文獻，包括有關中國工業製品出口在亞洲國家、在撒哈拉以南地區、在拉丁美洲的替代效應的研究，都是對特定區域、國家和行業的案例研究，也確實找到廣泛證據支持他們的肯定性回答。 

然而，在總量層面，正如圖3所示，在1999年到2014年期間，中國之外的發展中經濟體的工業製品出口在全世界的份額事實上是增長的，從1999年的11.5%上升到2014年的14.5%。考慮到中國之外的東亞經濟體在該時段內的工業製品出口份額基本沒有變化，這些增長的份額主要是來自東亞之外的發展中經濟體。 

在生產領域，製造業附加值的佔比也體現出類似的趨勢：正如圖4所示，在1999年到2013年期間，中國之外的發展中經濟體的製造業附加值在全世界的份額從11%上升到16.2%，中國之外的東亞發展中經濟體的份額從2.2%上升到3.9%。因此，儘管現存的案例研究都觀察到中國出口擴張有阻礙其他發展中經濟體推進工業化的跡象，但是總量層面的考察並沒有發現中國出口擴張有這樣絕對意義上的擠出或替代效應。

那麼相對意義上的替代效應呢？中國是否在相對意義上擠壓了其他發展中世界的工業化發展空間？有關研究文獻往往指出，因為來自中國工業製品出口的激烈競爭，以及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雙邊貿易的結構特性，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逐漸轉變為專門生產和出口初級商品。

這些文獻還注意到，中國的工業製品出口在全世界的份額的增長速度遠高於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在1999至2014年期間，中國的份額增長了12個百分點，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份額只增長了3個百分點。製造業附加值方面的佔比增長差異更加顯著。在1999至2013年間，中國的製造業附加值在全世界的份額增長了20.3個百分點，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則增長了6.2個百分點（其中中國之外的東亞發展中經濟體增長了1.7個百分點）。

鑑於上述增長差異，是否可以問，假如沒有「中國因素」，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工業化空間真的就會更大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分析中國工業製品出口增長迅速、以及其他發展中經濟體製造業出口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有理由相信，主要原因是在生產性投資方面的差異。1999至2013年間，中國的資本形成佔世界總量的比重提升了18.5個百分點，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這個比重只提升了6.6個百分點（其中中國之外的東亞發展中經濟體提升了2.4個百分點）。這樣，一方面是在工業製品出口和製造業生產增加值上中國與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顯著差異，另一方是兩者在生產性投資上的顯著差異，這兩方面孰為因果？可以判斷，在投資是因不是果的限度內，出口和生產上的表現差異，大有可能是與所謂中國擠壓無關。 

從表2（如上）可見，2000年至2014年期間，中國的資本形成佔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比重是43%，東亞之外的發展中世界的平均比重是24%（而中國之外的東亞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比重是27%）。與過去幾十年的資本形成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對照，中國是大幅度攀升了，而除東亞之外的發展中世界變化不大。因此，無論就國際比較還是就歷史比較而言，中國之外的其他發展中經濟體，顯然都是受到生產性投資不足的困擾。

那麼，是否有可能現實是因果倒轉，即，工業製品出口和製造業生產增加值的表現差異其實是因，而投資表現差異其實是果？上文引述的「初級化」論與這個問題直接相關。「初級化」論認為，正是因為中國因素，使得其他發展中經濟體被鎖定在出口初級產品的低端貿易格局上。如何回應這個判斷？

概念上，從產出表現到投資表現的因果鏈條，可以通過兩個途徑實現：一是因為經濟剩餘外流導致投資能力不足，另一是因為投資誘因不足導致並沒有外流的經濟剩餘沒有被用於促進工業化。在發展研究文獻中，「初級化」壓抑工業化的經典事例，是所謂「舊國際分工（或殖民主義國際分工）」的國際貿易格局，其中落後經濟體主要是生產和出口初級商品，以換取從發達經濟體進口的工業製品。

「中國因素」——即面臨中國在世界市場上帶來的競爭壓力、與中國的雙邊貿易、接收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等等——顯然並未導致經濟剩餘從其他發展中國家流向中國。因為前面對中國「走出去」的總體描述已經指出，與中國出口增長相伴隨的是，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國際貿易條件其實是持續改善。

以安哥拉和巴西為例，一個是非洲、另一個是拉丁美洲向中國出口大宗初級商品以換取工業製品的典型，在2000至2013年間，安哥拉的價格貿易條件提高了158%，巴西的價格貿易條件提高了26%，而同期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卻下降了25%。

顯然，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工業製品出口和工業化表現不佳，主要是誘因問題，即是它們存在著深遠的政治經濟問題，阻礙了它們把從與中國的雙邊貿易中所獲取的收入有效地投資於工業化。

欠缺根據的「削弱論」

中國與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在生產性投資方面的顯著差異，也可以作為證據，反駁上文所述的「削弱論」。該論點認為，中國的出口競爭力主要來源於廉價勞動力，在這種競爭壓力下，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只能被迫壓低本國勞動者的工資。於是，一個「逐底競爭」（又稱「比賤競爭」）的過程在全球範圍內展開，其底限被認為是由中國的勞動條件和工資水平所決定的。

這個論點顯然不符合前述中國國際貿易的特徵。其一，中國工業製品出口中增長最快、所佔比重已經達到一半的產品類別是「機械與運輸設備」，按照相對勞動生產率標準，其生產部門並不能簡單歸類為勞動密集行業。

其二，在人民幣大幅升值的情況下，中國的工業製品出口依然快速增長，中國依然獲得巨額貿易順差。

其三，最重要是，在工業製品出口和對外投資快速擴張期間，中國的工資水平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快速上升。在2000年到2014年的出口大擴張期間，中國城鎮職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增長率為11.2%，農民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增長率為10.3%，二者的增速都超過了實際人均GDP的9.2%年均增長率（見圖5）。

在匯率升值和工資上升的條件下，這段期間的出口大擴張和出口產品結構的升級，顯然是有賴於生產率的快速進步。事實上，以平均每一勞動者所生產的國內生產總值計算，在2000-2014年期間，勞動生產率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達到超高速的9.3%，顯著地高於之前1978-2000年的7.7%水平。可以想像，出口、產出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加速，是與同一期間生產性投資的增長加速相聯繫的。

綜上所述，所謂「削弱論」現實根據不足，其可信度遠比不上本文提出的對立論點，即：中國的生產率增長、產業升級和出口競爭力提升的主要驅動力是生產性投資。即便其他發展中國家確實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迫於中國工業製品的競爭，不得不削減勞動者工資，但是導致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不是競爭本身，而是這些國家的生產性投資不足。至於投資不足的原因，那應該是源自更廣泛的政治經濟背景，也即全球範圍的經濟金融投機化、新自由主義，這需要另文探討。 

去年（2015）六月教育部推出「學習型助理」政策以來爭議不斷，工會和學生團體多次陳情抗議大學資方濫用「學習型助理」名義，規避《勞基法》中應給予學生勞動者的勞動保障，結果在學生勞團的施壓下，教育部官員終於在今年九月承諾「教學助理應視同為勞僱型」，但連月來教育部仍無實際作為。今日（12/23）數個學生勞團再赴教育部要求將教學助理認定為「勞僱型」，不料教育部竟改口不認承諾，遭批出爾反爾、滿口謊言。

「假學習、真勞僱」亂象叢生

教育部實施大學兼任助理「學習型」和「勞僱型」分流制度後，各大學普遍發生「假學習、真勞僱」的亂象。今年七月，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發起137所大專院校學習型助理政策的檢舉，經勞動部初步判定共有34所學校以「學習型」規避校方和學生實際存在的勞僱關係，涉嫌違反《勞基法》，顯示大學兼任助理遭違法剝削的情況十分嚴重。

高教工會代表蘇子軒指出，在137所大專院校中，目前有78所學校的教學助理仍被列為「學習型」，但他認為教學助理的工作就是協助老師授課教學及實驗，扮演提升教學品質、接受老師指揮監督的角色，明顯符合勞僱關係的「從屬性」認定，屬於勞僱關係，但直到現在，超過半數的學校都不願承認教學助理為勞僱型，導致教學助理沒有勞動保障，遇到職災也得不到勞保給付。

台大和政大的學生團體也分別說明各校如何濫用學習型助理的情況。台大學生工會秘書長曾稚驊表示，台大的勞僱型助理現有2,349人，但實際上數字應該更多，卻因教育部未嚴格定義「學習型」，讓許多系所透過「學習計畫書」和「開課程」等方式假造學習事實來聘用學習型助理，他呼籲教育部應承認助教的勞僱關係，否則就是開放大學各系所假造和卸責的空間。

政大勞動權益促進會成員呂冠輝也表示，政大透過轉嫁保費的方式，將勞僱型助理保費扣在薪水當中，導致勞僱型助理薪水反而比學習型更低，結果大多數學生被迫選擇無勞動保障的學習型助理，上學期400名政大助教中僅有2名勞僱型助理，而在上學期學團發起檢舉行動後，有10名「學習型」教學助理被勞動部認定有勞僱關係，但學校也沒有任何作為，還稱會沿用既有的分流政策。

教部改口：教學助理勞僱化是「研議方向之一」

今天來到教育部前的各學生勞團不滿地表示，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李彥儀在9月20日的大學兼任助理會議上，承諾教學助理應「以勞僱型為主」，原以為教育部終於讓步，但三個月來教育部卻仍以「不干預大學自治」為由，持續放任各大學校方違法剝削教學助理。他們呼籲教育部立刻將920決議付諸實行，發公文要求各大學認定教學助理為勞僱型。

對此，教育部高教司科長吳志偉出面接受陳情時表示，920不是決策會議，只是徵詢意見的座談會，已將學生訴求納入研議。在場學生追問教育部「是否完全不承認李彥儀的親口承諾？」吳志偉則回應，教學助理勞僱化是「研議方向之一」，有朝這個方向規劃，但因未有共識還要做問卷調查。

在場學生痛批教育部毫無誠信、說謊跳票，強調教學助理有無勞僱關係不是教育部做做問卷調查就可斷定，應該讓勞動部來判定，教育部只是想藉此繼續規避教學助理具有勞僱關係而已。蘇子軒抨擊科長接受陳情卻不願重申教學助理就是勞僱型，不承認學習型助理的政策錯誤，呼籲各校學習型助理持續檢舉，抵制教育部以學習關係為由剝削學生勞工。

今天是平安夜（12/24），但失業的勞工怎能平安過節？

復興航空惡性倒閉，約三十名頓失工作的關廠勞工們今天傍晚來到位於南昌路的總統玉山官邸，要讓總統蔡英文「聽到失業勞工的心聲」，介入處理興航關廠案。工人們在吉他旋律聲的帶領下，在官邸前唱起了改編版的〈平安夜〉，然而，才剛唱沒幾句，總統維安警力與憲兵，立刻持警棍與盾牌，將全數人排除對面一側的人行道，推擠過程中，工會則持續高呼「復興關廠，總統出面」。

興航工會顧問林佳瑋表示，民進黨執政下的勞動部和交通部，都未能積極為勞工討回公道，坐視興航違法解僱，這次工人前往官邸並無任何激烈行動，只是希望用歌聲告訴蔡總統：「惡性關廠讓工人無法平安過節」，希望蔡總統出面，直接協調各部會解決爭議。

興航勞資爭議持續，在本周三（12/21）第三次大解協商會議時，興航董事長林明昇仍未親自出面，而會中資方代表也全盤退回勞動局提出的折衷方案。甚至宣稱積欠勞工的工資為「資遣費」，逕自對媒體放話「資遣條件已優於勞基法」，勞資雙方因而完全無法達成共識。北市勞動局對於興航在協商期間違法解僱員工，一再違反勞動法令的情事，目前已依法加重開罰75萬元。而第四次大解協商會議將在下週四（12/29）召開。

新竹光復高中學生穿著納粹軍裝在校內遊行的事件近日成為新聞焦點。爭議爆發當天（12/23）下午，包含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德國在台協會都發表聲明表達「震驚」；隔天（12/24）下午，總統府和教育部長為此道歉；後續，光復高中更被教育部拔除補助款，校長辭職負責，光復高中還為此發表聲明，表示未來會引導孩子建立「更正確的歷史觀和國際觀」。

台灣年輕人一向被看成缺乏國際觀與競爭力的「乖寶寶」，沒有狼性、對世界也缺乏興趣，近日由西方權威民調製作的「無知國家指數」，台灣位居第三，也側面強化了這種帶著貶低意涵的觀察。在這樣的印象之下，教育專家們可以輕易地指控升學主義的荼毒，對當前「重背誦輕思辨」的教育作出政治正確的批評，並診斷出「對歷史無感」是這次爭議的主要病因；公共知識份子們則個個宛如親臨歷史現場般，回憶起猶太人大屠殺的恐懼和殘酷，同聲批判當年納粹的反自由、反人權。

納粹與錫安主義

然而，納粹意象之所以在今天是「國際禁忌」，背後緣由除了是面對過去歷史中法西斯主義的痛苦反省以外，卻同時也與當今以色列在全世界的公關宣傳有著連動關係，在批判納粹的龐大聲量以外，輿論對於戰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殖民史的描述和反思卻普遍缺席。

在戰前萌芽、主張猶太人回到「應許之地」建國的「錫安主義」（Zionism），搭配大屠殺（the Holocaust）與大流散（the Diaspora）並列的雙重歷史傷痛，組成以色列立國的理論基礎。憑恃著帝國主義，以色列將無情砲火和優勢軍力駛入巴勒斯坦，從屍體和廢墟中建起現代化的高速公路和農業苗圃，在乾燥荒涼的地中海沙漠裡，也能種出精良農產品外銷全球，讓以色列居民在絕對武力下享受優良的居住品質；而巴勒斯坦人民則被隔離在高牆以外，艱困地穿越零碎國界，從事不穩定的勞動和學習。過去一方拿來「復國」的悲愴，如今竟成為對另一方「滅國」的冷酷；「以色列國」的完整，就立基於「巴勒斯坦國」的徹底消滅。

對「革命」將信將疑的西方新（泛）左翼多半和自由派合流，依循文化冷戰的遊戲規則，不論是批判「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的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或是質疑人類存在意義的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都「公平」地各打「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五十大板，通通置入極權主義或反人性的理論框架。鄂蘭曾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裡分析，所謂的「猶太人大屠殺」，不只是納粹黨人，就連猶太長老都該負責，是這些社群領袖決定了每個猶太人的生殺大權；也只有在這些長老的配合之下，「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才可能實行。這項精細的歷史描述，解構了「猶太人與納粹」的二元對立，卻極少進入台灣對鄂蘭的解讀框架之中。

錫安主義的軍力與暴行，比起過往的納粹，可說是不分軒輊；但與此同時，納粹成為不言而喻的邪惡，禁絕於公共言論之外，錫安主義卻幾乎不受批判。2008年年底的鑄鉛行動（Operation Cast Lead），以色列以懸殊武力侵攻加薩，對著人口密集區投下燒灼肌髓的高溫白磷彈，再以F16戰機日夜來回轟炸，在精良武裝保護下的以色列，死傷人數不到二十人，但巴勒斯坦一方的傷亡人數，卻是以色列的百倍以上；2014年發動的護刃行動（Operation Protect Edge）更是造成一千五百名以上平民的傷亡，還有萬人以上受傷，三萬棟以上房屋毀損，數十萬巴勒斯坦人民無家可歸，是近年來以色列最致命的軍事行動。

反省歷史暴力 豈能無視眼前暴力？

在公關公司透過平面媒體、時尚品牌、美食鑑賞家、旅遊行程的全方面宣傳之下，以色列早已是備受台灣人歡迎的旅遊勝地，尤其是歡迎同志的首都特拉維夫（Tel Aviv），更免費提供各國的同志研究學者機票，包機直飛、邀約參與研討會並提供遊樂行程，影響各國性別研究的學術政治走向；各縣市與機關首長也紛紛前往以色列取經，或者邀請以色列人士分享軍事、居住、農業、設計等各個領域的「以色列經驗」，視為上賓。在同志國族主義（homonationalism）的趨勢影響下，對待同性戀的態度早已成為當代國家是否足以博得國際尊重的標準，以色列更透過提供在整潔城市裡中產階級同志的高檔休閒娛樂，確立了「親近同志」、「性別進步」的良好形象，這樣帶著階級與性別雙重性質的「消費行為」被沾上「同志友善」的粉紅糖衣，還能夠與恐同、落後、骯髒的巴勒斯坦／阿拉伯／穆斯林有所區別，效果上則是證成「以色列取代巴勒斯坦」的進步性與必然性。

就在納粹軍裝爭議爆發的同一天，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以14比0通過了《2334號決議》，抨擊以色列屯墾區（settlement）持續存在，破壞了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更重申1967年六日戰爭前的邊界與領土不會改變。這項決議的通過，是由於自1970年代起便積極抵制一切可能制裁以色列議案通過的美國，此次罕見地放棄了否決權。距離安理會1967年上一次針對以色列作出《242號決議》，經過了將近五十年的時間，決議的要求與譴責內容幾乎沒有改變，但時間的推進中，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土的鯨吞蠶食卻早已嚴重惡化。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面對聯合國決議，不僅毫無反省，反而嚴正發出聲明指責這是份「無恥」的決議，譴責歐巴馬政府未能在聯合國中「保護」以色列，警告未來將減少對聯合國各機構的經援；聖誕節後，納坦雅胡甚至召集促成安理會決議的理事國各國大使「一一訓斥」，甚至對賽加內爾、烏克蘭等國採行切斷援助、召回大使的懲戒行動。當民主黨的歐巴馬政府在聯合國棄權後，川普則發文指出這項決議對以色列並不公平，不該由聯合國介入調解，並強調唯有「雙方直接談判」才能解決爭議。

值得質疑的是，在右派民粹當道的今日，安理會的決議，又能發揮何種實效呢？隨著川普上任日（1/20）的到來，雖然聯合國的決議在程序上難以推翻，必須要在15席理事中取得9席支持，且不能遭到英、法、俄、中的否決，川普如果想讓「事情很不同」，恐怕不太實際；但從實際行動的角度來說，民主黨的臨終一搏，恐怕只是在紐約聯合國大樓的鐵灰檔案櫃裡，留下另一紙同情的徒勞。

上述這些國際政治角力，幾乎就發生在高中生扮裝納粹的同時，而在台灣兜售國際觀的專家們，卻往往幾乎不置一詞。如果高中生扮裝納粹值得整個社會這樣大加撻伐、弄到校長下台教長道歉；又為何能坐視以色列數十年來的行徑以及美國在其後助長的角色？

直面衝突核心 促成和平

歷史是意識形態的爭奪戰場，歷史書寫也不止在於釐清過去，因為釐清過去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引導與規劃了當下和未來的政治。納粹的暴行，確實需要德國和全世界人民長久反省、銘記在心，但這從未應許以色列可自居「永恆受害者」，並同時轉身欺壓另一群人。

後現代思潮解構了大敘事，提示歷史「總是包含被創造的成分」，宣布絕對客觀與真確事實的永遠消亡，然而，也同時因為一切都不能說死，在確定性中存在著空隙，歷史書寫才能成為開創未來的積極作為，從而能夠擺脫犬儒、促成改變。

任何解決衝突的方式，都必須直接碰觸衝突的「核心」；而所謂的核心，無非就是衝突本身的歷史。不論失真或被操縱的歷史，都無助於解決衝突，而一份真實且全面性的對於過去的關注，則能夠提出解決方案並促進永久的和平。（Pappé，2013）

長年揭發錫安主義的殖民與暴力惡行，被以色列官方視為「國家公敵」的猶太裔史學家伊藍・帕皮（Ilan Pappé），從積極角度提出歷史的功用，更拒斥失真和扭曲歷史帶來的後果。

然而，我們究竟如何能期待我們的高中生與歷史教育能「面對衝突的歷史」？如果追求國際觀，只是基於「納粹屠殺乃世界重要傷痛」是「國際常識」的教條，那其實也與死記爛背的傳統教育無異，只是簡單站在西方位置與情感結構下對國際事件做出簡單且「正確」的反應（如看到「納粹」象徵要學會皺眉）。學生又怎麼可能真正從歷史經驗中得到反省與共感？

從反思自身位置開始，台灣必須面對與東亞諸國的地緣政治與歷史關係，敏感體察到新殖民體制造成的後果，並回顧戰後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努力和血淚。在這樣的回望之中，我們也將發現，與台灣真正連結在一起的，並不是在阿拉伯國家環伺之下崛起的以色列，而是對著英美帝國主義的暴行，持續堅忍抗爭的巴勒斯坦人民。唯有在對自身有深刻理解與省思的前提下，我們才可能真正省思歷史的暴力，開展反對當下暴力的政治與運動，踏上通往真正和平的道路。

今天（12/26）是同性婚姻修法的關鍵時刻，中午立院司法法制委員會休息前，在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提出附帶決議「將婚姻平權初審通過的法案，通通送交朝野協商」的餘音中，尤美女宣布初審通過《民法》修正草案，尤美女強調，未來將有協商期、總質詢，到二、三讀已經是明年（2017）的5月份，有半年時間讓不同意見者繼續溝通協調。

今天立院場外正反兩方都進行大動員，代表反方、主張守護婚姻價值的宗教團體直播尤美女宣布草案出委員會時，現場民眾高喊「不同意」，要求交付公投以表達反對的意見，後續更轉往凱道抗議；而在支持同婚方面，則有立委尤美女、許毓仁、段宜康、黃國昌與林靜儀等人現身集結舞台，受到民眾熱烈夾道歡迎，林靜儀高喊「同婚通過以後，你們通通給我去結婚！」一番發言讓不少年輕同志男女感動落淚。散場時，現場民眾互相擁抱、相視而笑，氣氛歡欣鼓舞，在對於明年修法通過的期待中完美落幕。

跨黨派版本出委員會

此次司法法制委員會的討論中，初審通過的《民法》親屬編修正條文是綜合了跨黨派、各個版本的結果（涉及第971-1、972、973、980、1079-1條及第八章同性婚姻相關條文），當中包含民進黨立委尤美女版本、蔡易餘版本；國民黨立委許毓仁版本；時代力量黨團版的民法修正草案；以及，民進黨立委周春米、郭正亮、國民黨立委許淑華的修正動議文字。

會中，由民進黨立委蔡易餘提出的《民法》「同性婚姻專章」草案，並被接納為討論提案之一，連同尤美女版、許毓仁版和時代力量黨團版，一併列入討論。蔡易餘版本與其他版本的差異在於，無論是尤美女、時代力量，或者許毓仁的修法版本，皆將原《民法》972條提到的「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改為「雙方當事人」。而蔡易餘版本則未對此條文作出更動，而是在親屬編中新增第八章「同性婚姻」，並新增「同性婚約，應由雙方當事人自行訂定」等相關條文，然而由於此版本是在《民法》的框架下「新增專章」，此前，仍遭到性別團體批評是不符平等原則。

性別團體表示，此次通過的修法版本中，最具平權象徵的是尤美女版本中971-1的「平等適用條款」初審通過，並納入《民法》親屬編的通則，使同志家庭權益可以獲得全面性的法律保障，並對跨黨派立委的支持表達感謝。此外，團體也強調，同志人權會一路坐到最後一站，「不達婚姻平權，絕不放棄下車」。

專項、專章一併送出 專法也有空間

司法法制委員會經過討論、宣讀法案後，委員會通過「各法案逐條討論後送出朝野協商」的決議，並將尤美女版和許毓仁版、時代力量版重疊部分合併審查，並額外審視蔡易餘版。

在新設的《民法》第971-1「平等適用」條款中，為了確定法規的效力，是否能夠明確涵蓋所有涉及到配偶和子女的法規，文字經過立委和司法院秘書長詳細研究後才確定1；而在訂立婚約的《民法》第972條中，委員會則是採納了綠委郭正亮的提議，除了原本的「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外，為同性婚姻額外增設第二項文字「同性婚約，應由雙方當事人自行訂定婚約。」此「專項」訂立後，便放棄了尤美女版直接將「男女」改「雙方」，或是藍委許淑華提出的「婚約，應由男女或同性當事人自行訂定」。而除了第972條外，所有修改「男女為雙方」的相關條文修正，也全數因「平等適用條款」的通過打了回票，不予採納。時力立委黃國昌表示，雖然在法律文字中保留了「男女」，但透過第971-1條的概括授權，也就無須修正這些文字細節，也能讓現行法令產生對同性婚姻當事人的保障。

除了修改《民法》現有條文的三套版本外，蔡易餘版也在經過綠委周春米的修正後送出委員會。支持同婚團體則表示，最後送出委員會的蔡易餘版本，拿掉了「準用」二字是最關鍵的修改，也解決了先前同婚團體認為蔡易餘版本選擇「準用」而非「適用」，產生「是否符合平等原則」的疑義，對於跨黨派版本送出委員會的結果，則表示「樂見更多討論」。

這次將法案送入朝野協商，是婚姻平權法案三度立院闖關以來的第一次，但也混雜著郭正亮、蔡易餘提出的「專項」與「專章」。委員會在結束前，同意在下個會期，也就是明年（2017）啟動的朝野協商前，任何相關的法案也能一併送入朝野協商，為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銘口中的「專法」，保留了出場空間。

• 1.最終確定版文字為：
  民法第971條之一
  異性或同性之婚姻當事人，平等適用本法及其他法規所定關於夫妻權利義務之規定。
  異性或同性配偶與其子女之關係，平等適用本法及其他法規所定關於父母子女、親屬權利義務之規定。但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條以異性配偶為限。

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昨天（12/25）公布年金改革方案，未來公、教人員保費費率由現制8-12%逐年調整至最高18%，勞保保費由現行6.5-12%調整至最高18.5%；年金請領年齡一律調高至65歲，方案還包括降低所得替代率，以及延長平均投保薪資採計年限等等。勞團今天上午召開記者會反對蔡英文政府的年金改革方向，批評其延續了國民黨時期的「多繳、少領、延後退」修惡方案，將加劇勞工老年貧窮化的問題。

蔡政府方案：多繳、少領、延後退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將在本週六（12/31）召開首場分區會議，明年一月將陸續召開其他三場分區會議以及全國大會，總統蔡英文昨天表示，希望在520就職一周年前，讓年金改革法案送進立法院審議。然而，綜觀行政院目前公布的方案，包括調高保費或提撥費率、延後請領年齡至65歲、降低所得替代率、延長平均投保薪資採計期間等方向，其實就是「多繳、少領、延後退」，勞團指出，這個改革方向非但不能解決「退休保障不足」的問題，還將進一步惡化勞工的老年生活保障。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莊福凱表示，台灣勞工長期處在「長工時、低工資」的勞動環境，薪資三萬元以下的勞工大約有四百萬人，勞工的薪水少，連帶使得勞保年金投保得少、公司退休金也少，已經造成老年貧窮化的問題，但民進黨政府現在仍要延續國民黨「多繳、少領、延後退」年金改革方向，他直言，這種「修惡」的改革恐將造成社會安全網破洞，勞工的慘況只會更嚴重。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成員郭冠均也指出，根據內政部統計，國人老年退休生活所需每月至少需要三萬一千元以上，但平均薪資三萬的勞工退休後，每月可領到的年金額度僅有一萬八千元，他質疑，現存的年金政策都無法支應勞工老年退休的生活了，「多繳少領」後又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勞團方案：架設國家稅收支應的基礎年金

其實，針對年金制度的弊病，去年勞團就提出「基礎年金」的改革方案，主張政府應以國家稅收支應不分職業別的年金，確保人民老年保障不受在職薪資限縮。郭冠均表示，目前年金制度保障不足是根源於「職業年金」的制度設計，使得低薪者在老年後只能得到較低的保障，透過架設基礎年金，人民不分職業別退休後都能請領到一定額度的年金，消弭職業差異而保障不足的現象。

此外，勞團主張基礎年金也有助於解決目前年金制度「入不敷出」的問題。郭冠均指出，蔡政府的年金制度及年金改革方向，都無法跳脫社會保險的政策邏輯，這使得年金容易受到人口結構或薪資浮動的影響，導致必然要面臨根本的財源問題，結果「五年、十年後又要修惡」。相反地，他強調「國家應扮演資源重分配的角色」，由國家稅收來支應基礎年金，規定基本保障額度，才能改善年金制度的缺陷，朝向永續發展。

接下來民進黨政府將召開年金改革分區會議和全國大會，勞團呼籲蔡政府傾聽勞工反對年金改革修惡的聲音及勞團的方案，否則若只是像之前《勞基法》修正案的公聽會一樣預設了修惡的既定政策方向，僅是想要跑程序過場，勞工勢必再上街頭。

我們吃的海鮮，有多少是來自外籍漁工的血淚？台灣移工聯盟及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等移工團體今天（12/27）上午來到農委會抗議，痛批農委會及所屬漁業署為了讓台灣遠洋漁業賺取更多利潤，透過開放不受《勞基法》規範的「境外聘僱」制度，放任雇主和仲介剝削奴役外籍漁工，移工團體呼籲取消「境外聘僱」，並對印尼境外漁工Supriyanto疑遭虐死的案件追究行政責任，提出專案補償方案。

Supriyanto案揭開境外漁工血汗真相

目前台灣外籍漁工聘僱制度分成兩軌：一種是「境內聘僱」，主管機關是勞動部，受《勞基法》保障；一種是「境外聘僱」，主管機關是農委會漁業署，不適用《勞基法》，而依《漁業法》及相關辦法聘僱。由於境外聘僱有利於資本家壓低人事成本剝削漁工，許多雇主及仲介都藉此招聘漁工，造成如普遍超時工作、薪資低、被扣薪、伙食差甚至被毆打虐待等等極其惡劣的勞動條件。

根據漁業署統計資料，2015年就有14,627名外籍漁工，透過境外聘僱在台灣遠洋漁船工作，境外聘僱的人數呈增加趨勢（相關報導）。而印尼境外漁工Supriyanto被虐致死的案例就是無數境外聘僱漁工的其中一個縮影。

去年八月底，台灣遠洋漁船福賜群號出航三個月後，印尼境外漁工Supriyanto在船上疑似被虐致死，屏東地檢署於同年九月展開偵辦，當時同船漁工即表示Supriyanto受到辱罵、毆打甚至以鐵鉤砸頭（相關報導），且一名漁工也用手機錄下三段Supriyanto在船上自白遭台灣船長和輪機長虐待的影像，然而，屏東地檢署都不予採信，並在年底以「病死」簽結此案。

今年（2016）十月，監察院提出Supriyanto死亡案的調查報告，指出屏東地檢署未善盡調查責任，並對農委會及所屬漁業署提出糾正案，直指農委會和漁業署嚴重漠視境外聘僱外籍漁工查核及管理責任，要求法務部督促地檢署重啟調查，維護外籍漁工人權。經監察院糾正後，今年十一月地檢署才重新偵辦此案，但漁業署仍堅稱處理本案並無疏失。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專員許惟棟痛批，漁業署對漁船的定位監控完全失效，放任雇主和外籍漁工簽訂非法勞動契約，「明顯已失職」，政府應對農委會和漁業署追究行政疏失、嚴懲失職人員，並對漁船主和船長做出處分。移工團體也認為，Supriyanto案發生後，其家屬僅得到仲介十萬元的和解金，主張漁業署應專案補償，以勞工保險的死亡給付計算，合計給付45個月的薪資。

對於移工團體的訴求，漁業署副署長黃鴻燕表示，若地檢署調查確認船長有犯罪行為，將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給予船員家屬適當補償，並提供海洋科科長的對口，指其會協助處理賠償事宜。

要求廢除境外聘僱，反對84-1擴及外籍漁工

然而，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莊舒晴質疑，漁業署在媒體上多次把Supriyanto的案件說成是「個案」，但這絕對不是個案，而是每個「境外聘僱」下的外籍漁工面對的問題。她強調，根據協會接到的案子，就連境內聘僱的漁工也常傳出被暴力對待、沒有飯吃、沒有加班費的慘況，「何況是『境外聘僱』的漁工？」莊舒晴認為，政府不應再繼續為資本家開後門，應廢除境外聘僱制度，只要是台灣漁船聘僱的漁工，不分境內、外，都應一體適用《勞基法》的保障。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長黃怡碧也指出，台灣漁船上外籍漁工的惡劣處境，已經被綠色和平、國際勞工組織等國際組織指摘，2013年就已對此問題提出嚴重關切，並要求台灣於明年（2017）一月「兩公約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提出改善結果，但過去四年漁業署不但未將外籍漁工全面納入《勞基法》、加深執法強度，甚至還在日前提案將《勞基法》84-1條「責任制」擴大適用外籍漁工，讓毫無協商能力的外籍漁工去跟雇主協商勞動條件，她痛批「這不是腐敗無能，什麼才是？」

移工團體強調，取消境外聘僱制度、一體適用《勞基法》才是減輕境外漁工遭剝削的方法。漁業署在移工團體陳情後表示，明年一月20日將訂定《境外僱用外籍船員管理辦法》，強化仲介機構管理，改善外籍漁工的福利及保障。但許惟棟反駁，漁業署仍沒有說明如何具體落實對遠洋漁船的管理，對外籍漁工薪資也沒有明確規定，重申回歸《勞基法》才能真正有效保障外籍漁工的權益。

歷經20場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會議後，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在本週一（12/26）推出改革草案（相關報導），但對於軍公教勞等各項身份別，均朝向「多繳、少領、延後退」的方向改惡，更忽略了私校教師的年金保障。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今日（12/28）提出年金改革訴求，拒絕公校教師年金改惡，並要求私校教師退休所得應向公校看齊。

公教人員退休年金制度歷經數波調整，包含「公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與「退休撫卹給付」兩部分，合計為教師年金；但在公私立學校任職，將造成相當程度的落差。根據工會計算，同樣在2016年進入大專校院的35歲助理教授，若是工作25年、年滿60歲，以正教授最高級薪俸退休，公校年金將超出私校年金接近三萬元。

任教於中正大學政治系的公校教師陳尚志表示，按照現行教師法令的精神，教師的待遇應該一致，但在退休所得方面，卻有著相當大的差別。陳尚志認為，這樣的退休落差，將在實際上造成教師跨校流動的困難：首先，私校教師為了向公校流動，必須追求更多的文章發表量，重研究輕教學，直接影響學生的教學品質；其次，有志於在私校任職的公校教師也無法向私校流動。陳尚志以自己為例，為了維持在公校的職位，並顧及公校退休後較優渥的退休所得，他非得來回於台北和嘉義之間。

此外，陳尚志認為，這樣的流動障礙，也使得教師群體的團結被分化；而是否能夠到公校任教的關鍵，又只在於「運氣」，也就是是否恰好有恰當的職缺，讓運氣決定接近三萬大專校院私校教師的退休待遇，他認為是「完全的不公平！」

對於目前官方提出的方案，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直言「感到非常不滿」。高教工會之前曾就私校教師所替率問題在年改會正式提案，但是年改會辦公室稱「有自己打算運作的內容」，完全沒有在委員會進行討論，使得私校教師繼續成為「年金孤兒」。

以所得替代率比較，同樣都是工作滿25年退休，公立學校教師的所替率高達六成；勞工以勞保和勞退合計，還有五成，但私校教師僅有近三成。林柏儀批評，在草案中官方聲稱各種身份都達到六成，但私校教師永遠達不到這個標準，才會衍生校園內各項問題。

為何在公私校之間有所替率的落差？林柏儀以圖表解釋，雖然在公保方面，私校公保可以達到公校公保的近三倍；但在退撫方面，因為制度的差別，讓私校教師採行個人帳戶制，將每一期的工資按比例存入帳戶，不同於公校教師採用的是「退休前最高的本俸」，才會產生這麼大的落差。

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表示，自即日起，高教工會推出「私立大專校院教師退休年金試算」工具，並邀請各公私立大專校院的教師連署，支持公私立學校退休所得的待遇平等。

關於所謂的「平等待遇」，林柏儀解釋，並非指讓公私立教師的待遇「直接等同」，而是需要漸進式的改進，具體上來說，則可從私校教師公保公式中的1.3％所得替代率，向勞工保險公式的1.55％看齊；或是讓私校教師退撫公式的12%，提高到18％。但不論如何，林柏儀認為，不應該放任這樣的公私校不公平待遇繼續存在。

隨著冷氣團一波波南下，台灣終於在2016年12月底邁入真正的冬季，而對低溫寒流最有感覺的一群人，當屬分佈於台灣各大漁港、來自東南亞熱帶地區的外籍漁工了。

台灣的外籍漁工幾乎都來自印尼、菲律賓這兩個「不知冬天為何物」的國家，因此許多漁工來到台灣後，常被海邊動輒不到10度的低溫凍得哀哀叫，極需要冬季衣服保暖。因此從2013年開始，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秘書長李麗華，就年年舉辦「募集二手冬衣給漁工」的活動，希望台灣民眾捐贈一些穿不到的冬衣，讓這些收入微薄、工作辛苦的外籍漁工們渡過一個溫暖的冬天。

前面三年中，捐贈冬衣給漁工的活動獲得張正、褚士瑩等名人大力宣傳，獲得不錯的成效，工會前前後後收到了近百箱的愛心冬衣，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秘書長李麗華笑說，之前活動最熱的時候，幾乎每小時都有快遞員送貨來辦公室。

去年活動結束後，工會約剩下五十箱冬衣，然而這一年之內有些舊漁工回國了、也有一些新漁工到來，李麗華便選定在12月中一個漁工不用出港作業的晚上，將庫存的冬衣發放給新來的印尼、菲律賓漁工弟兄，順便幫菲律賓漁工們舉辦簡單的小型聖誕派對。

領取冬衣嗨到爆    印、菲漁工開心換上新冬衣

日期選定後，南方澳的冬衣發放活動，就在12月16日晚上7點於工會辦公室（宜蘭縣蘇澳鎮華山路117號）舉行。當筆者到達現場時，小小的辦公室已經擠滿了菲律賓漁工，他們看到我後說了聲：「先生，晚安！」但手上挑選衣物的動作仍沒有停下來。

菲律賓漁工們挑選到喜歡的衣物後，個個面露喜色，有些人迫不及待、馬上把冬衣穿在身上；也有些人幫同伴代拿、裝了滿滿一個塑膠袋回去。雖然這些是台灣民眾不需要的二手衣物，但對他們來說，是一份來自異鄉的珍貴聖誕禮物。

等到菲律賓漁工們挑完後，辦公室又湧入了另一群人，他們是印尼漁工，當看到許多漂亮的冬衣陳列在眼前時，印尼弟兄們也露出開心的表情。由於印尼漁工的總人數比菲律賓漁工更多，也有許多人當時還忙著工作、無法親自前來挑選，於是這些印尼漁工們發揮同胞愛，大家齊心協力或搬、或扛、或載、或運，七手八腳的騎著腳踏車將冬衣帶回各自居住的漁船上發放。

等到印尼漁工鬧哄哄的領完冬衣離開後，留下來的菲律賓漁工們便搬出音響及麥克風，並把手機接上音源線，就變成了簡易型的卡拉OK，然後大家一邊用手機播放著音樂、一邊輪流拿起麥克風，唱起英文及菲律賓文的聖誕歌曲，慶祝即將到來的聖誕節。

雖然漁工們的父母、子女、老婆都在好遠好遠的故鄉，但這些終日與大海搏鬥的男人們，彼此早已發展出兄弟般的情誼，此時此刻能跟大家一同高歌，多少也讓思鄉之情稍微減少了些吧。

李麗華特別為今晚的聚會買了一盒蛋糕，她笑說：「吃蛋糕比較有過節的感覺啊！」就在眾人邊切蛋糕邊歡唱的氣氛下，漁工們渡過滿滿歡樂的一晚。當日活動結束後，李麗華繼續將剩下的所有冬衣，運送至宜蘭北部及基隆的漁港發送，同樣受到當地外籍漁工的熱烈歡迎。

宜蘭、基隆地區冬衣已足夠   下一階段幫助高雄、澎湖漁工

然而對台灣的外籍漁工而言，今晚的歡唱氣氛僅僅是他們的「小確幸」，因為再過幾個小時，他們依舊要搭船出港，回到海上跟低溫的環境奮戰，繼續為寶島居民帶回一船又一船的新鮮漁獲，而在這個時候，冬衣就是對他們最實際、最珍貴的禮物，每一位獲得冬衣的外籍漁工，都十分感念這股來自台灣社會的愛心。

李麗華指出，目前宜蘭、基隆兩地的外籍漁工冬衣都已足夠，因此今年募集冬衣的活動，將會幫助高雄、澎湖地區的外籍漁工，同時她也感謝位於高雄的漁業署，願意協助今年活動的收件及發放，想必南部、離島的漁工弟兄們，很快就能穿上來自台灣社會的愛心冬衣。

復興航空工會繼上街遊行、平安夜突襲總統官邸表達訴求後，今天（12/29）和資方召開第四次的大解協商會議，會前，工會於協商地點召開記者會，動員兩百多名會員集結在寒冬中，呼籲興航董事長林明昇出席大解會議，並要求員工有2.5到3個月薪資做為資遣的補償費用，再外加上30萬的行政費用。然而，此次會議仍然沒有達成共識，工會會後表示，資方仍然只願意按照先前的方案給付法定資遣費，以及給到1月22日的薪資，工會強調一定會抗爭到底。

興航執行長劉東明日前宣稱興航財務狀況極差，「無法繼續營運」，但工會指出，依照目前興航的財務報表來看，到9月30日為止，扣掉積欠銀行團等債權人的負債後，興航仍有57億淨值，扣掉10月到11月的虧損後，仍有將近50億淨值，與劉東明宣稱的財務狀況有相當大的落差，批評興航根本在「哭窮」。

而工會方面提出的補償費以及行政費的方案，加總起來也僅5億元，並未超出興航可負擔的範圍，顯示出並非興航沒錢，而是資方願不願意掏錢的差別。由於淨值涉及股東權益的分配，工會表示，根據年報記載，林家關係企業與林家親戚便佔據46.79%的持股份額，若以此比例，將有至少24億利潤回到林家手中，也因此工會認為被資遣勞工要求的5億補償金，僅僅是讓以林家為主的大股東負起經營錯誤導致公司虧損、勞工失業、生技經營出現問題的一部分責任。並呼籲林家若想維持名下數個企業，如國產實業、中興保全和復興航空的經營，就要善待勞工，才能永續經營。

留職停薪員工：中年失業 家庭經濟堪憂

今天的抗爭現場中，興航員工H小姐帶著孩子抗爭的身影，很難不引人注意。年資16年的H小姐受訪時感慨地說，辦理留職停薪的十幾位員工，本來都沒有在資方發放資遣費的名單中，「可能就打算放生我們吧」，是一直到工會向興航爭取，他們才成為最後一批領到資遣費的員工。「林明昇有錢買超跑，沒錢付勞工補償金」一直是工會抗爭的口號，也揭露了勞資之間的階級鴻溝；無良僱主的面孔，對應到有小孩要養的員工，接下來必須面對中年失業，與隨之而來的經濟問題，似乎就更顯諷刺。

H小姐表示，自己兩個孩子的教育費用加上保母費用一個月平均就要5萬，若非雙薪家庭，根本不可能養得了小孩。因為空服員工作的特殊性，飛機上的氣壓影響，多數空服員會在懷孕兩個月之前便申請留職停薪，H小姐申請留職停薪至今已經將近兩年多，中間除了勞保給付的育兒津貼以外，都處於沒有收入的狀態，聽到公司要關門的消息時，她說心裡沒有真實感，覺得復興航空即便沒有華航、長榮那麼大間，但也算是穩定，「怎麼可能說關就關？」

原本家中經濟有她與先生的兩份薪水，支付兩個孩子的花費還算可以接受，幾個同時期留停照顧小孩的空服員同事，也相約差不多是時候一起回去上班，沒想到卻變成一起失業。問到未來的打算，H小姐說，要再找空服員方面的工作不太有機會，因為資方通常會比較想要錄取年紀輕、20出頭歲的空服員，對於已經邁向40歲的她而言，可能就只能找一個一般的行政工作，領每個月2萬5至2萬8的薪水，相比空服員時期，薪水減少了一半；留停以後，家中經濟壓力已經增加不少，現在又面臨失業的處境，狀況更堪憂。她提到另一位也有小孩的同事，聽聞公司關廠後，第一個就是先停掉家中小孩的安親班，因為少一份薪水，付不出來。

另一名年資17年的空服員A小姐，也正在留職停薪的階段，同樣帶著幼齡小孩出來抗爭，對於未來則說「還是要正面思考」，她提到，自己本來也就對空服員這份工作稍有猶豫，因為空服員最長可能四到五天不能回家，「還是會放心不下小孩」，現在又遇到失業，預計會去職訓局看看有沒有什麼專業技能可以學，「學廚藝也不錯，可以煮給家人吃」。

陳映真走了，帶著心上無法癒合的傷口，他戀戀不捨地走了。最後十年，映真再度入獄，這次的獄卒不是曾經關過他七年的國民黨，而是他自己的軀體。無法說話，不能提筆，只能轉動一汪淚水中的眼珠，忍痛情感思維和身體的禁錮，熬下去，無非是期盼科技奇蹟開啟監牢的那一天，想為人間再盡一點心力。

認識陳映真是從他的小說和評論文章開始，而與他面對面相會，卻是經由「西班牙內戰」這個題目。這場震撼世界良心的內戰，始於1936年，曾經吸引了四萬多位來自54個國家的志願者，去幫助西班牙人民抵抗法西斯。而寧遠和我很幸運地發現還有中國人志願參加，於是把寫成的幾篇稿子和照片帶給《人間》雜誌，陳映真歡喜收下，於1989年2月登出〈¡No Pasarán!〉（不許法西斯通過）特輯。映真為了保護我們，還為我們的文章編出幾個筆名。

到了2000年，我們研究中國人參加西班牙內戰的歷史到了一段落，寫成《橄欖桂冠的召喚——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書稿。映真對這段世界理想主義的歷史非常喜愛，花時間和我一起挑選照片，那張山東大漢劉景田在戰場抬傷兵的照片，經他美工修飾，成了一張搶眼的書皮封面，2001年《人間》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

這個冷門的題目，乍看下，是一場西班牙的戰爭，似乎跟當年台灣轟轟烈烈的黨外運動和社會運動沒有什麼相干，而映真卻看到歷史貫穿下的理想主義的聯接，為了正義，不顧一切地衝上前去，不計任何代價，甚至是自己的性命；而30年代那批自願奔赴西班牙參戰的異鄉人，更拓寬了理想主義的視野，超越種族和國界，活出四海一家的願景。

思想陳映真，便想起他待人的敦厚樸實、他震撼心靈的小說、和他堅持的理想主義精神。 1982年他在《雄獅美術》寫過一篇〈如果我能從頭來過……〉，這樣勉勵自己：

為藝術長時期辛勤、勞苦、堅忍地工作，不為暴至的虛名和金錢利益改變志節，也不為長久的寂寞稍受挫折；盡最大的才能和體力，創作出鼓舞被挫敗的人，安慰受侮辱的人，振起失去勇氣的人，並且為光明、幸福與公理高歌──這樣一種藝術作品，使我們民族和人類全體的心靈，更加的豐盛…。

這正是他創辦《人間》雜誌和《人間》出版社的初衷。這番理想主義的精神和行動，曾經影響了幾代的台灣青年。

映真過世後第二天，新北市依然下著雨，我來到當地市立圖書館7樓看《人間》特展。這是國家人權博物館和圖書館聯合主辦，從8月底就在此展出。一個巨大的陳映真半身像迎接著訪客，來看這一方透明玻璃屋的展覽。玻璃上裡裡外外貼滿了《人間》的圖片：原住民、勞工、婦幼、環保以及當年手工排版的印刷底板「網陽片」，屋內是成排的《人間》雜誌合訂本全集和陳映真全集，一面電視熒幕上，《人間》同仁訴說著人間的故事。我駐留了一個上午，捨不得離開。

在特展張貼的總言，這樣介紹陳映真和《人間》雜誌：

陳映真先生是文學家、社會運動家、也是政治受難者，他所創辦的《人間》雜誌在台灣文化和社會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面對全世界，胸懷兩岸，以黎民百姓的福祉，美麗乾淨的家園，為終身奮鬥的目標。

總言結尾寫道：

回顧了30年前重大的社會人權事件，反映《人間》雜誌推動社會進步的種種努力。即使到了今日，最近的反核運動，文化工作者齊柏林所拍攝的『看見台灣』記錄片，以及大陸記者柴靜製作『穹頂之下』，均反映了自然遭到工業破壞的事實和憂慮，這些持續性的問題，甚至於勞工人權問題不斷披露，更印證了30年前，陳映真和《人間》雜誌所扮演的先驅者角色。

映真的遠見，不止於此，他的筆鋒更直指污染人心和環境的源頭──跨國資本企業。 1975年出獄後，即寫出《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等作品，憂心在跨國資本的誘惑和掌控下，人心異化，人將淪為消費文化的動物，湮滅了自己的歷史，成為跨國資本政經爭奪戰裡的一顆棋子。

映真擔憂跨國資本獵取人心的技倆，如果沒有自覺的警惕，連政治犯家庭也不能倖免。在小說〈趙南棟〉（1987）裡，映真描述政治犯的兒子趙南棟的哥哥在一家跨國藥廠當經理，在業績和利潤的盲目追求下，「他的少年時代對進德修業的生命情境的嚮往，於今竟已隨著他戮力以赴，奔向致富成家的過程中，崩解淨盡了。」而在他的呵護溺愛下，弟弟趙南棟「讓身體帶著過活」，吸膠沉淪了。

那麼摸索社會主義實驗的彼岸，能否抗拒跨國資本無孔不入的侵蝕？ 1982年映真在小說〈萬商帝君〉裡，藉由Alpert教授這麼預言：

「不消多久，我們多國籍萬能公司的萬能的管理者的巧思，將逐步把中共資本主義化。…我來此知道台灣有一句話：『反攻大陸』。先生們，我認為這完全是可能的──不是用戰士的生命和昂貴的鎗，而是用我們多國籍企業高度的行銷技巧、多樣、迷人的商品。」

海峽兩岸如此，世界亦然。即將登基美國總統寶座的億萬富商唐納·川普，早在34年前映真就為他這樣的人取了一個貼身的封號：萬商帝君。

多年來，華爾街的跨國資本金融體系，扶植豢養代議士，推行為跨國資本家謀取暴利的政經、文化和戰爭，大肆榨取第三世界的資源和勞動力。 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房屋泡沫，失業纍纍，貧富鉅差，敲響了資本主義的警鐘。美國夢碎，民怨四起。始作俑者正是像川普這樣跨國資本貪婪無止的壓榨，而川普卻下賭行銷，將它歸咎於移民搶飯碗，痛批商稅過高、環保太嚴，以至於企業出走國外。在「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商標下，萬商川普，拋棄代議士，親自出馬競選美國總統，居然成功地拐騙民主，成為直接駕馭美國的帝君。

如果映真在世，定會大聲疾呼。同樣面臨經濟蕭條，1930年代德國人民推崇納粹黨，期望重振國威，希特勒出任總理，發動了二次大戰的浩劫；而今，為了重圓美國夢，美國人民選出萬商帝君川普為總統，這個唯利是圖的萬商、高傲偏見的帝君，將會對人類和地球做出如何不可逆轉的致命傷害呢？

就在這個濕冷的冬天，映真走了，留下了他一生為了構築公平正義的人間所撰寫的作品、所踏過的腳印，也留下了他對中國社會主義實驗的焦慮。多少來自世界各地的理想青年曾經放棄一切來到貧窮的中國，參加建設社會主義新世界，也是映真心目中「曾是第三世界被壓迫人民改造自己社會的『參照』對象」（2001年〈樂園：渴望的和失去的〉）。他憂心在中國開放改革體制下出現的社會矛盾，「社會主義公有體制的經營和管理如何受到資本主義積累規律的左右。」映真不願意失去他渴望的樂園，那不僅「因為是祖國的緣故」，更是為了全世界被踐踏的人被摧殘的地球。他深切期待活著的人，認真地分析批判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摸索出一條可行的社會主義新模式。

送別映真，在這個濕冷的冬天。沒有陷入深沉酣睡的人們，仍然能夠感受到映真對受苦人間摯愛的溫暖，和他對人間大我的堅信，給活著的人帶來生的勇氣和希望。

年金改革進入「分區座談」階段，今日（12/31）下午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在交通部舉辦首場分區座談會議，團結工聯帶領旗下各工會共數百人前往抗議。勞團直批，這次年金改革暴露三大問題：包括缺乏基層勞工與工會幹部參與；假「改革」之名，行「砍年金」之實；同時也質疑政務委員林萬億不斷片面放話、主導年改會走向。勞團認為，目前行政院年改會辦公室釋出的草案，不但不符合勞工的需要，更讓勞工的老年退休生活毫無保障。

按照蔡英文政府的年金改革計劃，經歷過二十場的「年金改革委員會」後，接著就是北中南東四區域各一場的「分區座談」，由官方主動邀請專家學者、職業別團體、政黨、政府部門和公民團體代表加入討論。首場分區座談今日於台北舉辦，明年一月將陸續舉辦其他三場，最後回到台北舉行大規模的「國是會議」，並預期在二月到四月間提出改革草案，在蔡英文上台滿一年的五月底前，送入立法院審議。

勞團不滿地批評，這次分區會議，勞團只有少數人能夠入場參與。桃園市產業總工會顧問毛振飛表示，今日開會的會議通知單，直到12月28日才送到他手上。他打電話詢問時，年改會承辦人員竟回應「（參與會議時）你不代表工會，你只代表你個人」，更表示他之所以能參與會議，是「婦女團體推薦」的。毛振飛質疑，為何工會幹部參與年金會議，竟只能代表個人？

此外，勞團也批評，今天到場的代表必須要抽籤發言，每人發言時間僅有一分鐘不到，根本無法充分表達意見。此外，官方更秘密篩選並邀請與會者，顯示早已有特定改革方向，發言表達意見也無法動搖，勞團痛批這根本就是「假民主，假改革！」

在日前年改會釋出的年金草案與修法方向中，勞工團體也直批是「繳多、領少、延後退」，造成人民退休所得與生活尊嚴的打擊（相關報導）。台南市產業總工會秘書長黃育德表示，2009年勞保年金化，四年後勞保危機爆發，勞團曾前往總統府丟番茄砸蛋。當時，國民黨政府就曾推出「調降所得替代率」的勞保改革，而勞團的口號就是「給付不降，基本保障」。

上一次的年金改革並未成功，各大社會保險基金的危機仍未解除，但是這次政府端出來的改革方案，卻比上次更糟。勞團認為，2009年的改革已經充分，無需再以「改革」的名義，改惡勞保年金。

在整體勞工之中，有部分的勞工群體，特別容易受到勞保年金改惡的嚴重影響。環保工聯理事長蘇嘉源表示，最基層的清潔人員，在60歲退休後往往過度操勞早逝，年金頂多領到62歲。按照現在林萬億的草案，往後延遲到65歲退休，對清潔人員而言絕對不利。

勞動黨主席羅美文批評，這次的年金「改革」，反映蔡英文政府對內聽任資本家差遣，改惡法定勞動條件，一心想降低資本家的成本負擔；而對外，蔡政府在目前中美抗衡的局勢下，選擇親近美國，在美國的要求下，將購買軍備的費用提高到百分之三以上，卻不將經費投入勞動事務，捍衛勞工的權益。羅美文呼籲更多抱持理念的年輕人投入年金改革在內的工運議題，才能打破持續惡化的現狀。

台灣左翼作家陳映真11月22日辭世，昔日從事政治及社會運動的戰友、文藝界朋友共同籌辦了陳映真紀念會，今天（12/31）下午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現場兩百多個座位座無虛席。曾在白色恐怖年代資助陳映真辦雜誌的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代表陳明忠感性地問道，在台灣接觸過左統思想的、讀過《人間》雜誌的人，「誰會忘記陳映真？」他改編老政治犯熟悉的《安息歌》說，「映真同志請你安心的走吧！你留下的文字照亮著路，我們會繼續向前走！」

紀念會中，許多陳映真在生前不同階段的老友都出席，包含陳明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呂正惠、中國統一聯盟創盟執委王曉波、勞動黨主席吳榮元、作家黃春明、陳若曦等陳映真生前好友，皆一一述說過去與陳映真的交往與互動，場面感人。呂正惠表示，陳映真一方面是台灣左統派的領袖，又是文壇知名作家，紀念會的安排也兼顧了他在這兩個方面的朋友。

老同志回顧昔日交往

陳映真曾參與創辦《夏潮》、《人間》等重要左翼刊物，陳明忠憶述，1976年蘇慶黎、陳映真等年輕左派要辦雜誌，他掏錢贊助，剛剛把籌集到的第一筆款項交給陳映真，隔天就被捕入獄。後來陳明忠在綠島牢裡看到《夏潮》在《中央日報》上刊登了創刊的廣告，當時同在綠島受刑的政治犯林書揚也非常敏銳，光看到小小篇幅的廣告就嗅到這刊物「有底」，陳明忠當時立刻告訴他，「這就是我們自己的雜誌！」作家藍博洲認為，這是做為小說家的陳映真的策略與機靈，當年刻意在《中央日報》上刊登廣告，要讓獄中的政治犯知道雜誌創刊了。

吳榮元曾被判死刑入監綠島，有過一年時間在獄中與陳映真接觸的經驗，「他很隨和，很親切，與人為善」。吳榮元表示，陳映真傳承了上世紀30年代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以魯迅為代表的文藝路線，代表民族對個人尋求自我解放，喚醒民眾、喚醒社會共同認識危機、自強奮鬥的現實主義路線，反映了社會與現實條件，為弱勢代言，伸張公義，文以載道，「陳映真的文學和政治，是同樣的社會觀、價值觀、歷史觀、世界觀下所形成的社會實踐。」

堅持社會主義與民族統一

學者王曉波指出，陳映真既是一個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也是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他的文學更被徐復觀稱為「海峽兩岸第一人」。

王曉波表示，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對台灣一些左統派的衝擊其實很大。過去信仰的社會主義中國，怎麼一下子被定調成「十年浩劫」？前幾個月還在喊「打倒鄧小平路線」，後幾個月就變成「粉碎四人幫」，這些歷史的變化，讓當時台灣的左統派思想跟心理上都受到震動。

「台灣左統派不是沒有過心靈掙扎和思想鬥爭」，王曉波回憶當時曾邀陳映真、陳明忠到他家談論這個問題，三人談了一整夜，商討究竟「要統還是要左」、「如果是沒有社會主義的統一，還要不要統？」大家有意見不同，直到最後，陳明忠才綜合了大家意見，提出「我們有兩支神主牌，一支是左、一支是統，兩支都不能放！」

王曉波說，許多海外左派一直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抱持懷疑，但中國崛起讓七億人脫離了貧窮，從全中國81%文盲到今天降低到4.02%，讓人民脫貧、識字、受教育，「這不就是社會主義與人道主義的內涵嗎？」

此外，王曉波也說，在六四事件後，陳映真曾率領訪問團赴大陸見當時的總書記江澤民，提出十條建議，包含不可株連無辜、不可株連海外留學生，提出學生、群眾無罪，不可秋後算帳等建議，「陳映真為了中國大陸的穩定，還曾經做過這種事，但大家都不知道。」

陳映真的超越性與不合時宜

作家黃春明表示，在他和陳映真成長的那個窮苦苦悶的時代，陳映真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雖然有一點浪漫，但也因為他的浪漫，才會對年輕人深具感染力，但他並沒有止於浪漫，他用自己的政治行動去實踐左翼理想，這也讓他兩度被捕。

除了文學方面的成就，學者施淑也肯定陳映真在思想和學術方面的成就，比如陳映真所寫的〈「鬼影子知識分子」和「轉向症候群」──評漁父的發展理論〉等論文，她認為是「石破天驚的」，每年都會要求學生讀。施淑說，日前她到北京參加陳映真在八寶山公墓的告別式，靈車經過長安街時，突然想起周恩來去世時，詩人李瑛寫的悼念詩句：

車上——躺着一個
真正的生命，
車上——躺着一個
人民驕傲的兒子。

施淑說，她相信陳映真的文字不會貶值，陳映真的理想也會繼續傳承下去。

作家葉芸芸則引述王安憶在《烏托邦詩篇》對陳映真的感念：

陳映真使我產生對消費主義社會的抵抗力，但是20年來我一直追索著他，只是染上了他的失望。

葉芸芸表示，80年代大陸告別革命，開始反思激進主義並擁抱發展，陳映真誠然是不合時宜的，「他的孤獨是因為他遠遠地走在前面，他對歷史時局的敏感從不被當代人所理解」，而他對第三世界的認同與關懷，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跨國資本主義的批判，不僅是對台灣，而且對全人類都具有深刻意義。

雖然知道陳映真臥病在床已經好多年，但是聽到他去世的消息，還是非常震驚和悲傷，為了這個勇敢的戰士離我們遠去而不捨，也不免會想到陳映真維護正義的精神和對民眾深度的關懷是否也會從此遠離我們？

陳映真和我是同輩，但是在多年前，他在左派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走在前面，記得他曾經說過早在1960年代中蘇共論戰時，他就躲在被子裡聽中國廣播的《九評》。我覺得自己一直是跟著其他晚輩朋友被陳映真帶著走的。我說這話是誠心的，2015年10月我回台灣時接受陳光興和他工作室人的訪問，這些年來，他們借用訪問的方式來整理台灣的左派歷史。因為接受訪問，我就去回想年輕時候我在台灣的生活。我這樣說：

從那一段我生活的環境來看，大多數1950年代生活在台北的外省人對台灣社會的各個階層幾乎完全沒有接觸，生活在台北，我的生活範圍極為狹隘，就是學校裡的幾個同學，往好處說是單純，但實際就是無知和愚昧。我跟陳映真和一些當時其他進步的年輕人是同輩，但是在思想的成熟上卻完全沒辦法與他們相比，落在他們後面太多了，他們的思想成熟，對社會上的一切觀察敏銳，對當時的各種議題都有批判的能力，而我一方面跟社會隔絕，再加上對女性來說，思想和行為上受傳統思想的束縛也比較深。

1950年代時台灣還沒發展「出口導向」的經濟，但是韓戰之後，台灣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對美國的全面依賴卻已經很清楚。我們那一代中多數的年輕人腦子裡除了硬塞進去的官方的禮、義、廉、恥的教條外，就是西方主流中最庸俗的文化。那時台北的年輕人好萊塢的電影看多了，男生迷於美國西部武打片裡的牛仔，女生則傾心於好萊塢愛情故事裡的俊男美女，我們的腦袋裡就裝了這些垃圾。

記得1970年代初時（我那時已經生活在美國，參加過讀書會，開始有了反省的能力），有一次在一個親戚家作客，那家的男主人（1950年代從台灣出來的）跟他的兩個年幼的兒子說，「來，我們去地下室去玩cowboy殺印第安人的遊戲！」他說得那麼自然，完全沒有意識到為什麼自己會如此認同美國西部牛仔。我心裡想，你跟印第安人有什麼深仇大恨呢，甚至要自己的兒子也去殺他們呢？

那時的陳映真早已看到這種殖民文化對台灣社會深遠的影響，他已經深刻地認識到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必須要能認識自己的歷史和自己的文化，才可能有獨立的思考和反省的能力，而且他不僅只是停留在認識的階段，卻是要從實踐中喚醒生活在台灣的年輕人，這就是為什麼他致力於發展台灣的鄉土文學。

陳映真和幾個與他有共識的年輕人，像唐文標等提出對台灣當時的思想、文學、和藝術的批判，他們從分析台灣社會的性質來批判台灣在文化和思想上的無自主性，並指出因為遺失了自己的文化，所以許多知識份子無條件地、膚淺地、沒有批判地接受了西方當時流行的文學和藝術。在樹立起鄉土文化的過程中，他們受到主流文人的排斥和污衊，但是他們並不退卻。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文學上和藝術上的建樹，他們的努力幫助了知識份子解放思維，孕育了新的意識形態的發展。

我們都知道陳映真至誠的愛國情操，記得有一次聽他說他為自己能夠繼承中國的文化而感到幸運，但是他卻絕對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的心懷寬大，同情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難的人，他堅決反對新舊殖民主義就是從對世界受壓迫的多數人的立場出發的。

從他主辦的《人間》雜誌裡，可以看出他帶領著年輕人去調查台灣都市和農村每個角落的勤儉、忠厚，但是不常被人關注的工人、農民、漁民、礦工、和都市小販， 也關心著生活艱苦的原住民。《人間》也深度關切台灣環境污染對人造成的傷害，反對台灣核電的使用。《人間》不僅對台灣的大眾關心，同時也關心世界各地受壓迫的人民和他們的反抗與鬥爭。在陳映真身上找不出絲毫的大國沙文主義的影子。陳映真對各國的大多數受苦人民的關心促使他與這些國家領導抗爭的左派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我就是看了他對韓國運動的報導，而決定去韓國看看，並且去找他給我寫了介紹信。

陳映真除了在文學上的造詣外，他還不斷探討一個國家該如何發展它的經濟才可以造福這個國家的人民，我們可以從他寫的〈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讀何新〈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1991年）的文章中看出他在苦苦地思考這個問題。他在文章中清晰地敘述了多數的亞洲國家如何在殖民地的欺壓下陷進了無法發展的陷阱，使它們的人民承受困苦和災難。在文章中陳映真肯定中國在1949革命後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枷鎖，在帝國主義長期封鎖下走獨立自主發展的道路。他更認為中國「自居於第三世界，堅稱反霸而不稱霸，對更貧困的國家給予最無私的援助，這猶是中國昨日的生活和信念。」但是他說在改革開放之後，似乎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份子失去了這樣從第三世界看世界的視角，使陳映真痛心的是1980年代之後，美國、歐洲和日本用文化交流為藉口，對中國知識份子進行「高效率、精密的洗腦」，於是塑造了一批批和台灣1960年代和70年代相似的「買辦菁英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人民日報》出現了一篇何新與日本經濟學者矢吹晉對談的〈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陳映真有感而發地寫了上面這篇評何新的文章，他說「何新把一個社會的發展與不發展，突破了在一國之內的框架上思考的方式，而提到世界資本主義機制的框架上，找到參照思考的角度。」陳映真認為何新能夠從第三世界人民的觀點來分析一個落後國家不發展的原因，而這樣的觀點就是中國革命之後到改革開放之前一直堅持的觀點。在這不久之後，中國積極地加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來發展加工出口的經濟，這個視野很快地又消失了。

重讀陳映真這篇文章不得不聯想到，這十年來中國的一些向外發展的政策，包括由中國發起的「亞洲基建投資銀行」和借著「一帶一路」對外擴張的政策。官方為了這樣向外擴張的政策取得輿論上的支持，啟動了知識份子來為它找合理性，把這樣的發展說成是為了增強與第三世界的聯繫。但是我們必須認清當前中國的這些作為是為了擴張它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影響力，而不是從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出發，這樣的政策和社會主義時代中國對待第三世界的政策有本質上的差別。

曹征路跟陳映真一樣是一位傑出的現實文學作家。陳映真看了曹征路寫的《那兒》後，讚許說，「台灣產生不了像《那兒》的作品，也產生不了像曹征路這樣的作家。」《那兒》是寫一批在國家工廠工作的工人，在改革中廠子被迫出賣後所遭受的淒慘生活。的確，不管台灣的工人如何在「出口導向發展」中遭受到多少的剝削和不平的待遇，但是還是不能和許多大陸工人所經歷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相比，不同的社會也就產生不同的現實文學作品。

曹征路的文學作品很多，他在《曹征路文集─中短篇小說選》的自序中說，他寫小說的態度是忠實地把他經歷過的時代變遷紀錄下來。曹征路用他的筆真實地、深刻地記錄了中國大陸工人從主人變成奴隸的痛苦經歷。 他不僅寫大陸的工人，他更生動地描寫了現今中國社會中各階級和各階層的思想狀況和生活動態。他用生動活潑的手筆描繪社會上層人生活的糜爛、道德的敗壞，這些人為了錢，為了權，不顧一切瘋狂地往上爬，包括最高學府中的那些高級知識份子，也都放棄了一切原則，為了爭名奪利而無所不為。他也描繪了社會底層人在生活上的掙扎，遠離家鄉的農民工，日以繼夜地超時工作，也僅是為了每月能給家裡寄回三、四百元，而一個有錢的老闆為了打發他的情婦，不惜花掉四百萬人民幣。

中國大陸的這些轉變都使得陳映真感到非常痛苦和失望，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他明確地表示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失去中國自己曾有的視野和獨立思考的能力，而全盤接受外來的殖民意識形態。我們這些從認識中國革命和目睹社會主義建設成長起來的左派也同樣感到痛苦和失望。當初那麼多革命戰士為了國家、為了人民流血犧牲，幾十年後社會卻又回到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境地，迫使我們不得不去探討這樣變化後面的原因。

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封建制度，雖然解放後的土地改革將封建的物質基礎從土地裡連根拔了起來，但是在新建起來的意識形態裡卻無法根除遺留下來的封建成份。中國歷經百年帝國主義的侵略，解放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給中國人帶來自信和自豪，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就必須與世界資本主義接軌，從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依附也必然使沒有清除乾淨的買辦文化死灰復燃。這些還只是意識形態上問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上也存在各種問題，所以雖然幾十年來眼看著社會在後退，卻讓我們從這樣的變化中認識到創造並鞏固一個嶄新社會的困難，而這次的反覆應該說是不可避免的。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是一個永恆不變的真理。因為受壓迫的廣大群眾不斷反抗使得人類從奴隸時代進步到封建時代，再進步到資本主義時代，更進步到社會主義時代。我們雖然因為社會主義發展受到阻礙而痛苦和失望， 但在此同時也看到資本主義持續不斷且越演越烈的危機，更進一步肯定只有共產主義才能解放人類。在資本主義矛盾廣泛擴張和深度發展下，民眾的反抗也一定會更進一步向前發展，在中國、在世界各地，社會主義的未來是可望可及的。

我們只要不放棄我們的理想，看清我們的方向，釐清我們的思想，不斷地、頑強地與邪惡的反動勢力鬥爭，陳映真的精神不但不會離我們遠去，而且在未來漫長坎坷的路上會與我們同在，不斷給我們支持，給我們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