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總統府春聯「別出心裁」，選用賴和1915年的詩作〈乙卯元旦書懷〉前兩句做為賀詞：「自自冉冉，歡喜新春」，總統府12月30日發出的新聞稿還特別強調：「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總統府印製的春聯文字取自台灣文學」。不過，台灣文學館長廖振富隨後在臉書發文（現已刪文）質疑「自自冉冉」應為「自自由由」之誤，認為前者是「前所未見且語意不通的詞」；作家張大春與學者須文蔚等人也提出類似的批評。究竟是「自自冉冉」還是「自自由由」在網路世界引起兩派對立，這個發展卻也符合當代台灣特色：任何是非問題終究會被吸納進藍綠格局底下的政治鬥爭。

根據賴和的手稿，其原意應是「自自由由」。總統府把寫錯字的責任丟給賴和基金會，指稱其所本是該會出版品印為「自自冉冉」，還一本正經地在新聞稿裡為「自自冉冉」賦予「國家漸進改革、穩健轉型的意象」，遭外界砲轟「文過飾非、屈辱先賢」。其實，「自自冉冉」的寫法並非總統府所創，將錯誤都指向總統府便顯得過於嚴苛。2009年北京台海出版社出版的《賴和詩文集》，收錄該詩也是印為「自自冉冉」。因此，顯然最早根據手稿辨識的研究者，就將「由」認成「冉」，從而以訛傳訛，被兩岸不同版本加以收錄，又被其他研究者在此基礎上擴大解釋。

更重要的是，執著於「由」或「冉」，無助於我們去理解總統府此番用心良苦的政治動機，也無助於重新去認識長期被政治剪裁的歷史脈絡。當然，總統府特別選用台灣前輩作家的詩作，應該是值得肯定的。不過，總統府刻意透過春聯的形式突出「台灣文學」，恐怕還是有著精密的政治算計。長期以來，「台灣文學」被特別強調其中的「非中國性」以及歷史特殊性，追溯到陳水扁執政時期各大院校廣設台灣文／史學系所，就能清楚地看到「台灣文學」是新興國族建構工程裡不可或缺的文化陣地，且某種程度上更與思想意識形態陣地的「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讚美論」互為表裡，相輔相成。

總統府選用賴和的作品，或許沒有注意，也可能是刻意忽略賴和在日據時期台灣人民反日解放鬥爭中所具有的歷史意義。無論原作是「由」是「冉」，賴和無疑是日本殖民統治文化改造動員之下，堅持寫漢文、作漢詩的代表人物，其作品的關懷永遠站在受苦的底層人民立場，對抗殖民地官商政經的剝削體制。

不只是賴和，我曾聽一位高中老師提過一位計程車司機告訴他的故事。這位司機大哥說，他阿公教他爸爸漢字、漢文都是利用深更半夜，把漢字寫在裝番薯的麻布袋內層來讀，天亮以前再把麻布袋翻回來；萬一被發現偷學漢文，一定被會抓起來關，教的人還會更慘。這位司機先生父祖輩們在日據時期冒險教習漢文的故事，正好印證了日本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對台灣人的判斷：「關於本島人的民族意識問題，關鍵在其屬於漢民族系統……屬於此一漢民族系統的本島人，雖已改隸40餘年……其不輕易拋除漢民族意識……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於拂拭，乃是不爭之事實。」

總統府的新聞稿，將賴和尊為「台灣新文學之父」，卻沒有交代清楚「台灣新文學」在歷史上的定位與價值。1948年楊逵在《新生報》「橋」副刊發表〈「台灣文學」問答〉一文，明確指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台灣文學是與日本帝國主義文學對立」。在此歷史脈絡下，日據時期的「新文學」的意義將更為明顯，首先，它主要是以白話漢語為創作形式，而非方言拼音；其次，台灣新文學的思潮是與當時中國大陸五四運動為精神連帶，旅居北京的台北人張我軍就被認為是將「五四火把」引回台灣的「先覺者」。

1947年歐陽明發表在《新生報》「橋」副刊的文章〈台灣新文學的建設〉，就高度評價了賴和等台灣新文學作家，認為其作品體現了「歷史的社會革命價值」，他指出：「台灣文學的第二階段，是一個新舊興替的扭轉期，是一個台灣的『五．四』新文學運動，它隨著本島台胞民族解放革命鬥爭，高漲的激勵的轉變而轉變。同時也受祖國新文學運動的影響和刺激，因而以新文學革命的姿態去批評揚棄了過期的台灣舊的民族文學，加以新的發展」，依此便可釐清台灣新文學的性質，以及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

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可以說是萌發於反抗殖民運動，成為文化戰場的一支重要隊伍。歐陽明在文章中強調：「台灣反日民族解放運動使台灣文學急驟的走上了嶄新的道路。它的目標是要求『民主』與『科學』。這目標正與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不謀而合地取得一致。這說明了台灣文學運動與台灣反日解放運動是分不開的。」台灣前輩作家王詩琅1978年的文章〈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生成及發展〉，也有接近的評價：「台灣新文學是孕育於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以反日新文化運動一支派生隊伍出現；因此，他的基調本來就具有民族思想和民族意識，況且初期是在五四運動影響下以白話文為寫作工具，性格極為明顯，日當局忌嫌他們的民族思想，毋寧說是當然的。」這場具有反抗性質的文學運動，賴和與楊逵等作家是其中戰鬥不屈的實踐者，其後所彰顯出來的人民立場與抵抗精神，更是延續到光復初期台灣的左翼運動，由於當時的歷史與社會條件，又促使與全中國的反戰與革命運動結合為一。

賴和文學作品所代表的民族性與反抗性，反而打破了台灣國族建構政治需求下的「台灣文學」假象，也顛覆了這張春聯背後的政治目的。這次挑起戰火的台灣文學館長廖振富，後來在臉書改口肯定總統府，並稱：「我們應該思考：為什麼大家對台灣文學這麼陌生？……遠因就是數十年的大中國教育，大家都沒機會接觸台灣在地的文學。大家都是受害者。」這段真心的告白，表示當政者並不在意歷史真相，也無視於賴和真正的精神，靠著想像就把賴和推出來當「台灣文學」的門神，反映了賴和對當政者來說不過只是一個符號而已。

一張春聯，透露出了歷史的不幸。問題並不在於稻草人式的「大中國教育」，而是在於長年以來為了打造「新而獨立」的國族，不惜站在殖民統治者立場扭曲歷史的結果，以拋棄真實主體性的方式，來滿足對於虛假主體性的渴望。

一例一休制度上路，究竟能不能確實讓勞工有感？勞動部長郭芳煜上週在立院備詢時，針對勞工在休息日若無法出勤是否必須請假等問題，回應要再研議，一周內會做出新函釋。「工鬥」等勞團今天（1/3）上午赴勞動部抗議，針對一例一休實施以來的種種亂象提出諸多問題，但勞動部仍未有具體回應，只重申將在本周四（1/5）前綜合各界意見提出新函釋。

勞團指一例一休制度有漏洞

勞團列出一例一休制度上路後目前仍待解的多項問題，包含：（一）休息日如何換休；（二）勞工休息日不出勤是否須請假；（三）變形工時應重新協商；（四）休息日究竟是「連續二十四小時」還是「一曆日」等等。

工鬥成員郭冠均指出，蔡英文政府聲稱休息日出勤會增加勞工加班費，休息日出勤工資是正常日的1.57倍，但許多資方要求勞工在休息日出勤，根本不給加班費，而改用換休來彌補，「如果換休是一日換一日，休息日加班費增加的說法根本是謊言！」郭冠均強調按照加班費計算標準，休息日出勤的換休，也應該是換1.57天，但勞動部還沒有明確政策方向與解釋。

勞動部長郭芳煜上週四（12/29）在立法院備詢時，針對休息日勞工不出勤，或者出勤未滿八小時是否必須請假，承諾在一周內做出新函釋。郭冠均質疑，休息日原意就是要讓勞工休息的，出勤是「加班」，如果最後讓勞工動用自己的事假才能夠不出勤，「難道不是用行政解釋把休息日解釋成工作日？」

郭冠均痛批，蔡英文政府為砍七天假強推一例一休修法，但一上路就發生這麼多爭議，顯示政策草率，「完全沒做好準備」。

休息日 「連續二十四小時」或「一曆日」

此外，休息日的「一日」，究竟是「連續二十四小時」或「一曆日（零點到二十四點）」，這將影響勞工能否休到「完整的一天」。

以近日頻頻抗議的台鐵為例，我們之前曾經報導過台鐵的「日夜休」三班制，在班與班之間雖有二十四小時間隔，但卻從來休不到「完整的一天」，台鐵產業工會秘書蕭農瑀表示，一例一休通過後，台鐵員工還是得不到完整一曆日的休息日，台鐵甚至把休息日跟例假日都指定在勞工「休班」時，讓勞工領不到加班費，直呼「台鐵員工既沒休到假也沒領到錢」。

蕭農瑀解釋，台鐵「日班」是上午七點半到晚間七點半，「夜班」是晚間七點半到早上七點半，第三天名義上是「休班」，但當天的上午零點到七點半間，都屬於前一天「夜班」的時間範圍，「台鐵就是這樣讓員工全年無休出現在車站，每天都在上班」。蕭農瑀表示，工會訴求每七天至少要有一個完整一曆日的例假或休息。

勞動部今日未直接回應勞團訴求，勞動條件司專員王雅芬出面回應表示，有關換休、休息日請假等問題，勞動部將一併於本周四前做出新函釋。至於休息日屬 「連續二十四小時」或「一曆日」的問題，王雅芬表示，休息日原則上採「一曆日」，「但若是『規律性輪班』的話，用『連續二十四小時』也是OK的，沒問題。」

六年前，身為國產實業集團林家第三代的林明昇，接下了復興航空董事長一職，被譽為最年輕的航空董座。據媒體報導，林明昇有十多輛超跑，當中有數千萬元的限量超跑，也因此，有航空業者認為，他的事業跟他熱愛超跑一樣「超速」，興航擴張太快，導致人員後勤與模擬訓練等跟不上，造成興航意外頻頻。從11月22日無預警倒閉開始，興航工會抗爭至今已經一個多月，林明昇未曾現身，都說資本家只顧盈利對勞工無情，這位年輕企業家林明昇也可說是做了最佳示範。

抗爭至今，興航員工一次次上政府機關陳情、遊行、參與大解協商、甚至想辦法在董事會外堵林明昇，他們的怒吼與堅持卻一再消失在媒體報導之後，林家財團依然只願意依照《勞基法》最低標準（也就是給勞工保命用的）來給付資遣費與相關工資，還宣稱自己有盡到照顧員工的責任，而勞動部則在一開始就替興航背書表示「資遣費沒問題」。無怪乎這一群曾在職場上為興航勞動賣命的員工，會一路奮戰至今。而今天（1/3），近五十位會員又來到了林家的國產實業大樓樓下，搭起了帳篷，開始第二次的夜宿，並要發傳單警醒同屬林家企業的中興保全勞動者：莫要成為下一個興航。

抗爭仍看不到盡頭，優惠資遣的訴求與興航達不成協議，工會已經一再讓步，目前訴求會員中平均工資超過45,800者，加發2.5個月工資，平均工資低於45,800者，則加發3個月工資，另外加發30萬行政補償金。工會揚言，這次夜宿將持續到林明昇出來面對為止，參與夜宿的會員帶上手機、行動電源、食物、保暖衣物、打發時間用的書籍，打算跟林明昇奮戰到底。

失業員工H小姐的故事

在夜宿現場，記者找到上篇報導曾訪問過的帶小孩抗爭的H小姐。H小姐現年40餘歲，不像林明昇有顯赫的家世，16年前，正值青春年華的時候，H小姐考進了復興航空擔任空服員，H小姐說起考空服員的緣由，是抱著一種對航空業的嚮往「就想去考考看吧」，考上一做就是16年。興航無預警關廠的時候，正是她在留職停薪休在家育幼的期間，即便是擔任了16個年頭的空服員，消耗掉的青春除了累積成為企業主的財報表數字以外，對於無法掌握生產工具的勞工而言，這個「勞動資歷」似乎別無他用。

H小姐苦笑對記者說「說真的，空服員也不算什麼一技之長，我想現在再去學其他專長，不知道來不來得及？」說自己的年紀要再學習真的是「不上不下」，不像檢修人員或者機師，還比較有機會找到新的工作，她的話，只能去服務業找兩萬八的工作，付褓姆費就沒了，「那我不如待在家全職帶小孩」。那麼，家中二孩沈重的經濟問題怎麼辦？「就只能交給老公囉。」H小姐無奈表示。

為僱主辛勤勞動16年，卻一日之間就被當成免洗筷丟掉，H小姐把希望寄託在自己的兩個小孩身上，希望小孩未來學醫，至少「有個一技之長，懂的事情也多」。H小姐開玩笑的說，現在當別人還稱自己是「復興航空空姐」的時候，「我都會糾正他們，我現在是家庭主婦」。談起上班跟在家帶小孩的感受，H小姐說當然還是上班比較好，小孩24小時需要媽媽的關注，坦言自己一個人帶「很無聊」，且家事同樣也要做。當H小姐向我描述在家育兒的時候，時間聽起來總是過得特別慢。不僅是H小姐，被資遣將近1,800位的員工，每個人都有經濟問題待解決，夜宿現場，也有人拿著教科書閱讀，他們共同的問題就是：我的下一站在哪裡？

根據工會的估算，興航利潤盈餘，將會回到林家口袋的尚有24億多，而優惠資遣方案一共只需5億元，因此，工會合理要求林家負起經營不善的責任，擔任「照顧勞工」的角色，主動將24億盈餘與替公司賺取利潤的勞工分享，並且預告明天（1/4）將赴金管會抗議政府放任林家炒股，週五（1/6）則將進行第五次的大解協商。

離開夜宿現場的時候，黃昏的天色漸暗，我不禁想像，這棟國產實業大樓裡，那位12歲便留美讀書、青年拿到博士學位回國、高調接管家族企業，接著開上數十輛超跑享受速度、洋洋得意的林明昇的模樣；然後再回望帳篷裡，這群興航勞工的未來。像H小姐這樣中年失業空服員的未來，在哪裡呢？

國民黨由於帳戶遭凍結，發不出黨工薪資，引發黨工反彈抗議，青年黨工組成自救會連日在黨產會樓下搭棚抗議，今天（1/4）上午國民黨企業工會也先後赴台北市政府與黨產會陳情，批評國民黨與黨產會把黨工像「人球」般互踢，未善盡雇主責任，要求北市府介入大量解僱的強制協商，並邀黨產會參與。北市勞動局勞資關係科科長梁蒼淇接受陳情便承諾將介入強制協商，黨產會主委顧立雄也在稍後表示願參與北市勞動局的強制協商。

黨產會開鍘 國民黨解僱黨工重聘

立院去年7月通過《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簡稱不當黨產條例），在行政院下設「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簡稱黨產會），清查國民黨隨附組織並凍結財產，國民黨為求組織精簡，預備在今年一月底前資遣738名國民黨黨工，再重新聘僱310人，並依照《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向北市勞動局提出大量解僱計畫書，然而在計劃書提出後，卻只與工會進行過一次協商，對於勞工資遣費、退休金的給付時間與方式，一概無法承諾，並推說是因為黨產會扣住金脈，沒有錢發。

在國民黨台中黨部任職的吳姓黨工表示，黨部在職同仁都是在媒體上看到自己領不到錢的消息，翻開報紙才知道國民黨中央說錢被凍結，沒辦法發工資、勞工也沒有退休金與薪資。吳姓黨工說，過去兩個月同仁們領半薪，很多人只領到一萬多元，上有父母要撫養，下有子女得照顧，還必須靠借貸才能維持生活，呼籲「黨中央不該規避僱主責任，要照顧基層同仁。」

企業工會：解凍帳戶專款專用支付黨工退休金資遣費

國民黨工會理事長劉慧玲表示，國民黨已經結算過整體大解需要支付黨工14.99億元，然而，黨產會雖同意解凍國民黨部分帳戶，來支付勞工退休金與資遣費，實際卻只解凍了12.5億，「並不夠，要15億才夠」黨中央又說這筆費用還要拿去支付房租與律師費，勞工還必須跟黨中央爭這塊餅，因此，也希望黨產會能夠同意，把黨工的退休金切割出來獨立處理，專款專用，單純處分勞工的資產。

劉慧玲強調，現在國民黨黨工的處境是，留下來的都不知道未來領不領得到薪資；要走的，則面臨拿不到資遣費跟退休金。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鄭雅慧表示，此次聲援黨工的許多工會成員，各自都有不同政治立場，但是黨工也是勞工，受到《勞基法》保障，在挺勞工的立場上，「大家不分藍綠」。鄭雅慧說，最近國民黨的新聞都是黨主席選舉，「不管洪秀柱、吳敦義、郝龍斌、朱立倫你們誰要當黨主席，都應該先解決黨內黨工的退休金跟資遣費問題！」

劉慧玲認為，黨中央跟黨產會在勞工薪資與退休金資遣費問題上把黨工當「人球」互踢，呼籲三方一起坐下來解決問題。

北市勞動局勞資關係科科長梁蒼淇上午在接受陳情後，承諾將介入強制協商；隨後在工會轉赴黨產會陳情後，顧立雄亦表態同意參與協商平台。目前就勞工11月、12月薪資部分，國民黨申請動用永豐金帳戶支付黨工薪水，但尚未補齊黨工薪資清冊，顧立雄也重申，只要國民黨清楚附上清冊，黨工薪資及退休金、資遣費，合理的部分都能協商。

復興航空遭解僱員工持續「協尋董座林明昇」，今天（1/5）上百人在結束夜宿後，便搭乘遊覽車赴林口，突襲林家所持有的國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並排組成人牆阻擋水泥車出入，並拉起布條，試圖逼資方就興航解僱案出面負責。

復興航空與國產建材同屬國產實業旗下子公司，林孝信為國產實業董事長，其子林明昇則為興航董事長。興航工會副理事長龐閔憶表示，明天（1/6）是第五次大量解僱協商，今天的行動是工人在協商前最後的「奮力一搏」，希望透過阻擋生產，造成資方經濟損失產生壓力，讓老闆「不再不痛不癢」，必須出面協商面對工人。

今天上午，在國產實業大樓前夜宿的興航員工，原告知警方即將解散，租了三輛遊覽車將勞工分批載離，全程保密確保消息不外洩，避免國產實業提早因應調度，上了車，才告知客運目地地點是林口水泥廠。下午1:45，來自高雄的復興航空員工，也搭遊覽車北上加入。目前已有近兩百人在水泥廠前，已經擋下了四至五輛水泥車出入，水泥廠區主管也出面協調，希望放行。興航工會理事吳崇華對此表示，國產建材與興航底下的員工同受林家僱用，希望主管能理解工會被逼到無路可走才出此下策。

興航工會副理事長龐閔憶則表示，行動將持續到林家出面為止：「大家都失業了，生活都過不下去，還有什麼好怕的？」多位水泥攪拌車司機也在水泥廠門口比出手勢高喊「加油」、「支持你們！」

後續，水泥廠課長向工會表示，由於廠區經理、處長都不在，只電話交代他與興航工會協商，無奈坦言「我只是小螺絲釘，我怎麼協商？」興航工會顧問鄭雅菱則批評「有權力的人總是把責任推給基層」，並請求課長協助轉達，要求總公司派代表出面。

--下午3:00更新--

水泥廠廠長高銘和出現在廠區並開始與工會交涉，希望工會放行一輛水泥攪拌車出廠，不過，龐閔憶要求高銘和聯繫總公司派員到現場，高銘和則表示，自己見不到老闆、見不到林家人，只能向他的主管反映。

高銘和說，自己以前曾在崑山當過廠長，今天聽到消息還以為自己人在中國大陸，直呼「只有大陸才有在圍廠的啦...。」鄭雅菱則回應，勞工圍廠就是「被資方逼的」，並重申工會不是要為難國產建材，只是要給林家壓力。

龐閔憶說，水泥廠出入最繁忙的時間點是每天上午，此次工會挑下午行動「已經很客氣」。如果林家還是不出面，國產建材在夕止、南港等處還有其他廠區，未來不排除動員全工會會員，同時間封鎖每個廠區，令公司無法調度支援。

--下午3:30更新--

廠長高銘和再度出面，表示自己只能向國產建材主管轉達，無法聯繫到總公司，隨即快步回到廠區中，持續嘗試聯繫。工會則堅持在外靜坐等候。

--傍晚5:15更新--

到了下班時間，總公司方面仍然沒有出面的跡象。工會將「協尋林明昇、林孝信」的傳單貼滿廠區內的工程車與建築，宣布暫時結束今天的圍廠。

鄭雅菱表示，工會未來會持續施壓，除了明天的大解協商會議之外，還有1月11日的興航股東會上，興航員工也將到場以小股東身分出席提案。

今日行動中，工會成功擋下一輛水泥車無法離廠，導致水泥報廢，其餘四五輛無法開進林口廠區的水泥車則轉往其它廠區。龐閔憶說，林家高層一定知道狀況，然而顯然今天一輛水泥車的損失還不足以逼林家出面，她更嗆聲「興航員工已經一無所有，也無所畏懼！」未來工會將突襲同時圍堵多個廠區，「興航工會有七百名會員，就看看堵一個廠需要多少人！」

上個世紀80年代末的人間出版社《陳映真作品集．出版緣起》指出，在國際冷戰與中國內戰所造成的民族分裂時代的台灣，陳映真「一直孤單卻堅定地越過一整個世代對於現實視而不見的盲點……掀起日本批判、現代主義批判、鄉土文學論戰、第三世界文學論、中國結與台灣結爭論、台灣大眾消費社會論、依賴理論和冷戰．民族分裂時代論等一個又一個紛紜的爭議」。因為這樣，長久以來，「陳映真」，在台灣一直代表著一種奇特而複雜的文化現象。這種現象既反映著陳映真個人的傳奇性，同時也體現了台灣歷史與社會的矛盾。

閱讀陳映真先生作品的歷程及其影響

1960年出生的我，其實也是眾多受到陳映真先生影響的文藝青年之一。

我出生於工人家庭，家裡幾乎沒有一本文學的課外書。因為這樣，我的文學啟蒙很晚，也很偶然，大概是在1975年秋天失學浪蕩的十五歲左右。也就在那時我立下了寫小說的人生志業。

回想起來，第一次讀到陳映真先生的小說應該是在1978年高二快要結束的春夏之交，在無意中讀到了發表於《雄獅美術》的〈賀大哥〉。記得，那天晚上，原本要準備第二天的月考的我就被他那敘事迷人的小說所吸引，任由那枯燥的教科書讓窗外吹來的夜風隨意吹著。

剛剛升上高三的某個刮著冷風的冬夜，一個同學又借給我《第一件差事》和《將軍族》，同時指著《將軍族》，壓低嗓門說：「聽說這本被禁了呢。」但是，這一次，為了貫徹自己考上大學的決心，我隨手翻了翻那兩本封面樸實的小說集之後，還是把它們擱到一邊，開始複習無聊的功課。

第二年秋天，我僥倖考進台北近郊一所教會大學。不久，南台灣發生了一場「高雄事件」。事件後的校園處於一種沉鬱的狀態。在思想和行動都沒有出路的情況下，我於是回到文學的世界，尋求心靈的慰藉與思想的出路。就在那種苦悶情境下，我自覺地系統讀起日據以來台灣的現實主義文學。其中，尤其深深吸引我的則是陳映真的小說。

這樣，就在大學生涯的前兩年，從封閉、保守的客家鄉村來到台北都會的我，也一直過著小說家早期作品所描寫的那些小知識份子的精神苦悶的生活。那時候，在南來北往的旅途中，每當搭乘的縱貫線火車經過鶯歌小鎮時，內心總是不由地升起一股莫名的激動，望著過站不停的快車窗外急速流逝的風景，腦海裡自然就想起了這樣一句話：──我不要回家，我沒有家呀！（〈故鄉〉）而小說家筆下「那個栽著修剪得滑稽的矮榕的月台的故鄉小站」鶯歌就在某種意義上成了我難以忘懷的文學風景了。我一方面在日記本上學舌地吶喊著：「我不要回家，我沒有家呀！」另一方面，也像康雄那樣幻想著「在烏托邦建立許多貧民醫院、學校和孤兒院」（〈我的弟弟康雄〉）。

1981年，我擔任學校文學社社長。與此同時，因為楊逵的孫女也加入了文學社的緣故，我有機會經常利用假日到鄉下拜訪楊逵，實際接觸到了一些神祕的「綠島歸人」，更聆聽了許多課堂裡聽不到的歷史與道理，從而擴大了思索與關懷領域。一年的任期內，我有計畫地帶領社團同學閱讀日據以來的現實主義文學，也邀請了楊逵、陳映真和尉天驄……等鄉土作家到校演講；其中，陳映真先生就邀請了兩次。

當時，「陳映真」還是一個禁忌。第一次，學校課外活動組以「此人不宜」否決了申請。我於是再次以小說家的本名陳永善提出申請。這次，課外活動組負責人卻教訓我說：「你們辦演講應該找個有名氣的人，怎麼找個沒聽過的人來？」然後就蓋了通過審核的章。這樣，我終於如願請到陳先生來校講演。

作為一個小說家的陳映真先生總是在文章中提出：為什麼寫？寫什麼？以及為誰而寫的命題。我想到曾經讀過的卡謬一篇題為〈小說家與他的時代〉的文章，於是就自作主張地定了「小說家與他的時代」的講演題目。那天傍晚，陳先生準時來到已經擠滿了同學、老師乃至於監聽教官的學校的某個大演講廳。然後，我看到他說了一段簡短的開場白以後，隨即轉過身去，隨手擦掉原先寫在黑板上的講題，另外寫上「大眾消費社會的文學家和文學」。

陳先生的那場講演在死寂的校園獲得了熱烈的反響。會後，許多識與不識的同學紛紛向我致意，說那是一場非常有啟發性的講演；當然，也有一些老師表示不以為然的敵對意見。後來，這場講演記錄也整理出來，在一本綜合雜誌上全文發表。我記得，應該就從那個時候起，作為小說家的陳映真經常發表批判大眾消費社會的文章與言論，並且強調作家應該努力在生活中有意識地抵抗人在消費社會中被商品所異化。與此同時，我也認真地讀著他的《華盛頓大樓》系列的小說。

這樣說吧，通過閱讀小說家對自己早期作品徹底總結與批判的《知識人的偏執》以來的論理文章，在思想的成長上一路跌跌撞撞的我，雖然也逐漸知道了要「從社會的全局去看家庭的、個人的淪落」的道理，可因為欠缺社會科學的理論武裝，還是只能在找不到思想出路的現實生活中繼續懷抱著那種「康雄的」曖昧的理想，困處在他早期「憂悒、感傷、蒼白而且苦悶」的小說所帶給我的慘綠的個人的內心世界，走不出來。因此，1982年冬天，當我為了抒解長期以來的思想苦悶而拿起筆來開始習作小說時，也就很難不受到陳先生早期作品風格的影響。

在白色恐怖年代的台灣，「安那琪」是唯一不被禁忌化的左翼名詞。事實上，就我實際的接觸範圍，不只是陳映真寫康雄的1960年代（我在作品發表的稍後才出生），一直到我大學畢業前後反共戒嚴令尚未解除的1980年代初葉，以克魯泡特金的自傳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都還是一些思想左傾化了而又閱讀不到馬克斯主義經典作品的、參與黨外運動的文藝青年的精神支持。而這樣的帶著濃重虛無氣息的「黑色青年」，就我所知，後來也就在看不到理想的複雜的黨外雜誌圈子打滾一陣後無可避免地墮落了。我知道，在那樣的時代氛圍下，找不到真正的思想出路的我，很快也會步上後塵。

怎麼辦？

50年代的書寫

1983年3月，我發表了第一篇小說，從此步上寫作之路。稍後，我看到了陳映真先生在政治禁忌猶存的年代，接連發表小說〈鈴鐺花〉與〈山路〉，勇敢地展開了揭露50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系列創作。

到了《山路》，「從礦山蜿蜒著鶯石山，然後通向車站的煤礦起運場的、那一條細長的、陳舊的、時常叫那些台車動輒脫軌拋錨的台車道」，已經不再是二十三歲的陳映真寫〈故鄉〉時想要遠離的有著「通到數十里外的礦山的台車軌」的破敗的故鄉的意象，而是「一心要為別人的幸福去死」的革命青年理想寄託的「山路」的象徵了。

1983年7月，陳映真先生又發表了〈綠島的風聲和浪聲〉，公開呼籲當局立刻全部釋放50年代被捕的政治終身犯。1984年元月，坐滿三十年以上監牢的十一名政治終身犯假釋出獄；他又進一步發表聲援最後兩名監禁已達三十三年以上的50年代政治終身犯（林書揚與李金木）的文章〈打起精神英勇地活下去吧！〉。

通過陳映真先生的小說與報告，我第一次具體地觸及到長久以來台灣社會「夫不敢傳妻，父不敢言子」的恐怖政治的歷史源頭。我也因為這樣的啟蒙而開始有了想要進一步認識台灣歷史的渴望。

1987年春天，我終於正式加入了陳映真先生主持的《人間》雜誌，成為《人間》報告文學工作隊伍的一名小兵。那時正值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台獨派在街頭展開二二八奪權運動。基於認識台灣歷史的渴望，我選擇了陳先生策劃的「台灣民眾史」專題，做為我在《人間》採訪的第一件差事。

歷經盲目的摸索採訪後，我寫了第一篇關於二二八的報導，但很快就被陳先生退稿。因為禁忌猶存，採訪困難，我對這個主題感到無法做下去的深沉挫折而想要放棄。但陳先生卻鼓勵我說：「寫得很好，繼續做下去。」我心裡不以為然地想：如果寫得好，怎會被退稿？可他是總編輯，說了算。我只好回去閱讀在採訪中新蒐集的材料，看看有什麼題目可做；終於在閱讀總政治作戰部出版的二二八小冊子時，我發現了之前未曾聽聞的線索，經詢問林書揚先生而偶然知道了地下黨人郭琇琮的名字；再經一番尋訪之後，我真正地走入了長期被湮滅的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現場。

我以〈美好的世紀〉為題的第一篇報告交出去之後的那年6月，陳先生又在《人間》發表了震動人心的小說〈趙南棟〉。7月，〈美好的世紀〉在《人間》低調刊出卻獲得超乎意料的反響。嚴格說來，那是台灣第一次比較完整地報導了50年代地下黨人的生命史。這一次，陳先生給了我真正地肯定，又說雜誌雖然不能每期都登這樣的文章，但要我一定要繼續寫下去。寫了〈美好的世紀〉之後，我知道我那長期找不到出路的思想已經找到了安身立命的道路了，我已經被那個時代的歷史與人物所吸引而決心將我的人生投入挖掘這段被湮滅的歷史。我想，既然《人間》不能每期都登這類文章，於是就辭職，從此展開自由寫作的生涯。後來，我才側面聽到：因為在解嚴前夕刊登了〈美好的世紀〉，陳先生遭到警總的約談，《人間》也面對某種程度的壓力。但陳先生一肩頂了下來。

閱讀〈趙南棟〉，我看到陳映真先生在更廣闊的歷史與社會背景下，一方面藉由更直接的牢獄生活的描寫，譜寫了一代革命者為理想獻身的慷慨悲歌；另一方面也以革命者後一代人的精神迷失與墮落為對照，對資本主義消費社會作了再一次的批判。這時，實際接觸了那段歷史的我認為，陳映真先生顯然已經通過這篇小說向歷史繳交了他個人的答卷。我很想知道，當小說的思想高度已經拉到那樣高的調性以後，接下來，作為小說家的陳映真還會寫出怎麼樣的小說？

1987年以後，島內外的政治局勢都有了一番驚天動地的變化，《人間》也在後來停刊了；陳先生也因為這樣那樣的因素暫時停下了小說創作。

1993年，台北六張犁公墓偶然出土了兩百零一個50年代被刑殺的革命者的墓石之後，陳先生又及時地寫了報告文學〈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幾年後，也寫了〈忠孝公園〉系列的晚期創作。

從題材來看，從〈鈴鐺花〉到〈忠孝公園〉是以兩岸分斷的歷史為主題。除此之外，陳先生早期的〈鄉村的教師〉、〈故鄉〉和〈祖父和傘〉也是以本省左翼份子或老黨人在白色恐怖下的命運作為書寫的主題。那麼，造成兩岸長期分斷以及日據以來的台灣左翼傳統斷裂的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對陳映真個人，乃至於對臺灣進步運動的發展有何意義呢？

承先啟後

在1993年12月發表的〈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陳先生第一次比較清楚地表白了他所目睹的這段歷史的印象：

在半夜裡被軍用吉普車帶走的級任老師。（後來寫了〈鄉村的教師〉與〈鈴鐺花〉）

分別在鶯鎮和台南糖廠被人帶走的她家後院住的外省人陸姐姐兄妹倆。

就讀台北成功中學時，每天早晨在台北火車站看到的槍決告示和在告示上看見親人名字的民眾的悲痛……；以及不知來自什麼地方帶著幼兒的農村的老婦人在學校隔壁的青島東路看守所等待探監的情景。

我想，同樣的歷史場景，其他同年齡的同學，乃至於後來同樣在寫作的同時代的文學創作者們不可能沒有看見吧。差別恐怕就在於：恐怖，讓其他人刻意迴避歷史，獨獨善感的青年陳映真卻敢於直面歷史吧。他寫道：

從看守所高高的圍牆下走過，他總不能自禁地抬頭望一望被木質遮欄攔住約莫五分之三的、闃暗的窗口，忖想著是什麼樣的人，在那暗黑中度著什麼樣的歲歲年年。

青年陳映真這「不能自禁地抬頭望一望」，就像著魔一般，無可抵擋地吸引著他也要走進那「高高的圍牆」裡頭吧。

於是，在20年代以來的進步思想、運動與先輩們被徹底肅清的荒蕪年代，「突然對於知識、對於文學，產生了近於狂熱的饑餓」的大學青年陳映真，開始透過台北舊書店街殘存的一些進步書籍，尋找思想的出路。在反共偵探和恐怖的天羅地網中，「命運不可思議的手」於是「在他不知不覺中」，通過舊書店街的《大眾哲學》、《聯共黨史》、《政治經濟學教程》、《馬列選集》……等等禁書，在「思想、知識和情感上」「一寸寸改變和塑造」了這個文學青年，並且在他的「生命深處點燃了激動的火炬」。

1968年5月，青年陳映真也走進了他曾經「不能自禁地抬頭望一望」的那道「高高的圍牆」裡頭了。在判刑十年定讞後的1970年春節前，他終於在被移監「四面環山，被高大的紅磚圍牆牢牢封禁的」台東泰源監獄，「頭一次遇見了百數十名在1950年韓戰爆發前後全面政治肅清時代被投獄、倖免被刑殺於當時大屠的恐怖、在縲絏中已經度過了二十年上下的政治犯。」他激動地說，通過這些老政治犯，「他終於和被殘酷的暴力所湮滅、卻依然不死的歷史，正面相值了。」這時候，對身繫監牢的青年小說家陳映真來說，那些在「50年代心懷一面赤旗，奔走於暗夜的台灣，不惜以錦繡青春縱身飛躍，投入鍛造新中國的熊熊爐火的一代人……再也不是恐懼、神秘的耳語和空虛、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

青年陳映真的戰友劉大任在一篇文章總結說，陳映真和他，在文學方面，基本都是魯迅的道路；在政治方面，基本反映「內戰延續論」的觀點；但都「不能代表當前台灣的主流」。然而，他們卻都堅信：「非主流終有轉化為主流的一天」。

可我以為，儘管「道路」和「觀點」是一致的，彼此之間在如何看待新中國的革命問題上還是不同的。正因為有過那樣直面被湮滅的歷史的經驗，我想，陳映真後來才會有不同於他那一代人的發展與堅持吧。設若他在被捕前也去了美國而不是到那「高高的圍牆」裡頭，那麼「受到激動的文革風潮的影響」的他，恐怕也很難擺脫文革以後的歷史發展所帶來的疑惑與失落吧。如果不是有過不同於同代人的生命經歷，後來的陳映真也許不過只是另外一個自我流放海外的「蜉蝣群落」吧。

從台灣近現代左翼運動的歷史長河來看，歷史恰恰在這裡讓陳映真扮演了一個承先啟後的角色。

山路與初心

陳映真是台灣統左派的一面旗幟。他的中國心源自於他在青少年時期閱讀了魯迅的〈吶喊〉。他說：「魯迅給了我一個完整的祖國」。

1979年的「高雄事件」，讓台灣知識界的民族認同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而再度分歧。在此之前，陳映真已經敏感地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表達了他的憂慮。10月3日，他「第二次被調查局拘捕，三十六小時後始釋放。」然後在同年10月的《美麗島》雜誌（政治光譜基本屬於獨派）發表了一篇描述歷劫經過的報告：〈關於十‧三事件〉。文章最後，他語重心長地寫了這樣的一段話：

我深深地感覺到我的事業畢竟在文學工作上……我自知我在文學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馱負著與我的才能不稱的關愛，我決心不論今後的生活多麼艱難，我要把這隻筆獻給我所愛的中國和她的人民。

與此同時，我們又在陳先生新出版的小說集《夜行貨車》序文中看到他再次強調：

在中國，和在古老的亞洲一樣，一切不屑於充當本國和外國權貴之俳優妾妓的作家的命運，是和寫一切渴望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自由、政治與社會的民主和公平、進步的人民一樣，註定要在侮辱逮捕酷刑監禁和死亡中渡過苦艱的一生……物質生活基本上公平和充裕；精神生活上不虞組織性的謊言和神話教條；政治上充分的自由、民主；國家完全的獨立；民族從帝國主義下獲得解放……這一全中國人民共同的、不可壓抑的、不容妥協的願望，就是海峽兩邊中國作家自己的願望。他們決心不惜犧牲性命，為實現這一民族共同的願望，和全中國人民一道，奮鬥到底！

沒有人會懷疑陳映真所指的中國是革命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但是，他對改革開放以後的道路也不是沒有質疑的。1983年8月，陳先生藉著〈山路〉的主人公蔡千惠對文革後的中國革命提出過這樣的質疑：

不為別的，我只關心：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

作為革命先行者，陳明忠先生在一篇題為〈我對文革從贊成到困惑質疑的心路歷程〉的文章中，開宗明義回應蔡千惠的質疑說：

驚恐可以承受，牢獄可以坐穿，但對於把自己的理想完全寄託在彼岸的革命之上的紅色黨人來說，大陸革命乃是自己行動的意義之源；大陸革命一旦墮落則無異於生命之水的乾涸。這幾乎可以說是台灣50年代地下黨人的最後一道心理防線。

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嗎？這個命題恐怕是陳映真經常回去面對的「山路」吧。在1993年12月發表的〈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我們看到陳映真這樣回答蔡千惠的質疑：

從政治上論，他認為大陸與臺灣的分裂，在日帝下是帝國主義的侵奪，在韓戰後是美帝國主義干涉的結果。臺灣的左翼應該以克服帝國主義干預下的民族分斷，實現民族自主下和平的統一為首要的顧念。對於大陸開放改革後的官僚主義、腐敗現象和階級再分解，他有越來越深切的不滿。但他認為這是民族內部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從來和反對外力干預，實現民族團結與統一不產生矛盾。

馬克思認為，在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以前，人類終究還沒有進入真正的歷史。人，包括1937年出生於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台灣的陳映真，畢竟還是台灣歷史的產物。而歷史的終結，往往要超越個人生命的單位長度。

我的實際採訪經驗告訴我，對陳明忠先生所云的「台灣50年代地下黨人」而言，國坤大哥的赴死，和貞柏桑的長久的囚錮，絕對不會「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畢竟當歷史走到他們的面前的時候，他們抉擇了他們做為一個理想主義者應該走的路；即使理想不一定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實現，或者曾經一度實現後來又遭到遺忘或背叛。因為他們對歷史進程的認識，對社會公平的真理的堅信，應該清楚明白「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陳映真先生戰鬥的一生告訴我們後來者，只要台灣社會「新殖民地」的基本性格不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不變，那麼，階級社會的矛盾就將以這樣那樣的形式暴露；這樣的話，勢必會有想要解決這樣的社會矛盾的新一代青年起來反抗。陳映真，因此絕對不會是人們嘲諷的台灣「最後的馬克思」。畢竟，他所走的路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的啊。重要的是，在邁過資本主義全球化凶惡山路的進程中要時時不忘初心吧。

謹此悼念尊敬的陳映真先生！

復興航空繼四次大量解僱協商會議未果，今天（1/6）召開第五次大解協商會議，經過數小時協商，勞資雙方仍未能達成共識。復興航空工會表示，本次協商已經「釋出最大善意」，同意以前次會議主席建議的補償方案作為協商條件，但資方仍拒絕答應，引發上百名興航員工強烈不滿，包圍勞動局抗議，迫使勞動局長賴香伶聯繫興航董事長林明昇，並終於促成工會和林明昇的首次會談。林明昇在會中口頭稱願給員工優於法定的資遣費，但尚無提出具體金額。

興航第五次大解協商會議今天上午在北市府勞動局舉行，工會對於資遣方案的訴求再度讓步，同意主席在第四次協商會議上提出的方案，也就是另外給予工會會員補償費用1.5個月薪資，以及10萬元行政費用。然而，資方仍然只接受符合《勞基法》底線的方案，中午時分，協商再度宣告破裂。

興航工會法律顧問丁穩勝說，復興航空的勞資協商猶如「含淚跳恰恰」，第一次協商會議時資方提出1.85億方案，第三次時又發新聞稿說已準備2.6億，想不到第四次協商會議變成只願付1.45億，「剛前進一小步，又往後退了一大步」。他痛批興航不但違反談判實務，而且非常不尊重員工，毫無誠信可言。興航企業工會副理事長許燁也指出：主席的方案等同是政府的方案，在工會表示願意妥協接受主席提案後，資方態度卻仍如此強硬，根本是藐視政府官員和勞工。

此外，參與今日協商的工會顧問陳容柔痛批，資方不斷要求工會接受資方宣稱的「僅給付60天預告工資」提案，並語帶威脅地說工會若不簽字，就不發這60天預告工資，然而陳容柔強調，這筆錢是勞動部認證「依《大解法》要給的」，資方卻仍然當成是給員工的「恩惠」，令她感到相當憤怒。陳容柔也指出復興航空還有給勞工的資遣費的明細不明、高薪低報、應付的薪資未足額給付、挪用勞工退休金等問題。

工會衝勞動局 逼林明昇出面會談

會議破裂後，工會不滿資方態度，一度要衝進勞動局內找資方談判代表、興航執行長劉東明理論，並和警方爆發短暫推擠，最後在勞動局門口靜坐抗議。在工會會員集體堵住勞動局門口的壓力下，勞動局長賴香伶主動聯繫林明昇，要求他出面和工會面談，隨後林明昇答應出席會議，這也是自去（2016）年11月興航工會展開抗爭以來，神隱多時的林明昇首次願意出面面對員工。面談由賴香伶主持，會同兩位工會代表，分別是工會副理事長龐閔憶和工會理事吳崇華，以及兩位資方代表林明昇、劉東明，共五人參與會談。

會後，吳崇華表示，林明昇在會中意外表現了溝通的誠意，稱資方一直有在討論如何給予員工優於《勞基法》的補償，然而若金額高於一定額度，他可能會面臨銀行團追債，以及背上背信罪的風險，因此還沒有辦法提出具體金額。至於工會目前提出的優惠資遣方案，對他而言金額仍然過高，林明昇稱將試著在不違背上述法律問題的前提下，提高資遣的補償金額。

吳崇華說，抗爭這麼久，終於能跟林明昇面對面談判，是抗爭至今的「重大突破」，但是離工會的目標仍有一段距離，他表示工會之後會和律師討論法律層面的問題，金額「並非沒有商榷空間」；只要林明昇有誠意，工會都願意談，但他也強調，如果林明昇只是空口說白話，「絕對會抗爭到底」。下週三（1/11），興航將召開股東會，以及第六次大解協商會議，工會稱將大規模動員，呼籲勞動局持續介入協調，讓這場勞資爭議能早日落幕。

我第一次讀到陳映真的書是在母親的書架上，那是1979年由遠景出版的《夜行貨車》，母親購於1983年1月，我出生前幾個月。我記得書的側頁印著黑黃的拇指印，而那列長而黑而強大的、開往南方的列車，在故事中曾三度出現，就在那幾行字的左方，深深地壓著黑藍色的原子筆所畫下的線。

第二次讀到陳映真，還是通過我的母親。母親習慣剪報，自從我認得字，她的剪報本便成為我的習慣讀物。陳映真的自序〈鞭子和提燈〉，被母親從《知識人的偏執》上覆印下來，裁剪、護貝，端正地夾在內頁。翻到這篇剪報的時候，我讀國三，當時我隱約感覺，這篇文章之所以觸動母親，或許是因為陳映真表述自己的父親、基督教、耶穌等等的方式，不同於一般的理解，彷彿為了來自於嘉義、父親早逝、承擔著兩個家庭經濟壓力，並為信仰所困惑的母親，提供了另一隻眼睛、另一種凝視。而當時的我，讀完文章後只有一個惶惶而訥然的疑問：「陸家大姊被帶去哪了？」

於我而言，這兩段與母親交疊的記憶，構成我最初對陳映真的模糊印象。青少年時期，我消遣地、零碎地閱讀一些被書商歸類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作家與其著作，很難說我是否特別喜歡陳映真，但若要問我還記得哪些讀過的東西，那麼是陳映真《萬商帝君》裡的林德旺。我尤其記得他病假離開公司後，在延吉街上看到了一隻骯髒的流浪的外國狗的場景，他擔心著「那樣子滿臉滿嘴的毛，連眼睛都蓋住了，怎麼認路，怎麼走路？」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夜霧》的結尾處，電話那端對著丁士魁說「丁老師，時代怎麼變，反共安全，任誰上台，都得靠我們。」我在聯合副刊上讀到《夜霧》。時值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我是高中生，聯考的壓力把我隔離於那個正為政黨輪替所躁動的台灣社會。當時的我只覺得小說中的李清皓、丁士魁，以及那位被冤假錯的張明在消費主義大街上不合時宜的吶喊，似乎透露給我一個不同於眼前這個所謂「邁向民主」、一片光明，並為之沸騰的台灣社會的另種面貌，那個面貌是被壓抑的、禁制的，而且並不為政黨輪替或所謂的轉型正義而翻轉。通過虛擬的小說，我隱隱感覺到這個面貌其實更貼近實像。

很久以後，我在研究所的新聞史課堂讀到《台灣大眾時報》，進而讀到陳芳明關於該報與相關人物、組織與那時的社會性質的評斷。出於懷疑，我讀了陳芳明與陳映真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論辯，更進而接觸到1920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論辯。也由此，我在社會結構與理論的層次，認識到先為日本、後為美國所鉗錮「殖民地台灣」。理論家的陳映真，與我印象中的那位作家陳映真合一了，並且開啟我閱讀他的各種著作的慾望。我逐漸認識到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的左翼思想，是與中國革命緊緊相連，原來1930年代的台灣左翼更是中國的左翼，台灣的反殖民與中國的反帝運動原是一體的，唯有兩岸一體，才能解釋當時台灣共產黨的民族解放論述。我也才慢慢理解，在日本殖民時代結束之後，台灣在冷戰與內戰的雙重結構下展開了1950年代以來的白色恐怖，而在美國冷戰體制的反共策略下，通過對於左翼的大規模鎮壓，施行低勞動權益、低人權、高環境成本的工業化政策。我也才連接到所謂的「現在」，也就是美國長期掌握的各種政治勢力，除了長期滲透於作為軍事獨裁發展主義政權的國民黨，更在1980年代培養、支持了各種反對勢力，2000年的政黨輪替原來只是換湯不換藥，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兩黨共同配合了美國、西歐的資本全球化，以「自由化」、「民營化」、「國際化」之名，實行了公營企業的私有化、經濟的自由化與勞動彈性化政策，於是當前的青年人面臨著普遍的高學歷失業，非正規勞動成為日常。

可以說，閱讀陳映真的過程，是與閱讀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一起展開的，而我這樣的知識慾望，不能說是個人傾向，而是時代的緣故。1980年代至今台灣實行經濟自由化政策，勞動彈性化、高失業率、長工時、低工資，在70年代形成的中產階級與其生活形態其實正在崩解。人心普遍不滿的狀態下，當前的台灣社會看似公民運動蓬勃，卻未能真正提出一個跳脫唯個人權益論與捍衛私有財產、質疑資本主義代議民主體制的社會藍圖，而所謂的政黨輪替看似完備了台灣的政治民主化程序，但國、民兩黨所代表的幾乎同一的親美反共意識形態與親資立場，以及總體來說越來越低的投票率，在在顯示出台灣民主的孱弱體質。在親美反共結構下，以中國為對立面所打造的台灣主體意識，成為支撐美國介入干涉東亞事務的內部結構，而其現象，就是台灣社會越來越強烈的針對中國的排斥與歧視。雖然每場運動性質不同，但每當看到高舉著資產階級民主與人權觀的公民運動，以進步旗幟號召公民上街，卻自動排除了那些非公民者，或者以反中為號召的各種實體的、網路的言論，大剌剌地操弄著歧視語言，我都不禁想起《夜霧》中李清皓的自白：「他們果而是猶太人，而我們竟是納粹的嗎？」

面對台灣社會的整體環境與氛圍，當前以英美資本主義先發社會為樣本所延伸的社會科學理論，其實是非常缺乏解釋力的，並不夠作為批判的武器。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陳映真所引介的社會性質論，為我這種幾乎與左翼／中國革命徹底斷裂的八零後青年，開啟了一個與革命歷史重新接軌的可能性。這條路徑，首先關乎對於1980年代的重新檢視，也就是說，將1980年代視為冷戰結構動搖的時機，經歷了白色恐怖的陳映真那一代人自主地承接了1920年代以降的中國革命年代的精華，並通過1980年代的社會變革而加以保存、發揚，陳映真等人對於社會性質論的研究也是其一。無論這樣的努力多麼邊緣，對我們而言，這無疑是一種「歷史的中間物」的存在。在此不展開社會性質的相關討論，但我認為，陳映真的理論貢獻在於他承擔了接合的工作，並在參照南韓1980年代社會性質論辯之後，企圖將理論向前推進。這份努力，使得作為中國革命理論傳統的社會性質論，不致於在1980年代以降的台灣社會徹底缺席。雖然社會性質論並未得到社會科學界或思想界的迴響，並且與民眾運動主體脫節、成為純知識性的遺產，但作為後人，我們必須正視「脫節」的意義。

這也是陳映真小說帶給我的提示：小說中各種圍繞著悲劇、無望、失敗、受挫的人們，是否提示我們1980年代冷戰動搖、工運與社運蜂起，曾經被集結而起來的民眾，為什麼最後被新自由主義與資產階級民主所徹底收編？更進一步言，美國對台灣的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持續存在決定性的影響，台灣仍然作為一定程度上的新殖民地，那麼當代的反殖民、袪殖民工作，該如何在知識上、思想上、實踐上展開？袪殖民，該是兩岸民眾「克服分斷」的結果，抑或是目的？「民族解放」是被作為理論，或是實踐？陳映真小說中所描述的外商公司的雇員，在消費主義收編了人的各種精神與情感需要的狀態下，既悻然又茫然度日的中產階級們，以及那些「理想主義受挫、失敗、是生活上的現實」的以失敗告終的民眾的反抗，對我而言，因著對於理論的認識，而顯得更加具體了。

我並沒有親身接觸過陳映真。他的政治、思想，以及用以承載其政治與思想的文學形式，在我人生的不同階段，以不同方式影響了我。作為一個不專業的文學讀者，陳映真最觸動我的地方，其實在於他通過文學，為「思想」保留了一個迴身的空間，例如《夜霧》的李清皓、《六月裡的玫瑰花》裡軍曹巴爾奈，例如《上班族的一日》當中對著鏡頭砸書的Rose，又或者，在《鞭子和提燈》裡頭那兩個想家卻不知如何「歸鄉」的底層日本兵。他們並不是工具性的既定角色，而是市井小民、是底層勞動者、是貧窮的佃農、是中產階級，他們因為帝國與資本的利益與矛盾，被放置到歷史的對立面，卻在民眾之中達成某種程度的包容與和解。小說展現了社會現實，是如此廣大的人們構成了知識分子所謂的「民眾」。在陳映真筆下，他們的奮搏總是以失敗告終，但對於民眾的階級性、傳統文化，以及他們所面對的社會矛盾，陳映真一方面嚴肅地描述著他們的困境，另一方面卻在人格上彰顯他們堅強而頑強的存在。我想起林德旺那位總是不卑不亢的乩童姊姊，而作為姊姊神明主的帝君爺，最終竟提供了失根、崩潰的林德旺的精神庇蔭之處。陳映真描寫這些人物時總是謹慎、謙卑與敬重，台灣的批判知識分子普遍缺乏這份謙卑，這也使我在無形之中，彷彿親見到陳映真的人格。

也正因為我不認識陳映真，而且是在追求知識與理論的過程中找到他的，他對我的影響，或可以稍微普遍化於我這一代出生於19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的知識分子。現在回想起來，若說我通過這些作品而認識陳映真，不如說是他的寫作提供我一個理解我的父母、祖父母輩的媒介。我是因為讀了《鄉村的教師》，才稍微勾勒出我的爺爺的形象，那個來自於福建的記者，早年與哥哥共同響應了魯迅的新興木刻運動，來台後兩岸分斷，他竟躲過白色恐怖清洗，與台灣女子成家、於南女中任教了一輩子，終究沒能等到歸鄉的那一天，難怪爸爸回憶中的爺爺總是抑鬱地蹲在前院抽菸，爺爺算是一個倖存下來的陸家大姊吧。我也想起我的母親，她在大學畢業後進入台北的美商公司工作，我作為女兒，卻是通過陳映真華盛頓大樓系列，才間接揣摩到當年母親所面對的職場文化與各種矛盾、她的精神狀態的緣由，以及她與父親兩人所抱持的幾乎是幻象的中產階級夢。我想著，在一天工作後的疲憊之餘、挺著七個月身孕的她，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心情，在那幾行駛往南方的夜行貨車的文字旁畫下標註線？對她而言，陳映真的文字是否曾經在她無助的時候，為她帶來安慰？而陳映真的小說，又在那個禁錮、壓抑的年代中，觸摸到多少喪志、受凌辱、悲傷、沮喪的人的心情？

如果勞苦大眾們曾被陳映真的文字所撫觸、鼓勵，那麼以社會改造為己任的我們該思考的，是如何留住、發揚那個主體被提昇的瞬間，使個人的主體變化，能夠通過組織與運動，相互連結為更為強大的集體。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課題。

宏達電近日聲稱因「一例一休」造成人事成本增加，要求勞工簽署「調整薪資結構」的同意書。今日（1/9）桃園縣電子業產業工會、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等勞工團體，再爆出宏達電要求勞工簽署另一份「調移國定假日」的同意書，並要求企業不應藉勞動法令修正為由，惡化勞動條件，宏達電應立刻停止逼迫員工簽署「不對等合約」。

一例一休剛剛上路，但企業主已經紛紛喊苦，認為人事成本過高，企業經營不下去。為了消化「休息日」產生的加班費成本，宏達電近日要求勞工簽署兩份同意書，內容分別是「調整薪資結構」和「調移國定假日」。

桃電產理事長趙建輝指出，這兩份同意書「根本是不平等合約」。在調整薪資結構的同意書中，雖然底薪和帳面工資增加了，但同樣屬於工資的全勤獎金卻全數歸零，工會質疑這違反了《勞基法》規定的「工資全額給付原則」。而調移國定假日的同意書則完全沒有寫入國定假日是與哪一個工作日調換，趙建輝直批這是「讓勞工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放假！」

另外，薪資結構調整同意書上還漏載了一項3,600元的「生產配合獎金」，被員工擔憂未來會停發這筆獎金。「這筆錢是老闆看你聽話，才會發給你」，趙建輝指出，生產配合獎金的發給條件非常不確定，在歷次工會與宏達電關於工資的勞資爭議調解中，公司對於該項獎金的發給條件往往一變再變，甚至是「要跟上司關係夠好」才拿得到。

配合「生產節奏」調移國假 節省支出

對於淡季旺季人力需求差異甚大的電子業而言，為了節省成本，勞工的出勤與休假最好能完全配合產業的需求，淡季能不來就不來，旺季能加班就加班。該次宏達電要求勞工簽署的另一份休假調移同意書，將國定假日與工作日對調，按現行勞委會的解釋，就不必發給勞工休假加班費。

電資工會秘書長林名哲表示，在宏達電的這份同意書中，並未指定與國定假日對調的工作日日期，形同是「空白支票」，縱然勞工簽署也可能不具實質效力。

除了這份同意書外，趙建輝另外拿出了一份工時登記表，他表示，宏達電要求勞工在淡季休假時必須登記時數，並在旺季時工作補足時數。透過這個方式，宏達電就可以規避旺季的加班費，他無奈地表示「這樣就沒有無薪假的問題了。」

「勞資合意」逼簽同意書 勞工別無選擇

到底宏達電是怎麼逼迫勞工「自願」簽下同意書？今日有宏達電的員工現身說法，一開始多數勞工都不知道要不要簽，主管也說「要簽不簽可以自己決定」；不料後來主管又詢問「為何大家都簽了，只有你不簽？」形同變相對員工施加壓力。這位員工另外表示，多數員工都想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但也沒辦法接受不合理的剝削。

今日前來聲援的興航工會理事吳重華認為，這種「假合意，真強迫」的現象，普遍發生在台灣社會。他表示，當前的勞動政策多半都是為了資方降低生產成本，但不一定對勞工有利，因為勞工只是勞動法令間接保障的對象，企業也就不必拿出誠意與勞工溝通。他也呼籲，政府應出面主持公道，保障勞資之間溝通能夠公平溝通。

此外，桃電產也整理了目前各廠場會員回報違法的企業名單，發起「一日一勞檢」行動，除了宏達電外，還有如仁寶、鴻海、日月光、友達等電子大廠，未來數日內將逐間向桃園市勞動局提起勞動檢查，呼籲廠商不應藉著一例一休改惡勞動條件。

流鶯Miko前年（2015）被警方網路釣魚而遭起訴，今天（1/9）下午召開辯論庭，日日春協會在開庭前偕同Miko及數名性工作者至北市府陳情，抨擊台北市長柯文哲無視底層性工作者的處境，雷厲風行地掃蕩性產業，使得原本就是經濟弱勢的性工作者更無勞動保障。他們要求盡快落實性交易合法化，解決入罪化所造成的各種問題。

柯P上任掃黃更力 取締數更多

2015年10月，流鶯Miko在網路論壇刊登服務訊息，遭警方以釣魚方式入罪，依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29條送地檢署起訴，本案今天進入審理庭，2月22日一審宣判出爐。日日春協會秘書蕭怡婷表示，律師根據過去判例判斷，Miko將面臨三個月的有期徒刑、易科罰金9萬元。

罰金9萬元對於底層流鶯來說是什麼概念？年過半百的Miko表示，她一次性交易收費1,000元，也就是要接90個客人，才繳得出這筆錢。然而她說，現在客人很少，她一天通常只能接到一個，能接到三個就要「偷笑」；換言之，她要約三個月才能達標，而且這是不吃不喝、不繳房租的情況。

Miko哀嘆地說，自己不偷不搶，靠自己養活自己，不知道為什麼要被入罪罰錢。她呼籲收入優渥、坐擁一億元以上房產的柯文哲，能夠聽聽生活在底層的百姓的心聲。在台北市從事性工作十幾年、現已六十多歲的流鶯小玉也不平地說，她們就是因為窮，才從事這個行業，結果竟要背負高昂的罰金，直批柯市府遲遲不將性交易合法化，這樣糟蹋她們「實在很糟糕」。

日日春協會秘書蕭怡婷強調，Miko的案子絕非個案，而是多數弱勢個體戶性工作者的縮影，其他案例像是一位三十多歲、原在補教業工作的女性，也是用網路打廣告跟「成人」性交易而被《兒少條例》處罰；或是因前夫長期失業，分居後為付三個小孩的生活費才從娼的大陸新移民，同樣被起訴並處以9萬元以上的罰金，這對原就弱勢的性工作者來說，形成莫大的經濟壓力和生活負擔。

蕭怡婷指出，《社會秩序維護法》修正後，規定允許地方政府設置性交易專區，日日春也多次要求柯市府給予性工作者合法的空間，但柯市府卻不斷敷衍推搪，不願正視台北市一直存在性交易和性產業的事實，導致被《社維法》80條取締開罰的人數在2015年達到新高，一共取締了1,960人，罰款總額達到1,157萬。蕭怡婷痛批，柯市府持續查緝，擺明是將性工作者當軟柿子吃，逼流鶯拿自己的血汗錢繳罰鍰。

日日春：性工作合法化才能保障勞動者安全

此外，柯文哲上任後嚴厲掃黃掃毒（柯文哲的掃黃政策，可以參考這篇報導），迫使十數間無照酒店歇業，也變相助長了性產業的地下化，進一步將性工作者推入更危險的工作處境中。蕭怡婷指出，柯市府將性交易和用藥「入罪化」的治理政策，使得「掛羊頭賣狗肉」的傳播公司愈來愈多，而傳播公司的經營模式，由於是把小姐「外送」到客人所在地，缺乏店家的保護網，進而將非法經營的成本轉嫁到個別勞動者身上，因此，也不若酒店小姐與客人發生爭執時，尚有店家提供的求援機制。去年（2016）台北市發生的W飯店命案，一名年輕女子因積欠房租而以打工心態去做傳播妹，卻離奇喪命，就暴露出傳播工作者的工作安全問題。

流鶯小玉說，她對W飯店中的死者感到很心疼，並強調性交易合法化可以「讓小姐互通有無」，知道經紀人風評的好壞，但是因為現在非法，訊息都無法浮上檯面。另一名流鶯可樂也表示，只要性工作沒有合法化，八大行業和性交易的污名就會持續存在，這會導致更多性工作者像W飯店的傳播工作者一樣，面臨危險時，因為擔心歧視而不敢報警。

日日春強調，柯市府將性交易和用藥「入罪化」，只是鞏固性產業內部的剝削結構，並增加性工作者的風險和負擔；相反地，通過「合法化」來管理性產業，才是減少私部門剝削、保障勞動者安全的根本之道。

台北市警察局行政科科長蔡清龍出面接受陳情，只說會轉達意見，未做任何承諾。日日春則再次呼籲柯市府盡快落實性交易合法化，並檢討北市府警察局的執法，在性交易未合法之前，不應用《社維法》及《兒少條例》處罰性工作者。流鶯Miko也表示拒絕認罪，將上訴到底。

1

陳映真先生的作品以其不可解的巨大魔力，敲動了冷戰年代知識青年如我的荒廢之心。他筆下那「留著長髮」、「漲紅他們因營養不良而屍白屍白的眼圈」、「疲倦地笑著的」「細瘦而蒼白的少年」，曾讓年輕的我不知所以然地感到一種由陰鬱孤獨、對當下存在的不耐，以及一抹詭異的振奮心情，所混和的複雜心情──雖然那個心情又被搖滾樂、存在主義，以及那赫曼赫塞們所收編、安撫，也是事實。在台北的漫長雨季裡，我偶而也會想到那隻綠色的候鳥，以及我至今感念的一句來自一個頹唐老頭趙公的話：「能夠那樣號泣，真是了不起」。那大概是一個想要號泣而不得的年代吧。

但，如今的「這個趙公」的年代，就不是了嗎？

陳先生的死，我其實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沒想哭，也沒淚，只是覺得心頭時不時的有些發堵而已，懶散地覺得隨他而逝的或許是一個時代吧；那感覺有點兒荒涼。偶而會想到陳先生，但也不是他的思想，乃至他的文學，甚或記憶中與他交往的二三景，而是一種沒有時空感的音容笑貌：先生在蒼天為幕中，孤獨而有力量，抑鬱而使人溫暖，似乎經常深度徬徨但又總是懷抱希望。此刻，我總是覺得離我而去的是一位稀有的（尤其是在這個島嶼上）有德者；一個時刻在戰鬥中的有德者──雖然老天以一種極其惡劣不仁的方式，讓他在人生的最後十年中，退居於那樣的一種殘酷的「寧靜」。

先生是一個戰士。他的小說是戰鬥的文章，更別說他的論文、他的文論、他的《人間》雜誌，與他的人間出版社了。先生哪裡只是對抗台獨的鬥士，他是中國人民的鬥士，是第三世界的鬥士，而他更是孤身對抗一種「文明觀」的鬥士。這是先生的永恆業績。戰後的台灣當代，固然長時間只看到先生一人荷戟獨徬徨，戰後的中國大陸又有幾人呢？我就是沒法兒聽到人們信口信口雌黃「二陳論戰」這四個字，那讓我非常痛苦，不是因為坐令豎子成名這種小事，而是因為它童騃惡戲地、若無其事地，攤開了這整個當代的扭曲與變形。黃鐘與瓦釜、鳳凰和雞鶩，等而觀之。在喪失一切標準與分野的「平權」與「多元」的當代，或許這也是一種必然吧！但我抗議。

先生走了，但兩岸沒有多少人記得他，不成比，不合理。是時代的高牆把陳映真先生與大眾隔離了。誠品書店有多久沒有陳映真的書上架了呢？同其時，「大江大海」仍在分斷的兩岸永晝濁浪滔天。老天固然親痛仇快地讓戰士臥榻十年，但反對台獨呼籲統一的對岸大眾，又何嘗不是在做著一樣的事呢？人們獎賞著高高在上臨風揚眉醜詆民族自我的買辦文士，卻聳肩冷落戲謔那血目焦灼苦心孤詣的祖國赤子。陳先生的天命淒慘地無言地訴說了這個世運。

2

陳映真先生安息了，然而，然而，我們只能繼續戰鬥下去。停止傷悼，不再抱怨，繼續戰鬥，是唯一紀念陳先生的方式。杜繼平先生說，我們要善繼其志。善哉斯言。對我而言，陳先生的志與學，有如下幾個突出之點，值得我們後生作為範式。

首先，化除近親憎恨。這要求我們在思想上、學術上，嚴肅面對日本舊殖民與美國新殖民。這是「己立」的功夫。

己立而後謀求兩岸的和平統一。這要求我們尋求一個有道德理想的統一方式，從根本上避免任何形式的武統所將造成的永劫民族悲劇。經濟共同體「物質基礎」固然重要，傳統中國文化固然不可學舌輕賤，但專言「經濟」、單靠「文化」，不足以言理想；事實已證明經常適得其反。

「去殖民」與追求和平統一，必需有一個「中國人身份」作前提；必需在情感、思想，與知識上，站在中國人的視角。在這個視角上，把近現代中國革命的歷程，以及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視為中華民族努力尋求自身出路的歷史展現；善與惡、成功與失敗，我們都必需概括承受，以其為我們自身之一部分，保衛之或批判之，承先啟後。

在這個承先啟後的不斷鬥爭中，台灣以其邊緣之歷史經驗與視角──尤其以一種第三世界的普遍的新舊殖民地經驗與視角，將從這個共同體的一個內部他者的位置，多元而一地加入此共同鬥爭，而後或也是同時，參與到那個又必將多元而一的世界歷史的（world-historical）鬥爭。以此而言，台派、獨派、中華民國派與社運派是一種頹廢派，是一種歷史終結論的信徒，是一種哲學上的享樂主義者，是空洞同質性空間的漫遊者。

因此，這個鬥爭既然必需要和經濟主義的共同體想像鬥爭，要和一種國粹的文化共同體想像鬥爭，也還要和一種退變的「左翼」想像鬥爭。從獨派到台派到中華民國派到社運派，這些政治光譜的不同構成要素，所共享的都是一種現代化的、個體主義的、以天地萬物他者為芻狗的文明觀。我們如何從根本上挑戰這個文明觀，而不至於長期處於範式被動的處境，從而長期污名化自身為「不夠文明」、「不文明」，甚或「野蠻」，於是成為了一道擺在我們眼前的巨大思想挑戰。而我相信，這是陳映真先生在2005年書寫〈文明與野蠻的辯證〉一文時，所透露的一個未竟志業。這是一個文明觀的鬥爭，而不論是「社會主義」、「中國文化」、「民眾視野」，或是「第三世界」，在這個文明觀的鬥爭中，固然都將扮演重要角色，但各自都將無法自足。

3

然而，陳映真先生之所以為我們所敬重，追根究底，並不是在他的思想學問，當然也不是他的作品本身，甚至不是他的行動實踐，而是在他的學問與創作之後的那個人──那個有德者。雖然陳先生的德與上述那些都無可分，但對我而言，那個德，一言以蔽之，就是他是玩真的。是這樣的一種稀有的真誠，直接且深度地感動了一些人，當然，也一定趕跑了另一些人。陳映真先生並非生而真誠，他的真與誠是不斷自我反省、自我惕勵的結果。要不斷地直面自身的「殖民性」、「階級性」、「西方性」──乃至「猙獰的男性」，是不容易的，而陳先生則把他與這些東西的鬥爭歷程，忠實地反映或折射到他的文學裡。我們果真愛陳映真的文學、思想，與實踐，我們應該也要能愛它們後頭的那個終始與自欺與虛無搏鬥的心靈，然後，在這樣的「嚴厲的鞭子和腳前的提燈」之下，或許能讓我們更「用功些、謙卑些、誠實些、勇敢些……」（陳映真，〈鞭子和提燈〉，1976）。在自我、家國、文明、人類，與天地萬物諸元之間，是有一條細微而重要的線索的。這，或許是陳映真先生給我這樣一個人的最珍貴的禮物吧。別了，先生。

跟日本單週加班160小時上限相比，台灣只有46小時，台灣勞工真的是「東亞病夫」嗎？

這句話不是在嗆李小龍或是甄子丹，也不是苗可麗在演《台灣龍捲風》，而是全國大老闆共同組成的「工業總會」理事何語，對全台灣九百萬勞動者的殘酷嘲弄。

一例一休爭議熱燒，資本家們搶著發言搏版面。工總理事長許勝雄表示，推動一例一休的政府，「不負責任且不體恤勞工」，說得好像自己一直都站在勞工這邊；商總理事長賴正鎰則認為：「一例一休導致勞資政三輸局面」，會造成企業成本上升、失業率增高；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也說：「一例一休通過，績效不好的勞工還可以多領加班費，企業就會裁員、資遣。」但事實是就算沒有一例一休，績效不好的勞工也會被企業裁員、解僱啊。

台灣有句俗話，叫做：「有錢就是任性」，非常適合用來描述這些資本家貪得無厭的嘴臉。不論何語、許勝雄、賴正鎰或林伯豐，講話都可以像是月亮陰晴圓缺，初一十五不太一樣。在去年一例一休通過之前，這些工商大老可說是這項政策最忠心的捍衛者，多次與勞動部長、行政院長和總統密會，緊盯法案進度。變臉最快的許勝雄才在上個月跟媒體表示「應儘速讓一例一休法案通過」，今天卻又裝成正義的一方對民進黨政府大罵，被網友批評是「慣老闆精神分裂」。許勝雄過去之所以支持一例一休，為的就是強押七天假上斷頭台；今天之所以翻桌不認帳，多半是覺得還有爭的空間，呼籲政府繼續改惡勞動條件、壓低人事成本，才能繼續壓榨勞工賺大錢。

民進黨政府在跟這些資方低頭陪笑，儘速修法「跑程序」的同時，勞工團體頻繁抗議，讓社會對於民進黨的親資性格與砍假政策越來越不屑；作為回應，民進黨透過各種「看似進步」的其他勞動法令修法「避嫌」，例如「新進員工特休假增加」、「休息日加班費」等等。

但事到如今，工商大老們紛紛翻臉不認帳，一個一個開始痛批一例一休的不是，這些民進黨與勞團的「妥協」，他們也不要。尤其在「加班費」與「特休假」兩項配套上，資方的抵抗也最為強勢。

勞動法令越修越複雜，細節越來越讓人無法掌握，在勞動意識高漲的今日，民眾開始對資本家支持的政策、親近資本家的政黨信心動搖；這些資本家用力鼓吹的政策，就算看不太懂，一般民眾也不再單純地接受，而是抱著一些隱約的不安。此外，也有部分較具影響力的網路名人或插圖作家，以相較簡化的方式，批評目前政府與資本家的合謀，為較有利於勞工的政策提出辯護；青年勞動者和學生打工族的參與，也讓勞動議題不再是「舊的社運」，注入了新的活力。

民眾的不安與疑慮，迫使基本問題浮上檯面：所謂的工作時間，在勞動生產過程中，到底意味著什麼？為什麼工時政策讓工商大老們這麼有感（甚至比工資政策還更有感），非得急著反對？而在進入法律的細節後，所謂「進步的勞動政策」，諸如特休假、加班費，又是否真的對勞動者有利？

什麼是「工作時間」？

在切入正題以前，我們先來討論「工作時間」和「加班」的意涵。

一般所稱的勞動條件，主要包含了兩個重點：「工時」與「工資」。透過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我們可以透徹地揭示工時和工資兩者的關聯性。根本上來說，工作時間和工作薪資，其實是同一套東西，只是「勞動力作為商品」的「交換價值」的不同單位。不過，與「工資」這類只反映「貨幣與商品的交換比例」的表現形式比較起來，工作時間的表示方式雖然較為抽象，但卻更接近資本主義的核心——對於「剩餘價值」的剝削。

馬克思認為，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時間，受到僱傭勞動的影響，而被切成了兩大塊：其中一塊，是為了生產「他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是為了工人的生存、再生產以及發展所必要的費用而勞動，這段時間也就是「必要勞動時間」；另一塊，雖然工人也付出了勞動，但「不為工人形成任何價值」，過程中消失的價值是被資本所吸收，被稱之為「剩餘價值」，這一段時間則稱為「剩餘勞動時間」。

所謂的「工作時間」，實際上就是必要勞動時間跟剩餘勞動時間的組合，前者維持了工人的生存，後者則形成剩餘價值，完全為資本家所掠奪。工人為了生存，不得不付出勞動；資本家則是被資本積累的慾望所驅動，持續要求工人工作得更多、工作得更久。

工時長度的調整，以及在整個工時制度上勞資雙方展現出來的互不相讓，凸顯了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的對立：對於勞動者而言的工作時間延長，固然是加薪的依據，但隨著工時的上升，他也將付出更多不屬於自己、與自己對立的「剩餘勞動」，並盡數被資本家掠奪，成就資本的積累。可以粗略地這麼說：在產業與職業高度分化的當代社會，在短期內勞雇之間的最大規模鬥爭，就是發生在「工時」領域，對於怎麼定義「工作日」的鬥爭。

加班過勞的「幸福人生」

根據勞動部統計，2016年的加班人數比例有44.2%，每月平均加班時數達18.8小時。「加班」，在當前的台灣社會可說是相當普遍，在這次一例一休的修法中，加班費的「增加」也被勞動部當成對勞工的德政之一。

社會上常常認為，「加班」看似是個勞資雙贏的選擇，兩邊都能多賺，對勞工而言更是種「自由權」，何樂而不為？但是如果從上面提到的「剩餘價值」觀點來看，資本家追求的正是工作時間無限成長，逼迫工人付出遠超出他所必要的勞動份量，但事實上在這份工作之中，工人早已創造了遠比維生還要更多的價值。在必要勞動之外，工人所付出的勞動，不但沒辦法拿到報酬，更是造成了許多嚴重的後果。

好比說老闆要你加班，你雖然可以多拿加班費，但同時也發生了兩件事情：首先，加班越多，你的工作時間就越長，你的休息時間和社會生活將受到工作時間的擠壓而縮短，例如你必須要很早起床、不能賴床，或因為加班太久，下班之後沒辦法跟伴侶看場電影；其次，對你來說（以及當前加班文化盛行之下的所有上班族來說），加班是多賺錢，不加班就是減薪。那些底薪很少，靠著績效獎金、加班費、各種加給撐起來的「高薪」工作者，少加班的那個月，薪資單的數字就會不太好看，也就付不出各種生活開支。

從老闆的角度來看，只要勞工的加班成本（包含額外的加班費、津貼，以及夜間安全的設施等）低於你所創造出來的利益，那麼讓你加班自然是件好事情。對老闆來說，加班的代價就是「成本增加」，多付一點錢就是了，以期待更多的利潤；但對於勞工而言，加班雖然是加薪，但更有可能發生的是失去生活的意義、嚴重的迷失與無力感，甚至得付出性命作為代價。

以「終身聘僱制」、「加班文化」聞名的日本，日前就發生知名廣告公司電通集團的年輕粉領族高橋茉莉跳樓自殺的意外，並被東京的三田勞動基準監督署認定為「過勞死」。在跳樓自殺以前，高橋曾經寫下「死去是幸福的」的句子，逼他走上絕路的，正是對標準「幸福人生」的追求：考上好學校、進入大公司、穩定地工作到老死⋯⋯。

唯有死去才能得到解脫，荒謬地凸顯了「幸福人生」的真實底色，根本是「絕望」。為了把握微小的幸福，對勞工而言，付出的代價遠比資本家慘痛，失去健康、沒有個人生活可言，甚至得以死交換。不論是因為「勤奮工作的企業文化」或是為了在低薪的經濟環境賺更多錢，「加班」根本沒有勞雇雙贏的道理。

全體工人的「工時鬥爭」

雖然工時和工資同樣是《勞基法》管制的重要勞動條件，但相對於工時政策，工資政策簡單得多。總體性工資政策，主要以「最低工資」為核心，目的在於保障「邊際勞工」，能夠維持一定的維生薪資；但是，主流經濟學認為，根據勞動需求與生產理論，工資率上升，反而會造成就業數量下降；也就是說，最低工資調高，反而會讓邊際勞工失業，提高總體失業率。

經濟學家酸溜溜地指出，政府總是「好心沒好報」，只要強行介入，政府就必然會讓市場的價格機能崩壞，導致「非預期效果」。雖然學界對於基本工資的效果有解釋上的分歧，例如有實證研究認為，其實基本工資提高反而有利於就業，但總歸來說：總體性工資政策的核心，就只是種「價格管制」，即基本工資的調高、調低或者維持。

相較於此，總體性工時政策在工作時間的「數量管制」之外，還包含工作時間的重新分配（變形工時與責任制）、延長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的數量（加班時數管制、休假和例假日數）、延長工作時間的工資加成（加班費）、休息時間的工資加成（休假日工資）等等。

顯然在《勞基法》的勞動條件管制中，工資跟工時的管制方向不同，工資是「價格下限」的管制，工時是「數量上限」的管制；再者，工資政策主要目的是保障「邊際勞工」，而且「基本工資」和個別勞動者、個別廠場／職業／產業的薪資關係不大；而主要的工時政策，尤其是法定最高工時與休假總日數，則對所有勞工都有影響，也就更有發動全體工人抗爭的條件與涵義。

再次評估新版特休假：別鬧了！柯總召

關於工時政策的分析，以日前的「特休假」為例，我們曾經計算過，按照勞基法修法前，由民進黨勞工立委鍾孔炤提出的草案版本，對於新進員工和年資較高的員工來說，並不真的有利：相較於保留七天假的舊版《勞基法》，在每年日數方面，對於年資在9到17年的勞工而言較充足；在累積總日數方面，則對特休年資累計有15年到20年的勞工有利。

不料，一山還有一山高，去年12月修法通過後，最終的特休假版本在總召柯建銘的催促之下誕生，號稱是要讓勞工「看得到也吃得到」。在最後的朝野協商才底定的這套版本（姑且稱之為「柯建銘版」吧），不論怎樣算，光是日數方面，特休假日比起鍾孔炤版本又爛了不少，不論是新員工、老員工，特休假日大打折扣，跟舊版《勞基法》相比，更是所有年資區段的勞工，特休天數都比過去保留七天假的時代要來得更少。

在號稱是要落實特休假的配套方面，最終的版本包含了勞工期日指定權、雇主告知排定特休、未休特休換取工資、特休列入工資清冊、雇主負擔舉證責任等等。

在特休假的安排方面，受限於勞工的期日指定權，雇主只能在「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時與勞工協商之，已與過去《勞基法施行細則》規定的「勞資雙方協商排定」相比進步不少。所謂的「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來自日本《勞基法》特休相關規定的「有礙企業正常營運之虞」。關於特休假的排定方式，在日本已經累積了不少實務見解，讓企業變更特休日期的權利（日本稱之為「時季變更權」），在解釋上受到相當嚴苛的限制，不只是一般的「日常業務繁忙」或「長期人手不足」而已；到了台灣，雖然「急迫需求」已較「正常營運」在解釋上來得更緊縮，但關於所謂「急迫需求」的內涵仍缺乏實務上法院的見解，效果如何仍有待觀察。

另外，「未休特休換取工資」，也是讓人略有疑問的制度，更沒有讓勞工更接近放得到特休的目標，這一條根本照抄了過去《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的內容，只拿掉一句「應休未休之日數」而已。

上次的評論中曾提到過，勞動部從這裏衍伸出了一套說法（就在台79勞動2字第17873號函和台79勞動2字第21827號函這兩號函釋裡頭，雖然還沒廢除，但勞動部已經悄悄把這些函釋從官網拿掉了）：要是特休碰到「非屬歸責於雇主之原因」，例如「勞工應休而未休」，就等同是勞工自願「拋棄特別休假之權利」，不必發給特休工資。這種歪曲現實的解釋方式（把「勞工請不到假」說成是「勞工自己不請假」），讓特休假根本吃不到，甚至有逾越《勞基法》的嫌疑。如果以前的函釋就是造成特休休不到的重要原因，為何不乾脆直接廢除函釋就好，非得要修母法，營造特休「終於休得到」的假象，當成砍七天假的助攻？

另一個關於未休特休換工資的質疑，是未休特休換取工資的所謂「工資」，到底是什麼？特休假屬於「有薪休假」，按照《勞基法》第39條的說法，這筆假日工資不論你有沒有出勤，都「應照常發給」；如果勞工在休假日（國定假日與特休假）出勤，此時出勤的工資更是「應加倍發給」。如果《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的「雇主應發給工資」，是屬於前者「照常發給」的工資，那就不會產生任何實效，因為照勞動部自己的解釋，這份工資已經包含在平日上班的工資之中；除非這裡的工資是屬於後者「加倍發給」所多一倍的工資，才會真正發生未休特休而發給「雙倍」工資的效力。（不過，要是因為「非屬歸責於雇主之原因」，連「拿都拿不到」，就不會有這個「拿多少」的問題存在了⋯⋯）

總結來說，依照上次評價鍾孔炤版本特休的兩個標準——日數方面，有沒有多過含七天假在內的休假？制度方面，能不能確保勞工放得到特休假？——來看的話，這套民進黨養大的新版《勞基法》，大抵還是背離了「降低工時」的政策目標。特休爭議塵埃落定後，鍾孔炤至少是個有氣無力、有口無心的「勞工立委」；而柯建銘在工運歷史上留下的定位，大概只能是包藏禍心的階級敵人吧。（未完）

在論證人類處於宇宙的極度低層位階，無法攫取非善非惡、蒸騰恐怖的神魔森羅百態時，怪譚小說家H. P. Lovecraft如是說：「在所有的人類情緒當中，最古老且最強烈者莫過於恐懼。而在所有的恐懼當中，最古老且最強烈者莫過於對未知（the unknown）的恐懼。」在觀看《魔物戀人》（Spring, 2014）之際，或許我們可以增添一枚尾端：對於未知的恐懼，來自於欲求極致且猙獰的他者，甚至將自身納入他者的肉身深處。

《魔物戀人》的原名是”Spring”，既是遍野綻放的春色爛漫，亦是萬物滂沱恣意抽長的無邊界狀態。主角Louisa化身了這片「野春」，綻放在她身上的既是怪奇小說足以寫出無數卷故事的神聖奇觀，從太古迄今的所有（擬）生命景觀，但也是她用一個字就足以道盡的模本：「（異者化的）人類」。愛上她的美國憨厚魯蛇男並非絕對不適任這個欲求者的任務，他屢屢對旁人說出的「這人兒有些怪誕」（she’s a bit weird），正是說明了：

1. 人類樣版總是竭盡所能地在追尋豐饒怪奇的異己，
2. 更深層但難以言說的慾望，在於被這個致命絕色的異己所吞噬與收納。

再者，更基進的設定在於，Louisa的「人類」狀態不是全然隔絕於常態現實之外，反而像是她的漫長無盡頭成長故事：這兩千年來，她每隔二十年就「生發」一回的重構再造，造就出生物從太初演變迄今的微型歷史，而且其操作方式是將體內隨意找路人性交獲致的受精卵視為「素材」，來營造出一個既是主體我、又隨機拼貼湊搭了人類「性」（既是humanity，也是human as sex material）的莫以名之「魔／物」。這樣的Louisa既是人類的終極疆界與閾（liminality），也可以說她的恆久存在就是一段濃縮了人類從洪荒物種群逐漸「進化」為有機靈長類端點的自我構成詩篇，她的共時性肉體既是獨一無二，阻卻了常態人類成「魔」的可能，但也印證了「（某種）人類即是魔物自身」的Lovecraftean公式1。

至於身為每二十年就得補充「原料」的提供者Evan，故事的敘述特意讓他顯得微不足道又不只平凡無奇。在某些女性主義視角的影評，作者們總有種言下之意，認為Evan「配不上」位於諸物種頂點、超絕無倫，更何況實質上就是長生不朽的Louisa。然而，這樣的說法彷彿在指涉，恐怖到偉大（或反之亦然）的陰性非得要有齊頭並肩的陽性，甚至，這樣的政治（無）意識總是在有意無意間，觸及某種女性主義快要與常態性別沙文主義異曲同工的罩門，也就是，陰性的對立體非得是至少同等絕倫（最好更勝一籌）的陽性。不過，我不是由於Evan的凡常小人物屬性纔覺得他是個有意思的角色。他再現了最慘痛但也最不光怪陸離的人類尋常生命：擔任長照母親的角色多年，身心俱疲、物質水平幾乎落在貧窮線的隱約上方一丁點，還得在義大利以工換宿纔可能待久一些。

若只是如此，這樣的Evan讓我們難免感到無趣，但在接近結尾，他不無趣的慾望終於如噴泉般激湧。若是Evan只愛慕姣美神秘的Louisa，無法觸及她究極的奧義，這故事約莫只是「窈窕淑女」文類的性別「倒錯」版本。然而，他所愛的Louisa卻必須是觸動恐懼（以及與恐懼血肉相連的慾念）的物種譜系共生相：當Evan目睹Louisa的形變，最引人注目的姿態不在於要逃，也不盡然是毫無顧忌、過於單面相地一往情深無視異狀。最可能稱之為愛欲的表現，在於他「好想逃但就是無法離去」，終究留下來握住對方觸手且為她注射抑制劑的場景。唯獨到了此時，我們纔在雙方身上都看到了「魔物之戀」：那股最古老最深沈的，非得由愛慕與恐怖共構合體且缺一不可的情愫。倘若宇宙的神秘就是讓情慾的不對等成為最切身也最不由自主的物語，Louisa這個遠比酷蘇魯（Cthulhu）更複雜的終極客體與擬似神魔，就是在「身不由己」的終末，火山爆發而她的殊異身體也終將再生的當下，無法不撿拾了Evan這個倉皇驚恐又森森戀慕著她的凡俗之子，如同諸神好奇地俯身拎起了一枚「被人類之上的神魅驅力所操控」的熱烈頑拗主體。

不過，愛戀情慾等事物比永生的魔物更有保鮮期。倘若我們批判式地、以德勒茲的「蘭花*與*黃蜂」之方法論來看待「愛」與（交纏）「魔物」，那末，從來都沒有「拿掉魔性」的愛。若是魔物體現了愛（欲），更進一步說，在這個變量公式內，也無法「去魔物」地綻放愛情與（不可或缺的）恐懼，那麼，魔物成人的自我滅絕性（與邁向未來的單偶小家庭模式）等於重創了魔性與其慾念的無始無終、洪荒無邊。最後的隱喻，最讓我動容的是火山爆發取代了蛻變，而完好的雙手等於是現代性的挑戰：Louisa花了兩千年終於寫完了自己漫長沸騰的魔物青春期，而她要如何面對這個視蠻荒與奇絕異己為致命大敵的當代文明馴化世界？或許，我們得從一個不把「孩子」與「未來」視為必然的敘述前提，來設想魔物介入困惑叢生的當代的無數楔子。

• 1.作家H. P. Lovecraft 的超自然恐怖力量公式：有限狹隘的人類中心，永遠不可能瞭解宇宙至極的支配力量與猙獰樣貌。

趕在明日復興航空股東會清算財產前，興航工會今天（1/10）上午十點突襲佔領勞動部，要求勞動部長郭芳煜出面對興航資遣方案表態。工會顧問鄭雅苓批評，勞動部在興航關廠這段期間，除列席參與北市勞動局召集的大解協商會議外，毫無其他作為，然而由於復興航空員工遍布全台，除地方勞動局外，中央主管機關也該負起責任，痛批「賴香伶都可以找林明昇出來談了，郭芳煜你為勞工做了什麼？」

預告工資當資遣費 工會再批興航玩文字遊戲

上午十點，工會佔領勞動部的同時，神隱多時的興航董事長林明昇也終於在媒體前露面，除重申過去興航不斷提出的兩個月資遣方案外，今日又加上一萬元的「年終」，林明昇聲稱「沒有虧待勞工」。林明昇此次甚至刻意喊出具體數字，例如月薪三萬五千元的員工，依最新方案，可獲得兩個月月薪（七萬元），加年終（一萬元），合計近八萬元；而月薪五萬元的員工，則可領到獲得十一萬元。

然而，在工會看來，興航提出的方案只是文字遊戲，因為被充當作「資遣費」的那兩個月薪資，在工會看來，其實是從去年（2016）11月到1月以來這兩個月的應付「工資」。

根據《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四條，大量解僱勞工必須在60天前預告，而在預告後並進入協商的期間內，僱主不得任意解僱勞工。從去年（2016）11月22日興航董事會無預警宣布解散公司起算，可以合法解僱的時間點，最快也是落在1月22日，而在此之前，勞資之間還在進行大解協商的這段期間，工資本來就應該正常發放，在工資之外的，才是「資遣費」與「資遣方案」的內容。

然而，這麼看來，林明昇口口聲聲所謂「優於法令資遣方案」，也就只剩下，被他今日說成是「額外發放年終」的每人一萬元。

工會理事吳崇華今日在勞動部表示，勞工抗爭了這麼久，資方卻不為所動，林明昇用「一萬元」就想打發所有人，根本是羞辱勞工，工會不可能同意，會抗爭到底；工會副理事長龐閔憶也說，林明昇故意把勞工的「工資」數字也列入，喊出八萬以上的金額，讓一般不知道狀況的民眾，乍看以為興航員工已經領很多還貪得無厭，質疑「勞動部同意現在這種方案嗎？請勞動部表態！」

大解法面臨挑戰 勞動部毫無作為

興航此次的作為，直接視《大解法》為無物，北市勞動局多次公開抨擊興航「知法犯法」，並以最高金額五十萬向興航開罰。然而，只要違反《大解法》對於大量解僱前六十天前預告的規定，就可以直接把這六十天的「工資」挪移成給員工的「資遣費」，用違反《大解法》來交換符合《勞基法》的資遣費規定，區區五十萬元的代價，對於林明昇來說，顯然非常划算。

工會今日上午突襲佔領勞動部，要求勞動部對於林明昇提出的資遣方案表態是否同意，勞動部勞動關係司爭議科科長金士平一度出面，但卻避而不回答任何問題，只強調「勞動部一直都有在協助，都有出席大解會議」，當工會追問勞動部，為何只是出席會議，沒有其他積極作為時，金士平則不斷重複，請工會離開勞動部大廳，避免「妨礙勞動部同仁上班」，接著快步離去，隨後大批警力就進場，將興航員工一個個抬出勞動部。

明天（1/11）上午興航將召開臨時股東會，要討論公司解散案、公開發行股票下市，以及上述一直懸而未決的員工資遣方案。龐閔憶表示，興航清算後，林家還可以分得24億元的資產，工會成員將以小股東身分出席，提案要求林家放棄這24億元，分給受無預警解散而損失的小股東，以及用作員工資遣費的經費來源，「工會將持續抗爭到底，不會放棄。」

新竹光復中學學生扮成納粹遊行，總統府重批學生「對近代人類歷史無知」，學生卻反駁變裝納粹只是單純角色扮演，不涉政治；《灣生回家》作者田中實加長年自稱是灣生後代，以此名義出書、拍片，卻被揭穿是假冒灣生的本土台灣人……近期這兩起事件引起台灣社會震撼、輿論撻伐，然而，「對歷史無知」的高中生和「偽造歷史記憶」的田中實加，究竟是個人之過，還是台灣社會的集體徵候？

如果我們指責學生對人類歷史無知，那麼二戰時期和納粹德國同屬法西斯陣營的日本帝國，在殖民統治台灣五十年間，同樣犯下軍國主義及種族主義等暴行，台灣政府及民間卻普遍對日本殖民歷史抱持肯定態度，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個現象？我們又要如何面對台灣現實中重建日本神社、紀念台籍日本兵、歌頌日本皇軍以及用「支那」蔑稱對岸人民等等層出不窮的右翼言行？

如果我們批評田中實加偽造歷史記憶，欺騙台灣人的感情，那麼是否應自問：為何台灣人如此輕易地接受田中實加敘述的灣生故事？究竟是什麼樣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構成了台灣「親日」的感情結構和政治無意識？而當歷史在今日被看成是主觀、多元且沒有價值優先順序的「記憶」，我們是否還能夠評斷歷史中的是非對錯？我們又應該建立什麼樣的史觀，才能免於歷史的無知和虛無？

苦勞網和新國際將於1月21日（六）共同舉辦「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第二場論壇，從「高中生扮成納粹」和「田中實加假冒灣生」兩個事件出發，深入探討並反思台灣島上瀰漫的歷史虛無主義問題。

立法院日前通過《就業服務法》第52條修正案，廢除移工「每三年需出國一日」條款，被蔡英文政府引為政績，但現在傳出仍有公司想規避法律，迫使三年聘僱期滿的移工出國後再「回任」，再由仲介向他們收取高額仲介費。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今天（1/11）和移工當事人在勞動部外召開記者會，指控知名半導體封測大廠矽品公司逼迫有意續任的外籍員工需先出境，才答應回聘，質疑矽品和仲介公司可能有串通之嫌，意圖違法收取仲介費，要求勞動部立即介入調查，保障移工權益。

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主任汪英達表示，去年（2015）12月矽品公司發問卷調查公司移工是否願意留任，但12月底做第二次問卷調查時，卻直接要求移工無論是否決定留任，所有移工都必須「先回國再來」。然而，移工出境後再入境，也就意味著必須再繳納一次仲介費。汪英達質疑，如果移工選擇續任，依法根本不需要回國，矽品的作法顯然是逼移工回國，讓他們重繳一次仲介費。他強烈懷疑矽品是想藉此圖利仲介公司，甚至有收受回扣之嫌。

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成員田奇峰也指出，矽品對移工做了兩次問卷調查，兩次問卷選項都內含玄機。第一次的問卷選項有分「留任」和「不留任」，但「留任」一欄卻又分成「期滿後不出境」和「期滿後出境」，他不解有任何留任的移工會選擇「期滿後出境」；而第二次調查版本，又多出一個等同是「期滿後出境」的「回任」選項，田奇峰認為，這些選項其實就是要「製造移工期滿自願回國」的假象。

後天（1/13）將滿三年聘僱期的矽品公司移工A小姐說，她在問卷調查時選擇繼續留任，基層主管對她的工作也很肯定，但是12月底公司突然公告不續聘她和其他員工，要求她回國，她無奈地說，來台前已繳納了5萬元台幣的仲介費，現在若出境再入境，要再付出約4萬元台幣，她希望台灣政府能介入協助，讓她不需再繳一次仲介費。

汪英達痛批，現行《就服法》明明規定移工可以就地續任，矽品卻和萬國人力等仲介公司相互串通、勾結，讓修法形同具文。他也指出，即使矽品不願意聘僱，依法也應在兩個月之前就告知移工不續聘，並協助申請轉換工作，但矽品和仲介公司都沒做到，明顯違法，「相當可惡」。汪英達強調，矽品移工的狀況並不是個案，單單在矽品公司的菲律賓勞工目前就有3,500人，而將在一月和二月約滿到期、被強迫回國的移工，估計就有數十人，呼籲勞動部介入調查，讓資方規避法律的行為無法得逞，真正落實修法美意。

出面接受移工陳情的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科長黃偉誠則表示，對此個案會從寬認定來調查，確保該移工的權益。

復興航空今天（1/11）上午召開臨時股東會議，興航工會至股東會場外拉布條抗議，要求林家為經營不善以致關廠負起責任，照顧小股東與勞工。在股東會開始前，持有委託書的工會會員欲進入股東會卻遭保全人員阻擋，發生推擠衝突。股東會中，會議強行通過表決結果，並宣布興航解散，會後，林明昇則在保全護衛下，搭運鈔車離開現場，工會表示，股東會表決程序黑箱，會議無效，並重申資遣費訴求，揚言將抗爭到底。

今日股東會共進行三案表決，分別是解散案、撤銷股票公開發行案，以及員工資遣方案。在第一案表決時，會議主持人宣布只給所有人三分鐘進行表決，多數小股東還來不及投票，會議就逕行宣布結果，通過解散復興航空，引發小股東不滿，在會場內大喊「投票無效」。持有2,000多股的小股東陳先生會後表示，現場一共只有不到10人上去投票，會議卻直接宣布結果，認為此會議應屬無效。

工會也認為會議程序「黑箱」，並大喊「坑股民殺勞工、林家吐出錢來」，會後原定要舉行第六次大解法強制協商，也因興航表示要進行股東會後的行政工作，延後至20日再開。而興航工會的優惠資遣費訴求，則維持先前協商會議上，主席建議的方案：1.5個月薪加工會會員每人10萬元的行政費用。工會強調，將會抗爭到底，不會輕易放過林家。

過去外界估計興航在清算後，林家約可取回大約24億，工會便主張林家應放棄分配利益，分給小股東與勞工；按今日股東會會議手冊的記載，興航董事長林明昇持股0.29%，換算每股約15元，大約是三千多萬；而林家所持有的國產建材則是興航最大股東，持股40.25%，達46億之多。

趕在世大運8月舉行前，世大運選手村將於3月完工，然而負責選手村興建工程一百多名印尼移工，如今卻在三年簽約期未滿的情況下，面臨可能遭到強制遣返的命運。

為了興建選手村，承包建案的皇昌營造公司，聘用了118位來自印尼的移工，在雙方簽署的工作契約中寫明工作時間為2013年8月10日至2017年1月2日，但移工實際入境開始工作的時間則為2014年12月23日、2015年1月12日、2015年3月11日，分三批來台。入境時間比起契約要晚了一年多，然而移工在台工作的時間卻沒有獲得延長，移工支付了同等高額的仲介費與規費，原預期可停留在台工作滿三年，後來才發現自己的可工作時程只有一年多到兩年。

今天（1/12）早上，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希望職工中心與有意留台繼續工作的其中116位移工至新北市府前一同表達抗議，移工控訴幫他們辦理來台工作的印尼仲介公司，和三間台灣仲介公司以「三年契約謊言」欺騙移工，現在又推託找不到可轉換的雇主，就要遣返移工回國。此舉將使移工在印尼繳交的5萬多規費、5萬到8萬的貸款，和每個月給台灣仲介的1,800費用血本無歸。因此，移工要求仲介協助提供工作機會，讓移工可以轉換雇主，延長在台工作的時間，否則應退回按比例退仲介費彌補損失；並要求承包工程的皇昌營造，提供其他工程單位的職缺，讓移工可以順利轉換雇主。

去年通過的《就服法》第52條修正案，讓移工免三年出國一次，原可減少移工出入境又要再花一次高額仲介費的負擔，卻因為仲介透過其他門路，而形同無物。台灣國際勞工協會陳秀蓮舉例，有仲介會違法向移工收入續約或期滿轉換的手續費，或者拖延辦理轉換的手續拖延時間，讓移工超出期限而被遣返，以皇昌聘僱百位移工的案例而言，只要仲介雙手一攤，表示沒有找到轉換雇主，移工的工作時間就直接被減少，陳秀蓮認為，仲介掌握聘僱移工的多數資源與管道，使得就服法修正「看得到吃不到」。

此外，移工團體還呼籲：國家建設不應建立在剝削移工之上。並指出皇昌營造在2016年拆除忠孝橋時，讓近400名原本負責興建選手村與捷運工程的移工，前往拆除忠孝橋而引發爭議。皇昌該年度更承攬一共高達85億元的九項公共建設，勞動力需求這麼龐大的建設公司，卻不照顧為他們提供勞力的工人，不對116名移工續約，放任他們遭到遣返，質疑台灣的重大建設奠基在剝削移工的廉價勞動力，來成就台灣社會的「現代化便利生活」。

協調會達成三項初步共識

抗議過後，由新北市勞動局召開一場協調會議，會同印尼在台辦公室、三間台灣仲介公司（包含揚運國際集團、宏得寶有限公司、世和人力仲介）、皇昌營造、移工團體和百位移工，一同針對移工的訴求釐清討論，會後，主席做出初步結論，可分為三方面，首先，是補齊移工的相關文件，以供查核。台灣仲介公司方面，下週一中午前，需提供移工的契約書、每月的代扣款收據與薪資明細，供移工核對訊息與數字；皇昌營造則要提供出勤紀錄，讓移工確認自己的加班費是否給齊。

再者，請仲介協助提供工作機會，讓移工有機會轉換雇主，若無法順利轉換雇主，希望印辦針對移工分期繳給印尼銀行5到8萬的「不明貸款」，協助釐清，並爭取部分退款，印辦則表示願意協助。實際退款的討論，則待文件核對完備後，再進一步討論。

最後則是由於移工契約只到2月10日，被遣返時間迫在眉睫，因此，新北市勞動局將行文勞動部提出重大爭議事件，替移工延長轉換雇主的等待時間，以利上述其他過程的進行。

此次世大運選手村移工遣返爭議的起因，移工蘇迪（化名）說，12月8日，皇昌營造方面告訴移工，會幫忙找下一份工作，但是到了12月14日，又回覆說工作沒有下落，所有人在契約期滿後都將被遣返回國。移工們認為，自己當時簽了三年的約，原來以為可以至少工作三年，現在卻只工作了一年半到兩年就要回國，感覺被兩國的仲介欺騙，所以主動找上協助移工與移民家庭的希望職工中心，再輾轉找到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今天早上，蘇迪找來了兩台遊覽車，116位移工於是浩浩蕩蕩地出席了勞動局的協調會議，為了自己的工作權奮鬥。

養三個小孩 身負經濟壓力的蘇迪

蘇迪已經是二度來台工作，過去賺來的錢多數都寄回印尼養家。蘇迪有一個老婆，在印尼開店，他們有三個小孩，分別在讀大學跟國中，還有一個最小的尚未就學的幼兒。光是小孩們吃住的費用，每個月大約就要花費6,000元新台幣，還要加上每學期大約25,000元的學費，為了支應養家所需越來越多的費用，蘇迪分別在2009和2014年來台工作。

蘇迪說，這次在與印尼仲介協談時，仲介都說會給他們三年的工作時間，來台以後，一直到去年（2016）12月才知道工作三年希望落空，而回想初來台時，前面十個月每個月收入（約20,000到22,000）都要扣掉7,000多的貸款費用給仲介，再扣掉自己的生活花費，他每個月只能寄7,000回家。到第十一個月開始，才可以寄到每月15,000回家，但這樣的「正常收入」只維持不到一年，如今就面臨被遣返的命運，因此他才想起過去初次來台工作時，曾接觸過的希望職工中心，向他們求助。

來台工作三次的努里

印尼籍移工努里（化名）看起來比他的實際年齡小很多，他在選手村的建設工程裡負責填補水泥，想要加班時也會協助其他工程業務。努里已經來過台灣四次，他的台灣奮鬥史，最早從他19歲開始、然後是27歲、一直到現在的36歲。他待過報紙印刷廠擔任印刷機具操作人員，用英文很得意地告訴我「我是做報紙的！」他也在台南做過點心工廠的工人，接著就是現在的水泥工人。

努里可以用英文交談，我好奇他在印尼的工作，他說，自己大學唸了兩年就來台工作，他在印尼唸的是「資訊工程」，出來可以當工程師的，那為什麼會想來台打工？努里說，因為在印尼當工程師很辛苦，要沒日沒夜地打電腦進行工作，才有可能賺到接近台灣工作的月薪，在台灣的工作雖然也是長工時，但是相對來講，還是比在印尼輕鬆。

不過，努里所謂在台灣的工作「比較輕鬆」，以報紙印刷廠為例，報社為配合早晚報印刷工作，採取超密集的三班制：第一班是晚上10點工作到凌晨5點；接著第二班，早上8點工作到早上10點；再來第三班，下午3點到5點。也就是說，三班中間沒有連續超過6小時的休息時間。努里笑著說「很累啊！」，跟現在在皇昌的工作差不多累，但是點心工廠的時候，就比較輕鬆。現在在皇昌，為了賺取加班費，努里也時常加班3小時。

努里沒有結婚，如果回印尼就是在家幫忙，他說自己每個月的薪水都會寄10,000回去給開雜貨店的母親，他也希望可以繼續在台灣延長工作時間，賺取更多的養家錢。

選手村旁的移工屋

我想知道他們在台灣的生活環境，就跟著他們進了皇昌提供的宿舍。裡面有四位管理員，一位台籍，三位印尼籍，都與移工一起住在宿舍裡，負責擔任「管理」與「訓誡」移工的角色，蘇迪說，他們都不喜歡管理員，因為管理員可以「寫單子」，只要被寫滿五張單子，就會被仲介提前遣返，當然這純屬威脅，並不符合勞動法令，所以在今天的協調會上，移工團體也呼籲移工不用擔心這種無法源根據的威脅。

蘇迪說，移工在宿舍裡面，會被要求晚上十點以前一定要返回，不得外宿，宿舍與伙食費用總共花費移工每月2,500，但花錢換來的並不是什麼服務，而是集中管理的「服從」。

如果不跟宿舍一旁的選手村相比，我會很相信蘇迪所說，這裡的宿舍「還算可以」，雖然沒有冷氣，50人共享一個大空間，兩層樓有兩個空間；床是上下鋪，兩人共用一個簡便衣櫥；有共用的廁所與盥洗設備，按照現在的天氣前去拜訪，空間還算通風，有床有被。大房間隔壁是一間朝拜室，不少移工回到宿舍後，第一件事便是前往朝拜室，向他們信仰的真主阿拉誠心膜拜。

不過，移工們提供勞動力蓋起——提供來自各國、參與世大運的選手居住——的選手村，又是什麼樣子呢？為因應今年8月19日的世界大學運動會，位於新北市林口區的選手村最近的六棟，就在移工宿舍的旁邊，還在最後施工。選手村即將在3月完工，據媒體報導，選手村一共有34棟建築物，當中23棟為選手住宿區域，約2200戶。房型分為每戶一到四房，以四房兩廳兩衛的房型而言，使用面積約34坪，可讓七人入住，為了身材高大的運動員，北市府甚至預備了腳凳，延長床的長度。此外，房間內部裝修有浴鏡、馬桶、保險箱、衣架等，浴室採乾濕分離，每個房間都有對外窗以及冷氣。

我問蘇迪，他們沒上班的時候都在幹嘛？蘇迪說，都在玩手機。我到宿舍的時候，的確，很多今天排假的移工，躺在他們唯一的休息空間：那張床上玩手機，要不就是睡覺，有人開著與遠方家人的視訊，拍著拿相機拍照的我，我聽到他們說「Taiwan」，猜想是在跟遠方的家人分享，一位台灣的記者到宿舍來拍他們啦！有三個小孩要養的蘇迪、來台灣三次，還想再來的努里，以及其他一百多位移工的工作權鬥爭，還會繼續下去。

《教師待遇條例》在2015年通過施行，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今天（1/13）上午召開記者會指出，條例上路一年半，行政機關卻未落實其中將導師費視為「職務加給」的規定，使導師費未能列入教師的年終獎金計算，影響十幾萬教師的權益，要求教育部立刻依法補正。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張旭政表示，過去兼任導師和主管職務的教師權利義務並不一致，只有主管職務加給才屬於「職務加給」，而導師費則被認定為「津貼」，不能納入年終獎金計算。然而，新法明定導師費和主管職務的加給兩者都屬於「職務加給」，兩者應享有同樣的年終獎金和加班費計支標準。

然而，張旭政指出，《教待條例》三讀通過至今已經一年半時間，卻看不到教育部對導師費改為職務加給做出相應調整，教育部最近的函釋甚至將導師費當成津貼看待，使很多學校未將導師費列入年終獎金計算，也搞不清楚兼任導師的老師請假要不要扣導師費，而依法來看，「職務加給」是薪水一部分，除非老師請事假超過七天，否則不能扣導師費。

張旭政表示，全教總為此已和教育部溝通多次，但教育部依然放任加給標準混亂，使得全台兼任主管職和導師的十幾萬老師仍存在差別待遇，「十分不負責任」。全教總副秘書長羅德水也批評，教育部沒有依法行政，反映行政部門藐視國會通過的法律，立委應「硬起來」要求教育部改正。

年金改革 全教總反對60歲起支

另一方面，全教總也重申對年金改革的主張，呼籲蔡英文政府負起僱主責任，確保基金永續。對於總統府年金改革委員會官網近期公布的「年金改革一頁書」，提到對退撫基金缺口，考慮各方共同以「補繳」方式承擔；以及新舊基金「切割成不同階段」處理的方向，張旭政表示肯定，但他也質疑文中提到「不再輕易承諾國家負最後支付責任」的說法，強調政府若有決心確保基金永續，就不應迴避責任，將「切割基金」、「共同補繳」確實入法。

對於官版方案擬規定中小學教師60歲起支，張旭政則引用調查數據指出，有85%的社會大眾希望中小學老師年紀不要超過「55歲」，強調若教師超過55歲才退休，勢必阻礙師資新陳代謝，影響教育品質。此外，他也認為從總體教育經費角度而言，延後起支年齡，固然可稍減退撫基金壓力，但相對要付給資深教師更多薪資，如此可能大幅增加政府的人事費用，相比之下於總體教育經費更不利。他呼籲政府對年金改革要有整體思維，全盤考慮國家教育和財政大計，呼籲採納全教總的「85制」方案，亦即55歲起支，並可提前5年申請領取減額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