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休到的「特休假」，怎麼換取工資？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會發現《勞基法》裡所稱的「工資」其實很複雜，當它在不同文句裡出現時，可能有不同的意思。而不同的「工資」的意涵，聯繫著各項工時制度中「怎麼樣給付工資」的問題。

「假日工資」與「出勤工資」

簡單來講，「工資」可以區分為「出勤工資」與「假日工資」兩種。「出勤工資」是指工作當下直接拿到的薪水，工作與工資形成等價交換關係；而「假日工資」則是工作後，延後到假日才領取的薪水。在勞動法的觀點中，「假日工資」的設計是為了確保工人的生存，不會因為沒有工作就拿不到薪水，而導致家計中斷無法維生，這樣的特殊設計，包含了「社會安全」的意涵。

《勞基法》最原始的「工資」定義，標示出了工資的兩大特性：「勞務對價性」與「制度經常性」。「勞務對價性」是工資認定的主要指標，老闆花錢買你來工作，你把自己的勞動賣給老闆。有工作就有薪水，這就叫「對價」。為了方便區別，以下稱呼這種因為「勞工出勤工作而老闆對價給付」的工資為「出勤工資」。

而在上篇文章中我們曾提到的《勞基法》第39條裡，出現了兩次「工資」：

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

條文中出現了兩個「工資」，但他們的意思並不相同：首先，前面的「工資應照給」，指的是假日不工作，仍然要發薪水，是「假日工資」；後面的「工資應加倍發給」，是指若在國定假日與特休假日工作，除了照常發給的「假日工資」外，加發一筆「出勤工資」。

總結而言，「假日工資」也是來自於平日的工作。因此，一週工作五天實際上賺取的薪資，就包含了這五天工作勞動對價的「出勤工資」，以及延後到休息日、例假日和休假日領取的「假日工資」。

照著以上的原理，我們可以將「假日」所拿到的薪水，區分成兩種狀況來理解：

什麼是「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在理解什麼是「假日工資」以及它的來源後，我們也可以用上述觀點來思考「休息日加班費」的問題。所謂的「加班費」是基於延長工時所產生的附加薪水，同樣不是由當天的工作所直接獲得。

在加班費的計算上，勞動部設計了一個概念：「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作為加班費的計算基數，這數字又該怎麼計算呢？根據勞動部的前身勞委會表示，若勞資之間沒有其他計算方式的約定，則按時計酬的勞工就以「時薪」計算，按月計酬的勞工就以「月薪除以240」計算，以這個數字再乘上三分之一（前兩小時）、三分之二（後兩小時），就是各個時段加班費的金額。

為什麼按月計酬勞工的加班費計算基數，是以月薪除以240計算呢？勞委會在此假設，一般月薪制勞工在勞動契約裡和雇主約定的月薪，實際上是240小時的對價。意即，老闆花了一整筆月薪，包下整個月裡，你的每天八小時自由時間。老闆買的不只是你的「工作時間」，也包下了你的「休息時間」，所以你的休假是「有薪休假」。

休息日出勤，薪水打六折？

釐清了比較複雜的「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以後，我們先試著計算一下，平日加班時可以拿到多少加班費。按照法規，「超過」每日正常工時八小時的上限後，前兩小時加班要加給三分之一，後兩小時要加給三分之二。注意到這裡的「超過八小時」，依循「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的假設，勞動部認為勞資合意的工資對價是「每天八小時」，每天超過八小時的部分，出勤工資就不算在月薪裡。也就是說，雖然法條上只寫了「加給三分之一」、「加給三分之二」的加班費，但因為延長工作時間的對價，亦即加班的「出勤工資」，雇主仍沒有支付，所以實際上雇主必須在支付月薪以外，額外支付再支付的工資，就會是1：

接著來看看休息日加班的情形。

在這次《勞基法》修法前，若勞工於休息日出勤，是在超過法定最高週工時的額度之外，就屬於加班，並適用《勞基法》第24條的加班費規定。但是，勞動部卻主張，過去這種沒有法律定義的「休息日」是「有薪休假」，而「假日工資」已經內含在月薪裡（這點也可以從「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的計算看出來）。所以，在過去的這種休息日出勤，會拿到的薪資是：

在該次《勞基法》修法後，現今的休息日加班費已經提高到一又三分之一和一又三分之二。在現行法規之下，法定的休息日加班薪水，長成這樣：

從平日加班費和休息日加班費的比較中，可以看到一個邏輯上的矛盾：在計算平日加班的實領薪資時，必然是包含「出勤工資」在內的，因為平日加班超過了每天八小時的正常工時，所以需要另外給付當下工作的「出勤工資」，同時又另外再加發加班費。然而，在計算休息日加班的實領工資時，卡到了「有薪休假」的概念，所以「『工資』內含在月薪裡」，實際發給的薪資就只剩下法定的加班費。

勞動部過去一直說「休息日加班費太少」，以此襯托修訂「休息日加班費」條款是件多偉大的事情。但是，過去休息日加班費之所以低得可憐，也是因為勞動部自己對於「有薪休假」的解釋所造成的後果。問題是，「休假日是有『薪』休假」的「薪」，到底是「出勤工資」還是「假日工資」呢？所謂內含在月薪裡的工資，是剛剛提過，由平日勞動而來的「假日工資」嗎？若該處的工資是指假日工資，那麼「出勤工資」又是去哪裡了呢？

缺少「出勤工資」，不但造成「出勤卻沒有對價的出勤工資」的解釋矛盾；從數額方面來算，缺少這一份「出勤工資」，更是讓實領薪資直接減少：

一例一休上路後 鬥爭更要繼續下去

都說工資是工作換得的報酬、是勞動的對價，但勞動部至今還是不認這筆「休息日出勤工資」的帳，不僅讓休息日的實領工資成了用加班費撐起來的一個空殼子，也讓《勞基法》24條的修法事由（「訂明休息日出勤之工資給付標準及工作時間計算方式」），成為公開的謊言：你雖然出勤了，但沒有出勤工資；換言之，你雖然工作了，但沒有薪水（只有加班費）。

休息日縱然不是完美的週休二日，但政府標榜是為了「以價制量」，透過較高的加班費，抑制企業主採用「延長工時」的經營策略的主要目的，似乎也沒有達成。民進黨政府除了砍七天假以外，在法規解釋上逃避了「休息日加班費」的問題，讓對雇主而言的休息日出勤成本降低，雖然不太讓人意外，但跟提出「降低工時」主張的所謂「六大勞動政策」相比，其中的邏輯不一致已經相當明顯。

對於休息日加班費問題的檢視，最後又繞回既有的結論：「在當前的勞動環境下，砍掉七天國定假日以後，就算『休假日加班費增加』，也都只是白搭，勞工的勞動條件仍然是被改惡了。」隨著新版《勞基法》上路，接下來的一年內，工時不變甚至增長、平均實質工資不見起色、受雇者薪資佔GDP比例繼續降低⋯⋯各種勞動條件與經濟分配改惡的趨勢，大概也不會改變。

日前，勞動法學者張鑫隆在立法院公聽會上提到：「台灣是個何其殘酷的地方，非得透過加班費才能讓勞工獲得最低的生活水準！」從這裡反過來說，對勞工最有利的情形，就是仰賴「正常」工時的勞動份額就能賺取維生工資，除此之外再爭取維生工資以外的工資提升。加班過勞，是勞工在低薪社會下不得已的「妥協」，是以個人「多努力一點」的方式爭取「加薪」；但對進步的工人運動與工會而言，不該是對這種「妥協」投注無盡的同情，而只協助爭取「加班的自由」、「加班費的提高」。這種普遍發生的「妥協」的真正意義，正是指出這個現象本身根源自大於個別勞動者的資本主義社會，必須仰賴集體行動、工人共同發動挑戰，才有辦法解決。

唯有先從約束勞工的加班時間上限與最高工時下手，從而才能降低勞動強度、改善身體健康、開展社會生活；工時鬥爭的成功，將工作時間進一步固定、緊縮，同時也對個別廠場／職業／產業工會的工資鬥爭有所助益，讓爭取工資提升更為容易。

七天國定假日，砍掉就是被砍掉了；但這場工時鬥爭，輸了不該只是輸了。我們看到青年學生持續升高的覺悟，看到越來越多的人熱烈地討論勞動權益，對低薪過勞的社會有質樸的不滿，並藉此思考合理的勞動該是如何，想像自己與「勞動」的關係；開始想辦法破解資方和政府的話術，反省到藍綠兩黨除了政治上的激烈對立外，有著雷同的本質⋯⋯這些都是從個人經濟議題轉向團結的「契機」，新的集體想像就在社會的反覆運動中漸漸誕生。當爭議開始退潮，資本家與政客們帶著勝利的冷笑謝幕，我們該用什麼樣的方式，讓這股團結的熱情能夠繼續燃燒，並朝向更深的理論、更廣的實踐前進呢？

資本家要堅持他作為買者的權利，他盡量延長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個工作日變成兩個工作日。可是另一方面，這個已經賣出的商品的特殊性質給它的買者規定了一個消費的界限，並且工人也要堅持他作為賣者的權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內。於是這裡出現了二律背反，權利同權利相對抗，而這兩種權利都同樣是商品交換規律所承認的。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所以，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過程表現為規定工作日界限的鬥爭，這是全體資本家即資本家階級和全體工人即工人階級之間的鬥爭。

——《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八章，工作日

馬克思在《資本論》裡寫下這段話，在150年後仍沒有超出當前的現實，關於工作日長度界限的工時鬥爭持續上演，現階段則以「修法爭議」的方式出現，不論是日前的砍七天假，或是接下來的「《勞基法》服務業專章」、「彈性工時」，甚至「拉長加班時數上限」等，都還只是對於資產階級法律的改良與修正。我們仍在革命的半路上，民眾和政黨間的矛盾已被挑起，面對標舉「民主」、掩飾自身階級性質的資產階級「進步」政黨，接下來要做的不只是超越藍綠，更是要拉長視野、從歷史中補課，認識台灣的社會性質，並直接面對階級矛盾，再次舉起社會主義的紅旗。

• 1.以下的數字，都必須再乘以「平日每小時工資額」，才會是實領的工資。以下的討論也都將用這種比例的方式呈現。
• 2.計算方式為：1-(2×4/3+2×5/3)/(2×7/3+2×8/3)=0.4
• 3.計算方式為：1-(2×4/3+6×5/3)/(2×7/3+6×8/3)=0.387
• 4.計算方式為：1-(2×4/3+6×5/3+4×8/3)/(2×7/3+10×8/3)=0.255
• 5.以年資兩年，月薪36,000元之勞工為例計算（參考基本時薪的法定月工時計算方式）：
  扣除例假與休息日：(40×52+8)/12=174
  折算國定假日與特休假日：(12×8+10×8)/12=14.67
  每月實際工時：174-14.67=159.33
  實際的平日每小時工資額：36,000/159.33=225.9
  相較於勞動部的算式（36,000/240=150），這樣子計算出來的加班費基數，約為原先的1.5倍。

四年一度的「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今日（1/16）在台北舉行，十位國際人權專家來台審查台灣人權保障及落實狀況，除政府官員出席外，數十個民間團體也共同與會，從今天開始將連續召開為期五天的會議。上午會議開始前，反迫遷團體先在場外抗議，指四年前國際人權專家已針對居住權提出五條結論性意見，但蔡英文政府上台後「沒半條達成」，呼籲蔡政府勿在專家面前作秀「假清高」，盡快落實兩公約保障的居住權。

反迫遷團體：蔡政府只在意國際專家不在乎人民

2009年，前總統馬英九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公約成為國內法，兩公約施行法規定政府應建立人權報告機制，確保政府遵循其所承擔的義務。2013年，政府邀請國際人權專家來台進行首次兩公約國際審查會議，會後專家做成81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要求台灣政府檢討改進。

反迫遷團體指出，當年專家的結論性意見中，第47點至51點都是針對台灣政府在「居住權」方面的缺失，然而無論是國民黨政府或新上任的民進黨政府，這五點都沒有任何改善。

反台南鐵路東移自救會會長陳致曉表示，四年前的結論性意見中，專家相當關切機場捷運A7徵收土地及迫遷問題，但是時至今日，政府都沒有統計A7造成多少居民被迫遷，也沒有檢討徵收制度對人民居住權的剝奪。陳致曉指出，目前徵收制度假借公益和經濟之名進行開發，實際上是通過交通建設炒作土地的案例比比皆是，包括南鐵、航空城、國一甲等等，都是炒作周遭土地，迫遷當地居民的顯例。

反迫遷連線執行委員黃慧瑜也指出，四年前的結論性意見中，專家已經指出《都市更新條例》是許多居民遭強制驅離的原因，也不符合公平補償或國際人權標準，建議行政機關重新審查。然而，政府至今都未對《都更條例》進行有效的修法，強拆條款沒有被拿掉，聽證程序徒具形式，對於被視為圖利建商的「容積獎勵」政策，也沒有進行公益性和必要性的檢討。她痛批，蔡政府日前提出的國家人權報告，還強調符合兩公約的國際標準，直言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做法十分可笑。

此外，人權專家在四年前的結論性意見中，也建議台灣政府與民間團體合作，掌握確切遊民人數，提供基本生活援助。但當代漂泊協會成員郭盈靖也表示，政府四年來都未確實統計，更放任地方機關驅趕遊民，而由於政府的遊民輔導政策採取「屬地主義」的戶籍制，「戶籍在屏東的就要回屏東尋求協助」，這讓遊民應得的健康、住房保障都受到限制。

今日副總統陳建仁也出席會議開幕式，致詞時表示將全力以赴落實人權，「期許台灣成為亞洲最具指標人權國家」。反迫遷團體諷刺，蔡政府對於被迫遷的人民向來是不理不回應，但是當國際人權專家來台審查，又急著要亮相致詞，根本是作秀；他們也在場外演出砸碎蔡英文競選小豬的行動劇，象徵蔡政府背棄人民的希望，要求蔡政府盡快落實兩公約保障的居住權。

原住民權和同婚也成審查會議焦點

本日會議除了場外有反迫遷團體抗議，批評政府未落實上輪會議中涉及「居住權」的結論性意見外；在場內，民間團體的發言則包含「反迫遷」、「原住民基本權」與「同性婚姻」等當前熱議的人權議題。在同一套「國際人權」的框架下，政府與民間團體，以及民間團體之間多方角力，各抒己見，留待國際人權專家解決矛盾。

總統蔡英文上台後，曾主動向原住民「道歉」，並成立了「原住民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原運團體曾為爭取該委員會的完整調查權利而走上凱道，並獲得蔡英文出面承諾。

但今日的委員會上，包含原住民青年陣線等四個原運團體，共同批評日前蔡英文道歉聲明中的八點承諾至今仍未落實。例如原轉會和《原基法》推動會的代表性與獨立性不足，被批評為「未尊重原住民主體性」；而狩獵權和環境權等基本人權，雖然看似在獵人王光祿的判決與《電業法》的2025年廢核承諾中乍現曙光，但仍有不少原住民獵人因保育等理由被迫進入司法體系，民進黨政府亦未對蘭嶼核廢料的遷出提出時程規劃，都遭到原運團體指摘。

原民陣呼籲，蔡英文政府應回歸國際人權法的框架，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確定法律的內容；此外，任何與原住民相關的大型會議，都應該尊重各族群與部落的主體性，並須包含「資訊揭露」與「有效參與」兩大原則。

致力於推動同性婚姻的立委尤美女，今日也詳盡地說明了過去二十年來同婚議程的動力與當前進度。尤美女表示，2013年由國際專家做出的結論性建議中，就曾提到台灣《民法》對「多元婚家的法律認可不足」，應儘速修正。她描述從1985年開始，同婚議題就在台灣的司法體系中叩關，並步步推進；在去年（2016）十月發生的畢安生事件，引發同志團體憤怒，也使得同婚議題獲得社會的廣泛關注；但因為反同婚團體大量散佈不實資訊，造成社會無法理性溝通，甚至對壘。

尤美女認為，同婚法案是一個「人權的法案」，希望儘早通過。但對於「透過教育來認識同性戀」，是否也是「另一個人權」，家長團體則有不同的意見。全國家長會長聯盟代表指出，目前的性別平等教育提出「性別光譜」、「異性戀霸權」等內容，已經限制了家長的「子女教育選擇權」，違反了《國際人權宣言》、《公政公約》與台灣《教育基本法》的規定。

家長團體要求，在學校實行性平教育以前，應該要獲得家長同意，由家長簽署同意書後才可進行；此外，家長團體也批評性平教育委員會、教科書審定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等決策機構的家長代表人數不足，不但無法提案，更無法篩除有害教育內容與不適任教師。

對此，同志諮詢熱線反駁，家長團體僅是選擇適合他們所用的條文，捍衛自己的論述。熱線指出，同樣被國內法化的《兒童權利公約》，確認了兒童應有自由發展的權利；此外，去年十二月聯合國發布的第20號一般性意見書亦指出，LGBT青少年應有不受歧視與霸凌的權利，強調性別平等教育的重要性。

拖延兩年，勞動部終於拍板定案將兼任教師納入《勞基法》保障，然而在教育部部長潘文忠的親自指示下，卻又排除了「具本職」的兼任教師，認為具本職之兼任教師已受本職的勞動法令保護，校內工作則無須再給予保障。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今日上午（1/17）帶領數十名兼任教師前往教育部抗議，要求教育部儘速撤回這項「分割適用」的政策。高教工會辦公室主任陳書涵表示，採用「有無本職」作為納入勞動法令保障的準據，是《勞基法》施行三十多年來的第一遭；此外，陳書涵還指出，在分割適用《勞基法》的消息傳出後，目前工會已經接到高達35所大專校院的兼任教師回報，「不具本職」的他們正面對著解僱危機。

針對上述惡意解僱教師的學校，高教工會在三個月前已發函要求教育部處理，但教育部僅是發函校方詢問是否有解僱事實，並將學校方面的回覆再轉知工會，引發兼任教師與工會不滿。

交大兼任教師徐文路解釋，目前全台共計有45,000名兼任教師，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更是「專任的兼任教師」，從進入學術圈開始就四處奔波，同時在多所校園兼任，在惡劣的學術勞動環境下辛勤勞動，擔綱起一半以上的課程學分。今天上午到場抗議的兼任教師約數十人，總計任教140年以上，教育共超過十萬名學生；其中光是徐文路一人就任教13年，教育一萬名以上的學生。徐文路分析，國家對於高等教育的管制「自廢武功」，放任資本邏輯的滋長，是高教崩壞、總體發展畸形化的根本病因。

曾經上過徐文路課程的學生也現身說法，目前就讀於世新社發所的學生李容渝表示，兼任教師多半負責通識與各系選修課程，他們通常最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願意提供最多對話的機會與空間。兼任教師在各校間奔波，在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為了學生付出，已然是常態；但也只有那些最用心、最認真的人，才能頂過這樣的壓力與煎熬。李容渝質疑，目前教育部的政策看似是要保障兼任教師，卻反而造成這些用心的老師被開除，強調必須讓教師的勞動權益受保障，否則高教「覆巢之下」，又該怎麼保障學生的受教權益？

另一位在中部多所大學任教的鄭老師則表示，教育部分割適用的政策，讓兼任教師群體分化，導致無論是否有本職都缺乏保障，有「被羞辱」的感覺。在他任教的學校，因為教育部的這項政策，校方就決定45％的兼任教師將不續聘；鄭老師表示，現在校方千方百計要逼退剩下的兼任教師：不願增加鐘點、增加上課人數，就是「教學不力」；沒時間寫學術論文，若不拿以前的文章灌水發表，就是「研究不力」；不願協助學生製作作品，指導學生參與競賽，就是「輔導不力」。鄭老師直言，這項政策已經讓校內的教師們深感威脅，瀰漫著「太多恐懼和殘酷」。

在上午11點左右，教育部先是派出人事處專委曾逸群解釋，但回應內容僅是重複教育部以往的立場，引發兼任教師不滿。高教工會隨即率領兼任教師衝入教育部，與警方持續僵持，要求部長儘速出面。靜坐等待約半小時後，教育部主任秘書陳雪玉和人事處處長李秉洲一同出面回應。

陳雪玉先是又重複了曾逸群的說法，再次表示讓不具本職的兼任教師納入《勞基法》是「優先保障」；對於那些「有本職」的兼任教師，要是納入《勞基法》，就好比軍公教人士有了一份保障，就不宜再有第二份。對於「兼任教師們丟了工作」的現象，工會提出三個月前就已交付給教育部，有關慈惠醫專開始要求兼任教師繳交「本職證明書」的通訊證據，李秉洲則表示教育部將儘速組成「調查小組」，還說兼任教師們「比較容易緊張」，但還是要「給教育部時間調查跟處理」。

對於這些說法，兼任教師們怒吼：「你如果是軍公教，去便利商店打工，也還是有勞健保啊！」陳雪玉和李秉洲就不再以軍公教比喻；而在工會逐步逼問下，陳雪玉也終於講出部分真話，承認這項政策決定包含了「成本考量」，但根據工會估計，在兼任教師納入《勞基法》後，每人每年僅多出5,000到6,000元的人事支出，相較於總體高教的預算可算是相當微薄。陳書涵直批：「教育部為了成本考量，寧可讓兼任教師丟工作！」其他的兼任教師更反嗆，教育主管機關拿出這樣的邏輯，「我要怎麼教小孩？」

部長潘文忠遲不出面，陳雪玉先是緩頰說「他在外面開會」，被兼任教師逼問到底潘部長在哪裡的時候，又說是在「立法院」。到了中午立法院休息時間，潘文忠仍未出面，陳雪玉又遭工會質疑，是否能「下決策」，讓所有兼任教師一體適用納入《勞基法》；此時陳雪玉終於攤牌，表示「我是被『完全授權』的！」但對於工會「修改現行政策方向」的要求，卻又遲遲不願給出明確態度。直到約十二點半時，眼見主秘不做決定、部長不願出席，兼任教師們再度與警方發生一波衝突。工會在離開教育部前，將日前由上千名兼任教師連署的表單貼上教育部大門，「希望潘部長回部裡時，能看一眼，理解兼任教師們的心情。」

印尼境外漁工疑遭台籍船長虐死案前年（2015）以來廣受國際媒體關注報導，事發後移工團體多次陳情呼籲政府廢除「境外聘僱」制度，將原本不受《勞基法》保障的境外漁工納入《勞基法》規範，但主管「境外聘僱」的漁業署和主管勞動事務的勞動部至今皆無作為。今日（1/17）移工團體再度來到勞動部陳情，要求勞動部勿再卸責，但勞動部官員連陳情書都未接下就轉身落跑，遭批態度傲慢。

台灣現有1,600多艘漁船從事遠洋漁業，超過九成從業人口是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勞工。這些漁工被區分為「境內聘僱」和「境外聘僱」兩種型態，由於「境外聘僱」不受《勞基法》保障，往往承受超時工作、超低薪資等等比「境內聘僱」更為惡劣的勞動條件，甚至受到船長毆打虐待。日前BBC、印尼媒體大幅報導的印尼境外漁工Supriyanto被虐死案即是代表性的案例。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莊舒晴指出，去年12月移工團體曾到農委會漁業署陳情，批評政府漠視台灣遠洋漁業濫用「境外聘僱」亂象，縱容境外漁工被虐死，要求盡速廢除境外聘僱制度，讓外籍漁工不分境內、境外一體適用《勞基法》。然而，勞動部至今仍不願將境外漁工納入《勞基法》，只是反覆聲稱境外聘僱是由漁業署管理，且遠洋漁業有特殊性而難以適用《勞基法》，未來將依漁業署制定的「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來規範。

然而，莊舒晴不滿地表示，之前漁業署和移工團體舉辦會談，漁業署對如何檢查、監督遠洋漁船皆「一問三不知」，並承認僅處理過個位數的勞資案件，顯示漁業署對於勞工管理和保障根本是門外漢，認為主管勞工、具有勞動專業的勞動部不應再裝聾作啞，而應負起保障外籍漁工的責任。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專員許惟棟也批評漁業署的管理辦法草案，指出日本、韓國針對遠洋漁業制定的專法比《勞基法》的規範更嚴格，漁業署卻反其道而行，訂出比《勞基法》的勞動條件更低的管理辦法，令人羞愧。

今天的勞動部現場有數十名菲律賓、印尼、越南移工參與抗議，來自菲律賓的漁工Marcelo雖然是「境內聘僱」，但其所承受的勞動條件，也因《勞基法》未在漁船上落實，而和「境外聘僱」相去不遠。Marcelo說，他在菲律賓簽的合約是每日工作八小時，但來台後常常超時工作，每月薪資也因為各種扣款不足兩萬，他也表示漁工只要犯錯，被船長毆打是家常便飯，很多印尼和菲律賓同事都有類似經驗。

莊舒晴認為，要根本改善外籍漁工的勞動條件，政府不但應取消「境外聘僱」制度，也應設立監督漁船的海上查察員，或者讓海上觀察員同時負起勞動檢查的工作，讓《勞基法》能夠落實。另外也應設立漁工可以打的衛星電話，並在海外停靠站設立查察員，讓移工有申訴和協助的管道。

對於移工團體的訴求，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科長茆昔文接受陳情時表示，會跟漁業署「繼續溝通」，移工團體隨即質問勞動部是否認同漁業署的管理辦法草案，茆昔文一時語塞，接著連陳情書都未接下，就急忙掉頭返回勞動部，遭移工團體諷刺「保障漁工一條蟲，推卸責任一條龍」。

「我明明人就在這裡，為何還要證明我沒有逃跑？」移工團體今天（1/17）下午和三名被雇主謊報為「逃跑外勞」的外籍移工至勞動部陳情，指《就業服務法》56條規定雇主可逕自通報移工逃跑，卻無需提出任何證明，抨擊此惡法已成為移工頭上的「緊箍咒」，讓雇主可以隨意威脅奴役勞工。

《就業服務法》56條規定，受聘僱之外國人有曠職失去聯繫者，雇主應於三日內以書面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專員許惟棟指出，根據這項條文，雇主可以完全無需舉證，在任意情況下片面通報移工逃跑，且主管機關和警察機關在對移工註記逃跑前，也不會查證是否屬實。也就是說，雇主只要填一張紙，就能讓移工瞬間成為「逃跑外勞」。

許惟棟表示，一旦移工變成逃跑外勞，移民署和警方隨時可以將其逮捕、強制居留、罰鍰，然後遣返出境。他認為，這無異於將一個勞工的人身自由、工作權、居留權以及跨國移動權剝奪殆盡。由於這個條款賦予了雇主巨大的權力，許多雇主和仲介就以此威脅、報復敢提起申訴和訴訟的移工，白話點說就是，「只要你敢不聽話，就通報你逃跑！」

今天到勞動部陳情的三名移工，都是沒有逃跑意圖，卻被雇主謊報逃跑的移工。漁工J先生說，去年（2016）仲介和雇主要將他強迫遣返，他向移工團體請求協助，卻被雇主通報逃跑；看護工N小姐則說，去年因仲介強迫她住在仲介公司並支付住宿費，她不同意而打1955諮詢保護專線尋求協助，竟被雇主謊報逃跑；職災移工F先生則表示，去年他因工安疏失發生職災而向雇主提起「業務過失傷害」，卻遭惡質雇主通報逃跑，結果一直住在公司宿舍的他，竟然被警方逮捕、強制帶離宿舍（相關報導）。

更荒謬的地方在於，雇主通報移工逃跑很容易，移工要註銷逃跑卻非常困難。除了需要雇主主動撤銷，還需數十天到長達數月不等的調查及公文往返，才有機會取消。許惟棟痛批，即便雇主同意註銷，勞動部仍常常拘泥法條，不承認移工並未逃跑，且「人就站在這裡」的事實，拒絕註銷逃跑註記，無視於受害移工蒙受的經濟和精神壓力，根本是在「扼殺移工的工作和生命」，要求盡速修改這條惡法。

對於《就服法》56條被移工視為緊箍咒，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科長葉明如回應表示，假如雇主通報登載不實，也必須負擔行政和刑事責任。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吳靜如當場質疑，勞動部只談後續的救濟程序問題，卻不願正視《就服法》56條已成為「蓄奴條款」的問題。她指出，去年11月勞動部曾允諾在兩周內對此提出解決方案，但是現在承諾顯然已跳票，她呼籲勞動部立即修改惡法，否則移工團體一定會繼續到勞動部抗議。

各位苦勞網的朋友大家好：

苦勞網在去年（2016）年底一度財務告急，12月12日凌晨我們發佈了緊急募款信，希望讀者支持我們共度難關，原先設定隔一至二週左右的時間確認募款狀況的進度，然而在緊急募款信發佈後，迴響超出預期，很快地在三天內就達到目標，於是在12月14日深夜，我們也即刻對外公布募款計畫達標的消息。

由於苦勞網有多種收受捐款的管道，其中透過線上金流公司（藍新）捐款的部分，系統可以即時提供捐款進入的流量與筆數，12月14日我們對外公布計畫達標時，也是基於藍新提供的捐款收入資訊。

不過除了藍新以外，由於有部分捐款者是透過紙本填寫信用卡授權書，或者郵政劃撥的方式捐款，而信用卡聯合中心每月月底才會提供帳目細項，郵局劃撥也是在郵局收受劃撥單後，大約最快三五天，最遲兩周才會寄出收支詳情單。因此，我們選擇在完整確認12月12至14日這三天緊急募款期間各收款管道的收入狀況過後，在今天一併向讀者們公布。

特別說明，這份資料內容只包含在12月12至14日這三天當中的新增捐款者，其餘整體的徵信資料，我們還是會按照過去工作的慣例，於每個月月底公佈。

最後還是必須提醒一聲：苦勞網在暫別危機後，未來要持續穩定推動工作，還是需要讀者長期支持。希望大家能加入「定時定額」捐款的行列，「單筆捐款」可以解救燃眉之急；但加入「定時定額」捐款，即便只是每月固定少少金額，更可以讓我們預先估算未來的可能收入，並且在討論未來各項工作計畫排定時，同步進行財務規劃。

在此要再度向每一位讀者致謝，也向每一位以各種方式對我們提出關心問候、鞭策砥礪甚至是批評的朋友們致謝，我們會以更努力的工作、更認真的報導／評論來回報各位。

復興航空日前（1/11）召開臨時股東會，在董事長林明昇主持下三分鐘投票通過了公司解散、股票下市，以及員工資遣方案等三案，引發工會與小股東不滿，今天（1/18）上午聯合小股東赴士林地檢署按鈴控告林明昇在股東會上動用保全阻攔小股東投票行使權利，已涉嫌觸犯強制罪。工會認為，林家預謀解散，股東會上又限制發言，只是找小股東來背書，試圖坑殺股民權益，主張股東會表決程序有重大瑕疵，應屬無效。

興航工會副理事長龐閔憶回憶股東會當天，當她試圖進入會場時，保全連查驗身分都不願意，就高喊「一二三」把她往外推，看都不看她手上的委託書；龐閔憶表示，當天現場狀況一團亂，保全態度惡劣，把作為利害相關當事人的工會成員與許多小股東都擋在會場外，甚至有小股東因為擠不進去，最後被要求只能從保全胯下爬進會場。

龐閔憶表示，股東會現場台上不顧許多股民還想發言，就逕自宣布開始投票，投票前也沒有讓股民確認票匭清空，十幾個保全擋在投票箱前，三分鐘就宣布投票結束，投完票也沒有公開驗票，就宣布通過解散案，「小股民根本搞不清狀況，也被保全推擠，被禁止發言，這種股東會根本沒有意義。」

龐閔憶還說，股東會上討論資遣方案其實很不道德，「很多員工都有認股，是股民也是員工，資遣費多拿，手上股票就會被廢止；想顧股票，資遣費就拿不到，這樣公平嗎？」

工會委任律師劉冠廷表示，林明昇身為公司經營者，不願面對投資者與小股東質疑，錄影畫面顯示許多小股東質疑公司在解散之際還以高於市價行情購買新飛機，林明昇不回應質疑卻直接宣布投票，後續又有保全阻擋小股東投票的狀況，明顯妨害小股東行使權利。

本週五（1/20）是興航第七次大解協商會議，工會理事吳崇華呼籲，大解協商制度已經破天荒走到第七次，呼籲資方應尊重主席提出的資遣方案，他同時也向蔡英文喊話，「蔡英文說勞工應該自己跟老闆談，但興航員工已經盡力跟老闆談了，老闆卻無視大解法，無視大解程序，請問政府現在還能做些什麼？」

工會顧問鄭雅菱強調，興航關廠跟國家高度相關，其中民航局無能對興航營運有所預警，對於工會「收線收人」的訴求也毫無作為；金管會則對金融市場嚴重失序非常被動，對於企業家大股東拿不出制裁辦法；勞動部除列席北市府的大解協商會議，也未能要求資方提出任何方案。鄭雅菱痛批，當企業家擺明擺爛，要欺壓勞工坑殺股民時，掌握公權力的政府卻沒有任何作為，所以工人此次希望用法律途徑尋求公道，「林明昇去年曾因車禍肇事逃逸被判緩刑，此次惡性關廠造成無數勞辜家庭受害，難道你還要肇事逃逸嗎？」

總統蔡英文日前曾對媒體說勞工要自立自強，有問題自己找老闆，以免政府公親變事主，台灣鐵路產業工會今天（1/19）上午再赴總統府，直指政府就是他們的僱主，蔡英文就是大老闆，要求蔡英文回應台鐵人力不足的問題。工會並預告將在除夕至初三發起「依法休假」的行動，除夕當天上午將在台北、彰化、高雄站進行休假會師。

台鐵春節應變 遭批有安全疑慮

工會指出，為因應即將到來的春節旅客運輸需求，台鐵日前發佈兩項電報，12日先是要求車站在沒有行車人員做雙重確認的狀況下，請車長自己看號誌燈，並發出開車指令；16日調查「同意連班」值勤的員工並列冊。

然而，按台鐵三班制輪班方式，上連班等同於連續24小時都要值勤。台鐵產業工會理事長王傑指出，要求員工連續24小時值勤，不僅明顯違反《勞基法》，且超時工作可能導致精神渙散、注意力難以集中，更不用說連續24小時的超長時間加班，痛批台鐵拿旅客安全開玩笑。

此外，針對車長看號誌燈並發出開車指令的要求，王傑解釋，列車運作通常需要三個工作互相配合，運轉員（車站行車人員）監視車輛進出並確認號誌，再由車長將開車訊息發訊給駕駛員開車。台鐵電報顯示將在沒有運轉員的情況下，要求車長自行看號誌，「這不符合行車規章，而且可能引發事故！」王傑表示，車長可能因為不熟悉而誤判號誌顯示狀態，一旦發生事故，也缺乏車站人員與乘務人員配合應變，將可能使輕微事故演變為嚴重事故，批評台鐵置旅客生命安全於不顧。

工會列舉了七項缺少運轉員可能引發的安全隱憂：

1. 旅客距離軌道太近時無人示警提醒。
2. 旅客在月台發生突發狀況無法求助。
3. 軌道上若出現異物，無人可提早發現。
4. 列車通過時，如有頭尾燈不亮、車門未緊閉等異常狀況，無人監視。
5. 列車離站時，若有乘客追趕，無人示警阻止。
6. 無人服務身障旅客。
7. 車長分身乏術，身兼多職，必然造成誤點，更增加安全性疑慮。

台鐵產業工會上午先是到台鐵管理局陳情，再一路遊行至總統府，然而府方僅派出公共事務室人員出面接受陳情書，並無任何回應。工會秘書蕭農瑀批評，交通部長期放任台鐵的過勞排班制度，也無能改善台鐵人力不足的問題，但蔡英文日前曾說勞工要自立自強，政府就是台鐵的大老闆，現在勞工已經找上老闆，「蔡英文難道什麼都不做嗎？」

台鐵產業工會認為，鐵路局至少應補足台鐵員額三千名人力，且針對一例一休必須給予勞工完整一曆日（00:00-24:00）的休息時間，並停止要求員工24小時連續上班、或使用影響行車安全的方式調度人力。工會將於春節期間依法集體休假，並在除夕當天上午於台北、彰化、高雄等站展開宣示休假的會師行動。

從2009年到2017年，任期八年的美國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即將於明天（1/20）卸下總統一職，而最近，不少人不捨歐巴馬下台。出櫃女同志、女權主義者，同時也是女同網站AfterEllen.com編輯的Memoree Joelle便代替了廣大同志團體向歐巴馬表達感謝之意，她以「給歐巴馬，帶著LGBT的愛向你告別，謝謝你。」為題，盤點了歐巴馬任期內對LGBT族群做出的「貢獻」，例如：歐巴馬總統給了我們婚姻平權、透過一項名為「SAMHSA report」的研究證明「矯正療法」的無用，使得同志的生活更安全、增加醫療院所探視權...等。

不過，多數同志恐怕不知道，這位被譽為LGBT總統的歐巴馬，起初並不支持同性婚姻，而僅是站在「人人皆平等」的角度，支持同志權益，跟現在護家盟「反同婚但支持平權」的態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2004年，民主黨內初選階段，歐巴馬因自身的宗教背景，而在一次的電視辯論會上說出了婚姻應該是「一男一女的結合」、「當男女結婚時，是在展現某種上帝的旨意」、「婚姻不是公民權」等言論。針對同志族群，他只在「公民權」的框架下，支持同性戀者應該享有基本權利例如醫療探視權、伴侶財產的轉移、或者是消弭職場歧視。

歐巴馬的LGBT光環，一直到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通過同性婚姻全美合法，達到了頂峰，他從一位反同婚宗教份子，變成力挺同婚的六色總統，這前後的轉變都多虧了一位「貴人」。歐巴馬的競選陣營中，同志幕僚凱文·湯普森（Kevin Thompson）就扮演了這個關鍵角色，他對這位競選人進行「LGBT訓練」，當歐巴馬還是州議員階段時，湯普森就大力攏絡芝加哥的同志社群，並且下定決心改善歐巴馬在同志議題方面不受支持的問題。而也是在湯普森的訓練下，歐巴馬才從一個連「石牆事件」都搞不清楚的候選人，成為現在我們看到的「LGBT總統」。

歐巴馬透過金援 向反同國家施壓

當然，我們可以說「人都會變」，歐巴馬受過訓練後，思想當然可以轉變。後續，這位LGBT總統更不滿足於國內的性別平權政策，他的野心更大，把視野放到同志平權後段班的第三世界國家身上。2011年，歐巴馬在一份備忘錄中提到「結束對LGBT族群的歧視，是美國推動人權的承諾」，這裡，指的是美方在「其他國家」推動人權的承諾，然而，其他國家為什麼要買美國的帳？歐巴馬的備忘錄裡面也說了：透過境外金援來推動同志權利。

歐巴馬認為，美方尤其要「打擊」那些使LGBT入罪化的處境與行為，來保護脆弱的同志少數族群，因此，備忘錄中也要求外交與援助機構要以此標準向有上述反同志行為的國家施壓。這些國家，包含非洲與部分中東地區。

時任國務卿的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也支持歐巴馬的說法，認為「同性戀不是罪」，並呼籲提供性少數更大的保護，克林頓引用的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於2011年不顧其他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奈及利亞與巴基斯坦的強烈反對，仍然通過的——對世界各個地區因個人性取向和性別認同而施加暴力和歧視表示嚴重關切——的第17/19號決議（至於聯合國的政治色彩，請見下篇報導）。

該年度10月，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宣布，它「強烈建議」簽訂協約的合作方，不只是要達到非歧視性的保護，還要禁止對LGBT受雇者的職業偏見。而拿到最多美方經濟與軍事援助的前十個國家包含：阿富汗、伊拉克、以色列、埃及、巴基斯坦、蘇丹、西方銀行／加薩（以色列佔領區）、衣索比亞、肯亞與哥倫比亞。

而美方對外的經濟與軍事援助，也從來就不只是給錢了事。我在這篇報導裡，整理過以色列如何透過宣揚該國的進步同志人權，來粉飾對巴勒斯坦的侵略行為，以色列從2014年開始三度對巴勒斯坦進行侵略，過程中有數千名巴勒斯坦人遭到殺害，死者中八成為平民，而以色列進行長期屠殺的條件之一，便是美國從1948年至今援助以色列的上千億美金——以色列持續用以購買美國武器。

打擊「保守」非洲的美國 並不「進步」

2014年2月24日，烏干達總統穆塞維尼（Yoweri Museveni）簽署一項反同法案，該法案提到，首次出現「同性戀行為」者將被判刑14年，若再犯或者進行同性戀行為者一方是愛滋病患，可能背叛終生監禁；而教唆或者協助同性戀者，也可能被判處7年徒刑。

這項反同法案最早於2009年提出國會議員David Bahati提出，規定經發現有同志行為者，最嚴重可被處以死刑。穆塞維尼於2014年簽署的法案，只有將2009年的版本中的死刑調整為終生監禁，他並表示「同性性傾向是後天形成的，應接受治療；而為了阻止來自西方的同性戀在烏干達四處宣揚，甚至利用貧窮的烏干達人賣淫賺錢，所以我們必須立法禁止。」

而對於這項法案，美方當然有意見，歐巴馬早在2010年便表態，2月4日他出席一場由基督教基金會主辦的「全國禱告早餐會」時，公開指責該法案「令人作嘔（odious）」，國務卿克林頓則致電穆塞維尼，表達強烈關注，美國眾議院議員更發起一項決議案，譴責烏干達的反同法案不僅嚴重侵犯人權，也是對愛滋病預防項目的阻礙：美國政府於2009年向烏干達提供了三億美金做為愛滋病預防和治療的援助資金。

2月4日當天，在歐巴馬的演說之後，烏干達政府的道德事務部長詹姆斯・布托羅便對媒體表示：「應該告訴歐巴馬，烏干達議會正在為本國人民的利益而進到法律責任。」他更對美方干涉有所不滿的指出「我們不能對議會指手畫腳，他們（美國）憑什麼認為，可以告訴我們該怎麼樣為本國人民做事？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2015年7月24日，歐巴馬抵達肯亞進行訪問，當他試圖向肯亞總統烏胡魯・肯雅塔（Uhuru Kenyatta）提倡同志權益時，肯雅塔對此並不認同，他認為同志權益在肯亞並非最主要的核心價值，強調「並不是每項事物都能夠共享，我們的文化與社會並不接受這樣的思想。」

基本教義式的傳統價值話語，透過「反西方干涉」提高了自身正當性。然而，打擊這些非洲國家「保守」的美國，就是「進步」嗎？我們或可參照美國與中東的關係，來檢驗美國自身標榜的「人權、自由、民主」價值。

由美國政府解密，1947年的「美國國務院／美國對外關係1」歷史檔案中，美國國務院提到，中東地區絕佳的地理位置可以連結歐洲、亞洲、非洲跟遠東，是「至關重要」的角色...，接著毫不掩飾地說「然而由於該地區人民的行政、經濟與知識遠跟不上其被賦予的國際責任，因此，這裡不僅對世界的侵略者有高度價值，更是一個無法透過現代組織與科技資源來自我防禦的區域。」

二戰以後，美國可以說實現了這個機密檔案中作為一個「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野心，其延續了英國過去對部分中東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進行「扶植同時分化」的模式，戮力支持專制派的遜尼王朝，並透過維持中東地區的動亂，來鞏固其世界霸主的地位。（想了解更多帝國主義如何對中東國家進行控制，可以參考這則紀錄。）

而當歐巴馬政府一邊譴責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權問題」，對於沙烏地阿拉伯等經常侵害人權的盟國又是什麼態度呢？2014年，美國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在哈佛大學一場演講上談到，美對伊斯蘭國的戰略並非孤軍奮戰，而要仰賴盟友如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卡達的共同合作。一位學生問他，美方如何跟像沙烏地阿拉伯這樣，在人權方面有不良紀錄的盟國合作？他大剌剌地回應道：向你的盟友表明——你並不同意他們違反人權——與確保我們的自身利益並不矛盾。

非洲同志社群：歐巴馬「幫倒忙」

然而，美方的對外金援戰略，以及歐巴馬這種西方中心的反恐同策略，卻給非洲許多國家的同志帶來實際的負面效應，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烏干達2014年的該項反同法案通過後，歐巴馬便宣布要撤回部分金援，對此，同樣曾於2011年通過一項反同法案的奈及利亞，則有天主教總部發言批評美方透過對奈的金援關係來要求奈國符合其人權標準，是一種「權力的惡待（an abuse of power）」，這也是為什麼有一些天主教慈善機構已經拒絕接受美方試圖促進同志權益的金援。

奈及利亞的同志人權組織創辦人Dorothy Aken’Ova則說，2000年以前，同性戀是不可說的議題，後來美國基金會開始援助奈國的運動份子，開啟了相關討論，然而這種西方平權對奈國的施壓也帶來了一些效應。當來自西方對奈國與烏干達的干預越重，社會輿論的壓力也就越大，奈國立法者為了反抗來自西方的「卑劣的」干預手段，2013年時，群起支持通過另一項反同法案，使得參與同性戀組織者也可能受罰。

而奈國無論是2011年或者2013年的法案，都是在2006年就被提出，並擱置至今。換句話說，西方對非洲各國同志人權的干預，反而成了各國為了維護主權，通過反同法案的「幕後推手」，為了滿足西方中心的人權圭臬，卻幫了性少數一個「倒忙」，造成更多同志受害。

相較於外力介入引起的負面效應，非洲的運動人士認為，他們應該默默的教育大眾同性戀議題，並改變社會氛圍。在一篇名為「歐巴馬是否該替非洲的同志權益發聲？」的文章中，okayafrica網站的作者群也直接對此提出一些批評意見。

作者Ayana認為，歐巴馬可以對奈及利亞的反同法案表示不滿，但也應該要譴責美國國內，LGBTQ青年無家可歸愈趨嚴重的情況、酷兒主體的入罪問題、法律和習俗如何破壞非血親的家庭結構，而將照顧、教育的問題放在主流同性婚姻的制度限制下來看待。他更批評，如果歐巴馬不面對美國本身的問題與敗壞的話，這類「發聲」不過是偽善、家長式的以及粉紅清洗的總合。

Mona雖然認為歐巴馬的話確實有影響力，而有影響力的言論是同志社群需要的。但他也擔憂歐巴馬替非洲發聲的行為成為「新殖民主義」，他以自己的家鄉馬拉威為例，歐巴馬在當地擁有極高的文化資本，街上四處可見印有歐巴馬頭像的傳統布巾（zitenje），Mona認為如果歐巴馬對馬拉威的反同政策表達關切，將在公眾輿論的場域帶來明顯的媒體效應。

Derica則批評道，歐巴馬會利用這些美方打擊恐同的勝利經驗來說服非洲國家，這在他跟許多非洲領導人的會面過程中都發生過，至於那些歐巴馬布巾，則讓他想到，當歐巴馬開始討論LGBTQ權益的時候「他就不再是非洲的兒子，而是一個美國人」了。他認為更令人擔憂的是，非洲政府開始騎劫整體泛非洲的言論，把它們對同性戀的入罪化塑造成是「對西方的不退讓」，而歐巴馬的立場，則會加深這種保守言論的正當性。

• 1.全文檔案名為："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The Near East and Africa (1947)"

勞動部今天（1/19）晚間針對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年資專案補償召開「補貼審核小組」會議，打破過去與自救會的協議，以「自救會會員與非會員補貼金額差距過大」為由，推說已有的協議內容窒礙難行，將減少針對自救會會員的補貼金額，自救會趕在會議召開前再度集結於勞動部，自救會長孫秀鑾怒嗆蔡政府「白紙黑字的協議，竟然都可以跳票！」並宣示政府打破協議，自救會將會重啟抗爭。

林萬億出面簽署協議 臨到頭來一場空

國道收費系統全面自動化導致的國家關廠案件，收費員組成自救會從2014年起抗爭多年，去年（2016）民進黨政府上台後，蔡英文指示政務委員林萬億以及勞動部長郭芳煜等人，與收費員自救會協商，終於在同年8月16日雙方達成協議，勞動部承諾就收費員年資做專案補貼，並在今年1月15日前發放。

然而，勞動部延至今天（1/19）晚間七點才召開第一場「補貼審核小組」，並於晚間九點做出兩項結論：（一）春節前申請補貼者，統一先發放15萬元；（二）確認可請領補貼的人數僅包含最後一次大量解僱案件的900人。勞動部並表示今日會議只是初步討論；下一場會議才會作實質審查。

自救會表示，在這場會議前，勞動部就已經私下表示要降低過去曾承諾過的補貼金額，理由卻是自救會的會員領太多，非會員領太少，兩者差距過大。自救會長孫秀鑾表示，自救會抗爭歷時兩年，走遍全台北中南，後來終於與政府達成共識，是集體努力爭取的成果，絕對不接受最協議內容再做任何程度的打折。他痛批勞動部以「非會員領較少」為由，要降低自救會會員的補貼金額，「政府自己不願意撥預算補貼非會員，哪有因此回頭打破協議的道理？」孫秀鑾強調，「自救會從頭到尾都只代表會員，政府要補貼非會員多少我們根本管不著。」

自救會秘書郭冠均表示，自救會8月16日與林萬億、郭芳煜簽署的協議，意涵等同於工會和資方的團體協約，效力本來就只包含特定群體，也應有「反搭便車」的性質，但在現實上，政府如果也要補貼那些過去沒有出來爭取的非會員，自救會根本沒有能力阻止，強調「如果要公平，也該是大家都補貼一樣多！」

第一場補貼審核小組 自救會被擋在外

補貼審核小組由兩名交通部代表、兩名勞動部代表、四名學者專家組成，自救會會長孫秀鑾與副會長陳瑞英也受邀列席，今日由於陳瑞英家中有事，親筆寫具委託書委託郭冠均代為出席，但是勞動部卻不放行，堅稱只接受陳瑞英。七點整時間一到，勞動部不待孫秀鑾等人還在勞動部外並未列席，便逕自開始會議，直到九點會議結束。

郭冠均批評，蔡英文在新政百日時，還拿收費員案大作文章，強調新政府如何有魄力解決了馬英九時代無法解決的爭議，「政治credit都給你賺飽了，秀也給你做足了，才改口說協議要跳票，這不是欺騙，什麼是欺騙？」郭冠均說，勞動部一再說會員與非會員補貼差額過大，根本是轉移焦點，「請郭芳煜與林萬億自己公布8月16日雙方協議的內容，看看自救會有多要一毛錢嗎？」

自救會顧問吳靜如表示，過去林萬億與郭芳煜簽署的協議內容，承諾1月15日前發放補貼，現在時間點方面已經跳票，今日又說年前要發放15萬，也不知道這數字是怎麼得來的；且今日會議結論中，限定最後一批大解案的900人可申請補貼，但自救會成員中有包含不屬於這一批大解案的成員，「這與過去的協議內容差距過大，自救會一定重啟抗爭！」

今天（1/20）原定是復興航空工會與資方召開第七次大解法協商會議的日期，不過，由於興航方面三位清算人仍在盤整整體公司財務狀況，因此以未將「解散資料」送交至北市府為由，延後會議。然而，工會仍然來到北市府大門前，再度呼籲林明昇依照大解法勞資會議時，主席提出的方案優惠資遣員工。北市勞動局勞動基礎科科長黃毓銘出面接受陳情表示，今日會行文給興航，要求下週一提供開會人選，否則將由勞動局強至指定人選，最快可能於下週三或四召開協商會議。

興航企業工會副理事長龐閔憶控訴興航無預警解散，讓1,800個員工面臨生計問題，馬上就要過年，員工不知道這個年要怎麼過，而林明昇卻可以在勞方幾次妥協、也同意主席提出的「加發1.5個月薪資與工會會員每人10萬元」資遣方案後，仍然坐視不理勞方訴求，此外，工會已經配合出席六次大解協商會議，林家與國產實業的態度卻是越來越擺爛，連會議時間也遭拖延。他更質疑北市府勞動局不以公權力強制要求資方，形同放任資方恣意妄為。

興航企業工會理事吳崇華則說，興航解僱案是重大勞資爭議，主管機關若放任林家惡意關廠、藐視法律的作為，形同鼓勵未來其他惡質雇主解僱員工時可以「比照辦理」，勞工則如同「刀殂上的魚肉，任由資方宰割」，呼籲勞動局長賴香伶為台灣勞工的未來「再多努力」，莫讓興航解僱案成為勞動局放任的不良模範。此外，他也強調，若林家持續擺爛下去，工會絕對會發起更激烈行動。

繼去年（2016）底台中榮總的派遣工向中榮爭取年資和特休，卻遭中榮拒絕協商後，今日（1/20）中榮的派遣工們拉高抗議層級，北上直搗退輔會，要求退輔會承諾過往的「年資併計」，並呼籲中榮別再使用派遣，將派遣工「全面轉為正式勞工」。

去年9月，由中榮派遣工為主體組成的派遣產業工會宣告成立；到了去年12月，是派遣工們換約的時候，不料中榮方面卻宣稱與這些派遣工們之間是「承攬關係」，意圖逃避雇主責任，放手讓派遣公司繼續欺壓派遣工，趁著換約之際，讓派遣工們的年資歸零，雖然工會要求與中榮和派遣公司協商，卻遭到拒絕。

今日上午，派遣工會協同北市產總、東海工會、醫勞小組等勞團，繞過派遣工們服務的中榮，直接向中榮的上級機關退輔會提出訴求。派遣工會顧問鄭中睿表示，在公部門全面轉向縮減正規員額、採用彈性非正式人力的狀況下，多數公部門受僱者都是採用「勞動派遣」方式聘僱。自90年代開始，中榮就將院內傳送業務委託給退輔會旗下的「榮民技術勞務中心」；從2008年起，又從榮技中心轉向私營派遣公司，每三年更換一間公司。

在這個過程中，中榮雖然持續存在同樣的一批勞工、同樣的一份職缺，但因為名義上這些勞工都是「派遣」，而非「正式勞工」，讓中榮得以規避部分雇主責任，甚至讓這些勞工的年資，在每次更換派遣公司的時候就中斷，至今已經發生四次「年資歸零」的現象；近來，中榮更將「勞動派遣契約」再轉為「勞務承攬契約」，宣稱這些派遣工們「不是派遣，而是承攬」，希望減輕人事開支與負擔。但這樣的說法遭到派遣工們反駁，因為中榮在實際上握有「指揮監督」勞工的權利，已無再規避責任的可能。

鄭中睿估計，全台中榮總約有300名傳送員，每人保守估計損失一年年資，此次更換外包廠商，導致年資中斷，就讓全體派遣工損失約2,100天特休，折合新台幣147萬元。派遣工會理事長劉文棟也表示，他上班的五年來，每天看到同事們兢兢業業工作，敬業地一起打拼，但卻碰上「年資歸零」的悲劇，才打算透過工會多爭取一些派遣工的福利，而今天來到退輔會的目的，無非就是要請退輔會能夠給出具體的答覆與時間安排。

關於「年資併計」的訴求的法律依據，派遣工會秘書長施士青指出，目前勞動派遣的最大問題，就在於「如何認定雇主」。《勞基法施行細則》第五條雖然規定「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單位為限」，但這條碰到勞動派遣關係時，即有類推適用上的疑難，考慮到派遣工被中榮「直接雇用」的事實，應以行政院《運用勞動派遣應行注意事項》與勞動部《政府機關（構）運用勞務承攬參考原則》中的「特休年資併計」為準；此外，在目前的派遣廠商威務公司與派遣工間簽署的契約內容，亦包含了年資併計條款，只是中榮願不願意落實的問題。

對於今日工會的訴求，退輔會就醫保健處副處長黃鴻基表示，目前已經要求中榮主動邀集廠商進行協商，將在過年前舉行；但對於年資問題則表示「這是『勞動法令』的問題，因為退輔會非業管單位，所以沒辦法回答（是否能併計年資）」。

上篇文章提到了歐巴馬在世界各國，尤其是被美國認定為「同志平權後段班」的第三世界國家，透過金援的方式來操控非洲與部分中東地區國家，要求各國改善對同志的歧視與暴力。

近幾年來，透過媒體的大幅報導，西方國家領導者不可能對於自身言行可能對第三世界同志帶來的負面效應一無所知，卻仍持續大張旗鼓地把同志權益作為推動對外政策議程的核心（可以參考美國國安顧問去年10月的發言），推動「LGBT議程」背後的目的，便是本文想要追問的關鍵。

現在，我們就把視野拉遠一點，看看各國怎麼利用「六色彩虹」這個人權戲碼，在全球推動LGBT議程，以及這種行為背後的政治因素為何。希拉蕊・克林頓曾經很讚許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在2011年提出的一項第17/19號決議，這項決議中提到：對世界各個地區因個人性取向和性別認同而施加暴力和歧視表示嚴重關切。當時，對於這項決議，贊成票與反對票的票處僅差四票，以「23:19」的比數通過，引來反對方的高度不滿。

當中，投下贊成票的國家包含美國、烏克蘭、比利時、巴西、挪威等，投下反對票的則有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俄羅斯聯邦與奈及利亞等國家。

奈及利亞公開譴責人權辦公室

各國當中，又屬非洲第一大國奈及利亞最為不滿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後稱OHCHR）的作為。奈國在2015年曾經公開譴責人權辦公室6月份提出的一份報告，是強推同性婚姻，取締常人對同性戀的「一般看法」，更認為OHCHR這樣一來「侵害民主權利、宗教自由以及鞏固家庭制度的文化準則」，於是發出聲明，來回應這份報告中提到對同性婚姻合法的鼓勵、對性傾向矯正的譴責等。雖然，OHCHR的這份報告對各國並無約束力，卻足以向各國施壓，報告在同性婚姻的部分直接提到：

雖然國際法不要求國家承認同性婚姻，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呼籲各國對同性夫婦的法律承認作出規定。截至2015年4月，共有34個國家向同性夫婦提供婚姻或民事結合，民事結合提供許多與婚姻相同的利益和權益。凡是國家向未結婚異性伴侶提供養恤金和繼承權益時，應向未結婚同性伴侶提供相同的福利。

奈及利亞在2014年時，強調多數國家仍然視婚姻為一男一女的結合。因此，奈及利亞譴責聯合國辦公室不尊重民主過程，也危害了被普遍認定的其他人權價值。奈國認為，宗教自由與文化權利是《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基礎部分，各國有義務確保國民的家庭、宗教與文化價值觀受到保護，而奈國也認為，婚姻法就是用來鞏固這些價值，而由於奈國內主要分為基督教與伊斯蘭兩大宗教，法律用來協調國內文化、傳統與兩大宗教，且拒絕「同性婚姻、同性戀，以及跨性別的態度」。因此，奈國譴責聯合國辦公室不尊重民主過程，也危害了被普遍認定的人權。

其實，早在2011年，奈及利亞就不顧英國「對罔顧同性戀權益的國家撤回援助」威脅，通過一項「禁止同性戀行為與教唆同性結合」的法案，任何人只要意圖或者唆使同性結合，就要面對10到14年的刑期。這項法案的通過，跟我在上一篇報導提到的狀況類似，英國的威脅也是「幫了倒忙」。媒體報導分析，非洲領導人甚至將英國威脅視為殖民權力的展現，引起了眾怒。有領導人認為英國的說法是蔑視非洲國家的主權與文化，辛巴威總統Robert Mugabe甚至稱發表威脅言論的前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對各國要求同性戀權利是「極其邪惡的」。

而同樣的，無論烏干達或是迦納，都表示將積極脫離國外金援，或者不接受可能破壞本國利益的援助，坦尚尼亞則表示這種言論會破壞兩國關係。肯亞的同性戀組織則認為，卡麥隆的說法雖然是正面的姿態，卻可能同時使同志成為更大的目標。

差別在於，當奈及利亞把矛頭指向了聯合國這個「國際對話平台」，試圖挑戰這個權力機構的時候，國家間的角力運作也就浮上檯面。奈及利亞提到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其實前身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與婦女地位委員會同屬最早的兩個功能委員會。2006年，委員會改為理事會，協助聯合國人權辦公室開展實際的工作。其職責在於「根據《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在人權領域進行專題研究、提出建議和起草國際人權文書並提交聯合國大會。」

接著，我們就來看看實際進行議題推廣、研究的人權辦公室，到底是什麼來歷，當國家對於人權議題彼此間有不同意見時，又受到什麼外力影響。

誰的聯合國人權辦公室？

奈及利亞譴責「聯合國人權辦公室（OHCHR）」，認為辦公室不尊重奈國的人權價值，要了解任何機構的行事風格前，我們或許可以先從辦公室的報表資料，來了解一下財源從哪裡來，我們先來看一個數據：

根據OHCHR提供的資料，聯合國人權辦公室的收入來源中，有40%來自聯合國預算，這屬於例行性的經費；而剩下的60%，則由各國「自願捐助」，也就是募來的款項，或說金主。從歷年捐款的列表來看，自願捐助的款項佔總數的一半以上，多的時候到三分之二。問題來了，誰在捐助OHCHR？

我們先看2008年到2015年之間，自願捐助的款項明細中，前三大金主。分別是美國（總額122,567,053）、芬蘭（92,613,073）、挪威（92,574,445）。2016年的金主依序則是美國、挪威、瑞士。

再看上面這個按照區域分組的圖，最右邊的「西歐和其他國家組（WEOG）」這組，顯示的是這個組別裡面，幾乎所有會員國都是捐助者，WEOG屬於聯合國中的非官方團體，其會員國包含許多西歐與北歐國家，例如英國、挪威、愛爾蘭、瑞士，美國則是WEOG僅有的觀察員國。也就是說，無論是捐款數額的比例，或者是捐款會員國的比例，都集中在美國加北歐、西歐等國家的「西方集團」身上。

看完上面的數據，我們再看看保守派作者、運動人士Wendy Wright提出的質疑，可能比較不會因其保守背景，推論就直接被讀者否定。Wright認為，聯合國人權辦公室並非「客觀中立」，其推動特定議程的背後，受到金主的影響，她曾經針對辦公室的「經費來源」部分寫道，「聯合國人權辦公室極度渴望資金援助」，並在2013年的報導中轉述OHCHR負責人Navi Pillay對聯合國官員的報告：「她毫不掩飾地說到辦公室請求經濟援助，因為人權理事會交付給辦公室專員負責的工作，比起他們能負擔的量要多得多。」

因此，Wright懷疑，辦公室以超出人力負擔的模式，執行性傾向與性別認同議題，跟背後的「金主」有關。於是她去問了Pillay，辦公室做「性傾向與性別認同」的資金從哪來？Pillay表示「從北歐國家來的」。Wright表示，北歐國家一直在推動墮胎議題，現在也把同性戀議題「外包」給聯合國機構，她說，這麼一來，便降低了人權專員的公信力，更使得人權辦公室在性傾向議題上，成為一支「花錢聘來的槍（a hired gun）」。

當然，Wright也承認，所有國家都在透過向聯合國這樣的機構在對其他國家施壓，但是這個性傾向議程的整批外包，卻在試圖「隱藏」背後的主使者。作者擔憂，當特定國家把聯合國的人權機構當作一種策略——同時給自己偏好的議題提供具正當性的粉飾——的時候，將使人權這個領域喪失名譽。

LGBT世界大戰：西方v.s.俄羅斯聯邦

當前國與國之間圍繞著同志議題進行的角力結構，我們或可用「LGBT世界大戰」（WORLD WAR LGBT）這個概念來理解。這個詞是Kyle Rohrich在他所寫的《「LGBT世界大戰」中的人權外交：從「傳統價值觀」話語重新審視西方推動同志人權》1提及，Rohrich認為，跟冷戰類似，當前國家間的鬥爭由很強的意識形態要件構成。他提到兩方陣營——一方是以俄羅斯為首，另一方以美國為首——的國家角力，認為兩方為了要鞏固自身權利與對方抗衡，使用了一種既特殊又有效的武器，就是「同性戀恐懼（homophobia）」。

Rohrich提到，當歐巴馬與歐盟領袖視自己為人權鬥士，普丁則將自己定位為傳統價值的守護者，他說「在LGBT世界大戰中...，一人眼中的自由鬥士是另一人眼中的文化帝國主義者」，並且，這個新型態的冷戰透過一系列的文化代理戰來影響各國的地緣政治排列方式：你是西方還是俄羅斯聯邦？

Rohrich也提及時任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2011年在日內瓦的演說上，著名而經常被引用的一句話：「同志權就是人權，人權就是同志權」——這構成了美國宣布推動同志人權紀元的基調，更強調同志人權是跨國的「普世價值」，此後，美國與歐盟便開始積極地向全世界推進這樣的概念。

同年度，代表各國對話平台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與美方發言很「同步」地通過第17/19號決議文：對世界各個地區因個人性取向和性別認同而施加暴力和歧視表示嚴重關切，更彰顯了聯合國認可的人權議題，與美方認可的——相去不遠。不僅如此，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表態支持同志權益，並強烈要求各國「跟上」，人權辦公室也緊接著開始一連串向各國進行的施壓作業，像是持續提出相關的報告、並譴責反同法案。其他也支持類似立場的國際組織還包含世界銀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以及歐洲委員會。

另一方面，俄羅斯聯邦集合了許多國際機構，透過在國際人權法中考量「傳統價值」的提案，來反對上述西方集體的同志平權提案，關鍵的2011年，俄羅斯聯邦發起一項帶有傳統價值概念的人權理事會決議，召集針對「如何了解全人類的傳統價值...，對促進人權與基本自由的貢獻」進行討論的工作坊。

雖然在Rohrich的分析裡面，點出了以LGBT為政治手段的兩邊陣營彼此間的張力，但我們不能忽略，在文化層次上，以英美為首的「西方」與反對者陣營之間並不存在實力相當的對等關係。如關注種族議題的酷兒學者金‧哈利塔沃恩（Jin Haritaworn）等人在 "Gay Imperialism: Gender and Sexuality Discourse in the 'War on Terror' "一文描述，透過操作「恐伊斯蘭」（Islamophobia）意識，白人得以將自己放置在「全球文明化、現代性與發展性領頭羊」的位置，穆斯林的男同志與女性則成為這種認同的最新符號，成為意識形態上永恆的受害者。這種受害者形象凸顯了侵略者的慾望：「他們急需被從原始、落後的社會中，透過政治行為或者軍隊暴力來加以解放。」

哈利塔沃恩等人的批評，恰好解釋了當前各國之間在聯合國的角力，跟它們彼此間文化資本不均的關係。以及當前，伊斯蘭與穆斯林因為他們更「未開化」且「前現代」的「文化」，取代了過去的「東方集團」與「共產主義者」成為新的「全球公敵」時，所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

如何跨出西方人權話語 LGBT運動的未來？

當LGBT成為國家之間角力的文化戰時，非洲國家像烏干達、奈及利亞制定了反同法案，最終受害的仍舊是性少數主體。例如奈及利亞2014年通過的反同法案，就直接惡化了同志的處境。收容同志的「彩虹教堂之家」的創立者，也是同志神父的Jide Macaulay說，可能會有同志因為該法案影響了他們的自由而自殺。2016年2月13日，根據奈及利亞媒體報導，作為丈夫Ibrahim Lawal和作為妻子的Umar Tahir的一對男同性戀夫妻，在奈國首都Abuja公開舉辦他們的婚禮，警方接獲情報後突擊婚禮現場，根據反同法案逮捕了這對新婚「夫妻」，並表示在調查過後，將向高等法院起訴兩人。​奈及利亞的男同志則在這部影片中，說明自己的處境，希望能夠有與一般人相同、平等生活的權利。

事實上，今日非洲高漲的「反同意識」，很大程度是來自殖民時期被歐洲殖民者以「開化」、推展「現代性」為名，進行長期宗教與道德治理造成的影響。而只要翻閱非洲的被殖民歷史，也不難找到過去非洲曾經存在的多元性實踐，非洲當地的LGBT團體便有這樣的說法：我們反對「恐同」是帶有高度反殖民意識的。然而，面對美英為首的西方國家和非洲保守政府之間的文化角力，在地的LGBT運動不但因反同政策受到更大的反挫，也限縮了運動發展的可能性。

而身在台灣的我們，又能不能察覺這種話語權極端不對等的國際鬥爭模式，以帶有批判性的視野面對美方對台的人權政策？美籍聯合國《兩公約》審查委員孔傑榮（Jerome A. Cohen）在今天（1/20）兩公約第二次國際審查會議的專家結論性意見發表會上，直接針對台美關係提到，若要美國人民認可美國政府對台協防的正當性，就要讓全世界看見台灣的人權進展，他認為目前台灣的人權發展雖然有，但是「還不夠」。​

再之前，2015年美國派任LGBTI人權特使藍迪‧貝瑞（Randy Berry）出使全世界數個國家，宣揚人權價值，他於2016年初訪台，會見數個性別與同志團體，更盛讚台灣是「全球LGBT人權領袖」。而綜覽台灣所有媒體的報導，與少數有與會性別團體給出的回應，無一對藍迪‧貝瑞訪台一事提出任何反思與批評，更無人對他後續造訪第三世界國家，輸出美方人權價值的行為提出質疑。

從上篇文章我提到的歐巴馬、克林頓、拜登以及這位人權特使貝瑞，​當LGBT成為他們手中的政治化妝品，台灣本地的性別與同志團體也「無意識」且「天然」地承接並傳播了西方的「普世價值」。同時，也因為這樣的無意識，我們不僅難以站在第三世界LGBT人民的處境發言，還成為擁護美國人權價值、進而鞏固美外交政策背後帶有的侵略與控制慾望的護衛兵。

反思早該展開，跨出西方人權話語的侷限，立足於批判霸權國家的位置，直面亞洲、非洲、中東區域不同文化語境下的性少數困境，或許是朝向更寬廣平等的運動實踐的第一步​。

• 1.中文為我暫譯，原文為"Human Rights Diplomacy Amidst 'World War LGBT': Re-examining Western Promotion of LGBT Rights in Light of the 'Traditional Values' Discourse"

世大運選手村的117名印尼籍移工日前抗議工作未滿三年就面臨強制遣返，經過上次的協調會議，今天（1/24）由新北市勞工局召開，與仲介、雇主進行第二次的協調會議。協調會議目前仍在進行中，不過已有進展，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陳素香表示，聘用移工在台興建世大運選手村的工程包商皇昌營造公司釋出40個續聘員額，有40名移工的工作期限獲延長至2018年2月；仲介方面也找到新雇主，可供5名移工轉換；另有20名左右同意回國的移工，皇昌則會負責機票並提供一萬元賠償金；但剩下的50多名移工仍前途未卜。

陳素香說，工作權尚未得到解決的移工，將會經由勞工局調查雇主是否有違法事宜，像是要求移工超時加班，若違法事宜確定，便可要求資遣費，並可延長兩個月轉換時間，再由仲介方面繼續協助轉換雇主。繼上次從林口到新北市，這次到台北市抗議，這百位印尼籍勞工，都全員出動，展現了高度的團結力量，總算，在第二次的協調會議上，抗爭便見轉機，半數移工的工作權問題獲得解決。

而在上午，百位移工、台灣國際勞工協會與希望職工中心一同來到勞動部前，移工再次提出訴求，由於他們來台的工作時間都只有一年半至兩年，卻被仲介以「可以來台工作三年」的說法收取高額仲介費，移工要求仲介按比例退費，或者協助移工轉介新雇主，讓移工可以延長在台的工作時間。

移工團體則重申，許多移工為了延長留在台灣的工作時間，即便《就服法》52條修正案已經規定移工免三年出國一次，但由於轉換雇主的資訊與技術資源，都掌握在仲介手裡，只要仲介雙手一攤，說找不到新雇主，或者透過檯面下的運作以各種名目向移工收取非法費用，移工若無證據，也「拿仲介沒辦法」。移工團體批評，仲介根本就是「技術杯葛」《就服法》第52條修正案。不過，針對這項質疑，勞動部表示，移工方面需提出仲介沒有幫移工辦理轉換、或者是私下收取超額服務費的事證後，方可依法行政，若提不出事證，也「沒有別的辦法」。

此外，移工團體還提到契約不實的問題，在移工簽署的勞動契約上，「契約期間」在中文寫明「自乙方抵達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報到之日起」，以這位移工的抵達日期而言，便應該從2014年12月30日入境起算，然而，印尼文卻將「這個契約的有效期限」直接訂成「乙方抵達台灣是2013年8月10日至2017年2月10日」，契約最後又寫明「有任何差異，以印尼文為主」，但是印尼文的契約日期，顯然不符合中文寫到的契約起算日，移工團體認為這個落差，是欺騙移工繳付10到13萬巨額仲介費用來台工作的方式。對此，勞動部表示若因契約有虛偽之虞造成勞動損害事實，可以按照《勞基法》相關規定要求雇主給付資遣費並解約。

再過兩天就是除夕，但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卻因蔡政府協議跳票被迫再度走上街頭。上週勞動部突然以「自救會所領補貼和非自救會差距數倍，窒礙難行」為由，表示將縮減自救會的補貼額度，自救會不滿蔡政府公然違反原有協議，今日（1/25）動員200名會員從自由廣場遊行至總統官邸前，要求蔡政府履行協議，否則不排除發動更高強度的抗爭。

國道收費員自救會今天號召200名會員從中南部北上抗爭，早上先到國道高速公路局丟雞蛋、撒冥紙，抗議高公局鼓勵非會員「搭便車」、抹黑自救會，中午集結在自由廣場，並一路遊行至總統官邸外，要求蔡政府履行原本的補貼協議，並送上貼有「遵守協議」的八隻雞和春聯給總統「拜年」。

蔡政府三項決議違反先前協議

上週四（1/19）勞動部召開第一場國道收費員關廠案審查小組會議，結果在沒有自救會代表出席的情況下，審查小組做出三項決議：（一）申請補貼計畫者，年前先發放15萬元；（二）可請領補貼的人數僅包含最後一批大量解僱案的947人；（三）設立補貼上限、縮減原協議之補貼額度。

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會長孫秀鑾表示，這三項決議明顯違反去年（2016）8月由政務委員林萬億及勞動部長郭芳煜和自救會談妥的協議內容。原協議講明可請領補貼的人包括自救會全體成員，但現在卻限定在最後一批被解僱的勞工，使一些會員未能納入適用；而設立補貼上限、縮減補貼額度，也違反原協議中按年資加工作權補償計算的補貼；勞動部決定先發放15萬元，則是因為已超過原定發放補貼的期限，臨時「推出的手段」。

孫秀鑾說，自從自救會和蔡政府達成協議後，這半年數百個國道收費員好不容易恢復平靜的生活，然而，上週勞動部卻以「自救會所領補貼和非自救會差距太大」為由，聲稱無法執行這個案子，她聽聞後，對於勞動部違反白紙黑字的協議感到「不敢相信」，當場就想衝到蔡英文面前質問：「妳答應的協議為什麼跳票？」她強調，協議是自救會兩年多好不容易爭來的成果，絕不接受補貼人數、額度等任何條件的調整，但若政府一意孤行縮減條件，「我們會抗爭到底！」

反對非會員搭便車、抹黑自救會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陳素香批評，勞動部提出「自救會所領補貼和非會員差距太大」的理由來縮減自救會會員的補貼額度，把本應給予會員的補貼挪移給非會員，其實是想藉此抹黑會員、打壓抗爭者。陳素香表示，自救會和蔡政府的協議是經過兩年多的時間、兩百多場抗爭行動換來的，當會員流血流汗爭取權益時，不但要面對高公局打壓，許多非會員也一直講風涼話、配合高公局抹黑自救會，現在自救會爭取到補貼，政府卻鼓勵非會員「撿芒果」，意圖搞分化、抹黑自救會為「自私貪婪」，他強調「我們不能接受」。

自救會除了譴責非會員搭便車的行為、反對勞動部縮減會員的條件，來補貼沒參與抗爭的非會員外，也痛批蔡英文去年把國道收費員案當成政績收割，現在卻公然跳票，逼勞工再上街頭，呼籲蔡政府盡快履行協議，讓自救會會員可以過一個好年。

台鐵長期未改善人力不足的現象，鐵路局要求基層員工超時加班以致過勞，春節期間甚至提出「上連班」（連續24小時值勤）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台鐵產業工會在春節期間發起「依法休假」行動，今日（1/27）除夕上午在台北、彰化、高雄三站舉行誓師行動。產業工會統計，截至目前為止已有500人響應休假行列，且人數還在增加當中，預估從除夕到初三總計將會有1,400人次休假不出勤。

台鐵產業工會去年（2016）9月成立，隨後多次走訪交通部、行政院、總統府，曾一度爭得鐵路局成立「工時協商小組」，對輪班、休假制度進行檢討。然而，在歷經五次協商後，產業工會認為鐵路局無心改革，關於「日夜休」三班制的輪班方式聞風不動，車班工時不減反增，基層員工一年365天，沒有一個完整曆日的例假日或休息日，協商小組最後以產業工會退席抗議宣告破局。

面對產業工會的春節休假動員，台鐵今大動作寄出曠職通知單給員工，指休假員工「未完成請假手續，不依班表出勤」，違反台鐵工作規則第65條之規定，擅自不上班將以曠職論。

產業工會顧問律師蔡晴羽表示，「依法休假」經過工會會員大會通過，是合法的工會活動，痛批台鐵祭出曠職處分是打壓工會；工會理事長王傑亦表示，根據《勞基法》，勞工在國定假日依法休假，並不需要再額外請假。工會強調，鐵路局針對休假員工寄出的曠職單已經違法，呼籲休假會員將收到的曠職單統一交予工會，未來還將有法律行動。

工會今日提出三項訴求：（一）台鐵人力補足至少3,000人以上；（二）鐵路局應安排有充足休息、符合人性的班表；（三）休息日與例假日必須要是完整的曆日（00:00-24:00）

猜燈謎祭三牲 路員的肝「不比豬肝」

參與行動的會員在相當應景的除夕這天，於春聯寫下對鐵路局的不滿，例如「欠人欠假還砍錢」、「全年無休日夜休」、「裝聾作啞交通部」等，並張貼在高雄火車站的外牆上表達不滿。而北部方面，工會最後將寫有「全年無休日夜休」、「鐵路員工也是人」、「天增歲月我增工時」等春聯，張貼在政院前，最後更在政院前放鞭炮，希望能趕走「過勞」這隻年獸。此外，三地工會都祭出了雞、魚、肝三牲，諷刺員工工時過長「雞勞成疾」、路員的肝「不比豬肝」、黑心路局「魚肉員工」等意涵。

過程中，也透過猜「過勞燈謎」的方式，讓會員猜猜看自己的勞動條件到底有多差，問題包含輪三班的台鐵員工，一年有多少天出現在火車站？答案是「365天」；他們的年平均工時有多長？有「2928」小時；長時間的輪班工作、夜間工作易造成什麼疾病？選項有「心血管疾病、失眠、女性經期失調、平均壽命下降」，而答案是「以上皆是」。透過這些猜謎，工會凸顯台鐵員工面臨的惡劣勞動環境。

會員呼：台鐵員工也要過年！

行政院長林全昨日（1/26）針對台鐵員工休假一事表示「大家需要交通工具」，產業工會上午在台北場誓師記者會後也集體遊行至行政院，回應林全強調「運輸業的天職不應建立在剝削勞工的血汗上」，工會秘書蕭農瑀向林全喊話：「看看這上百位的台鐵員工，他們是人！不是交通工具！他們需要休息！」

在高雄場一同進行活動的台灣鐵路產業工會理事王俊翔表示，台鐵長時間以來漠視員工的休假訴求，不願意補人，又不願意在一例一休通過之後，調高員工的加班費，態度強硬，員工只能持續抗爭。這次他本來也被要求春節繼續輪班，他選擇從除夕到初三這三天都「合法休假」，與他狀況類似，響應春節期間合法自行休假的員工超過500人。會員代表望明君則提到，年節期間，自己也想像一般勞動者一樣，回家與家人團聚，「我們也想過年啊」，因此站出來與工會一同表達訴求。

高雄火車站前，今天有高達一百多位的工會會員響應誓師行動。活動結束後，會員持續在火車站前向行人發放傳單，王俊翔提到，發傳單的用意是希望旅客能夠理解，工會進行抗爭要求休假的緣由，是為了改變惡劣的勞動環境，還給旅客「更安全的鐵路」，而對於這次的休假行動可能帶來的不便，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取得大眾的理解。

文／陳逸婷（苦勞網記者）

各位親愛的捐款人，這個年，過得還好嗎？

隨著冬日漸降的氣溫，一整年的勞動付出，似乎就在這幾天的年假中，真的告了一個段落，所有做得不夠好的，或者做得還可以的，有了反思並重新歸零的機會。苦勞網的記者也紛紛休假過年了，這個年節對我們而言，與過往非常的「不一樣」，因為我們在去年12月的時候面臨了財務危機，而發出了一篇向讀者求救的募款文，所幸在短短三天內，就獲得許多讀者的解囊相助，暫時舒緩了我們在財務上的嚴重危機。

目前苦勞網團隊，有三位正職記者、一位正職行政、兩位特約記者，在這裡，苦勞網全體成員跟支持我們、陪伴我們、並與我們一同組成這個帶有批判觀點的獨立媒體空間的各位捐款人，誠摯的拜個晚年：

預祝各位在未來的日子裡，與我們一同戰鬥，爭取更強壯的勞動意識，過得更像人，更有勞動者的尊嚴。

邁向新的一年，苦勞網的使命感將付諸於報導工作與座談對話上。在科技不斷發達的今日，網路媒體扮演的角色比過往也要更顯著，我們仍在尋找一個艱難的平衡，試圖在有限的人力下，堅持對議題的耕耘，和對重大事件的即刻報導。更為重要的是，面對台灣社會日漸惡化的「有酬與無酬」勞動處境，我們戮力於發展帶有批判視野的報導方式，我們的議題設定，來自於全體成員共同的每日思辨與提問：如何讓各種階級、種族、勞動階層、性／別的人，過得更好？這並非什麼打造邊緣陣線的浮誇話語，而是我們鑲嵌在運動中的方式，也是落實「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的核心目標。

透過苦勞網的視野，我們邀請讀者與我們一同立足在這個不斷發問、反思的位置上，面對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不公義，開展出更具歷史深度和國際視野的觀察視角。我們仍在歷史中緩步前行，而每一位小額捐款人的實際支持，是苦勞網得以永續經營的關鍵，這個支持的網絡若要持續發揮它的影響力，務必請捐款人來年繼續支持我們，讓勞動者的聲音持續深化、擴大。

12月收入與支出

這兒是個好地方。阿爾卑斯山脈的最南端停在蔚藍海岸邊上，山谷裡若亞溪（la Roya）蜿蜒在法國和義大利邊境，若亞溪水清澈，沿著這條溪，南阿爾卑斯山區出現了小鎮與人家，這兒的村鎮年代久遠，地處在法、義兩國邊境上，隨著政治勢力的興衰，時而是法國管轄、時而被義大利攻佔。從尼斯開往義大利山城崑內歐（Cuneo）的登山鐵路沿著若亞山谷一路攀升，穿越山區稀疏的小城、小鎮，風景秀麗，登山火車吸引著觀光遊客。

橄欖樹遍佈在若亞山谷的向陽坡，安靜的山村遠離塵囂，居民的生活步調著隨四季更迭，遊客到了山區古老小城沙鷗集（Saorge）自在從容地拾階而上，視野遼闊，景色優美，享受難得的片刻寧靜。我來到這個三百居民的歷史小鎮，探訪寧靜裡的騷動，原本與世無爭的若亞谷地究竟是怎麼被媒體稱為「反叛的山谷」？

這麼美好的世外桃源，最近幾個月來騷動不安。法國的軍警日夜在山區巡邏、站哨盤查，而若亞谷地的居民屢遭法國憲兵搜索、逮捕，甚至上法庭，其中備受矚目的是山谷的農民葉胡（Céderic Herrou），他幾度被帶上手銬受到拘押偵訊，尼斯法院的檢察官以「協助非法居留者」而求刑八個月的緩刑，案子仍未宣判。

事情是這樣的：這一年多來，寧靜的山谷陸陸續續出現了新面孔，來自非洲的難民（官方稱謂是非法移民）從義大利徒步跋涉進入南阿爾卑斯山區，試圖從若亞谷地入境法國。他們很低調的在山區穿梭，儘量避免引人注目，但是他們的外表太「突兀」，憲警們一眼就認出來，立刻逮捕驅逐。因此，大部分的非洲人總是晝伏夜出，躲在橄欖樹林裡，尋求脫身機會。

這些大多來自東非厄立垂亞或蘇丹的非洲人在山區穿來繞去，有時候已經到了法國境內，但轉幾個彎卻又回到義大利，他們精疲力竭、有的人身上還傷痕累累。山谷裡的居民看到路邊步履沉重的身影，遂停下車來，載他們一程，送到火車站，讓他們先到尼斯再想辦法北上吧。

37歲的葉胡經常開著小貨車運送自家生產的橄欖油、橄欖醬和雞蛋到鄰近的城鎮販售，這一年來，他的小貨車載非洲人的次數比運送橄欖油還多。「起初只是搭便車，送他們到車站後，漸漸地，我關心他們的故事。千里路程風波惡，他們的身體很虛弱疲憊，小孩都生病了，我就乾脆把他們帶回家了。」葉胡細說他的「違法」緣起。

隨著這樣的「客人」越來越多，葉胡的屋子終究不夠住了，他便在庭院裡搭起帳篷，最多的時候，家中住了58人，葉胡的朋友也接待許多非洲過客。山區附近，有棟法國鐵路局很久沒使用的夏令營房舍，葉胡和他的朋友便去撬開門鎖，讓200多個非洲過客有個遮風避雨的地方暫歇，然而持續沒幾天，當地幾個右派的民代便去報案，法國鐵路局則立刻偕同警方前來驅逐，鐵路局還告葉胡等人擅闖、破壞公物。

葉胡因此成了憲警單位的常客，山區居民則組成「若亞公民協會」來支援葉胡，協會的總部就設在美麗的山城沙鷗集，也引來了更多的居民投入接待非洲人的行列。「Welcome」的牌子掛在門口，隨時歡迎長途跋涉、歷經苦難的非洲過客進門借住，並可以暫時安頓下來。

住在山區的女律師三不五時會接到附近火車站打來的電話：「有個非洲年輕人在月台徘迴，末班車已經開走了，我擔心他會被憲警抓走，天氣這麼冷，也不能讓他餐風露宿。」女律師於是開車去接人，先帶回家安頓，「總要給他們溫飽吧！」女律師早已加入沙鷗集的若亞公民協會。

世界醫生組織的護士來此，為難民們進行療護，護士說：「最近流感嚴重，許多小孩發燒喉嚨痛」。醫療志工不僅準備了醫療藥品，還得時時安撫難民飽受驚嚇的受傷心靈，當然還得有被告上法庭的心理準備。當地教會的神父來帶領難民教徒們禱告，求神祝福他們遠離災難，賜給他們繼續前行的力量。居民們則自告奮勇教他們簡單的法語，好讓難民們的日常生活方便些。

從家鄉厄利垂亞出門後，搭車走路穿越沙漠躲過民兵，途中受到欺凌詐騙打劫，小孩走失大人病倒，好不容易來到利比亞海邊，等候上船渡過地中海的機會，當中，有多少超載的船隻翻覆在地中海、多少人擠在悶不透氣的黑暗船艙裡窒息喪命、多少人等不到救援的義大利軍艦而飄浮海上、又有多少人被寒風擊垮。

僥倖安抵西西里島後，才知道另一趟艱辛的旅程才要開始。他們不是來自敘利亞或伊拉克，不能申請政治庇護，沒有一個歐盟國家會收留他們。從西西里島上岸後，他們新的身分便是「非法居留者」。義大利不是他們的終點站，他們必須從義大利的最南端北上直到邊境，進入法國後繼續北上，往英吉利海峽的方向前去。這趟旅程的驚險，難道決定出門前就有了心理準備？

對許多人來說，厄利垂亞是個陌生的國度。很陌生，因為這個東非的小國自1990年代才從衣索匹亞獨立出來。夾在蘇丹和衣索匹亞之間，獨立之後，對內，厄利垂亞社會受到獨裁統治，政府與民兵的粗暴讓人民很沒有安全感，而對外，厄利垂亞和衣索匹亞之間，數十年來的衝突不斷，幾乎每天都在打仗。厄利垂亞人民不僅生活窮困而且生命時刻受到威脅，他們不得不相信只有出走才有活路。

因此，每年有數十萬人賣盡家當、逃離家鄉。走不了的只剩老與弱，14、15歲的年輕人跟著親友鄰居踏上未知的旅程。而由於受到國家的資訊管制，他們其實不知道有多少同胞喪命地中海，而就算早已明白路途險惡，他們還是願意賭個運氣：也許再壞也不會比現在更糟糕了。

為了防止非洲移民湧進，法國與義大利邊境這兩年關防特別嚴格，非洲人很難從義大利的梵提米（Vintimilli）沿海岸公路進入法國境內的蒙多市（Menton），往山裡走又怕迷路，於是有人直接走高速公路，而南阿爾卑斯的高架高速公路由於興建甚早，工程舉世聞名，真是條要命險路，光是2016年底就有四個非洲難民為了逃避警車追逐而從數十公尺高的高架公路往下跳…。

而因為協助這些難民，受到「法律制裁」的不僅葉胡一人，2016年10月，有位尼斯大學的教授馬隆尼在山區載了三位非洲人，因為其中一人小腿受傷，必須到馬賽醫治。這位學者因此走高速公路準備送他們到尼斯火車站搭車至馬賽，沒想到在高速公路收費站被警察攔截，這位學者也因此犯了「協助非法居留者」的罪名。

大批的軍警、關防編制用來遏阻從義大利來的「闖入者」，卻有人寧可觸犯法律也要收留接待「闖入者」。葉胡並沒有因被求刑而停止他的「違法行為」，他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他仍繼續接待非洲難民，提供他們食宿，不少人在恢復體力後重新整裝出發，也有人暫時留下來調養，清潔、打掃、煮飯、餵雞，過著自助人助的團體生活。

若亞公民協會靠山區居民的互助力量抵擋執法者的權威，對他們來說，這樣的法律不符合人道正義，因此，即使觸犯法律禁令也要發揮人道精神。當大批全副武裝的軍警帶著軍犬前來搜索時，他們也不抵抗，帶上手銬跟著被抓的非洲人一起上警車被拘押偵訊。而法國媒體所稱的「反叛的山谷」，便是由於居民這種不順服的精神。

為了實地調查，義大利媒體《行動年代》記者麗莎吉亞奇諾（Lisa Giachino）跟著一群14至18歲的非洲年輕人在暗夜中的山區潛行，途中遭到法國憲警伏擊，當探照燈一亮，十多個夜行者被法國憲警包圍，而由於女記者是當中唯一的白人，立刻就被分隔開來，記者身上沒帶記者證很麻煩，警方連夜訊問，意圖查明她到底是協助人口販運、還是隨行報導，警方開釋前更再三警告女記者：「下次再被我們逮著的話…。」

若亞山區居民的行動引起廣泛的關注，2016年底，當地媒體《尼斯早報》在網路票選年度人物時，賣橄欖油和雞蛋的葉胡被讀者票選為年度風雲人物第一名。這個票選結果令尼斯地區的政要們非常惱怒，該省右派省議會主席切歐提立刻在《尼斯早報》為文批判，譴責葉胡等人的行徑是違法亂紀、危害社會安全，而且嚴重羞辱執法人員，顯然是有組織的行動，要求司法單位儘快判決將他繩之以法。

在尼斯法院前，葉胡說：「如果我不行動的話，我就成了『他們』的共謀。」即使面臨審判，葉胡仍將人道救援化為「政治行動」，邀請人們思考法律是否等於正義？當法律與道德之間必須做一選擇時，你會怎麼做？尼斯法院的檢察官坦言，審判葉胡的案子已經超出了司法範圍，應可算是個政治法庭。

南阿爾卑斯山谷裡的反叛充滿了「人情味」，已然成為「政治行動」的新典範。

伊甸基金會爆發勞資糾紛，提供身心障礙者接送服務的伊甸復康巴士，遭控長期佔用巴士司機的休息時間，要求司機待命卻不給加班費，去年（2016）經北市勞動局認定違法至今，伊甸仍不願歸還支付加班費。伊甸企業工會及十多名復康巴士駕駛今天（2/5）上午來到伊甸董事長葉瀛賓每週固定禮拜的基督長老教會外，呼籲董事長出面解決爭議，勿再耍賴，不料葉瀛賓今天並未現身。

伊甸復康巴士提供身心障礙者接送服務，光是在雙北市就僱用了三百多位巴士司機，伊甸企業工會控訴，司機在休息時間被迫處於待命狀態，未能真正休息，也領不到加班費。工會理事李藍星表示，伊甸司機一天出勤十一個小時，中午有一小時的「休息時間」，但這段時間司機仍必須在車上待命，受到資方GPS監控管理，手機也必須保持暢通，如需載客就要立即上路，名為休息，實為待命。

全國自主勞工聯盟執行秘書賈伯楷指出，去年五月北市勞動局對伊甸進行勞檢，認定伊甸「一個月延長工時超過法令規定」和違法要求「勞工休息時間仍須待命」，對伊甸開罰十萬元。今年一月勞動局又針對伊甸復康巴士案發出函示，闡明《勞基法》規定的「休息時間」是指「未受到僱主指揮監督及無須提供勞務或等待提供勞務，並且得以自由利用之時間」，然而伊甸司機在休息時間仍受僱主指示命令，處於待命狀態，應屬「工作時間」，工會因而要求資方應將過往違法規避的每日一小時工資和加班費補足。

然而，儘管勞動局認定伊甸違法，伊甸資方仍不願歸還積欠的工資和加班費。企業工會理事長周文柄表示，去年十二月工會到伊甸基金會抗爭後，董事長曾答應協商，但日前召開的協商會議上，資方僅派出無決定權的主管與會，更未提出任何加班費償還方案，不得已今天只能來葉瀛賓日常禮拜的教會找他，結果葉瀛賓仍避不見面，他痛批伊甸作為一個社福基金會連自家員工的權益都處理不好，「憑什麼做社會公益，要大家募款？」

伊甸基金會則發出聲明表示，已擬定司機可在休息時間將車輛停在停車格和停車場休息，並堅稱這段時間不受僱主指揮監督。但李藍星認為，並非路邊隨時有停車格，基金會的說法也未根本解決問題。工會呼籲伊甸不要繼續「耍賴」，應派出具決策權代表，與工會商談歸還工資和加班費，並改善「假休息，真待命」的狀態，否則日後將發起行動找葉瀛賓討公道，也會透過更多勞動檢查和法律管道討回加班費。

剛剛展開了新的一年，在此跟各位讀者們拜個晚年。雖然過了新年，但我們仍必須打起精神，面對各種「舊」有的局勢以及「舊」的社會性質。蔡英文政府上台滿九個月，國民黨持續「被打倒」中，但台灣政治的藍綠格局實質上只是消長，並未根本鬆動，資本主義制度依然運行不墜。善於以「進步」作為掩飾、吸收社運力量的民進黨第二次取得政權，「進步的社會運動」該怎麼辦，大家都在看。

大致而言，2016年可以說是工運戰功彪炳，但也遭受無數打擊的一年：延續超過一年的工時鬥爭大敗，即將到來的年金改革也磨刀霍霍向勞工，前景似乎不太樂觀。不過，除了這兩個最吸引目光的話題之外，在公共運輸產業和青年打工族等群體中，似乎形成了幾股較為顯著的匯流，在挫折中練習團結的施力方式，讓我們未來還能抱持希望。

工運戰場中的每一份勝利都應當仔細珍惜；對於那些挫折和打擊，也不必太過灰心，從中學到教訓，遠比耽溺於失敗的情緒中來得重要。然而，「記取教訓」的必然前提，就是要留心每一項事件，並從事件中拉出整體性、系統性的邏輯，並作出批判性、建設性的建議。在這個前提的提示之下，我們整理了這系列的年度回顧。不論有無在本文中出現，謹對2016年奮鬥的每一個工會、每一個勞權組織、每一位勞動者致上敬意；又，在敬重的心情之下，一邊回顧，我們也一邊提出展望與期待。

勞動權益前哨戰：學生、兼任教師與移工

對於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得從「勞動者」身份的認定開始說起。這個問題在法律上發展出了一套叫做「從屬性」的認定原則，只要你提供的勞動，大致符合這套原則的規定，就會被納入勞動者的範疇，也就適用多數的勞動法令。

然而，目前仍然有些實際上提供僱傭勞動的勞工，難以進入勞動保障的大門，包含外籍漁工和大學裡的兼任助理、兼任講師，表面上不適用的理由各個不同：行政院可能說「遠洋漁船非本國領土延伸」；教育部對兼任助理說「學習就不是勞動」、再對兼任教師說「具本職者已有充分法令保障」，但實際上這些理由的根源，多數都是「成本考量」。

從更高的視野來看，在「成本考量」的說法底下，這是一場互丟皮球的遊戲：勞工是球、玩家則是國家與雇主。以大學為例，從解嚴後的教育自由化、教育改革、高學費政策，一直到兼任教師與兼任助理的非典型雇用，目的都在於逐步推卸國家挹注公共資源的責任，減少教育開支。雖然2016年的反高學費運動打了一場可圈可點的戰役，在14所學校中僅有2所成功調漲，但一年一度行禮如儀的反漲學費運動，必然得在「年年換一批學生」，留不住抗爭者的條件下，進一步提高深度與廣度。

「跨境勞動」的問題，除了「不是本國領土，所以不適用《勞基法》」的遠洋漁工外，還包含為台灣各項基礎建設與照顧產業盡心盡力的移工。從八〇年代開始，台灣大量引入外籍移工，取其缺乏勞動保障的「廉價」之利，成就本國的基礎建設與經濟奇蹟；眼看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正式出台，絕非只是文化交流與增加國際影響力，可預期台灣會繼續以「次帝國」的心態向東南亞徵用廉價勞動力。

本年度的移工大遊行，成功突破《就業服務法》中「三年出國一日」的剝削條款，讓移工未來不必定期往返台灣一次再被仲介抽剝高額仲介費；但目前也出現有雇主繞過《就服法》，將移工預先解聘，出國後才聘回，或是刻意延後移工入境工作的時間，也就是變相減薪。少數例外則是為世界級賽事「世界大學運動會」建設選手村的印尼移工，透過團結施壓才奪回合法的三年工作權。另外同樣規範在《就服法》中，「逃跑外勞」通報系統預設的勞資不平等問題也並未得到勞動部明確首肯，是另一遺憾。

國家選擇在各個過去高度管制的教育、社會福利與勞動等領域退場，是「新自由主義」治理邏輯的重要特徵。在勞動法的法外之地，外籍漁工被剝皮很合理，校園彈性勞動力都是在「學習」；這些來自非勞動主管機關的行政判斷，完全不以「從屬性」的角度思考，試圖擴張剝削的程度與範圍。此外，這種現象有可能「擴張」到所有勞工，因為雇主也同樣可以主張「任何勞動裡都有學習成分」、「兼職在低薪社會是普遍現象」。「學習」與「本職工作」，以及「外籍勞動者」的勞動安全防線，有賴所有勞工一同守護。

公部門「自造孽」 派遣工、約聘僱奮起反抗

伴隨新自由主義的擴張，台灣也掀起勞動彈性化的風潮。「部分工時工作者」與「勞動派遣」人數顯著地增加，如何給予合適的法律保障，成為國家亟欲處理的問題。在勞動派遣方面，到底該徹底禁止、逐步廢止或僅予約束，各方意見不同。隨著國家功能的細部化與分化，公務人力的需求增加，但在「政府總員額」控管之下，卻是轉以派遣與約聘僱等方式雇用，政府竟成了國內使用最多派遣勞工的「雇主」，從而衍伸大量的「公部門非典型勞動」問題。

勞委會在2014年草擬的《派遣勞工保護法》，因為無法解決年資併計、轉任正職與同工同酬等重要問題，遭到勞團與學者批評根本沒有「保護」作用，草案也冷凍至今。蔡英文上任前的六大勞動主張，曾經明確提及「立法保護派遣工」的訴求；五一大遊行時，勞團再次提出減少派遣勞動、促進同工同酬的訴求，但時至今日，民進黨也仍未將法案送入行政院審議，更沒有大幅度限縮公部門使用派遣人力的比例。

在個案方面，除打了兩年官司的公視假派遣案「榮獲」法院認證的勞動關係外，近十年來大量擴張派遣人力的公部門，去年也爆出了成大清潔工、台灣博物館積欠工資與台中榮總年資中斷三個案子，共同點都是公部門透過派遣公司，迴避了應負擔的雇主責任。台中榮總的派遣傳送員們更「發下宏願」，一口氣成立勞動派遣產業工會，目前仍在持續向中榮與中榮的上級單位退輔會，爭取特休年資的累計。

另一批同樣在公部門內從事非典型勞動（約聘僱人員）的國道收費員，雖然曾一度在八月中宣告抗爭勝利，並取得一定抗爭成果；但在今年一月初的與勞動部召開的補貼審核小組會議上，政府代表竟以自救會會員「領太多」為由，質疑反搭便車條款的效力，進而縮減自救會會員補貼，也被自救會批評是「鼓勵非會員撿檨仔」（收割抗爭成果），不僅破壞工人組織與工會的團結力，更證明政府機關不可信賴。

公務機關中的非典勞動者仍水深火熱，但正職的公務人員也不一定好過，兩者的勞動條件實際上是一體兩面，正職減少就改聘非典，非典好用就少聘正職，讓公部門落入非典化的惡性循環。台鐵站務員的過勞問題和消防員的大量傷亡，同樣根源自「小政府」邏輯之下的「總員額控管」。

雖然消防員權益促進會一再提出人力要補足的訴求，但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政府的回應，都是「不解決問題，卻解決提出問題的人」，高雄市消防員徐國堯被解職的案件即是顯例；另外，過年至今已經發生了桃園泰豐輪胎大火、彰化家具行大火和新屋衛生紙倉儲大火，所幸都無人傷亡，但火場危機四伏，兩年前的造成六名消防員罹難的「新屋大火」，至今真相未明，消權會也持續要求桃園市市長鄭文燦應該徹查真相，中央也應建置更完善的火場救難安全制度。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