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部今日（2/6）舉辦涉及《社會團體法》修法說明會，但僅邀請其評定為「績優」的十二個民間團體與會，未被邀請的數個民團在場外開「吐槽大會」，質疑內政部排除多數團體的發言權，要求內政部檢討所謂「績優」的評鑑標準，舉辦更多場公聽會，並呼籲修法應全面解禁現行《人團法》對結社自由的限制，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

民團不滿限定「績優團體」才可與會

內政部擬訂定《社會團體法》，取代長期被認為是威權遺緒、箝制人民集會結社自由的現行《人民團體法》，然而卻被民團質疑修法的說明會未公開透明，只開放「績優團體」與會。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邱伊翎表示，《人團法》修法是好事，但今日的會議內政部僅邀請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等十二個「全國性績優團體」與會，直到台權會表達抗議，才表示歡迎「非績優」團體入場，質疑內政部眼中的「績優團體」其實就是不會跟政府唱反調的團體。

台灣人權促進會副會長翁國彥也認為，內政部的做法就像是老師說要修改班規，卻找一群遵守班規的模範生來開會，其他抵抗班規的學生都被排除在外，然而正因場外的民團不是「守規矩的績優團體」，才最清楚《人團法》對人民集會結社自由的箝制和限制，但內政部卻不重視他們的修法意見。

對於場外民團的不滿，內政部社會團體科科長陳永福趕忙澄清，績優團體是以前搭配許可制的精神做出的評鑑，在宗教、經濟、身障類別都有代表團體，這次未邀請社運團體是他的疏失，會繼續跟各方民間團體對話，並當場邀請台權會等團體進場參與。但場外民團認為，若內政部有誠意，就應徹底檢討績優評鑑的標準，並在日後舉辦更多場修法公聽會，邀請民團參與。

民團：《人團法》弊病多 修法方向應朝全面解禁

場外民團也一一指出現行《人團法》的弊病，並批評修法方向仍保留許多不合理的規定和限制。

台灣勞工陣線教育推廣部主任楊書瑋認為，《人團法》規定人民團體的理事長必須由理事或常務理事互推選出，不能由所有會員一同選出，這個規定既不合理，也不民主。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宣廣組長莊棋銘提到，《人團法》規定團體發起人要有三十人、要求會員大會參與人數需過半，這對他們這類成員偏少、行動不便的身障團體都有困難。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吳政哲則不滿《人團法》規定年滿二十才能組織人民團體，認為這是侵害青年的參政權利。

另外，包括台灣勞工陣線、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台灣女人連線等團體都提到，在申請登記時，內政部曾對他們的名稱如「台灣」、「陣線」、「連線」百般刁難，要求改名，經溝通多次才通過。

民團批評《人團法》以威權的角度管制人民團體，也認為內政部的修法方向過於消極，實質上仍賦予行政機關很大的管制權限。邱伊翎指出，內政部擬將以往的「許可制」改成「登記制」，看似放寬管制，但若團體沒有登記成社團法人，就無法享有合法募款和開立捐款收據等法人權利。民團也質疑草案規定只要團體「違反公益」，便可以廢止該團體的登記，卻無明確規定何謂「違反公益」。

對於民團的質疑，陳永福強調，內政部的修法方向絕對是朝向更鬆綁，更符合民間團體的需要，但若有些團體的登記違反法律，還是無法通過。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長黃怡碧則呼籲，內政部應朝更積極解禁的方向修法，在法律中擬定支持社會團體發展的措施，還給人民結社自由。

彈性勞動年代裡 勞權新世代崛起

對於打工族（部分工時工作者）而言，去年的戰績也相當顯赫。除了延續兩年以上的兼任助理議題，仍持續與教育部纏鬥外，在包含基本工資與拒砍七天假的工時鬥爭中，都能看到青年人的身影。不同於部分勞團採取的「最低生活保障」視角，青年勞動者們明確提出了「勞資鬥爭」的觀點，蘊含在兩方提出的基本工資計算公式差別之中；而由東華、中正與政大學生所製作的「打工薪資地圖」，更將複雜的勞動條件視覺化，讓學生打工族的權益意識逐漸抬頭。

在七天假的議題中，青年勞動者花招百出，「血汗之肝」的哏用了四次以上，血肝、丟肝、爆肝樣樣來，為工運注入新活力。「工學聯盟」的實踐並非第一次在台灣出現，從兩岸分斷前的「反內戰，反饑餓」運動，一直到解嚴後的「反高學費」運動，顯見關注經濟面向的學運有著悠久歷史。

面對青年貧窮化的社會現象，與傳統標舉「自由自治」的「公民學運」相比，「青年勞動者」視角開展了對物質基礎的批判，試圖連結生產勞動與部分再生產勞動間的關係。如何維繫這道逐漸浮上檯面的分析視角，並使其成為學運的主要路線，同時進一步深化理論與實踐，建構青年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的內在聯繫，是未來運動必須摸索的問題。

隨著帶有勞權意識的新世代加入職場，各個產業勞動權益的呼聲也逐漸看漲。除了華航的年輕空服員們，以「顏值最高的罷工」吸引全國眼光，讓「罷工」與「爭取勞權」成為台灣一時的焦點與憧憬外，包含護理師、社工師這些過往被認為是「慈善事業」、擔負「照顧天職」的情緒勞動產業，也開始加入抗爭行列。

在人力嚴重不足的危機中，身負協助他人的「使命感」卻喚不回尋覓理想、追求合理待遇的年輕人，願意投入社工與護理產業的學生越來越少，過勞低薪與人力缺口互為原因，形成惡性循環。雖然《勞基法》新增了「連續十一小時休息」的「花花班」條款，期待能減少護理師過勞排班的狀況，但卻授權給行政院以行政命令施行，恐怕到頭來將成為一場空。缺工不只讓社福與醫療體系出現缺口，更可能讓新政府大肆宣揚的「長照2.0」政策寸步難行，化身為勞動者與被照顧者間弱弱相殘的過勞地獄。

在勞動彈性化的處境下，青年受僱者的薪資普遍偏低，除了餐飲業、服務業大量進用只拿基本工資的打工族外，也有人選擇了以身體生財的「性勞動」。正如我們在【性勞動：兜售慾望】專題中所勾勒，性勞動在台灣並不是冷僻的職業選擇或毫無市場需求，而有著可觀的勞動者數量，相較於完全無償付出的家務勞動，性勞動說不定才是比較合理的選擇，換言之，性是「勞動的一種形式」。

但是，在流鶯Miko因《兒少條例》被起訴的事件背後，北市長柯文哲不但不再提起選前「設立性專區」的承諾，甚至持續利用北市都發局發起掃黃，將性勞動說成都市黑暗角落裡發生的事情，打壓性工作者的勞動權。性工作因為威脅了單偶婚姻的神聖性，揭穿婚家體制對再生產勞動的剝削，將「性」的勞動規定閉鎖在家中成為無償的家務勞動，因而，性工作遭到全面的抨擊。顯而易見的是，對現有性工作限制與婚姻家庭的批判和鬥爭，實際上也是勞動階級鬥爭的一環。

此外，同樣被普遍認為是「光鮮亮麗」的百貨公司櫃姐，在去年也因為久站的職災意外與颱風假出勤的問題站了出來。在精緻裝扮的外表之下，服務業從業人員們久站而顫抖的雙腳，也走入了勞動者的行列。在氣候多變的台灣，室內服務業與外送服務，在颱風天也往往被要求出勤加班，以滿足大眾的消費需求，櫃姐們也要求「雇主不應於颱風天強制勞工出勤」，讓準備防範天災的災防假期，不再被無視性命安全的「業績優先」規則給綁架。

走在法律前頭 集體行動推進戰線

面對全球尺度的新自由主義治理之下的嚴峻勞動環境，恐怕還是老話一句：唯有集體行動，才能打破勞資之間不平等的局面。但要怎麼形成集體、集體又該行動呢？透過「工會」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在2011年勞動三法修正後，橫跨廠場與職種的「產業工會」正式出現，對集體勞動關係體系造成部分動搖，法律用語裡的「工會」被迫得再次被檢視，如何保障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的勞動三權，成為實踐的路上邊走邊摸索的問題。

雖然法律層次動得慢、權利仍未完全到位，但產業工會早就在參與在具體的行動之中。在反砍七天假的工時鬥爭上，電資工會和高教工會積極參與，並提出大量的法律見解「銀彈」，面對民進黨誆騙勞動者的說詞，建立完整的反制論述架構；而在各自的領域裡，高教工會在與華夏科技大學的團體協約爭執中，爭取「僅需教師二分之一加入工會」的協商資格；電資工會則發動廢除責任制的行動，為保全業和工程師爭取合理的休息時間。

於九一記者節甫成立的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延續自2014年媒體工作者勞動權益小組的關懷，同時受到2015年台北市的媒體專案勞檢、2016年七休一裁量基準爭議的刺激而誕生，在即時新聞龐大的壓力、閱聽眾對媒體信任感不再，以及公民新媒體叢生等新興媒體處境中，產業工會的成立能如何凝聚競爭中的不同媒體與不同職種的抗爭能量，在行動中引介不同勞動者形成具體組織關係，推動媒體改革與媒體勞權運動前進，值得繼續關注。

市場的本質是競爭，為了促成利潤最大化，公司不只要節省成本，更要與其他公司比拼營收與市佔率。資本家之間的鬥爭，也會反映在勞工的勞動條件上：營收減少，公司可能就會減少分紅與年終獎金、或選擇被併購、遷廠，再壞一點就是無預警關廠與大量解僱。工會所能發揮的機能，就是讓工人能夠拿到優於《勞基法》底線的條件，例如豐裕工會的年終獎金談判、合正工會爭取加班費與資遣費、大眾銀行工會對公司合併的提前防禦等，都是充分準備才得以成功的行動。

除了產業工會以外，在航空產業與鐵路運輸產業等公共運輸產業中的各個工會，也積極發揮團結的職能，為爭取合理、優渥的勞動條件而戰。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發動了時機絕佳、又穩又快的華航空服員罷工，並在罷工宣言中振奮人心地宣示「這是一場休息時間的戰爭」；延續罷工的氣勢，空服員工會繼續與華航機師工會、華航修復工會等其他工會在華信、威航、長榮與復興等航空公司奮戰，去年下半年的大小抗爭幾乎無役不與。不過，對於工會而言，罷工這樣特別激昂的場景並不是主要舞台，在發動一場抗爭背後細膩又繁重的組織工作，才是工會最為寶貴的經驗。

公共運輸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動脈，但在各種年節與國定假日的便利背後，被犧牲的也是這些公共運輸產業的勞工。高鐵工會選在春節疏運期間依法休假，雖然仍未行動就先取得戰果，但也開啟了整年度「交通人」的勞權行動第一炮。

到了九月初，台鐵站務員透過台鐵產業工會，踢爆行之有年的荒唐「三班制」，經過數度協商後，仍與鐵路局沒有共識；爾後，在農曆年節期間面對「上連班」24小時值勤的過勞威脅，工會正式發動全台百人規模的「依法休假」。不過，順利發動抗爭之後，民進黨政府卻「秋後算賬」地發動大規模輿論戰，也讓現在的討論方向逐漸被帶往「嚴懲休假勞工」的方向。

（未完）

台鐵產業工會春節期間發起「依法休假」行動，台鐵局秋後算帳，對370多人寄出曠職單，將召開考懲會懲處，按照台鐵工作規則，曠職達四天最重可予以免職。台鐵產業工會今天（2/9）發動200多位會員從交通部遊行至總統府，強調春節休假合情合法，要求鐵路局全面撤銷曠職單，並呼籲蔡英文指示鐵路局與工會對人力不足與排班制度改革問題展開協商。

春節休假遭記曠職 各站天數計算標準不一

目前為止已有370多人在春節休假後收到曠職單，工會成員在今日行動中一一手舉自己被記的曠職天數，天數多居於一到三天之間。工會指出，各站記曠職的天數認定標準不一，最嚴重者甚至被記了五天曠職，已過四天免職門檻。

以竹東站的站務人員王蕙萱為例，她在除夕到初三這四天的時間採取「依法休假」，卻被鐵路局記了五天的曠職。為何四天休假會變五天曠職？

讓我們從王蕙萱春節期間的班表來看起：

從除夕到初四，她的班表是「夜-休-日-夜-休」，暫不爭論合法休假該不該記曠職的問題，就算要記曠職，也應該扣除掉原先就不必上工的兩個「休」班，也就是算成兩個「夜」班，一個「日」班共三班。然而，竹東站卻以「夜」班橫跨兩天為由，一個「夜」班未出勤，就記上兩天曠職。因此，兩個「夜」班加一個「日」班，就被記了整整五天的曠職。

王蕙萱解釋，鐵路局把原來的「日-夜-休」三班制，調整配合「一例一休」修法，變為「日-夜-休（休息日）-日-夜-例（例假日）」，排班方式跟修法前完全一樣。如果遇到隔天是「例假日」，那麼前晚的「夜」班就算一個工作天；若隔天是「休息日」，前晚的「夜」班就算是兩個工作天。

此次，從除夕到初四的班表中，她遇到了兩個「夜」班與「休」班，這兩個「休」班卻都被指定為「休息日」而非「例假日」，因此，兩個「夜」班才會雙雙記為兩天的曠職。王蕙萱表示，採取這種曠職認定方式，顯然就是鐵路局針對性刻意打壓工會的結果。

交通部前扔曠職單 總統府前拍桌！

工會顧問律師蔡晴羽表示，台鐵員工是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在法律保障上擇優適用，在工時與休假權益方面應擇優受《勞動基準法》保障，要求出勤加班應經勞工同意。

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有關任（派）免、薪資、獎懲、退休、撫卹及保險（含職業災害）等事項，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但其他所定勞動條件優於本法規定者，從其規定。

──《勞動基準法》84條

台鐵產業工會在交通部前，先將《勞基法》條文張貼在拒馬前，再集體將曠職單揉成紙球投擲，接著遊行至凱道。

工會秘書蕭農瑀批評，去年（2016）蔡英文曾力挺空服員罷工，還說「新政府是會解決問題的政府，一定會做最好的溝通」，但如今面對交通部轄下台鐵員工忍無可忍發起依法休假，政府態度卻180度翻轉予以嚴懲。

工會在凱道上呼應日前總統蔡英文曾有過「人民的心聲政府若沒聽到，第二次可以大聲點，第三次可以拍桌」的說法，用自製道具向政府「拍桌」，隨後繞開警方以圍欄圈好的「陳情區」衝向公園路口，要求總統府出面接受陳情。

工會理事長王傑表示，今日是台鐵產業工會三度前往總統府陳情，卻仍未收到善意回應，工會將會堅持抗爭直到訴求達成為止。

知名貨運公司嘉里大榮物流爆發勞資爭議，員工出面指控公司長期強迫超時加班未給加班費，勞工欲組織工會竟還遭違法解雇！

嘉里大榮是全台四大物流業者之一，曾被媒體評為「全台最糟血汗企業」。今日（2/9）帶頭出面抗議的貨運駕駛曾堉誠，去年（2016）7月6日在網路上號召組織工會，不料短短6天後就被解雇。勞動部就本案在今年1月做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認定解雇違法，要求嘉里大榮將曾堉誠回復原職，並支付解雇期間的薪水與利息。然而曾堉誠今日卻指出，嘉里大榮不僅以沒有職缺為由要求他3月才報到，甚至恐嚇將走法律訴訟，毫無誠意要讓他復職。

今日曾堉誠在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的偕同下，先赴嘉里大榮位於忠孝新生總公司的門口抗議，由於無人出面回應，後再轉往勞動部陳情。勞動部表示，關於曾堉誠的違法解雇案，目前已對嘉里大榮開罰3萬元，後續若未復職發薪，可罰6萬元，且可連續開罰。

嘉里大榮違法解雇 不只曾堉誠

今日多位嘉里大榮員工與前員工也同曾堉誠一同出面抗議。2015年遭解雇的前彰東所主任的李榮洲，在嘉里大榮工作了12年，曾在法庭上請求恢復在職期間的加班費，李榮洲表示，嘉里大榮找員工上法庭作偽證，自白「沒有加班」才讓他敗訴。李榮洲表示，擔任主任時期，必須外出招攬業績，公司每個月都會開業績檢討報告，但上了法庭，公司卻謊稱主任只需要待在辦公室裡監督內勤，全是謊言。

原在嘉里大榮彰化田中所擔任內勤的陳小姐，去年4月也曾串聯所上司機進行連署，向總公司爭取合理工時、休假制度，以及加班費，竟遭所長軟禁逼問。陳小姐說，嘉里大榮存在「潛規則」，由於司機薪資取決於物流里程，公司作帳分內外帳，一般司機沒有密碼看不到內帳，打卡也都是由我們（內勤）代打，因此里程數可以作假，主管可能按喜好把司機薪水報多或報少，差距可以多達6,000元之譜。

陳小姐從去年４月份開始展開連署，先向公司總經理反映；5月24日去向地方勞工局檢舉薪資作假的狀況；5月27日，就遭到軟禁逼問解雇，陳小姐說：「所長先把我叫進一個小房間，要求我配合，問完話才能離開」，接著就被逼問如何得知總經理電話、為何越級報告等等，最後才被告知，未來不得再進公司，隨即被解雇。

就陳小姐遭軟禁一案，勞動部今日也表示，恐違反《勞基法》74條「不能有不當對待」的規定，將請地方主管機關進一步了解，若查證屬實，將對嘉里大榮裁處2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日前因發起消防員大遊行，而被高雄市消防局以42支申誡為由，在短短三個月內火速免職的消防員徐國堯，歷經去年（2016）提起行政訴訟敗訴後，今（2/10）日偕同消防員權益促進會來到監察院向監委陳情，要求應撤銷免職處分，並對高市府與高市消防局進行糾正，以及對惡意懲戒與作出免職處分的相關人員提起糾舉與彈劾。

今次在監院前的抗爭，消防員權益促進會整理了解僱徐國堯的過程中的五大疏漏：

消權會秘書朱智宇強調，徐國堯案是去年公務人員懲戒解僱中，申誡數量累積最多、免職處分進行最快的一案，對於這樣充滿瑕疵，顯然就是惡意打壓消防員爭取權益的行政處分，消權會要求監委發揮監察職能，主動介入調查，並給予相關機關和人員恰當的糾正、糾舉與彈劾。

被免職的消防員徐國堯表示，高雄市長陳菊曾經表態願意了解該案，但後來對消權會發給的函文卻不聞不問。他認為，消防員在嚴苛的勞動條件下工作，正如同台鐵產業工會站出來抗爭，消防員出來爭取權益也應該被保障。

消權會理事長楊適瑋則代表基層消防人員發聲，他認為徐國堯的案子展現民進黨對勞權議題的邏輯：「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也因為這種現象，基層公務員被迫噤聲，不敢對體制提出質疑。楊適瑋更指出，就是這種寒蟬效應，「讓公務體系僵化，國家社會也不會進步！」

在川普（Donald Trump）衝擊性的勝選結束後，我接到華盛頓婦女大遊行（Women's March on Washington）共同創辦人的緊急電話。全球十七個國家，數十萬名婦女加入了連署，而數字還在不斷繼續攀升。然而，在這個時刻，她並未表現出欣喜之意。她坦承自己懷疑這場抗議的有效性。

「我並不這麼在意這場遊行，我覺得後續的發展和效應更值得關注。」方塔娜‧皮爾森（Fontaine Pearson）這麼跟我說。我欣賞她的坦率，因為我知道提出這樣的說法需要勇氣。她所困擾的問題是—接下來會如何？這是每一位婦女大遊行支持者如今都應該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缺乏從遊行到掌權的明確路徑，這場抗議註定是一場自我感覺良好，裝飾著粉紅色小貓帽的無效盛會。

當抗議群眾從社群網站裡跳出到街道上，捕捉到數以百萬計人們的想像，讓許多網站宣稱這將是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抗議。時尚雜誌《Vogue》為精心打扮的核心組織者們拍攝炫麗，如同名牌服飾模特兒般的照片。以致於我們很容易抱持著這種虛幻的期望，認為一場引人注目的大型活動就是一場變革的海嘯。

別傻了，事情才不是這樣。我曾經是佔領華爾街（Occupy）抗議行動的共同發起者之一，那場運動持續數個月之久，並延燒到八十二個國家。我可以告訴你，光是激起人們的意識，還有吸引媒體的目光並不足夠。坦白地說，甚至並未讓民眾更接近統治的權力。

對於那些期待婦女大遊行成為一場持久革命運動開端的人們。我在這裡有些增加勝算的建議。

知道妳的歷史：回到1789年

1789年10月5日，在日後所稱的法國大革命最早開始的前幾天，一群婦女出現在巴黎街頭。部份歷史學家說她們是自然聚集的，有些則認為是計畫好的行動。無論如何，就我們所知，這些因巴黎麵包短缺而極度飢餓的憤怒婦女們，出現在市政府所在地，並要求與市長對話。警衛拒絕讓她們進入，同時也沒有對她們開火。然後這群婦女衝過了警戒線，洗劫了市政廳，並襲擊了軍械庫。

裝備著長劍與大砲，抗議群眾成長為超過七千人的女性叛亂者，突然之間，有人提出了一個更為革命性的目標：一場凡爾賽宮婦女大遊行（Women's March on Versailles）。在那裡，法國國王路易十六世（King Louis XVI）和瑪麗王后（Marie Antoinette）正在為舉辦保皇黨的軍人們舉辦奢華的宴會。

這是在現代歷史上第一場女性的遊行，同時也是最有效的一場。當這些起而革命的婦女們抵達反爾賽宮之後，她們闖進了宮殿，殺了兩個警兵，並試圖進入王后的寢室。最終，超過6萬名的群眾挾持法王路易十六和其隨從回到了巴黎。

凡爾賽宮婦女大遊行是人民主權超越國王的一份紀錄跟有力的證明。這是民主革命歷史上一個決定性的時刻。如同歷史學家威廉‧多伊爾（William Doyle）所言：「路易十六再也沒有回到凡爾賽宮 ... ，所有法國保皇派公開對抗改革的嘗試如今都結束了。」隨後，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掌控了巴黎，並立法讓權力最終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上。不到四年後，民主革命派將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台。

凡爾賽宮婦女大遊行發生的那天，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決定性時刻。而我們不要忘了，1917年的俄國革命也是如此。如同托洛斯基（Leon Trotsky）在他回顧自己歷史時所言，由一場婦女的抗議點燃起火花。

這裡我們學到的是，抗議的祖母、女兒和母親們有著男性抗議者所沒有的特殊力量。例如穿越衛兵的刺刀而不會遭到攻擊。基於此，女性總是在偉大革命到來時扮演重要的角色。她們透過自己雙手爭取，發自內心地自主行動，並將他們的集體力量聚焦於唯一重要的目標：具體地建立起人民的力量以超越其政府。

避免重複的失敗，並改變策略

當初參加凡爾賽宮婦女大遊行的女性，採取直接行動迫使國王聽取人民的要求。如今婦女大遊行卻完全只著重象徵意義。

沒有人敢出面呼籲在川普大廈前抗議的群眾，應該要將這位選出來的總統和其家人從大樓裡面拖出來。沒有人主張華盛頓婦女大遊行應該要洗劫白宮或佔領國會，並任命自己為立法者。相反地，我們組織了一場廣為宣傳的盛會，並且期盼總統會在其富麗堂皇的住處中垂耳傾聽。

如果你參加1月21日的婦女大遊行，並期待這個世界會在1月22日變得有所不同，那你就需要嚴肅地思考這場遊行的目的何在。

一般來說，在你參加抗議之前，問問你自己，為什麼你選擇這樣的行動方式？質問妳自己的策略選擇，而非你的動機。在這個案例中，對任何一位行動者而言，很明顯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要以一場街頭的公開遊行做為抗議的模式？

有時候人們遊行；舉辦定期集會；批評或羞辱對手；佔領輸油管、罷工、圍圈跳舞、街頭暴動或是一同祈禱。在每一個案例中，在抗議行動的背後經常有一種模糊的改變社會理論：我們告訴自己這樣一個故事，我們採取不服從行為，因為這麼做可以帶來我們所渴望的改變。

所以，為什麼女性要在川普當上總統之後遊行？這都歸源於一個虛假的理論，人民的主權高於他們所選出來的總統。

如今，社會行動者們都已經屈服於這樣一個當代美國的抗爭的持久迷思，一個自我安慰的信念：如果你能夠從不同的人口群體中動員足夠多的民眾上街頭，並大量地傳遞一致的訊息，我們的選出來的政治代表將不得不聽取群眾的意見。

如果這樣的故事曾經是真的，雖然我不確定是否如此，但自從1963年以來就不是這樣。當時，二十五萬人在華盛頓遊行，要求「工作與自由」，並聽著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我有一個夢想」（I Have a Dream）演講。接著在不到一年之內，1964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通過，取消了基於種族、膚色、信仰、性別和國籍，在就業與居住方面的歧視。

但讓我們面對現實，在當年那場華盛頓大遊行之外，還有著無數的失敗反例。例如1913年婦女要求投票權的遊行、1978年平權修正案的遊行、1986年要求裁撤核武大遊行、1995年的百萬人遊行、2004年的女性生命遊行、2005年反對小布希二度就任總統的就職典禮遊行等等... ，這份名單幾乎可以無止盡地列下去。行動者們傾向忽略這些一再重複的失敗，並熱衷於強調少數的一兩起勝利。

而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全球同步大遊行，2003年2月15日的反戰遊行更是一場徹底的失敗。也顯示這種策略已經奄奄一息了。

唯一獲取超越我們政府功能的至高權威的主權途徑，就是使用社會抗議以贏得選舉或戰爭。我們可以進入投票箱或是戰場，沒有第三條路。

投票，然後為治理而準備

川普的勝選顯示一個反對現有權力機制的外人也能夠透過選舉以獲取權力。行動者們應該要為此感到一絲喜悅，並從這個事實當中學習。

在川普勝選之前，人們總是假設一個沒有既有政治體制支持的候選人不可能贏得總統大選。而好消息是：現在我們知道這是有可能的。這使得一場革命性的運動最終可以藉由非暴力的勝選，帶領美國人民取得權力。

我懷疑華盛頓婦女大遊行在戲劇化展開的事件中，是否有扮演好這樣的角色。但我們應該花點時間，讓自己跳脫不假思索的興奮情緒，誠實地思考以下問題：在婦女大遊行結束後，有什麼改變了嗎？

在當前美國，沒有提倡民主並反對既有政治體制的政黨。這個政黨要能夠步步向前，獲取權力並且治理。美國需要一場像是西班牙「我們能」（Podemos）、冰島的「海盜黨」（Pirate Party）或義大利的「五星運動」（Movimento 5 Stelle）。這些平民主義者的民主運動將會是未來抗議行動的原型。他們每一個都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取得驚人的勝選成果。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如何改變了權力的作用。

舉例來說，當反貪腐五星運動成員維吉尼亞‧雷吉（Virginia Raggi）在2016年當選羅馬市長後捲入了自己的貪腐醜聞，運動並沒有為其找藉口開脫；相反地，五星運動迅速地宣佈了他們對於其候選人的主權━━他們剝奪了雷吉的權力。除非獲得運動允許，否則她不能安排會面並做出重大決定。這呈現了人民權力的進展：一個關於社會運動勝選後，仍然掌握決策權力的實在案例。

在美國，擋在有效抗議行動面前首要的挑戰是，我們的社會運動實際上缺乏治理的能力。也許我們有微小的機會可以透過抗議將川普趕下台，但是我們沒有機會讓我們當前的運動治理這一切，更別提是有效地治理。

這是因為沒有領導的抗議者們不知道在運動中該如何共同做出複雜的決定。佔領華爾街運動甚至無法提出一個自己的訴求。

現在，我們正在目睹歐洲的抗爭運動逐漸發展出這樣的能力。然而，除非我們能夠在美國複製他們的成功，否則人民將無法取回主權，而我們的抗議也將依舊是場幼稚徒勞的活動。

這是華盛頓婦女大遊行可以帶給我們的巨大禮物。也許當憤怒的婦女們在參加完遊行回家後，能夠帶領我們在每一州內走向一個女性主導的、結合社會運動的政黨。這個政黨有著足夠的紀律去治理，在地且富戰鬥力，專心一致地發展力量，並於美國期中選舉時投入奪取市議會和市長的席位，為2020年總統選舉的對抗而準備。

這是一個值得我們現在邁向的目標。

職災身體的個人史 映照出病痛公共性

台灣的勞動法令帶有高度「國家統合主義」的色彩。簡單來說，國家始終都會「公親變事主」，參與在勞資談判的過程中，並握有高度的限制與命令權限。雖然勞動法基本上偏袒勞工，但國家在勞資關係中卻仍扮演著矛盾且衝突的角色：為了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必然與雇主站在同一側，抑制勞工鬥爭的能力；但僱傭勞動的本質其實是「雇主對勞工的依賴」，沒有勞工的勞動生產，雇主就什麼都不是，從而國家也必須約束雇主過分的打壓，肯認勞動法法理所謂「勞動保護」的意涵。

國家第二個角色（勞動保護）的出現，實際上是掩飾作為本質的第一個角色（打壓工人）的存在。「嚴打工會與工人」的具體展現，就是針對一例一休議題的頑強態度，並對抗爭勝利的國道收費員、華航空服員，以及仍在抗爭中的台鐵勞工開刀。

雖然勞動保護只是資產階級國家的次要功能，甚至也部份同意與維持了作為「終局」狀態的資本主義，但針對勞動條件的鬥爭，仍有著緩解工人壓力與勞動強度，熟悉集體行動的重大意義。從這個視角來看，新海瓦斯工會從勞工分紅總額縮減，到後續工會幹部袁照雯遭到調職並解僱，遭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以雙重標準部分裁決，並據此發起「改革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的抗爭，正是透過工人的力量持續調整國家在勞資關係中的角色，迫使其向勞方低頭。

勞動者身體力行提供勞動。身體一方面是付出勞動的唯一工具，有著一定的韌性；但另一方面也無比柔弱，屢屢受到工作環境中的污染、危險與超時勞動的威脅；科技進步不但不能完全根除工作風險，反而可能強化勞動強度，催生新種的職業災害，日本企業文化催生的「過勞死」現象就是其中的極致。在九零年代經濟起飛的同時，台灣發生了數起重大的工傷意外：塵肺症、RCA與北捷潛水夫症，雖然已經過了數十年的時間，但資方仍未完全補償工人們減損的勞動力。工人還在，抗爭仍在持續。

年初時，纏鬥15年的RCA自救會才獲得初步勝利，贏回5.6億元的賠償，但RCA、奇異和湯姆笙公司卻選擇繼續上訴；而在20年前，北捷施工期間罹患潛水夫症的工人，去年也與北市捷運局重啟職災補償調解，同時也向勞動部要求建立「工人健康資料庫」，並提出公共建設「勞安優先」的原則。

RCA工人開啟了法院與科學決策過程的重重黑箱，讓工人與大眾的聲音得以參與其中；而潛水夫症工人的抗爭則讓工人的生命經歷與職業災害擴張為公共議題。工傷運動抽出個人病痛敘事中的社會性，並要求建設厚實的歷史檔案庫，在時空洪流中留下抵抗的紀錄。

因勞動而留下病痛的工人身體，映照出職業疾病的公共性：在公共工程與經濟發展的「遠大前景」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應該要為「國家大義」犧牲，職業病也遠非一個人、一個家庭或一群人的苦難，而是社會必須共鳴與共感的重要議題。

這是一場「現在與未來」的休息時間戰爭

除了身體上可見的職業傷害以外，2016年強度最高的鬥爭——「拒砍七天假」，其中一項目的就是為了避免工作日持續延長造成的職業災害。僱傭勞動的普遍存在，讓勞動劃入非人性化又不自主的工作時間，不論是藍領或白領、是體力勞動或勞心勞動，勞動都不再是為了自己創造價值、體現創造能力與精神，而被以一定的工時比例所剝削。

工時鬥爭的重大意義，就在於如何減低被僱主剝削的「剩餘勞動時間」的總量與比例，也就是奪回勞動階級的尊嚴與價值。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將大多數人投入「勞動市場」，將人本身與人的勞動以「商品」的方式相互交換。當這樣的社會面對利潤率的週期性下滑時，在國內將逐步改惡總體勞動條件、延長勞動剝削的比例與程度，在國際則以「國際化」的藉口剝削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力與物力，以保持原有的利潤。

所謂的「勞動條件」，實際上也不只是當下付出的勞務強度與獲得的工資，更包含了老年無法繼續勞動時的退休年金。年金改革從2014年延燒至今，但社會輿論的思考角度卻與當前政府的思維一拍即合，均從財務危機的問題下手，考慮到量入為出與世代公平的「衡平原則」，自然就會選擇刪除既有職業別中，所得替代率較為可觀的軍公教年金。

不論到底是軍公教長期「為國服務」後的生活擔保，或是政府制度設計上的失誤，政府透過年金改革相關的大小會議，激起軍公教的反彈，製造「得了便宜還賣乖」的觀感，打算削減軍公教人員的年金給付。與此同時，政府也打算同步讓勞工「多繳少領延後退」，以及「延長平均投保薪資採計期間」，也就是多繳保費、少領給付，以及延後退休。

「多繳保費」可以從費率和分攤比下手，雖然分攤比已經被工會嚴正拒絕，但費率的調整也將使勞工分攤的保費份額增加，形同減少當期支領的工資；「少領給付」可能會從設定所得替代率天花板下手，但什麼才是「合理」的所得替代率，絕非只是對所替率「過高」的人設定天花板就能找到答案；而在實質工資數十年來凍漲的情形下，「延長平均投保薪資採計期間」也會有所替率下降的效果；最後，「延後退休」完全就是拉長勞動者在勞動市場裡被剝削的時間。這三項所謂的「財務永續」措施，實際上都是在延長當前的「工作時間」，加重繳納保費期間的工作份量與強度。

顯然，不論工時鬥爭或年金改革，勞動階級面對的都是同一個戰場：橫跨世代、廠場、職種，為了爭取現在的餘裕、未來的幸福的鬥爭。

代結語

在這個回顧系列中，我們細數了過去這一年的工運在「從屬性認定」、「公部門非典勞動」、「工會與爭議行為」、「職業災害」、「工時鬥爭」與「年金改革」等範疇的努力，但在此之外，還有著不少亟需討論的問題，有待運動者透過實踐與論述回答。

第一，是攸關「政治主體化」的問題。勞動議題發展到一定的高度，例如工時鬥爭與年金改革，必然會從純粹的經濟面向跨足政治範疇，形成具體的政治效應，同時又回過頭來影響到具體的勞資角力，注意到這層關係，就是勞動議題的政治化；而在個人層次，隨著勞動意識高漲，關心勞動議題的鄉民大眾，或是受到具體壓迫的勞動者也越來越多。但是，從關心議題的旁觀者或勞動者，轉化成實際投身運動的工運運動者，則是另一種個人（主體）的政治化。面對來勢洶洶的民進黨政府，我們對「政治」有什麼樣的想像？對於「工運的政治化」又做了什麼個人的與集體的準備？

第二，關於工人運動如何面對「歷史」。工運的議題絕非和歷史無關，歷史經驗讓我們避開可能的誤區。也因此我們曾質疑，七天假背後的歷史戰場又該如何開打？兩岸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仍在，該如何讓這些寶貴的知識成為下一步實踐的指導材料？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此刻，工運的鬥爭也無法總是侷限於國界之內，例如近兩年來台抗爭的韓國Hydis工人，台灣工運充分展現了聲援力挺的精神，兩岸與東亞人民一同反抗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契機又在哪裡？

第三，關於具體的人力與資源如何取得。繼2001年工時調降以來，第二次工時鬥爭的大敗，工運的歷史上會記下這一年，而這還只是民進黨上台後的第一把大刀，另一把「年金改革」的大刀也來勢洶洶地殺向勞工。初步看來，2016是「青年勞動者」與「公共運輸產業」大豐收的一年，團結的人數與規模均有增加。不過，當勞權意識抬頭，大量的青年投入工運，運動有什麼樣的方法和位置，能夠提供他們奮鬥下去的資源與勇氣？

總而言之，從去年各種不俗的表現來說，工會顯然是戰鬥的基礎，也是上升到全面鬥爭的準備位置之一。透過工會，大家分享彼此的勞動與生活經驗，發覺共同的困境與難處，提出各種積極的想法與建議，並從個人式的私下洩憤與英雄主義，走向團結的解決之道。新年到了，但工運的時間感不以「年」為單位計算，抗爭的對象也從來不是「新」的國家，每一份抗爭的努力與成果都不能被輕易放下，縱使緩慢而微弱，在組織與抗爭中，仍舊閃爍著改變世界的寶貴光芒。

近日，從媒體上得知高士部落因復建日本神社而與國民黨前立委蔡正元引發爭議，對於長期投入原住民運動的我來說，對此感到非常的驚訝。高士村是牡丹社事件的主戰場之一，我的祖先也是牡丹社事件的參與者，因此我對於抗暴英雄阿祿古頭目父子的排灣族後代，竟然會讓日本人來重建神社，我實在不能同意。試想，美國九一一事件的受害者會讓所謂的恐怖組織到紐約雙子星大樓遺址來設紀念碑，或是賽德克族可以讓日本人到部落祖居地去蓋一個日本神社嗎？

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其實是一場錯綜複雜的侵略事件，一方面是日本併吞琉球後，藉由八瑤灣船難的聲討來展現對琉球的主權，二方面是作為「征韓論」的替代方案，以海外擴張來解決日本的內政問題。而這些海外擴張的規劃，都是在美國公使的建議下形成的，美國想要利用日本崛起的軍國主義勢力去衝撞東亞各國開港通商，由日本去破壞歐洲列強已經瓜分東亞的布局，等於是幫美國去占領殖民地，所以很積極地提出併吞琉球與占領台灣的計畫。當時的美國顧問李仙得就提出，日本可用以八瑤灣船難為藉口，用「蕃地無主論」當作出兵台灣的藉口，並且提供了台灣的地圖、照片、河流地勢這些資料，很具體的規劃了由牡丹社入侵的計策。於是在籌備兩年後，1874年日本的3,600人軍隊更在美國軍艦「蒙那肯」號的支援下從屏東社寮四重溪口登陸，攻打牡丹社部落，這就是牡丹社事件的真相。

從原住民部落來說，不管是八瑤灣事件或是牡丹社事件，都是單純捍衛生存領域的防衛和抗暴行動，但是實際上卻從頭到尾都是美國和日本一整個侵略戰爭計畫中的犧牲品，整個事件更成為日本後來發動甲午戰爭和大東亞侵略戰爭的一個開端，原住民不能單純認為牡丹社事件只是因為誤會和衝突所引發的偶然事件。

1895年日本人占領台灣後，為了強佔原住民的土地而發佈了所謂「26號日令」，繼續利用「蕃地無主論」，剝奪了原住民的生存命脈，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有很多原住民部族都起而反抗，發生了很多原住民武裝抗暴事件，從1895年到1920年之間，日軍對原住民發動138次戰役，死了7,000多人，占當時原住民總人口十二分之一，馬告地區（台中棲蘭山一帶）也曾發生全面性的激烈對抗，在討伐過程中，日軍甚至用「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來對付原住民部落，以軍警暴力來全面控制原住民固有生存地區，一直到「霧社事件」以後，日本人才開始用「以蕃治蕃」的方式，既恐嚇又拉攏，對於不同的原住民部落使用不同的對待，像是配合「皇民化」政策來收買地方上的意見領袖，例如針對部落頭目、長老來進行攏絡，或像是把魯凱族的警察去派到排灣族部落來進行交叉統治等等，藉以分化台灣的原住民各部族，也因此在日本統治後期越來越多的人和日本統治者有比較密切的連帶關係。

因此我很能夠理解，對這些歷史不理解的人，比方一些部落的後代就會認為日本人對我們是很優厚的、很友善的，而產生了感恩的情結。但是其實在日本統治的50年期間，大部分的人都是受迫害的受害者。

很讓我遺憾的是，牡丹社很清楚就是日本人藉故侵略原住民領地的主戰場，竟然發生了讓日本人來復建神社的事情，即便日本人想要跟台灣的原住民來表示和解，也應該要對殖民統治台灣50年的許多歷史事實進行道歉，包括強占原住民土地、強徵高砂義勇隊、強徵慰安婦等等，要有很嚴正的道歉，否則這次高士部落的復建神社事件就會變成一種媚日行為，是對原住民族以及英勇抗暴的祖先都是一個莫大的恥辱。

此外，我認為這些錯亂的歷史認識，也和民進黨政府在執政後越來越多的媚日行為有密切的關係。蔡英文政府希望聯合美日對抗中國大陸，為了討好日本，甚至願意同意在沖之鳥礁議題上犧牲漁權、在福島核食議題上犧牲民眾健康等等，甚至去年蔡英文還以領導人身份去琉球為所謂的「台灣之塔」揭碑來紀念台籍日本兵。其實在所謂的台籍日本兵中，就包含了許多被強徵到南洋打仗的「高砂義勇隊」，這實在是非常荒謬的事，事實上原住民完全是日本發動大東亞侵略戰爭的受害者，而不是共犯！而蔡英文的行為等於合理化了日本的二戰軍國主義行為，認為原住民理當為日本打仗，讓原住民變成戰爭共犯，這是我們完全不能接受的。另外，台中市長林佳龍在2015年宣布要修復神社鳥居，我認為這就間接的證明民進黨政府同意恢復神社，並且罔顧歷史正義，去認同與合理化了日本人侵台與屠殺原住民的種種暴行。

我曾經數度和韓國的日本兵後代一起到日本的靖國神社抗議，包括立委高金素梅女士也分別去抗議過，就是要求靖國神社要歸還我們被綁架的祖靈，我們的祖先應該要用我們自己的方式來紀念，不需要在冤死以後繼續留在靖國神社，為日本的軍國主義侵略行為來背書。蔡英文與民進黨政府這些越來越多的媚日行為，簡直是還把日本當成是我們的母國一樣的態度。

作為一個長期的原運工作者，自從1984年「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原權會）成立以後，我們就一直努力在平反原住民的污名，爭取原住民族的權利與尊嚴，甚至為了破除吳鳳神話而去拆除嘉義車站的吳鳳銅像，就是這些運動讓原住民逐漸建立起民族的尊嚴。現今的原民會主委夷將．拔路兒也是曾經擔任過原權會會長的人，可是他竟然可以在民進黨執政以後，對於像邱議瑩以「蕃仔」來污辱原住民這樣的事情不敢表示意見，實在讓我們感到很難過。

另外，像是民進黨政府的側翼——時代力量的立法委員林昶佐和高潞．以用．巴魕剌，去年也和蔡英文一同前往琉球所謂「台灣之塔」紀念二戰期間的台籍日本兵，又在近日針對高士村神社議題主張「和解的時代，要放下仇恨」，這真是一個既荒唐又矛盾的發言。當你紀念日本兵或神社，不就等於認同日本人欺壓台灣原住民祖先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嗎？沒有認錯和道歉就直接和解，試問轉型正義又該如何落實？針對原住民傳統領域的「還我土地運動」就不提也不推動了嗎？

這次高士部落因復建日本神社而引起的爭議，也再一次提醒我們，恢復原住民族應有的歷史正義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必須要求民進黨政府，以及現任的原民會主委，要正式要求日本對台灣原住民的50年暴力統治，以及對侵占原住民土地等等歷史暴行來道歉，還應該要求日本，要讓台灣原住民把合祀在靖國神社的原住民祖先英靈迎接回來，另行在自己的故鄉興建紀念碑或祠堂，來紀念這些受害的原住民祖先。就像我們過去破除了吳鳳神話那樣，和解不能沒有真相，只有歷史的正義被平反，才是對原住民的尊重和友善。

營造工地多半由鐵皮高牆圍住，所有的勞作與髒汙被一舉隔離、遮掩在牆的那一頭，看不見，也不給看。待拆牆亮相時，打地基綁鋼筋砌泥作拉水電鋸木作刷油漆清廢料的勞動者們，恆常是隱身未現的。那些拓寬拔高的反光磚壁、流線手扶梯竟像是變魔術般無中生有，出資者與高官貴賓風光剪綵時，也好似光撒了錢就可以憑空收割工程成果，並理所當然獨占了建物題名的落款處。

總算我們有了立青的工地速寫，破牆而出。灰頭土臉的實作現場，生猛有力的對話與互動，營造業工人的勞動樣貌一一現身，周邊的警察、看板人、更生人、檳榔西施、外籍配偶、性工作者也接連顯影。他的書寫位置擴寬了台灣文學的向度，他的觀察視角折射出階級文化的厚度。

我先是在臉書上零星閱讀立青的系列文章，與我的勞動認識多所呼應，遂特意搜尋了數篇列印給木工師傅競中看。競中快速翻讀後，先下了斷語：「這個作者是工地主任。」為什麼？那麼多工種、工序都接觸得到，有一定的專業理解又不致被捲入特定技術的勞動生態，唯有監工的特殊位置。

監工無非是發包單位外派至工地，負責整合各技術部門，既要協調不同工種施作者之間的困難，也要代替雇主催盯進度。這角色因掌握行政特權而似乎高於現場實作者，但又因無特定專業，也無實權，難免兩面都吃力不討好。我帶著這樣的認識重讀立青的文章，更清晰地看見那個帶著想法進場的年輕菜鳥監工，有一點熱血與世故，有一點理想性與失落傷感，更多的是做為一個人的溫暖與義憤，對工地世界帶著孩童般的好奇，及持續的反思與行動。他遊離在各工地間，接合工人們的勞動程序，保持一些距離，又置身其中，一個懸空又千絲萬履關係纏附的獨特角色，延續到收工後的私下借貸與續攤情誼。

如何在各式工種的本位主義間協商出互留餘裕的可能，還要面對勞雇間的矛盾拉鋸，監工本身必然也有極富張力的故事。不過，立青沒選擇在這個角色多著墨，轉而把焦點放在他所接觸的工人生命樣貌。我猜想，這樣的書寫態度很可能也如實反映了他與工人們的關係：讓監查的角色退一點，讓學習的態度多一點，承認並看重師傅的生命經驗。我們只有在散落的篇章中，浮光掠影地察覺他身為監工的內在矛盾，或是不得不陷入「在施工進度和工人安危下掙扎求生」，或是在法令與人性的擠壓下，終至做出「我永遠不會配合警察辦案抓外勞」的決定。唯有在〈虧檳榔〉一文中，總算看見這名年輕監工在工地裡流轉、虛耗、等待、跑腿的碌碌身形，與同樣年輕的檳榔西施們相濡以沫的安慰、放鬆，看不到盡頭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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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青的工地書寫，以平視的角度進場，觀察工人間性別、年齡、族群的差異，以及權力與關係的交互作用。下工後換裝出遊的年輕打工者、擅作調度的工地大嫂、只有背心數字而無名姓的移工、多次進出監獄的粗工、工地拾荒者……構成工地勞動的主體，來去浮沉。他不評價，但有立場。因著這個貼近被損害者的立場，他看出真正的價值。

《做工的人》首篇從八嘎囧世代入手，他們是被教育體制放棄的少年，群聚到工地自謀生路，酷炫的改裝機車上綁著宮廟求來的平安符。他們與社區生活緊密相連，不關心社會議題，卻建立了獨特的認同，講義氣，為家庭投注心力，「賠錢找宮廟兄弟周轉，賺錢點燭還願加碼普渡」。他們被主流價值遺棄，卻熱情擁抱社群，成為在地文化延續的主力。

這些不受肯認的價值，即便看懂了也無能為力。於是書中多篇工人故事，幾乎都以無奈的嘆息收尾，無法置評又如何可以不作聲：「我不想去回憶。」「我不知道他們的未來會變得怎樣，也最好不要去想。」「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我恐懼。」「關鍵時刻不認耶穌，會讓我活得輕鬆一點。」「一如現實，我們什麼也做不了。」「其實我也不大想要去思考。」……立青置身其中，看見結構性的矛盾，看見體制的壓迫與工人的無望，束手無策何其沉重。唯有書寫做為微小的武器，抵擋撲天蓋地的誤解與社會汙名。他的持續記錄，我想是因為珍重不願袖手。

是這樣的珍重之心，帶領我們看見工地勞作的各式知識生產，閃閃發光。〈走水路〉裡吸安成癮的阿欽，工作專注且擁有高超技藝，他的電焊作品「焊道又美又細，如同魚鱗般地堆疊……每一個焊點都乾淨美觀，室內的氬焊更是焊出了淡紫色堆疊而出的弧形。」他使用藥物協助哥哥安樂離世，也預留一支給自己，悲傷的敘事背後是衷心的尊重。我也喜歡工地較勁的小撇步，師傅們帶著工程師東繞西繞以讓他們體會酷熱或天寒的勞動環境，增加協商籌碼；而菜鳥監工也學會了這一套應對技巧，「帶著業主走一圈工地，累死他一頓再說」。更不用說，〈罰單〉裡令人難忘的集體行動，環保局官員以「事業汙水」向外牆砌磚的工人開出六萬元罰單，驚動了街坊鄰居、里長、洗車行女俠紛紛出面仗義直言，最終逼使官員妥協，改開一千二百元的罰單。

這些工人手上的籌碼這麼少，動能這麼強，他們的處境飽受壓迫，但個別與集體反抗的動能無處不在。那些工地磨練出來的專業技藝、協商能耐，以及弱勢者適時伸手的抵抗與互助，都像珍珠般發出瑩光，劃破死寂長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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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向來高居台灣重大職災率首位，一有事故非死即殘。《做工的人》沒有血淋淋的直接傷害，但細筆描繪了那些不被記錄的職業病，日積月累侵蝕勞動者的身體與意志力。電焊工的夜盲、皮膚病變、肺部纖維化；泥作師傅的關節耗損、硬皮無法出汗及足底筋膜炎等，幾乎是營造工人的職業代價。

相對應的，就是工地用藥的常態。一如我所聽聞許多貨運司機、泥水匠的經歷，吸食安非他命以保持工作時的清醒專注，有勇氣從事高危險的艱難勞動。酒、菸、保力達B、咖啡、養肝茶、禁藥，都流傳在重體力行業之間，既是止痛，也為提神，救命與致命反覆搏擊，加倍的耗損與傷害就等在老年，或提早衰老的壯年。

然而這一切分明可以避免。若不是因為趕工、降低安衛成本、勞動環境惡化，職業病都是可以預防的，不該由工人單方面認命吞下。立青進入工地的時機，是台灣繼2002年加入WTO後，又於2009年簽署加入GPA（政府採購協定）。加速經濟自由化，首當其衝就是公共營造工程的採購，大幅降低國際資本進場承標的門檻；同時間，台灣逐步修法任令勞動條件彈性化、去管制化，對受僱工人更沒有保障。這些外在政策的變化，都構成了立青所描述日益艱難的營造業工作環境。廠商若要保有一定的資本利潤，就是減少勞工安全衛生成本做為替代，趕工或減薪，最終還是壓榨工人的健康與性命，代價轉嫁至全社會承擔。

重重壓迫，無以言說，工人的不滿只能投射在公權力的執行者身上。基層警察首當其衝被推上火線，成為眾人唾棄的「賊頭大人」。最尖銳的衝突於是出現在警察捉拿逃逸移工的情節，連在場的阿嬤都出聲捍衛：「哩嘛乎郎一口飯呷。」本勞更直接嗆聲：「真正歹人不抓，攏欺負外勞仔。」不義的勞動政策，將基層的工人與員警推成矛盾對立面，令人憤怒又心酸。「反正出言嘲諷成本很低，用鼻音和尖酸的語氣諷刺警察，也只是證明我們毫無能力阻止這種政策」。正義的界線模糊不清，爭吵的兩造都是同受擠壓的人。

到了〈阿霞姊的鹼粽〉裡，中年娼妓和基層員警的關係又有了轉換。立青描述阿霞姊的心思，落筆動人：「年老的好處是：發現那些自己以前害怕又討厭的警察們，現在看來都成了年輕而善良的孩子，對她們這種沒有戶口、沒有駕照的老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執法可放水之處，才回歸到人與人之間的善意相待，一點最起碼的，做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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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立青初次見面，他利用中午工地休息時間，騎機車橫越大半個台北市來到「秋鬥」例行會議的現場，交給我一本《做工的人》影印草稿。他風塵僕僕，衣鞋都有汙漬，但整個人的模樣清朗、專注，有一種罕見的體貼應對，很本能地寧可多做一些而盡量少麻煩人，但那態度又全然不見委屈。

他從技職專科生就到工地打工，至今已有十年。為何開始寫作？他說四年前寫下第一篇工人進香團的文章，為的是翻轉外界對工人迷信無知的誤解。那麼，正解是什麼？正解沒法子簡化說，於是一篇文章不夠，再一篇，又一篇。

我想立青很早就發現了，唯有把個人選擇與結構處境的關連說清楚，才能理解個別的人在有限的條件下如何做出選擇，包含看似無用耗時的工人進香團。對於退休後的營造業工人來說，那些因長期缺席無暇經營的親子關係，那些無能提供更好的條件給下一代的缺憾，那些未竟的願望與一事無成的挫敗，僅能在他們晚年時四處奔波進香，聊勝於無地彌補。他們帶著子孫生辰八字過爐、祝願，祈得一點庇佑子孫的福澤，「有了這樣一趟旅程加持，笨口拙舌的老人們也都變成了智慧長者」。工人進香團以最少的花費做最大的生命投資，將老工人有限的籌碼做最大效益的發揮。

翻轉從來不容易，書寫也沒有盡頭。本書的最終篇，地點落在窗明几淨的便利商店。許多營造師傅進店前，都會先將自己踩過工地泥濘的雨鞋清理乾淨，甚且寧願脫鞋也不願意踩髒乳白色石英磚的地面，只為了體恤店員的辛勞。於是我們看見那一幕，奧客消費者連連碎嘴責備超商店員，終至惹惱了在後排隊的營造工人。他們八個人腰掛鐵鎚扳手，雨衣雨褲上沾滿乾掉的泥漿，揚言：「不買就滾，別擋我路！」迫奧客識相離去。營造工人相救服務業工人，以具體行動豐富了老師傅「做工的疼惜做工的」箴言，也為這本書留下堪稱振奮人心的結局。

此次出書，出版社請了攝影師到工地拍照，一些相熟的水電師傅也一併入鏡。工人們如何理解他的出書呢？立青想想，笑說他們好像以為我要交學校的報告，或者是要考研究所。總之，出書必然有用，有用就該幫忙，他們捲起袖子擺妥姿勢入鏡，好心幫忙立青完成作業，渾然不覺這工作有什麼值得被認真看待，又或者，不敢奢想社會看重這些勞作。而我認為，這本書確實有用，它記錄了當代營造工人珍貴的知識生產，還要再繼續。

2月3日行政院內閣改組，勞動部長由總統蔡英文的表姊林美珠接任，今天（2/15）上午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復興航空工會及台鐵產業工會三個勞團，集結數十人在勞動部前，要替新上任的林美珠「補課」。三個勞團將各自面臨的爭議案件編列成書，要求勞動部盡速處理，但今日勞動部並未出面接受陳情。

勞團今日在勞動部前上演「補課」行動劇，就收費員、興航，與台鐵的勞資爭議案件，教導林美珠「誠信協商的重要」、「政府守法的必要」，以及「包庇雇主的危險」。

收費員方面，去年（2016）8月時任勞動部長郭芳煜與政務委員林萬億和自救會簽下協議，承諾了對收費員年資補償的方案與時程，近日卻傳跳票，不僅補償未依照原協議的時程，金額更大有出入。自救會會長孫秀鑾表示，勞動部1月19日在審查小組會議中，做出限定補貼對象與設立補貼上限等決議，直接違反過去協議內容，甚至一改過去對「禁搭便車」的態度，以「自救會會員與非會員補貼金額差距過大」的說法反咬自救會一口。

台鐵方面，台鐵由於人力不足，基層員工長期處於過勞狀態，一年365天日日出勤，沒有完整一曆日的休息。台鐵員工身為交通部雇員，卻面臨政府帶頭掏空《勞基法》的處境。台鐵產業工會理事周鍇表示，春節期間工會發起「依法休假」，希望鐵路局改善員工全年無休的過勞問題，但後續鐵路局卻對休假員工寄出370份曠職單，勞動部與行政院竟也表示尊重交通部的決議，漠視鐵路局打壓勞工。

而在復興航空方面，復興航空工會理事吳崇華表示，復興航空無預警解散，已違反《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但中央主管機關除了列席北市府的大解協商會議外毫無積極作為，選擇包庇資方明顯違法的作為。

勞團就上述三大爭議案件，擬就「誠信協商的重要」、「政府守法的必要」與「包庇雇主的危險」等三份教材的教科書，欲轉交給林美珠，然而勞動部卻即刻拉下鐵門加派警力鎮守，並無派人出面溝通與接受陳情。收費員自救會秘書郭冠均表示，很遺憾林美珠今日選擇翹課，期待她能在家自己補課，勞團今日是「先禮後兵」，只是來上勞動課程，沒有要上體育課（不打算激烈衝突），未來林美珠如果用功不足，一定還會回來再幫她補課。

環保署2014年將清潔隊員的清潔獎金上限調整至8,000元，隨後台中、台北、桃園等縣市陸續跟進，將清潔獎金由原先的6,000元提升為8,000元，然而新北市清潔隊員至今卻仍維持在6,000元的水平。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工會今天（2/15）偕同數十名清潔隊員至新北市環保局陳情，抗議清潔獎金發放不公，要求獎金比照其他直轄市，全面提升為8,000元。

新北環工會：獎金應全面發放8,000元

環保署2014年修正《地方機關清潔人員清潔獎金支給要點》，將清潔隊員的清潔獎金上限從6,000元調整至8,000元，目前六都當中，台中市、台北市、桃園市都已連動將獎金調整為全面發放8,000元。新北市環保局也計畫在今年調整，卻被指出草擬中的獎金方案並未像其他直轄市一樣全面提升，而是按照「工項」發放，造成清潔隊員間發放獎金不一致，多數清潔隊員的獎金仍不滿8,000元。

新北市環保局工會理事長許效溢表示，儘管新北市今年增加一億元預算來調整清潔獎金，但新北市環保局提出的方案，卻是按照「工項」來發放，形成差別待遇。例如颱風過後第一線出來維護市容的掃地組阿姨的獎金就未達8,000元，這種發放方式使得今年退休的清潔隊員拿到不同退休金，他認為相當不公平。

許效溢認為，新北市發放獎金不應差別發放，而應一視同仁。前來聲援的桃園市環保局企業工會理事莊志鴻也表示，每逢跨年等各類活動，清潔隊員的工作總是最辛苦的，幾乎每個人都患有職業病或受傷，清潔獎金是為了彌補受日夜顛倒和職災所苦的清潔隊員，而桃園市從去年開始就已將獎金全面調整為8,000，新北市卻只調整一部分隊員的獎金，質疑新北市長朱立倫的作法是「搞分化對立」。

環保局：預算有限 亦有清潔隊員反對齊頭式平等

對於工會訴求，新北市環保局主任秘書程大維表示，清潔獎金的提升會牽動到保險額度和退休額度的增加，支付的金額比表面上看起來多，而今年增加的一億元預算，不足以均分給新北市清潔隊員，所以目前擬將多數清潔隊員較無意願或風險較高的工作優先調整為8,000元。

然而，工會中也有許多從事繁重工作的隊員願意「一視同仁」、全面調升獎金，對此程大維則表示，除了工會外，之前環保局和一些非工會的隊員交流，也有的人也覺得自己的工作較辛苦，應該優先領，如果是齊頭式平等，有人會不滿意。

至於為何獎金發放無法比照台中、台北及桃園？程大維則表示，各地財政狀況和清潔隊員數不同，不能強求新北市跟其他直轄市一樣。但他也說，現在發放方案尚未定論，還在進行意見歸納和統整，正式發放方案約會在三月份出爐。

台灣鐵路產業工會春節期間發動「依法休假」，事後遭鐵路局「休」後算帳。工會昨天（2/16）晚間在台北車站大廳舉行公共運輸業過勞逝世勞工的哀悼晚會。今日（2/17）鐵路局五大運務段的考成委員會已陸續召開，召集各地參與工會「休假」行動的員工進行意見陳述。對於是否確定會記曠職處分，工會候補理事張曉珊轉述，台北運務段考成會要等到產業工會申請的不當勞動裁決結果出爐，才會確定是否要記上曠職。

依法休假遭曠職處分 產業工會夜悼過勞勞工

針對春節期間合法休假的台鐵員工，鐵路局、交通部與行政院紛紛放話表示要「嚴懲」。年後鐵路局對休假員工寄出曠職單，但在觀望社會輿論後也稍微鬆口表示請假認定將「從寬處理」，不以書面請假為限。產業工會批評，國定假日本來就「不須請假」，若要調移出勤也須經勞工同意，為何還有曠職的問題？

除了「為何需要請假」的質疑之外，部分依法休假的勞工也收到「曠職核定表」，這份表格是鐵路局修改原有的「曠職報告表」而成，這個修改動作，也遭到產業工會質疑程序顛倒、「未審先判」，先有了「曠職處分」，才要勞工前來考成會陳述意見。

目前有收到曠職處分通知的員工一共有374名，曠職天數從一到四天不等，多數集中在二至三天，按照《公務人員考績法》的相關規定，連續曠職四日以上將被記兩大過，並可直接免職。374名員工中，有35名勞工被主管銷假或主動銷假，另外339名勞工則持續與產業工會站在一起，拒絕繳交休假單或者補請假，集體對抗鐵路局的懲戒威脅。

昨天晚間產業工會在台北車站大廳舉行「為公共運輸的血淚哀悼」晚會，邀請民眾與會員致上白色菊花，並將蠟燭擺設成「安全」兩字，對於今年（2017）2月13日發生的蝶戀花賞櫻團遊覽車翻覆事件，以及去年發生的公共運輸勞動者過勞逝世的慘案哀悼。產業工會強調，交通部與鐵路局是勞工「過勞」的始作俑者，而公共運輸業勞工的勞動條件關乎旅客安全，呼籲立即改善日夜休三班制的班表，給予完整一天（一曆日）的休息。

到場聲援的除桃園縣空服員職業工會、物流業勞動權益自救會以外，還有世新大學社發所的黃德北教授，以及部分台鐵乘客。晚會結束後，聲援群眾在白布條上寫下對公共運輸產業勞工的鼓勵和盼望，將字條綁上塑膠繩後，黏貼到台北車站西二門的台鐵局大門外。

台北段考成會：待至裁決結果出爐，再考慮處分內容

從今天到下週三（2/22）間，鐵路局各個運務段（台北、台中、高雄、花蓮、宜蘭等五處）陸續召開考成會，處理休假勞工的曠職處分。產業工會今天也在考成會的同時於台北車站發起記者會，要「教育長官《勞基法》的重要性」，並重申對於鐵路局的懲處「絕不補送假單」。板橋車站考成會現場，產業工會主張能否在當事人在場的情形下，與授權代理的工會幹部一同入內進行意見陳述，但卻遭到在場負責叫號的七堵站站長劉益宏否決。

在台北運務段考成會處理的62名勞工之中，除了少數勞工選擇親自到場陳述意見外，多數勞工不是交由工會代理，就是提供書面意見陳述。同樣前往考成會陳述意見的工會候補理事張曉珊表示，今日的考成會「只是陳述意見」，是否對勞工做出曠職處分，則要等到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的結果出爐。不過，張曉珊另外表示，在走入會議室以前，段長曾詢問「是否還要考試？」、「家住在哪裡？」等問題，她擔心這些問題是否有言外之意。

產業工會秘書蕭農瑀表示，工會已於1月26日送出裁決申請，也得到裁決委員會受理，目前已經提出過年期間禁止休假的電報公文作為證據，經過90到120天的裁決程序後，結果最快將於四月出爐。

兵分各路 工會要求桃園勞動局進行勞檢

另外，產業工會會員也在桃園縣勞動局門外，要向勞動局長提問到底是支持鐵路局懲處，或是支持勞工合法休假。在桃園勞動局的管轄範圍中，有17名員工接到鐵路局的曠職單，在事前提出合法休假通知書時也屢遭主管拒簽與拒收。工會顧問鄭雅菱表示，希望勞動局即刻針對鐵路局進行勞檢，並對違法懲處進行裁罰；此外也要求鐵路局應立刻停止對會員的不利益懲處程序。

桃園縣勞動局勞資關係科科長馮飛燿出面接受陳情，但對於「勞檢」與「裁罰」等訴求，無法給出正面回應，也無法提出明確回應的時程表。鄭雅菱表示，未來將持續前往各縣市勞動局提出勞檢，「希望勞動主管機關不要再消極以對！」

2月3日，美國肯塔基州波林格陵（Bowling Green）市，一群民眾於晚間聚集在市內的噴泉廣場公園，舉行集會，共同哀悼2011年發生的「波林格陵大屠殺」（Bowling Green Massacre）。然而，不同於沈重的主題，現場氣氛竟然十分輕鬆愉快，參與的民眾均面帶微笑。他們有人點燃燭光，有人手上則舉著「不要記得」、「永遠遺忘」、「哀悼事實」、「真相大屠殺」等標語。這場紀念活動似乎並不單純，這是怎麼回事？

不存在的大屠殺

紀念活動的前一天，美國總統川普的心腹，總統府顧問康威（Kellyanne Conway），於MSNBC頻道的節目上為川普針對七國的難民禁令辯護，並提到這場發生於2011年的大屠殺。她說：「我打賭很多人可能沒有聽過，媒體也沒有報導。兩名伊拉克人來到美國之後成為激進份子，並策劃了波林格陵大屠殺。為此，歐巴馬總統禁止了伊拉克難民計畫長達6個月。」

（康威在MSNBC節目中宣稱沒有媒體報導過波林格陵大屠殺事件，某種程度上，她沒有說錯，畢竟這場大屠殺不曾發生過。）​

康威的說法，很快地引發爭議，因為事實上，她所謂的波林格陵大屠殺並不存在，從未發生。在2011年確實有兩名住在波林格陵的伊拉克籍男子，因試圖提供資金和武器給海外的蓋達組織而遭到逮捕並判刑入獄，但他們沒有在美國本土造成傷亡。而歐巴馬總統隨後並未禁止伊拉克難民入境，只是下令加強背景審查。對此，波林格陵市長迅速地於康威受訪的隔日發出聲明，否認該市曾經發生過大屠殺。而反對川普移民禁令的民眾，也因此「從善如流」地舉辦了前述的哀悼活動。除了紀念這場根本不存在的大屠殺之外，也表達對官員捏造事實的憤怒。

難民與恐怖份子

康威隨後表示，她只是口誤，她的意思是指「恐怖份子」（terrorist）而不是「大屠殺」（massacre），她強調，很多恐怖份子可能混在難民中來到美國，因此難民禁令有其必要。即便我們接受康威的解釋，她為川普難民禁令辯護的說法是否合理？

被視為美國保守派重要智庫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於1月25日發表了一份報告，試圖探討川普的難民禁令對國家安全的影響。該份報告指出，自1975年至2015年底為止，共有20名難民試圖或曾經於美國國內犯下恐怖主義攻擊，但只有三名美國人在難民發動的恐怖襲擊中喪生，而這3名死亡的案例均發生於1970年代。在這段期間，美國內沒有任何美國人死於川普所禁止入境的伊拉克、伊朗、利比亞、索馬利亞、蘇丹、敘利亞、葉門等七個國家入境的難民所發動的恐怖攻擊。因此，該份報告認為，禁止這七個國家難民入境，將會付出巨大的成本，但實際上對於美國家安全沒有什麼幫助。

謊言，或是另類事實？

康威近來的精彩事蹟不僅於此。日前，白宮新聞發言人西恩‧史派瑟（Sean Spicer）在記者會上表示，媒體過度低估了川普就職典禮的觀禮群眾人數，他認為川普的就職典禮是有史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史派瑟的說法引來媒體圈的一陣嘩然，這樣的說法似乎和媒體的觀察截然相反。

對此，NBC新聞節目主持人查克‧托德（Chuck Todd）在節目中即時連線採訪了康威。托德質疑，為什麼史派瑟會在記者會上扯這麼明顯的謊？康威則不認為這是謊言，她表示史派賽只是提供了一個「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不易外地，另類事實這個詞彙，又再度成為各界討論或嘲諷的焦點。

自選舉後期，直到當選之後，川普本人及其陣營均頻繁地質疑媒體不公，並宣稱媒體報導造假偏頗。舉例而言，近期由不同機構所發表的民意調查報告，均普遍呈現川普支持率下滑的趨勢。對此，川普在自己的推特（Tweet）帳號上表示，「任何負面的民意調查結果都是假新聞，就像是CNN、ABC、NBC在選舉期間發表的民調一樣。抱歉，民眾就是想要邊境安全和審查極端份子。」

2月16日，川普再度召開記者會痛批媒體「不誠實」，並高調回擊。但《紐約時報》仔細檢閱了川普的說法和引述的資料，指出裡面充滿各種錯誤與謊言。例如川普宣稱自己拿到了自前總統雷根以來最高的306張選舉人票。但實際上，歐巴馬在2012年贏得332張選舉人票；2008年贏得365張。此外，比爾‧柯林頓在1992年的370張，老布希在1988年的426張，都高於川普的票數。如果川普陣營真的這麼在意真相，那麼這些公然說謊及造謠的行徑又是怎麼回事？

後事實，定義事實的戰場

哈佛大學歷史學者吉兒‧雷普瑞（Jill Lepore）去年3月於《紐約客》雜誌上發表〈在事實之後：在真相歷史中所開啟的新篇章〉一文，正式將「後事實」（post-truth）這個詞彙，端到當前的台面上討論。她分析川普競選過程中的言行，指出人們互相指責對方說謊，並堅稱自己正確的現象。而這些宣稱並未力基於證據、事實以及邏輯推理。反而是忽略事實與證據，且前後矛盾不一。人們不再相信證據與客觀事實，而是憑著自己的感受與信念來定義真偽。即便我們承認客觀事實存在，但是人們主觀認知的真實卻是充滿各種可塑性。

「後事實」也許因著川普被炒熱，或者隨著臉書（Facebook）等社群媒體分享訊息的運作邏輯，造成資訊社群化，形成「同溫層」。但這並非全新的現象，長久以來，政府、企業或是有權有勢的個人或團體，早就深諳此道，試圖將他們版本的「另類事實」，灌輸給民眾。我們讀的歷史可能是假的、我們的課本可能是假的、我們習以為常的信念可能是假的、新聞報導是假的、某些人斬釘截鐵的說詞可能是假的。揭露謊言的可能是另一個謊言，對抗宣傳的或許是另一套宣傳。何謂真實，本就是各種力量與意識形態之間廝殺拉鋸的戰場。而通常，權力越大的對象，就越會使用其權力以打造符合自己利益的真實版本。

謊言堆砌的真實戰爭

以2003年3月爆發的伊拉克戰爭而言，當時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Bush）和英國首相布萊爾（Anthony Blair）在當時強烈指控伊拉克政府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試圖發展核武，以及資助蓋達組織。這些指控即便在當年，也都缺乏實質證據。美國中情局早在2002年就認為，伊拉克政府購買鈾礦的傳言是假情報。而聯合國調查小組成員，在戰前依據英美提供的情報實地勘查伊拉克數百個地點，並未發現任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痕跡。同時，也沒有證據支持伊拉克總統海珊和蓋達組織之間有聯繫。

為還原伊拉克戰爭的決策過程，以及釐清責任歸屬，英國政府於2016年公佈了伊拉克調查報告（The Report of Iraq Inquiry）。該份報告認為，英國的情報人員揣摩上意，極力滿足高層的需求，因此並未核實審查這些情報。而高層則是已經決定要攻打伊拉克，情報就只是一種說詞，一種說服民眾支持出兵的理由。由結果來看，英美政府確實成功地讓民眾相信他們說法。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於2002年10月公佈的民意調查報告中顯示，有62%的美國人支持攻打伊拉克，同時有66%的受訪者認為海珊協助了恐怖份子執行911攻擊事件。65%的受訪者認為伊拉克正在研發，且即將成功擁有核子武器；更有14%的受訪者認為伊拉克已經擁有核武。

在民眾的高度支持下，英美兩國順利組成聯軍，發動戰爭，並俘虜了海珊。根據PLOS醫學研究機構於2013年所發布的報告估計，約有50萬名伊拉克人直接或間接死於伊拉克戰爭。而在戰後，聯軍翻遍了伊拉克，並未找到構成出兵理由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以及核武設施。

權力打造真實

曾獲普立茲獎的知名記者羅恩‧薩斯坎德（Ron Suskind），2004年於《紐約時報》發表一篇剖析美國總統布希的文章，文中提到他在2002年夏天，和一位白宮的資深顧問會面，當時伊拉克戰爭尚未開打，薩斯坎德想討論美國政府指控伊拉克的證據基礎。對此，該名顧問表示：

這不是這世界真正運作的方式。... 我們現在是一個帝國，當我們行動，我們就創造了屬於我們自己的真實。而當你認真研究這些真實時，我們又會再度行動，創造其他新的，讓你可以繼續研究的真實。我們就是這樣處理事情。我們是歷史的行動者 ... 而你，還有你們全部，都將只能跟在後面研究我們做了些什麼。

薩斯坎德表示，他當時沒有完全理解這段話的意義，但隨著後續事件發展，他逐漸理解到這就是布希總統內心的真正想法。而這也是長久以來的法則：誰掌握權力，誰就能詮釋事實。

美國公共政策民調中心（Public Polling Policy）日前公佈的調查顯示，在投票支持川普的美國公民當中，有51%的人認為波林格陵大屠殺證明了川普難民禁令有其必要。他們以前應該沒聽說過波林格陵大屠殺，未來也未必有機會得知真相。又或者他們之中部份人高度贊同川普對媒體的抨擊，因此認為媒體的闢謠反而是一種掩蓋手法。但無論如何，這場根本不存在的大屠殺，透過總統幕僚之口，已經在許多人心中留下了印象，影響民眾對當前政策的看法。

探究事實，拒絕虛無

人們因著立場、背景、認識等差異，有著不同版本的主觀真實，但這並不否定客觀真實存在，也不妨礙在人們在各自立場上進行論辯。例如，如今仍有人認為英美出兵伊拉克是推翻獨裁，打擊恐怖主義，拯救伊拉克民眾的良善義舉。但也有人主張是為了石油利益，或是中東地緣政治布局考量。在這些不同說法中，我們還是能盡量透過各種證據、資料與推論以試圖釐清，何者更可能接近真相？

面對「後事實」的紛亂局勢，或許有的後現代主義者會主張客觀真實不存在、不可得，只剩下無數版本的主觀真實相互競逐。如果接受這種虛無的說法，我們將失去探究事實的立場。這麼一來，等同放棄了公共討論的戰場。放棄戰場，也就代表著任由掌權者扭曲事實，散佈謊言，操縱輿論，毫無阻礙地遂行其野心利益。這會是正中他們下懷，卻不為我們所樂見的後果。

立春前的北京，冬寒。我與劇場的助理綱塏，來到北京八寶山的追思堂，在映真先生靈位前行禮。同行的還有「新工人藝術團」的孫恆與呂途。這是一場相約，早在我出發前，就與相識長達十年以上的新工人藝術勞作者的約定。他們唱底層的歌。三十年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社會說她／他們是「盲流」；現在則以「低端人口」來稱呼其嚴峻的存在。他們組織「工友之家」，以身體力行的勞作在新工人間，展開從權益追索到留守／流動兒童的教育與生活關切。三億打工者離鄉後流落城市，成為幾乎不受任何保障的勞動大軍；並有六千萬留守家鄉的兒童及三千萬在跟隨父母在城市中流動的兒童。

底層的召喚，在大陸社會的巨型發展模式中，日日夜夜傳進我們的耳膜，在身體的血脈中循環。不禁思及八〇年代中期，與映真老師在《人間雜誌》工作時，種種在底層蹲點的難忘記憶。是這樣，我與「新工人藝術團」的主創來到映真先生的靈位前，我們都說了對他一生從事左翼統一事業的無盡追思。

此行，主要目的是和藝術團的伙伴們，共同進行一輪長達十二天的民眾戲劇工作坊。孫恆提出「新工人史詩劇」的構想。主要沿著「工友之家」的新工人博物館中所展現的脈絡，以劇場演出結合民謠與頌詩的結構，納入典型性事件：富士康跳樓、孫志剛事件與流動／流守兒童的教育問題等具代表性的內容，結合成為來日巡迴演出的戲目；我在深表贊成之際，並提出經由戲劇工作坊，先形成從個人到共同共識的過程，再行分工達成演出成果的目標。

劇場如何能成就藝術性以外的社會改造功效，相信對於長年浸身於新工人全體生活改善的團體而言，是一項迫切的緊急命題。如果說，這是革命的預演，這革命在於翻轉新工人的價值取向；這預演，則落腳在劇場作為一項文化武器，如何展現既民主且集中的民眾教育內涵。然則，劇場畢竟是身體的到位與力行，頭腦體操需要交給更深入且普遍的對話。就這樣，每日長達六到八個鐘頭的工作坊，在身心勞作中發生著。

身體對話且及於團體內部......，但，如何也將對話連結於映真先生的事業中？我思索著，並思及1994年，先生交到我中的他生平唯一的劇本《春祭》上。那年，以「人間民眾劇場」的名義，曾在台北南海路藝術館演出，帶來很大的轟動。這劇本說的是，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深刻事跡，聚焦的恰是：如今斜立於台北六張犁墓區中，201座地下黨受難者碑石後面的血腥故事！我提議，由全體參加工作坊的成員來朗讀，錄製成影像後，在3月3日 「陳映真追思文藝晚會」中作為壓軸的節目呈現出來！

〈春祭〉的節錄朗讀，雖僅10分鐘時間，卻深具意涵。映真先生一生以左翼思想有機內化於小說創作中......僅有的詩篇是〈工人邱惠珍〉，以及僅有的劇作便是這個劇本。當這樣的相關五〇年代台灣地下黨人的事實劇場，由彼岸新工人在歷經改革開放四十年，形成劇烈社會階級分化的前夕來朗讀，其意義連結了兩岸左翼民族統一的願景！

當然，艱困是必然的道路，但擺在我們面前的，不就是這艱困中的步步前行嗎！

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70年了，事件的本質卻沒有隨著時間的前進而廓清，反而愈形簡單化、機械化與圖騰化。2月8日大陸國台辦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安峰山答新華社記者提問時指出，大陸相關部門將會舉辦二二八事件70周年的紀念活動。消息傳回台灣之後，引起了普遍的驚訝與批評：「中國憑什麼紀念二二八」。政治鬥爭的陰謀論也隨之而起，有人認為大陸藉此與民進黨搶奪話語權，以「反台獨」；有人則認為大陸要利用二二八，徹底拋棄軟弱無能的國民黨。

而在台灣內部，綜觀幾種主流的二二八論述：「與中國無關論」、「中國人屠殺論」，以及繼承、變形自早期國民黨史觀的「皇民造反論」，再加上其他的諸如「文化衝突論」、「省籍對立論」、「台獨起源論」等等，共同表現了當前二二八論的特點──以「反共」為最高前提，從而將台灣的歷史一島化與特殊化，一方面放大了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將地域差異的表象不斷上綱，巧妙地掩蓋並取代了二二八的本質。

官為何逼？民為何反？

二二八事件發生在台灣光復、復歸祖國後的第二年，台灣的社會性質經歷了關鍵性變革：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島民原有的漢人認同再轉變為實質的中國人身分，而統治階級則是來自於大陸即將被推翻且慣用暴力手段的國民黨政權及其官僚集團。在此背景下，二二八事件無論如何都無法自中國近現代史的脈絡中抽離來看。由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主觀願望的悖離和客觀階級位置的相互矛盾，使得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成為必然，而在1947年前後整個中國大地上，許多省分都發生了類似台灣二二八的「官逼民反」事件。

「官逼民反」是對事件現象上的描述，但戰後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書揚先生在1987年〈二．二八的省思〉一文中進一步提醒我們，在探討二二八事件時應加以深挖「官為何逼，民為何反」的結構性因素。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香港新台灣出版社發行的《新台灣叢刊》第一輯（1947年9月）中，刊載了〈台灣四天地〉組詩，其中之一的〈陳儀四天地〉：「日本投降，台灣光復；歡天喜地。貪污劫收，官僚發財；花天酒地。物價飛騰，搶劫殺戮；黑天暗地。陳儀垮台，貪污仍在；怨天咎地。」即形象地描繪了台灣光復之後一直到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台灣人民在政治、經濟與社會中的處境，比起冷冰冰的數字更令人理解當時的背景。

事件發生時人就在天馬茶房內的《中外日報》記者周青（台灣台北人），在回憶其所親歷的二二八時指出：「人們對貪官污吏恨之入骨，一股巨大的潛流正在湧動，正在尋找機會噴發」，「『二．二八』暴動的原始圖樣，它是自發的，不是什麼『叛亂』。」因此，查緝私菸只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導火線，事實上台灣人民與當時全中國人民都面對著一個如林書揚先生所分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戰時政權」的壓迫與掠奪。「打倒貪官污吏」是當時人民最為素樸的主觀願望，捲進了無數人民的直接或間接參與，進而提出「民主自治」的訴求，在客觀上就與中國大陸上風起雲湧的反內戰民主運動接軌。

省內外的聲援與合作

事件發生後不久，台灣民主聯盟發出的其中一份〈告台灣同胞書〉即言：「三天來，我們表現了無比的英雄犧牲，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的絕大多數在全國範圍內不分省域，正和反動封建獨裁政府作殊死戰，六百萬同胞所受的痛苦與壓迫，就是少數的反動巨頭的貪污獨裁枉法橫暴所造成的。」顯然事件參與者也意識到自身處境的解放，必須與大陸同胞聯繫結合為一場大規模的人民運動。

與此同時，事件隨即引起大陸的普遍關注，例如中國學生聯合會在1947年8月10日發表〈學聯告台灣同學書〉，明言：「全中國人民正和你們站在一條戰線上戰鬥」，並鼓舞投身其中的台灣青年：「跌倒算什麼？爬起來，再前進！為著一個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後來成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民主派人士李濟深，也發表〈全中國人民的出路〉，聲援經歷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民：「台灣同胞必須與各地同胞聯成一片，互相呼應，以從事於反抗獨裁政府之徵兵徵糧，反抗獨裁政府之苛捐雜稅，反抗獨裁政府之貪污黑暗，同時反抗美國政府的援蔣政策。總之，爭取民主和平，獨立自主而反抗獨裁政府之支持者，是中國人民的出路，同時也是台灣同胞的出路。」由此觀之，當時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在歷史與現實上雖有其特殊性，但不應該忽略站在人民立場的普遍意義，也就是當時兩岸人民都為著「新中國」與「新台灣」而鬥爭著。

省內外人士合作的情況，並非二二八事件之後才開始的。在文化上，為了克服殖民經驗帶來的隔閡，創刊於1947年1月的《文化交流》，由本省作家楊逵與外省記者王思翔合編，目的就在於促進省內外文化界的交流與合作；第一輯刊載了著名美術家陳庭詩（筆名「耳氏」）的漫畫〈交流乎？絕流乎？〉，其中的意象就是希望省內外人士能團結合作，「咱們都是苦難的中國人！」1947年底《台灣新生報》「橋」副刊所展開的一場文學論爭，也是以文學討論為形式，目的在於突破民族長年分裂而造成的誤解；例如楊逵的〈「台灣文學」問題〉，就有力地澄清、破除部分省外知識分子對於「奴化教育」的迷思。

在政治上，1946年以來台灣發起了幾場學生運動，呼應大陸學生所展開的民主運動，例如1947年1月台北學生組織的聲援沈崇、反對美軍暴行的示威遊行，在一萬餘人的隊伍中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高喊「美軍滾出去」等口號。除此之外，更遑論許多二二八當事人回憶文章都提到的情形，就是事件之中雖有不明就裡的鬧事群眾，但更多的是同樣做為被統治階級的本省與外省民眾，相互保護的「終生難忘的情誼」（借用二二八親歷者曾重郎先生回憶其當時與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交往的文章標題）；也有許多外省記者與知識分子在事件發生後，不斷將事件的真相傳播回中國大陸。

透過事件前後實際情況的澄清與還原，二二八事件的性質將更為清晰。首先，在內戰態勢壓碎了人民和平期望的局面下，光復之後的台灣無法置身事外；其次，不應該將省籍或地區差異的表象無限擴大，將外省與本省視為絕對衝突的兩種群體，取消或混淆了當權者與受支配者之間的階級關係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主要矛盾。

1947年在彰化親歷二二八的張克輝先生，曾回憶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從北部開始大逮捕，他到親戚家中避風頭，附近鄉鎮的武術隊來到當地表演，領班在開場時講話提及：「要練好祖國武術，消滅貪官污吏」──出自庶民口中的這兩句話雖然簡潔，卻高度概括了事件的內涵，說明了二二八參與群眾的目標是針對貪官污吏，並非今人套用當代概念而扭曲的省籍、族群或國家認同衝突。

無法自外於轉折年代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1947年，大陸的中國近現代史學者金沖及稱之為「轉折年代」，他認為這一年國民黨與共產黨雙方力量發生了巨大的逆轉，同時人心向背也出現了翻轉，對於中國而言是「歷史性的轉折」。簡言之，在此「轉折年代」之中的中國人民，必須在戰爭與和平之中做出最後的抉擇，而台灣人民當然也無法例外。從1945年昆明的「一二．一」事件，到1946年北平的沈崇事件，再到1947年南京的「五．二○」事件，預示著歷史將在中國不斷的流血代價中，引領走向了歧異的現代化路線之爭，中國人民則以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等反獨裁的信念加以回應。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也是在此轉折年代之中不能回避的關鍵一環。

拉高歷史的視野來看待二二八，可以說是台灣人民在當時的條件之下，抵抗來自祖國的脆弱政權及其官僚，以勝利者的姿態對於原有失土的巧取豪奪；同時也是拒絕台灣被國民黨強拉進內戰的漩渦之中。1947年3月二二八處委會處理大綱即已指明此點，爾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組織、建立與發展，也是循著這個方向前進。

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部分參與二二八的當事人，在失敗後流亡到香港，先是成立新台灣出版社，發行《新台灣叢刊》（著名的《台灣二月革命》一書即是叢刊之一）；以香港為陣地，積極聯絡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等國內民主派人士，後於1947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紀念日正式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1949年春天，台盟主要領導人與大部分盟員北上北平，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投身籌建民主聯合政府；同年10月1日，台盟代表台灣人民，參加了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

台盟是二二八事件的直接產物，也是現存歷史最久的台灣人政黨，其代表台灣人參加建國前的政治協商會議以及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反映了台灣人民當時選擇民主和平的路線，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也體現出新中國建國後的政權性質。

然而，今日許多台灣人由於失卻了民族歷史的視野，以及歷史整體的高度，而抱持著二二八「與中國無關」的論調，對大陸即將舉辦的二二八紀念活動充滿質疑和不解。事實上，自1949年以來，大陸幾乎年年紀念二二八，不但比台灣島內的紀念活動還早，而且主要由台盟主持紀念活動（1973至1979年則是由全國政協主辦），非由中共主導，可以說合情合理，具有歷史正當性。

另一方面，將二二八曲解為「皇民造反」或「台獨起源」的說法，同樣也不符合事實。1950年代國民黨政府仗勢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開啟了對於認同社會主義、追求民族解放的台灣青年的白色恐怖肅清與鎮壓。許多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都指證，二二八事件使得當時的台灣青年「對白色祖國失望」，從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自日據時代以來延續下來的台灣愛國左翼傳統，經歷二二八事件後號召了更多理想主義者，投入地下黨鬥爭，例如台盟成員林正亨就是1950年第一位仆倒在台北馬場町國民黨刑場的台籍人士。

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

70年後回過頭來重新省思二二八事件，是希望在釐清事件前因後果與性質的基礎上，發現對於當下的現實意義，借用陳映真先生的話──「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探索出路。在當前的政治現實中，台灣與70年前面臨著類似的處境，再度進入了轉折年代，歷史又為我們出了一道「戰爭或和平」的選擇題：是要跟隨外來強權走上衝突與戰爭，還是戮力於區域的穩定與和平？

歷史是複雜的，但複雜並不能與多元劃上等號，否則很容易就淪為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歷史是由多條線組成的，其中具有合理性的線會形成主線，而其他的線則成為支線，或者慢慢退出歷史之外。因此，看待70年前做為民族悲劇的二二八事件，更應該掌握其中的主線，回到中國近現代史的脈絡與世界格局的視野中看待二二八，才能以「溫情與敬意」去理解二二八事件的複雜面貌，破除被冷戰與反共意識形態所禁錮的史觀。與此同時，跳脫藍綠依其各自政治需求為二二八設下的邏輯圈套，回歸人民的立場，正視台灣人民在事件中的能動性與主體性，避免為當時的執政者擦脂抹粉，也避免為延續仇恨加油添柴，永遠跨不出藍綠對立的框架。

70年前，經歷了殖民與光復的歷史變遷過程，包括台灣在內所有的中國人並沒有在那個充滿動盪與轉折的年代中，回答好「如何再做中國人」這個問題，也就不可能避免二二八悲劇的發生。這個思想上的嚴肅課題，並沒有隨著時間而消失。如何直面殖民經驗在台灣社會中的複雜性，弭平長期的歷史斷裂與民族分裂所帶來的傷痛，在二二八事件70周年之際，興許是兩岸人民都應該誠懇回答的時刻了。

前言：非典型勞動中的非典型——從勞動派遣到勞務承攬

國道五號上近日發生了我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的遊覽車死亡車禍事件，肇事原因之一即遊覽車駕駛超時過勞工作；然而，更令人震驚的是，事故發生後的調查方向竟然是先指向該名遊覽車司機是否與旅行社間具有僱傭關係，亦或是自旅行社承包運送業務的自營工作者。換言之，要求「雇主」負起雇主責任，似乎不再是理所當然，而為了規避雇主責任，一旦談及雇主責任，否認與工作者之間具有僱傭關係已經成為雇主自保的第一反應。此一事件也反映出，當今社會對於雇主以派遣、委任或是承攬的方式取得工作者的勞務，但毋庸負擔雇主責任的現象，似乎視之為常態。

過往雇主多以勞動派遣的方式，一方面脫免雇主責任、一方面滿足對於勞動力的需求，也讓「禁止派遣」一直是反對非典型勞動運動的重心；然而，近年來打擊非典型勞動關係的焦點似乎悄悄地從禁止派遣轉向了禁止承攬外包的濫用。去年12月間，台中榮總派遣勞工所組成的台灣派遣產業工會，在醫院大廳抗議所披露地卻是他們連派遣勞工的身分都已經沒有的事實，在新的年度中，台中榮總的契約類型已由簽訂勞動派遣契約更換成勞務承攬契約。從勞動派遣到勞務承攬，這樣變化對於勞工的影響為何？這樣的變化又是基於什麼樣的因素而出現？這些疑問都是非典型勞動關係氾濫的今日，身為勞動者所不能漠視的問題。

台中榮總「派遣勞工」組織派遣工會，為何而戰？

去年（2016）5月間，一群服務於台中榮總的派遣勞工在院內向派遣公司表達嚴正抗議，以爭取特休未休工資以及應有的加班費。隨著抗爭行動的曝光，台中榮總使用派遣的問題也逐一浮上檯面。台中榮總早在1999年間，便開始將傳送員工作以派遣勞工取代，而派遣事業單位於1999年與2002年間分別是退輔會（也是台中榮總的主管機關）設置的高雄、台北榮民技術勞務中心，而後於2006年轉為萬成國際人才、2011年轉為美傑環保、2014年再轉回萬成航空（更名前為萬成國際人才），形成舊雇主又成為新雇主的輪轉情形。派遣勞工表示，當時看到報紙上登載台中榮總徵求傳送員，實際應徵簽約才知道雇主不是台中榮總，但無論派遣事業單位怎麼換，所使用的派遣勞工始終是同一群人，也同樣都是在台中榮總提供勞務。

這些派遣勞工在台中榮總服務期間，有的3年、5年、10年，甚至最長可達17年，他們抱著努力工作可以轉為正職的希望，忍受每日超時工作卻沒有加班費、高流動率卻遇缺不補，導致每人負擔工作增加，卻只能領取最低基本工資20,008元的勞動條件。但事實上，這些任職於台中榮總的派遣勞工永遠沒有調薪與轉正職的可能，派遣勞工所累積的年資會隨著派遣契約2至3年不等的期限、因派遣公司的轉換而屢次歸零，直接影響他們特別休假、年終獎金與資遣費的計算，勞基法所規定之種種保護形同無適用餘地。為了突破此一困境，這些派遣勞工於2016年9月30日正式成立「台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希望藉工會力量與形式雇主（即派遣公司或承包商）以及實質雇主（即台中榮總）進行協商，除了要求累積過往在台中榮總工作的年資以外，並持續爭取提高薪資、補足人力、給予危險津貼與大小夜津貼等更好的勞動條件。於台中榮總與派遣公司（萬成航空）的派遣契約到期日當天（2016年12月19日），派遣工會集結會員與支援工會在醫院大廳齊呼「要團結、要平等、要尊嚴、要協商、還給我們有尊嚴的待遇」口號進行抗議，要求台中榮總與新承包商（威務公司）正視年資歸零、低薪、過勞等問題，並要求台中榮總與新承包商儘速與派遣工會進行協商程序。

從勞動派遣到勞務承攬，規避什麼？

台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成立的主要目的，即是對抗台中榮總長年來以換約的方式讓勞工的年資一次又一次的歸零的剝削手法。派遣工成立工會後，即於2017年1月20日至退輔會抗議，要求退輔會應承諾年資併計、禁止使用派遣而轉為直接僱用，但退輔會以派遣勞工與台中榮總間不存在契約關係，不生年資年累計問題加以否決；台中榮總也以使用派遣或承攬方式均屬合法，且公部門雇員人數受《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之限制，拒絕派遣工會直接僱用的訴求。在派遣問題尚未解決下，台中榮總於2016年底卻改以「勞務承攬」之方式招標，對於勞工的第一衝擊無非是工作年資再一次歸零，然而將年資一筆勾銷的目的，此以派遣換約的方式即可達到，為何台中榮總這次需要改用勞務承攬的方式？

在現行的法令規範下，其實不論是勞動派遣或勞務承攬的勞動關係，享受勞動成果的公司（台中榮總）都不必負擔雇主責任。然而，近年來派遣勞工之問題爭議不斷，立法與禁止派遣的呼聲各異，台中榮總改以勞務承攬進行招標，表面上似有為了擺脫公務門運用派遣的惡名，然而台中榮總實質上卻在擺脫派遣勞動的同時，走向另一條非典型勞動的道路—勞務承攬契約關係。也就是與過去派遣公司改簽勞務承攬契約，再由承包商僱用勞工後在台中榮總繼續進行原來的工作，此一作法的作用無非在於規避現行法制中對於派遣勞動的管制，目前我國雖然未有規範勞動派遣的專法，但在公部門中訂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頒佈之《運用勞動派遣應行注意事項》，要求新舊派遣公司應累計派遣勞工之服務年資，行政解釋並認為勞動承攬與勞動派遣不同，勞動承攬採購案件不適用派遣應注意事項（行政院人事行政局100.10.27局力字第1000055848號函），而沒有年資累積的要求。

此外，現行法中對於派遣日益增加之法律規範，例如《性別工作平等法》第3條第3款規定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時，視為相關規範之「雇主」。相較以往，雇主自由運用勞動派遣的空間受到管制，可推測此為促成台中榮總改採勞務承攬型態的原因之一，這也顯示出雇主已開始注意派遣關係之限制，轉而將規避直接雇用之可能遁入承攬關係中。再者，新成立的台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目前以服務於台中榮總之派遣勞工為主軸，而工會成立後也持續與台中榮總及及派遣公司進行勞動條件之協商，一旦勞動型態由派遣改為承攬，即增加台中榮總拒絕與派遣工會對話的藉口。簡言之，台中榮總將派遣改為承攬，對於原來處於派遣勞動關係之中的勞工而言，首先是喪失公部門對於派遣制度之規制而失去年資累計之明文保障，再者是危及工會對台中榮總之談判角色。在未來的發展上，則有脫免勞動派遣立法後之要派公司責任的危險。

從勞動派遣到勞務承攬，這樣的發展不僅是台中榮總這個案例，亦非台灣特有的新發展，以同樣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德國為例，目前德國已有超過一百萬名的派遣勞工，但隨著德國工會大力以簽訂團體協約的方式保障派遣勞工，加上德國近年來派遣法令修改造成對於派遣運用空間的緊縮，雇主棄派遣轉以勞務承攬契約的方式來節人事成本，反而是近年來更引人注目的發展，例如在德國食品餐飲業工會（NGG）於2012年根對於371間企業進行的調查中，派遣勞工的比例達5.3 %，但勞務承攬勞工的的比例則達到7.8 %，再以德國保時捷汽車廠的員工結構為例，更可以看出單一企業之中勞務承攬勞工暴增的現象：

表一：德國保時捷來比錫汽車廠員工結構之變化（2006-2014年）

由於承攬勞工直接受僱於承包商，因此僅能和承包商議定勞動條件，而以勞務承攬的方式獲得勞動力，達到降低人事成本的「成效」更是驚人，在2013年由一名德國記者喬裝，潛入德國斯圖嘉特城的賓士汽車廠中，在應徵之初誤以為是將受僱於賓士汽車公司，獲聘之後才知道自己是受僱於外包公司擔任承攬工，這個過程均在公開播出的記錄片「生產線上的現代奴工」（Hungerlohn am Fließband）中批露，賓士廠中製造汽車的生產線上同時存在著正職工、派遣工與承攬工三類勞動關係的狀況也被揭露，勞動現場中的所有的勞工雖然執行完全相同的工作，但月薪則分別是3400歐元、2600歐元與1200歐元，而領取月薪1200歐元的承攬工甚至符合社會救助的要件，而需要在全職工作的同時依靠國家補助才能維生活所需，這樣完全與正職工一起工作、整合至雇主組織之中但卻同不酬的狀況。
由德國賓士汽車廠中的承攬工與台中榮總中「派遣工」的處境，實如出一轍，此一案例也讓人發現，在反對非典型勞動的運動中，若沒有全面性地對於非典型勞動動採取批判的立場並要求禁止，雇主為了節省人事成本，只會在不同的非典型勞動關係之中遊走，選擇一個風險最低、法律管制最少的型態，而勞務承攬則是繼勞動派遣之後，一個方興未艾的勞動剝削型態。

「勞務承攬」與「勞動派遣」之界分

上述德國斯圖嘉特城的賓士汽車廠僱用承攬工與正職工、派遣工共同工作乙案遭揭發後，被認定屬於違法派遣而遭到調查與制裁，若我們再回到台中榮總的派遣勞工案例，需要處理的問題是：台中榮總是否可以自由地將勞動派遣改為勞務承攬，然後繼續享有同一批勞工提供的勞務？

依法律之規範，勞動派遣轉變到勞務承攬與其所僱用勞工的關係差別在於：派遣關係中是由要派公司對於派遣勞工進行指揮監督，而在承攬關係下，勞工僅受到自已之雇主即承包商之指揮監督。易言之，在勞動派遣關係中，台中榮總得對派遣勞工進行工作指揮與監督，但若是採用勞務承攬，則台中榮總僅能對於承包商（威務公司）為指示，再由威務公司於榮總中給予勞工工作指示。法律上的規範如此，但是對於台中榮總醫院已服務從2年到17年不等的員工而言，有人力需求的是中榮，他們所服務的對象也是中榮，中榮無論是透過派遣或是現在的承攬，迄今在現在直接對這些員工指揮監督的都是台中榮總的人員，這數年來或十幾年來，持續對台中榮總提供勞務者也都是同一群人，他們每日穿梭於醫院各部門間，負責協助醫護人員傳送藥品、病歷、食物、髒衣物、床單，甚至是，有感染風險的血衣與醫療廢棄物與醫療廢棄物，以及推病人至病房，且是完全分散在醫院各部門，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觀察，其實根本看不出這些員工與醫院中的正職員工有何差別！

實際上，勞務承攬一開始多應用於企業之本業無關，而且以任務範圍上可以明確劃分的工作之上，例如工廠的保全工作、清潔工作、餐廳等可以切割為一個獨立單位的職務範圍，承包商在此範圍中應依契約「自行完成」約定的工作，而在中榮對外招標朝勞務承攬採購契約亦已明定應由承包商派駐相關人員至中榮進行現場業務督導與協調，但實際上的作法卻不是如此，依現場員工的說明，目前仍然是由中榮的人員對這些員工進行指揮監督。抑且，如上所述，這些派遣工所從事的工作完全被整合至整個醫院之中，根本無法劃分出承攬所要求的「完成一定之工作」的範圍，加上承包商威務根本非醫療業之專業公司，實質上難以期待有能力代替醫院現場的醫護人員進行指揮監督，這樣的實施結果當然已違反承攬契約之本旨與相關約定。支持派遣工會行動的張鑫隆教授亦指出：「在人力成本方面，台中榮總將派遣改為承攬關係，或可免去指揮監督之人力成本，但在招標時勢必要將此成本納入契約範圍，事實上得否免除之，仍待商榷；又若台中榮總僅是形式上免除現場指揮監督之人力成本，但實際上現場還是由台中榮總醫護人員或組長進行指揮監督的話，就構成假承攬真派遣之形式。」

在原本的派遣關係下，台中榮總尚須指派特定人員於現場進行指揮監督，而承攬關係下則不得介入來指揮勞工，否則就會落入假承攬的問題，但現實中，因為承包商根本不具醫療專業而不可能進行指揮監督，且其所承包之醫院業務並非在特定的部門與職務，而是配合醫院中瞬息萬變之需求與運作，在此種情況下，無論是應然面或實然面而言，都只能由台中榮總的員工對於承包商的員工進行指揮監督，然而，承攬之本質除勞務之給付外，另有完成一定工作之要件，但目前承包商威務公司的作法根本不符合勞務承攬的意義，也就是「假承攬、真僱用」的典型樣貌！

德國反對假勞務承攬經驗之借鏡

台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的成立，原是為了抵抗對於派遣勞工的剝削，但卻意外掀出了假勞務承攬的問題，敲響了非典型勞動之非典型態出現的警鐘！

如上所提，德國近年陸續大量湧現的勞務承攬的僱傭型態，根據德國工會的調查，這個現象與德國法律上緊縮勞動派遣有密切的關連，德國《勞工派遣法》所規範派遣期間限制由2003年的無限制，於2011年改為「暫時性」，第一步限制了雇主運用派遣的空間，2016年再次修訂《勞工派遣法》將派遣期間限制為18個月（參下表二）。德國雇主在上述派遣政策的變化下，試圖找出更為彈性運用人力的措施，而勞務承攬就是近年來最受青睞的勞務型態。

表二：德國《勞工派遣法》所規範派遣期間限制之變化

勞動派遣自1972年於德國訂立專法合法化後，工會為了防止勞動派遣被濫用，首要目的便是推動派遣產業中的團體協約談判，試圖以團體協約來保障派遣勞工。然而，愈多的派遣業團體協約簽成，就讓雇主有更多的動力逃避派遣、改遁入勞務承攬之中，以規避派遣業團體協約的適用。企業採用與外包商合作的方式來僱用勞工，聯手壓力勞動條件，例如上面所舉的賓士汽車廠案例，當賓士汽車廠只委託外包商應徵員工，再將外包商僱用之勞工整合至汽車廠中提供勞務，就可以排除汽車業與派遣業的團體協約適用，而外包商多為小型企業且通常與工會間無團體協約，也造成受僱外包商之員工的保障減弱。

對於此一問題，德國政府於2016年終於推動修法以禁止濫用勞務承攬，修法內容為增訂德國《民法》第611a條，該條規範明訂何為「勞工」：「勞工是指於私法契約之基礎上，於人格從屬性之拘束上受他人之指示，為他人提供勞務之人。指揮監督權包括對於工作內容、執行方式、時間、時間長短與地點之指示。勞工係原則上無法自主決定工作內容與自由決定工作時間之受僱者；人格上從屬性之程度亦取決定所執行之工作的特性。在判斷勞工性（Arbeitnehmereigenschaft）時，應以整體觀察之方式為之。若實際執行職務之過程顯示其屬於勞動契約，則契約之名義不需納入考量。」此一修法的目的在於說明，應該以實際對於勞工進行指揮監督之人作為雇主，而且不應考量契約名義是否為勞務承攬。

對於此一修法，德國工會界顯然不滿意，因為此一修法僅是將過去法院所認定的勞動關係定義明文化，並沒有改變或新增判別假承攬的標準或認定方式，例如修法前即有建議，在契約關係有爭議時（例如應為直接僱用或受僱於勞務承攬人），應由被假設之雇主負舉證責任，例如受僱於承包商威務公司之勞工若認為真正的雇主是台中榮總，則應該由台中榮總舉證其真的有將勞務外包給威務公司，而且是由威務公司進行指揮監督，若台中榮總無法確實舉證，就會判定是真正的雇主。

不過，因上述諸如舉證責任的修法規範並未受到採納，因此目前工會僅能推動勞動關係實質認定的標準，協助勞動現場的勞工判斷自己與指揮監督之人的契約關係，例如下表三所示，也就讓勞工得於勞動現場判斷自己是否被雇主置於「假勞務承攬」關係之中。若能認是假勞務承攬關係的存在，此一結果將依德國刑法課予刑責，因雇主扣留應為勞工投保社會保險的費用而未投保，在德國是處以刑事責任的處罰。易言之，若最後被認定為真正雇主之人先前揣用假承攬而欲脫免雇主責任，包含未對勞工加保社會保險，即會受到檢察官的調查與追訴，此對於雇主具有一定的恫嚇效果，亦是防堵假勞務承攬濫用的方式之一。

結語：非典型勞動的盡頭，何在?

台灣派遣工會的會員長年以來在台中榮總醫院中提供勞務，是維持醫院正常運作之幕後推手，但他們所領取的卻只是符合法令之最低基本工資——2015年7月1日起為新台幣（下同）20,008元，2017年1月1日起調為21,009元，相較台中市其他大型醫院派遣勞工平均薪資24,000元，以及台中榮總從事相同工作的正職員工薪水4萬多元，可謂低到谷底，同時每2、3年即面臨換約致年資歸零的處境。如今又被本來已經極為邊緣的勞動派遣置換為勞務派遣，已經是非典型勞動型態中的非典型，如此低落之勞動條件也造成高流動率，其實影響的是醫院的運作與病患的安全。

從「勞動派遣」流動至「勞務承攬」之變化可謂相當隱晦，因為勞工的雇主始終不是接受其勞務之人，勞工持續地為「他人」付出勞務，契約關係的變化對於勞工而言根本難以察覺其間之差異，更無法知曉這種變化對於勞動條件之影響。然而，問題不止於此，本文雖提出各種判斷方式檢視何謂假承攬，但不是要讓問題重回派遣制度，而是要讓各種非典型勞動走入盡頭，回歸典型之直接僱用，因為非典型勞動關係的主要功能即是讓雇主有節省人事成本的出口，若在勞動派遣中無施展空間，新的剝削型式就會被發明——例如勞務承攬。

在本文討論的台中榮總醫院中，2016年底派遣公司（萬成航空）於合約屆至前，新承包商（威務公司）便在台中榮總直接針對該批派遣勞工召開就業說明會，告知新的勞動條件與工作規則，並要求該批派遣勞工當場與承包商簽署新的勞動契約。很顯然地，無論台中榮總是採「勞動派遣」或是「勞務承攬」，其結果同樣都是同一批勞工在對台中榮總提供勞務，派遣公司或是承包商也未對外大量招募或引進新的人力，而是順應台中榮總希望留用同一批勞工的需求，以便節省重新教育之成本。

由此案例可知，接下來的戰役，不只是禁止勞動遣或假勞務承攬，德國的發展已經明顯地說明了只反對一種非典型勞動關係的結果，即是促成新非典型勞動的興起，正本清源之道實是讓所有的僱用關係回歸典型勞動關係，防堵一切可能戕害勞工之脫法行為。

原民會日前公布「原住民族土地劃設辦法」，將私有地排除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劃設範圍外，遭原民團體質疑護航美麗灣等財團，使多起土地開發案爭議「就地合法」，將更加限縮原民的傳統領域。阿美族紀錄片導演馬躍．比吼等多名原運工作者今天（2/23）上午來到總統府前抗議，痛批原民會主委夷將．拔路兒「背叛族人」，應立刻下台，並要求總統蔡英文修訂劃設辦法，履行對原住民的承諾。

原民歌手巴奈：政府偷走我們100萬公頃土地

何謂「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暨南大學原鄉發展專班助理教授莎瓏．伊斯哈罕布德解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指的是原住民原本生活的領域，包括部落、農耕地、獵場、漁場等等，這些原住民土地原屬部落或家族共同擁有，但後來經過歷代政權的武力強奪和詐騙，許多已成為政府用地和財團的私有地。

莎瓏．伊斯哈罕布德說，原住民傳統領域目前是由部落認定，據估計全台灣有180萬公頃屬於原民傳統領域，她強調，劃設出這個範圍並不等於原民主張這些土地的所有權，而只是要求和當地機關「共管」且「使用」這些土地，並讓各部落有權對大飯店、風景區、礦場等開發案行使「知情同意權」。

然而，今天來到凱道抗議的原運工作者痛批，原民會2月14日公布的「原住民族土地劃設辦法」，不但把私人土地排除在傳統領域外，更規定公有地需要跟當地機關商議，才能確定是否能劃為傳統領域。而扣除私有地和可能會遭拒絕劃設的公有地後，原民傳統領域就只剩下80萬公頃。

卑南族歌手巴奈表示，劃設辦法通過後，等同於政府偷走原住民100萬公頃土地，質疑「這是有良知的政府嗎？」布農族歌手那布也不滿地說，他們等待傳統領域劃設辦法等了半年，結果政府的政策竟然進一步限縮傳統領域，他對於原民會主委夷將．拔路兒身為原運前輩，卻變成聯手奪走原民土地的政府幫兇，感到十分痛心，直呼民進黨政府比國民黨更可惡。

莎瓏．伊斯哈罕布德認為，「排除私有地的劃設辦法」比沒有劃設辦法更糟，以阿美族生活的東海岸為例，目前規劃的大型開發案中，杉原灣黃金海度假村是100%私有地、成功的滿地富遊樂區是93%私有地，劃設辦法訂定後，這些財團不必徵詢當地原住民的知情和同意，就可逕行在傳統領域上開發，而原民也沒辦法主張這些土地的使用權利。

蔡英文對原民五項承諾都跳票

原民團體除了抗議「原住民族土地劃設辦法」護航財團與大型開發案，阿美族紀錄片導演馬耀．比吼也指出，總統蔡英文在去年向原住民道歉後，曾作出五項承諾，包括：開始劃設傳統領域；讓平埔族得到應有地位；設「原住民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實現歷史正義；將「原住民族自治法」、「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送進立院；「對國人說明為何應該向原民道歉」，然而這些承諾要不是沒有成果，就是繼續默許過去的不正義。

馬耀．比吼痛批，民進黨政府最近舉辦各種紀念二二八的活動，宣稱要實現轉型正義，卻始終忽視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他強調轉型正義不應有「顏色」之分，之後幾天各部落會燒狼煙，宣示自己的傳統領域。馬耀．比吼表示，如果總統府沒有回應訴求，他們今晚會在凱道夜宿，直到回應為止。

「緊縮時代」英國底層的眾生相

英國「進步電影圈」代表人物肯·洛區（Ken Loach）的作品《我是布萊克》（I, Daniel Blake）在2016年法國坎城影展獲頒金棕櫚獎，該片故事中所講述的，是在2008年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開啟的「緊縮時代」之中，英國底層民眾生活的一個個生活片段：

沒有積蓄、沒有養老金的鰥夫，住在公租房的59歲紐卡素木工師傅丹尼爾·布萊克（Daniel Blake），因心臟病發失去勞動能力，跌進完全沒有收入的困境。為了生活，他只能向政府申請福利救濟。從申請到批核的整個過程，都充滿了卡夫卡式的官僚主義和專橫，不斷地折磨丹尼爾和其他求助者。丹尼爾儘管有心臟科顧問醫生的診斷，還是被電話問卷審核判定具有勞動能力，救濟金被終止。在上訴成功前，丹尼爾不得不申領失業救濟金。儘管丹尼爾無奈地說明自己不是不想工作、只是還未痊癒，福利官還是「照章行事」地命令他：必須參加履歷寫作班、在表格上紀錄求職活動，否則就終止他的失業救濟——「這是你和國家的協定」......。

帶著兩個孩子的單親母親、大學中退生凱蒂（Katie），走進了丹尼爾在受難中的「就業中心」（JobCentre Plus，英國就業和養老金部的派出機構）。凱蒂是倫敦人，因向房東投訴房子失修而被掃地出門，一家三口住進了無家可歸者宿舍的一個房間，最後被政府安置到近400公里外的紐卡索。剛到達的凱蒂上錯了公車迷路，遲到了機構的預約面談幾分鐘，救濟金就被罰停。高聲申冤的凱蒂，和聲援她的丹尼爾，最終因「鬧事」被保全人員趕出機構......。

丹尼爾的鄰居，黑人青年 China（下簡稱「C」）「創業」了：從熱愛英國足球的廣州工廠工人那裡「郵購」了原裝名牌球鞋，在街上以英國市價的一半兜售。C對丹尼爾說，有了這條財路，永遠不會再遭狗屎工作的苦，前途一片光明！C抱怨說，他幹過這樣的倉庫臨時工：長途跋涉趕到現場，從早上五點半開始卸貨，但只有45分鐘的活幹，老闆給了3英鎊79便士（約140台幣）就打發了他——C生氣地說「這比中國還糟糕」！

故事以丹尼爾和凱蒂一家互相幫助，盡力在貧乏和無助的苦況下維護尊嚴而展開。但他們自身的樂天和頑強，最終都抵擋不住現實的摧殘。

凱蒂努力尋找服務業職位失敗，早日養活家人、恢復學業的願望接連落空。飢餓的她在「食物銀行」裡直接打開罐頭吞食、淚流滿面。在超市偷衛生棉被保全抓到，最後當了性工作者。

電影開始時，丹尼爾所展現出的嬉笑怒罵的老工人風骨，慢慢被貧窮的魔爪和莫名的官規撕得片甲不留，凱蒂的處境讓他墮入絕望之中。最後，在凱蒂一家的幫助下，丹尼爾終於提起精神迎來上訴的日子，他準備好以「我是布萊克」（I, Daniel Blake）抬頭的陳述書，在庭上宣讀......。

「西方極樂世界」的兩種「福利救濟」

1973年，美國終結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階級鬥爭激烈，政局動盪不穩。力求擺脫二戰後建立的「福利國家」體制的英國統治階級，在1980年代中後期成功鎮壓工人階級的抵抗，通過限制工會權力和工人鬥爭的法律，私有化國有資產，關閉、縮減傳統重工業，鬆綁金融投機等措施，迎來了泡沫經濟的突飛猛進。

在1990年代初，蘇聯東歐集團滅亡，各國共產黨瓦解，社民派政黨拋棄改良主義綱領、轉型成為販賣自由主義「政治正確」的集團。迄今二十多年以來，隨著泡沫經濟的榮衰和實業的不斷式微，越來越多的英國工人陷入了失業和就業不足的困境。在電影中，履歷寫作班的導師，向丹尼爾與一眾被強制出席的「學生」，作出這樣的解說：僱主一般只會花10秒看一份履歷表；每個低技術職位平均有60人爭奪，熟練工人職位則是20人；某連鎖咖啡店招募一名職員，結果有1,300人應徵。導師說，在這種現實之中，求職者必須想辦法「脫穎而出」。

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金融危機爆發，英國工黨政府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率先投入5,000億英鎊公帑搶救金融部門，西方各大國相繼效法，布朗因此自詡「挽救了世界經濟」。搶救方案確實挽救了金融資本，在毫不影響他們的產權、經營權和利潤的情況下，給他們發放了他們從來沒有「投保」的「救濟金」。從布朗的工黨政府開始，歷屆英國政府以搶救方案造成鉅額赤字為由，推行「緊縮政策」：大規模削減醫療、教育、市政等公共服務開支，進一步推動私營化。換言之，資產階級國家，首先通過「搶救」為金融資本「埋單」，再通過「緊縮」為資本「開闢新市場」，強迫工人階級為資產階級付出「雙倍補償」。

電影中的丹尼爾，是一個終身自食其力，從不欠債，但也沒有多少積蓄的典型中老年熟練工人。丹尼爾長年交付國民保險金（National Insurance，英國的國立社會保障基金，用於支付公營醫療和養老金經費。2016-2017年度一般雇員的交付率是稅前工資的12%），經過重重審批，並且不斷證明符合請領資格，才能得到每週70至100英鎊左右（即每月最多15,000元左右台幣）的救濟金。丹尼爾的正式診斷書和治療方案被無視，失去傷病救濟金，被逼著申請失業救濟，接受更苛刻的「求職」行為條件、更多的停付救濟金的「處罰」條例。

洛區在某訪談中，列出調研劇本時發現的實例：送早產妻子入院的丈夫，錯過與福利官的定期會見而被終止救濟、意外受傷的殘疾人因擔心缺席請領檢測而拒絕入院治療......換言之，工人健康時被要求為雇主鞠躬盡瘁，傷病時為了得到（他們投保的）政府救濟金也不惜身命。慣性逃稅避稅的大資本從資產階級國家獲取鉅額救濟，還連帶得到政府退出公共服務的「讓利」——這就是「左翼」推崇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在英國和不少西方「先進國家」的真相。

洛區的社會現實主義，在此作中的表現和侷限

看洛區的電影，會感受到雙重的「寫實」：演技的寫實和場景的寫實。有別於資產階級作品所呈現的「工人形象」，洛區電影中的工人的言談舉止，樸素而不笨拙，平淡而不空洞。正如現實之中你和我和所有的勞動人民一樣，我們的人生沒有劇本和編排，我們的「戲劇」，就是我們對日常經歷和周遭的反應——這本身就是藝術發掘和提煉的無窮寶藏。洛區這部電影，和他的許多作品一樣，採用了「紀錄戲劇」的手法，將真人真事提煉和再現，讓觀眾通過貌似平平無奇的故事，看到反映時代特徵的「戲劇性」，看到呼籲反思現狀的戰鬥檄文。

洛區尋找有說服力的和真實的、接近角色性格的演員。為了不顛簸觀眾的視野，和維護角色的尊嚴，鏡頭盡少移動，同角色保持一定的距離。佈景和燈光，也同樣採取平實的原則，不以視覺刺激作為首要考慮。在洛區的社會現實主義之中，「篤實」和「修飾」的辯證統一，永遠是為了展現某種社會現實而服務。洛區引用工人運動的老標語「煽動，教育，組織」（Agitate, Educate, Organise）表示，電影形式的教育能力相當有限，甚至完全沒有組織功能，但可以作為有效的煽動工具。對他來說，挑戰人們對「常態」的麻木不仁，激起人們質疑現實的怒火、產生謀求改變的動力，這一種煽動，應該是電影所追求的重要目標。

這部作品的「煽動」內容十分明確，就是指英國的福利救濟制度已經失靈，「異化」為懲罰窮人的官僚主義煉獄。讓我們嘗試分析，這一種內容可能具有的侷限：

藝術是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部分，所有的藝術家，當然包括尋求改變現狀的藝術家，都不能逃離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強大影響。對後者而言，更必須直面這種影響、理解這種影響，才有可能接近拆解這種影響的手段。資產階級電影，顯然具有宣導意識形態的功能。主流「商業」電影（以好萊塢為「典範」）的基本套路，就是透過「英雄」經歷的充滿感官刺激的、誇張的情節，編織以「超越現實」的形式呈現的戰勝「反派」的「傳奇」故事，通過貌似「反常」的一個半／兩個小時的幻想，重申和鞏固資本主義的「三觀」（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

《我是布萊克》乍看與這種「資本主義主旋律」電影風馬牛不相及，洛區本人和「主流電影界」一直也保持相當的距離，但這部作品的敘事手法卻和主流「商業」電影如出一轍：通過作為「無辜受害者」的「英雄」與作為「反派」的「莫名其妙的官僚體制」的周旋，帶出底層民眾的困厄與無奈。這本身似乎無可非議，甚至礙於電影形式的限制而無可避免。然而，問題來了，作品不但沒有嘗試告訴觀眾「反派」（懲罰性的福利救濟制度）的「來龍去脈」，還在丹尼爾「塗鴉抗議」的一幕中，通過貌似神智不清的「路人」辱罵曾推動「福利改革」的保守黨前勞動和養老金大臣鄧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和保守黨權貴，似乎將「緊縮政策」的責任，全部推給英國保守黨。

此作完全沒有提及英國工黨政府是「緊縮政策」的直接始作俑者之事實（紐卡素所位於的英格蘭東北地區，是傳統的英國工黨票倉。在「英國去留歐盟公投」中，該地區以壓倒性多數支持脫離歐盟，紐卡素市本身以1%的些微多數支持留歐。歐盟在該地區，被普遍視為緊縮和蕭條的來源之一），也完全沒有嘗試（例如在洛區的其它作品之中不時出現的，給予主角各種提示的激進工人活動家）說明「緊縮政策」本身源自資本主義制度的運作邏輯，似乎並不是偶然的。

在上述的敘事架構和內容之下，此作「煽動」的主要內容，就是一種標準的親工黨「左翼」的「反緊縮」、「反保守黨」敘事。在劇中，丹尼爾的「終極反抗」，就是在「就業中心」外的牆上塗鴉：要求在他挨餓前聽取他的上訴，還有換掉電話等候時播放的狗屎音樂。眾路人為丹尼爾歡呼喝采、掏出手機拍攝，然後淡然地看著他被警察帶走。這一幕既說明了丹尼爾「反抗」的悲哀和無力，同時也有意無意地說明了此作「煽動力」的極限——它可以賺取觀眾一時的同情，但沒有提出一個足以讓人投身參與的鬥爭目標。

改良主義「左翼」的歧路

片名《我是布萊克》一是來自上述的「塗鴉抗爭」，二是來自片末丹尼爾未能宣讀的上訴陳述。在這篇被眾多論者認為雄辯動人的「遺書」中，丹尼爾宣布自己（和所有福利救濟的申請人）不是「客戶」、「顧客」、「服務使用者」、「懶漢」、「騙子」、「乞丐」、「盜賊」、「國民保險編號」或「螢幕上的一點」；他終身自食其力，身無長物但會盡力幫助鄰里，他從不乞求施捨；他，丹尼爾·布萊克，是人，不是狗。他要求應有的權利，得到應有的尊重。他，丹尼爾·布萊克，是一名公民，不多也不少。

這篇為全片收尾、要求「公民權」的宣言，看似理所當然，然而，正如凱蒂宣讀前痛心地說：正正就是「國家」，將丹尼爾這位忠實憨厚的好公民，在他盡其天年前「推進了墳墓」。進一步說，劇中芸芸眾生所經歷的，豈不就是貧苦大眾，在資本主義衰敗的這個時代，從資產階級國家那裡領受的、經過「民主」選舉所確定的，「恰如其分的公民權利」？

洛區是曾經質疑過這種「公民權利」幻想的。最直接的，就是批判工黨改良主義和工會官僚政治，描繪現存制度下勞資糾紛的極限的著名作品《熊熊烈火》（The Big Flame，1969年）和《基層職工委員會》（The Rank and File，1970年），以及描繪一名普通青年，從出於「愛國」志願參加一戰、目睹戰場的殘虐，戰後隨軍鎮壓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羞愧中意識到帝國軍人的真正角色，到被派遣鎮壓杜倫礦工憤而脫隊、為推翻資本主義加入共產黨，最後親歷1926年全國總罷工被叛賣的激動歲月的四集電視劇《希望的日子》（Days of Hope，1975年）。在《土地與自由》（Land and Freedom，1995年）和《風吹稻浪》（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2006年）中，洛區巧妙地展現了決定革命者的選擇和命運的民族的和國際的鬥爭，指出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是全世界勞苦大眾的共同事業。

1990年代後的洛區，逐漸回歸英國「左翼」的主流——附庸工黨的議會改良主義。洛區的社會現實主義，越來越安於「單純地」反映工人群眾現況和思想狀態，要求觀眾的同情，但不再提出任何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願景。洛區在2013年發表的《1945年的精神》（Spirit of '45），通過幾位曾自稱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受訪者的「口述歷史」，毫無批判地歌頌1945年建立「福利國家」的工黨政府，完全沒有提及當年半個歐洲「赤化」，工黨政府通過國有化補償破產的資產階級、竭力維護英國帝國主義霸權和力行反共政策等史實。同樣，洛區現在對於英國福利制度的批評，主要是它的「非人性化」的設計（當然，這種設計本身並不是2008年以後才出現的），而不再是從前的他可能會說的：福利救濟本身就是為維護資本主義制度而設的、避免工人窮極造反的安全裝置。

不滿蔡英文政府接連透過鼓勵「搭便車」手段來分化勞工、打壓工會，今日（2/24）桃園市空服員工會和國道收費員自救會號召數百名會員，聯合發起「反搭便車反打壓」大遊行，從勞動部一路遊行至交通部抗議，最後來到總統府前丟擲爛菜，呼籲蔡政府勿再破壞工會團結，並要求其履行對勞工的承諾。

蔡政府鼓勵「搭便車」分化勞工 勞團斥手段陰險

國道收費員和華航空服員的抗爭，皆在去年（2016）蔡英文執政後達成協議，並被蔡英文政府引為政績，然而，由於蔡政府的承諾跳票，兩個團體不約而同在事後宣布重啟抗爭，並在今日聯合走上街頭遊行。

華航空服員去年六月發動罷工，在蔡英文出手介入下，華航資方與空服員職業工會火速達成協議，然而，不久後就傳出華航在七項協議中有五項跳票，其中令工會最不滿的是華航全面調升員工的外站津貼，違反《團體協約法》中的「禁搭便車條款」。

另一方面，國道收費員歷經兩年五個月抗爭後，也在去年達成協議，勞動部日前卻以「自救會會員與非會員補貼金額差距過大」為由，聲稱無法執行原定的補償人數和金額。

空服員工會理事長趙剛認為，蔡政府很清楚「禁搭便車條款」是工會團結的必要手段，所以才藉由讓沒加入工會的勞工也分享到抗爭的成果，來分化基層員工，目的是讓工人變成自私、冷漠、退縮、孤立的個體，喪失抗爭和組織的動力。

對於勞動部的毀約，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會長孫秀鑾也表達嚴正抗議，重申自救會絕不接受任何條件和額度的縮減，也反對政府以鼓勵非會員搭便車的惡質手段，來削減工人團結爭取權益的力量。

國道收費員自救會顧問吳靜如指出，無論是華航空服員還是國道收費員的抗爭，都是蔡政府當初和工人白紙黑字的協商，如今卻以縱容非工會或非自救會會員「搭便車」來當成協商破裂的藉口，不願履行承諾，並反過來抹黑抗爭者為「自私貪婪」，手段相當「陰險」。

府前「丟爛菜」宣洩不滿 要求履行承諾

勞團在勞動部表達訴求並演出行動劇後，一路遊行至交通部，沿途呼籲民眾加入工會，勞工的權益才會有保障。抵達交通部後，勞團痛批交通部作為國道收費員和華航的主管機關，是「極其惡質的資方及政府部門」，直指交通部高公局極盡所能地打壓國道收費員抗爭，在華航協議跳票後，交通部又對華航資方採取包庇的態度。

最後勞團來到總統府前，砲轟蔡英文風光給予勞工承諾後，又「陰狠地捅勞工一刀」，不但不履行承諾，更透過「鼓勵搭便車」等策略打壓工會、破壞勞工團結。勞團齊聲高呼蔡政府「爛菜政府，偽善無恥」，並將事先從菜市場搜集來的幾大包剩餘爛菜，分給現場勞工，一齊將憤怒和不滿丟向總統府。

蝶戀花賞櫻團國道車禍奪走33條人命，引發社會關注駕駛員普遍過勞的狀況，駕駛超時工作非一日之寒，47歲的台中捷順客運公司駕駛鄭志明去年（2016）11月12日在結束一天16小時的行程後，在駕駛座上因腦溢血昏迷失去意識，送醫急救14天後宣告不治。鄭志明的家屬昨日（2/24）帶著遺照，赴台中地檢署按鈴控告客運公司長期讓駕駛員過勞造成「業務過失致死」，共同協助家屬的台中市職業大客車駕駛自救會與律師也呼籲政府應立刻針對駕駛訂定保障工時上限的專法，勿讓悲劇繼續發生。

根據鄭志明在送醫當天的打卡記錄，11月12日凌晨5時27分打卡上班，晚間跑完行程返回公司時已經是晚間9點半，當日工時16小時。鄭志明的弟弟鄭志強出示哥哥生前打卡記錄，顯示平均每日工時14-15小時，月休僅4天，且經常存在晚間9點剛下班，隔天凌晨5點就排早班的班表，直呼「駕駛根本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

鄭志強表示，自從哥哥出事以來，家屬的心情「只有覺得累」，客運公司給予家屬1萬元慰問金，以及20萬撫卹金了事，但卻完全不願意承認過勞跟職災，台中市勞工局也沒有提供任何協助，家屬只能自己搜集資料與證據。

鄭志強出示行車紀錄，顯示客運駕駛不僅工時長，且過程中根本沒有休息時間，根據行車紀錄設備顯示，從發車到結束，中間幾乎無間斷。日前勞動部長林美珠曾說，駕駛可以趁休息待命時「關上車門，去散步、做做操」，鄭志強指著數據痛批，「這樣的狀況，連尿尿的時間都沒有，哪裡可能散步、做操？」

鄭志明曾任職台中客運，去年4月間曾因身體不堪長期過勞負荷發病住院，出示診斷證明寫有「宜休養」，公司才准病假，靠著病假以及把所有特休一次請掉，才得以休養。5月返回職場後，繼續平均每日工時14-15小時、月休4天的勞動強度，到了9月身體還是不適，卻已經無法再請假，月底嘗試請假未獲准，最後被記了3天曠職而遭資遣，鄭志明迫於生計，於是才改到捷順客運任職，但休假與工時卻與過去在台中客運的狀況並無二致，最後發生憾事，勞動部勞保局也於今年1月23日核定鄭姓駕駛為職業傷病死亡。

律師柯劭臻說，鄭志明進入捷順客運做健康檢查，沒有一項指數是正常的，高血壓、血脂高、三酸甘油酯也偏高，甚至超過靠藥物能控制的程度，「但捷順客運仍然用一樣的方式繼續操他。」

根據現行《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公路駕駛工時上限每日10小時，但這只限定在「手握方向盤」時間，大客車駕駛林義智表示，駕駛員在「待命」時間當中，通常必須要加油、維修、清潔車輛，根本無法休息，都是在工作。林義智也忿忿不平地表示，「排班都是公司在排，做為基層員工，就算過勞也只能接受。」

昨天上午家屬在台中地檢署前設置鄭志明靈堂、手捧遺照弔祭他逝世百日。家屬控告台中客運與捷順客運，長期違反《勞基法》迫勞工過勞，有業務過失致死之虞，並提供鄭志明上下班簽到紀錄佐證。同時也向政府喊話，呼籲儘速制定駕駛工時專法，保障所有運輸業職業駕駛能有合理休息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