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由一偶發事件的小小星火而引致燎原野火，帶來民族的長期內傷。其具體歷史真相，在當年各個政治勢力至今仍然未能和解的情況下，一時難明。本文想指出的是，若我們不能把這事件放回歷史的大脈絡，放回東西文化碰撞、帝國主義侵凌、分歧的現代化路線、現代文明的位階與歸屬感、民族解放與回歸祖國、國共內戰、東亞冷戰等大脈絡下來理解，即使一些具體的人事釐清了，也無助於對歷史真相的認識，無助於民族內部的和解。

*本文初發表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7年2月號（總第159期）。

陳映真在他最後一篇小說《忠孝公園》1描繪了一位叫林標的台籍日本兵，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日本徵調當兵的台灣人2。台灣日據時期皇民化運動最後具現在台籍日本兵身上，這個運動讓台灣人終於能像日本人那樣成為皇軍，為天皇與日本帝國奉獻生命，成為真正的天皇子民。

皇民化運動影響深遠，台籍日本兵如今雖已凋零，但一直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在台灣呼喚着那個殖民教化的強烈象徵。雖然大部分人當初並非完全志願參加，但其中有一些人確實受到感召，並且在解嚴之後復出活動，穿上日本軍裝來宣示其身份與政治立場。國民黨向來規避面對這批人的存在，民進黨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11月5日到高雄去參加一場名為紀念台籍老兵而實則主要紀念台籍日本兵的典禮，可見藍綠雙方對他們都有着曖昧的態度。

二戰時的台籍日本兵在台灣光復後就一直處於尷尬的位置，他們是被日本人徵調去幫助進行帝國戰爭的，除了被送到東南亞各戰場外，還有不少是到大陸去參加侵華戰爭。倖存者在戰後又被日本拋棄，歷經折騰才回到台灣，之後就幾乎成了幽靈似的存在，直到解嚴之後才又現身。三十年來，雖然有些倖存者不斷向戰後日本政府申請，希望能像真正日本兵那樣獲得補償而屢遭拒絕，但在政治光譜上他們以日本軍裝的形象現身，卻強烈地象徵着對日本殖民的依戀情結。陳映真在他這篇小說裏就是以同理心的態度描述林標這麼一位對日本帝國朝思暮想，卻得不到日本政府理會的悲劇性人物。

雖說台籍日本兵終究是幽靈式與悲劇性的存在，但在光復初期他們卻曾出過風頭。戰後他們歷經折騰回到台灣後，不少人流於失業狀態，又因有着戰爭經驗，遂變成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中，起了帶頭衝鋒、衝撞官府、攔街毆人、奪取武裝據點的重要作用。

眾說紛紜的「二二八事件」

發生在台灣光復不久、1947年2月底的「二二八事件」，一直被台獨人士當成台灣獨立運動的起點，被定性為族群衝突，是一場台灣人反抗外來政權的起義。對於左翼而言，「二二八事件」則是國共鬥爭背景下全國解放戰爭的一環，是一場人民的抗暴。這兩方面後來都各有旗幟鮮明的論述，但最重要的一方國民黨卻諱莫如深，所提供的官方檔案資料都不完整，以致「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至今還是眾說紛紜。

比如說，從2月27日事發到3月8日國府軍隊在基隆上岸為止這段期間（第一階段），遭殃的主要是所有政權機關以及外省人士，根據現場目擊者的描述是頗血腥的；鎮壓開始後直到3月中旬（第二階段），遭殃的則反過來是本省人士。外省人士在第一階段的死亡人數眾說紛紜，從數十人、七八百人到上千人；而台籍人士在第二階段的死亡人數則一向說是上萬人，甚至超過十萬人。外省人士死傷多少至今沒有定論，台籍死傷人數則在1995年以後有了間接的統計數字可作參照。政府在1995年成立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負責受難賠償事宜，接受遇難家屬申請。所謂「受難」，指的是遭到政府鎮壓之難的，並不及於被暴民打死打傷的無辜外省人，死亡的賠償金額最高為600萬新台幣。然而，到2015年8月為止，「事件受難案總計2,288件，其中『死亡』類案件684件、『失蹤』類案件178件......」3這個死亡與失蹤的申請人數與向來的各種估算差距相當大，如何來解釋這個差距？

不少人將災難歸罪於當時的總統蔣中正，但到底他在整個中國紛亂的局面下，對台灣的動亂能有甚麼直接作為？這個連國民黨自己也講不清楚。而對於直接治理台灣的行政長官陳儀，一般以「陳儀窳政」來概括他在台灣的治績，表示他的無能與胡為。但是接觸過他的人卻常給予好評4，而他帶到台灣的幾個主要助手如嚴家淦、包可永、任顯群，後來在台灣的表現卻又極為亮眼（又如周一鶚回到中國大陸在生物學界也有他的一片天地），這些人顯非庸碌之輩。跟着陳儀到台灣的文教界人士還有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及學生臺靜農，這兩人對台灣文教的貢獻眾所周知。所以說陳儀是個謎樣人物，這樣一個對台灣有重大影響的到底是個甚麼樣的人？至今沒有一本較為完整的評傳。又如，在事件中真正衝撞官府的人是甚麼社會成份？參與其中的台籍菁英與國府各派系的複雜關係為何？美國駐台北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5起了甚麼作用？這些問題至今仍撲朔迷離。

對於為何一件追查走私香煙的小事故竟然會釀成整個台灣的大災難，不同黨派提出的答案一直都有，只是這些答案往往與政治運動緊密扣連，不然就是避重就輕。比如，國民黨應該清楚當時大陸人士遭難的情況，平亂之後應該有個死傷名單，但從來不見公布，只能讓人以為這事件真是國民黨的一個大瘡疤，連它自己都不敢去揭開，以至於寧願獨吞苦果。而不少學者引用南京記者唐賢龍當時在台灣的現場報導來批判陳儀政府的窳政，但對同一本書也提到的大陸人士遇難情況則避而不談6。

「二二八事件」的這些迷霧在當下政治鬥爭猶然激烈的時候，一時還缺乏時代條件來釐清。然而筆者並非歷史學者，目標不在釐清這些謎題，而是想以較為寬闊而長遠的視野來探索促成事件發生的歷史與社會變遷諸種因素，重新檢視當時事情的可為與不可為，希望有助於接近真相，而更重要的是希望有助於記取教訓。

從族群衝突說起

將「二二八事件」完全說成是族群衝突如今已是當道的主流看法。然而，它只是一場族群衝突嗎？或問，它主要是一場族群衝突嗎？光復後的台灣，以語言做區分的族群因素在關鍵時刻確實起過作用，比如事件的積極參與者與毆打外省人的主要是福佬人，客家人基本上沒參加，甚至對整個事態都不熱心。但這只是其中的一個面向，而且不是當時起主要作用的面向。這裏可以舉出具體而微的兩個例證來說明其中的非族群面向，一個是幾年前我們家族中偶然找到的一本小書，所透露的一位歷經「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台灣青年的生命展望；另一個是流傳至今的當時一幅最有名的版畫《恐怖的檢查》（1947）及其作者黃榮燦的遭遇，所反映的是大陸進步知識份子對事件的聲援。

幾年前，我四嬸在整理舊物時找到四叔（1930-2006）讀中學時編撰的一本二十來頁的小書。四叔當時就讀台南一中，他以鋼筆書寫、手工編輯這本小書，還畫了水彩封面，上有一棵綠樹在高山與激流之間，留白處題了「奔流」兩個紅字。翻開來在刊頭語之後是一篇時事論文，討論當時冷戰已啟的緊張世局，配合一張政治漫畫。然而，接下來都是文藝作品，有中文創作小說、好幾首現代詩、詩人拜倫（George G. Byron）小傳的翻譯、電影《居禮夫人》（Madame Curie, 1943）的影評、一篇托爾斯泰（Leo Tolstoy）小說的翻譯、一封翻成了中文的舊日日本同學的來信，還有一首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英文詩。編者說：「很難翻譯中文，請讀者自己翻查字典吧！」這麼一本有評論、小說、散文與詩的小冊子，全用工整俊秀的鋼筆字寫成，配上的也是鋼筆畫出的精緻圖案，很清楚是一個還是中學生的文藝青年自得其樂的作品。

然而讓我驚訝的是，這本小冊子的編撰日期標明是民國卅七年（1948）6月12日，那時距台灣光復不到三年，而距「二二八事件」也才一年三個多月。四叔在其中一篇散文裏這麼開頭：「歲月似飛瀑的傾瀉，江水的奔流一樣，在不知不覺間，我已度了十九載的生活。」那年他滿十八歲，中學即將畢業，從日文教育轉而接受現代白話中文教育不到三年，卻已能用中文寫出蠻通順的文字。一個中學年紀、原本接受日文教育的年輕學生，在兩三年間掌握了現代白話中文，本無需大驚小怪，為何還讓我驚訝？其中一個原因是，白話中文這個看來應該開始成為他得心應手的思想與書寫工具往後在他手中的命運。

台南有個成年禮的民俗叫「做十六歲」，起源於乾隆年間（1736-1795）台南港口的碼頭搬運工要到十六歲才開始領取成人工錢並正式成年。2004年，台南為那些二戰困難時期不克「做十六歲」的老市民舉辦一個「補做十六歲」的活動，其中一項是讓這些老者去回憶十六歲當年的情況。曾是文藝青年的四叔也寫了一篇回憶，然而卻全部用日文來寫。他的日文據說甚為流利，比中學時期當然是更好了，而他當年努力學得的中文則消失得無影無蹤。當然，我四叔後來的政治取向也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在這本文藝小書出土之前，我不曾知道他還有過那麼一段熱切擁抱白話中文、對前途充滿理想與憧憬的文藝青年時期。

此外，他在「二二八事件」期間又曾有過一次血淋淋的經歷。那是1947年3月上旬，國府軍隊從基隆上岸後一路鎮壓下來，進入台南的時候，大街頓時商店關門、行人匿迹，學校也提早放學。四叔那天離開學校後，因事延宕，不幸就在一條出大街的巷口碰上沿着大街前進的鎮壓部隊。他轉身就跑卻已來不及，被猛然而來的步槍刺刀刺中大腿。還好士兵沒追上來，他拖着血淋淋的大腿逃回巷子裏。這是另外一個讓我驚訝的原因──在四叔一年後編撰的這本文藝小書裏，找不到這次驚悚經驗的蛛絲馬迹，反而充滿了年輕人對理想與前途的憧憬，就如那位日本同學來信的譯文所說：

親愛的鄭君！

我起初寫了這一句便覺得異常的感慨，曾經在美麗的台灣島，肆意橫暴的我們日本人，嗚呼我們的末日是可憐極了──前經離別高雄港的我們，終於六號到達了大竹港，接受了溫和似的櫻花的歡迎，但是等待着我們的只是貧苦，絕望，無情，矛盾的社會和飢餓的生活而已。這也不過是日本過去的罪惡所致，這樣想來便覺得並沒有辛苦的。⋯⋯

新生中國，新生日本，互相握着手並將三民主義推廣世界而維護世界永遠的和平，必須要我們青年的熱血與努力，親愛的鄭君！我們的血是同樣的！我們是永遠朋友的！
這位日本青年在信中反映了戰後日本反思的契機，而新生中國與新生日本是他們當時共同的憧憬，顯然「二二八事件」本身並未讓四叔絕然轉向。因此，四叔後來從中文再回到日文，從憧憬變成悲情，是有一個過程的。就像與他大約同時代的李登輝，雖然歷經「二二八事件」，但並沒有因此摒棄中國，甚至還曾進一步擁抱過（事件後還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這與我原來對他們這一代人的認識大相逕庭。

這裡延伸出一個語言的問題。我四叔後來疏離了白話中文，但為何回不去用閩南語來書寫？在光復前除了日常生活使用的閩南語外，他只會日語，並且以日語作為他思考論述的語言。日據時期，台灣所有學校都是以日文上課，老師也絕大多數是日本人。日本戰敗後，這些日本教師幾乎全部被遣送回國，而台灣人也沒多少人會說國語，包括為數不多的台籍老師。在這樣的嚴重語言斷層時刻，四叔是如何學得國語？主要由於光復後為了填補日本教師離去的空缺，很多大陸年輕老師應聘來台，其中不少為滿懷理想的開明進步人士。

光復後來台擔任中學校長的有不少大陸開明知識份子。比如新竹中學的辛志平7，在「二二八事件」打外省人期間被學生保護起來。新竹人為了紀念他，將其住家列為古蹟，也在校園裏建了辛園來緬懷。台南一中當時的校長是蘇惠鏗，也是這麼一類人物，讓他兩個後來都傾向台獨的學生銘記在心。曾在1970年代當過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的張燦鍙如此回憶：「高中就讀台南一中，當時一中的校長是蘇惠鏗先生，他不會要求學生加入政黨，不會灌輸政治思想，只是要學生好好讀書。」8當過陳水扁總統時代外交部政務次長的高英茂也說過：「當時台南一中考上台大的學生人數排名全省第二，僅次於建國中學，我覺得要歸功於當時的校長蘇惠鏗先生，他是一位非常認真的教育者，他把台南一中辦的很好。」9雖然這兩位學生主要以辦學成績來評價他們的校長，但也可讀出蘇校長開明的辦學理念讓那一代的學生受益匪淺，包括我四叔。 

我們可以想像，那時的台南一中正如台灣不少其他學校那樣，不只有位開明認真的校長，還有不少由這位校長聘用、來自大陸的開明進步知識份子當老師。這些老師不只來教學生國語，也帶來五四運動以來豐富的文學藝術作品。四叔那本小書提到的歐美文學作品應該就是他從大陸來的老師那裏學到的，因為在之前二戰高峰的皇民化時期是不可能讀到這些作品的。光復那年四叔滿十五歲，正是開始文藝啟蒙的年紀，他的文藝取向與白話中文的磨練就在這樣的情境下發生。而「二二八事件」這樣的動亂與經歷還能讓那時的四叔保留着對新中國的嚮往，沒有陷入族群的陷阱，應該就是這些開明的外省校長與老師起了作用。

這是個弔詭之處，一向被罵為胡作非為的陳儀為何會聘用這些開明認真的中學校長？當然這些校長應該不是他直接指派，而是他所任命的第一任教育處長趙迺傳所招募來的，顯然這位趙迺傳就像前述周一鶚、嚴家淦、包可永、任顯群、許壽裳、台靜農等跟着陳儀到台灣的人，也非庸碌之輩，他既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也是杜威（John Dewey）的學生。我們可以說，光復之初確實有不少開明認真的大陸文教界人士抱着理想來到台灣。

這就接到我要舉的第二件事，即關於一幅有名的「二二八事件」版畫《恐怖的檢查》。這幅版畫在後來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寫與圖片記錄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它的作者黃榮燦竟是來自四川的外省人。黃榮燦是位青年藝術家，光復後三十歲不到便來到台灣推動版畫藝術。「二二八事件」期間他就在台灣現場，事變兩個月後他悲痛地創作了這幅版畫，之後也繼續留在台灣工作，卻在1950年代肅清左翼時期被當局槍決，埋骨台灣，直到1990年代才在台北六張犁山丘上的亂葬崗找到他的荒冢。黃榮燦也是光復後來到台灣的眾多大陸年輕開明進步知識份子之一。

四川人黃榮燦事迹的啟示是，「二二八事件」的重點不僅不在於省籍族群衝突，而在於外省人加入了反抗的行列。進一步說，當時不少大陸的進步份子也在聲援台灣的這場抗爭行動，關於這些史實的資料幾年來都一一出土了。如今我們知道，當年大陸的民主進步人士沈鈞儒發表過〈台胞決不會奴服的！〉一文，章伯鈞也發表過〈紀念「二二八」感想〉，斥責當年國府在台灣的作為10。這個重要面向如今已淹沒在強調族群衝突的支配性論述之下了。

三代人之間的語言斷裂

回過頭來問，我四叔是在甚麼樣的環境與歷史變遷下，疏離了以現代白話中文構築的文藝青年時期呢？顯然不是「二二八事件」本身，而台灣人的語言世代斷裂現象才是大背景，以致更大的世代壓力與世局變化最終還是把他拉回歷史的悲情漩渦中，挽回不了他曾經有過的那段前瞻中國的青春時光。

光復後還是中學生的我四叔有機會學得國語，但他的幾個已經離開學校的兄姊包括我父親，情況就不一樣了，甚至可以說遭遇了語言的斷裂。光復後，日語作為正式語文的地位被現代白話中文取代，這一大批已經是台灣社會中堅的中壯年頓然在正式場域說不出話來，因為在他們的一生中從來不曾學習現代白話中文──這個1912年民國肇建多年之後才確立的國語。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出生的台灣子弟──乙未新生代，他們學會的正式語言只有一種，就是日文，他們甚至連方言母語都講不好。比我四叔年長七歲的李登輝就是典型例子，日本戰敗時他已是京都帝國大學的學生，回來轉讀台灣大學，但始終不擅長國語，日文反而是他最熟練的語言與終生的思維語言，母語閩南語卻只能在日常生活中用來應對。他當總統時，有次想用閩南語宣讀文謅謅的元旦文告，卻必須請一位熟稔典雅閩南語的老先生來為他宣讀。這是像我父親那樣的乙未新生代的基本語言狀況。

為甚麼會發生這種情況？這牽涉到近代列強入侵與漢語歷史，說來話長。簡單說，現代白話中文，即所謂的國語或普通話，是要到民初的白話文運動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中國正式書寫文體才確定下來，而以北京話為發音標準也晚到1932年才正式定案。中國國語的發展與民國成立後的白話文運動及現代化過程息息相關，然而台灣在1895年乙未割台之後卻未能參與到這個重要過程，不僅如此，還被迫學習敵國語言日語作為實現現代化的工具。當光復的時刻來到，對當時台灣社會的知識菁英而言，祖國的國語成了必須重新學習的語言，自己的方言母語又已不再熟練，無法用來論述言說，而唯一可用來論述言說的反而是前殖民宗主國的日語，於是光復之後乙未新生代的台灣社會菁英頓時成了失語的一代。

這種語言斷裂扭曲的情況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基本背景，大陸來台接收人員不能與台灣社會菁英在語言上充分溝通，是這起偶發事件難以即時平抑的社會條件。不僅如此，國府來到台灣沒多久又禁止報刊的日語版面，就更於事無補。當時國府來到台灣提倡國語而壓抑日語的心情可以理解，歷經多年艱辛的抗戰終於取回失土，壓制敵國語言理所當然。但問題是台灣人就像大部分大陸人民一樣，並非天生就會講國語的。

甲午戰爭之前，台灣的閩南和客家語族各自以其方言作為日常生活、讀書識字、引經據典及高談闊論的語言，就是說閩南語和客家話不僅各自作為日常生活語言，還是各自的知識菁英用來論述的高階語言。當然，他們與其他漢人社會一樣都使用共同的書寫語文──文言文，而有必要進京趕考爭取功名的傳統士人或者要到大陸各地經商的商賈，才會去學習當時全中國的共通語──官話。不過，當他們吟詩作詞、誦讀經典時還是要用各自的典雅方言，如此才能符合平仄押韻。換言之，在日本佔領台灣之前，閩南語和客家話是各自成套的完整漢語系統。

然而日本佔領台灣不久，殖民政府就開始進行現代化改造，尤其在教育方面，從小學程度的公學校開始，全面以日語實施現代化教育。因此，乙未新生代的大部分社會菁英從小就不再接受以母語方言傳授的傳統漢文教育，漢文學堂也因公學校的設立而消失殆盡，也很少有人會去學習官話，他們轉而在新式學校裏全面用日語來上課，滲入許多西方詞彙的現代日語成了他們用來學習現代知識與進行思辯論述的現代語言。他們不再像前清遺老長輩（即我的祖父母輩）那樣，能夠以母語來讀傳統經典，因而喪失了母語的論述與書寫能力，而只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11。這就回答了我四叔在疏離白話中文後卻回不去典雅閩南語的問題。

這是第一次的語言斷裂，前清遺老如我的祖父母輩，由於沒能搭上日本殖民現代化改造的巨輪，在以日語為正式現代語言的日據時代成了失語的一代人，而台灣閩南語或客家話也就在這時因為傳承中斷，而沒能像香港的粵語那樣與時俱進，發展成適應現代觀念與論述的現代語言12。總的來說，由於日本據台五十年，台灣人三代之間前後發生了兩次語言斷裂，而光復後第二次語言斷裂所造成的溝通失效，更成了「二二八事件」難以收拾的潛在因素。

文明位階與兩岸不同的現代化路徑

光復後的語言斷裂本身問題不大，假以時日台灣人總可以慢慢學會國語。但是國語作為現代國族語言是帶着不同國家各自的現代化烙印的，比如中國的國語和日本的國語各自承載不同的現代化意涵，甚至披上文明等級的外衣，尤其在全球現代化大趨勢的籠罩下。現代化啟蒙有若信仰基督上帝般的宗教感召，乙未新生代基本上是經由日本統治帶來的現代化而啟蒙的，是第一批受到現代化教育的台灣人，這對他們而言是有特殊的生命意義；傳遞給他們「現代文明」的日本帝國，就有如傳遞基督教義給第一批台灣信徒的長老教會那樣，戴上了神聖光環。

然而這種神聖性卻又很自然地迫使這一代人轉化為精神的屈服，即使是後來的叛逆，不論左右派別，也都在這個「文明」的範圍之內，因而內在的自主性在他們心中被剝奪殆盡。他們以日文學會了整套的日本式現代文明，不僅認為不會說日語的台灣人是不文明的，也不自覺地用這個標準來看待光復時來台接收的大陸軍政人員。
國民黨如今被民進黨打得倒地不起，還落了個被抄家的命運13，除了各種複雜的內外因素外，還有一個無可逃避的歷史性因素，就是打從1945年台灣光復，國軍部隊一上岸開始就如影隨形緊跟着的文明因素。多年來，台灣社會曾流傳着多種對當年國府軍隊十分貶抑的說法，說當年來台的國軍軍紀如何不良、軍容如何破落、現代知識又如何貧乏。傳言中，下船的國軍衣衫不整、背着做飯的大鍋，還拿着雨傘，令台民大失所望。

這些現代文明觀點說法的貶抑性，最終凝結成一則關於水龍頭的故事，數十年來在台灣不斷地傳述：「當日本戰敗，中國兵仔來到台灣時，他們看到牆壁上的水龍頭竟然還會冒出水來，覺得很神奇，也去搞來一個往牆上一插，卻奇怪為甚麼沒有水流出來。」這是我從小就聽過的笑話，先是耳語相傳，解嚴後就公然傳布了，甚至在往後每次大小選戰中被民進黨一再用來羞辱對手。多年前有個試圖調和「省籍矛盾」的電視喜劇也曾用過這樣的題材，這顯然已經成了全民共識。

水龍頭這類故事曾經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版本流傳14，比如英國人在二戰時對蘇聯紅軍、以色列人對阿拉伯人、城裏人對鄉下人，甚至國民黨自己對渡江的解放軍。水龍頭的故事不管是否屬實，是否有普遍性，幾十年來在台民心目中已經成了一種精煉出來對國府軍隊的「記憶」。而且在這種帶着價值判斷的「記憶」中，拿來作參照標準的卻不是台灣人自己的軍隊，而是日本軍隊。在這標準下，國府軍隊是一點不如曾威懾台灣、軍容壯盛的日本軍隊，而國民政府也一點不如曾賜予台民水龍頭的日本帝國。1945年日本帝國戰敗投降，對只願認定這件大事是「終戰」的人士而言，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所留下來的就不只是「軍容壯盛」與「水龍頭」的表徵，日本帝國還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是西方文明的引進者，是所謂「台灣主體性」的根源。

接受日本教育的那一代台灣人，在光復之後以水龍頭的故事來嘲笑從農村拉伕來的落後的國民黨軍隊。其實，同樣的笑話也可被用來嘲笑未被現代化洗禮的前清遺老長輩，這是現代文明嘲笑落後社會的普世價值觀。像我祖父那樣只上過漢文學堂，不懂日文與國語的人，從日據到光復，終其一生只能沉默寡言。他那一輩前清遺老在二十世紀上半期，面對學得現代日語的我父親那一代人，除了語言斷裂外，還反映出使用傳統漢語在文明位階上的低下地位。

文明位階深刻地烙印在現代人的身份認同上。在二十世紀台灣，1895年的乙未割台，不僅有如蒙古大軍南下、清兵入關，更是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一部分。當時日本不只是一個軍事強權，還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不只在武力上打敗你，還在文化、物質文明上壓倒你。這麼一個西方「現代文明」的東方代表，在台灣所造成的歷史與文化斷裂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1945年戰敗退出台灣後繼續發生作用，至今未曾稍歇。

更甚的，乙未割台造成的兩岸現代化的不同發展，不僅是像識字與自來水普及率那樣步調上的差距，更是不同路徑所造成的歷史觀的差異。中國大陸在乙未之變後連接發生重大歷史事件：戊戌變法、八國聯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統一、國共分裂、八年抗戰等；這些知識菁英艱苦奮鬥，以自己的步伐與方式，尋求一條現代化之路；雖然頭破血流、顛顛簸簸，但確是自己獨立自主走出來的路。台灣則有着極為不同的遭遇，走上一條基本上是日本帝國由上而下強制施行的殖民現代化之路，由此培養出來的新興現代化知識菁英，其中除了抗日志士外，對大陸走過的艱辛過程並不熟悉，卻有着被拋棄的「亞細亞孤兒」的悲情心理。

這是光復後台灣社會的心理暗流。這麼一代基本上被動接受現代化的台灣社會菁英對還陷於貧困、落後與戰亂的大陸缺乏同情，看不起大陸來台接收人員的「文明落後性」。而來台接收的國府人員則背負着辛亥、北伐與抗戰的歷史觀，只能以台灣人受到「日本奴化教育」來回應，雙方互相缺乏同理心。這種文明位階上的自閉與互不諒解的情況，比單純的語言斷裂所造成的隔閡還要嚴重。

所以說，台獨運動必得從乙未割台講起，倒不是說獨立運動從這一年開始（雖然這一年曾經出現過一個虛擬的台灣民主國），而是說從此以後台灣社會在現代化的路徑上就走上了一條與大陸截然不同的道路，這對後來出現的分離思想有着重大影響。我們試着想像，如果沒有這個現代化因素，台灣在1945年的光復或許就像北宋收復了燕雲十六州，或如隋朝統一了長江以南諸國，只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分合，不至於會有「二二八事件」那樣的慘烈衝突。

可以說，這種現代文明的競逐心理正是「二二八事件」之所以發生的一個基本心理狀態，而日本帝國統治台灣五十年所植入的「日本因素」從而產生的日本文明歸屬感的分離動力，正是「二二八事件」的底層因素。

台灣抗日運動及其光復後的際遇

雖然「現代日本」這個因素在台灣光復時是個難以忽視的存在，但是「現代中國」的影響並非全然缺席。在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之前，台灣已經有將近三百年漢人社會的堅實歷史，因此從乙未之變的第一天起，就有了近代民族解放性質的抗日運動，包括傳統的武裝鬥爭與現代形式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漢人的武裝抗日一直延續到1915年的台南「噍吧哖事件」（又稱「西來庵事件」），足足有二十年，傷亡數十萬人；原住民的武裝抗日甚至持續到1930年賽德克族的「霧社事件」。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失敗後，新一代抗日知識份子改而採取現代政治社會運動的形式，例如1921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文協）、1926年成立的台灣民眾黨以及1930年代的各種工人與農民組織，最後是共產黨組織的出現。即使以階級為號召的左翼運動，基本上也是為了推翻殖民統治，因而充滿民族解放的色彩。

此外，台灣漢人的抗日運動不管武裝與否，除了具有從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解脫出來的民族解放性質外，因為它原是從中國被割讓的，所以還有一個回歸祖國的特性。因此，日據時期台灣漢人的抗日運動既是反帝國殖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又是回歸祖國運動，這是台灣抗日運動與其他落後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不同之處。對台灣人而言，光復就不只是單純的民族解放問題，更有着複雜的回歸問題，而這在現代世界是史無前例的。

台灣抗日份子多是懷抱中國身份認同投身運動的，而且這些運動又大半與祖國的革命進程亦步亦趨。從羅福星在台灣延燒辛亥烽火而在1914年上了日本殖民政府絞刑台開始，抗日份子呼應大陸現代化革命進程每個環節的行動，接二連三直到台灣光復。台南人翁俊明（1891-1943，歌星翁倩玉的祖父），畢業於台灣醫學校，以辛亥革命志士自我期許。他曾於1913年集結同志籌款援助國民革命，同年與同學淡水人杜聰明（1893-1986）同赴北京企圖暗殺袁世凱，未果而還。翁俊明後來投奔大陸，並在抗戰期間幫助成立了國民黨台灣省黨部。

1920年，台中傳統商家子弟蔡惠如（1881-1929）受到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號召留日台灣青年學生在東京創立新民會，並出資仿照《新青年》發刊《台灣青年》雜誌，進行民族思想的啟蒙宣傳。隨後，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廣東、南京等地的台灣學生相繼成立台灣青年會、台灣學生聯合會、中台同志會等組織。

曾在二十世紀之初受到梁啟超親身教誨的台中青年士紳林獻堂，1921年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和平方式爭取台民自治。接着，醫學校畢業的宜蘭人蔣渭水，以「台灣孫中山」自許，1921年糾集同志成立文協，推展台灣人民的啟蒙運動，並在1926年成立民眾黨，展開工人與農民運動。而他的同學、摯友與同志彰化人賴和響應大陸的白話文運動，提倡台灣的白話文學書寫，被尊為「台灣現代文學之父」。對這一批日據中期的啟蒙與抗日活動者而言，大陸發生的事件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到北伐統一，都是讓他們熱血沸騰的思想資源15。

日據後期台灣的工農運動興起。台南人蘇新於1928年赴日求學期間加入了日本共產黨，並於隔年回台開展共產黨組織，「二二八事件」後經香港轉赴大陸。出身貧賤的彰化人謝雪紅在年輕時參加了文協的活動而得到極大的啟發，後於1925年在上海參與「五卅運動」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底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就讀，並於1928年在上海成立台共組織，及後回台活動。「二二八事件」時在台中組織二七部隊，後經香港前往大陸，與蘇新、楊克煌等人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1950年代國府對左派實行大肅清的時期，殉難的台北人郭琇琮、高雄人鍾浩東等，被長期監禁的台南人林書揚（34年）、高雄人陳明忠（21年）等，無不懷抱着強烈的中國身份認同16。

從以上所提人物、事件與運動可以看出，日據時期到戰後初期的啟蒙與抗爭運動，主要是由懷抱中國身份意識的台灣人所構成。他們無一不在同時呼應大陸現代化革命進程的每個環節。因此，在抗戰時期就有不少台灣抗日份子潛赴大陸參加抗戰行列。可以說，台灣抗日運動不分左右派別，是一個企圖擺脫日本殖民現代化意識形態而與現代中國一起呼吸，共同成長，追求民族平等、主權在民與社會正義的民族解放運動。從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來看，他們爭取的並非台灣的獨立，而是回歸中國的民族解放。這種既是民族解放又是回歸祖國的運動，是與其他被殖民地區單純的民族解放運動極為不同之處，也是其複雜所在。

從以上所言可知，台灣在乙未之變走上被日本帝國殖民現代化改造之路後，並非與祖國完全疏離，還是有一批抗日人士亦步亦趨跟着大陸的現代化進程而行動。相對於前述日本殖民現代化所產生的分離動力，這批抗日份子的所作所為正是回歸動力之所在。

在光復後面臨日本殖民統治所造成的兩岸心理隔閡，也就是那個分離動力，這樣一批帶着回歸動力的抗日份子照理說應該發揮一定的制衡作用，但是歷史的發展竟然沒能讓他們有發揮的餘地。這牽涉到日本殖民政府的強勢統治、對抗日組織的嚴厲鎮壓、抗日組織未能形成統一的戰線，以及光復後多元權力狀態等等因素。

具有民族解放意識的現代抗日運動，一開始就遭到日本殖民政府的一再打壓，不管走的是林獻堂的梁啟超路線、蔣渭水的孫中山路線，還是後起之秀的馬列主義左翼路線；而且當1936年日本殖民政府啟動皇民化運動之後全部被鎮壓乾淨，甚至連林獻堂領導的較為溫和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宣布解散。沒有被關押的抗日志士或是噤聲不語，或是逃往大陸，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當然，被日本殖民政府迫害最嚴重的莫過於最積極奮進的左翼份子，大半領導人被關進大牢，甚至瘐死囹圄，比如翁澤生被判13年而死於獄中，謝雪紅13年，蘇新12年，簡吉10年等。倖存者直到台灣光復才復出活動。

然而，這批抗日志士不論左右派別，當時雖然旗幟鮮明，卻未能團結一致。同時，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強勢鎮壓下，群眾組織難以施展作為，力量不夠強大。因此，當日本宣布投降時，在台灣的抗日組織基本上是空洞的，不能承擔接收日本殖民政權的任務，遑論制衡日本因素了。換言之，台灣的民族解放並非來自內部解放力量的壯大，而是外在形勢使然，包括祖國作為戰勝的同盟國的二次大戰。

在缺乏強大的台灣抗日政治組織的具體歷史情境中，回歸一事於是只能由祖國政府完全承接日本殖民政權來完成，這也是當時盟軍諸國的共識。雖然戰後某些美國派駐東亞的情報官員如葛超智曾主張「台灣託管論」，即由美國來接收台灣，但這只是轉換另一個殖民宗主國，現實上也不可能。在此情況下，復出的抗日份子首先面臨的除了是自我重新組織外，只能承擔起與大陸來台國府接收人員進行溝通協調的任務。

如果當時的祖國政府理解到日本因素所產生的分離動力這問題的複雜性，來台接收時除了重建秩序外，還能扶持重用這些倖存的抗日人士，或許不至於讓這種心理隔閡擴大，但歷史的現實卻背道而馳。正如前述，當時國民政府一方面承載着從辛亥革命到八年抗戰的現代中國意識，一廂情願地認為一般台民也理所當然應該有同樣的認識；另一方面它又是歷經長年戰爭的孱弱政權，基本上自顧不暇，比如說復員的工作就搞得焦頭爛額，怨聲載道。因此，當時的國民政府既不可能有餘裕來理解台灣問題的複雜性（或許當時誰都不可能有此理解），又陷入國共內戰與東亞冷戰的漩渦，使得台灣的接收工作更加亂無章法。

總的來說，日本統治台灣時期，雖然心懷回歸使命的抗日組織前仆後繼，但在皇民化運動高潮時幾乎已被全面肅清，光復後也沒能受到重用，於是沒能對複雜的日本因素發揮制衡力量。

戰後台灣社會的自我管理問題

然而，即使有這個分離與回歸交錯的複雜性，難道「二二八事件」這樣的大亂事真是難以避免嗎？或許如果國民政府的政策得宜，或者沒有國共鬥爭，或者台灣社會能夠迅速形成自我治理機制的話⋯ .這些具體條件是互相糾結在一起的，接下來我們探討這些問題。

前面提到，背負回歸使命的抗日組織由於遭到日本殖民政府的嚴厲鎮壓而解體，因而光復後沒能在社會秩序上發揮太大作用。需要補充的是，前清時期的台灣傳統漢人社會原是有其以士紳為中心的地方自我治理機制，但在日本帝國的強勢統治與社會改造下，這個機制早已崩解。例如總督府將警察派出所一直建到基層社會，幾乎沒給台民留下形成現代自我組織的社會條件。一旦光復而日本力量必須全面撤出，留下來的政治與社會真空又非抗日志士所能承擔填補，這麼一個缺乏有效自我治理機制的歷史情境，就容易產生重大的社會危機──無政府狀態。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前後難以避免的省籍對立氛圍中，整個社會缺乏處理這種對立所需的自我治理機制，是超乎左右觀點的更基本的問題。

戰後台灣社會這個無政府狀態的傾向，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一些暴民對大陸人士不分青紅皂白、不分男女老幼的攻擊中顯現無疑。事件爆發時，國府在台灣的兵力由於大半已被調往國共戰場而所剩無幾，其中除了高雄要塞、嘉義機場等少數據點堅守待援外，都被解除武裝。在鎮壓部隊上岸之前，全台幾個都會區已經亂了七八天，幾乎所有大小政權機構都被解除權力，雖然各地都有積極份子成立處理委員會，但還是不能避免無政府狀態。

在這種無政府狀態中遭遇最慘的是一般來台外省人士，街上到處呼嘯着「打阿山」（襲擊外省人士）的叫聲，有不少外省人士因此喪生，這些人與當權者或軍警不必然有關。這樣的民族悲劇在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1989）裏梁朝偉在火車上的那場戲隱約帶過。當時在台北工作的嚴演存回憶說：「我七歲之長女斯馨，在路上被詢，用閩南語說：我是台灣人，遂安然通過。」17當然，大半的外省人都躲起來不敢出門，或者被台灣人保護而逃過一劫，這在後來很多歷經「二二八事件」的外省人士的回憶裏都曾提到，最有名的莫過於後來的總統嚴家淦，當時躲進林獻堂在台中霧峰的大宅裏。

「阿山」是從那時起台灣人給外省人士起的綽號，原來是台灣人對祖國原鄉「唐山」的想望，如今被轉成「阿山」的蔑稱。就如前述，這種心理是由於兩岸經過不同的現代化路徑，產生了現代文明的位階與不同的歸屬感，如水龍頭故事所示；如今「二二八事件」又加重了這個分離動力。

國府之所以採取嚴厲的鎮壓手段，除了國共內戰的因素之外，在那七八天裏發生的「打阿山」民族悲劇引發的報復心理也不能辭其咎。然而，為甚麼當時抗爭的領導者會讓這種暴民政治發生？當時台灣人自行組成的各種臨時自治團體，包括處理委員會，顯然都沒能控制得了局面。左翼份子雖然活躍，並組成武裝力量，也沒能發揮社會自我管理的功效。如今我們只能在零星的回憶文章中，讀到個別抗爭份子如何阻止暴民當街毆打外省人的事迹18。

台灣在光復後缺乏自我治理機制的根本原因，來自日本統治台灣所採取的全面高壓與同化政策。它一方面對台灣社會實施現代化改造，造就台灣第一批現代知識菁英；另一方面卻又幾乎以全能的姿態對台灣施行統治，從上到下幾乎不留給台灣菁英任何干涉政治的機會。這個干涉政治指的是在各種現代機構，包括政府、企業與學校，擔任決策與管理之責。不說政權機構，從學校與企業的狀況更可反映出這種現象。傳統學堂沒有了，只有日本人主導的現代化學校；傳統手工業沒落了，只有日本人經營的大型現代企業像四大製糖會社、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台灣銀行等；傳統商業也競爭不過日本來的大商社。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國府資源委員會來台接收台電時，他們發現在這麼一個重要而龐大的現代企業裏，只有一個台灣人朱江淮是屬於管理階層，而且只是低階管理者。朱江淮是日本京都帝大電氣工程系畢業，已在台電工作十多年，雖然名為技師，卻無法接觸技術部分，只能擔任推廣用電的業務19。於是當日本的管理與技術人員撤出台灣時，台電頓時面臨能否繼續營運的問題，來台接收的資委會需拼盡全力以維持電力的正常供應。

學校也面對同樣的情況。當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長羅宗洛於1945年10月被任命來台接收台北帝國大學（後改名台灣大學）時，整個大學只有一位台籍教授──醫學院的杜聰明。羅校長隨即任命他為醫學院的接收委員，並接任醫學院院長。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林茂生，日據時期自美國回台後並未被重用，只能在台南工業專門學校任職。這時羅校長也立即聘他為文學院教授，並請他負責接收文法學院20。

由於台北帝大的台灣人才荒，羅宗洛力主留用部分日籍教授，以維持大學的教學水準。但當時台灣學生與其他低層教職員則反對甚烈，例如醫學院的台灣學生還直接面見羅校長，表示「不願再受日人之教，欲乘此機會將日人在台勢力一掃而光」21。杜聰明則回憶說：「其中病理學武藤教授因為日治時代輕蔑本省人，⋯⋯沒有留用。」22台民的訴求與主事者的考慮竟有如此差距。在原來的教職人員幾乎走光的情況下，台北帝大除了地上建物外，還能稱做台大的前身嗎？

日據時期，台北帝大是為了日本帝國南進而設立的，而且面向全日本招生，除了醫科與少數文理科外，很少台灣人就讀。在日本殖民教育政策下，提供台灣人中學畢業後繼續求學的主要是技術學校，用來培養殖民統治的技術輔助人才，何況這些技術學校還是以招收日本學生為主。當時在中學與技術學校的銜接上幾經變動，最後形成四個專校：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台北經濟專門學校、台南工業專門學校與台中農林專門學校；後來台北醫學專門學校併入台北帝大成為其醫學部。此外，台北帝大沒有法律學部，台灣也沒有其他法律專門學校，台灣人想當律師就得去日本就讀。因此，那時台灣到日本的留學生也多以台灣出路為考量，甚少選讀政治與管理科系。

從整個教育體制可以看出，日本殖民政府並不想為台灣培養政治與法律管理人才以及社會自我治理能力，在企業管理、技術與教育領域無不如此，政權機構就更加嚴重。日本據台五十年，在整個統治結構中，台灣人只居於中下層單位的少數，比如當基層警察的李登輝的父親。日本殖民政府出於籠絡的目的，給一些台灣士紳授以貴族院評議員的頭銜；日據後期也開始舉辦以納稅額為投票資格的地方選舉，讓少數台灣菁英擔任地方議員，但都只作花瓶之用23。

光復前台灣社會在各層面都缺乏自我治理機制，社會菁英也缺乏實質政治與管理經驗，於是在光復時日本行政與管理人員全部撤離就引發問題。總督府又趁國府來台接收之前從日本運來大量台幣鈔票，造成物價飛騰，民心不安；又有大批台籍日本兵回到台灣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良莠不齊的國府軍政人員就在這種近乎無政府的狀態下來到台灣進行接收。「二二八事件」從偶發事件而終至不可收拾，台灣社會缺乏自我治理機制難說與此無關，而這個缺陷的主要原因也還是得歸諸日本在台全能而強勢的統治。

戰後兩岸的亂局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光復後重建起來的治理機構，即陳儀領導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表面看來是當時台灣唯一最高治理機構，因此後來就有人把「二二八事件」的禍首歸於「陳儀窳政」。接收主力當然是陳儀的人馬，但是來台參與接收的也包括國府內部互相角力的各個勢力，還有來台駐軍、CC派國民黨部、資委會的技術菁英、中央單位（如海關），以及各個情治單位等。這些系統並沒有一個共同治理政策，就像在大陸那樣互相不能協調一致。

台大第一任校長羅宗洛的回憶錄也提到在接收台大法學院時與陳儀的爭議。台大校長由教育部任命，理應不受省府管轄，但是台大的經費當時卻由台灣省來支應，而且交接伊始，百廢待舉，還有許多校務需要省府來配合與支援。因此，就給予陳儀很大的優勢來干預台大校務，而與教育部派來的羅宗洛產生諸多衝突，尤其是在法商學院與文政學院的設立上24。這雖然只是在重建高等教育體制上兩個機構的衝突，卻反映出來台接收的多元權力系統互相齟齬的一般狀況。這類衝突在教育體制上還不至於鬧出大事，但財政部的海關對於香煙進出口政策與行政長官公署的煙酒專賣政策正正相反，因而在收稅與緝私問題上發生矛盾25，造成供需失衡與走私猖獗的現象，「二二八事件」終因查緝私煙而一發不可收拾。

可以說，「二二八事件」從頭到尾都充滿着國府不同權力系統之間的衝突，而這除了反映出當時國府在大陸權力的多元狀況外，也顯示了其孱弱。比如嚴演存回憶說：「二二八事變前及過程中，台灣國民黨黨部抱推波助瀾，幸災樂禍之態度。」26其實，國府這種多頭馬車的狀況是自1927年南京建政之後的常態，直到1949年敗退台灣，它從來沒能建立一個真正穩固而有效的政權。於是光復後的台灣，上有這麼多互相爭權奪利的治理機構，下有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社會，查緝私煙誤傷人命的這種星星之火能不燎原嗎？

光復之初曾經有從屬於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在台灣各地成立，起了維持社會秩序的初步作用，但因涉入「二二八事件」而被解散，領導人李友邦日後還以「通匪」罪名遭到槍決。從李友邦的遭遇來看，台灣左翼份子在光復後能發揮的穩定力量頗為有限。這就讓我們不得不面對當時全中國這個大背景，即國共內戰的激化與東亞冷戰的開始。

無可否認，國共鬥爭也是「二二八事件」時國府調派軍隊赴台鎮壓的重大因素。如前述歷經日本殖民政府殘酷鎮壓後僅存的老台共份子，光復後紛紛復出活動；日據時期，奔赴大陸甚至延安參加抗日的左翼份子也紛紛回台。他們在事件發生後，不僅在主要由台灣社會菁英組成的處理委員會裏發揮不少影響力，還組織過兩支武裝部隊與國府軍隊對抗，可見左翼份子在其中的重要性。

左翼份子除了深度介入「二二八事件」之外，也發行了第一本完整論述事件的書刊，即出版於事件周年（1948年2月28日）的《台灣二月革命》，該書是楊克煌以林木順之名負責編寫的（當時他們已經逃亡香港並組建台盟）27。這本小書只有四十多頁，完全以左翼的視野將「二二八事件」視為一場人民抗暴記，是一場台灣人民反對當年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政府的抗爭行動，是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一環。在當時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的情況下，「二二八事件」不可避免地捲入這場慘烈鬥爭，台灣人民的抗爭也即是在這意義下，如前述得到了大陸各階層開明與進步人士的聲援，諸多大陸報刊事後對事件的描述與評論，不脫當時大陸的這個進步氣氛。

我四叔在歷經「二二八事件」的驚悚之後，還會對中國前途懷抱着憧憬，並努力學習現代白話中文，編撰文藝小書，除了受到來台的那批開明教育工作者的影響外，這個瀰漫全中國的左傾進步氛圍也是重要因素——從「二二八事件」不久的1947年5月開始，在大陸以「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為口號的群眾抗議運動，及其在台灣的呼應，包括巡迴全島演出、充滿文藝氣息的麥浪歌詠隊——這樣的氛圍一直要到1949年春天的「四六事件」啟動了對台灣左翼份子的肅清，才戛然而止。我四叔作為一個文藝青年應該敏銳地嗅到這樣的氣氛，隨之充滿了樂觀精神，就像那本小書所載日本同學來信所反映的，對新生中國與新生日本的憧憬。

台灣左翼在1950年代被全面肅清之後，不管當時對「二二八事件」的觀點是否完整，隨着其在台灣的黯然無語，社會只剩下民間傳布的族群衝突與「打阿山」等耳語。水龍頭故事就在這背景下，在台灣社會耳語流傳，將「二二八事件」說成是一場文明進步的台灣人對抗落後「鴨霸」（閩南語，指霸道、頑固）的外省國民黨的族群衝突。1980年代解嚴之後，這種日本殖民優於國府統治的說法更是成為主流論調，到處可見懷念日本統治的各種論述與氛圍，比如當年日本為了祭拜因領兵侵台而戰死的能久親王所廣設的神社，至今還有些地方將其列為古蹟。

放回歷史的大視野

綜合上述，1895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造成海峽兩岸走上不同的現代化之路，大陸追尋着一條雖然崎嶇紛擾卻是獨立自主之路，台灣則是被日本由上而下施行了殖民式現代化改造，這個差異是造成兩岸人民心理隔閡的基本因素。中國大陸的現代化運動同時產生了共同語言──現代白話文，所有的現代事物都由此來言說，而台灣不僅沒能參與這個過程，反而學習了日語來作為言說現代事物的上層語言。兩岸現代語言的分歧所造成的互相難以溝通，更在光復後加深了這個心理隔閡。由此，不同性質的現代化路徑與語言隔閡鋪下了「二二八事件」最底層的因素。

然而，單純的心理隔閡並不必然導致決裂性的對立，必有其他因素所致。日本據台五十年導致兩岸走上不同的現代化之路，其中差異不只是識字與自來水普及率的差距，也不只是自主與屈從的分別，日本以其更高的現代文明讓台民有了兩岸文明位階的比較，尤其在來台接收的祖國人員良莠不齊的情況下，雙方的差距與齟齬遂演變成互相的不諒解。台民不理解大陸歷經多年戰亂，鄙視其「落後與敗德」，大陸人士也不理解台民被遺棄的孤兒心理，歸咎於「日本奴化教育」。

理想上，光復後能夠反思台灣所受到的日本影響，並承擔起彌補兩岸心理隔閡任務的，應該非台灣抗日份子莫屬。然而，本來力量不大的台灣抗日份子在日本殖民後期已遭嚴重摧殘，光復時沒能迅速轉化為有能力的組織來承擔這工作，何況也沒受到大陸來台接收主力的重視。此外，台灣傳統漢人社會以士紳為中心的地方自我治理機制，在日本殖民現代化的社會改造下早已瓦解；而在新建的殖民地管理組織中，不管是政權機構、教育單位或企業組織，都缺乏台民尤其是中上層的參與，以致台灣社會菁英缺乏實質的政治與管理經驗。因此到了光復、日本殖民政權必須全面撤出時，台灣頓時陷入無政府狀態的危險。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來台接收的祖國人員是一支強大的團隊，這些問題是可以緩和而待長期解決的。然而，祖國政府是歷經戰爭滄桑的孱弱政權，來台接收人員又是多頭馬車，良莠不齊，陳儀的施政與其他單位多有衝突，未能貫徹到底。復出的台灣抗日份子也因各有所依，而沒能有一致的思想與行動。更甚的是，大陸很快爆發國共內戰，台灣也隨即捲入，使得原本就已急速升溫的台灣社會更加接近沸點。

總之，日本強勢的殖民統治與社會改造一方面造成了兩岸的現代性隔閡與文明歸屬感的問題，另一方面又造成台灣社會自我管理能力的匱乏，這個「日本因素」正是光復之後台灣社會易於陷入失序狀態的基本原因。再加上祖國孱弱的國民政府既沒能力認識到後殖民問題的複雜性，也沒能力處理陷入無政府危機的台灣社會，「二二八事件」終於由一偶發事件的小小星火而引致燎原野火，帶來民族的長期內傷。

當然，一個強大的接收政府或可免於類似「二二八事件」這樣的民族內部悲劇發生，但不見得能夠解決得了遠為複雜的後殖民問題。而「二二八事件」的具體歷史真相，在當年各個政治勢力至今仍然未能和解的情況下，也是一時難明。本文想指出的是，若我們不能把這事件放回歷史的大脈絡，放回東西文化碰撞、帝國主義侵凌、分歧的現代化路線、現代文明的位階與歸屬感、民族解放與回歸祖國、國共內戰、東亞冷戰等大脈絡下來理解，即使一些具體的人事釐清了，也無助於對歷史真相的認識，無助於民族內部的和解。

最後要說的是，台灣光復是歷史上回歸祖國的首例，雖然台港兩地的被殖民經驗有很大不同，但也有很多相似的歷史過程28。作為歷史上回歸第二例的香港，看似比當年的台灣順利許多，如今也陷入種種困境，因此重新檢視台灣在二戰光復後的「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因素，是可提供寶貴借鏡的。或許在現實世界裏，人類社會總是滿身創傷、顛顛簸簸地往前走。然而不管如何，不記取歷史教訓，歷史是會回來再次教訓我們的。

• 1.陳映真：〈忠孝公園〉，收入《忠孝公園》（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01），頁125-229。
• 2.廣義的「台籍日本兵」包括1942年起被徵調當正式日本軍人的八萬多台灣人，以及更早開始被徵調去為軍隊做工的軍伕十二萬多台灣人。
• 3.參見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網。
• 4.例如陳兆熙等：《陳儀的本來面目》（台北：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0）
• 5.葛超智（George H. Kerr，又譯柯喬治），1965年撰寫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ambridge: Riverside Press, 1965)一書。中譯本參見柯喬治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台北：前衞出版社，2003）。
• 6.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南京：中國新聞社出版部，1947；台北：時英出版社，2016）。
• 7.〈竹中之父 教育哲人辛志平〉。
• 8.〈《台南情、台灣夢》——張燦鍙訪問稿〉（2013年6月15日），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網。
• 9.〈專訪高次長〉，《外交部通訊》，第24卷第6期（2002年10月）。
• 10.參見《海峽評論》，2005年3 月號。
• 11.參見鄭鴻生：〈台灣人的國語經驗：尋回失去的論述能力〉，《思想》，第7期（2007年12月），頁244-64。
• 12.參見鄭鴻生：〈關於東亞被殖民經驗的一些思考：台港韓三地被殖民歷史的比較〉，《思想》，第28期（2015年5 月），頁1-18。
• 13. 2016年7月25日民進黨在立法院以其多數黨強勢訂定法律，成立「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 14.參見鄭鴻生：〈水龍頭的普世象徵：國民黨是如何失去「現代」光環的？〉，《思想》，第2期（2006年9月），頁225-42。
• 15.關於日據時期的抗日份子及其運動，參見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
• 16.參見林書揚：《從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2）；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紅色客家莊——大河底的政治風暴》（台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4）等書。
• 17.嚴演存：《早年之台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頁32。
• 18.例如李娜編：《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台北：人間出版社，2014），頁83。
• 19.朱江淮口述，朱瑞墉整理：《朱江淮回憶錄：台籍第一位電氣工程師》（台北：朱江淮文教基金會，2003），頁69-73。
• 20.李東華：《光復初期台大校史研究（1945-1950）》（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19-21。
• 21.李東華：前引書，頁23。
• 22.杜聰明：《回憶錄》（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1973），頁117。
• 23.台灣人在日據時期被剝奪參政與管理經驗的情況，參見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
• 24.李東華：前引書，頁33-51。
• 25.李文環：〈戰後初期（1945-1947）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駐台海關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台灣史研究》，第13卷第1 期（2006年6 月），頁99-148。
• 26.嚴演存：前引書，頁39。
• 27.林木順編：《台灣二月革命》（香港：出版社不詳，1948；台北：前衞出版社，1995）。
• 28.參見鄭鴻生：〈關於東亞被殖民經驗的一些思考：台港韓三地被殖民歷史的比較〉，《思想》，第28期（2015年5 月），頁1-18。

從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並在有限的資本主義化過程中誕生了台灣近代社會運動以來，台灣的社會運動大致上可以歸納為兩條路線，一是畏懼社會革命的改良路線，另一則是斥責改良不可能改變任何現狀的社會革命路線。改良主義路線是1920年代台灣誕生社會運動以來的主流，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則是這一主流的代表。請願運動者認為，只要能爭取在日本帝國的統治之下實現台灣的自治，並以台灣議會作為台灣的民意機關，就可以使台灣人民的權益得到保障，並使台灣通過「自治」而拒絕日本帝國任何齊一性的統治。

改良主義的請願運動在1923到1928年間開始遭遇革命派的挑戰。1923年在台灣島內爆發的治警事件，讓許許多多以「自治」為核心訴求的請願運動者遭到總督府當局的大逮捕，由此暴露出改良主義的脆弱性。治警事件的爆發，激化了台灣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在台灣島外的發展，並使這些「主義者」提出了革命的主張。不久之後，以連溫卿為代表的左派（有無政府主義傾向）在1927年奪取了當時台灣最主要的抗日啟蒙運動組織——台灣文化協會——的領導權，台灣社會運動自此發生左右分裂。在文協左轉的基礎上，台灣左派更在1928年進一步誕生了革命綱領相對徹底、布爾塞維克的台灣共產黨。

台灣共產黨的成立，讓改良與革命的對立獲得了比較成熟的型態。一方面是以日本帝國內的「台灣自治」為目標的改良主義者，也就是右派，代表人物是請願運動的參與者；另一方面則是以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而獨立為目標的革命派，也就是左派。

左派之所以具有革命性，並不是因為他們主張獨立。

獨立本身是談不上激進或者保守的 （同理，統一也不見得就不革命或不激進）。左派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是因為他們主張在台灣發動土地革命，改變台灣社會的生產關係。也正是因為他們把改變台灣的社會生產關係作為革命的目標，他們的「獨立」口號才因此具有革命性。相較之下，右派所主張的、在日本帝國內部的「自治」卻始終只是一種只考慮台灣一島的偏安思想，而且也缺乏徹底改造台灣社會的願景。

也因為台共黨人的「獨立」只是針對日本殖民者而言的獨立，並不是絕對而不可妥協的獨立，因此，當這些日據時期主張「獨立」的舊台共紛紛在1945年台灣光復之後重新投入政治運動，甚至大批加入中共地下黨，他們便很容易把自身的眼光從台灣拓展到全中國，進而提出在全中國共同的民主解放鬥爭中爭取台灣自治的口號。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角度來說，台灣的光復是一件大事。早在1928年，匈牙利經濟學家、共產主義者尤金·瓦爾加就曾在他為中共所擬定的綱領草案中主張中國革命必須收復台灣。只是當時囿於「一國一黨」原則以及日共已經著手在台灣建黨的現實，中共才並未積極提出收復台灣的口號。儘管如此，台共在1931年提出的第二次綱領卻放棄了許多隱含著「絕對獨立」傾向的口號（比方定義不明的「台灣民族」和「台灣共和國」），並提出了準備與中華蘇維埃統一的「台灣蘇維埃」口號。雖然台灣的共產主義者終究沒能親手讓台灣回歸祖國1，但1945年台灣的光復卻實現了瓦爾加當年的理想，進而使台灣的革命運動徹底從「獨立運動」轉變為「自治運動」。

光復後的台灣左派之所以選擇支持台灣自治，是因為此時的自治口號已經被他們重新定義為改變台灣社會生產關係的唯一載體，台灣自治成為了台灣革命的代名詞。他們的主張可以概括為「一個中國、一國一制、台灣自治」。

不過，對於台灣左派來說，「一個中國、一國一制、台灣自治」並不是台灣光復之際立即想好的計畫。以1946年才在台灣島內站穩腳根的中共地下黨來說，他們當時只想在一般的民主黨派的政治水平上規定台灣的運動方針，而這種方針基本上只屬於改良主義2。然而二二八之後的形勢教育了台灣左派。二二八讓台灣左派看到了台灣社會運動仍然必須保持高度的革命性。而在國共內戰激化以及中共在各解放區開始發動土地改革的巨大變動之下，左派也認識到台灣的社會運動也必須呼應這樣的巨大變革。而台灣革命只有作為中國革命的一部分才可能真正成為現實。

謝雪紅在二二八之後向中共中央上海局工商統戰委員會書記張執一總結的「十條經驗教訓」很能反映出台灣左派如何藉由二二八的鍛鍊才從社會革命的角度重新定義「台灣自治」之內容。這十條經驗教訓指出：「對敵我力量估計不足，黨沒有及時決定對事件的指導方針，沒有獨立自主的領導權，又錯誤地交出軍權；沒有建立根據地；起義部隊全靠青年學生，沒有動員廣大工人、農民參加；運動中沒有提出工農經濟要求的口號，三月四日處理委員會提出『以軍事力量為背景，爭取真正的自治』的政治口號，不能解決工農群眾的切身利益和實際困難。當時有的地方『開倉濟貧』起到了動員工農的作用。」——謝雪紅所說的「工農經濟要求的口號」正是意識到地下黨在二二八爆發以來一直沒有真正注意到工農大眾的經濟要求而做出的反省，而這樣的反省也反映出地下黨確實不是二二八起義的刻意發動者（國民黨往往如此指控之），而是在起義爆發之後積極介入並努力將群眾的政治要求加以總結和提高的關鍵力量。

相較於台灣左派希望海峽兩岸都同時發生社會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但保持台灣的自治，在政治上繼承了右派位置的一些活動家（如廖文毅）反而開始主張日據時期的許多右派——請願運動者和御用紳士們——不敢主張的「獨立」，進而把自己同全中國的解放事業區隔開來，使「獨立」變成了偏安思想的新載體。社會變革被這種偏安思想推遲到了不知何時才能達成的「獨立」之後，因而實際上解消了社會變革本身。

今天台灣最為流行的「維持現狀」論，無疑是20世紀台灣偏安思想的唯一繼承者，而且這種維持現狀論還飽含著某種歷史終結論的傾向，彷彿台灣社會已經達到了某種高度完美而無須進化的確幸境界。於是，今天的維持現狀論者甚至連絲毫的改良主義精神都未能繼承。然而，繼承了「台灣高度自治論」的後來人能否在兩岸關係走到決定性關頭的今天，繼續把台灣社會變革的願景鮮明地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呢？在1949年之際的台灣，未能與大陸同時實現社會變革（當時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為變革的目標）的歷史背景之下，假如這樣的願景不能勇敢地向台灣人民提出來、不能向台灣人民許諾「台灣自治」將能帶來台灣社會更進步的發展，以中華民族的完全解放為目標的「台灣高度自治論」，必將無法將自己同形形色色的「維持現狀論」相區隔。假設這樣的區隔不再存在，改良與革命的兩條路線鬥爭，就將在台灣人民最需要求取解放的今天徹底終結。假如二二八對於今日仍將有任何啟示，其啟示也許就在這裡。

• 1.以上史實可參見「台灣人全體的解放」？──對趙剛老師〈「新右派」出現在台灣地平線上了：評吳叡人的《賤民宣言》〉的一點補充。
• 2.以上參見吳克泰回憶錄。

有別於台灣長期以來強調二二八事件是本省人與外省人族群衝突的支配性論述，今年在二二八七十週年時刻，對岸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擴大舉行二二八紀念活動，台灣本地的二二八參與者和政治受難人也現身說法，讓二二八歷史中所隱含的台灣左翼傳統一舉躍上台灣媒體版面。

昨天（2/28）二二八紀念日當天，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行座談會，與會學者和二二八親歷者陳明忠駁斥了輿論中主流的「省籍衝突論」和「皇民造反論」，強調二二八的本質是台灣人民反抗國民黨的貪腐統治的運動，並認為二二八給今人的啟示，是繼續推動社會改革，克服內戰結構，走向兩岸和平的道路。

二二八的本質是國民黨貪腐導致的反抗運動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陳明忠是台中地區武裝反抗國民黨的「二七部隊」突擊隊長1，經歷了二二八的整個過程，他在二二八後加入中共地下黨，並因此成為國民黨白色恐怖下關押21年的政治受難者。陳明忠表示，之所以會爆發二二八事件，是因為國民黨當時難以想像的貪污腐敗、無能，以及自認打贏抗戰的優越感，使台灣人民感覺國民黨部隊就像「土匪」一樣，所以起而反抗。

陳明忠說，以前他都將二二八定性為「官逼民反」，但其實官只是「貪」，「逼」台灣人反抗的是國民黨的「兵」，所以更準確的說法是「兵逼民反」。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曾健民則從更大的歷史背景切入，認為二二八事件背後有幾個結構性因素，一是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光復後經濟的影響，他指出，二二八前兩年台灣還處於日本的戰爭動員體制中，物資、人力和財富被日本瘋狂掠奪，造成光復後的台灣百業蕭條、米糧不足，二二八前夕的米價翻騰，其實是日本殖民體制搜刮台灣物資遺留的後果。

第二個結構性因素是台灣光復後，被整併到相對落後、貪腐、內戰的中國社會中，1946年美國也拉起對抗蘇聯的鐵幕，東西冷戰和國共內戰的「雙戰結構」成形，因此二二八事件並不能脫離冷戰和內戰的影響。曾健民認為，由於大陸的政經局勢同時影響著台灣，加上行政長官公署的接收體制本身存在資源及權力分配的不平等，於是台灣光復後累積下來的結構性矛盾，就在二二八事件中爆發出來。

二二八非「省籍衝突」或「皇民造反」

然而，相對於學者及親歷者對二二八事件基於「國民黨貪污腐敗」、「日本殖民統治」、「內戰／冷戰結構」的分析，二二八在今日更經常被綠營和藍營支持者分別敘述成是「省籍衝突」和「皇民造反」。世新大學客座教授王曉波表示，近年來民進黨和台獨派不斷將二二八事件說成是省籍、族群衝突，企圖為台獨提供正當性，他直言，這是「拜錯了神走錯了廟」，二二八既不是省籍衝突，也和台獨運動無關，其本質是「全中國人民反蔣運動的台灣版」。

王曉波表示，二二八當時確實有本省人打殺外省人的情形發生，但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和民眾團體「台灣民主聯盟」當時發出好幾次「告同胞書」，強力呼籲本省人不要毆打無辜外省人。而大陸民眾也紛紛在國民黨控制區外聲援二二八，例如中共延安三月八日發出廣播，鼓勵發起武裝鬥爭的台灣人民要「堅持到底」，四川人黃榮燦刻下紀錄二二八事件的著名木刻畫《恐怖的檢查》，大陸詩人臧克家也在國民黨21師登陸台灣的同天，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新詩聲援台灣人民：

五十年的黑夜
一旦明了天
五十年的屈辱
一顆熱淚把它洗乾
祖國，你成了一伸手
就可以觸到的母體
不再是只許壓在深心裡的
一點溫暖

五百天
五百天的日子
還沒有過完
祖國，祖國啊！你強迫我們把對你的愛
換上武器和紅血
來表現！

王曉波認為，凡此種種都呈現出當時全中國同胞對台灣人民反蔣鬥爭的同情和支持。青年歷史學者邱士杰也指出，現在很多論述放大解釋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相殘，卻忽略在當時的社會危機中，有更多本省人保護外省人，以及外省人參與二二八運動的事實。例如當時外省籍的台大學生會會長周自強向台灣學生表示，台大的外省籍學生已經準備好，隨時可以投入二二八的戰鬥；在台灣公演的話劇家歐陽予倩也用日語向群眾說，「我們同你們站在一起，完全支持你們的鬥爭」，足證二二八並非省籍／族群衝突。

另一方面，藍營人士為反制綠營紀念二二八，將二二八貶為「皇民造反」，對於這種論述，王曉波不以為然地反問，抗日作家楊逵和台共黨人謝雪紅都是二二八參與者，「難道他們是皇民嗎？」邱士杰也強調，二二八絕非「皇民」和中國人之間的衝突，相反，光復後國民黨政府將台灣人視為被日本奴化的中國人，在台實行錯誤的政治經濟政策，導致民怨沸騰，這才是二二八的主因。

從二二八思考兩岸發展

勞動黨主席吳榮元表示，二二八反映台灣和大陸人民在中國範圍內一同反抗國民黨、反對內戰的歷史，具有正當性跟進步性，然而兩岸至今卻延續民族對峙悲劇，沒有解決內戰結構的問題。吳榮元認為，今天回頭反省二二八歷史必須緊密連結現實，指出台灣未來的道路，終結過往的內戰狀況，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排灣族詩人莫那能則表示，明鄭來到台灣，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後，發生過漳泉械鬥、閩客鬥爭等事件，二二八就像這些事件一樣是「這塊土地上發生的重大事件之一」，而對於原住民而言，二二八與其說是「外省人殺本省人」，不如說是「晚來的外省人殺了早來的外省人」。

莫那能表示，從明鄭、清朝、日據、到光復，原住民在不同歷史時期中，都在政治與經濟上備受宰制。二二八跟戰後內戰延續下來的種種情況密切相關，如果台灣未來再度瀕臨戰爭，原住民絕對會遭受到最大的危機，看到敘利亞等戰亂和歐洲難民的狀況，讓他思索「台灣人需要戰爭嗎？」如今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強盛的時期，放棄對抗，選擇和大陸攜手合作、參與大陸的發展，應該是台灣思考未來的方向。

• 1.根據陳明忠口述，「突擊隊」二七部隊在1947年3月15日當晚，為突襲進駐日月潭涵碧樓的國軍而臨時編製的，原名是日語的「決死隊」。

美國最近將伊朗放入觀察名單中。國家安全顧問麥可‧弗林（Michael T. Flynn）表示：「川普政府將不再容忍伊朗對我們利益的威脅。無視伊朗對美國和全球社群充滿敵意跟挑釁行動的日子已經結束了。」

這種敵對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1的危險說法，有賴於美國媒體和公眾接受了一再重複被提起的三個「事實」，並以此合理化美國的侵略。美國所散佈的這些「事實」應當受質疑，雖然這些「事實」被重複傳誦超過了赫胥黎的62,400次2。它們起源於伊朗是擴張主義者，美國採取理性行動，而伊斯蘭共和國是邪惡的虛幻想像。

美國已故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的經典案例，讓美國官員認識到他們需要長期掌握「事實」。麥克納馬拉在1968年從美國政府離職，他保留了他從工作中學到的教訓。在他1995年出版的回憶錄中，他紀錄了11個教訓。雖然它們全部都跟今日有關，但其中一個特別跟當前美國的心態有關。這種心態設計了將近20年持續不斷的戰爭，以及現在預告將和伊朗發生的衝突。

「我們的判斷，」麥克納馬拉說。「什麼是其他人或其他國家的最大利益，應該被放到國際性的論壇上進行討論。神並沒有給予我們權力將每個國家塑造成我們所選擇的形象。」

如果美國希望透過和伊朗的外交工作以避免戰爭，對於這些美國所提的事實上，就必須考慮麥克納馬拉的說法。

「事實」一：伊朗是擴張主義者

雖然經常被描述為擴張主義者，但實際上伊朗自從16世紀的薩法維帝國（Safavid Empire）之後就沒有再對外擴張其版圖。但這並沒有阻止歷任美國總統將伊朗虛構成危險的擴張主義國家。

美國總統布希將伊朗歸類為「邪惡軸心」（Axis of Evil）之一。而歐巴馬總統則是威脅如果伊朗違反2015年的核子協議，美國可能採取任何行動。這些都是很明顯的例子，顯示了美國採取積極反制伊朗擴張的行動。然而現任總統川普更將緊張程度提昇，他說：「伊朗正在玩火」而「他們並不感激歐巴馬總統過去對他們的寬大仁慈。這不是我的作風！」

這類的說法可能讓美國公眾相信問題的根源是伊朗1979年的革命，而不是因為美國支持殘暴的巴列維王朝統治者禮薩‧沙阿（Reza Shah）。但對於許多生長在伊朗的人來說，這種說法不過是戰爭前的威脅。

「事實」二：美國是理性的，而伊朗是極端份子

「極端份子」這個詞經常被拿來形容伊朗的立場。這個不常被認真分析的詞彙，被認為著有著極度反美和不文明的性質。當美國媒體和行政官員指稱那些難民，那些來自於美國所造成的、不穩定中東國家的難民將滲透和破壞西方文明時，這種說法具有更多的象徵意義。相當程度上斷言伊朗的目的是要破壞區域的穩定。然而應該是美國，而不是伊朗要對這場危機負責。

這些說法來自於伊朗支持真主黨（Hezbollah）的事實。真主黨是美國國務院表列，同時也是在黎巴嫩經營最成功的恐怖組織，他們甚至在議會內有議員席次。另一方面，美國支持以色列、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卻能夠被毫無批評地接受，同時在美國的媒體上也不會被標記為「極端」。儘管簡單地檢視這三個美國盟國在恐怖主義、人權紀錄和違反國際法方面的表現，都能得到可觀的「極端主義」證據。

甚至，如果有人將美國自2001年起發動的「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中，生命及財產的損失加總起來，也將會得到一個關於「極端的」美國政策的有力案例。

對抗這一現實所需要的「雙重標準」或「同時持有兩個相互牴觸的信念，並一併接受他們」的能力，證明了美國媒體和教育制度在「製造共識」方面的成功。

「事實」三：伊朗是中東的邪惡化身

美國政府和媒體懷疑並指稱伊朗將干涉其鄰國伊拉克或阿富汗的事務。

即便美國保留了自己「重塑」整個區域的權利，這些說法也不是在諷刺。事實上，被美國軍隊三面包圍（伊拉克、阿富汗和波斯灣）的伊朗可能會感受到美國打算使用武力而不是外交手段的威脅。這樣的狀況很少被認為是伊斯蘭共和國進一步探索其國家利益和追求生存的方法。

此外，作為自以色列之後，中東地區第二個民主國家。伊朗和美國所結盟的埃及、沙烏地阿拉伯相比，反而更接近美國的自治模式。而身為什葉派穆斯林（Shiite Muslims），伊朗是遜尼派（Sunni）團體的對頭，例如ISIS和蓋達組織（Al-Qaeda）。然而，伊朗是邪惡化身的想法，卻阻礙了任何外交對話和戰略合作。 

挑戰這些事實

期待美國政府和媒體一夜之間改變並挑戰這些「事實」的想法太不切實際。它們緊密地鑲嵌在我們的教育系統，編織成我們的歷史敘事，並且以巧妙的方式流傳。然後日復一日地提醒我們，並滲透進我們的新聞報導和娛樂產品當中。

然而，我們可以試著啟動對話，以挑戰這三個「事實」。如果我們開始這樣的討論，可能會迫使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捫心自問美國對伊朗的外交政策會導致和平還是戰爭。這將重新檢視我們如何看待和討論伊朗、我們自己、還有我們盟友的真相。

• 1.泛指以伊斯蘭教為國教，並奉行伊斯蘭律法，並採取共和制的國家。目前全球有五個伊斯蘭共和國，分別是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茅利塔尼亞跟甘比亞。
• 2.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所著的經典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操作睡眠學習的主角伯納德主張，一種說法只要不斷重複被灌輸，62,400次之後就成了真理。

社福團體帶頭說出全台灣老闆們的心聲！

台灣社會福利總盟、台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勵馨基金會等社福團體今天（3/3）上午聯合召開記者會，指出社福產業長期與《勞動基準法》衝突，工時限定過於嚴格，讓社福團體在人力應用上面臨困境。立委吳玉琴表示《勞基法》訂定的設計是針對製作物品的工廠工人，但是社福團體是照顧身為「人」的弱勢族群，不是製作物品，所以《勞基法》這件衣服穿起來後一直不合身，處處卡住。她強調沒有社福團體願意違法或苛刻員工，因為「員工是我們的資產」，但社福團體更大的使命是照顧弱勢者，不能讓弱勢者權益受損，呼籲衛福部與勞動部協調替社福團體解套。

老人福利機構協會：一例一休衝擊社福

一例一休制度上路至今已產生多起爭議，不僅有商家借機喊漲，便利商店提出週末不營業等要脅，更曾有電子業大廠逼勞工簽署「調整薪資結構」同意書。今天記者會上，社福機構經營者則出面控訴《勞基法》的限制，一例一休後讓機構「動輒違法」、衝擊很大。台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理事長賴添福表示，一例一休通過後，社福機構人事成本增加，部分機構原來「配備比」（照護人力與照護人數的比例）符合標準，變成必須增加人力，但市場上人力已經不足，只能讓服務萎縮，可能導致很多人沒法受到照顧，被排除在照顧範圍外。

此外，賴添福表示，社福機構存在法規競合問題，同時要符合社福法規，又要符合勞動法規，當兩個法規存在矛盾時，往往讓機構「一不小心就違法」。

賴添福舉例，《老人福利法》規定老人照顧必須24小時隨時保持照顧人力，因此護理人員是連續性上班。然而《勞基法》35條規定，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就必須休息30分鐘。賴添福說，如果讓護理人員休息，這30分鐘的空檔就會違反《老人福利法》中維持一人人力的要求，如果不給休息又會違反《勞基法》，「深夜12點另外找護理墊班也不可能...。」指法規存在矛盾，呼籲衛福部、勞動部應協調如何解套。

賴添福還表示，社福基金會、社福機構、社福救助院所、社福服務業等四個單位，機構內人員不分職業一律適用《勞基法》30-1條（四周變形工時），然而，除了這四種單位外，還有很多社福團體是依據《人民團體法》成立的，例如合作社、協會，同樣提供社會福利服務工作，但卻不適用30-1條，呼籲應修法一體適用。

生輔員就像孩子父母 不能說下班就下班 12h工時限制太嚴

勵馨基金會行政處處長曾孟儀表示，勵馨提供的兒少安置服務是「類家庭式照顧」，直呼「12小時的工時限制，很困擾！」

曾孟儀說，在家庭式安置中，生輔員（生活輔導員）就像是孩子的父母一樣提供陪伴，「父母很難說時間到就要下班」。她舉例，有時候工作人員排早班，下班時間是五點半，幫孩子準備晚餐後，就要準備下班。然而，對孩子而言，生輔員是親人、家人關係，孩子六點吃飯，生輔員卻沒辦法陪孩子一起吃飯，因為一陪，就計入工時，遇到勞檢就是違法。曾孟儀批評工時限制破壞了「類家庭式兒少安置機構的核心價值」。

吳玉琴補充，「類家庭式照顧」跟工廠不一樣，因為「孩子需要的是照顧跟陪伴」，如果可以「做一休一」，今天工作超過16小時，隔天休一天，晚上就能陪孩子睡覺，但目前法規卻不允許，工時上限就是12小時。

曾孟儀強調，目前工作人員由於卡到限制，經常需要每天不斷頻繁排班，「變成有點像台鐵，排出來雖然是合法，但卻是花花班，並不符合人性需求。」然而，有別於台鐵產業工會一直以來高呼台鐵「補足人力」的訴求，曾孟儀提出的建議是，《勞基法》應該多設想個別行業的需求與特性，要有彈性處理。

社福總盟：讓社工七休一 例假日無法培訓

台灣社會福利總盟理事長陳節如表示，去年（2016）行政院廢止內政部的「台內勞字第398001號函釋」，讓勞工不得連續工作超過六日，以往還可以透過勞資協商調整排班，現在不行，非常缺乏彈性。陳節如表示，社福團體舉凡組訓、營隊、會議、研習活動，還有對外宣導工作，都必需在例假日實施；但實施七休一後，「對組織業務造成困擾」。她呼籲應該修法讓社福團體一體適用《勞基法》30-1條，讓假日活動與勞工加班更有彈性，同時保證社福團體一定會跟勞工協調，「不會忽略勞動者權益」。

吳玉琴表示，照顧工作很特別，像是孩子有依賴性、老人照顧往往會「拖一下」，在這些照顧工作的特性下，「碰到工時有時延長，怎麼辦？總不能把老人丟著就跑掉。」她希望衛福部跟勞動部坐下來協調，解決困境。目前的法規綁太緊，已經導致機構在人力應用上陷入困境。

文／張智琦（苦勞網記者）

自從去年八月加入苦勞網的編採團隊後，我在苦勞網工作也超過半年時間了。這半年來自認還有很多需要努力和加強的地方，不過總的來說，我和苦勞網的夥伴們也協力完成了一些不錯的報導、評論和論壇活動。

追溯起來，我和苦勞網的緣分是從就讀大學新聞系開始，那時對新聞工作充滿了理想，深信媒體應負起改造社會的責任，因而對主流媒體愈趨淺碟化的報導以及商業化的環境感到失望，相對的，一些非主流、特別是帶有批判精神的獨立媒體，如台灣立報和苦勞網，格外引起我的注目。

也因為對另類媒體懷有期待，大學四年級時，我選擇到苦勞網實習。還記得第一次踏進苦勞網位於衡陽路的舊工作站時，對苦勞網的直觀感受，就像是來到一個「無政府主義小窩」。後來發現，這個詞不僅能夠形容那間辦公室的侷促、簡陋、髒亂、充滿旗幟和貼紙的奇妙空間，用來描述苦勞網不同於傳統媒體的運作模式，亦即接近某種「去中心化」、「去科層化」的組織及工作型態，也十分貼切。

我當時在實習後的報告中是這麼寫的：

苦勞網沒有固定的辦公桌，主編每天上工時坐的位置純粹看當天心情，甚至還可以挑選自己想坐的椅子，這反映它沒有傳統新聞組織的科層化制度：由下對上、分層負責，也沒有一套新聞室控制的規範（所以開會可以很無厘頭，審稿可以直接溝通）。在這裡，每個成員都是基層，也都是獨立自主的工作者；這樣的工作場域，或許整體生產力不大，卻讓空間裡的人的創造力不會被抑制……。

也許我的觀察並不完全準確，但那是2011年的苦勞網給予我最深刻的印象之一。當我五年後從研究所畢業，正式成為苦勞網的一員時，苦勞網的辦公室早已遷至杭州南路，空間變得寬敞明亮，正職人員也都有了自己的辦公桌，不過整個媒體的組織及工作型態，可以說仍然是沒有上下級關係的、扁平化的存在，每個成員也都充滿了「獨立自主性」以及「創造力」。

不一樣似乎的是，當顥中和逸婷來找我加入苦勞網時，我們都有意識地想要組成一個更具有集體共識的團隊。

左翼的、朝向社會主義的共識

不過，這個「共識」究竟是什麼？去年12月時，苦勞網現任的六位成員曾經召開一次「共識營」，大致確立了「左翼」和「性權酷兒」是苦勞網核心關切的兩條軸線，我當時提出，這兩者其實應該是可以涵括在一個更大的「社會主義」理念和實踐之下的。然而，由於共識營後來聚焦在如何推出募款計畫以維繫苦勞網的存續，我們並沒有對此進行更深入的對話。

即便如此，在每周例行的編採會議的討論中，成員之間也的確形成了某種心照不宣的、「左翼的」共識，這樣的共識，也反映在各成員近月來執筆的捐款徵信文中。如果借用顥中的話來說，是這樣的：我們「除了持續貼身關注台灣的社運以外，更希望把工作重心轉往內在於歷史當中的左翼話語的重建。」

用逸婷的話來說是：「我們戮力於發展帶有批判視野的報導方式，我們的議題設定，來自於全體成員共同的每日思辨與提問：如何讓各種階級、種族、勞動階層、性／別的人，過得更好？」

用宗坤的話來說則是：「共同的問題意識都是如何能讓我們繼續從社運的未盡之路向前行，保有回應政治現實的能力，同時又能逐步展開不同於主流的深度觀點，對運動的團結、或是身處在實踐的直覺位置上的思考盲點，提出切實的建議。」

而假如用我自己的話來表述，大概是：我們同樣都對「左翼」，或者說社會主義的理論、實踐及歷史經驗感興趣，而且嘗試以此分析時事議題、介入社會及政治現實，進而思索社運的出路。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左翼的、站在勞工階級的立場，今年初以來我們持續追蹤復興航空大量解僱案、台鐵產業工會爭取合理休假的抗爭、華航空服員及國道收費員抗議協議跳票的鬥爭，也關注客運、物流、清潔隊等各行各業的勞資糾紛，乃至於外籍移工在台灣備受剝削和法律壓迫的處境。此外，我們也撰寫了「2016勞動議題回顧」系列文章，對於非典型勞動、青年打工族、工會組織、職災與工時鬥爭的現況，進行了全面而細緻的整理。

左翼運動有賴於進步的歷史觀和世界觀作為基礎，所以在台灣最重要的左翼作家陳映真逝世後，我們推出了「紀念陳映真」專題，探討陳映真的思想和文學的價值；在台灣社會因「高中生扮納粹」和「《灣生回家》作者身分造假」等爭議而喧嚷不休時，我們和新國際合作舉辦論壇「反思歷史虛無主義下的台灣」；在前美國總統歐巴馬下台之際，我們從第三世界的角度檢討「LGBT議題」如何成為美國維繫霸權的政治工具；而當台灣各黨派因適逢「二二八70周年」而爭鋒相對時，我們也透過報導和專文評論，呈現了苦勞網對二二八事件的觀點。

歷史無疑是重要的，因為現實的問題往往聯繫著過去的歷史，而未來的出路也經常蘊含在人們創造的歷史中。歷史地來看，台灣現今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結構的問題，很多方面都源於日本殖民統治以及戰後美國干預下的冷戰與內戰體制的遺留，導致台灣的現狀難以擺脫帝國主義的支配；然而，台灣社會的統獨矛盾、階級矛盾的解決，其實也可以在日據時代以至國民黨五○年代白色恐怖肅清前的左翼歷史──這段幾遭湮滅和遺忘的台灣人民反帝、反殖、爭取社會主義的歷史中窺見答案。

連結歷史是為了走向更好的未來，我們期許自己能夠承繼過去斷裂的左翼傳統，在紀錄當前的社運抗爭的同時，也能不斷回頭汲取前人的思想資源，開拓出更具有歷史縱深和政治前瞻性的專題報導和評論，而要達成這些目標，有賴於你的持續募款支持。

距上次大量解雇協商近兩個月後，復興航空勞資今日（3/3）第七度召開《大解法》協商會議，然而，興航資方仍拒絕接受主席提出的資遣方案，也不願發給勞動部之前認定興航應依法給付員工從預告解散到公告解散期間的兩個月工資，興航企業工會理事吳崇華痛批，協商不只沒有進展，反而還「後退」！

興航第七次《大解法》協商會議原定今年一月召開，卻因資方兩度缺席而延期，今日上午，十多名興航工會會員在會前舉行記者會，呼籲資方代表拿出誠意對談。興航企業工會副理事長龐閔憶不滿地說，興航擺明想打拖延戰，政府卻沒有站在勞工這方，而是配合資方拖延。她指出，去年（2016）十二月，勞動部已經函示要求興航資方，應依法給付員工至公告解散（1/22）前的兩個月工資，但興航資方現在還是沒有付給員工這筆錢，龐閔憶質疑在興航勞資爭議中「到底政府在哪？」

吳崇華說，今天談判的訴求包含：要求資方發放積欠員工的兩個月工資，以及協商會議主席建議的「加發1.5個月薪資＋工會會員每人10萬元的行政費用」的資遣方案，並主張興航應退還最後兩個月從員工薪水中扣繳的職工福利金。

然而，這三個訴求最後通通落空。吳崇華轉述，資方代表正針對兩個月的法定工資的訴求，向勞動部申請新的函示，總之就是不願依《大解法》給付這兩個月的工資，即使先前股東會曾說會依法撥款1.45億到員工薪資專用的信託基金，但現在「不發就是不發」，完全沒有兌現承諾。

針對主席建議的資遣方案，吳崇華無奈地說，資方代表也表示無法達成，即使主席後來又提出「資方依法發放兩個月工資外，每位員工再加發兩萬元慰問金」的新方案，資方代表也只說會帶回去給清算人決定；至於退還職福金的訴求，資方同樣說要回去再商量。

龐閔憶表示，從去年十一月工會抗爭到現在，很多興航員工因為遲遲沒有拿到法定工資而備受消磨，無法靜下心來好好找工作。她呼籲資方盡快允諾法定工資的發給時間。吳崇華則表示，若興航繼續擺爛，之後可能會申請工資墊償基金，要求國家先把興航積欠的工資付給員工。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的分組會議於上週陸續召開，然而自參與名單公布以來，大大小小爭議不斷，從名單選取被質疑黑箱、議題設定早有腹案、組別分配讓相關人士不滿，與會議進行因怕爭議，所以不直播等等。司改國是會議目的是要掃除司法黑箱，但是一場如此重要的國政會議，目前眾多爭議也顯現由蔡英文總統親任召集人的司改會議，其實是表面開放、實質黑箱，反映蔡政府本身就是需要被改革的對象。

請鬼拿藥單的司改國是會議

在司改會議的眾多爭議中，值得關注的一點，是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被推薦擔任委員。部分媒體為紀惠容抱不平，認為按其長期從事被害人保護的經歷，應該是被分在「保護被害人與弱勢者的司法」的第一組，而非於今日上午召開會議的第五組「維護社會安全的司法」。然而，若放入婦運的歷史脈絡來看，勵馨紀惠容本身才是應被改革的對象。勵馨基金會是長年以國家法律作為主要戰場的倡導者，搭上解嚴後反國民黨新興社會力量風潮，隨著時勢使用特定社會脈絡中，對於性的社會焦慮與動能來操作議題，並以立法與修法倡導等方式進入國家體制、建置制度。

勵馨以民間團體之姿，與藍綠政治人物建立的夥伴關係，分享了國家部分的治理權力，並享受龐大資源，透過立法與修法建置相關專業體制、承攬大量公部門相關業務，已是現存體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原本這種民間與國家的夥伴關係是台灣民主進步的表現，但是勵馨沒有使用這個新獲得的權力來進行根本改革，卻藉由各式立法推動「性保護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出現了許多的問題與不義。

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是，勵馨推動的兒少條例立法與後續修法，以及紀惠容鮮明的反性交易合法化立場，實際上是以兒少保護之名包裹這種意識形態，藉以打壓成人性交易、性自主空間。更嚴重的是，這種路線完全忽略了台灣社會階級壓迫的現實，是以「保護」之名，行壓迫底層邊緣性工作者之實。因此，紀惠容並不是分錯組的問題，而是她根本就不應被選任為代表改革意義的司改委員，因為紀惠容本身就是該被改革的對象。

兒少條例的大刀下，弱勢者血跡斑斑

勵馨基金會是以「反雛妓運動」起家，更是日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現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立法的重要推手。法案起草時原名為《雛妓防治法》，是有明確的對象（未成年）及行為（性交易）要防治。然而，立法通過的版本卻擴大為，只要讓未滿18歲之兒童及少年，可能在任何管道接觸到色情資訊，或與未成年發生任何性接觸的成人，都以《刑法》入罪。這樣做，就是把打擊面直接由兒少性交易，擴張到對於性的全面管制。對於未成年人的性要如何對待，這是一個值得嚴肅認真討論的議題，但是像勵馨這樣直接就把問題刑事化，是非常不妥當的做法。

1999年兒少條例的修法，更是順著潮流地納入「電腦網路」為管制對象。這樣的修改無疑是為了因應性觀念日漸開放、性的公私界線模糊的社會中，對無遠弗屆的網路世界所夾帶的各種色情資訊，所進行的全面防堵。主導修法的勵馨與兒少團體，成功地擾動了現下社會中忙於工作的中產階級父母，擔心因為網路資訊太開放，對下一代的性價值觀會有不良影響的集體社會焦慮，並且給了一個非常速食的政治解方，好像有了兒少條例就是萬靈丹。

她們當初藉「雛妓防治」擴大為「兒少性保護」的意圖就算是良善的，但是實際上卻是結合國家體制力量來管制性，並用《刑法》重罰來確保兒少純淨環境的絕對化，已經明顯是過度保護了。更別說這套法連成人間的性自主空間也要干預，一併納入了管制與打壓的範圍。在成人間尋求雙方合意的性／情慾互動網絡中，涉及最底層弱勢的群體，包含性資源匱乏的弱勢性消費者（獨居老人 、重度身心障礙者等），以及以賣淫維生的底層階級性勞動者，這些弱勢者也一併被打壓。

假宗教性潔癖，全面管制性的階級盲點

在兒少條例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兒少29條」（新法40條）：「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此法條是藉保護兒少之名，以刑罰全面封殺所有足以「暗示」性交易「之虞」的訊息（即使是成人性交易），因此，成年性工作者要尋找消費者，或成年性消費者想尋求性交易，皆會觸犯本法處以刑罰。過往也已有數以萬計的「兒少惡法冤案受害者」遭受法辦，其中三分之一根本罪證不足，以不起訴處理；三分之一案情輕微，被判決緩起訴；三分之一則遭到有罪判決。這樣的數據已足以說明勵馨製造的後果，不僅是浪費司法行政資源，忽略階級壓迫的同時，勵馨自己也成為弱勢階級的壓迫者！

在性交易全面非法下，中高齡的貧窮流鶯從娼維生，因為競爭激烈，站街已站不到客人，在苦無沒通路的情況下轉往網路，2015年台北老貧流鶯MIKO就是因為如此遭兒少29條起訴，明明是歹命卻被當歹人！同樣是成人性工作者使用網路作為通路，卻被移送檢方的還有因家暴分居，從娼賺取小孩生活費的中國移民個體戶性工作者、原先從事補教業，卻因少子化無以為繼而從事性交易的男同志個體戶性工作者，已有太多案例證實這條惡法，害到的都是相對弱勢與貧窮的性工作者。更別提還有一堆約炮或尋求性交易訊息的成人，因為不技巧嫻熟或不知如何規避風險，就被警方釣魚進而移送的「受害者」。

談什麼改革：宣稱保護弱勢，實際卻是踩過弱勢

紀惠容是眾所皆知反性交易合法化的大將，不管是在1997年陳水扁廢公娼時最終「支持廢娼轉業」的立場、2011年《社會秩序維護法》修法時「力推罰嫖」、推動立法的兒少條例也不斷打壓成人性交易的空間，再再顯現紀惠容的意識形態，對性交易隱含的預設為男性的本質就是壓迫女性，表面正義凜然，立法宣稱要保護弱勢者，實際上卻是硬生生把弱勢者踩過去，用保護兒少與婦女的大旗扼殺了他人的自立與生存空間。

兒少條例立法通過後兩年的1997年，時任台北市長陳水扁為因應台北市新興中產階級的乾淨化與仕紳化，大力掃黃並倉促廢除公娼，引發近兩年的公娼抗爭。當時，公娼們要求陳水扁緩衝兩年，並面對公眾表達她們是自願從娼的，然而陳水扁仍執意廢娼並輔導轉業，紀惠容在當時公娼存廢的爭議中，最終就是支持廢娼轉業立場。自始自終，紀惠容是深信嫖妓的本質就是嫖客欺壓娼妓，認為全部的娼妓都是需要「被保護」的受壓迫者、受害者，卻一再迴避性工作者「要保障工作權」的訴求，不願面對女人自主求生的主體與動能，執意要把這種「保護受害者」的邏輯強加到所有性工作者身上。進一步來說，紀惠容骨子裡就是不認同女人以從娼解決貧窮問題，堅持反對性工作與性產業合法管理，然而卻提不出其他有效解決娼妓貧窮問題的對案。這種思維實際上就是主張以法律嚴打性交易，卻完全無視於不因此被消滅的性勞動者，反而落入風險更高的非法處境中。

無獨有偶，這樣的思維亦反映在2011年《社維法》修法時，由黃淑英立委提出的「罰嫖」修法提案，勵馨與婦援會就是這個提案背後的推動者。那性工作者怎麼看罰嫖的政策呢？應召小姐小麗就曾分享過：「碰到一個客人，進門後一直不動作，我問他怎麼啦？他才怯生生的問我說，小姐，我如果對妳（性交易），是不是侵犯了妳？」小麗說，她一聽到這問題，就覺得這男人一定是被罰嫖言論給洗腦了......。「我跟他說，先生，你既沒有強迫我，也沒有傷害我，付錢找性服務並不是侵犯、也沒有剝削可言。」「相反的，如果你覺得嫖就是剝削，不管是罰嫖還是罰娼，為了生存我都要躲警察，沒法得到保護，沒法正大光明使用保險套（因為會成為證物），那才是讓我沒尊嚴。」其實，很清楚的是，罰嫖就是等於直接罰娼，一來是貧窮處境更艱難，二來是為了不讓客人受罰，小姐為了生存就需要以更隱密的方式接客，或依靠第三方的保護。當制度致使性勞動者必須更仰賴外援掩護才能生存，難道不是更增加被剝削的風險嗎？

綜合以上，可見紀惠容就是假正義化身，以保護兒少之名，實際上是全面嚴密的性管控；以遏止雛妓為名，卻是打壓成人性交易、性工作者的生存與勞動空間。紀惠容一路以來基於反性工作立場而推動的立法修法，所導致的罪罰化，都是讓原本因為貧窮而從娼的性工作者，處境更加艱困。貧窮問題固然是需要解決的結構之惡，然而性交易地下化數十年，罪罰化根本無法解決貧窮。紀惠容開口閉口為弱勢者受害者著想，實際上卻是助紂為虐，讓原本已經夠糟的司法體系更加緊縮，更壓迫弱勢者！所以，像紀惠容這樣的立法修法推動者，當然一點都不配當司法改革的委員，更別提是「保護被害人與弱勢者的司法」的第一組，當自己立出來的法都是在打壓弱勢生存，有什麼資格再談為弱勢者改革？

回到司改國是會議本身，從蔡政府籌備過程的黑箱爭議，以及延攬了本身就早已是體制的一部分，而該被改革的勵馨執行長紀惠容作為委員，已反映出蔡政府與紀惠容的本質相同，都是藉由國是會議的改革進步形象，不謀而合地在鞏固既得利益的體制，根本就是臭味相投。別搞錯，蔡政府與勵馨紀惠容才是該被改革的對象！

記憶裡灰頭土臉、滿身臭汗與泥灰的工人形象，在過去只存在於父母殷切告知、絕勿成為的「做工」想像裡，那是不努力又自我放棄的人才會跌進的都市底層；要不然就只是社運抗爭中匆匆一瞥的衰老與殘敗身體。與我同輩的「年輕知識份子」，絕少想像過生命得那麼「狼狽」，更難以想像「失足」的可能。直到讀了《做工的人》，營造業工人在我心目中才擺脫社會學或勞動經濟學上的「勞動主體」、「人的類屬」或「統計數字」，落實成活生生、卻也血淋淋的人生。

書中一篇篇文章，將底層人生顯影、定影、晾曬、呈現。雖然故事委身於紙上，歷經一番細心修整，在書中仍洋溢著活力，頑強地抵禦著殘酷現實的洪流。唯有見證了物質匱乏所造成的個人苦難，並抱持深刻的同情與理解，才能夠如實地寫下這樣的文字。林立青的作品，證明了增進對社會理解的優異著作，並非只有專業作家或學者才能完成，他敏銳觀察並描寫營造業勞動現場的人際互動，更觸及了工人們與其他勞動者的來往、工人們的「哲學」與世界觀，必然能夠在台灣工人文學譜系裡記下豪邁的一筆。

看見底層

跟著林立青的視線，我們暫時摘下「成功學」的眼鏡，從自己的階級身份「離魂」，看見了過去被認為是「人生失敗組」的工地工人，被教育體系放棄、愛面子但又率直的「八嘎囧」世代，被持續逐出工地的「拾荒者」，屢被種族歧視的移工，勞動身體已經不堪「使用」的「看板人」，居住破落城鄉交界的「小吃店小姐」，乃至於專業不被尊重、被良家婦女與女權份子瞧不起的「茶室姐妹」。這些「做工的人」們懷揣生命旅途的茫然與苦澀，或以漂亮的機車傍身，或以檳榔跟手搖飲料度過眼花炎熱的夏日，或是在伴唱小吃部、萬華茶室裡醉一回，這些暫時的逸樂，掩飾不住幾近難堪的經濟與勞動條件。總結起來，這些人物成為了國家經濟發展與產業轉型的高光之下，為主流價值觀所不容不見的「底層」。

然而「離魂」始終不是「附體」，每個人的起點都不一樣。當代社會是個「勞心勞動」與「勞力勞動」二分的世界，社會上包含我在內的多數人，不全都是營造業工人。對於生活在都市與學院已久的我來說，看著自己的物質基礎與立足點，實在找不到一種堪稱「安全」的閱讀視角，能夠放心讀完整本書。身為大學生，總是在窗明几淨、冬暖夏涼，坐久了還會嫌屁股疼的教室上課；休閒娛樂則是跑跑學校圖書館借書，或到文青咖啡廳裡讀書發懶敲鍵盤，顯然與想像中「危險」又「骯髒」的施工現場大不相同。雖然記者的工作也有勞動的難處，例如超時又彈性的過度勞動、偶爾出現的「即時」壓力，但始終不能與體力勞動平整地對齊；奔波於各種新聞線索間，記者也可能在勞動異化中日漸麻木，踏入「旁觀他人之痛苦」的誤區。

這也就是讓我不安的來源：仰仗隨時可以抽身的觀看距離，在享受公共建設營造工人的勞動成果之餘，愜意地展開白淨書頁，包含我在內的讀者就能開始對營造業工人的人生選擇品頭論足，帶著憐憫的眼神，有條理地解讀並詮釋「底層」的結構性困境，更甚則是先設定了「僵固不動」的底層，接著再投注無止盡的同情、或者轉入消沉，遁入虛無：「哇，這個好可憐」、「現實人生就是如此」、「快快逃離鬼島吧」。這種帶著距離與浪漫想像的閱讀姿態，不只與事實不符，更幾乎是強迫底層的他者，承擔整個社會同情與失落的眼光。

主流媒體再現工人時，以讀者們的偏好為基礎，更傾向於展現「距離帶來的美感」，對於工人的勞動條件與勞動現場要不是極端的同情，要不就是過分的浪漫化，但同樣都不重視實際情況。例如書中批判《商業周刊》扭曲事實，謊稱「泥水工週薪十萬，比教授還多三倍」，林立青和泥作師傅阿文以現場的實作經驗一語道破，這些媒體「只能在自己的世界裡，看著自己所要的內容」（〈隔閡〉）；然而新書出版以前，《商業周刊》卻以〈一入行就註定活不過70歲，帶著盲眼爛肺離世的電焊工...你看不見的台灣底層勞動者〉為標題，轉載了書中正直駁斥「抓捕逃跑外勞」政策的〈工地外勞〉，為文章安上一個充滿底層「悲情」情懷，但與內文徹底無關的標題。如果《商業周刊》能夠如此輕易地收編對其自身的批判，不禁讓人擔憂：到底社會大眾是如何解讀《做工的人》呢？

或許有跟我一樣心焦的讀者，看著一則則駛向崩壞的事件與敘事，急切地提問：「我們該怎麼辦呢？」從書寫裡似乎能推敲出模糊的答案。對於觸目所及的底層，林立青不忍地寫道：「無論怎麼做，社會的正義還是針對性地選擇對象——要嘛最弱最窮，能得到知識份子關注；要嘛最冤最錯，能引起政治鬥爭；或者最兇最惡，來支持我們的現有司法，繼續掩蓋我們的社會殘酷」（〈進修部〉）；「『團結抵抗慣老闆』，在社會最底層完全無法奏效，因為沒有人站在他們身邊。他們不可能團結，因為每個人都只能求著可以在今天領到自己的那一份錢」（〈看板人〉）。

〈罰單〉一文則呈現國家公權力對工人的擠壓，林立青的筆鋒繞過直接進行處分的基層員警，直指後方指指點點的官員，再揭穿社會對「工人可見的特徵」和「警察的職能」的偏見。此處的觀點已經初具「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不只指向個人，更從個人向上連結到集體、社會與文化結構，意識到問題並不只是發生在當下眼前的個人層次；文中，我們更看到社會上的小人物在極為特定、有限又突如其來的壓迫之下，暫時組合成義憤的群眾，凝聚出集體對抗官僚無理作為的力量，這些種種都突出了底層生活中的反叛微光。

然而，或許是對工人團結反抗的可能性感到悲觀，林立青時常在文章最後，把群眾原先飽滿的動能略帶生硬地收束到無力感之中，例如〈罰單〉文末這麼寫道：「一如現實，我們什麼都做不了。天要下雨，官要開單。生而為奴，逆來順受而已」。這段結論雖帶著控訴，卻瀰漫著「見多不怪」的無奈，令人唯恐這種結論可能引導出前述的悲憫與無奈的閱讀角度，使得勞動者與其他不安分的邊緣主體，會因此從「翻攪結構的積極行動者」轉為「人道主義者輕巧地同情的對象」，更加無法翻身。

團結反抗

但底層的位置真的不能改變嗎？其實，細讀《做工的人》可以發現，抗爭的動力早已在文中浮現。〈共體時艱〉寫道，要根治「整體環境的惡劣」，唯有仰賴在集體行動中，一邊建立團結的物質與人力基礎，一邊練習與體驗與他人相處、合作、進攻的感覺。正如林立青意識到的，集體行動與第一線的勞力工人始終緊密關聯，隨著團結的人數、企業與職種日漸膨脹，不同位置與身份的勞動者在組織關係中交會，開始認識各自但也共通的貼身難處。對於最即時的人生困惑與難題、或是短期內勞動條件的改惡，透過集體施力，也能得到緩衝與調適。

儘管就目前的工運勢力圖景來看，對於勞動派遣工、營造移工、專業營造師傅，仍未有充分的組織工作者投入組織，對國家發起勞動條件的改良挑戰，但林立青的書寫正好提醒著有志之士：我們還有下一個戰場，值得大家有力出力，一起努力，摸索實踐與行動的可能性，彌補組織上的缺口與空白。

除此之外，我認為閱讀本書，必須要小心另一個視角，也就是把當代「營造業工人」的經驗，置換或感受成全體「台灣工人」唯一的經驗。除了處在第二級產業部門內的營造業工人之外，我們看到在去年以集體力量站出來抗爭的各類服務業勞工，不論是作為國家物流與人流血脈的空姐、鐵路站務員、貨運司機，或是仍然在學的青年打工族與學生勞動者，從經濟數字上來看，大學生起薪、平均實質薪資、受雇者薪資總額佔國內生產毛額比例等指標，都在逐漸惡化，顯現出「青年貧窮化」的總體趨勢。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勞動彈性化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些服務業勞工的處境也日漸「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除了那些先天就有較好經濟與社會地位的人之外，多半只得依賴低報酬的勞動勉強維生。

這些服務業工人的經驗也全都是當代台灣工人經驗的一環。雖然在書中少數服務業工人與營造業工人交會的時刻，往往都是師傅們因為沾滿汗水與污泥的身體而退讓、不願造成便利商店店員打掃上的困擾（〈便利商店〉），但在這互動之中，我們也看到了某種「基層服務業」與「基層勞工」義氣相挺、一同解決問題的可能。對我而言，青年勞動者參與的職場及其勞動條件，雖不能直接等同於營造業工人惡劣的勞動處境；但是，我們所面對的整體社會環境我們的命運也正在趨於一致，我們所對抗的資方與國家在性質與功能上完全相同，不論好資本家或壞資本家，都只不過是「經濟人格的承擔者」，都以剝削和資本積累為主要任務。我們每個人的勞動身份，將我們聯繫在一起，而這種聯繫不該被輕易懸置。

總而言之，本書拓展了我們對不同生產與勞動過程的眼界，認識到營造與建築勞動對於勞動身體的威脅、以及因此觸發的工人文化，更擴及了工人與社會上其他邊緣他者間的互動關係，完善了我們對於當代勞動者整體圖像的認知。正因林立青的工人書寫如此珍貴，且蘊含著潛力無窮的積極作用，我誠摯推薦在粗獷生猛的文字中，帶著細膩體察與換位思考的《做工的人》。期待社會大眾透過閱讀本書，不只能夠啟發勞權意識，更能將滿懷樸素的正直與同情情緒，轉化為積極參與工會、組織行動、自根柢發起變革的集體政治動能。

    新書書訊：《做工的人》
             作者：林立青
             攝影：賴小路
             出版社：寶瓶文化
             出版日期：2017/02/10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聯經，2017）或許是自1990年代同志運動草創及同志攻佔文學獎熱潮（作者同時也是參與者）的遲來完成，也是見證二十年來的諸多變化，包括社群蓬勃發展、紙媒文學勢微、運動議程（從去汙名、認同、公開遊行成功到爭取婚姻平權）與國族分歧日益明顯的浮現。在追逐點閱刺激的即時新聞（現今生活早已想不起兩週前發生的事，更遑論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同志的過往）及向前爭取體制權利的今天，紛紛出現「向後看」重視歷史的熱潮，不僅是認識未知過往的親切感（原來幾十年前也有同志！），更是藉由對過去以來的線性時間敘事安排來建立現今的主體性。

本書採取歷史分期和議題導向的平衡，即不再以醞釀期、成熟期、沉澱期等發展觀分法，而以文學史慣例每十年內選擇單一重要議題發問，作為該全章貫串。因此意圖不在於點列完備、散落的印象閱讀筆記，而是充滿不斷挑戰定義的思路運動。本書也採取學院內挑戰姿態，一方面不以只著重作品形式美學、內緣研究的新批評，而是強調外緣的讀者參與打造與公共性；另一方面承接張小虹的中文語言創造精神，以生動的個人語言創意將如後結構主義等西方「理論」轉譯為日常白話（如對「主體效果」的解釋），避免了外文系背景往往給人過度搬弄理論而失卻作品討論的印象。同志文學研究，勢必得同時和非文學的同志社群與非同志的文學社群進行雙重對話。它一方面對同志研究的老調旋律（如只尊白先勇、朱天心）進行有意地對反，而以報刊、讀者和通俗小說對各段時期進行更豐富的補充與重構；另一方面也對文學研究已成經典作家的作品（即文學評論界不會有人跳出來說陳若曦、李昂、顧肇森、陳映真不是「文學」的安全牌）內的同性戀效果進行耐心指認。整部研究最精采貢獻是對1960年代（現代主義文學裡的性變態）、1970年代（以女、男分章突顯了男女同性戀小說裡呈現的不同的樣貌）、1980年代（朝望先進美國）及1990年代（愛滋、解嚴、酷兒）的處理。這些章節都以同志研究主旋律為對反或拉開距離的對象（意即，本書不會對已成經典的作品老調重覆），而是更試圖拉出其它文本，與主旋律形成更豐富的補充關係。這幾個章節的處理，有效地使閱讀者進入思辨張力的空間，而非只聽標準答案。

正如單德興〈洞見與不見：淺談書寫臺灣文學史〉指出，文學史書寫因分期、文類、美學、認同等立場不同，不斷異議、修正或重寫是常有的事1。以下我將對此書，提出一些再商榷或討論。

通俗作品的策略性使用

作為讀者的閱讀印象，沿著菁英文學→通俗作品→報刊等文學價值階序，作者對於愈過往時期愈加仰賴報刊及通俗作品（愈多愈好），而愈靠近當今則愈菁英文學（不能太多）。對21世紀後的處理，卻不符合先前章節時期「以通俗包圍菁英以反映各時代多元樣貌」的原則。或許因便於建構敘事的必要之措，但卻呈現了雙重標準。

作者在哪些時代提通俗作家（如光泰、郭良蕙、玄小佛）、在哪些時代則為文學守門人，是視其論述策略而定的。當需要包圍菁英時，通俗就會出場；當文學如瀕危動物般需要被保育時，通俗身影就消失。在前作《正面與背景──台灣同志文學簡史》（2012：101）中，作者提出一個論點，「它們（通俗作家作品）的活路，可能在（學院外）公眾歷史那邊」。然而，作者犯了邏輯謬誤，即是否在大眾市場活躍、與是否被學院評論，並無必然邏輯關連。不能用「你本來就可以去那邊玩」當作「所以我這裡不給你進來」的理由。作者書中有意無意不斷舉BL，儘管作者完全支持BL也納入同志文學的場域（field），也讓人感到作者對BL的焦慮。說到底，儘管本書在美學形式評論的段落不多，但有意無意仍需維持學院評論對（菁英）文學的守門人身份，以及學院與菁英文學間的利益共生。也許十年後的好事者，也會拿月讀、緒慈、killer、田終及鏡水等數十位台灣本土原創BL作家群（也皆紙媒出版）包圍鯨向海、羅毓嘉及林佑軒，拿集合、北極之光作家群（其中不乏持續書寫十年以上、作品十本以上、並曾參與或獲得地方文學獎的作家）包圍陳雪及張亦絢，以作為這個這時代社群呈現的補充吧。

宣稱1950年代斷裂

或許是基於國族立場，作者十分強調1950年代是台灣同志文學的重要斷裂，一方面拉開「台灣」與「中國」（民國五四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距離，一方面省卻對日殖時期台灣的探討。此時代的報刊操作，實在會讓相對熟悉報刊研究者有捏把冷汗之感，這也許不該是文學研究者該冒險跨行的事，也反映這類工作雖已有前人但仍不足備。明眼人一眼即知，只單以《聯合報》恐怕並不是因為訂閱人數最多的代表性（本書內也缺乏實際數據及對《徵信新聞社》《中央日報》創報脈絡之呈現），而是因為「聯合知識庫」是少數完整建構全文搜尋系統的商業報社。顯而易見，只以「同性戀」而未地毯式全面瀏覽，也錯失了那些並未以同性戀命名、但具同性戀情節的社會報導（特別是女同關係）。那些未以「同性戀」一詞命名的例外，往往是歷史解釋（特別是翻譯現代性前後對比）的關鍵。作者恐怕也過於誇大1950年代外電報導的影響力是往後1960年代的先聲2。而作者宣稱由於戰後《聯合報》閱聽人數遠大於日殖時期報刊云云，我認為恐怕忽略了日殖時期和戰後國民政府時期在人口基數上的懸殊變化（約從1940年普查的580萬，至1956年普查的930萬，其中包括1949年前後來台的外省人約120萬3）。不能因為閱聽人數差異，就低估日殖時期台灣報刊的意義。

在宣稱與日殖時期斷裂的同時，恐怕也缺失了「翻譯同性戀」在同東亞發生的至關時刻4，即19世紀歐洲性科學範式於1920年代至二戰前，對民國中國、日本及日殖台灣之三地的跨文化翻譯。在台文或台史研究立場，我認為作者研究恐過於依賴現代中文，而忽略了日殖台灣的「古典漢文－台語（在台閩南語發展）－日文」三者間的跨文化翻譯。站在林實芳及歐洲性科學的理解5，我推測，日殖台灣的「半陰陽」（puànn-iam-iûnn）一詞，可能是歐洲性科學inter-sexuality一詞在日文、漢字及台語間的翻譯創造。歐洲性科學時的inter-sexuality，表現的是生理性別－心理性別－性別表現－性傾向中的任一違異、而尚未作概念區分。這同於日殖台灣報刊及日常台語「半陰陽」的用法，裡面含混了生理上兩性性徵兼具、性別表現行為模糊、或同性間性行為等各種異端情況。國內性別研究，普遍站在美國1969年起二波婦女解放運動、同性戀解放運動的認知起點，而不熟悉對二戰前歐洲（尤其德國）性科學的知識背景。日殖台灣（至少在識字者及知識份子）也非孤立，而是與內地日本及民國中國的思想、文化有所交往。民主思潮、左翼思潮、劉吶鷗、乃至旗袍等時尚文化同步，皆為例子。宣稱台灣同志自戰後國民黨時期才開始，恐錯失了日殖台灣豐富的LGBTI之翻譯現代性時刻6。台灣文學遭遇雙重斷裂（一面因國民黨言論限制而與五四作品斷裂，一面因政權移轉而與日殖時期斷裂）已是老生常談。我們理解與接受因研究限制而暫時以戰後1950年代作為暫時「起點」而非本質「起源」，但作者卻更傾向將1950年代宣稱為台灣同志文學的穩固「起源」。

歷史主義問題

根據作者紀大偉提出的說明，超越主義指偏向側重同志自古以來普世皆然、歷史主義則經由考證強調不同時空的同性戀是不同品種。接續上述，本書的「同志」站在1990年代與同志運動同幅之同志文學浪潮的感覺結構（即作者像參與過而緬懷此時代的老靈魂），並且對21世紀紙媒與文學獎式微風華不再的感嘆。本書是以台灣1990年代品種的「同志」、往後看過往時代裡的文學作品「也有同性戀」、造成以現今去同化過往差異的敘事效果。然而，相對也忽略了台灣1990年代「同志」作為身份認同形式，也並非普世當然、而是歷史特定的偶然，並且有其特殊的知識／權力運作。7本書的基本命題「同志文學是台灣發明」有個策略性取巧，既以1990年代偶然發生的斷裂面來創造台灣特殊性，又回望、同化了自1950年代以降的連續面來敘事化台灣的「綿延」。

作者提及1990年代同志文學獎熱潮，部份肇因於長達38年戒嚴的特殊情境。談論此者眾，但少見分析其社會條件。1976年起舉辦的兩大報文學獎，雖然至1990年代不只這兩家，但文學獎機制的盛開，國民黨具市場操作的軟性收編恐怕不容小覷。與1980年代閨秀文學連結（如張頌聖、邱貴芬指出，閨秀文學紛紛獲獎，部份肇因於將1979年鄉土論戰轉移至無害的溫性保守中產），我認為，1990年代同志題材熱潮是文學市場化的深化與再擴大，既是供解嚴後同性戀主體紛紛演出的舞台、同時也受國民黨－資本主義摸頭收編，也見證後現代不斷尋找更新穎題材的耗竭。1980年代末文壇紛紛呼喊文學已死，妖魔鬼怪、後現代盡出；到了1990年代末，換作以酷兒展演及後設技法獲獎者，呼喊文學已死、必須謹守純文學界線。文學死了多次仍未死透，只是人員更替，吸納與排除照常運作。

女性主義政治局外人

作者作為男性與男同志，對1970年代女同性戀文學的處理中，以郭良蕙《兩種以外的》及玄小佛《圓之外》的女性階級面向8、對反過往只獨尊朱天心《擊壤歌》的校園菁英傾向。固然突顯女性的階級弱勢，但不容易回答一個文學或運動現象的問題：何以1990年代浮現的校園女同志，對1970年代這兩部通俗作品是負面評價？其中不乏涉及美國激進女性主義女同性性戀主義以降（及移植來台）的政治問題，即該作品中的男性化和複製異性戀，是對女同性戀醜化的刻板印象（雖然這些討論到最後往往流於細鎖的意識型態）。既是優點也是缺點，作者完全無涉於這些爭論。

沿續與此相關，為什麼1970年代末的兩部代表作，到1990年代時被徹底遺忘？我認為是政治背景及通俗／菁英的場域改變。推薦紀大偉可以把1980年代報刊搜尋完（反正只搜尋聯合報「同性戀」），1986年左右愛滋時期，疾管局舉辦了數次座談會，邀請專家及藝文人士討論同性戀愛滋問題。那時出席以人道主義、人權論述（同性戀也有人權！）為同性戀發言的，正是白先勇與李昂。我想，何以這兩位是專家、而郭、玄不是，和兩位擁有的文化資本及教職位置有關。郭、玄兩部作品，當時皆只在甫剛創刊的《時報周刊》上連載──這如同駱以軍在《壹周刊》寫專欄一般，是被學院派嗤之以鼻的。1970年代是台灣解嚴前的一段經濟富庶、民間多樣性別呈現而頗具社會力的時期，被戛然中止，我認為和1979年美麗島事件有關，造成通俗力的噤聲，只剩具菁英資本者得以突破。

漫不經心的21世紀

第六章談21世紀，雖然掌握以紙媒影響力大不如前、液態現代性等，但挑選之四個小節（詩、長篇小說、跨性別、原住民）無法與此章主線「液態現代性」結合，讓人有只是點名閱讀筆記之感。用作者自己的話說，理論化尚顯不足。列舉的長篇小說也未見指出其形式內容與液態現代性之具體關連（比如張亦絢《愛的不久時》非關係內性愛，或陳雪《迷宮中的戀人》的網路一夜情，比較具體扣連）。隨便又把跨性別塞進讚頌液態，實在又重覆了把跨性別直接等同後現代、性別跨越等老調及錯誤。或許後兩小節是為了突顯弱勢群體、多元才放的。民族主義將「我們」廣納海川的多元文化主義當然很好，只是，由誰來納入誰，恐怕是個問題。若站在以跨性別文學為主體性的史觀，不儘也可以包山包海，同性情慾反倒無關緊要；若站在原住民主體史觀，也許換漢人作家群會被放到尾章納入，以表示原住民對外來族群的「多元」與「包容」。由誰來包括誰，恐怕也是現實政經權力及利益的反映。用作者的話——併桌吃飯、多一副碗筷，台灣同志文學一方面不願被「中國」併桌，另一面自己場子上也得多擺幾張跨性別、原住民的椅子，表示台灣民主多元，人多勢眾。

國族的建構，政治上的先行敵／我

最大的可議點，仍然是在國族政治了。此書在「台灣」之劃界姿態，相當強調與「中國」之斷裂。然而，讀畢全書，我們無法見到對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降同志文學作品、足夠同等耐心的搜尋。作者宣稱的台灣「綿延」對比中國「斷層」，實在有套入綿延優於斷層的同志國族主義進步論之嫌。即：「台灣因為綿延，所以較進步；中國因為斷層，所以較落後」。忽略了「台灣同志文學史」對情節安排之敘事所製造出來的「綿延」，早已也是人為建構之效果。

掛一漏萬，1949年後中國大陸書寫「讓人感到同性戀效果」的作家與作品，至少包括：林白、陳染（詳見桑梓蘭2014[2003]）、華裔海外作家閔安琪以英文書寫的《紅杜鵑》（Red Azelea）、由虹影編、九歌出版的《鏡與水—大陸女作家女性之愛小說選》等，以及王小波《黃金時代》獲1991年第13屆聯合報小說獎得主、李晶及李盈《沈雪》獲1997年第19屆文學獎長篇小說得主（同年由聯經在台出版），更遑論2000年後通俗小說「兩岸／跨國」出版交流如集合出版《桃花萬丈》《魁北克斷翅的鳥》、四川作家宗渺渺《寬門》等。筆者手中一本自由之丘出版的《銀河情人：王小波短篇小說選》（收入名篇〈似水柔情〉，更有作者紀大偉撰寫的前言。這些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書寫及在台灣參加文學獎、出版的文學事件，被作者以「中共建國以來的同志文學並沒有展現出讓台灣得以仿效的繁榮歷史」（頁23）一句話帶過，卻沒有任何（至少被）提及及公平討論的機會。不僅是對這些作家及作品的抹煞，也是對曾與在台灣的（參與文學獎、被台灣評審評論及在台出版）文學活動事實的否認，「在《同志文學史》的既有框架裡，中國人事物幾乎一律缺席」（頁420），先把對方敲昏、再說他拉肚子沒來，手法並不太高明。日殖時期台人作家黃得時於1943年發表的〈臺灣文學史序說〉定義何謂台灣文學，除了出身地、生活地區、文學活動地區等採從寬認定（符合其一即可）以外，在後來，也許也將包括文學獎機制。如若說同志文學是台灣1990年代文學獎同志熱潮的「發明」，在起源之刻，中國、香港作家似乎也「共襄盛舉」混入了華人／台灣跨文化翻譯的創造過程。

一個閱讀印象，本書中台灣對1949年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的瞭解，宛若中國大陸自1949年後忽然掉進了神祕的異次元空間、直到1990年代末才忽然出現，並被冠上「錢潮」「視覺至上主義」等標籤一以蔽之。

即使我們接受中國、台灣一邊一國、中國是外國之觀點，重新足夠梳理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79年文革結束後浮現的作品，對「中國」與「台灣」之相異歷史經驗予以足夠理解，也才能進行充分公允的台灣／中國比較評價。以歷史研究而言，文革造成的斷層，在文學史特殊性（如改革開放後的傷痕文學）也不是沒有意義。即使把中國當作「國外」、與現今台灣生活經驗遙遠、充滿異國情調，本書這般比較研究方法，也是相當罕見的。在沒有任何實際討論的情況下便宣稱比較，恐怕逾越了學術研究的範疇。

退一步言，若就當代中國並非沒有作品、而是缺乏學院評論對同性情慾之肯定，我認為，也需理解學院女性／同志／酷兒等在1990年代以降早已是國際關係政治。學院並非憑空而生，其物質仰賴全球大學自由市場競爭及國家稅金政策扶持的政治。正如右派經濟學者Dennis Altman在 “Global Queering” (1996) 一文將「酷兒研究」的興起納入全球化酷兒現象的一環，很難不說也是西方（以美國比較文學學界主導的）文化帝國主義。當代中國學院普遍恐同，除了中國「本質上落後」外，也不能不看見第三世界（特別是非親美）國家交夾在西方霸權與反西情緒本土主義（因而反同）的困境。

作者偶然提到流行音樂，以表達對「兩岸三地」、「華人」之類的鄙夷。這或許是有趣的切入點。翻開歷史，金馬獎、金鐘獎於國民黨威權時代的1960年代由新聞局舉辦，加上1990年首屆金曲獎。這些活動帶有「中華民國」時期的遺緒。何以這些獎項開放海外華人團隊報名9，確實與「中華民國」（曾經）作為全球華人社會中心的象徵樞紐有關。加上聯合報系與戒嚴時代國民黨的淵源，這些1990年代文學獎充滿香港、中國大陸籍作家報名、得獎的事實，也就成為今日「台灣文學」評論者的尷尬了10。我認為，台灣文學也尚處於進退維谷。一面「中華民國」政權仍在，符合「台灣主體」的政權又尚未建立（如武裝革命或開啟修改國名、國歌、憲法等），卻得面對到處充滿中華民國的痕跡；一面也得面對台獨基本教義派認為以台文寫作才是「真正的」台灣文學。作者選擇以1950年台灣地區、中文寫作的作家為界線，並直接讓中國大陸作家參與台灣文學活動的事實消失。

眼尖的讀者可能發現，在《正面與背景──台灣同志文學簡史》（2012）提及的香港作家董啟章《安卓珍尼》（也在台灣參獎、出版）、黃碧雲《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在本書消失了，卻「放行」了馬華作家張貴興。恐怕也是因為作者採取強調「台灣」主體性及疆界，以及對過往「兩岸三地」的反感。這也許因為香港國籍仍是台灣的敵人，而馬來西亞聯邦的華人屬弱勢族群，暫時無暇統一台灣。

再則，作者強調戰後台灣與五四傳統的斷裂，對戰後第一代外省籍作家的宣稱也恐再商榷。在上海復旦大學念外文系的郭良蕙，其擅常的嘲諷技法，不能說和三〇、四〇年代大陸文學影響無關。對姜貴《重陽》的處理，恐怕又是國族先行的尷尬。作者反駁夏志清只著重姜貴與五四的繼承、卻忽略戰後1950年代台灣《聯合報》的影響（好似同性戀是《聯合報》獨創的，早在1920年代翻譯同性戀的事實不存在）。作者因為姜貴後來在台書寫與發表、將其算入台灣，以將台灣同志文學作品的年份上拉到1961年、製造出「綿延」、「自古流長」的效果。然而，一部以1927年漢口為背景、討論國共內戰的作品，站在台灣民族主義立場而言，究竟甘戰後台灣什麼事？說到底，如若我們接納文化活動多重淵源的可能與事實（不等於我們讀了中國作家的同性戀作品就會變成天然的中國人），這場戰後台灣作家文學淵流爭奪大作戰，是否可以不用再對「受中國影響」抱以如此人為劇烈的意識型態？           

同志、文學史與國族主義，確實糾纏費解，筆者也沒有標準答案或解決之道。衷心期盼以台灣為主體的政權早日實現。屆時，台灣同志文學也具正當國家身份、能進行國際間對等的文化交流，達開放的國際台灣民族主義，而非滿溢受國族壓迫的認同焦慮。也祝福《自由時報》舉辦的林榮三文學獎，同志文學下一輪太平盛世備忘錄。自2005年第一屆起，該獎報名資格國籍僅限中華民國。

• 1.單德興，〈洞見與不見：淺談書寫臺灣文學史〉，《重寫臺灣文學史》，麥田：2006，頁397-402。原載於《自立早報》1991年5月4日。
• 2.以我熟悉的變性醫療為例，1966年台灣外電報導即已同步了美國變性醫療的建制，但在台灣實際建制卻需遲至1975年。國內社會條件的出現及當下可援引資訊，恐怕影響力是大於上個時期報紙上的方塊格子。見陳薇真，2016，《台灣跨性別前史》。
• 3.見維基百科「臺灣人口普查」。
• 4.桑梓蘭，2014，《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慾》，王晴鋒譯，臺大出版中心。譯自: Sang, Tze-Lan D. 2003.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Univ of Chicago Pr.
• 5.見林實芳，2008，《百年對對，只恨看不見：台灣法律夾縫下的女女親密關係》，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Meyerowitz, Joanne. 2004. How Sex Changed:A History of Transsexu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6.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歐洲性科學，與後來美國社群字母順序剛好是反過來的，是先發現陰陽人、性倒錯，才逐漸辨識成現今的「相同性別間的同性戀」。
• 7.我認為，其大致對應來自美國1969石牆事件至1980年代舊金山大遊行以來的認同政治gay and lesbian的跨國翻譯。因此，它與上一個世代、受早先性科學翻譯影響的病理同性戀（homosexuality），有點像但又不太一樣。本書也確實呈現1990年代前作品裡的同性戀，樣貌混雜並逾越了現今「同志」的想像。恐怕仍需站在歷史主義觀點，能更理解同性戀在某個時期是與娼妓、戀腳癖、性變態等各種婚姻以外的性綑在一起，這在「LGBT」當道的今天是難以想像的淵源。21世紀後的同志品種也和1990年代又有些不一樣。
• 8.雖然在「我們之間」成員魚玄阿璣的文章中已有這兩部作品的名字，但首先為這兩部作品翻案的，是《罔兩問景》中劉人鵬、白瑞梅、丁乃非的〈寫實的奇幻結構與奇幻的寫實效應：重讀T、婆敘事〉。而紀大偉本書或期刊版本，對此卻完全不提。
  另外一個細節討論，《兩種以外的》初版封面用了♂♀部份交疊，作者認為「代表女人和男人在一起」。我想，這恐怕是作者只看和誰在一起、而不看性別的看法。後見之明，後來的跨性別運動，代表符號之一正是♂♀交疊。不一樣的是，現今是圓型部份完全交疊，《兩種以外的》卻又呈現更有趣的：圓型是部份交疊、部份分離。我認為，這呈現了1990年代以前女同性戀特殊型態，即米楣君的性倒錯和女同性戀，是若且唯若的同一回事。這以現今概念很難理解說明，但忽略這點，很難解釋作品裡交雜呈現的醫療論述，對米楣君加以變性化的傾向。
• 9.金曲獎至1997年開放外籍華人報名，才有後來莫文蔚、王菲等港陸歌手獲獎。金鐘獎至今皆未開放外籍者。玩笑地說，如同張愛玲熱潮在台灣文學是個尷尬，王菲現象是否算「台灣音樂」，也是有趣問題。回望1991年林裕翼得獎作品〈我愛張愛玲〉，20年前可能因性向出櫃宣言有其政治性；20年後，希望不致被政治檢視是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了。
• 10.作者紀大偉本人於1990年代參與「全國學生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獎、幼獅文藝科幻小說獎、聯合報文學獎、華航旅行文學獎」並獲獎，其舉辦場域也和國民黨時代色彩不無關連。也許如作者所言，20年前同志還在選擇要當中國人或台灣人，也或許因為那時可選擇的文學獎就是只有這些。

知名飲料店「COMEBUY」日前遭員工踢爆以轉移勞務的方式規避給付員工加班費，由於事件引爆點就是在COMEBUY政大直營店，政大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今天（3/6）中午發起抵制，在店門口佯裝排隊後拒買，藉此癱瘓店家營業額，要求COMEBUY不應規避加班費、給予員工合法勞動權益。

上週五（3/3）COMEBUY遭揭發強迫員工簽屬契約，以「假承攬、真雇用」的方式，將超過《勞基法》規範每日八小時工時上限的勞務，以承攬合約轉讓到「威顧集團」公司名下，如此一來則不支付加班費。政大勞促會秘書長呂冠輝表示，COMEBUY被爆出假承攬、真剝削，提出檢舉的正是COMEBUY政大直營店前員工，因此政大勞促會今天在COMEBUY前發起「老闆，我要一杯沒剝削的珍奶！」行動，以排隊後不買、擾亂的方式，要求COMEBUY公司反省自己的作為，遵守《勞基法》相關規範，希望藉此活動來阻止無良店家持續剝削勞工。

政大勞促會劉耀璘表示，相信政大學生不會允許以這種「假承攬、真雇用」的方式、不把勞工當人看的店家在政大存在下去，所以發起抵制活動，劉耀璘指出，勞促會去年底曾跟學生會做過校園周邊薪資地圖的調查，在37家店裡只有一家遵守《勞基法》；參與者洪詩婷同學則表示，自己既是大學生也是打工族，希望透過行動讓附近的店家知道政大學生想要有完善的勞動條件。

然而，也有對於此行動感到不當的客人表示，如果真的為勞工著想，不應該製造問題（指癱瘓、抵制行動）帶給他們麻煩，「工讀生的臉都這麼僵、都快哭了，這樣很好玩嗎？」認為應該直接找總公司，不要為難工讀生。

在去年（2016）十二月公布的「大學周邊薪資地圖」調查中，政大周邊餐飲服務業店家已有高達97.83%不符《勞基法》規範，未投保勞保的有73.91%、無加班費的有50%，甚至還有26.09%會違法扣薪，可見勞動條件尤為惡劣。

政大學生抵制勞動條件不佳之惡店已有先例，去年12月曾因「長奇和食－政大店」無勞健保、勞退提撥且強迫員工責任制工作，同時還販賣過期啤酒，遭到政大學生在網路上抵制，店家已於今年二月底以「人力不足」為理由歇業。

整體餐飲服務業從業人員不符《勞基法》的情況嚴重，而校園周邊的打工族僅是一環，勞動部應正視部分工時工作者勞動條件問題，進行更為全面的勞動檢查與調查，才能阻止無良店家持續剝削打工族、學生。

最近因為吳玉琴委員與社會福利總盟召開記者會，引發不少爭議，我必須說，非常遺憾，記者會相關訴求未說明清楚，引致外界誤解，甚至引發社福界自家爭議，卻讓政府在旁邊納涼的局面，這是我們最不樂見的情況。

中途之家原本就是法定服務，政府就應該依照《勞基法》給足所有人力，而不是只會喊財力不足，不但沒給足人力，也不管生輔員期待不同排班方式的心聲，而讓民間機構背負「剝削勞工、背棄公義」的汙名，這不應是多年承擔社會責任的民間機構，所該承受的後果。

勵馨支持《勞基法》維護勞權的精神，中途之家生輔員夜間睡覺的待命時間，應該計入工時，而不是發津貼，這是一個不可逆的勞工權益。很遺憾的是，經過社福機構多年的請願、談判之下，檢視目前所有法定服務中途之家的委託縣市，只有一個台北市政府，願意給足三班人力，其他縣市完全規避法令，置承接機構於風險之中，可笑的是，政府反而擔起糾舉的角色。請問，這是誰違法？誰該被糾舉？誰該被譴責？

但是，即便台北市如此「大方」，承接機構仍面臨一個困境與風險，就是找不到人力，甚至有機構徵求一年仍是空缺找不到人。為什麼？因為現代人鮮少願意做三班制的工作，那是一個疲於奔命上下班的工作之外，還要輪值打亂生理時鐘的花花班，對健康影響極大，在勞工意識高漲的今天，請問有誰願意？

勵馨曾做過生輔員的心聲調查，在《勞基法》一例一休，總工時不變，夜間睡覺待命時間計入工時的條件之下，她們願意做二休二或三或四（連做16小時，休16或24或32小時），這樣才有充分休息時間，這是她們的心聲，不是機構要剝削勞工，延長工時。勵馨建議立法院儘速召開公聽會，聽聽生輔員的心聲。

勵馨長期以來支持社工工會，對於工會的主張，願意一起研議解套，同時，勵馨也鼓勵兒少安置機構生輔員籌組工會，一起鞭策社福產業提升，攜手合作，共同尋求解決之道，要求政府給合理的勞動條件，才能讓社會更理解支持社福產業，這才是台灣之福。

在台灣面臨家庭崩解、老化、少子化的今天，社福產業必須提升，國家更該負起應有的角色與責任，檢視社福資源、重新分配政府資源，更多挹注至社福產業，而非要求天使般的社工不斷犧牲奉獻，或剝削民間機構付出，消費機構使命。

日前台電提出以無人島作為核廢料貯存場址的方案，並篩選出位於基隆市、金門縣、連江縣與澎湖縣轄區內的四個無人島，不過，消息一出隨即引發四縣市首長反彈，今日（3/7）反核團體召開311廢核大遊行行前記者會，批評台電的無人島方案「不切實際」，只是想把核廢料丟到「眼不見為淨的角落」，無助解決迫在眉睫的核廢處置問題。

原能會上月完成審查台電提報的「低放處置計畫替代應變方案的具體實施方案」及「蘭嶼貯存場遷場規劃報告」，針對蘭嶼核廢料的遷移地點，傳出台電擬在基隆市、金門縣、連江縣與澎湖縣的無人島設置核廢料貯存場。然而，不僅四縣市首長堅決反對，反核團體也批評「不切實際」。

無人島方案被批放風聲、逃避問題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質疑，假如無人島方案真的這麼可行，為何過去從未實行？她表示，在無人島設核廢場址，一來國外沒有成功案例，二來核廢設施需要二十四小時管理，而在離島做供電建設與人力維護是「天文數字」，三來氣候和海洋也會增加不安全變數，她直言台電現在拋出這個方案，只是給予民眾一個不切實際的想望，並非真正想面對核廢問題。

地球公民基金會顧問蔡中岳也批評，台電拋出無人島方案後又不予證實，顯示台電處理核廢問題的態度，就是先放風聲，觀察輿論的反應，如果風向不可行「又縮回去不敢說」，這樣的態度相當不可取。蔡中岳強調，處理核廢問題，必須有公正的組織、透明公開的資訊以及客觀的調查，而這也是去年（2016）民間團體在全台各地召開八場「民間核廢論壇」，廣泛蒐集核廢料所在地區及選址預定地居民意見的用意。

政大公共行政系教授杜文苓表示，「民間核廢論壇」彙集成的共識文件，已做出許多建設性建議，包括政府研擬選址地點時應開啟更廣泛的社會對話，更加重視風險分配及環境公平正義原則，她認為，核廢料的選址不應僅限於現在的受影響地區和邊緣地帶，用電多的縣市應共同承擔核廢的貯存責任。

綠盟：蘭嶼核廢料遷出是優先議題

崔愫欣強調，核廢是這個世代要解決的問題，而優先要解決的就是蘭嶼核廢料的遷出。她指出，蘭嶼核廢料問題已經持續多年，政府二月時承諾九年內遷出，但由於民進黨政府的承諾常常跳票，她認為核廢遷出時間表應配合立法具體時程和遷出機制，同時完成台灣本島可貯存核廢料的地質調查，否則「核廢料遷出」只是口惠不實的口號而已。

本週六是311福島核災六周年，五十多個反核和環保團體將在台北、高雄、台東同步舉行「非核低碳、永續能源」廢核大遊行，呼籲「核廢處置動起來」，屆時蘭嶼青年行動聯盟也會在凱道靜坐，向政府表達反核廢的心聲。

2015年6月韓國Hydis工人來台抗議母公司永豐餘惡意關廠，遭到移民署違法逮捕與強制遣送回國，引發聲援的台灣勞工團體不滿，於移民署前對建物丟雞蛋，檢方以《集會遊行法》「侮辱罪」、《刑法》「妨礙公務罪」起訴三名聲援者，此案於2015年11月宣判無罪。而檢方不服判決結果上訴二審，今日（3/8）高等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一審無罪宣判。

台灣人權促進會辦公室主任顏思妤表示，2015年6月韓國Hydis工人來到台灣對母公司永豐餘惡意關廠表達抗議，遭到移民署的強制違法逮捕並遣送回國，台灣聲援者後續對移民署罔顧外國人在台的集會遊行權利與勞資協商權表達抗議，並對移民署建物扔擲雞蛋、蛋液，卻被檢方以《集會遊行法》第30條「侮辱」以及《刑法》第135條「妨害公務執行」之罪名起訴，同年11月判決無罪（105年度易字第294號），但檢方仍執意上訴二審。

今日高等法院宣判本案三名聲援者無罪定讞。在得知判決結果後，台灣人權促進會辦公室主任顏思妤表示，無罪證明人民有公開批評政府的自由，希望台灣的司法行政單位停止濫訴打壓，其他六名台灣聲援者的案子也應予以無罪判決，並強調跨國勞資爭議未解的情況下，政府不該充當惡質企業的遮羞布，箝制人民行使集會遊行的權利。

本案當事人吳嘉浤表示，Hydis工人的惡性解雇案至今仍然未解，而移民署以政府之姿去幫助永豐餘集團資方打壓工人，到現在責任尚未釐清，聲援者仍持續被追訴，除今天的案子外還有許多案子正在審理，今日的無罪判決定讞證明抗爭者的無罪，但政府打壓勞權的行徑仍持續上演，需要人民持續的監督。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也質疑，台灣的司法系統、警方針對Hydis案十分關注，甚至在司法上給予超越一般集會遊行關注度，除對聲援者進行濫訴外，還對無罪的判決持續上訴，打壓人民言論自由和集會遊行自由。

台灣人權促進會王曦指出，本案三位被告都被告《集會遊行法》侮辱公署，此法非常可能已經侵犯言論自由，另《刑法》的妨礙公務罪，在法院實務的解釋上很寬鬆，也直接導致檢察官能在牽強、證據不足的情況下還對當事人起訴，她痛批，如果在台灣聲援勞工還會被打壓的話，那踐踏的就是《憲法》以及公民的尊嚴。

韓國基督教社會宣教聯合會牧師李邦柱也代韓國Hydis工會轉達訴求，對永豐餘集團元太科技偷走技術後出逃、踐踏辛勤勞動的工人之行為表達遺憾，呼籲永豐餘集團面對惡意關廠解雇案。李邦柱說，Hydis事件在韓國被稱作第二個雙龍汽車案，希望永豐餘集團、元太科技重啟停擺的協商機制，保障Hydis工人的權益，讓此種跨國的惡性關廠解僱勞工的事件不再發生。

韓國Hydis關廠案自2015年初以來，工人在韓國歷經數十次與元太科技資方協商未果，資方還對抗爭的工人進行濫訴、求償，甚至導致金屬工會Hydis支會會長裴宰炯自殺身亡，即使韓國工人已五度來台要求母公司永豐餘集團應積極出面協商，但資方在台灣警方保護下，仍拒絕出面協調此跨國勞資爭議案，同時移民署、司法系統也同樣針對此事件有著一致的不友善，凸顯出台灣政府無力協助勞工權益並且與資方站在同一陣線，聯手打壓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保障。

自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的第一天起，對於川普的抗議聲浪便源源不絕，在川普就職典禮的隔天，華盛頓有五十萬名群眾上街參與女權組織「女人的三月」（Women's March）發起的婦女大遊行，批評川普的「性別歧視」言論，同時反對他包含禁止墮胎等多項不利女性的政策。以美國華盛頓為主的女性主義者，帶頭串連了十七個國家、數十萬名婦女共同連署，這股氣勢，延續到國際勞動婦女節的今天（3/8），則轉變為「國際婦女罷工日」的提案，鼓勵女性在這一天暫停提供勞動，共同表達訴求。

在 "A Day Without a Woman"（沒有女人的一天）網頁上，說明了此次活動的內容：（一）女人暫停一切無論有薪、無薪的勞務；（二）拒絕消費（除非是由草根婦女或少數民族經營的小型商家）；（三）穿上紅衣顯示團結。廣泛的號召公民參與，也打破了三八婦女節過去由於帶有左翼運動色彩而長年在美國本地少被提及的狀況。

台灣甫成立的托派團體「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也在今天上午前往美國在台協會（AIT），除了響應全球女權運動的罷工抗爭外，也特別聚焦在亞洲的軍事化問題。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成員許偉育表示，台灣人民必須特別反對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化政策，無論台、日、韓都因為美國在亞洲的部署而陷入無止境的軍備競賽。他指出，蔡英文日前喊出「國機國造」，要自主開發台灣軍機，甚至預計編列7年689億預算建造直升機航空母艦，質疑「台灣人真的需要這種軍事化設備嗎？」許偉育認為，台灣更需要的是公共托育、公共醫療、公共教育、長期照顧等政策，改善婦女的生活，而不是配合這樣的軍事武裝。

許偉育指出，全台灣大量的家務勞動女性處於經濟不自主的狀況，遇到家暴只能吞聲隱忍；同時，家務勞動婦女，投保40年的國民年金，老年後卻只能領取每個月9,000元，保障嚴重不足，但在近日年金改革中，卻絲毫沒有得到解決。

民進黨立委吳玉琴日前聯合社福機構呼籲勞動部鬆綁《勞基法》為社福機構的工時上限解套，全台社工工會今天（3/9）上午聯合召開記者會，一致拒絕修法解套，強調《勞基法》是勞工保障的底線，不能再退讓，並呼籲衛福部充實社福預算，保障基層社福人員的基本工作權益，避免由「過勞的照顧人員」來提供照顧。

台灣社福總盟、台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勵馨基金會3日與立委吳玉琴共同召開記者會，指社福團體因服務特殊性，長年與《勞基法》衝突，呼籲衛福部、勞動部共商修法解套，維持目前社福機構常見16小時排班制度。各社工團體今天聯合舉行記者會反駁，提出「堅守工時上限，拒絕修法解套」、「充實社福預算，拒絕弱弱相殘」、「傾聽勞工聲音，力抗社福沉淪」等三項訴求，要求機構遵守《勞基法》，衛福部重新盤點需求調整預算編列，保障社福人員基本權利。

前兒少安置機構工作人員陳欣涵表示，台灣目前許多社福機構仍維持連續16小時甚至24小時的排班方式，但這不表示機構可以藉此向政府要求鬆綁，因為社福人員之所以願意配合時間工作，無非是為了完整休息時間，希望在一週當中能有一兩天完整的休息時間，「如果有更好的選擇，沒有人希望自己這樣子每天、每天超時的工作。」陳欣涵強調，很多機構位處偏遠，晚上八、九點下班，隔天下午四、五點又要上班，如果扣除交通時間，回到家剩下的休息時間其實很少。

陳欣涵說，由於照顧工作負有對照顧對象的使命感，基層社福人員都是犧牲自己的健康與家庭生活勞心勞力，然而機構卻永遠跟告訴基層「人力不足」、「要以案主需求優先」，強調機構如果真以照顧對象的需求為優先，應給基層合理的工作與休息時間，「不要讓過勞的照顧人員去提供服務」，呼籲政府勿鬆綁《勞基法》，讓基層沒有選擇。

社福界人力不足 主因就是環境太差

對於社福機構高喊人力缺，揚言法規不鬆綁未來可能導致服務萎縮，新北市社工職業工會理事長林宗翰表示，現在安置機構的人員招募，缺額一般都要等4-6個月以上才會有人應徵遞補，主因就是勞動條件惡劣、待遇又太差。不僅工時長、日夜顛倒、家庭生活分開，照顧過程中還要面臨各種高風險，普遍待遇20-25K。政府單位預算編列不足，機構管理單位又不提供合理友善環境，人力才會不足。

台北市社工職業工會理事長沈曜逸則表示，偏鄉地區一個兒童照顧需要4萬元成本，政府目前卻只補助1萬6，導致機構需要省吃儉用甚至剝削基層人員來補足差額；目前社工人員政府補助每位32-33K，其中也不包含加班費、勞健保勞退，造成部分機構苛扣薪資，甚至要讓社工人員「薪資回捐」。沈曜逸強調，衛福部過去在編列預算時缺乏全盤考量，應針對各社福方案作精算，並補充社福預算，而不是就現狀去鬆綁法規。

勞資會議淪橡皮圖章

針對社福機構希望放寬《勞基法》30-1條「四周變形工時」的適用範圍，並表示會遵循勞工同意，台中社會福利產業勞動困境關注聯盟的社工劉姵君表示，過去在機構內協助勞資會議推動時就曾碰到很多困難，依法要召開過勞資會議才能執行延長工時與變形工時，主管卻把勞資會議只當成橡皮圖章，召開完就可執行，而不是把它真正當成理性溝通平台，讓勞工參與討論。

劉姵君表示，由於主管對勞資會議不友善，基層對於在勞資會議上發言也有恐懼，不知道可否在此平台暢所欲言，很多同事有對工作經濟要求的壓力，以及在勞資權力關係不對等的情況下，害怕講真話。「勞資會議不是造成對立衝突，而是促成對話。」劉姵君強調，照福產業確實有很多困境，相信機構、主管也有困難，呼籲各機構落實勞資會議的召開，鼓勵員工參與勞資會議，創造友善溝通機制，好好把困境談清楚，透過對話一起討論辦法。

目前社福基金會、社福機構、社福救助院所、社福服務業等四種單位已經適用《勞基法》30-1，吳玉琴與機構資方團體則希望擴大適用到如「協會」等以《人民團體法》成立的單位。對此，桃園市社工工會理事陳新皓表示，社福團體在成立門檻上有差異，例如基金會成立要有500萬，協會只要30人簽名連署，法規制訂的設計傾向原先就是「有多少資源的團體做多少事情」，但在實務上，各地方社會局將社福業務委外時，卻不分社福機構或以《人團法》成立團體，一概歡迎承接照顧方案，陳新皓表示，這是法規設計與實務上的扞格，而不是《勞基法》跟社福法規的扞格。

即將進入各大專院校向教育部申請研議調漲學雜費的季節，今日（3/9）上午反教育商品化聯盟等學生團體集結在教育部前，直指去年（2016）私校平均獲利上億，教育部不應讓各大專院校調漲學費，反而應調降學費，負起高教公共化的責任。學團也呼籲教育部修正《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中本外脫鉤的學雜費基準，並停止創造法源使各校得以透過設立外語專班向學生收取高額學雜費。

反教育商品化聯盟成員程德匯表示，去年反教盟指出主管大專校院學雜費調漲的《專上辦法》有制度上的缺失，要求教育部檢討修正，但教育部的修法不但沒有改正每年讓各大學調漲學雜費的制度，還新增第4條開放「全外語學位班，由學校參酌教學成本訂定學雜費收費基準」，讓各校可假借國際化之名收取超高額學費，痛批根本是為各大專院校的營利目的提供法源。反教盟代表謝毅弘也表示，去年台大開設的「國際學士學位學程」一年學雜費已高達63萬，認為此條通過後各校就會依樣畫葫蘆。

此外，謝毅弘也指出，教育部仍然維持《專上辦法》第13條對外籍生、陸生跟本國生有不同的收費基準，甚至無須通過公開程序即可任意調漲學雜費，造成各校為獲利無所不用其極的招生。然而，翻開台灣去年107所私立大專院校的決算書，可以發現私立大專院校總獲利高達145億新台幣，平均每一所1.35億元盈餘，且全台私校共有818億元的銀行存款，自1996年高教擴張以來已整整獲利20年，卻還年年喊著辦學成本太高，要調漲學雜費。謝毅弘說，這些數據顯示大學要調漲學雜費的理由都是假的，強烈要求教育部今年不能容許任何一所大學調漲。

來自馬來西亞、目前在台就學的境外生權益小組黃康偉表示，台灣政府當前積極規劃新南向政策，但看起來教育方面的新南向並非增加與亞洲各國交流的機會，而是要開發更多的國際專班，榨取境外生高額的學費。他指出，外籍生跟陸生在《專上辦法》上的學雜費收取基準與本地生脫鉤，造成境外生要繳交兩倍多的學費，很多學生因為高額學費唸不起而離開學校。黃康偉批評，教育部假借國際化的名目把境外生當成搖錢樹，真正目的是把高教變得更加市場化，「這樣的新南向毫無誠意」。

高教工會代表蘇子軒則表示，此次《專上辦法》修正是民進黨政府上任以來是否朝「高教公共化」邁進的一次檢驗，遺憾的是，此次修法後《專上辦法》第8條仍維持學雜費1.5倍的調幅，教育部說生師比改善教學品質變好，以此作為讓各大專院校調漲學費的理由，卻沒有要挹注更多高教經費來調降學費，其實是延續高教商品化、私有化的邏輯。

蘇子軒認為，生師比惡化、高教聘僱的非典化，正是政府、教育部長年種下的惡果，因為高教經費的投入不足才造成生員減少卻大量裁減專任老師，明明因少子化而該自然改善的生師比反倒惡化，還大量聘僱兼任老師，造成專任與兼任老師的比例接近一比一，兼任教師成為教學現場主力；教育部本應讓教學品質回歸正常水準，卻在《專上辦法》修法中隨私校起舞，把辦學成本轉嫁給學生，增加他們的負擔，呼籲教育部應該挹注經費讓高教公共化。

當前教育部仍未正視高教公共化的議題，許多私校在財源穩定下仍提出學雜費調漲申請，教育部也放任各大學以「自治」之名榨取學生，積極為大專院校減少人事成本、調漲學生學費提供開脫之詞。《專上辦法》的修法過程是一面照妖鏡，反映出教育部與各大專院校的高層有著休戚與共的曖昧關係，始終將學生當成是可壓榨的來源，與高教公共化的腳步背道而馳，讓各大專院校每年在此申請調漲學雜費之際，磨刀霍霍向著學生砍去。

蔡英文競選時喊出的「2025非核家園」已於一月入法，然而面對核廢料處置問題，蔡政府卻遲遲未提出明確時程表。今天（3/11）全國廢核行動平台等環保團體再度於台北、高雄、台東同步展開遊行，高喊「核廢處置動起來，節能綠能作伙來」，此次遊行聚焦核廢料的處置問題，呼籲蔡英文與林全政府，儘速啟動核廢料處置的商議，展現政治決心。

遊行台北場於下午2點在凱道上集結，吸引了上千人參與，呼籲蔡英文政府提出核廢料遷出以及能源轉型的時程表，不要把「非核家園」當口號來騙選票。遊行以「核廢處置」、「永續能源」、「非核家園」為核心提出包含「蘭嶼核廢料遷出的具體機制與時程」、「建立核廢料處置的社會對話機制與時程」、「納入公民參與及監督機制」、「取消化石燃料補貼」、「課徵能源稅，污染者付費」等九項訴求。

隨著政黨輪替，外界關注反核遊行聲勢與參與人數似乎不同往年，然而真正切身感受核廢污染威脅的在地居民，參與抗爭卻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鹽寮反核自救會會長吳文樟呼籲，蔡英文政府應把核四的拆除時間表訂出來，不要再一年一年地拖，擔心拖一拖後政府未來又會考慮重啟；自救會指出，核一、二廠週邊居民，過去二、三十年來身受核安風險威脅，核四廠雖已封存，政府仍編列8.5億維護預算，沒有具體的廢止計畫，讓居民提心吊膽。

而蘭嶼青年行動聯盟，更是遠從蘭嶼來到台北參與遊行，他們靜坐在凱道上第一排，批評核廢料已在蘭嶼存放了35年，迫使蘭嶼人每天都活在危險中，並同樣呼籲蔡英文給出核廢料遷出的明確時程與計畫。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洪申翰表示，核廢料處置是攸關數十年、數百年的問題，遠超過任何一個政治人物的任期，所以每個政治人物都不想在自己任內處理，而台電只要政府上頭沒給壓力，自然也是能拖就拖，「民間的角色就是持續施加壓力，要讓政府正視核廢料處置的問題，讓他們動起來。」目前高階核廢料仍暫貯存在核電廠區，而蘭嶼則是貯存低階核廢料，這些核廢料未來究竟該如何遷出、能遷往何處？洪申翰表示，北海岸與蘭嶼居民都有各自的期待，應該集合起來討論究竟有哪些選項、各有什麼優劣，才可能做出決定。

而除了核廢料貯存選址問題外，洪申翰強調，許多的鬥爭已經進入到比較細微的層次，比如「核後端基金」的運作與使用必須改革、以及核廢料處置必須成立專責機構等問題。洪申翰解釋，由於台電已經公司化，運作是以發電與盈利為主，然而核廢料處置卻是一種燒錢的工作，在公司治理的角度上，一定會被台電排到很後端的業務，因此核廢料處置應該還是由政府來做，但原能會是監理機關，不能球員兼裁判，因此應該另成立專責機構。

林全去年（2016）9月2日曾赴北海岸與民眾面對面座談，並承諾將廣邀地方居民與民間團體、專家成立「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洪申翰表示，林全幕僚確實有開始跟地方接觸，但至今還未有具體進展，未來民間團體一方面將會透過專案小組與政府對話，另一方面也會持續在外施加壓力。

3月8日國際婦女節當天，全台第一座以「慰安婦」為主題的紀念館正式開館了。這座由婦女救援基金會獨立募資經營、名為「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Ama Museum）的慰安婦紀念館，自去年（2016）3月8日揭牌，12月10日舉行開幕儀式，經過三個月的試營運後，終於在日前宣布全面開館。

「阿嬤家」坐落於歷史悠久的台北市大稻埕迪化街，一棟古色古香的洋樓式建築中。步入館內，首先看見的是企業公益支持附設的AMA Café，以及由前台籍「慰安婦」宛女阿嬤的三幅畫作構成的光牆，牆面下隱藏著其他「慰安婦」阿嬤們的創作畫，包含「現在和未來的我」、「全身地圖」、「心火」、「生命樹」等等，預示著「阿嬤家」不僅是保存「慰安婦」歷史記憶之館，也是象徵阿嬤們走出傷痛的療癒及培力場域。

以「阿嬤」之名打破沉默

為什麼台灣的慰安婦紀念館會取名叫做「阿嬤家」呢？館內的布幅這麼寫道：

「阿嬤」，十七世紀末來台閩粵移民稱呼祖母的親暱用語，今日已超越族群，成為我們對上一代女性的集體稱呼。台灣的阿嬤歷經了這片土地的父權文化、族群衝突，以及戰爭苦難。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殖民地的台灣被捲入戰爭，有一群年輕女性被徵集帶往戰場作為「慰安婦」，推估至少兩千人受害。

「阿嬤」一詞，對台灣人來說是再親切不過的稱呼，但「阿嬤家」的這群「阿嬤」及其經歷的苦難歷史，長期以來卻未能受到台灣社會足夠的關注和討論。「阿嬤家」的成立，正好打破了這個難堪的沉默，促使我們去面對、反思殖民和二戰的歷史。

「慰安婦」見證日本殖民和戰爭罪行

據婦女救援基金會估計，二戰期間日本以欺騙、誘拐、強迫等手段徵集的「慰安婦」總數可能多達30萬人，台灣至少有2,000名女性受害。經婦援會調查已知的台籍慰安婦共有59位（58位完成認證程序），而目前在世的台灣慰安婦僅餘3位，分別是92歲的陳蓮花阿嬤、87歲的蔡芳美阿嬤以及另一位92歲不願公開身分的阿嬤。

在日本殖民體制和戰爭動員體制下的台灣，被迫成為日軍慰安婦的年輕女性大致有著兩種際遇——「被送往海外」或「在台灣本島受害」，前者像是陳蓮花阿嬤，被日本人以當「看護」的名義騙到菲律賓做慰安婦；後者像是原住民族的蔡芳美與林沈中阿嬤，在花蓮的山區被日軍奴役和侵害。

館內陳設的韓裔美籍藝術家李昌珍的錄像作品「慰安婦招募」中，受訪的陳蓮花阿嬤這麼訴說同行的女孩們發現被騙到菲律賓當「慰安婦」的情景：

船一到岸，士兵來接我們，送我們到宿舍。......就是這樣，大家都開始哭。我們被騙過來，所有女孩一起大哭，大家哭得很傷心。

當年19歲的陳蓮花阿嬤，後來當了700多天的「慰安婦」。而居住在花蓮的林沈中阿嬤成為「慰安婦」前，三個哥哥已被日本徵召為「高砂義勇軍」，前往南洋作戰，1944年，她和同村姊妹也被命令到村落附近的部隊從事縫補軍衣、打掃等工作，不久後被日本兵強暴，白天工作完後，晚上還要受到日軍的凌辱。

對於近年台灣政府官員和民間仍不時冒出附和日本右翼人士的「慰安婦自願論」，館內的展覽文字以毫不含糊且堅定的語氣寫著：「慰安婦」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定性的「軍事性奴隸」，是「國家暴力的受害者」；在日本政府透過軍、警、商的力量有系統地徵集下的「慰安婦」，「沒有人真正自願」；「慰安婦」在慰安所期間，「沒有自由與尊嚴」。

在展覽的引導下，我們看見了殘害無數占領區和殖民地女性的「慰安婦」制度內在本質的強制性和暴力性，及其和日本軍國主義體制的深刻關聯。「慰安婦」的歷史因而既深化了我們對女性人權的認知，也成為我們反思日本殖民暴行和戰爭責任的原點。

等待道歉的阿嬤，和尋求真相的日本遊客

我要用兩隻腳，一步一步走到日本去抗議。

──林沈中（1927-2013）

從1992年三名台籍「慰安婦」首度在黑幕後公開控訴日軍暴行以來，「慰安婦」阿嬤們的共同心聲始終是要求日本政府承認過去的罪行，並正式道歉及賠償。而「慰安婦」常設展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正在於介紹歷時25年之久的「慰安婦」國際人權運動。

1992年，日本國會議員伊東秀子在防衛廳圖書館發現三通電報，證實台灣也存在「慰安婦」後，婦援會開始訪查台籍「慰安婦」，並協助對日求償行動，之後多次聯合韓國、菲律賓等國的「慰安婦」倖存者及支持團體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賠償，並在1999年陪同9名阿嬤前往日本，向日本法院提出「台灣慰安婦要求日本政府損害賠償案」，然而2005年東京最高法院仍宣判三審敗訴定讞。

除了向日本法院提出訴訟外，2000年婦援會也曾籌組12名台籍「慰安婦」赴日參與各國「慰安婦」民間團體舉辦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又稱2000年東京大審），主動對日本政府懸宕已久的「慰安婦」問題進行審判。這場模擬國際法庭形式的審判，最終判定裕仁天皇和建立發展「慰安婦」制度的日本政府，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道罪。判決雖無法律效力，卻聲張了國際社會的良知和正義。

然而時至今日，日本政府仍未向各國「慰安婦」提出正式道歉和賠償，現任的安倍政府雖在2015年底和韓國政府達成協議，願支付韓國「慰安婦」10億日幣的「治癒金」，卻拒絕承認日本強徵「慰安婦」的戰爭罪行，也未公開向「慰安婦」道歉，甚至要求韓國應撤除日本駐韓大使館前的慰安婦少女像作為交換條件，而遭到韓國「慰安婦」及各國民間團體的撻伐和抵制。

值得欣慰的是，儘管日本政府持續迴避戰爭責任和掩蓋強徵「慰安婦」的史實，仍有不少日本民眾自發地追尋歷史真相。在「阿嬤家」的開館記者會上，婦援會董事長黃淑玲表示，開館前三個月的試營運期間，累積的參觀人數已破萬，其中多數參訪團來自日本，也有許多日本人指定「阿嬤家」為台灣旅遊的景點，更有日本教授帶著大批研究生到「阿嬤家」，「學習在日本難以接觸到的歷史真相」。

「阿嬤家」研究典藏組助理柯潔庭認為，雖然過去台灣發起的對日求償訴訟以敗訴告終，但「慰安婦」人權運動不一定只能通過打官司的方式進行，「教育」同樣很重要。設立「阿嬤家」是希望能發揮教育的力量，凝聚社會的關注，畢竟相對於韓國，在台灣討論慰安婦議題的人仍屬「小眾」，她希望「阿嬤家」的設立可以讓更多人了解這段歷史。

館內供參觀民眾留言的布幅和紙片上，以中、日、韓、英等各國語言寫滿了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謝罪」、「賠償」的字句，顯示出「阿嬤家」的成立，確實達到了保存「慰安婦」歷史記憶，以及作為國際交流平台的目的。

堅韌的蘆葦，和平的生命樹

「慰安婦」的歷史是一段沉重、令人憤怒和悲傷的歷史，然而，「阿嬤家」卻充滿了希望的氛圍和繼續向前的動力。這是因為「阿嬤家」除了重現歷史之外，也展示了阿嬤們參加婦援會舉辦的為期16年的「身心照顧工作坊」的創作結晶。

館內一樓入口處的牆面鑲嵌著阿嬤們的畫，而循著參觀動線一路看完「慰安婦」常設展後，上到二樓，穿過「蘆葦之歌長廊」，到達的最後一個空間也是由阿嬤們的數十幅畫作構成的「身心工作坊」常設展。透過藝術創作的方式，阿嬤們得以重新面對傷痛，找到情緒的出口，宛女阿嬤就是在參加身心工作坊後，才開始透過畫筆吐露內心的情感，也豐富了自己晚年的人生。

貫穿「阿嬤家」的核心意象是「蘆葦」和「生命樹」，全館的牆上隨處可見布置精巧的乾燥蘆葦和金屬蘆葦，二樓中間的一道「蘆葦之歌長廊」，懸掛著上千根宛如蘆葦的透明管及59盞刻有「慰安婦」阿嬤姓名的紅銅管，發光的紅銅管將一個個阿嬤的姓名投射在地板上，把手掌靠近光源，她們的名字就會投影在掌心。

「生命樹」的意象則來自台灣紙雕藝術家林文貞的作品「阿嬤家的生命樹」，在館中分別以紙雕原作和重新打造的不鏽鋼板放大呈現。林文貞說，作品中描繪的大樹象徵「阿嬤家」，樹下的阿嬤們各自做著自己喜愛的事，例如宛女阿嬤在畫畫、蓮花阿嬤坐在鞦韆上唱歌、沈中阿嬤和小桃阿嬤開心地跳著舞，展現出沒有暴力的美好情境。

如果「蘆葦」象徵的是阿嬤走過苦難的堅韌生命力，那麼「生命樹」則寄託著對和平的希望和夢想。「阿嬤家」，因而既是直面殖民和戰爭記憶的場址，也是試圖超越殖民和戰爭創傷的療癒之所。

法國總統大選的看頭在哪裡？

這是一場非常詭異迷離的總統大選，所謂民主政治體制的選舉制度，放眼全世界，法國應是經驗最豐富且完整的「實驗室」。無論比率代表制、二輪選舉或雙首長制，尤其是百年來左右壁壘分明的政治意識形態，使得法國社會在政治光譜上分裂為左派和右派。

這五年來，社會黨總統賀朗德（François Hollonde）除了愛情故事引來一堆如連續劇般的桃色新聞話題外，幾乎看不到明顯的政績，當初他信誓旦旦要徵收高額富人稅和經濟復甦計畫，都在當選後一一碰壁撞牆，自從發生查理周刊槍擊事件和巴黎恐怖攻擊後，社會黨的治安政策和對擁有法國籍移民的嚴格管制，更讓這個標榜左派理念的政府明顯向右轉，以致於廣義的左派選民對執政黨失去信任。

若根據過去幾十年的政治生態運行，照理，這是右派反攻的大好機會，今年初，法國右派和中間偏右政黨在2016年底聯合舉辦初選，順利產生了符合政治光譜的總統候選人——前總理費雍（François Fillon）。這位品德形象端正、政治資歷完整、高人氣的候選人費雍，民調遙遙領先，多數人認定他將是「躺著選」，費雍先生只要每天早上把鬍子刮乾淨，領帶打正，到處跟選民握手，在媒體前展現他的自信從容，然後再依親疏遠近勾劃他的政府首長佈局，耐心等著第一輪、第二輪的成績揭曉，便可漂漂亮亮當選總統。

儘管有個剛冒出頭毫無政治經驗的年輕人組成了「向前行」政黨，連黨名都這麼不三不四，讓這位當過短暫經濟部長的瑪克隆（Emmanuel Macron）先生，突然間插隊走進了總統大選的選手台。又儘管，極右派政黨民族陣線的基本盤明顯擴張，勒朋（Marine Le Pen）女士的民調成績優秀，不過，在這個2017年的一月初，沒有人會懷疑費雍的命運，似乎，左右兩派此起彼落的天秤，如地心引力一般恆常，沒有變化的理由。

然而，費雍先生的愉悅笑容到了一月的第四個星期三就僵掉了：法國的爆料周刊《被拴住的鴨子》批露低調的費雍太太在過去的一、二十年內，幾度掛名領著費雍先生和他的接班人相當高額的國會助理薪水，領了一家雜誌的天價文學顧問費，若再加上他的兒女也掛名國會助理等，加起來將近一百萬歐元。

消息傳出，舉國嘩然！司法單位立刻介入調查，費雍先生全力捍衛他的清白，因為費雍太太有薪資單有報稅，法律沒有限制他的配偶不能當他的國會助理...。問題是，沒有人能證明來自英國威爾斯的費雍太太有當過一天的國會助理；問題是，費雍先生很強烈的要求法國人民努力工作，要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讓法蘭西再度成為泱泱大國。從費雍先生的政見，人們於是明白了，對他來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指的不過是他用納稅人的錢，讓他的妻兒白吃午餐好多年，而且一點都不覺得「吃像難看」。

支持他的樸實選民很難過也很憤怒，費雍太太掛名所領的薪資他們就算工作四十年也賺不到。

清廉自詡的費雍先生傷透選民的心，更讓年輕人看穿了政黨政治的分贓機制，原來，國會議員號稱在監督政府的同時，也拼命自肥。選民們看到了所謂的菁英階層，在這個生態圈裡熟悉各種賺取利益的門路，習慣了就視為理所當然，這種路數左右兩邊的菁英都玩得很上手，難怪費雍先生毫不掩飾他痛恨媒體小題大做的爆料炒作，宣稱《被拴住的鴨子》破壞了政治的穩定。選民終於明白某種所謂民主政治的穩定性是建立在權與錢的有機組合，多麼大的諷刺！多麼悲傷的醒悟！

費雍先生雖然已受到司法調查，在選舉班底陸續離去，右派選民舉棋不定，形象幾乎破滅的困境裡，他仍堅持選到底，他不退選就把他那右派大家庭一起拖下水，其他人急得跳腳都沒用。現在，他那剛毅的臉龐已經失去柔和的線條，人們不禁問道：這莫非也是「當選過關，落選被關」！​

政治板塊斷裂 左右外的選擇？

當右派的費雍先生民調直直落時，極右派的勒朋女士和那個突然蹦出來的瑪克隆不僅迎頭趕上，而且雙雙超前。沒有人不驚訝於瑪克隆傳奇，三十九歲的瑪克隆畢業於巴黎高等商學院，曾經在倫敦羅斯柴爾德銀行（Rothschild）負責企業併購業務，2012年擔任社會黨賀朗德總統府的副秘書長，在社會黨總統的幕僚群中表現傑出，二年後就被拔擢為經濟部長。瑪克隆的確有一套，上任不久就推出了連接巴黎與法國境內大城市的民營客運系統，可別小看這套台灣人非常熟悉的高速公路客運系統，法國人到了2014年才嚐到平價交通運輸的甜滋味，造福了許多無自用車的年輕人。如今，「瑪克隆巴士」帶動公路運輸業的蓬勃發展，擴大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不過，瑪克隆被傳統左派認為是社會黨裡的右派，很快就受到執政團隊的抵制，他也很快就離開政府，準備大幹一場出馬選總統。

瑪克隆要出來選總統原本只是茶餘飯後的玩笑話題，因為他毫無選舉經驗，也沒參加政黨，而且年紀輕、資歷淺，根本跨不上選總統的門檻。在法國的政治光譜上，右派認為他是左派，左派說他偏右，不知如何歸類？若從法國選舉取向邏輯觀之，他似乎沒有所謂的鐵票區或基本盤。又沒有黨的組織拉票，光有明星般的亮度是撐不久的。

這個預設一直持續到2016年底，參加他造勢活動的年輕人越來越多，瑪克隆鐵粉一一露臉後，那些仍固執於左右地盤的先生女士們才驚覺時代正在改變。

當然，看出政治左右板塊移動、斷裂得厲害，兩黨政治已經到了盡頭的政治圈人，陸續公開宣布支持瑪克隆，例如1968年5月學運的風雲人物柯恩邦迪，前巴黎市長德拉諾耶、共產黨前聖德尼市長、中間偏右民主黨黨魁貝福等。

厭倦左右政客生態的選民們，隨著費雍太太掛名國會助理的「醜聞」延燒，更加堅信「第三種選擇」，他們之間有人走向保守極右陣營，勒朋女士的家族耕耘這塊宣揚傳統天主教價值的園地超過三十年。隨著國際政治環境演變，更加反對引進移民難民、極右派打著法國優先、治安優先的旗幟，甚至要脫離歐元區，勒朋女士在費雍事件後，穩坐第一輪的民調冠軍寶座一個月。

新世代的選民過去被兩黨政治綁架，儘管有他們理想的候選人，另如保守極右、中間偏右、生態保育黨、極左陣營等，只是到了第二輪只能投票給左右大黨推出的候選人，要不就棄選或投廢票。現在出現了一個不左不右的候選人，他的政見具有信服力，因為做得到。雖然對手們將會緊咬著他那不太透明的財務問題不放，然而經歷了那令人疲憊反感的「費雍門連續劇」，媒體已經對各種門失去興趣，倒真要分析政見的可行性。

費雍先生從第一輪選舉的民調第一名掉到第三名，果真如此他根本進不了決賽。離大選只剩一個多月，瑪克隆則衝到民調冠軍，支持率持續上升，如果能進入第二輪，則當選法國下任總統的機會相當大。

咦？你不禁要問「那左派呢？社會黨呢？怎麼都缺席了？」沒錯，曾經讓法國人很驕傲的左派精神，從1968年5月至今延續將近五十年的反叛和人道社會精神怎麼消失了？難道當今的法國人都失去理想性了嗎？

倒也不是。六八的孩子已經成為社會主流，社會黨執政五年已經讓人看不到一絲理想性了，瑪克隆的支持者大多數是過去左派的選民，當他們厭倦了標榜左派政客的虛假，當他們不耐煩左派數名候選人爭相不下，寧可讓票源分散也不願理讓以求勝選時，原本支持左派的選民只好選擇把「有效票」投給瑪克隆了，他們認為這是唯一能阻止極右派執政的選擇了。

淪落的右派，缺席的左派，從法國的現況看來，向來被視為民主政治準則的政黨輪替，以及選舉制度中的政治光譜學，似乎都行不通了。